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开始了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明宪宗皇帝朱见深去世。此时的帝国可以说一片狼藉：厂卫特务横行，流民暴动不断。山塌了，地震了，水旱灾害此起彼伏。九月初六，朱见深的第三个儿子朱祐樘即皇帝位，他接过了这个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国度。那么，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宿命里，在急转直下的王朝危局中，这个年仅17岁的小男人具备化险为夷的勇气和能力吗？

    似乎没有人看好这一点。因为“朱祐樘是一个瘦小和胆小的人，长有明亮的眼睛和飘逸而稀疏的胡须”（见《剑桥中国史·明史》）。不是一个有历史担当能力的恰当人选，起码从相貌和素质上说，他除了“长有明亮的眼睛”外别无他长。但是很快，朱祐樘出手了。同样在九月，孝宗朱祐樘下旨，“谪梁芳南京少监，万喜为指挥使，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等戍边陕西”。

    这个梁芳在成化一朝，是与汪直齐名的大太监。汪直贪权，梁芳贪钱，直将内库中前几朝累积下来的七窖金子都挥霍一空。另外他还引荐了李孜省、继晓之类的人物，加重恶化成化一朝的政局，污染当时的官场风气。孝宗朱祐樘甫一上位就处置梁芳，无疑是向世人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他要正本清源了。

    在受到皇帝处理的几个人中，除了太监梁芳外，万喜是外戚，李孜省是精通五雷法等方术的官吏，邓常恩、赵玉芝是其同党。成化二十三年九月，随着龙椅易主，他们的人生走向谷底。梁芳死于狱中；李孜省“不胜拷掠而死”，这位戍边陕西的前方术官吏大概是受到了严刑拷打，最终没挺过去，挂了；邓常恩、赵玉芝以“交结近侍”的罪名被处死，妻儿流放到二千里以外的边境——孝宗朱祐樘如此严厉的处置应该说意在开一代风气之先，为其不寻常的历史宿命打一个意义深远的拐点之战。

    紧接着，老同志万安致仕——他以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离休了。在太监梁芳被问罪后，特别是李孜省被流放陕西“不胜拷掠而死”后，大学士万安感受到了危机的来临。因为李孜省包括外戚万通跟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皇帝先拿他们开刀，是不是杀鸡给猴看呢？万安决定进行危机公关。十月二十一日，梁芳等案发后一个月，万安上疏皇帝，内容竟是房中术，文末署名“臣安进”，以表其媚上之意。他这一招曾经对宪宗试用过，可以说屡试不爽，宪宗皇帝也乐此不疲。但很显然孝宗不是宪宗。孝宗在登基前已娶张氏，并且一生奉行一夫一妻制的信条。梁芳这一招不仅没有投其所好，反而招致他的鄙薄。史料记载，孝宗皇帝阅疏后大怒，直接派了宦官怀恩到内阁摘去万安牙牌，并勒令其致仕。此时万安官至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是内阁首辅。成化二十三年他已经69岁。不过，宪宗没有像处置太监梁芳那样决绝地处置这位位高权重者，只让其致仕了事，并以此表明在他的时代里，需要的不是平庸无能之辈。两年后，万安死了，老死的。这位“万岁阁老”终究不容于新时代。

    更多的人也不容于新时代。成化二十三年的冬天是一个冷冰冰的冬天，当然这是对成化一朝的宠儿们而言的。包括右通政任杰、侍郎蒯刚、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名传奉官在这个冬天失去了他们的官位，另有一千余名西番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真人等被夺僧道封号以及诰敕、印章、仪仗、玉器等物。和尚继晓被杀。这个在成化年间以秘术得宠于宪宗的“国师”在龙椅易主的动荡年代走完了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也成为孝宗之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他与旧时代告别、意欲励精图治的勇气与决心。当然也有不服者。孝宗罢传奉官、夺僧道封号，玩的是一锅端，可这其中也波及仕官。比如吏部尚书李裕。这位景泰五年（1454年）的进士曾有强直之名，当石彪滥报战功，皇帝令他前往核实时，石彪之父、权臣石亨给李裕写信，请求网开一面。李裕是怎么做的？他将石亨的信件烧掉，对石彪的情况据实以报，这份胆略与品质，不仅为其赢得强直之名，也让他在仕途上屡有斩获：先为山东按察使，后迁任陕西左布政使、顺天府（今北京）尹，随后再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江北诸府，终为工部尚书。在这些不同的职位上，李裕“皆有治绩”。他仕途上唯一的污点是被李孜省推荐升任吏部尚书，由此，在孝宗的新朝，言官们抓住这一点，猛烈弹劾李裕。李裕当然心下不服，他写了《辩诬录》，历数自己以往的政绩以为辩白。只是辩白无效，皇帝于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令其致仕——他也离开了新时代的政坛。孝宗似乎是个有精神洁癖的皇帝，凡是与僧道、近侍有染的官员他一概不要——一个有着宏图大志的新皇帝在成化最后一年几乎呼之欲出。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猜测或者说期待孝宗之治可以走得远一些，走得更宽阔一些。毫无疑问，这是个善良而美好的期待，因为它给了瓶颈期的明帝国突出重围以一个遐想空间。

