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

    1557年，当那个叫朱祁钰的30岁男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没留下。儿子朱见济已经先他而去，他生前修建的皇陵自己也无福享受，最后躺进去的是泰昌皇帝朱常洛，名曰庆陵——但那却是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了。明十三陵中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葬在南京明孝陵以及建文帝朱允炆未入葬外，未能挤进那象征帝王身份、以明朝列祖列宗的形象传之后世的便是朱祁钰。作为明朝实际上的第七任皇帝——明代宗朱祁钰，竟然未被葬入十三陵中，这本身就是件吊诡的事情。

    更吊诡的是他的人生。朱祁钰的一生是未被肯定的一生，起码在他离世的最初，没有人给他做出积极的评价。他没有帝号。虽然一度被称为景帝或景泰帝，但复辟成功的英宗却在其死后立刻废其帝号，并赏给他一个谥号“戾”，称之为“郕戾王”。“戾”是暴戾的意思，“郕戾王”则是暴君的代名词。当然这是一个恶谥，表达了英宗皇帝对他的愤怒与不屑。若干年后，朱祁钰总算得到或者说恢复了“景帝”的帝号，并被宪宗皇帝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不过这谥号是不够规格的，因为明朝其他皇帝的谥号都是17个字，唯独朱祁钰所获谥号只有5个字，大约这是“小”皇帝或准皇帝才有的待遇吧。但即便到了此时，朱祁钰也不是一个可以盖棺论定的皇帝，因为他还没有庙号。他真正获得庙号成为一个可供后世子孙祭祀的先帝应在187年后。那时候明帝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南明时代，弘光帝朱由崧触景生情、感同身受、悲天悯人，终于在这个王朝的宿命即将结束之时整理先帝旧事，赐朱祁钰的庙号为代宗，并增谥号到17个字。这代宗的“代”字可谓传神矣：一个代替他人做皇帝的人，而弘光帝朱由崧在南明小朝廷中做的也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可疑皇帝，两人到底都不是底气十足的。个中意味，或许只有他俩可以惺惺相惜了。

    当然历史或者说《明史》对朱祁钰的“另眼相看”不止于此。在修史者眼里，1450年到1457年是暧昧的八年，是可以归到英宗名下的——明朝的国史修撰者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处理这八年的方式是给出一个附录完事：以《废帝郕戾王附录》的形式附录到《英宗实录》中去，从而取消了朱祁钰帝王身份的独立性。

    明朝第七位统治者朱祁钰就是以这样含糊不清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模糊不堪的印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那么，这个叫朱祁钰的男人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令后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不堪呢？

    历史需要从头细说。

    天位已定 宁复有他

    景泰元年（1450年）发生的一场战争让瓦剌首领也先觉得明帝国还是有将才的，这将才便是明大同总兵官郭登。闰正月初九日，也先发兵进攻宁夏，随后将目标瞄准大同。但是在大同附近的沙窝，也先遗憾地发现，他的数千铁骑被郭登所部打败了。郭登手下的八百将士以一当十，追击瓦剌军达四十里地，在栳栳山毙敌二百余名，另外俘获“人畜八百有奇”。这是土木之败后明军取得的最好战绩，重要的是它鼓舞了士气，稳住了景泰一朝惶惶不可终日的阵脚，朝廷因此役封郭登为定襄伯。

    这年秋天，另一个收获不期而至。也先主动提出要让英宗还京，以共创和谐世界。秋七月，也先派参政完者脱欢等五人到北京请和，释放了可让英宗还京的消息。这是也先请和的一个附加条件，但在景帝朱祁钰看来，却是砝码无疑。大明已经有一个皇帝在位了，也先这时再放英宗回来，明显是让帝国内讧，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当然这是朱祁钰看待世事的眼光，带有若干功利和阴谋色彩——龙椅真是好东西呵，没坐之前不知它的好，坐上以后便舍不得下来了。所以当礼部尚书胡濙不知趣地上书要奉迎英宗回来时，景帝的脸便沉下来道：“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我本来不想当皇帝的，现在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实在是你们推举的结果。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潜台词当然是不希望英宗回来——在权力的博弈场上，一侧是舞台，另一侧则是深渊。景帝明白其中利害，但有些话不能说得太透，他希望有聪明的臣子站出来，替自己说出想说但不便说的话。

