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朱见深（原名朱见浚）
生年：正统十二年（1447年）
卒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享年：41岁
属相：兔
性格：喜静不喜动，有社交恐惧症，极少上朝理政
爱情观：有恋母情结，终生喜欢大他17岁的万贵妃
生育能力：正常偏雄壮。有14子，5女
身体缺陷：口吃
爱好：钱，艺术，方术
代表作：《一团和气图》
一生做过的最大好事：雪于谦之冤
一生做过的最大坏事：宠幸大太监汪直，成立西厂
家族评价：称其为“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纯皇帝）”
《明史》评价：“恢恢然有人君之度”
民间评价：一个入错行的男人
在这份明宪宗朱见深的档案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历史的那一份不可言说。这个有着诸多特点的男人其实是矛盾的混合体，是纠结，是欲去还留、欲罢不能，是好与坏、善与恶的肉搏与妥协。他天生口吃，却偏偏干着与万千人沟通的工作；后宫佳丽无数，却终生喜爱大他17岁的万贵妃，甚至爱屋及乌，宠幸了许多因为万贵妃的关系带进来的宦官；他雪了于谦之冤，却又在他的时代里制造了更多的冤狱；他喜欢钱同时喜欢艺术另外还喜爱方术，展示了一个男人混乱不堪的兴趣与病态追求。而在这份档案看不到的地方，明宪宗朱见深也展示了其矛盾的存在——他拥有天下却偏偏与民争利，霸占老百姓的田地，为自己及其家人设置皇庄；一方面诏谕群臣奉公守法、修举职业以称其求贤图治之意，另一方面自己寄情于声色货利、奇巧淫技而不能自拔；他在位23年时间，每天过的日子就像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猫一样，很忙碌，却没什么意义。他一生最大的意义是为一个女人活着。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去世。八月，宪宗朱见深就因为过于悲痛追随她而去了。
这个人的时代，年号成化，但一切未成也未化。民间评价他是一个入错行的男人。或许这样的评价更靠谱一些。因为对于做皇帝这份工作，朱见深实在是乏善可陈，除了昭雪于谦之冤外。
危机
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帝国没收了太监曹吉祥的田地，改为宫中庄田。由此一个叫“皇庄”的名词悄然出现。几乎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庄严无比的名词竟然与180年后明帝国的覆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644年，当李自成将他数以百万计的大顺军拉进北京城时，他或许应该感谢宪宗朱见深当年的私心萌动——没有这个男人当年改民田为皇田以及官田的制度创新，李自成的身后不可能站着那么多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他冲锋陷阵、赴汤蹈火。这是一种宿命，也是因果。
当然，不是没有明眼人。天顺八年年底，给事中齐庄上了一道奏疏，称：“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这是批评宪宗目光短浅，不够大器。但齐庄的目光也未必长远，他只看到眼前利害，没有看到设置皇庄的举动与帝国结局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宪宗没有被说服，他置之不理。由此一道闸门被打开了。不仅仅是皇亲国戚，众多的权贵之家也开始夺民地为庄田。成化三年（1467年），番僧扎实巴将静海地圈为常住田，嘉善公主圈数百顷文安地占为己有，德王更将四千余顷寿张地纳为庄田。户科给事中邱弘觉得事态严重，连忙上疏说：“地逾百顷即是百家之恒产，民生衣食之本，岂可循一人之私而夺百家之恒家呢？”他的这个认识毫无疑问在深度上比齐庄进了一步，因为触及到了“民生衣食之本”而非仅仅“与小民争利”，宪宗似乎也被触动，感觉这样下去会国将不国，便下诏称“自今以后请乞皆不许”。