    世上事先破后立。破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孝宗开始为他的新时代立下规矩。这首先是一场精神清洁运动。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帝下旨，禁止朝臣之间互相请托，递条子，以便在私下里完成权权交易。世人不难看出，在皇帝孜孜求治的背后，渗透的是他对新朝官场正义的追求。而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举措是，孝宗皇帝将各文武大臣的姓名、出生年月、政绩简历等张贴于文华殿壁上，以为官员们互相监督。这个举动很有任前公示或者实行“民主”的意思。虽然成效不大，但与宪宗乐衷于搞暗箱操作相比，新皇帝对官员选拔程序的尊重以及官场新风的渴望，还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一个王朝求新求变的努力，正是在这些丝丝点点的细节中透露出来了。

    精神气质问题是首要问题，它甚至比某些程序上的变革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新皇帝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重开经筵；二是厘正祀典。重开经筵，目的是为了明了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搞明白了，治国也就易如反掌了。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十二日，孝宗重开经筵。他发表讲话称，为人君者，只有“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才能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午朝时他甚至亲自到文华门，听取大臣及前来觐见的文武官员汇报工作，态度和蔼可亲，极具凝聚力。同时对远赴外任的官员，皇帝也谆谆教诲，极尽人君之意——新朝新风气就这样在弘治元年散发开来。个子瘦小的朱祐樘一边摩挲着他稀疏的胡须，一边扑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形象与深居寡出的前任迥然不同。

    厘正祀典也是在精神气质上给帝国注入清新气息。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十七日，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疏建议“不当祀祭者应罢之”——不适合掌管祭祀的官员应该将其罢职。在此之前，方士李孜省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四月被皇帝授予太常寺丞。太常寺丞一职掌管祭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礼仪格局与帝国的气质走向。李孜省这样一个一个媚时、媚上、媚势的小人如何在国之祀典上堪当大任呢？所以当时的御史杨守随就指出：“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现在是新朝新气象，杨守随认为皇帝更要在制度层面上厘正祀典，这样才能泾渭分明，与黑暗时代一刀两断。如前所述，孝宗朱祐樘即位后不久就下旨，“李孜省戍边陕西”，在精神气质上给帝国注入了清新气息。

    的确，弘治一朝可以说开局良好，皇帝诏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俱兼左佥都御史清理淮浙盐法，以改变成化末年宦官染指淮、浙盐业，贪污腐化横行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皇帝也下令整顿团营，在军界内部向腐化现象宣战。新任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议，军队要“遵洪武、永乐年间之制，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孝宗皇帝颁准执行。一切的一切都在表明，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明帝国走出瓶颈期指日可待。

    但是，历史的走向真的可以事先预测吗？这个刚刚成年的小皇帝，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力挽狂澜？或许人们都太乐观了，因为接下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孝宗。他仿佛变脸大师，很快就向世人展示了一张陌生的脸孔。

    走向沉沦

    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帝国监察御史汤鼐与庶吉士邹智、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等官员发现，自己的仕途走到了终点。皇帝阴沉着脸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随后监察御史汤鼐被流放肃州（今甘肃酒泉），中书舍人吉人削籍，也就是革职的意思，庶吉士邹智和进士李文祥则被贬谪。在他们仕途命运发生改变的背后，真正操纵者其实不是皇帝，而是大学士刘吉，是他一双翻云覆雨的手在幕后操纵。此前，这几个人屡次上疏弹劾刘吉，刘吉便联合御史魏章，反弹汤鼐等人私立朋党，诋毁时政，孝宗皇帝倾向于刘吉的判断，出重拳打击了“汤鼐一党”。