    这个人果然出现了。他便是大名鼎鼎的于谦。于谦在景帝最需要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这句话最关键处在前八个字——“天位已定，宁复有他”。一个王朝的权力图谱已经确定，这样的时刻没有人可以修改或者推倒重来。有掌握重兵的于谦如是表态，景帝的态度才明确下来，他顺水推舟地说了四个字：“从汝，从汝。”

    但景帝对英宗真实的个人态度还是从后来发生的若干历史细节里流露了出来。他授意右都御史杨善只用“轿一乘，马二匹”的规格来迎请英宗归国。于是有深意藏焉的历史场景出现了：居庸关头，太上皇朱祁镇匹马只轿落寞而归。他归来在景帝狐疑的目光里，归来在现任皇帝明确的权力边界之外。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英宗还京，虽然有百官在安定门外盛大迎接，但很快他们就见不到这位惊鸿一瞥的太上皇了。景帝随后将其送至南宫，朱祁镇长达7年的软禁生活由此开始——他不仅再也见不到一个官员，甚至被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与一般囚犯没有两样。南宫的大门是上锁并灌铅的，并有锦衣卫专门负责看守，所以越狱不是不可能，是绝无可能。至于吃的东西则少之又少，由狱卒从一个小洞递入，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正常的身体补给需要。更绝的一点是南宫的树木竟然被全部砍光，这是景帝为防止外界与英宗发生联系的未雨绸缪之举。总之，他要让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前皇帝、现太上皇不再与人间发生任何联系，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安全。这似乎是权力嬗变情形之一种：权力，让亲情走开，哪怕景帝获得的最高权力是英宗变相授予的，但在有可能受到威胁时，前者还是表现了过度的警惕。

    于是一个新的轮回悄然展开了，从这一刻开始，到英宗复辟成功，时间长度是8年。景帝最在意的事情是易储。易储是保证权力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虽然成功上位为一个皇帝，但却留了一条令他不忍视之的尾巴：英宗的儿子朱见浚被皇太后封为皇太子，改名见深。这个叫朱见深的小孩简直成了他的噩梦。朱祁钰相信，若干年后，当他身死之时，朱见深会以权力清洗者的身份颠覆他的光荣史或者说权力史——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当然是由继任者书写的，给自己盖棺论定或者挫骨扬灰的人总是后来者。所以，景帝朱祁钰为了权力安全计，也为了身后他那一脉家族的兴旺发达考虑，意欲易储。所谓“易储”就是换皇太子，以自己儿子朱见济取代朱见深为皇太子。如此，景帝朱祁钰的江山才能固若金汤。不仅是生前的，也是身后的，最重要的是权力安全获得了保证。

    但却难以启口。因为易储需要理由，光明正大的理由，只是这样的理由到哪里去找呢？

    景泰三年，理由从万里之外的广西不期而至。这年，刚刚退休的广西思明土知府黄堈全家因为家庭间的矛盾纠纷遭到他兄弟都指挥黄□的杀戮，黄父子因此案被捕下狱。生死悬于一线之际，黄上了一封影响历史进程的奏疏。这封发出易储倡议的奏疏从万里之外历史的斜角处恰到好处地杀到，几乎挠中了景帝全部的痒痒。他阅后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如此忠臣！”毫无疑问，“忠臣”二字改变了黄的命运，他被无罪释放了。当然对景帝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紧急行动起来，落实黄奏疏中提到的易储倡议。因为这件事情落实不好，后果是很严重的——“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如是血腥场面是景帝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为了顺利易储，景帝令礼部尚书胡濙把百官召集起来开会，共商国是。

    会议刚开始很不顺，史料记载“群臣相顾不敢言”，更有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是不得人心之举。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易储之议乃定”——景帝终于完成了他在任及身后全部的权力切割，划清了属于他的权力边界。

    这是景泰三年（1452年）的五月初二日，景帝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他的王朝，总算用三年时间站稳脚跟，可以放开手脚去建功立业了。至于功业究竟如何，自有后人评说。但必须肯定的一点是，景帝的确有所作为了，这一点，兵部尚书于谦可以作证。