只是宪宗的触动还是很表层的，他的底线也不在这里。下诏着“不许”后不久，他又许了。太后的弟弟周寿求涿州四百六十余顷地，翊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三百余顷地，周寿弟周彧求武强、武邑六百余顷地，宪宗都一一答应了。民地变庄田的风气愈演愈烈，给事中李森再次上疏制止，但这一回皇帝却置之不理了——这样的一道闸门，再也没有人可以关闭。史料记载，朱见深的皇庄，在成化一朝已经囊括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地。而若干年后，他的儿子和孙子当政时所拥有的皇庄分别达12800顷和37595顷零46亩。16世纪开始的时候，帝国的田地已有七分之一被纳为官田，而那时距离宪宗没收太监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田才过去不到四十年时间！土地兼并速度之快、之巨、之惨烈可以说都是超常规的。
很多报应在成化朝已体现出来。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河间府（今河北）官庄云集，其中东光县的官庄每亩征粮达二斗之多，三倍于公田赋税数，百姓已然不堪重负，六科给事中齐章等上疏警告：“今东光之民失其田地……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在他看来，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只在眼前。十三道监察御史谢显等也上表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成化朝的一个危机，作为危机之佐证，成化一朝的流民暴动事件层出不穷：最严重的当属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明中期，因为土地兼并及赋役的原因，湖广荆襄地区成为流民的重要集聚地。成化元年三月，几十万荆襄流民聚集，分兵进攻襄、邓、汉中等地并且大获全胜，明廷一时大受震动。
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是明确因为土地兼并及赋役原因所导致的流民暴动事件，其他为数众多的流民暴动事件虽然具体原因不一，但也或多或少与上述原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们包括成化元年四川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大藤峡瑶壮族人民起义、赵铎起义，成化二年靖州苗民起义，成化三年广西黄公汉起义，成化八年四川荣县农民起义，成化十二年四川播州宣慰司苗民起义，成化十三年四川松潘苗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事件仿佛一个明证，证明了帝国中衰阶段控制力的减弱。在此之前，明帝国任何一位天子治下都没有出现这么频繁的暴动或者说骚动事件，成化一朝之所以如此，皇庄制度的推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失地流民增加是一个重要原因。
天灾往往与人祸相伴而行。成化一朝社会极不安定，流民暴动事件此起彼伏，水旱灾害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成化六年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年头。这一年五月，京师、山东、河南大旱，夏麦无收，秋粮不能播种。此前一个月，南直隶数县发生水灾；此后一个月，顺天府、河间府、永平府发大水。洪水汹涌，老百姓的生活无法继续下去。各受灾地区尤其是京城缺粮严重。九月，大学士彭时上奏请宪宗发仓储粮五十万石救灾，半年后又追加三十万石。但尽管如此，京师里的百姓多被饿死。宪宗无奈，只得两次遣散数百名国子监生员回乡自救，同时驱逐在京游僧以减少京城供给负担。在京师以外的地方，顺天、河南、真定、保定四府情形犹为惨烈：有食树皮草根者，也有卖儿卖女的，甚至实在过不下去的人家四五天不生火烧饭，举家闭门活活饿死——一个王朝的生存危机就这样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大饥荒的年月并没有在成化六年戛然而止。十一年后，苏州吴江大饥。史料记载：“田皆芫秽，大饥，斗米百钱，人相食。”“人相食”三个字言简意赅，充分说明帝国的生存困境已经突破人伦底线，灾民只能以同类相食的方式来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但在帝国的政治层面，相关机构又是如何应对这次生存危机的呢？史料同样记载，救灾的官员虽然在灾区赈粥，却设法从中层层贪污，百姓真正能到嘴的食物寥寥无几，“死者如故”。一场人伦灾难在天灾之后猛烈爆发，帝国腐败的政治操作在其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成化十八年，怀庆、宣武大水；成化二十年，陕西、山西、河南发生大旱灾。成化末年，天灾人祸依旧接踵而至。