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元年的春天

    天顺元年（1457年）的正月十七日，是个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日子。这一天，英宗朱祁镇在奉天殿举行即位典礼。有如重生，朱祁镇在15世纪中叶获得了第二次权力生命，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举行过两次即位典礼的皇帝，堪称一绝。这表明他的人生轨道严格遵循了“起承转合”的世事运行规律，必将再次迎来巨变。此前，在“夺门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并加兵部尚书的殊荣入内阁参预机务，这是朱祁镇对其投桃报李之举。接下来，他要做的则是睚眦必报。所以在天顺元年正月十七这一天，有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是兵部尚书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即位典礼刚刚结束，锦衣卫就冲上去逮捕了他们。这两人的政治生命毫无疑问结束了，接下来让人为之担忧的则是他们的身家性命。新朝机锋毕露地开张，究竟能有谁躲得过那些花开花败、潮起潮落呢？

    更多的人被卷了进来。继于谦、王文下狱后，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当然还包括景帝的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也获得了相同的命运。这是天顺元年的春天，这个春天不太暖，因为英宗朱祁镇准备杀伐决断了。他首先要问罪的两个人是于谦和王文。这一点其实不意外，于谦在景泰朝时跟景帝紧紧地绑在一起，在英宗南归前他说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语，变相地拒绝其归来。而当朱祁镇被也先挟持到大同城下，后者令明军打开城门迎接时，于谦举荐的大同守将郭登竟然拒开城门，并说出以下一句话：“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意思是现在的国君是景帝，他不能为太上皇洞开城门。这是英宗朱祁镇耿耿于怀之处；英宗另一个不能释怀的地方在于于谦附和景帝赞同易储，在法理程序上完成了对朱祁镇一系的权力清洗。由此，于谦在天顺年间继续生存下去的最后一丝理由消失殆尽。

    王文的问题也是这样。这位已经65岁的老人为官一直谨慎。有城府，面目冷峻，并在景泰一朝受到重用。景泰三年（1452年），他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值文渊阁，由此创造了二品大臣入阁的官场先例，景帝对其隆恩不可谓不深矣。王文也是知恩图报。当易储议起时，他第一个上疏请求“早选元良”，深得圣心，也深慰圣心。英宗朱祁镇之所以要先拿他和于谦二人开刀，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新朝自有新朝的铁律，忠诚某人也就意味着背叛另外一些人，世事难两全，忠心不可兼得。

    英宗朱祁镇似乎在最后关头心慈手软了。当三法司报上来将于谦定为死罪时，英宗在一瞬间产生了门达式的想法——于谦是一个有历史重量感的人，他虽然贵为两届天子，却到底能否承载当世与后世的汹汹舆情呢？最重要的，他的江山，在后于谦时代，是否还会有一个有担当的人站出来力挽狂澜？这些顾虑让朱祁镇手中的朱笔分外沉重。但最终他还是批了下去，置于谦于死地——不为别的，只因为徐有贞在他耳边大声疾呼：“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变）为无名。”的确，舆情汹汹，那也只是舆情罢了；江山的守卫者在于谦之后也自有人选。当下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执政的合法性。于谦是与景泰一朝死死绑定的人物，不杀于谦，就不能彻底否定前朝。他是景泰一朝的殉葬品，他的忠心，也早已经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了。此时的英宗朱祁镇又联想起于谦的“社稷为重君为轻”这句话，便觉得此人不死都不行了。的确，既然社稷为重君为轻，君也便视你为轻了……

    于谦和王文是在正月二十二日死去的，距其下狱只有短短五天时间。对天顺一朝来说，这五天时间已经足够漫长。因为新朝、新君亟须粉墨登场，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帝国的万象更新总是需要祭奠与牺牲的。有于谦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打底，天顺一朝当会一顺百顺。但英宗朱祁镇却烦恼地发现，影响力人物于谦阴魂不散，首先在人心向背上左右了帝国前行的方向。尽管朱祁镇对历史到底存了些许敬畏，不敢按三法司的罪拟将于谦凌迟处死，只改为弃市，但人心已是大失。史料记载，于谦被杀时，“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人心与天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天顺元年极不顺遂的历史情境：有不顾禁令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恸哭祭奠的；有弃官不做收养于谦儿子并且隐居起来以存养希望的；有感念于谦忠义，冒险收藏其遗骸的；也有借助童谣怀念于谦及其逝去那个年代的。更有孙太后嗟悼数日为于谦的被杀惆怅莫名——至此，帝国人心尽失已是不言自明，正所谓“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于谦的死在一瞬间构成了帝国的集体悲情，为天顺一朝行之不远添加了一个醒目的注脚。