    两个男人的关系

    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关系，究竟可以纠结到什么程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于谦以其令人感慨的一生展示了他和景泰一朝恩怨交集的关系，以及与景帝错综复杂的君臣际遇情怀。于谦一手托起了景泰一朝，最终却被这个气量狭小的王朝压倒在地，随后，重新上位的英宗再踩上一脚，一个文天祥式人物的最后结局便只能是被诬身亡。而他身边以及身后，那些宵小之徒依旧狂欢不已，充分显示了景泰朝后遗症：你创造了我，我便毁灭了你，所谓“以怨报德”是也。

    于谦的宿命在他青少年时代便已种下因子。这个“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的人在23岁时考中进士，从而展开其刚直不阿的个性人生。这一年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从永乐走到景泰，在不同的君臣际遇里，于谦一直是颇受好评的臣子。永乐朝时，他是江西道监察御史；宣德朝时，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官居三品；正统朝时，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当英宗皇帝被王振裹挟而去亲征瓦剌后，于谦终于走上了帝国最后守护者的位置上。帝国是庞大的帝国，守门员却只有孤零零的他。因为主力部队都调拨走了，留下于谦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

    王朝的危机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兵力不济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人心涣散。侍讲徐珵（徐有贞）倡议南迁，南迁其实是南逃的代名词。英宗皇帝已经被绑票了，郕王朱祁钰还未上位，主事之人是一脸茫然的孙太后。很明显，帝国缺少主旋律，缺少一声振聋发聩的声响，以凝聚人心，凝聚主题。这样的时刻，于谦发声了，他醒目地成为后英宗时代帝国的中心人物，并在接下来的北京保卫战中展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才华，挽狂澜于既倒，在最关键的时刻打捞起即将沉没的帝国。在这一点上，于谦于景泰一朝居功至伟。因为正是他帮助景帝稳住了大明慌乱不堪的阵脚，徐徐打开了由乱转治的大门。景泰一朝虽然只有短短的8年时间，但这8年着实是于谦在托底的。景泰最后的匆匆谢幕原因在英宗复辟而非外敌入侵，在这一点上说，于谦托的底何止8年。当若干年后，于谦冤死，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治军无能，面对西北有警无可奈何时，恭顺侯吴瑾长叹一声对英宗说了这样一句话：“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假使于谦还活着，敌寇会这么猖狂吗？那么英宗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听罢，默然无语，只能为历史的玄机而伤神与惆怅罢了。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于谦的特殊重要性。

    回到景泰一朝，回到于谦和景帝的君臣关系里。北京保卫战后，景帝是如何对待于谦的？他加授于谦为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而于谦也是投桃报李。一方面派人修筑北边关塞要隘，以加强北边防务，另一方面令大同将领设计抓住太监兼汉奸喜宁，并且诛杀他，为帝国以及景帝排除了后顾之忧。当然于谦对于帝国的特殊重要性不仅于此。也先之所以从最初挟人质英宗一味进攻转而放人求和，于谦的军事才能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对景帝而言，于谦给他的安全感不仅仅体现在平定外患方面，还体现在排除内忧上。在迎不迎请英宗归来的问题上，景帝因怕失去帝位，首鼠两端。是于谦给了他八个字的安全保证：“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是于谦对他的忠诚，当然也是对国事的忠诚。掌握重兵的于谦在政治上忠于谁，谁便能君临天下——于谦对景帝，可谓忠心不二。

    这是于谦和景帝二人关系的蜜月期，对帝国来说，它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由于于谦治军有功，瓦剌军屡遭失败。不久，也先被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对明帝国不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景帝对于谦当然也是恩宠有加。于谦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景帝亲自跑到万岁山去，“伐竹取沥以赐”（见《中国通史》）。这种类似于现在“鲜竹沥”的药物毫无疑问可以缓解于谦支气管炎多痰的症状。景帝对于谦的皇恩浩荡，由此可见一斑。