    但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在汤鼐冤狱发生后一个月，南京又发生了监察御史姜绾之狱。姜绾是个言官，因为当时的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在南京大肆圈地，并让失地百姓承担朝廷赋税，姜绾上疏弹劾蒋琮十宗罪。随后因为南京宦官陈祖生违制垦后湖（今江苏江宁北）田，南京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也连章上疏弹劾陈祖生违法情状。应天府（今南京）尹杨守随秉公执法。在坐实蒋琮罪行的同时，为卢锦和方向鸣冤叫屈。事实本来很清楚，上疏弹劾的官员们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谁都没想到，黑白颠倒的事情发生了。皇帝下旨罢卢锦之职，方向和杨守随被贬谪，而姜绾等数十名官员都被下狱。由于受到处分的官员数目众多，以至于“两京台署为之一空”——北京和南京的行政机构都没人办公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皇帝在汤鼐冤狱之后又制造了姜绾冤狱呢？原因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大学士刘吉在南京再次伸出了翻云覆雨手，左右了皇帝的执政视野并影响其执政水平。从一年前展开宏图大志意欲中兴，到弘治二年兴两京言官之狱，孝宗皇帝很快就露出了自己的破绽：年轻，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易受权臣的摆布。

    这里还需重点介绍一下刘吉。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进士刘吉其实是个书生。他擅长于修书，修《寰宇通志》，修《文华大训》，修《宪宗实录》，并无多少治理国家的经验。但因为会修书，刘吉的仕途也是一路通畅。从一个经筵官一直爬到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的位置上，刘吉在内阁经营18年，经营的不是政绩而是打击正直官员、保全自己官位的能力。孝宗皇帝新政伊始，受其蛊惑，大兴两京言官之狱，给帝国中兴的前景蒙上重重阴影。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初五，在两京言官之狱发生三年后，刘吉因与皇帝发生矛盾，被孝宗勒令致仕。但孝宗勒令刘吉致仕的方式方法却令人啼笑皆非。他派了一名宦官到刘吉府上对其冷嘲热讽一番后才勒令他离职退休，很有小孩子过家家的意思。但即便到此时，皇帝也没有认识到刘吉营私附会给帝国带来的危害。刘吉办理完正常退休手续后再没受到任何处分。在此前，民间已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而“纸糊三阁老”是嘲讽刘吉与万安、刘珝三个内阁成员就像纸糊的人一样百事不为。这实在是对其行政不作为的生动说明。但皇帝不以为意。一年后，当67岁的刘吉去世之时，皇帝还赠其“太师”称号，谥文穆，以全其一生美誉。由此，孝宗的问题开始放大，很显然，他识人、用人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在对官员处理的方式上也失之于儿戏。一个能力与态度双欠缺的皇帝，注定是不会有大作为的。

    更大的问题还不在官员任用上。对一些制度性弊端的回避甚至回护才是孝宗之治终究“不治”的原因所在。这里面既涉及皇帝的能力问题，更关涉其勇气、决心、视野和破旧立新的彻底性上。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二十三日，户部尚书李敏就庄田问题上疏说，现在京城内的皇庄有五处，共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另外勋戚、宦官有庄田三百三十二处，共占地三万三千余顷。那些替主人管理庄田的人“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加辩解即被诬奏”，无恶不作，以至于失地百姓“举家惊惶，恨之入骨，灾异即由此而生”。李敏建议将管庄之人辞退，把这些田地都交付给百姓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以扩充宫里的用度。孝宗皇帝是怎么做的呢？他称“各庄田管业已定，难以收回”，只下旨告诫管庄之人不得生事就再无下文了。可以说在涉及庄田所有制的敏感问题上，孝宗做了一把缩头乌龟，他的新政遇到问题绕着走，怎么可能走远呢？

    在处理东厂的问题上，孝宗甚至更为敏感。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在处理一桩涉及东厂太监杨鹏的案子时未能做出倾向于后者的判决，结果法司介入，法司遵承杨鹏的意思，拟将丁哲、王爵流放边地——东厂“唯我独大”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时候刑部典吏徐珪站了出来。他上言请革东厂。徐珪上疏说，我在刑部三年，每见处理刑案，东厂校尉或挟私诬陷，或替他人报仇，或私下里拿了好处以旁人抵罪。而“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杀人”。徐珪表示，为了革去东厂以绝祸源，他愿以死明志。孝宗皇帝闻言大怒。史载“孝宗以其言狂诞，发回原籍为民”——将这个多嘴多舌的家伙打发回老家吃大米饭。庄田问题和东厂问题，是明中期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的两大基点。只有在制度层面上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突破帝国瓶颈，为接下来的可持续发展扫清障碍。但是很遗憾，孝宗或者是没有这个认识，或者没有这个勇气，主动回避甚至回护了这两大制度性弊端，从而让其“弘图大治”无疾而终，帝国继续走向沉沦。

