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氏族谱》中的《冯相锴传》中有关于第7子冯相错陪侍冯子材到云南赴任的简单记载：随宦大理，射小口径枪，矢的益进。《冯相棨传》则记载第13子冯相棨陪侍冯子材到云南赴任的详细经过：光绪二十二年，英人觊觊云南卡瓦土地，借缅甸国壤为名，强欲竖立界石，势几启衅。廷旨调勇毅公赴云南提督本任，以资镇慑。彼时勇毅公正登耋年，虽矍铄健饭，然至大理六千余里，而王太夫人亦望七之年，深虑两老人跋涉于崇山峻岭，长途或欠安宁，自请随侍赴滇。滇地崎岖，行者素畏，凡经悬崖绝壁，必先下骑趋前细察，始扳舆缓步而行，两月以来如一日，乐而忘劳。逮抵提署后，勇毅公命于晨起攻举子业，午后习步枪射击。翌年，王太夫人因水土不和，旋钦调治，奉命侍从。每朝登程，随于舆后跬步不忘；夕歇旅店，恐太夫人长途劳顿，难以安枕，静率家人严守户外，以免惊扰并防不测。幸太夫人自离大理，宿恙日减，喜占勿药，平安抵家。因念勇毅公耋年开三，左右乏人，又于光绪二十四年再赴大理，以尽定省之职。适卡瓦界务交涉及苗匪作乱，奉命随同贵州镇远镇岑镇府差遣，俟于剿苗案内出力，蒙保以知府升用。这里记称“王太夫人亦望七之年”不确，王夫人生于1844年，赴云南时应为53岁，而非“望七之年”。
据此，可见冯子材赴云南提督本任，是因为已经病痊销假，并由于云南与将缅甸作为殖民地的英国发生边界纠纷，需要冯子材前去镇慑。
云南提督驻辕地大理是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汉元封年间属益州郡管辖，唐时为南诏国，五代为大理国。五百年间大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灭大理国，建立云南行省，云南政治中心东移昆明。元朝在大理设路，明清设大理府，清为云南提督驻节地。云南提督节制临元、开化、腾越、鹤丽、昭通、普洱6镇，直接统辖的提标中、左、右3营，并辖云南、大理、曲寻、楚雄、武定、寻沾6营，有一营兵士留驻省城，统以参将，名为城守营，归总督调遣。大理府领4州、3县、1长官司。光绪年间重修大理城的古城门时，把东门叫洱海，西门叫苍山，北门叫三塔，南门叫双鹤。城内建筑为棋盘式，从南到北有5条街，东西8条巷，路面由青石板铺砌而成。城内青瓦坡顶的白族民居遍布大街小巷，家家流水，户户养花。苍山溪水流过古城，注入洱海。咸丰六年，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滇西各民族反清武装，以大理为政治、军事的中心，与清政府展开长期的斗争，在大理建立政权达18年之久，将原提督衙门改建为帅府，至今大理古城仍保留有杜文秀的“总统兵马大元帅府”等遗址。同治十一年，杜文秀武装失败后，帅府建筑大部分拆迁。到了光绪十年又进行修建，仍为云南提督府。在此之前，冯子材的老部下潮汕人黄武贤曾任云南提督九年，到光绪七年始告老还乡。
从钦州到大理约3000公里。当时随侍前往的除王太夫人外，还有年已23岁的第七子冯相锴，以及王氏夫人的长子、排行第十三的冯相棨。而据冯绣娟所述，则同赴云南的还有冯子材的五夫人黄氏，沿途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到达。第二年，王氏夫人因水土不服而患病，冯相棨又亲自送母亲回钦州，然后再回云南侍候父亲。两个儿子在云南，每日只是学文习武，基本不问政事，所以传记中没有谈到冯子材在云南的官宦经历。
倒是《冯子材传》记载冯子材在云南任职的逸事甚多：“滇之南防为广、开、临、普、元五府州，西防为永、顺、丽、镇四府厅，沿边四千余里，山径分歧，防不胜防，汛广兵单，不敷分布，势又不能不布。西路形势较南为优，若于层岩迭巘中挖地为垒，砌石为碉，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迤南开、临，迤西顺、永、丽江一带民较强悍，可练劲旅，积极整顿边防营垒，更番巡阅永昌、腾越、鹤丽各营军操。丁、戊、已、庚数岁中，每晨必亲领兵习操于大理之近郭。一日演习马队，冲锋队长鲁某马忽低头啮草，立予摘其顶戴，清兵废弛之风顿变，壁垒一新。子材曰：吾国人乙酉既误于法，甲午复辱于日，亡羊补牢今未晚也。滇民争界，焚毁蒙自洋关，英人初提交凶赔款之议，子材衔命驰往查办，于烬中发见洋关窖藏军械，据以指摘英人，英人词屈，仅参革失职都司一员，拿暴动首匪一名决之，三日而案结。及巡视腾越镇境，英人缘争矿界被仇杀，仅劾去腾越镇总兵一员，交涉便息，闻者莫不曰：威望使然。旅滇法人尤惮之，某日巡经省垣，提督例以黄华馆为行辕，适法之路矿委员先擅入寓，滇抚丁振铎屡令迁出不应，闻子材至，夤夜迁避，不敢留省城。子材旋乘舆过督署，途遇法教士，撞道不让步，与卫队纠缠，子材立命鞭挞之，伤甚，走诉法领事，法领戒勿与冯氏较，寻且死。子材守滇数年，除股匪杨自元聚党数千，移时荡灭外，地方晏然，边人比之卧虎。”