    世事多起承转合，不可能一帆风顺。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景帝易储之后。景帝易储，于谦是投了赞成票的，这是其政治正确的一个表现，于谦做得中规中矩，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易储之后，于谦拒绝接受景帝给他的双份俸禄。事实上这是景帝对配合他完成易储工作官员的一个奖励。政治正确的官员人人有份，不光于谦一人。但于谦特立独行之处在于只有他一人拒绝了这份奖励。这便很有些不识抬举了，也让景帝从此对他敬而远之。君臣之间曾经惺惺相惜的关系出现裂缝，景帝最终放弃了对这个王朝最重要守护者的特殊照顾或者说保护，“鲜竹沥”也不帮他采制了。于谦的个人宿命由此走向凶险，因为宵小之徒开始蠢蠢欲动，欲置其于死地。

    其实在于谦身边，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人对他持有非议。御史顾曜弹劾于谦说：“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意思是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大事的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甚至连受他提拔、镇守居庸关的罗通也评价于谦：“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活脱脱将于谦视作小人了。只是这样的非议在于谦深受圣眷之时被景帝一一屏蔽，但景帝的猜疑心一起，宵小之徒的蠢蠢欲动便不再遭遇任何屏蔽。于谦拒绝接受景帝双份俸禄之后，他的被暗算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参与暗算于谦的团队中，有侍讲徐有贞、总兵官石亨、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人。前二者是骨干人物。徐有贞因为南迁之议受到于谦的痛斥，对其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而石亨之所以暗算于谦理由很是荒诞。他上疏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料遭到大公无私的于谦一顿痛斥，石亨转而寻衅报复。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夺门之变”爆发，策划人正是石亨、徐有贞等人。这场政变既颠覆了景泰一朝，也终结了于谦的生命。这是石亨、徐有贞等人的一箭双雕。景泰一朝已经跟于谦死死绑定，虽然景帝对于谦恩宠不再，但掌握八十万禁军的于谦却不可能活着走进英宗的新时代了。于谦保卫了景泰一朝，但这个始乱终弃的朝代却不能对其投桃报李。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纠结关系，真是令人无语……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细节是，夺门之变发生后，病重的景泰帝朱祁钰在南郊的斋宫中听到有朝仪的礼乐之声，他的第一反应是惊呼：“于谦耶？”——即便到了这个时刻，疑心重重的朱祁钰还以为是于谦发动了叛乱，君主之间的互信缺失在“于谦耶？”三个字背后暴露无遗。景泰一朝的被颠覆说起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细节是，于谦被杀后，英宗派人抄没其家产，发现家中除了景帝赐给他的莽衣、剑器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于谦对景帝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但皇恩不再浩荡之后，他的忠心便再无任何价值，无可奈何地沦为景泰一朝的弃物，或者说殉葬品，只赢得“悲壮”二字。这应该算是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宿命，也是于谦和朱祁钰两个男人从谐和走向失和的悲剧性命运写照。

    萎顿的气质

    王振爱度僧道，太监兴安也爱度僧道。景泰二年，兴安以皇帝的名义下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一个王朝的妖风孽气就这样从上一个宦官轮回到下一个宦官身上，这使得景泰一朝注定走不长远。兵部尚书于谦上奏说：“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边又缺战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本末倒置。”他从军事角度指出帝国僧道太多对国家恐非善事。但景帝却不以为然。在兴安和于谦之间，景帝的重心是偏向前者的。这就像英宗对王振的偏爱一样，总以宦权牵制阁权。尽管兵部尚书于谦居功至伟，但军事的归军事，政治的归政治，景帝的世界于谦永远不懂。景泰二年快结束的时候，有数万僧人和道士赶赴北京，为帝国第二年的度僧道仪式做好人才上的准备。一时间，京师重地成了出家人的天下，这让兵科给事中郑林忧心忡忡，他不管前车之鉴，在于谦上奏无效的情况下再次建议皇帝要慎度僧道，以免乾坤颠倒。

