冯子材知道后大怒，遂上奏参劾吏部经办书吏。何刚德所撰《春明梦录客座偶谈》记其事称：余在吏部，曾充司务厅掌印，司务厅固管全部胥吏也。时广西提督冯子材，以部吏写信索贿奏参，密旨令吏部堂官拿办。日将夕矣，徐荫轩尚书桐、许筠庵侍郎应骙尚在署未散，乃以“沈锡晋”三字告余曰：此廷寄饬拿之部吏也。余曰：部吏写信索贿，决无真名，在署万难弋获，须得其住址，或可图也。尚书乃复写出“炭儿胡同”四字。余又曰：一人不能独行，须满掌印同办方可。乃同满掌印惠树滋（浙江运使森后任）同出城，访北城坊官，不遇。不得已，先回寓晚饭。少顷，坊官来寓，告以来历，坊官极力推托。余告之曰：坊官未有不识部吏者，此廷寄所交拿也，汝其敢抗乎。坊官曰：炭儿胡同却有两个姓沈者，但未知那一个是部吏。余怒其诈，乃厉色与言曰：汝既知有两个姓沈，则那个是部吏，汝岂有不知？我不能为汝指实，汝自裁之。若贿放，则罪汝无赦。临行又告曰：此钦犯也，须带一稳婆往，若本人脱逃，可带其家属来。在当时亦不过故作严厉语耳，谁知坊官前往围门搜拿，该吏却在家，潜匿内室不敢出，稳婆入于床下得之。明日覆奏，上乃大悦。
在此书中，只称冯子材奏参者为部吏，却未说明具体时间及内容。
何刚德并在同书解释吏部书吏索贿劣习形成的情况称：“吏部之吏有两种，一曰经承，一曰贴写。经承如铺户之东家，贴写特如伙计耳。贴写专办公事，且须案例熟悉。而经承则不然，专管纸张，及贴写之工食。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即吏部如有公务要办，一般交由名叫“经承”的人承包，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而经承要完成这项公务，还“须雇数十贴写”，这些“贴写”就相当于今天的打工者。这样，经承除了要先期准备纸张笔墨等必要的材料外，还需要付给贴写薪金，这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但吏部发给经承办理此事的费用很少，“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
何刚德又称：“吏所得以索费者，则有故意迟延一法。何谓之迟延，盖补缺须用题本，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阁科磨勘，稍有满汉文错，即驳回另换，一换再换，便耽搁数月去矣。外官情急，补缺遂有按缺分花钱之举，多有至数百金者。一花钱便不错，不错则核准便速，此所以显其神通也。其实外官之黠者，不肯花钱，其有不愿补苦缺者，亦不肯花钱，迟之又久，虽无费亦核准也。
余尝告文选司同人谓，此等情弊，似可撞破纸窗糊，明定办法，岂不痛快？渠曰：题本事关阁科，所驳换者，明是官话，何能指之为弊。且阁科书吏亦是无钱办公，若根本解决，非纸张开报销，书吏给工食，无法可著手也！”
即部吏办理这些事情，因政府拨给的经费不足，而部吏自己不可能因此贴钱办事，所以都会向当事人索要办事经费，称为“部费”。如果当事人愿意出这笔钱，这项公务自然办得又快又好；如果当事人认为这是吏部应办的公务，不必由当事人出费用，就可以拒付补贴，就像冯子材所做的那样。但这样一来，部吏则可以通过挑剔上报材料不够完备齐全等办法来刁难对方，拖着不办。最恶劣的，就像冯子材参劾时提到的“颠倒保案”，应该升的反降；应该调剂一个好缺，却反得一个差缺等等。这种部吏索要“部费”的做法发展下去，就成了索贿行为，即部吏索取的费用远远超过实际需要，成为一种发财的手段。何刚德指出：“然经承缺出，必须由贴写掣签而得。贴写一得经承，则宫室车马衣服，均有人为之代备，谓经承可以借写信而索贿也。但索贿之得与不得，及司官之精明与不精明，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故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且京中人类不齐，尚有藉书吏为傀儡而中饱分肥者，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