中英关于片马问题的交涉，《清史稿》称：片马处滇缅交界之间，属于腾越。英并缅甸，至是两国会勘境界，至片马附近，各执为本国土地，久不决。《冯子材传》则称：“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首测片马地图，证明英人所谓卡马，实即滇疆之片马，又以英人屯兵于缅属这麻坝，插入滇之土司，距已通铁路之腊戌不过六百里。”此事两国交涉多年，从资料上来看，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就奏称：“重订滇缅条约附款”，请旨批准互换。可能所谓的“中英片马交涉”案即于此时告一段落，但纠纷还很多。
到光绪二十六年，英国还悍然入侵云南边境，冯子材奉命前往处理。云南巡抚丁振铎于七月曾有奏谈及此事：“滇缅界务条约第四款内载，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等语。查此段边界系在腾越厅属尖高山之北，两国既未勘分，自应仍各守现管之界，不得稍有侵越。乃于本年正月十六日，据云南腾越镇总兵张松林、署腾越同知杨均遇称：正月十四日，突有英兵数百闯入内地，经茨竹土把总左孝臣理阻。英兵诡称查界，并无他意，讵于是夜忽发号开枪，烧杀茨竹、派赖各寨，左孝臣率土练土民抵御，致被伤毙一百余命，左孝臣亦登时阵亡，英兵即占踞该处，威逼土民归顺。该镇厅闻警，派兵往援，并饬不准越界追击，英兵始退出界外。
适提臣冯子材查阅营伍到腾，臣即电请提臣督同镇厅妥为布置防务，绅民亦请留提臣暂驻腾城，以资镇慑。并将一切情形电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英使速饬英员密芝那府与该厅会勘查办。”情况十分危急，处理不慎，云南就会重演法军袭占广州湾事件。
但冯子材不是与法国交涉而要不回广州湾的苏元春之流，据冯子材发给清政府的电报可知，其实他已作好还击英军的准备。如在七月十九日有奏提到：“至于缅甸，奴才虽未践履其地，闻华民贸易其地者约有十余万人，粤人实居其半。奴才春间往腾越查点防营，英鬼闻风日夜震恐，日则上岸，夜则下船避匿，华民在缅者欲乘乱为缅王复国，恐中华不助，因不敢遽动。若令奴才带兵往剿，在永昌、腾越一带招得数营，使为乡导，以粤勇继之，亦势如破竹。”但此时可能两国的注意力都被发生在京津地区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所吸引，事情遂暂时搁置下来，最终，英军没有得逞。
后来，1910年至1927年间，侵缅英军曾多次侵略片马地区，都遭到云南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在强大压力下，英政府被迫承认片马属于我国，但仍利用强行设在那里的军事机构霸占片马。1960年我国和缅甸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条约规定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由缅甸联邦归还我国，1961年完成交接手续。
就在冯子材在云南忙于交涉“片马”之际，在中国的北方，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事件。《清史稿.冯子材传》关于冯子材这时的表现称：“二十六年，入省筹防，会拳乱作，请募劲旅入卫，上嘉其忠勇，止之。”这里所谓的“拳乱”是指义和团运动，当时招致英、法、德、俄、日、美、意、奥（还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八国联军的入侵，并于七月中旬占领北京，清政府逃往西安。远在云南的冯子材闻知后，爱国情热，于是上奏清政府请缨，要求参加反侵略战争。《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载有冯子材关于此事的奏折。