    谁也没想到，郑林的建议这一回竟然被皇帝采纳了。那些兴冲冲来京搞“大串连”运动的僧人和道士被遣回原籍，偌大的北京城终于安静了下来。是景帝幡然醒悟了吗？其实不然。两年之后，一座寺庙的落成见证了皇帝的心迹，那便是“我心依旧”。景泰四年（1453年）三月二十六日，费银数十万的大隆福寺在景帝的支持下得以建成。至此，北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寺庙已有两百来座。这是王振、兴安佞佛以来每年坚持度僧的一个必然结果。所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王振重修庆寿寺，兴安建造大隆福寺，正统、景泰两朝，妖风孽气弥漫了帝国的每个角落，成为大明萎顿气质的一个原动力。

    也不是没有阻击者。大隆福寺建成前一年，南京军匠余丁华敏上疏陈言宦官十害，希望皇帝“防微杜渐，总揽权纲，为子孙万世所效法”。不然的话，就会“祸起萧墙，曹节、候览之害将又在今日出现”。但是华敏的建言未被景帝采纳。随后山西都司令史贾斌，也上疏陈言宦官之害，并且引汉桓帝、唐文宗、宋徽宗、宋钦宗的惨痛教训以为戒，希望皇帝远离宦官和小人。景帝依然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景泰六年，更有“不知趣”的言官监察御史倪敬联合盛昶、杜宥、黄让、罗俊、汪清等官员上奏，从经济角度劝景帝停止向佛；同时他们又从政治层面出发，希望皇帝清心寡欲，有所作为。

    这是找死之论。因为景帝看到这样的奏疏，心里是很不痛快的。倪敬等十六位官员的仕途就此结束，另外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因此事被杖击，显示了皇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坚强决心。

    另外一方面，为了加强对官员特别是言官的管理，景帝重新启用锦衣卫的势力，让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专司侦访，暗察外事。如此，景帝左手操持太监，右手操持锦衣卫，很有朱元璋白色恐怖时期的遗风，帝国的气质开始走向慌乱和惶恐，人人噤若寒蝉。

    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一“另类”气质，帝国流行起了各种各样的瘟疫。瘟疫朝朝有，景泰特别多，多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而历史就是这样，常常以天灾人祸的方式醒目地昭示某个拐点时刻或拐点事件的临近：大瘟疫频发之后，“夺门之变”近在眼前。“夺门之变”事实上是个综合性的权力变革事件，它从一系列历史细节入手，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归置与整合。这是一次轮回，也是景泰王朝唱晚的标志性事件。景帝在失去于谦的保驾护航之后，终于自食其果，走完一个帝王的权力耗散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他的生命耗散过程。两个过程叠加在一起，便是一次惆怅的轮回。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个被后世称作景帝的男人都是福薄、命薄，在30岁的壮年就匆匆离世，同时将“皇帝”两个字做得名不正言不顺，终究以“代”字结局。那么，“夺门之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英宗“潜伏”南宫7年之后，又获得怎样的机缘重新发力？毫无疑问，历史的谜底等待一次清晰的揭晓。

    帝国惊变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去世。四年之后，“夺门之变”爆发。这两件事情，虽然跨越了四年时间，却实在有着因承关系。它暗示了景帝的权力不再有血缘关系上的承继者来接盘，宿命无情地切割了这个26岁男人的权力缠绵。因为生于正统十三年的朱见济（怀献太子）是他的独子，到其夭折时不过5岁。部分史料证实有亲英宗的势力密谋策划了这次“夭折”行动，但景帝却始终查不出真正的幕后人是谁。半年之后，御史钟同与礼部郎中章纶相约上疏恳请皇帝复储，恢复沂王朱见深的太子位，这样的举动仿佛让景帝看到他的时代即将戛然而止。此二人在奏疏中劝景帝明白自己身份，将大明江山还给英宗一系。

    很快，钟同、章纶自食其果。他们被锦衣卫下狱，失去了自由。这是来自景帝的命令或者说意志。当然即便到此时，钟同、章纶也还没有性命之忧。毕竟皇帝要顾全面子，不能给亲英宗的势力留下太自私的印象。但是一年后，监察御史倪敬等人的上书却令皇帝勃然大怒，非致钟同、章纶于死地不可了。那么，倪敬等人在上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于让皇帝如此恼羞成怒呢？事实上这份奏疏主题宏大，从景帝亲宦官、远贤臣说起，然后举例说明他把章纶、钟同两人投入狱中“幽锢逾年，非所以昭圣德也”。这份奏疏建议皇帝要“宽直臣之囚”，还钟同、章纶以自由。但是，钟同、章纶没有得到自由，而是受到了杖击。章纶命大，没有被打死，钟同却被活活打死在狱中，年仅32岁。由此，景帝和亲英宗的势力走向了水火不容的对立情境中，决绝事件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个人的死引发的血案，对英宗的追随者来说，他们找到了共同的反对理由。最起码，“夺门之变”的爆发有了“官”意基础。