    英宗事后也颇有悔意。《明史·于谦传》记载英宗在处死于谦之前认为“于谦实有功”，只是主客观条件纠结在一起才完成了这一次谋杀行动。而于谦之死的报应也很快到来——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是个大贪污犯，上任不到一年就贪污赃款多多。联想到于谦对景帝忠心耿耿且两袖清风，英宗只能感叹自己手下的兵部尚书在情操方面与于谦比差距何止千万里；而论军事能力也没有任何一个武官比得上于谦。景泰一朝，有于谦在，景帝过了几年安生日子。于谦死后，蒙古又开始对明帝国北方边境频频骚扰，蠢蠢欲动，令英宗寝食不安。恭顺侯吴瑾感慨万千地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了，当然也是感慨万千，只是世上再无于尚书，谁能再当兵部这个家呢？这是于谦的宿命，也是英宗的宿命，说到底还是帝国的宿命。毫无疑问，于谦之死对天顺年间的英宗，构成了利弊相间的复合情境。帝国虽然继续前行，但脚步开始变得踉踉跄跄——在明帝国由盛转衰的节点上，一层沉郁的色彩就这样被涂抹上了，这是利弊相间的复合情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只是很多历史的彀中人不自知罢了。

    于谦之后，帝国再无托底人。

    模糊的历史真相

    于谦被杀，所用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为帝”。这个罪名比若干年前岳飞被杀时用的“莫须有”罪名要重，也要堂而皇之得多。在历史的现场，主审官包括英宗一脸庄重，认定“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于谦罪有应得。但英宗真的相信于谦有那么一颗骚动的心吗？在其一脸庄重的背后，历史的谜底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狰狞与锋利？

    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于谦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

    当然说朱祁镇的叔叔襄王朱瞻墡或者其儿子有异图并非空穴来风。一个历史事实是，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孙太后在“土木之变”前后都曾经流露过迎立襄王朱瞻墡为新天子的想法。孙太后甚至派人去取襄国金符，以试图改变历史的进程或走向。所以，当于谦被拉扯进这桩阴谋行动时，多少给了英宗顺理成章的想象空间。作为掌握军事大权的重臣，一个帝国的托底人，于谦毫无疑问具有颠倒乾坤的力量，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也构成于谦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动机和逻辑基础——直到有一天，英宗在翻检朱祁钰时代遗留下来的陈年旧奏时，透过时光的尘埃与层层重压，这位经历沧桑的君主终于打捞起了襄王朱瞻墡那份一度被他误解的忠诚，以及附着其上的于谦的清白。

    因为他看到了朱瞻墡上呈的两封奏疏。奏疏一写于“土木之变”爆发后，朱瞻墡上呈孙太后请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并且建议帝国派人营救被绑架的英宗；奏疏二写于景帝朱祁钰上位后，朱瞻墡以叔叔的身份上疏劝其毋忘对太上皇朱祁镇的恭顺，要朝夕省问，念兹在兹。这两份奏疏的发现时间在于谦被杀之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于谦“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罪名的不成立。那么，英宗在发现这两封奏疏后有错必改了吗？在臣子的清白与帝国的稳定之间，朱祁镇又会如何取舍？