大理虽号称为滇西第一大城，实际上地处偏僻，又不通电话，所以，冯子材在开始时对“北京之事罕有所闻”。清政府在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准备攻取天津的危急时刻，就于六月初五日有旨，要冯子材带兵数营迅速来京，以备调遣。冯子材于七月初三日接到此旨后，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起行。但可能由于八国联军很快就攻占天津，清政府考虑此时再调冯子材带兵来京是缓不济急，同时也担心英法两国会在云南起衅，所以又于六月十四日有旨，命冯子材仍留云南。冯子材关心北京的安危，于七月十九日上奏主张坚决抵抗，并提出募兵二万，分道进取英属缅甸、法属越南，迫使英法之兵回救缅越，则北京之急不救自解的计策称：“跪奏为请改防为战，可救北京之急，并能化弱为强，恳求专于主战，勿为和议所摇，恭折由驿驰陈，仰祈圣鉴事：
……云南在万山之中，提督衙署僻处迤西，离省城遥远，且电线不通，北京之事罕有所闻。七月初三日始承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初五日奉上谕：现在中外开衅，畿疆待援孔亟，云南提督冯子材著即统带数营迅速来京，以备调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等因。奴才闻命之下，当即钦遵办理。一面电请署云贵督臣丁振铎暨云南藩司李经羲于云南抽调四营，并筹饷械；电请两广督臣暨广东抚臣德寿，于广东招募旧部五营，并筹饷械；一面电召各处得力员弁，所有饷费均照防江营制。旋准李藩司经羲电覆：云南饷绌械少，且只调四营，未免单弱，现电商黔省，滇黔共筹银十万两，请添足六营之数，惟枪械子药不敷所用等情。奴才当即电请湖广督臣张之洞，资助六营枪械子药。
部署粗定，忽承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有旨令冯子材带队北上，第云南边防亦关紧要，该提督威望素著，为外人所震慑，即著毋庸来京，以资镇守。该提督务当整饬戎行，慎守边陲，如敌人有意开衅，即著迎机痛剿，毋得观望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等因。奴才当即钦遵停募，电饬各员弁勇仍旧回防归农。
惟恭绎旨意，北京似未解严，而殷殷以边防为重。谅有臣下见诸洋国会同入寇，以为势大无敌，况中国积弱已久，饷绌兵单，难以支撑，且海岸辽远，防不胜防，仍挟和局之说以进者，愿圣明勿信其言，免为所误。恳求乾纲独振，专于主战，以雪数十年中华臣民受欺之耻。若虑无将可用，奴才虽则年老庸暗，尚能耐劳，且久悉洋情，见惯不畏。如蒙委用，愿得自募二万人，便宜行事，分道进取缅甸、越南，为釜底抽薪之法，使英法之兵回救缅越，则北京之急不救自解。
如畏或有颠蹶，事愈难为，则奴才敢保必胜。盍奴才三次出关，越南之民颇相信服。现在越民久遭法鬼戮辱，水深火热，常望圣朝之拯救。若令奴才带兵往剿，必有起为内应者，此越南传檄可定也。至于缅甸，奴才虽未践履其地，闻华民贸易其地者约有十余万人，粤人实居其半。奴才春间往腾越查点防营，英鬼闻风日夜震恐，日则上岸，夜则下船避匿，华民在缅者欲乘乱为缅王复国，恐中华不助，因不敢遽动。若令奴才带兵往剿，在永昌、腾越一带招得数营，使为乡导，以粤勇继之，亦势如破竹。既复缅越，则印度、暹罗等处亦可乘胜进取；至于台湾，不可遣别将而克复乎！
此化弱为强之一大机会也，较之主防则时刻预备，所费不赀，且彼族业已开衅，占据大沽炮台，何能使之退兵？言和则割地赔款，地有尽而款无出，括中土之精英，饱洋鬼之贪欲，虽得旦夕之安，而前款未清，洋兵又复启衅，甲午中日之和，所伤元气实非浅鲜。