    景泰八年（1457年）的正月是个有着凶险之兆的正月，因为景帝病了，病得很重，而要命的问题还在于储位一直未定。帝国接班人问题成了最敏感同时最不能说的问题。从十一日都御史萧维祯领百官问皇帝安到二十一日英宗宣告即位，帝国惊变只用了短短的十天时间。在这十天时间里，关于接班人问题上的人心向背一览无遗。景帝成了最孤独的孤家寡人，几乎被所有人抛弃。我们接下来细致梳理一下各色人等的微妙心态，看一看景泰朝的最后时光是如何无可奈何花落去的：

    景泰八年正月十一日，因为皇帝没有上朝，都御史萧维祯领百官到左顺门去恭问皇帝安。皇帝不见，太监兴安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朝廷大臣，不为社稷谋划，徒问安何用？”这话实在是说得意味深长。太监兴安是景帝的铁杆追随者，景帝一病不起，兴安的心态也开始苟且起来，话里话外颇有迎立新君的深意。百官们也聪明，马上回去开始商议要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的议题。但是大学士王文、陈循此时的心态却很复杂，一方面景帝当年易储是他们领头干的，虽然被“贿赂”了一下，毕竟主观意愿在那里。现在出尔反尔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的话，人品卑劣的问题还在其次，关键是新君会不会对自己另眼相看？所以他们没有同意百官们的建议，只同意在马上要上呈的奏疏中写上“早择元良”的字眼。

    “早择元良”这几个字很暧昧，也很中性。奏疏递上去后，病中的皇帝仿佛看出官员们首鼠两端的心态。他发下话来，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这是给众官员一个虚幻的承诺。景帝病重，十七日早朝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之谈。但景帝无后，又不愿意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便只能让自己和百官都活在虚幻当中不能自拔，过一天算一天了。

    十三日，武清候石亨密告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帝，恳请他复位。这是石破天惊之举，也是武清候石亨改变命运的一次尝试。当众人都首鼠两端、自欺欺人时，他主动出击，完成一次对生命或者说命运的策划行动。不管行动成与不成，毫无疑问都将改变很多人的命运。英宗答应只要走出南宫，他愿意复位。

    十四日，石亨联络徐有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人参与行动。徐有贞提出：“必得审报乃可行事。”这是报备皇太后知晓的意思，但石亨、张軏与曹吉祥艺高人胆大，“矫称皇太后旨”——假造皇太后的旨意，直将生米做成熟饭，霸王硬上弓地促成夺门之变的发生。从这一刻开始，一场政变的发生已呈现赌徒心态——成败在此一举。

    十六日夜，徐有贞让都督张軏以加强京城警备为名，统兵入大内南宫接出英宗，有守门者拦阻，英宗呵斥说：“我乃太上皇。”守门者终不敢拦，英宗顺利出宫。这个历史的细节虽然微不足道，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上至百官，下至守门者各色人等的人心向背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人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景泰朝的崩溃已经近在眼前。

    十七日晨，英宗大摇大摆地到奉天门升座上早朝，鸣钟鼓。有“模范生”徐有贞等着官服朝贺，呼万岁。其他官员纷纷效仿，山呼万岁。英宗复辟到此时算是完美收官。景帝在病榻上听到早朝的钟声，先是以为于谦兵变，待了解清楚是英宗复辟后，只得无奈地说了几个“好、好、好”字。这几个“好”字含义确实丰富，有惊愕，有苍凉，有愿赌服输。仿佛水银泻地，也仿佛否极泰来，景帝终于明白，自己这个代皇帝到底是要下岗的。

    景泰一朝至此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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