    英宗朱祁镇牺牲了前者，直将历史真相模糊到底，以为帝国的稳定托底。于谦一案在他看来不是不能翻，是不好翻。就像徐有贞所说：“不杀于谦，此举（指夺门之变）为无名。”“夺门之变”的逻辑基础或者说道德基础是于谦意欲迎立外藩为帝。事起仓促，景帝病重，英宗为江山社稷计不得不重新复出，再次披上龙袍以防止皇权旁落。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于谦便成了替死鬼，成为帝国道德的集体批判对象，也成为新朝得以矗立的奠基石。这是不能为其翻案的根由所在。“于谦必死”在英宗有意无意的渲染下，成为帝国的集体意识，英宗不能自己掌自己的嘴巴，由他本人在集体意识上划下刀口，惊醒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终英宗一朝，于谦只能被奠基于帝国的底部，对他的评判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对于谦评价的改变来自于宪宗朱见深。这位继任皇帝评价于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里宪宗皇帝有意无意泄露了天机——说出“先帝已知其枉”这样的话语来。先帝已知其枉却不肯予以平反，历史的机锋真是势大力沉，重量如于谦者，也未能避过它的扫掠。但宪宗朱见深之所以愿为于谦昭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过境迁：英宗已经走完了他的一生，英宗一朝的功过得失已无碍过去的岁月；并且由宪宗朱见深——英宗的儿子来为于谦昭雪，很有收拾帝国人心，凝聚共识与情感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说，于谦之死成了英宗朱祁镇送给他儿子的一份厚礼。宪宗朱见深也深明其中意味，不仅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还亲自派遣高级官员祭奠于谦英魂，将收拾人心的工作做得很到位。

    这是成化年间的事。到了弘治年间，于谦又被“消费”了一把。刚刚上位不满两年的孝宗皇帝下令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帝国的人心再次凝聚了起来，这时于谦离开人世已经32年。他的冤死成为英宗朝帝国得以稳定或者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他的昭雪又成为帝国凝聚人心共识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利器。重量级历史人物于谦的重量至此不可谓不重了。而追根溯源，这沉重的肇始者非英宗莫属。在天顺元年的春天，于谦死了，死得真是重于泰山——像泰山一样托起了明帝国走向中衰的脊梁，让它得以继续前行。

    尽管前行得步履蹒跚，尽管英宗朱祁镇的生命已行之不远。

    命运的翻云覆雨手

    天顺元年（1457年）毫无疑问是凶险之年。不仅于谦和王文死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景泰朝的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陈循被贬职流放到铁岭。五年后，78岁的老人寂寞去世。这位永乐十三年（1415年）排名第一的进士在宦海沉浮数十年，终于不能善终，成为景泰一朝的牺牲品。细究起来，他其实没有多大过错，只因为身被景帝隆恩，终不能为新朝接受罢了。或许我们可以看一看陈循的官场履历表，从中细品他盛极而衰的消息。

    “土木之变”后，陈循入景帝法眼，从户部右侍郎升迁至户部尚书兼学士。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进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直至后来官居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恩宠一时无两。陈循也知恩图报，积极响应景帝易储号召，协助其完成帝王之家的血统纯净工程。毫无疑问，他在皇权切割的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表现抢眼。陈循在官场上盛极而衰的节点出现在英宗复辟后，已经73岁的老人在石亨等人打击下终于未能华丽转身，从权力巅峰上跌落了下来，最终一蹶不振，在天顺六年（1462年）以一介平民的身份离开人世，直至成化年间才得以恢复他的官秩。这也算因果轮回之一种吧。

    天顺元年被贬职流放到铁岭的除陈循外还有两位高官。一位是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江渊，另一位是刑部尚书俞士悦。这两位的官场背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土木之变”后与于谦走得太近，力主保卫京师，助推景帝上位。由此在天顺元年，他们和陈循一样受到了权力清洗。新朝不可能再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的人生都没有咸鱼翻身。江渊最终是死于铁岭的，俞士悦的生命力却很旺盛，在铁岭奇迹般地挺到了成化年间，于成化初被赦还乡，随后去世，享年八十。

    当然，和陈循、江渊以及俞士悦被贬职流放的官场遭遇相比，另一些人要显得更为悲凉。都督同知范广在天顺元年以“阴附于谦，谋立外藩”罪被凌迟处死，“磔于市”。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说起来，范广也是骁勇战将，精骑射。北京保卫战时，范广奉于谦命守德胜门，表现也是相当的抢眼。但世易时移之后，范广的卫国之举却成为其“阴附于谦，谋立外藩”的罪证，终究难逃牺牲的结局。范广之死，称得上和于谦一样冤。