怀庆、宣武大水倒塌房屋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人口达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陕西、山西、河南大旱灾时，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郑时在奏疏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饿死之人满路皆是，有人气还未绝，已被人割食。”而巡抚山西左佥都御史叶淇则指出：“饿死者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惨状真是令人不忍目睹。
当然，成化一朝的悲惨情状不都是由皇庄引发的。水旱灾害那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宪宗或许可以从这句话里聊以自慰，为其帝国所遭遇的悲惨情状开脱自己的责任。但历史的机锋横扫一切，三年后的成化二十三年，他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其时，他才41岁，哭哭啼啼地追随其心仪女人万贵妃而去。老天爷大约也乐观其成，痛快地放手任其西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何尝不是对一个帝国的救赎呢？
阉竖政治
该如何进一步描述成化朝呢？这实在是一个阉割的帝国，在帝国之内，自宫求进成为一时潮流。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二月，礼部上奏说，该年度有自宫及弟、子、侄被宫者四五百人进宫当太监，以一条阳具的代价来换取锦绣前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十年后，都察院的官员抱怨宦官数目已突破一万人，已然成为帝国沉重的财政负担。
那么，做一名宦官的诱惑究竟在哪里，让成化朝如此多的血性男儿趋之若鹜呢？一个叫汪直的太监为世人提供了完美的答案。这个出生于广西桂平西北大藤峡的瑶族人因为祖先反对朝廷而被抄家，在命运触底之后他自愿阉为宦人。从一个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做起，逐步得到明宪宗的宠信而领西厂，兼职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远超锦衣卫和东厂。这可以说是一个宦官的人间传奇了，也是其诱惑之所在；而西厂的诞生及其折腾史，则生动地表达了成化时期阉竖政治的生猛与麻辣，它对阁权的抑制以及明帝国官场文化的摧残。
成化十三年（1477年）二月，宪宗下令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锦衣卫校官百余人设立西厂。在此之前的明永乐时期，朱棣已设东厂。作为性质相同的特务组织，西厂的人数和权势都超越了东厂以及锦衣卫。在当时的京师内外及各王府、边镇都满布西厂的人，西厂的特务人数，据说要比东厂多出一倍，就连东厂太监头子尚铭，也唯汪直马首是瞻。
西厂成立伊始，刑部郎中武清、礼部郎中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就被逮捕下狱了。这是汪直及其任用的锦衣卫百户韦瑛的杰作。他们在逮捕这些三品乃至从二品高官时甚至未经奏请，很有克格勃的风格。由此内阁大学士商辂与刘诩、刘吉等人怒了。五月，他们联合上奏，弹劾汪直、韦瑛十二宗罪，称其罪恶行径已造成“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在当时，西厂的权力半径的确无限大，他们甚至连民间争吵打架、偷鸡摸狗之类的小事都要管，并且一上来就课以重刑，以为自身牟利。一个王朝得以维系的正常隐秩序就这样被破坏了，内阁大学士商辂等人的弹劾可以说在公不在私。
但宪宗却认为这里头有私心藏焉。他派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到内阁去追查主使上奏本的人，试图抓出幕后黑手。幕后黑手没抓到，兵部尚书项忠以及其他九卿却跳了出来，一起弹劾汪直。宪宗这才知道，汪直破坏的是公道人心以及官场秩序。如果汪直可以擅自逮捕三品以上京官并抄没其家产的话，那么帝国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权力恐怖行为得以确立，而这是百官们绝对不能答应的。万般无奈之下，宪宗宣布罢设西厂，汪直重回御马监，一个王朝的秩序危机貌似被解除了。