当然，如果被索贿者不服，而像冯子材那样向朝廷举报参劾的话，则部吏就会遭到惩处。何刚德指出：“从前部费名目喧传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绝大，竟可颠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参半者。部吏以写信撞骗为生涯，事诚有之，然有犯必惩，遇有牵涉，即送刑部，毫无假借。但其中亦有成习惯，不能彻底严革者，虽不得谓之弊，究不免贻人口实，无非纸工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
部吏勒索这种劣习，在清末已是公开的秘密，吴庆坻在《蕉廊脞录》一书谈到：清时军需报销，要按乾隆朝刊颁的《则例》规定进行，可以准销的项目及程序各款有条不紊地核销。但每每在一场大规模的战事结束之后，由于经过的事情烦琐，“造册请销，一收一支，不能针孔相符，于是部吏得以持其短长，严加驳诘。”以至剔出项目不能报销，“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其有前经帅臣奏咨后难结算者，则归用兵省分州县流摊，名为军需挪垫、兵差挪缺等款，亦动经数十年始得归补，而州县又不胜其累。”但如果先给经办的部吏按报销的数额的百分之几的“部费”，经办的部吏自会帮助将事情办好。时间一久，经办的部吏所收“部费”就成了他们索贿的收入。“而所谓部费一款，每百几厘几毫者，数遂不赀。是以部费一说，视为固然，万口同声，略无隐讳。”既然交了“部费”，经办的部吏就会将事情办好，于是一些贪官污吏也就乐得趁机大肆中饱私囊，“盖自停遣督饷大员后，每遇征伐，帅臣兵饷兼操，内而户部，外而藩司，支数可稽，用数无考，而军中大小将吏得以多立名目，肆为侵冒，皆恃部费为护符，负狡成风，真堪痛恨！然犹全用旗、绿官兵，调发若干，死亡若干，人数尚有可核，而浮冒侵渔弊已如是。”
到了清末，由于内外战争不断，时间很长，“若此次广西发逆倡乱，捻匪继之，岛夷又继之，回匪又继之，越时至十四年，行师至十余省，召募之勇十居七八，经制之兵十才一二。某路某师召募若干，撤换若干，某路某战伤亡若干，更补若干，其立营补额，均未随时奏咨备案。其随营执事文武员弁，修入修出，亦不报部存查。为薪为粮，扣旷扣建，纷纭轑輵，无从清厘。各路统兵大臣肆意专擅，非不知事后报销，无凭核算，必成不了之局，亦惟赖别筹部费耳。”而那些部吏则认为是一个绝好的发财机会，“当癸亥、甲子之交江南官军严围复合，百道环攻，收复之械端倪可楮。户部书吏知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分赴发逆被扰各省城，潜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完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某省每百几厘几毫，粗有成约，一面遣派工为算之清书，摧带册式，就地坐办。荩各省藩、粮、监、关四库款目，及捐输、厘金等项，存库旧籍，报部清册，其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此辈资斧纸笔，皆由部书垫给，统归分年准销部内增扣归款，各计所垫在数万金。”