    另一个赴死者杨俊却谈不上有多冤，起码在英宗看来是这样。右都督杨俊在“土木之变”后政治立场左倾，或者说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部押在景帝身上，坚决拒绝英宗还京。也先准备奉还英宗时，杨俊是永宁、怀来两地的守将，此二地刚好是英宗回京必经之地。杨俊怎么做的呢？他“密戒将士毋轻纳”——秘密下令手下将士别让英宗回来。不过英宗在景帝的复杂心境下还是回京了。杨俊不死心，随后上疏建言“是将为祸本”——英宗将是祸国之本。以上种种表现，毫无疑问让杨俊在天顺年间有足够的理由死去。事实也的确如此，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杨俊被杀。他的死可以说毫无悬念。

    前吏部尚书何文渊的死却颇具传奇性。英宗复辟后，何文渊受到的处分最轻，只是被罢官而已。但何尚书却心理负担很重，原因是当年景帝易储时，他第一个站出来说了“父有天下传于子”这样一句话。父有天下传于子，那景帝的皇位为什么不能传给他自己的儿子呢？这句话在政治立场上决绝地切割了何文渊和英宗的关系，也无限拉近了他和景帝的距离。现在景帝已经仙去，历史的见证人却还有诸多存活于人间。江山易主，多少人会为了自身利益揭发何文渊自绝于英宗的话语呢？何文渊每念及于此，真是惶恐不已啊。天顺元年四月十四日，何文渊主动结束了这种惶恐——他选择了自缢身亡。此前，有消息说朝廷要来抄家，这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何文渊这只惶惶不可终日的“骆驼”。在天顺元年帝国的权力悲喜剧中，前吏部尚书何文渊以一种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方式谱写了自己的小插曲。

    当然，世事都有承继。有受害便有加害，有低潮更有高潮。陈循、江渊、俞士悦等人被卷入命运的谷底，徐有贞却高歌猛进，于天顺元年抵达其人生高潮。这个宣德八年的进士曾经剑走偏锋，对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等多有钻研。这样的学术背景似乎暗示了其人生的波谲云诡，会在低潮和高潮之间反复轮回，演绎出帝国与个人之间跟利益、情感相关的惊险故事。“土木之变”爆发后，徐有贞主张南迁，被于谦斥责，他的人生在景泰一朝开张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多少亮色，直到治理沙湾决口成功，徐有贞才升职为左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负责监察、纠劾事务，兼管审理重大案件和考核官吏，是个不折不扣的肥缺，徐有贞的人生在“起承转合”的铁律中开始呈现上行势头，离巅峰状态只差一把火。景泰八年正月，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等人点燃了这一把火，发动“夺门之变”，导致英宗重新复位。由此徐有贞获得的回报是被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这个善画山水的人将自己的人生画得比山水还好看。

    只是过犹不及。处于巅峰状态的徐有贞不懂“亢龙有悔”的《易经》精髓，在天顺元年连出猛招致景泰旧臣于死地。先是睚眦必报拿下于谦、王文等人，同时鼓动英宗谪戍陈循、江渊、俞士悦等人于铁岭，另外将不听招呼的商辂、萧镃等官员削籍为民。徐有贞刀锋所及，景泰旧臣非死即伤。只是不懂“亢龙有悔”的徐有贞不知道，危险已经如影随形。危险来自于内讧，来自曹吉祥、石亨和他的争权夺利。天顺元年六月初七，在权力角逐中败北的徐有贞被关入监狱，次日降为广东参政。七月，他被发配云南金齿卫为民。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就这样上演了。在天顺元年帝国的权力悲喜剧中，徐有贞的荣耀与耻辱浓缩在一年间，真是看点多多，而他到最后才知道，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那双命运的翻云覆雨手来自于英宗。这一年，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先是借徐有贞之手处理了景泰旧臣，再借曹吉祥、石亨之手处理徐有贞，手段不可谓不毒辣，身段也仿如行云流水，讲究的是一气呵成。不过，曹吉祥、石亨两人会是胜出者吗？“夺门之变”后，重新上位的英宗究竟有多少容忍度来对待他的功臣们？徐有贞已经到云南做一个平头百姓去了，曹吉祥、石亨的明天是否会更好？所谓始乱终弃的故事会不会接着在天顺年间上演？很显然，天顺元年是不会给出完全解读或者说答案的。因为路很长，夜也很长，英宗正年轻，一切皆有可能。