不过谁都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宪宗就宣布重设西厂。表面原因是南京监察御史戴缙上疏说天有灾异，要使“宿弊尽革”，需太监汪直“缉捕奸恶，惩治贪赃，允协公论”，才能“警服众人”，宪宗接到奏疏后马上顺势而为，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十五日下诏复设西厂。但其深层原因还在于皇帝需要这样的权力恐怖行径，以再建一种新的权力平衡。而这样的权力平衡是在他操控之下、基于宦权和阁权博弈基础之上的。对于帝王治术来说，这的确是个上佳的选择。
重设西厂之后，兵部尚书项忠被拿下。这个曾经联合九卿上奏弹劾汪直的官员试图以养病为由回归故里，却到底不被许可，从而包括他儿子项经以及太监黄赐、兴宁伯李震、彰武伯杨信、左都御史李宾在内的诸多人等被汪直打击报复。项忠被革官为民，其他人等也一一获罪。大学士商辂见事不可为，汪直紧接着又要将矛头对准他，便赶紧向皇帝打报告请求“致仕”，也就是离职退休。所幸获准。他终于以一种黯然而不失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成化权力场，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这位宣德十年（1435年）举乡试第一（解元）、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第一（会元）继而殿试第一（状元）的连中“三元”者到底斗不过宦官汪直，只能在老家涂涂写写，聊度余生，成为官场失意者。
有失意便有得意，这是世事的辩证法。商辂离去后，汪直的追随者王越被升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而作为汪直本人，更是寻求权力的增值。成化十三年（1477年）十一月初三日，在具体的打击目标都已经被动或自动消失之后，汪直向皇帝进言，称：洪武永乐间，人臣没有敢乘轿的，正统时文官年老的才可乘轿，自景泰以来两京五品以上者无不乘轿。他建议宪宗要严定文职三品年六十以上者方许乘轿，武臣则一概不许。宪宗同意了他的建议。汪直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是溯本清源，在官员乘轿礼仪上严格规章制度，事实上却向百官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吃穿住行，你们的规矩将由我汪直来制定。汪直发出这个信号的目的就是要让宦权压倒一切，不断强化自王振以来的宦官文化。
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如此。汪直巡辽东边——去辽东视察边境战备情况，已经出巡辽东的右副都御史陈钺远远地跑到郊外去迎接，他拜伏在地，以迎接天子的规格来迎接汪直，并对其大肆行贿；汪直巡宣府、大同边——去宣府、大同视察边境战备情况，史料记载：“所至传供于百里外，都御史等偕下属伏道迎谒，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至馆，易服请见，唯唯诺诺。其左右大肆索贿，边储为之一空。”这个权力的震慑力看起来真是非同寻常，“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说明宦权的锋利无比，“边储为之一空”的说法则形象地说明权力占有转化为财富占有时的残酷与生猛。
汪直权倾一时，以至于成为一个权势符号在民间得到重视甚至被利用。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江西人杨福因为相貌酷似汪直，就假冒汪直本人，从芜湖到苏州、常州，再由杭州抵绍兴、宁波，一路上以汪直的名头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胜。他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原因基于两点：一是相貌酷似汪直；二是无人敢疑。特别是后一点，生动地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汪直恐惧症”。怀疑来人是否汪直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出错这代价便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因此接待方明知有错也宁可不疑或者错上加错，杨福也就一路通行无阻了。史料记载杨福所到之处，“有市及市舶宦官皆小心侍候，不敢违命，威福大张”。成化朝地方官场的荒诞感因为汪直的存在而显得特别夸张。虽然到最后，杨福在福州被抓，但毕竟丑闻已经酿成，帝国的权力畸态不是惩罚一两个杨福可以去除的。因为在当时，宦官们在地方横行无道已是常态，民间已经见怪不怪了。