奴才一介武夫，年逾八十，本无知识，安敢妄谈。惟受恩深重，不忍诸洋欺凌，既有所见，不敢缄默，如蒙委用，愿效驰驱。所有请改防为战，可救北京之急，并能化弱为强，恳求专于主战，勿为和议所摇各缘由，除咨户、兵部外，理合恭折由驿驰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据说，当时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总数不到二万人，而中国派往抵抗八国联军的军队人数却多达五万人，武器装备也不差，但由于指挥无能，将士缺乏战志，结果是未经真正作战即已溃败。如果当时由冯子材来指挥作战，他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意志坚定，善于团结和鼓动不同派系军队的斗志，擅长利用地形设伏布阵，战争的结果可能就不同。起码，八国联军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之下，侵略目的不容易得逞。但由于种种原因，冯子材能成行，报国壮志未酬。
不久，冯子材即得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逃往西安，又于八月二十五日上奏《奏请准募劲旅入卫折》称：“奏为北事日急，銮舆西幸，边臣不胜愤恨！拟请迅募劲旅二万入卫，仰祈圣鉴事：窃奴才前经奉命守边，曾于七月十九日具折，愿得自募二万便宜行事，分道进取缅甸、越南，为釜底抽薪之计，拜折后恭候谕旨钦遵办理。兹于八月二十二日接准电音：各国势益猖獗，津通不守，北事大坏，七月十七日两宫西行，已向长安进发。边臣卧薪尝胆，几不欲生。
拟率前请自募二万人先行入卫，所有饷械应由云、贵、川、广等省迅筹，但奉明谕旨，各疆臣必能顾筹大局，断无畛域之分。刻与云南巡抚署督臣丁振铎、藩司李经羲往返函商，彼此意见相合。议定奉旨后，滇力隘薄，可助饷项二成，黔省一成，广西一成，四川、广东各可助饷三成，共足十成，按照湘军营制，每成二千人，每月应拨银一万四千余两，再有不足，仍由滇省补之。至全军所需之军械，可由四川、广东两省分筹速拨，并请饬下迅解军前，无使缺乏。俾奴才成此大枝劲旅，迅赴行在，听候调遣，期于毋误时机。署督臣丁振铎、藩司李经羲才识远大，共体时艰，期挽危局。现在滇省西南两防，节经分派在籍绅士、前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署开化镇总兵覃修纲等整饬，团练防营联为一气，虽有强邻逼处，尚不足虑。
且查此次英法附和诸国，肆意要挟，全队北上，缅、越实已空虚，前拟釜底抽薪，亟取缅越，坚其回顾，北路自然解围，即是此意。兹闻群酋大集，自应先其所急，而后图其边防。奴才一介武夫，受恩深重，今虽年逾八十，壮心未已，差幸鬼域伎俩，见惯不惊。回忆法逆之变，蹂躏几遍十八行省，所赖老成宿将，死生以之。当其凶焰方盛，穷天下力而莫可如何，及其气衰，则事半而功倍之。然惟一意主战，故卒成中兴盛业。总之，势处今日，欲和款则无款可筹，欲割地则民心不愿。此时急务，只求圣意安定，再作计较。
窃料群丑虽集北方，各不相下，必皆首鼠两端，不足顾虑。长安日近，触望弥殷。所有拟请迅募劲旅二万先行入卫缘由是否有当，应俟电谕钦遵，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从这里，可见冯子材在庚子年“请募劲旅入卫”，主要是要抵御八国联军入侵，而非《清史稿.冯子材传》所述是针对“拳乱”的。
后又有附片提出如对敌开战，如何解决饷项枪炮子药等问题：“再，或谓中国饷项支绌，用兵饷恐不继，且枪炮子药尽出外洋，今中外开衅，军火来源已绝，若攻战日久，子药必然净尽，何能再战？不如姑从和议，养成锐气，以为后图，此大谬也！
查中国地大物博，每年厘税所出，何患不足养兵，特为私囊所干没耳！忆咸丰年间，奴才在镇江督办军务，随人拾得一手折，系镇江关报数折，内开镇江关饷每年抽厘税百余万，缴饷者仅二十万，其余各官瓜分。以此推之，计各直省每年厘税丁粮、各官陋规，入私囊者约有四千余万两。若暗派旗丁密查，只提出二千万两，于军不无所补。或又虑派丁密查不免骚扰，不知损私囊以益公家，无损于民，何至骚扰？况各官均受国恩，具有天良，当此时势万难，理应毁家纾难，岂可仍使私图。