    包括他自己，也包括其身后的帝国，饱经沧桑的明帝国。

    机心与机心的较量

    英宗狐疑的目光是在一栋豪宅建好后投向石亨的。

    此前，石亨在“夺门之变”后被封忠国公。这“忠国公”是公忠体国的意思，表达了英宗对有功之臣的赏识。甚至为了体现这种赏识的特殊性，英宗将御史杨瑄流放到辽东，以作为其上疏批评石亨“怙宠专权”的回报，而另一个回报则是针对石亨的。杨瑄上疏事件之后，石亨很受伤。英宗为了安慰他那一颗容易受伤的心，下令工部为其建造豪宅。豪宅建好了，美轮美奂。英宗心情很好地问恭顺侯吴瑾：这是谁家的宅第啊？这当然是明知故问了，英宗从一个侧面再次传达了对石亨赏识的信息。但是，吴瑾一句带有奉承性质的回答让英宗疑心骤起——吴瑾曰：“此必王府。”

    “此必王府”四个字体现了吴瑾的机心，它一方面表达了吴对石亨的承迎，另一方面也曲折地透露出对石亨新宅逾制的不满，很矛盾。因为石亨虽然被封为忠国公，却毕竟不是王。皇帝现在京城当中为其建造如此超规格、华丽的豪宅，无疑让石亨在百官当中投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倒影。石亨皇恩浩荡，以此宅为据。历史的机心在这里成形了。机心既是吴瑾的，其实也属于英宗。因为他回宫后对内臣感慨万千地说：“石亨恣横，无人敢发其奸！”这是一栋豪宅引发的感慨。英宗的确赏识石亨，但这种赏识如果让恭顺侯吴瑾都感到害怕，以承迎石亨为荣的话，那么权力平衡的天平就被打破了。这是人君治术的一大忌。毫无疑问，英宗开始对石亨存一颗警醒之心了。

    在天顺三年（1459年）石亨的儿子石彪晋封之前，英宗几乎替石亨打击了所有政敌。徐有贞及名相李贤被拿下。前者被贬为广东参政，后者被贬为福建参政。御史杨瑄、张鹏流放辽东，十三道御史中有十二位被贬为知县！而他们之所以被如此对待只因为不满石亨的恣横。一个时代渐渐走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情境当中，这其中的“我”便是石亨。英宗虽贵为天子，也几乎沦为石亨打击政敌的工具。天顺三年，英宗终于开始反击。切入点着眼于石亨的儿子石彪。在此之前，石彪已封定远侯，出镇大同。石家一门二公侯，天下将帅几乎有一半出其门下，至于石家蓄养的谋士与猛士更是数以万计——一个王朝的危局已然铸成。对英宗来说，破局是当下不二之选。他是在刀尖上舔血的皇帝，政权合法性在“夺门之变”的背景下本来就岌岌可危，如果石亨和他的儿子石彪再次仿效行之来一次新的“夺门之变”，这个帝国就没他什么事了。总之，破局者生，困局者死，一切的一切非此即彼，别无选择。

    七月，英宗下令召石彪回京。给出的理由是晋爵封侯。石彪却仿佛看到命运的狰狞，不敢回京。他指使千户杨斌等50人奏保其守大同，变相拒绝皇帝回京的诏令。由此，英宗的疑心进一步加重。这个帝国，能对他说“不”的大概只有石亨父子了。随后，被捕的杨斌供述出奏保行动的幕后主使人正是石彪。英宗恼羞成怒，下令石彪“疾驰入京”——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帝国的收官行动开始了。石彪回京后立刻被锦衣卫下狱，随后的审讯与抄家工作由门达主持，很快，门达从石彪家抄出绣有蟒龙以及违反制式的寝床等物，石亨父子谋逆之心至此昭然若揭。天顺四年二月，石彪被弃市。同月，石亨瘐死狱中，走完其始乱终弃的一生。