    帝国继续走向沉沦的另一个标志是传奉官的卷土重来。孝宗刚上位时，曾经罢免了一大批成化时期的传奉官。其力度之大、之猛，堪称斩草除根。但很快，一度消失的传奉官们又卷土重来。有意为之之人正是孝宗。因为修造京城河桥有功，孝宗授予四个工匠为官员，另外又将通政司经历沈禄传升为参议——这是弘治时期传奉官制度的死灰复燃。事实上从制度层面上说，孝宗并未彻底废除传奉官制度，他废除的只是成化时期的传奉官而已。于他自己，需要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一批死党为其效忠。这也是传奉官制度在弘治时期死灰复燃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制度满足了皇帝对皇权的特殊需求，有助于建立其个人崇拜，有助于在正统的权力选拔通道以外，建立只属于龙椅中人的秘密通道。这样的感觉，孝宗喜欢。所以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皇帝会一个月内就进传奉官二百余人——传奉官一时间在帝国又开始泛滥了。

    这是历史的轮回，是孝宗绕不过去的人生瓶颈，不过有人试图改变这样的轮回。还是在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屠滽和兵部尚书马文升差不多同时就传奉官问题表达异议。屠滽说：“传升文职过多，请惜名器，以堵奸人之进。”这应该是一个组织部长的忧心忡忡。而兵部尚书马文升则从军功角度表达他的忧心忡忡：“国家设武职以待军功，没有临阵斩获不得轻授。今传奉画工张玘为指挥，并准其世袭，在边冒死作战者何以待之？”——如果一个画画的人都可以升为军队指挥，其子孙还能世袭的话，那么在边境冒死作战的将士们心里会怎么想呢！马文升的呐喊可以说是一个国防部长的忧心忡忡。除此之外，六科十三道的官员也纷纷上疏痛批传奉陋习，一时间朝野请罢传奉官的呼声极强。皇帝面对舆情汹涌却是冷笑一声，不予理睬。至此，一个曾经的改革者终于变得面目模糊起来，令人无法辨识。

    改革与保守相当于硬币的A、B面，如果先前展示的是代表变革的A面的话，那么皇帝在后期乐衷于展示的则是代表保守的B面。B面的涵义极其宽广，宪宗皇帝曾经展示过的那些丑陋，孝宗几乎也一一照搬了。比如宠幸宦官这一点上，两人也惊人的相似。宪宗宠幸汪直，以至于后者权倾一时；孝宗则宠幸李广。这个以符箓祷祀蛊惑皇帝的宦官伪造圣旨召进传奉官，纳贿赂、夺民田、霸盐利，几乎无恶不作，成为弘治朝的一大毒瘤。尽管户部主事胡爟、祠祭司郎中王云凤、给事中叶绅、御史张缙等官员都对其上疏弹劾，李广却安然无恙。因为皇帝迷信他那一套符箓祷祀的学问。但世上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广靠神秘巫术起家，最终也因为它走向死亡。李广一度劝皇帝在万岁山修建毓秀亭，以为消弥灾异之用。只是很遗憾，毓秀亭建好后非但不能消弥灾异，反而传来噩耗，年纪轻轻的公主发病死了，紧接着乾清和坤宁两宫发生火灾。如此，毓秀亭的作用变得可疑起来，附带着也让李广神秘的巫术露出破绽，有了欺世盗名的嫌疑。太皇太后对皇帝抱怨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你今天说李广，明天说李广，现在好了，大祸临头了吧！孝宗皇帝自己没说什么，李广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最后选择了服毒身死。