至于枪炮子药，可以自行制造。查七尺二寸长之抬枪，每杆约重二十斤，用一两六钱重之尖头空心镖子；三尺六寸长之手枪，每杆约重六斤余，用五钱重之尖头空心镖子，配以火药，其攻击之远，较之洋枪洋药为更胜。惟制造各项枪炮，其枪腹均须搅至光滑，无半点黑星，方为合用。查抬枪不用木壳，只以布带绞之，择有力之勇丁运用，敌远则施放攻击，敌近则可作棍用，最为军中利器。手枪则用木壳，惟枪壳头宜比时用之枪为稍弯，方为美善。或抬枪手枪其火机改用铜急更妙，查铜急上海有匠人知造，不然，只用火绳火粉亦可。奴才久历戎行，各项枪炮均经比试，非属空谈。若自造枪炮，何患子药之不足，倘虑缓不济急，查现在各省存储洋枪颇多，而苦于无有子药，可择其火机损坏者，更换枪头，改作火枪，亦可备急。况现在各省铁路均已停办，所存铁料甚富，若饬铁路工匠制造枪炮，集事亦易。奴才管见如此，除咨户、兵、工部外，理合附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饬部核议施行，谨奏。”
但清政府这时自保都难，那里还会想到抵抗，所以，冯子材奏上后，如泥牛入水，没有了回答。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冯子材听闻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并有大臣议请清政府回銮北京，便于初七日上奏《风闻和局议请回銮，虑中诡计折》，电寄陕西巡抚岑春煊代奏：“奏为风闻和局，有请回銮之议，顾虑实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迭探和议各条，外人欺陵太甚，不胜优愤。近闻皇太后、皇上将有回銮之信，愈深焦灼。此信如未确实，殊为幸事，如其实矣，必中诡计，务乞我皇太后、皇上万万不可受其牢笼。
彼族狡诈，实所深知。上年巡阅边关，查得缅国某王受其诡谲，幽于海岛之中，遂失缅甸。此外印度各国被虐，幽于海岛者实有八王。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此皆圣上所不暇知，不得不直陈也，区区血诚，不胜战栗。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三月十九日，冯子材又上密折《奏陈和议不可曲从回鉴不可太骤折》，反对《辛丑和约》中的苛刻条款，主张继续抵抗称：“奏为和议不能不从，不可曲从；回鉴不能不定，不可骤定。应遵谕旨婉商力办，竭忠尽智，以期计出万全，力挽危局。谨披沥血诚，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自上年五月拳教互斗，变出非常，各国不问启衅之由，乘隙联兵犯我中土，毁炮台，破津通，入都门，以致震惊九庙。乘舆播迁，薄海臣民闻之无不切齿痛恨，思欲群起制梃，力复燕京。
无如警报频闻，战和莫衷一是。主战则军士未练，议者或恐轻举妄动，一误至于再误。主和则柔懦性生，一任彼族骄横，不敢言战，积弱之势至斯极矣！而各国窥破中华情形，肆其傲慢，遂谓中华无人。昨阅邸抄各洋报，庆亲王奕劻与全权大臣李鸿章主持和局，自去年闰秋到京，与各国会议各条，要挟太甚！其意欲夺中华自主之权，又复强以必不能行之事，洋兵分段据守京城，纷纷议请回銮，但一中其诡计，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任意骄横，其害实有不堪言状者。
今观所议，或十款或十二款，传闻异词，要在先竭我财，继侵我政，一侵我政，便可得我治民之权。至能得我治民之权，则凡中国之能竭忠以尽智者，皆可任意毁弃之，为所欲为，天下事不堪问矣，故曰和议不可曲从。
若夫两宫还京，再定和议之说，尤宜审慎。李鸿章徇其所请，本属一时权宜，然鬼域伎俩，早在圣明洞鉴。奴才本年正月江电，陈明彼族谲诈情形，确有所见，非同无稽。旋奉旨留中，固知此中机括必已熟筹，顾在京之大小臣工，与夫在外之督抚亦复纷纷议请回鉴，以为可顾目前之急，并不虑及后患，诚所未解。或谓陕西现值荒年，銮舆所至，诸多不便，则北迁为宜。不知附近东南各省，供亿频仍，挽输亦甚易易！北都一切体制，数百年缔造经营，本难轻弃。然经洋兵蹂躏不堪，仓储已空，宫阙竟为彼族毁坏，体制已失，况长安为自古帝王基，周秦汉唐悉都于此，秦关百二，俯视中原，即或规模未备，稽之尧帝，茅茨土阶，禹卑宫室，千古传为盛事，其体制又当何如！今既出险而复入险，彼族有无包藏祸心，不待智者而决，故曰回鉴未可骤定。