    惩罚还在继续。二月十六日，皇帝下旨革去石亨“夺门”之功，以为其盖棺论定。的确，“夺门之变”是在石亨等主导下进行的，没有其夺门之举，也就没有英宗的重新上位。但功劳是石亨一人的吗？这个王朝始终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向前走，昔为囚徒，今为天子，每个人的命运似乎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活着，哪怕像狗一样活着，重要的是活下去，活下去便有可能。而英宗要做的，是不给那些蠢蠢欲动的挑战者以机会。现在，天顺四年的二月，石亨父子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英宗如释重负，为帝国的转危为安而暗自庆幸。

    曹吉祥开始惶恐不安。太监曹吉祥自“夺门之变”后被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在宦官这个领域他已做到极致，但他儿子曹钦的心似乎比他更大，更狂野。曹钦曾经问千户冯益：“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的吗？”冯益回答：“君家魏武即是。”这个回答很是给曹钦勇气。事实上曹钦的勇气已经足够大了。因为“土木之变”后，冯益在英宗还京时曾建议景帝将其押至沂州看管，以便确保其皇权安全。英宗复辟后，震怒于冯益当时的胆大妄为，欲置其于死地。是曹吉祥父子出手相救，冯益才能安居于曹府成为其谋士。徐有贞、石亨被一一收拾后，曹吉祥父子深感末日临近，决定在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二日铤而走险，意欲由曹钦从外拥兵入宫，同时曹吉祥在内以禁兵为应，一举废黜英宗，自立为帝。这个王朝的进程演绎至此，潜规则便成了明规则，人人心里有一个梦想，只待时机成熟，便要手起刀落，为心中的梦想披荆斩棘，一路高歌猛进。

    要命的是这回英宗无药可解。他之前收拾石亨父子的决绝无异于打草惊蛇，让曹吉祥父子有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和准备。这准备既包括军事准备，也包括心理准备。另外从客观条件来说，曹吉祥父子都在京城，手握重兵。一旦里应外合，英宗铁定人头落地。天顺一朝，这一回决不顺坦。

    但是天佑英宗，老天也保佑天顺一朝，让他没有在天顺五年七月二日戛然而止。因为七月二日的夜晚充满了诡异和种种阴差阳错。它让可能变成了不可能，不可能却变成了可能。这个夜晚，曹钦和他手下准备起事的锦衣卫官开喝了，为了即将来到的胜利，他们提前喝上庆功酒。不过，一个叫马亮的锦衣卫军卫却悄悄从宴会现场逃了出来，将这惊天阴谋密报给恭顺侯吴瑾。由此，历史的玄机悄然转向，英宗在最后时刻赢得时间差，扣押曹吉祥以为人质，并下令皇城及京城九门全都关闭。曹钦起事失败，被迫投井自杀。四天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王朝的危机终于解除。

    从天顺元年到天顺五年七月，英宗皇帝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他先宠后弃的领导艺术。在机心与机心的较量中，这个三十多岁的皇帝超过其所有属下，笑到了最后。他的反对者死了，他的追随者也死了。英宗利用了他们之间的利用，最终游刃有余地完成了权力归零游戏——一切曾经他交出去的权力都要收回并且已然收回。作为一个皇位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的天子，英宗毫无疑问是熟谙权力操作规则的。他的形象看上去冷酷无比，凌然不可侵犯——但，真的是这样吗？又或者在他苍凉而功利的面具下面，是否还隐藏着难与人言的柔软与温情？

    答案马上就要跳将出来了。

    邪恶的□也是善良的

    天顺元年十月二十六日，57岁的朱文圭重见天日了。此前，他已经在高墙内被囚禁了55年。作为建文帝的幼子，“靖难之役”后朱文圭就失去了自由。而当时的他只有两岁，根本不知道自由的内涵是什么。但是天顺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英宗给了他自由。这位曾经在南宫中被囚禁了八年的男人感同身受，释放了自永乐年间就被关押的远房叔叔。随后表情木讷、近乎白痴的朱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属五六十人都被释放，英宗由此完成自己给自己的挑战——他的政权合法性不怕质疑。