成化十八年（1482年）二月，太监郭文从南京经过沛县，沛县知县马时中虽然勉力款待，但见过大场面的郭文并不满意。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郭文捆绑了马时中的儿子进行拷打，令其自杀身亡。更有甚者，郭文还脱下马时中的官服，对其极尽凌辱之事。有沛县百姓不满郭文所作所为，与之理论，郭文竟指使家奴击杀其中二人。随后，马时中被锦衣卫逮至京城，贬官至广西。这是宦权张扬的一个案例。宦权张扬之下，即便朝廷命官，也没有人身安全，更谈不上有什么人格尊严。至于寻常百姓，更是命如草芥。成化朝尚膳监太监出行时，有退避稍缓者，太监们就下令将那些反应不快者悬绑于墙上，鞭打至死，而面对如此暴行，法司竟不追问，置若罔闻。
一方面宦官们自汪直以下人人牛气冲天，另一方面宪宗皇帝冷眼旁观，甚至在各个层面对外臣另眼相看，变相降低他们的待遇。这里的待遇既包括经济待遇也包括政治待遇。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初十日，宪宗下令折减在京文武官员的折俸钞，一石俸米由原来折钞二十五贯减为十贯，以此大幅度降低官员们的工资。成化十六年，皇帝调整文武官吏俸粮折布的比率，规定粗布一匹可值银三十两，从而创造了史上最强的俸粮折布比率，再次变相降低大批官员的工资，在经济待遇上直接打击他们。在另一方面来讲，因为官员工资过低，帝国无法高薪养廉，此举也助长了官场腐败之风。
在政治待遇上皇帝厚此薄彼，对太监汪直、尚铭、钱能等委以重任的同时，还推行“传奉官”制度。所谓“传奉官”是指不经吏部推选，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它的出台在制度层面上削弱了阁权，因为明初官制规定，授官必由内阁或吏部，现在皇帝直接插手官员推选制度，为满足某个妃嫔或宦官的私人愿望而安插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员进入帝国官员队伍，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皇权粗暴，是对阁权的践踏，也是对宦权的一种变相庇护。因为很多“传奉官”都是太监出身，这也是成化朝自宫求进者络绎不绝的原因所在。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在一份奏疏中质疑说，自有传奉官后，“文臣有不识一丁者，武臣有未挟一矢者；有父子并坐一堂者，有兄弟分踞各署者；更其者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法，隐罪有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此之政令否？”只是张稷的质疑无人可以回答得了，因为一切都是既成事实。
宪宗在位23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见过一次阁臣。这是他执政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这个结结巴巴的男人似乎不喜欢跟外臣直接沟通。他处理政事的方式是由“太监择而奏闻”，随后再做出批示。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跟太监在一起，就是跟万贵妃在一起，要不就跟僧侣在一起。这个皇帝的生命里，到底缺失阳刚之气。不妨这么说，成化朝那些诡异与荒诞气质的形成，宪宗是始作俑者。
病态的帝国
成化十六年（1480年）五月的一天，云南丽江军民府（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巨津州的白石山突然崩塌，一分为二。这座长四百余丈，离金沙江二里地的山脉在崩塌后飞沙走石涌入金沙江中，“江水壅塞，淹田漂庐”，情境一时骇然。四年后的正月初二日，京师居庸关、古北口地震，“城垣墩台驿堡倒裂不可胜计”，同日，自京城到大国、宣府等诸多地方都发生地震，“裂地涌沙”，天象可谓异常。成化一朝就是这样，以一种天崩地裂的方式来昭示帝国病态气质的存在，这其中很多现象确实不是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王朝所应该出现的。
成化十五年，监察御史陈鼎透露：自成化二年至十二年，朝廷共度僧道达十四万五千余人，而私造度牒者尚未知其数。陈鼎认为这些人“游食在下，奸盗诈伪，无所不为，不早为处置，大则聚集山林谋为不轨，小则兴造妖言煽惑人心，为患极大”。他又在上疏中指出“今苏州等屡获强盗，多系僧人”，因此请求有关部门严加查处。