    但真正的好戏却刚刚开场。在接下来的戏码中，第一主演是皇帝。孝宗在李广死后心情极为悲痛，下旨要给予李广祭葬和祠额的待遇。这个待遇非同小可。因为明朝制度，宦官死后一般不行祠额祭葬，除非是出于奖善褒功之需要，而李广显然不在此等奖赏之列。大学士刘健因此上言说：“李广之死，罪恶盈贯，万口称快，必正其罪以为奸邪不臣之戒。所以不可给予祭葬和祠额。”由于民意汹涌，皇帝最终未能赐给李广祠额，但接下来的事情却颇富戏剧性。在李广家发现的一本记录其贪赃收贿情状的记事本中，里面尽是文武官员送其黄米（黄金）、白米（白银）各千百石的数字。记录在案的官员包括公、侯、伯、总兵、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京官和地方官，这些人事后吓得跑到寿宁侯张鹤龄家去求解避祸之道，皇帝对此却置之不理。在李广自杀所导致的这场官场危机中，孝宗耐人寻味地沉默了。似乎是全李广忠誉，也似乎是不想对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权力场有所作为。弘治十一年冬天，在李广不在的帝国，皇帝自己跟自己演了对手戏。戏极高深，几乎无人看懂，但帝国的危局却在延续，直至彻底糜烂。

    当然在彻底糜烂之前，还是有人站出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兵科给事中张弘至上疏指出帝国的现状令人堪忧，他总结出了八桩与皇帝初政时相去甚远的事件或者说问题，但孝宗皇帝面对此八大问题，视若无睹，也没采取任何解决之道。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月，云南、贵州屡屡发生天灾，皇帝震怒之下，派专员去云南查处不称职的地方官达一千七百人。户部员外郎席书对此不以为然。他上疏指出当前帝国弊政在于冗官太多，光拿饷不干活的有数千，另外校尉一级无所事事的武官有数万，以至于内府供应数倍于往年。席书认为皇帝现在抓小放大，只治云南官吏之罪，就像“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真正的解决之道应该是“裁除弊政，去大害，举大政”。但席书的建议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孝宗皇帝是既不能也，也不为也，对帝国弊政弊象采取置之不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的新政至此成为泡影。一个曾经踌躇满志的年轻皇帝在十六载光阴的消磨下终于沉沦为在声色货利和佛老鬼神间无力自拔的中年男人。他的脸上挂着平庸的气质，眼神也不再明亮，就像其身后的帝国，乏善可陈，除了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外。

    弘治一朝到最后终于了无新意，成为成化朝的复制品。它的每一个细节看上去都如此的颓唐与黯淡，散发着即将死去的糜烂气息。它，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值得说道之处吗？

    深陷两难

    说弘治一朝了无新意，是成化朝的复制品，就天灾人祸方面而言，二者也几乎惊人的相似。翻阅那些泛黄的历史典籍，隐藏其背后的一个王朝狼狈情状扑面而来，仿佛带着冷酷温度，令翻阅者不寒而栗。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十八日，常州府靖江发大水。“平地淹没如洋”，共计二千九百五十一人淹死，另有一千五百四十三间民房被冲垮，甚至县府衙门都倒塌了；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流经开封府的黄河决口，“郡县多被害”，而开封的情况尤其严重，几乎需要迁城来解决问题。但因饥馑之年粮食财物匮乏，供给跟不上，所以“迁城之议不行”——短暂的弘治朝几乎成了被淹没的王朝，凄风苦雨覆盖始终。

    最要命的是地震频频。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初四日，云南宜良发生地震，衙门、城铺、寺庙、民房基本上倒塌殆尽，死伤人口无数（一作压死以万计）。诡异的是这场地震的形式，当天自子时至亥时，连震二十余次，随后或一天一震，或十天一震，半月一震，一月一震，一直断断续续震了四年之久才停下来。云南宜良百姓为此受尽磨难，几乎无法正常生活。

    伴随天灾而来的则是人祸。弘治十六年（1503年）夏，南北直隶、浙江、山东、河南、湖广相继发生水灾或旱灾。很多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求生。第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从山东阙里祭孔完毕返回京师的路途中，所见所闻可谓触目惊心。他在写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现在“民生之多艰”已十倍于前，老百姓差役频繁，要缴纳的粮草税课太多，而贪官酷吏，肆虐为奸，以至于“民”与“国”都困穷——“生民贫困之深，国用匮乏已极”。但是对于帝国弊象的解决之道，李东阳却只提出治标不治本的节约之策——“节用度，广储蓄，如此，帝国之困可纾解”。

    其实即便这样，皇帝也是无力做到的。这个中年男人当然不愿意“节用度，广储蓄”了，他还渴望享受人生。帝国由此深陷两难，在天灾人祸中苦挨时日，在水深火热中暗藏玄机，而发生在弘治四年（149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凤阳皇陵大火却分明是一个警讯，暗示着弘治一朝的惨淡结局。史料记载，凤阳皇陵大火“漫延九十余里，毁大树数千株”。帝国人心一时莫之所许，人人以为天意凶险，必有大祸发生。