    英宗一系的执政权力源自朱棣。正是为了防止建文帝家族的死灰复燃，朱棣当年才将两岁的建文帝幼子朱文圭关押起来，不让他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这是一种权力阻断，也是朱棣一脉寻求皇权安全感的本能行动。此后半个世纪，明帝国的天子们都心照不宣地步朱棣后尘，将朱文圭关押到老。但是天顺元年，在经历“夺门之变”后不久，英宗突然做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其背后真实的动机究竟如何呢？

    一是自信。英宗要释放朱文圭，身边的近臣都以为不可。英宗怎么说的？他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今天放了你，你朱文圭如果真有天命重夺皇位，那么拿去好了。这句话毫无疑问体现了英宗在“夺门之变”后对其权力的自信。不错，我英宗曾经沦为阶下囚，现在又靠非正常手段重新上位，在这个权力江湖上，留下的是非一般的印记。如有他人存了褫夺之心，那么PK好了。这是英宗的一个自信。

    二是收买人心。英宗靠“夺门之变”重新上位，或许会有舆论非议他不讲亲情。为了塑造自己乃性情中人的新形象，英宗释放了他的先帝们一直不敢释放的朱文圭，以为自己的新形象加分。这一点诚如名相李贤所言——李贤说：“（释放朱文圭），这是尧、舜之用心。”由是英宗决定放手一搏。

    三是悲悯。不管英宗释放朱文圭存了怎样的政治动机，隐藏其后的一个基础还是“悲悯”二字。有感同身受，才有断然之举。英宗释放朱文圭后，将其安置于凤阳，“听其婚娶出入自便，给守门人二十，婢妾十数人”，尽量使这位传说中牛马不识的老者晚年过得幸福一些、人性一些。只是世事无常，朱文圭在人生巨变面前竟无力承受，释放不久就去世了，徒让英宗的悲悯情怀添了些许惆怅。

    应该说，英宗在天顺元年释放朱文圭的举动，让他脱离了寻常帝王的扁平符号，形象开始变得丰满和个性化起来。而若干年后，英宗的又一个悲悯之举则让世人对他的形象进一步明晰——他确实是个出位的帝王。两为天子的传奇历程背后原来潜藏着非同寻常的性格逻辑基础。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的生命走到了最后时刻。他下遗诏，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英宗的遗诏虽然用语平淡，但确确实实是一项涉及悲悯情怀的制度变革。因为联系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来的宫人殉葬史，便可知英宗是做了怎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明史记载，朱元璋死时，有四十六个宫人殉葬；朱棣死时，有三十多个宫人殉葬；仁宗死时，有五个宫人殉葬；宣宗死时，有十个宫人殉葬。殉葬制度体现了一种权力霸道和生命蔑视。作为权力礼仪之一种，在英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愿意舍去这种待遇。但英宗却对这样的待遇说“不”，从而让一项人道主义的制度变革得以出台。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是，这项人文制度变革出台的背后，更多的是英宗做一个离经叛道皇帝的决心与勇气。

    英宗一生没有大的建树，能够传之后世的两大举措一是释放朱文圭，二是废除帝王死后宫人殉葬制度。这两大举措都涉及人本关怀，但我们似乎又不能将英宗归结为仁慈之主。他心存悲悯，度己及人，却又擅长权谋，颇富心机，是个形象复杂的多面人。在明帝国的龙椅上，英宗横跨“土木之变”前后的非常岁月，一度将明王朝送至险境，却在“夺门之变”后王者归来，以冤你没商量的手法将帝国托底之人于谦送上不归路。他是邪恶的，却也是善良的；能忍耐，更能折腾；时而游刃有余，时而首鼠两端，在帝国无人看管的年月里，英宗就这样极其矛盾地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英宗去世。他身后的帝国，此刻正惊涛骇浪，险象环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