事实上僧道泛滥问题不是成化朝才有的，从英宗到代宗，僧道泛滥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向佛、向道，僧道才云集北京。另一方面，僧道泛滥总是与宦官的特殊权力纠结在一起。从王振开始，大大小小的太监们总是招佛向道，在满足其病态心理需求的同时，也让宦官的权力走向诡秘与畸态。
宪宗在这个问题上也概莫能外，甚至变本加厉。成化四年，他宠幸番僧，同时封答巴坚赞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扎实巴为“清修正觉妙慈普济护国衍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为“静修弘善国师”，端竹也夫为“净慈普济国师”，这些被封的国师地位崇高，服食器用等规格参照王制，出入时达官贵人都要为他们避让。另外他们的几千个徒弟也加封号为“真人”“高士”，僧道泛滥一时呈现汹涌之势。
但宪宗朱见深的问题不仅于此。他在向佛、向道的同时还亲近方士。方士李孜省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四月被皇帝授予太常寺丞。太常寺丞一职掌管祭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礼仪格局与帝国的气质走向。李孜省学的是五雷法，精通的是符箓午，他同时交好宦官梁芳、钱义，是一个媚时、媚上、媚势的小人。御史杨守随指出“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给事中李俊也认为太常寺丞所用非人，请求皇帝罢免方士李孜省的职位。宪宗迫于舆论压力，只得罢去，却又同时任命李孜省为上林苑副监，还送他两枚印章：一枚印章刻“忠贞和直”，一枚印章刻“妙悟通微”，许他可以密封奏请。“密封奏请”是一种政治待遇，表明了皇帝和李孜省的特殊亲近关系。李孜省由此飞黄腾达，成化十七年八月，他先升职为右通政，随即迁升左通政，仍掌上林苑事。
当然对宪宗朱见深来说，李孜省受宠只是个案。在他手下以传奉官名义升迁的方士僧道总共达数千人！方士顾玒升为太常寺少卿，方士赵玉芝、凌中也官升太常卿，道士邓常恩进升为太常寺卿，他们和李孜省一道，构成了帝国官场的奇异风景，令人侧目，也令人骇然。李孜省则风景一边独好，很快升迁为礼部右侍郎，他利用皇帝赐给他的密封推荐权，掌控官员、缙绅的进退浮沉，权势之下，包括阁臣万安、刘吉、彭华等都以阴附他为荣。与此同时，李孜省展开机锋，将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等赶出官场，充分显示了一个方士官员的杀伐之术。
帝国官场的诡异风景不止于李孜省。在成化朝受宠的人还有和尚继晓。这个江夏（今湖北武昌）僧人懂秘术，并以秘术打进帝国官场。在宦官梁芳的引荐下，继晓摇身一变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并成为宪宗佞幸的宠儿。宪宗助他在西市建大永昌寺，强迁居民数百家，费国库银数十万，甚至宪宗还旌表他出身娼妓的母亲朱氏为贞烈之女——人间的基本原则与伦理判断至此黑白颠倒，帝国官场的诡异风景泛化为一场道德灾难，这个王朝的病态已是不可救药了。
或许在这里还应该对道德灾难做一个展开描述，因为它不仅仅是朱氏一个人的事。在当时社会风气的奢靡、奸滑与颓废几乎已经渗透到各个层面。成化六年（1470年），京师大旱歉收，朝廷却奢靡之风不止。宪宗狂爱万贵妃，梁芳、陈喜则秘献房中术，更有屠宗顺以奇珍异宝来获取高官厚禄。与此同时，在京的游僧数以万计，挥之不去。皇帝饲养在京城的百兽房及清河寺的珍禽异兽每日所费不靡。给事中邱弘上疏请求放生以节约国用，宪宗置之不理。另外，军队腐败风气也开始四处泛滥。这一点连宪宗自己都不讳饰。成化三年（1467年）二月初八日，宪宗皇帝愤怒地说：“在京军士大都有名无实，视其名则案牍充盈，实则队伍空虚。开粮之际堵塞仓衢，受赏之日溢满禁涂，及至欲收集队伍赴边御敌，累至旬日不能集起数万。这都是因为总兵等官纵之归林，役之私用，其弊甚多……”就像宪宗所说的那样，看花名册满眼都是士兵，开粮受赏的时候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实际上部队的将官大多将兵士挪为私用，以至于真到打仗时连几万兵都凑不起来。军队之腐败糜烂，可谓触目惊心矣。