    帝国的中衰

    一方面是天灾人祸，另一方面则是内忧外患。这也是弘治朝高度复制成化朝的一个表现。先说内忧。成化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些农民起义事件仿佛一个明证，证明了帝国中衰阶段控制力的减弱，其深层次的原因当是皇庄制度的推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失地流民的增加。到弘治朝，皇庄圈地问题变本加厉，失地农民起义事件也就频频爆发，其密度并不小于成化朝。

    大致说来，弘治朝的农民起义事件一方面与失地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廷赋繁役重所致。关于后一点，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八年分析说：“过去百姓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税，而今却要交纳十之四五……江南兑运，正粮一石，费用却需三四石。桑蚕尽鬻而丝绢不免，田亩尽鬻而税粮犹存，赋重民困，从未有甚于此时。”这样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内忧频频，外患也频频，这是弘治一朝不可能处于稳定状态的另一个原因。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鞑靼小王子派了一千五百余人到明帝国请求通贡，上书自称“大元汗”。这实际上是变相的敲诈勒索，是以一种貌似体面的方式绑架明帝国，嗜其血，啃其肉。皇帝不愿迎接，也不敢不迎，便“诏许五百人至京师”——给他们规定了五百人的名额，以防负担太重。由此，鞑靼小王子有了沿边骚扰的法律基础，而一个虚弱的王朝遭遇一个饥渴的部落，难堪情状自是不能一一言表。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二十八日，鞑靼侵扰凉州，西北边境形势变得再度紧张起来。帝国，至此已无保持自己尊严的能力了。这既是弘治朝的失败，其实也是孝宗皇帝的失败。

    除了鞑靼屡屡扰边外，吐鲁番也不甘寂寞，再次对明帝国构成威胁。弘治元年（1488年），孝宗皇帝刚刚上位仅一年，吐鲁番就占领了哈密，以显示其力量的存在。虽然在第二年，哈密都指挥阿木郎率兵收回哈密，但弘治六年，哈密又沦陷了，帝国失去了对这个地方的管控能力。无论是鞑靼还是吐鲁番，他们屡屡扰边，以一支部落的力量长期对帝国的边疆构成威胁，帝国对此问题竟无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其中衰气象毫无疑问已是昭然若揭。

    当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帝国中衰的气象也体现在僧道泛滥、兵政多弊以及皇帝怠政等诸多方面，这一点又与成化朝的情景惊人相似。而皇帝在僧道泛滥的背景下也疏于朝政。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大臣共议国事。这是自成化年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官员后第一次召见阁臣。而终弘治一朝，皇帝也仅召见阁臣九次，差不多两年才轮上那么一次。其怠政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矣。

    那么，皇帝到底在干些什么呢？孝宗皇帝忙于斋醮、烧炼，以为养生之道。弘治十七年，孝宗打算在朝阳门外建筑延寿塔以及殿宇廊庑墙垣等，拟将养生之道落在实处。只因内阁大学士刘健泣血上疏，皇帝才总算停止了这个建造计划。

    弘治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兵部尚书刘大夏突然要求引咎辞职。起因是万一外敌入侵，兵政弊端已经令他无法再保证这个帝国的安全。刘大夏引咎辞职事件毫无疑问凸显了帝国兵政多弊的现实。这个问题说起来也是老问题了，因为从成化一朝开始，军队腐败现象就屡禁不止，孝宗皇帝当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弘治十八年（1505年）正月十八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位无计可施的皇帝偷偷摸摸地拿出白金赏赐给兵部尚书刘大夏，以为笼络。他希望以这样私密的举动，让刘大夏将这个问题多多的帝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很快，他自己就不能维持下去了。五月初七日，明孝宗朱祐樘去世。此前三个月，户部尚书韩文报告，因天灾人祸以及赋税繁重，逃户现象严重，荆襄流民日益增多，有必要核查一下。核查的结果很快出来——荆襄流民共有二十三万五千余户，计七十三万九千余人。七十多万流民在帝国的中心地带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随时可能蠢蠢欲动！这着实是帝国迫在眉睫的隐忧，需要立刻拿出解决之道。只是这样的解决之道，明孝宗朱祐樘拿不出来也不用拿了，因为他已离开人世，这个棘手的问题只能抛给其继任者正德皇帝——他的长子朱厚照去解决。

    一切的一切都还了犹未了，处于纠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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