以上二说，盖体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默揣中外交涉之大政，从长计议，不敢客气用事，尤不敢以边远孤臣，稍涉隐瞒。洋款固宜从优，民艰亦所当恤，此和议之要言也。举贤才，开言路，固邦本，保疆土，此天下之至计也。议款太重，必竭天下之财，而后事可虑。仓卒定议，则东三省诸城未退，仅一北都空城，又未先派重兵以为护卫，倘有不测，何堪回首，且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或谓不即回銮，各国必然西犯，万一长安再有动摇，谁执其咎？不知虚声恫喝，何足欺人！各国所恃船坚炮利，称雄海上是其所长，吾华所恃人心固结，陆军步战非我所短！应请皇上速下密谕，每省徵调劲旅三千迅赴行在听用，兵由何省调，饷械即由何省筹，限以程途，剋以时日，风声所树，不难震慑群酋！并饬各省迅办团练，互为声援，掘长濠地道，以待其来；练奇兵捷勇，以扼其吭，处处设险，步步为营，既散以整，欲断仍连，然后以理折之，以智斗之，一鼓作气，一丝不让。彼以阴柔，我以阳刚；彼恃各国联军，我恃各省联帅；疆臣一有顾忌，则请罪之，另用英才；一任诸洋逞志，长安不足虑也！
再恳皇上特简知兵大员，负中外重望而又有守有为者，予以重权，许其便宜行事，经略全局。更选有胆有识之亲王为监军，急于选将、练兵、筹饷三事，实力讲求，饮血枕戈，力图恢复。各省岂无一将才，各将岂无一敢死士，伏请乾纲独断，以十八行省自有之财鼓励士卒，必有人才奋袂而起，有济则予以不次之赏，无济则加以不测之诛，如此，则可不赔兵费！如此，则可维系民心！如此，而天下之气一振！如此，而万年之基乃固！目营四海，谁谓中华无人哉！
回忆发逆之变，蹂躏几遍十八行省，奴才时以孤军扼守镇江，逆酋李秀成有众百万，环攻十八昼夜，诸军死守于风狂雨骤中，无懈可击，卒致力保危城。其时虽有金陵贼垒限于前，苏杭悍酋陷于后，不足畏已！叛将李扬才出扰安南，势岌岌，据险称雄，有如破竹。奴才亟率劲旅讨平之，自出师以讫蒇事仅三月。法越之变，诸军屡战屡败，奴才到后，筑墙设备，相持数昼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迨其气衰，以数十火枪引击之，四路伏兵突起，敌奔，遂克谅山。其办琼崖黎匪，议者以山高岱险难之，谓非数载经营不克，奴才平之仅数月。其他战绩，不能殚述。此固由宗社威灵，然非朝谟独断于上，士卒用命于下，亦不克迅奏肤功。今琐陈之，非敢矜伐，欲以壮吾华之气耳！若叩其何能若是，则亦曰纪律严明，临敌有敢死之心，无偷生之气；行军并不缺额蚀饷而已！此次北路之警，兵非不多也，饷非不足也，而将不得人，漫无纪律，轻用其锋，遂致一败涂地，贻外人笑！是有将如无将，有兵如无兵，然亦时为之也！姑勿具论。
总之势处今日，和议不能不从，即从亦万不可曲；回銮之议不能不定，即定亦万不可骤。外国情形，奴才实已看破，每当议和时，必欲文武分途而始快。问其何以若是？则曰文弱可售其欺，武强恐触其怒也，历验不爽，非托空言，附陈之以慰慈怀。西望长安，瞻恋靡及。事关安危大计，坐视不能缄默，不敢冒死密陈，不胜激切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从这些奏折的内容来看，如他在八国联军尚未攻占天津前主张“募兵二万，分道进取英属缅甸、法属越南，迫使英法之兵回救缅越，则北京之急不救自解”的计策；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自动请缨，要求募兵二万入卫；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谈判时，反对议和，以及“回銮不可太骤”的建议，在当时的情势下，并不见得十分高明，能够解决问题，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老将军坚决抗击八国联军的强烈爱国情怀。
综上所述，可见从1885年到1900年的15年中，年逾古稀的冯子材勇赴国难，为抵御外国侵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旗帜，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民族英雄的高大形像，时人无能比肩，是中国近代民族英雄的杰出代表。