成化十九年前后，北京城的守卫部队大多去修卢沟堤岸、大慈恩寺以及京仓、通州（今北京通县）仓去了。据统计，当时在京部队共九万三千四百人左右，而参加上述工役劳动的达五万二千人，实际操练者仅一万六千七百余人，另有二万四千六百人下场。京师武备一时大为松懈与空虚。兵部尚书张鹏忧心忡忡地上疏说：“京师武备用来控制四夷，必须养成蓄锐于无事之时，方能折冲御侮于有事之日。近来工役频繁，无暇训练，一旦征发，恐不足用……”但张鹏的忧虑只看到了“面”，没看到“里”。因为当时的军队腐败风气不仅仅在于武备松懈、无暇训练，还在于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在以公谋私上。这一点定西侯蒋琬分析得可谓透彻。他上奏说：营帅、宦官习以军士供私役，谓之“应役”；市井游贩之徒，以窜名军籍，为避操练之苦，行贿于官，谓之“买闲”。而提督守营诸官，又诡以空名支饷，中饱私囊，以致缺伍者以万计。如此弊端，军队哪有战斗力可言？一个王朝如果连军队都腐烂了，它又怎能保家卫国？
事实也的确如此。明帝国从朱棣时的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到宪宗朝的危机四伏、苟且偷安，其中的差距不可以千里计。朱棣五征漠北，虽然最终成就不大，但帝国的气势却是咄咄逼人的，反观宪宗一朝，周边番国都已蠢蠢欲动，仿佛看透了明帝国的虚弱与不堪，个个试图趁机捞上一笔。
成化元年开始，鞑靼连年对明帝国扰边，他们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骚扰、抢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宣府等地。成化七年，帝国大张旗鼓对鞑靼一战，仅杀敌一百七十余人。出征将领朱永、王越认为鞑靼以数万兵出入边塞，而明军能战者不及一万，又分散防守，无法御敌，所以建议皇帝发大兵搜套，如此才是长久之计。但兵部给出的意见是“马瘦饷缺”，搜套之议不能行。如此，鞑靼扰边问题绵延数十年时间无法解决，终成帝国边患。
北边鞑靼走强，南边安南（今越南）也不甘示弱。从成化四年开始，安南国王黎灏派兵相继入侵广西凭祥、广东琼州、雷州、珠母海（今北部湾），广西之龙州、上下冻州及云南之临安府（今建水）、广南府、镇南（今南华）等地，一时气焰大张。安南从一个昔日的进贡国一举转变为入侵国——这其中明帝国军队腐败、实力有所下降是重要原因。因为当时镇守云南的宦官钱能贪图安南进贡之物，黎灏便投其所好，同时以解送广西龙州逃犯为理由，借道云南入境，随即发兵于后，最终酿成云南兵患。成化十五年冬，黎灏再次派八百余人，越过云南蒙自边界，以捕盗为由在此地安营扎寨，筑室以居——明帝国中衰之后，其内在的虚弱已被其周边属国看穿，乃至于安南才有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动。帝国无力反击，也只能将其草草劝回了事。
在鞑靼、安南之外，吐鲁番竟也对明帝国存了觊觎之心。成化八年冬，吐鲁番王阿力率兵袭击哈密，明帝国兵部上疏建言称：“哈密乃西城之咽喉，如弃而不救，恐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西）、罕东（今甘肃敦煌）等卫亦为之所胁，酿成边患。”但是讨还哈密的征程却极其漫长。宪宗先是派遣锦衣卫千户马俊前往吐鲁番宣读谕旨，促其归哈密侵地，无果。因为对方藐视了明帝国的存在。成化十年冬帝国准备一战，依旧无功而还。直到成化十八年春，帝国派出万人的大部队夜袭哈密城，才最终收回故土。成化朝中衰之狼狈情状，由此可见一斑。
危险走向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纠结，究竟可以呈现怎样的极致状态？宪宗与万贵妃以其奇异的遭遇演绎了他俩之间的暧昧无言，从而在一个侧面暗示了王朝的危险走向，为明帝国外戚干政的历史揭开序幕。
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二十日，朱见深立吴氏为皇后。八月二十二日皇帝以吴氏“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的罪名，将其废居别宫——皇后从立到废，只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皇后的废立问题呈现如此令人愕然的景观？很快，在册立时力主吴氏上位的太监牛玉被揪了出来，他要为自己举荐不当负责——既然吴氏“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太监牛玉为何不事先预警，而是包藏祸心，将这么一个“假冒伪劣”的皇后候选人推了出来呢？
牛玉很快以罪被谪，发配到南京孝陵种菜去了。但是，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等还有话说。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十七日，他们给皇帝上疏建议要扩大追究——既然“立后”一事如此重要，那么那些身居辅弼，视“立后”大事漠不关心的内阁大臣以及礼官人等就都要一一追究，这样才能体现司法公平。现在皇帝抓小放大，显然是不合适的。