但清政府于同治三年收复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时，就已考虑到各军报销时会有部吏勒索事，所以有旨：“军需报销一事，本有例定章程，惟近来用兵十余年，蔓延十数省，报销款目所在多有，若责令照例办理，不独虚糜帑项，徒为委员书吏开需索之门，而且支应稍有不符，于例即难核准，不得不著落赔偿。将帅宣力行间，甫邀恩赐，旋迫追呼，甚非国家厚待勋臣之意。著照所请，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惟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吴庆坻认为：“乃荷圣主如天之仁，不以擅行召募，浮冒滋多，逐年参稽，水落石出，行专制之严谴，追滥费之帑金。转蒙大赉宏颁，录功宥罪，既往不咎，咸与维新。凡在事之获保身家者，不下数千万人，而州县得免于流摊，部书失望于需索。湛恩汪岁，开国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
但清政府这种做法只是临时措施，事过境迁，又复原样，无法根绝这类事情。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转载惜阴老人笔记，则将此事发生叙在冯子材指挥取得镇南关一谅山大捷后的事：“战功开保文职，应候吏部核准，部胥迳函索费，此亦各军常有。冯乃大怒，即特参吏部尚书，以提督参部臣，更前所未有也。均见其拙直之性，非人所及。”则与何刚德所记不同，即冯子材奏参者已变为部臣。黄浚则在转载后称：“惜阴所记冯子材以吏部胥吏迳函所保人员索费，大怒，特参吏部尚书，此事当时颇震动。奉旨拿办吏部书办者，即何平斋也。……平斋记此事，未详举冯所参为尚书，抑仅劾部吏，以理案之，当必为劾吏部堂官失察，始入奏，旨逮胥吏也。旧日部吏之弊，罄竹难书，冯老恃功，故敢露章弹之，使稍圆练，则必曲意敷衍矣。”
《冯子材传》则谓此事发生于光绪十三年平定海南岛动乱后事：“既以剿黎出力将弁劳迹列举请奖，吏部书办竟沿恶习，函索被保诸员酬金曰：吏部非兵部比也。子材抗疏直劾吏部书办，清廷乃处部办以徒刑，吏部尚、侍均受处分。边将参部堂，例降三级，适是年叙功，应升三级，因而抵销。李相鸿章闻而摇首曰：‘此老太刚’！盖惧其为权憝所陷也。”
其实，这三种记载都各有不实之处。光绪十五年二月有旨称：“前据冯子材奏：特参吏部书吏任意索贿，颠倒保案，请将议驳之员仍照原保给奖，暨声明伊子前次保案应否照准各折片。当谕令吏部将书吏沈锡璋即沈梅卿，并冒充沈梅卿之樊子清一名，工人张升一名拿获，着交刑部严讯确供，据实复奏。冯子材所称吏部核奖歧异各情，经部将原案逐一查明，均系按照定例章程分别准驳，并无颠倒情弊，着毋庸置议。至剿办琼州黎匪出力各员，据张之洞查照部议复加核减，并删去三员，经该部议复奏准。冯子材辄将初次原请奖叙开单恳请照准，伊子冯相华等准奖同知、花翎，光绪六年允准之案，兹复据奏请应否照准，殊属糊涂冒昧，冯子材着交部议处。”
这道朝旨给我们廓清上述三种记载的不实之处。如冯子材此奏奏上时间应该是在光绪十四年末至光绪十五年初，而冯子材于光绪十三年已被任命为云南提督，所以，何刚德不该再称他为“广西提督”，而应称为“云南提督”。其次，冯子材此奏参劾的是“吏部书吏”，而非惜阴老人笔记及转载此笔记时又加以发挥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所谓的“特参吏部尚书，以提督参部臣，更前所未有也。”再次，既然冯子材参劾的只是“吏部书吏”，而非“吏部尚书”，则不会有《冯子材传》所谓的：“边将参部堂，例降三级，适是年叙功，应升三级，因而抵销”的事。而且，也未闻光绪十四年冯子材有何功劳“应升三级”的事。