在云南任职期间，冯子材又与云贵总督崧蕃发生冲突。《冯子材传》记称：“开化镇总兵蔡标为滇督崧蕃契子，子材严参蔡之溺职，崧竟袒之，子材乃专折劾崧。崧阴谋调子材，指子材性刚，在滇恐与英人启衅。辛丑正月，遂有调补贵州提督之命，而崧亦调任四川总督。子材愤而请假，假满续假，得开缺之请，乃止。”胡思敬撰《国闻备乘.藩司受制督抚》亦有记载：“近唯见……冯子才以云南提督参总督崧蕃，子才宿将，……终亦不能取胜。”《清史稿》本传称崧蕃字锡侯，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光绪十一年擢贵州巡抚，调云南巡抚，擢云贵总督。但清政府调云贵总督崧蕃为陕甘总督（而不是《冯子材传》所说的“四川总督”）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调冯子材为贵州提督是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者相差了三个月，已经调任的崧蕃是否还能“阴谋调子材”恐怕是个疑问。至于《国闻备乘.藩司受制督抚》则连冯子材的名字都错为“冯子才”，其所载有多少真实可信，实在令人怀疑。而据《清史稿》载：蔡彪字锦堂，贵州威宁人，早年入滇为岑毓英部下，于光绪七年即补开化镇总兵。在冯子材未赴云南提督任时，又于光绪十三年起署理云南提督一职，至冯子材赴任止，在云南军界也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前后侍候过多位云贵总督，资格和年龄可能都不会低于崧蕃，何以会成为崧蕃契子？这也是值得怀疑的。
综上所述，可见冯子材从同治四年赴任广西提督起，至光绪二十七年辞贵州提督止，因参劾妨碍治理边疆危机的湘淮系贪腐官员何元凤、张凯嵩、徐延旭、赵沃，并吏部书办及崧蕃，而与张凯嵩、苏凤文、刘长佑、张树声、潘鼎新、李秉衡等六任广西巡抚及云南巡抚崧蕃，还有举荐徐延旭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共八位巡抚龃龉，其中张凯嵩、刘长佑、崧蕃都升任云贵总督、张树声升任两广总督，以及直隶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共七位总督、还有清流派言官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乃至军机处等权贵的压力，虽然曾被迫辞职而去，却并不稍屈服。在约35年的时间里，他以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武将之身，在对外力抗外敌侵略的同时，对内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顶住了巨大压力，坚持反对妨碍治理边疆危机的贪腐官员，可谓是一个不畏权贵，坚持反对贪腐的“强项将军”。这不但在清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即使在二十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单凭这一点，冯子材就应该留名青史，而在强调反腐倡廉的今天，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这段时间黔桂边境又发生了动乱，而冯子材曾在黔桂边境平定过苗乱，清政府调其为贵州提督，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冯子材没有赴贵州提督任，又称病辞职返回钦州。作为一个老人，身上有些疾病是很正常的，但是否就不能当官或担负军事任务，则另作别论。从冯子材两年后又应岑春煊之邀而出会办广西军务一事来看，冯子材称病辞去贵州提督一职应该是个托辞，以便能回到钦州，保卫在法军虎视眈眈之下家乡的安危。磨了一年后，他才辞掉官职，留在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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