王徽、王渊的建议很快就有了结果——他们被贬了。王徽被贬贵州，王渊被贬茂州，做一个专管刑狱的判官。很显然，皇帝不想把事闹大。这一点很可疑。在某种意义上说，太监牛玉成了牺牲品。因为吴氏被废，真正的操纵者是万氏，深受宪宗宠爱的万氏。这个比朱见深年长17岁的女人体态丰满，是皇帝的梦中情人。天顺八年时朱见深18岁，万氏35岁。在成功操作吴皇后下台后，万贵妃宠冠后宫，连随后上台的王皇后也不敢与之交锋。这是万贵妃能力之所在，当然也是皇帝对其一往情深的体现。
不过皇帝的情史不是我们叙述的重点。在帝王的人生大格局里，情史背后的政经影响力或者它们之间互为作用的因果关系才是重点。万贵妃宠冠后宫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八月初四日，宪宗下令升万安为后府带俸都督佥事，万祥为指挥同知，万家仆人徐达为指挥佥事，可世袭，甚至舍人丁安、万泰、王贤亦被授百户。所谓万贵妃家人皆得官，这是一个女人长袖善舞所导致的官场影响力，也是明帝国外戚干政的开始。
外戚干政，最恶劣的影响当属士大夫礼仪或者说气节的丧失。这是一个王朝走向沉沦的标志，而内阁首辅万安的气节则尤成问题。这位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进士做人一点都不正统，他后来之所以当上内阁首辅主要有两“靠”：一靠巴结万贵妃。万安巴结万贵妃的经历可以说无耻之至。万安是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人，万贵妃是诸城（今山东诸城县）人，两地距离遥远，万安与万贵妃也无亲缘关系，但前者却凭同一个姓，将自己化身为万贵妃的侄子辈。其摇尾乞怜之丑态，由此可见一斑；二靠向明宪宗进春药而得宠，甚至万首辅在给宪宗的奏疏中大谈房中术，以为巴结。就是这样一个人，做内阁首辅的时间长达十年。万安做内阁首辅，最大的特点是行政不作为。他的行政不作为与宪宗的行政不作为相映成趣，充分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无力与无能。宪宗执政23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见过一次阁臣。而万安是怎么做的呢？“皇上召见，无奇谋至计，只知呼万岁而已。”万安“万岁阁老”的称呼，由此而来。相比较万历年间，神宗虽然也数十年不见臣子，但外臣们还是兢兢业业，有所作为，而万安只知山呼“万岁”，其平庸无能，不言自明了。
外戚干政其实是成化朝朝政懈怠的原因之一，成化朝朝政出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党争开始出现。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尹旻与万安过招，构成了尹旻之子尹龙之狱，包括通判王范，经历张璲，侍郎侣钟、秦纮，大理寺丞刘（王献），寺副苏泰，大仆寺卿张海，顺天府丞黄杰，洗马罗景，给事中马龙，御史刘璧、于璧、高辅、张鼐，编修王敕，员外郎杨棨、袁弼，大学寺少卿刘淳在内等多名官员被贬、被罢，尹龙之狱的出现可以说搅乱了正常的官场秩序而开明代党争之先，是帝国权力博弈的一大恶果。在“传奉官”制度广为奉行之后，历朝历代难以避免的党争又开始浮出水面，成化朝已然步入不可收拾的境地。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宪宗皇帝朱见深去世，年仅41岁。死前一个月，陕西临潼、咸阳一带地震，史书上记载：“声如雷，房屋多坏，死者甚众。关中地区，声如雷，山多崩圯，庐舍多倒塌，压死一千九百余人。”但皇帝不以为意。帝国问题多多，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地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况且天灾人祸，很多东西不是他可以左右的，也不是他真正从心里在意的。这一年，皇帝朱见深唯一在意的事情只有一件：万贵妃死了，于正月初十暴病而亡。由此朱见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寄托坍塌了，这直接导致其人生随后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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