最后，冯子材之所以因此事而大做文章，大概是因为其中涉及了他的儿子冯相华的功名，即吏部书吏任意索贿，否则，就以“吏部核奖歧异”的名义，“颠倒保案”，将冯相华应该“保加三品衔”改为“五品同知”，不升反降。所以冯子材才愤而出面参劾，并翻出冯相华在光绪六年时因参与平定李扬才功而得保同知、花翎的旧案。可见他此举包含有为儿子保奖事寻求公正的私心在内，既有私心，即所为不能纯粹为公，而有“假公济私”之嫌，如此，则不会有“李相鸿章闻而摇首曰：此老太刚！盖惧其为权憝所陷也”的事发生，因为李鸿章与冯子材不和，不会随便赞赏冯子材，即使李鸿章闻知此事而有感叹的话，可能也应该是朝旨上说的：认为冯子材“殊属糊涂冒昧”而已！
这件诉讼案的结果如何，资料没有记载。但同年发生的一件类似的案件可以给我们作参考。在冯子材告吏部书吏前，朝廷曾发生告发户部部吏勒索山东河工巨款的案子。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御史王赓荣、张炳琳、吴兆泰、刘纶襄根据山东巡抚张矅的参奏，奏劾户部书吏借发放山东河工款之机，索贿巨款：近闻山东省连年被水遭灾，清政府准备数百万两帑项发给该省承修河工，户部先发五十万。“山东委员赴户部领银，被户书史春泉任意勒索，每万两侵扣二百两，否则不照库平发给，传闻索费竟至一万两之多。书吏史恩涛因需索未遂，胆敢延不进署，以为讲说私费地步。俟私费讲明，始行给发。”御史经过调查，发现各省委员解饷来京，必先见史春泉，予以重赏，始能上兑。否则多方盘剥，故意拖延。委员解银上库，例有定限，不得已设法称贷，速求了事。“史春泉因此坐拥厚资，广厦拟于公侯，服食逾于显臣，骄纵奢侈，莫能尽述。”山东省领款委员回去后，无法交差，山东巡抚张矅要求户部堂官调查处理，追回被索款项。户部“各堂官恐兴大狱，相率隐忍，既不据实奏闻，亦不送交刑部讯办，现任户部侍郎嵩申、孙治诒传史春泉当堂诂问，仅将库书史春泉送南城坊看管，饬罚万金，限五日呈缴，希图了事。”清政府纳奏，有旨：户部银库吏史恩涛著交刑部严行察讯，其承办各书吏著一并交部讯究。
但到光绪十三年正月结案时，结果却是不了了之。上谕提到：嗣刑部传讯该书吏等，有无赃证，坚不吐实。复饬山东巡抚张矅讯取该委员等确供，交部核办。兹据刑部奏称：该书吏等索费一事，讯无实据，照被参各节酌量完缴等语。已革书吏史恩涛此案，虽无需索使费确据，惟以一书吏，屡被言官参奏，平日车马衣服奢侈逾度，其为遇事招摇，声名狼藉，已可概见，必应严行惩办，以儆将来。史恩涛着照部议，杖一百，徒三年，余依议。户部左侍郎孙治经将史恩涛斥革交坊，意在严惩蠹吏，惟未经查出实据，辄令缴银，办理殊属失常，孙诒经着交部议处。
从此案看来，事情虽然牵涉到四个言官、一个巡抚及吏部堂官，并惊动了皇帝，交由刑部刑讯。但该书吏等于有无赃证，坚不吐实，最后只得轻判了事，估计冯子材所诉也只能如此结束。
由于在后引关于冯子材奏劾吏部书办的圣旨颁布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又颁旨惩处吏部官员：“谕：都察院奏遵议处分一折，吏部尚书锡珍、徐桐，左侍郎松溎、许应骙，右侍郎景善、孙家鼐，应得革职处分，均着加恩革职留任；承办司员郎中钰麟、主事卢易诒，均着照议即行革职。”至于这些吏部官员因何遭到惩处却没有说明，有些好事者即将它和冯子材奏劾吏部书办一事联系起来，遂有冯子材奏劾吏部长官的说法。
有记载称：光绪十五年二月，冯子材因清政府举行慈禧太后归政大典，在所呈递贺折中，另缮骈语，屡次违式，殊属不合，着交部察议。应罚俸一年公罪，准其抵销。可能是清政府借此薄惩冯子材奏劾吏部书办的孟浪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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