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皇帝有点烦

    1506年是正德元年。这一年，那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15岁，身体明显开始发育，心中的欲望也在悄悄成长。此后的事实证明，进入青春期的朱厚照爱好“三美”——美酒、美色、美景是有其内在根基的。他短暂的一生（死时年仅31岁）在“三美”之间流连忘返，成为明帝国最著名的游乐皇帝。但其实，正德皇帝朱厚照的个性不仅仅在“游乐”二字上。作为史上最牛的皇帝，其无厘头的作风、游戏世间的人生态度，确凿无疑地解构了一个正统皇帝原本应该具有的呆板形象，他生前的种种作为令人捧腹、发人深省。

    毫无疑问，朱厚照是具备后现代色彩的问题皇帝，一个不愿意做皇帝只愿意做大将军兼旅行家的问题男人。在人生态度上，他超越了那个时代，很有嬉笑怒骂人间的意思；在审美层面上，朱厚照打破了世人关于皇帝印象上的审美疲劳；在哲学贡献上，朱厚照同样提供了基于离经叛道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而这所有种种的人格意外或者说统治意外，事实上在正德元年就已被百官们看出端倪。

    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二十四日，大学士刘健上疏，请裁皇帝郊祀时内侍随从的数额。刘健指出，天子郊祀驾出，从阉过多。人数多至百数十人。特别是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陪同皇帝左右，引诱皇帝沉湎于声色犬马之间，对皇上的青春期教育或者说人格培养起了反作用。“皇上春秋鼎盛，此后何以处之！”大学士刘健几乎要大声疾呼。

    这是发生在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的上疏事件。朱厚照没想到，正德元年对他来讲竟成了烦恼元年。此后几乎每过一个月，都有官员激情澎湃地上书，或劝其勤政，或阻其观游，让他这一年过得极其不爽。

    当然在七月，最让正德皇帝烦恼甚至痛苦的是他的婚礼办得不伦不类。他原先让司礼监传旨，称皇帝大婚需银四十万两，但户部尚书韩文却以户库空虚为由，只拨付十万两。韩文说“海内虚耗，加以水旱频仍，边储缺乏”，皇帝大婚需银四十万两，这个……户部实在是拿不出来啊。实际上正德即位以来，建陵、大婚以及赏赍用银差不多已经花去一百八十万两，户部尚书韩文即便苦心经营，也是不堪重负，但正德皇帝不管这些，他只知道，百官们都在跟他对着干，让他堂堂帝国天子结个婚都不体面——人生烦恼，尽在正德元年。

    但是，烦恼无休无止。八月二十四日，大学士刘健又上言了，主题还是老一套，称皇帝怠政。刘健说：“早朝乃人君首务，天下观瞻，若君怠于上，臣荒于下，太平之治，何以能成！”啰哩吧唆地说了一大通，听得朱厚照好不耐烦。最后皇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算是对他上言的回应。只是这刘健很不知趣，过了不久，他又以帝国灾异频发上疏，啰啰唆唆地说了一大通，让朱厚照掐死他的心都有了。这个正德元年，15岁的小皇帝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像皇帝，而是听凭父辈们唠唠叨叨，想叛逆、想四处去玩耍而不得的憋屈少年。

    但是一场巨变却正在酝酿，两个月后，它必将以你死我活的形式呈现出来。那是一场与刘瑾有关的战斗，它事关正德朝若干年后的政局。而皇帝在其中的表现却是左右摇摆，颇具无厘头风格。在生与死之间，天真与权谋之间，正德皇帝很显然没有明白其中的真意。或许以一个少年天子的标准要他去运筹帷幄、爱憎分明无疑太过苛求，但大明王朝的走向或者说趣味性毫无疑问就此改变了，而这样的改变是正德喜欢的。因为他终于发现，正德元年之后，他的烦恼减轻了不少，再也没有多少官员敢对他唠唠叨叨了——在战斗中胜出的刘瑾搞了一个53人的奸党黑名单，从而令那些正德皇帝讨厌的多嘴官员不得不离开帝国官场。

    这是刘瑾的胜利。很显然，正德皇帝乐观其成。

    刘瑾上位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发生在帝国权力场上的那场争斗现在想来真是惊心动魄。从户部尚书韩文领衔上疏弹劾刘瑾开始，一场廷臣与太监之间的战斗就打响了。韩文的上疏团队包括内阁成员以及九卿官员，内阁首辅刘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谢迁、工部尚书曾鉴等都在其列。上疏用语凶猛，目的明确，那就是要皇帝必须治刘瑾、马永成等太监之罪，称这些人“淫荡上心、便己行私”，实属罪恶昭彰，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皇帝在这份用语凶猛、目的明确的奏疏面前一时间神情恍惚起来。在此之前，尽管廷臣们也曾先后上疏，劝他勤政云云，但如此稳、准、狠地将目标对准刘瑾等人，并以集体联名的方式提出挑战，实属朱厚照即位以来第一次。小皇帝有些害怕了，仿佛一群大人在他面前挥舞拳头，扬言要砍杀另外几个和他关系处得比较好的大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到底能不能砍，则需要他来拿主意。

    正德皇帝当然拿不了主意。史料记载：“疏入，武宗惊泣不食，连忙找了司礼中官李荣、王岳等入阁议，一日三反。”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将刘瑾等人安置在南京。这其实是权宜之计，是给那些上疏的廷臣们一个交代，体现了皇帝的私心。但很快，阁臣们就不依不饶了，纷纷提出要将刘瑾等人处死，以绝后患。为了达到目的，刘健、韩文以及九卿官员“伏阙面争”——匍匐在宫阙下据理力争，给了皇帝很大的心理压力，而最关键的时刻，与刘瑾有过节的司礼监太监王岳在边上猛敲边鼓，终于让皇帝答应下来同意诛杀刘瑾等人。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历史的剧情正在隐秘地上演。15岁的少年皇帝在百官们的一再动员鼓励下，心血来潮地准备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这是弃暗投明，也是浪子回头。帝国在继续沉沦的时刻似乎突然产生了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并且被权力场上的那些精英们牢牢地抓住了。但是谁都没想到，历史的漏洞在此时下底传中，及时回脚，踢飞了正德皇帝的一个必进球，而小皇帝也到底脚软，没能在临门一脚的时刻充分发挥功力，从而让太监刘瑾等人死里回生，咸鱼翻身，正德朝政局为之大变。

    一个叫焦芳的太监在其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皇帝答应诛杀刘瑾等人之后，得知消息的焦芳在第一时间飞报刘瑾，从而让刘瑾等人在天子面前导演了一场午夜环跪、痛哭流涕的苦情戏，令正德皇帝一时间心又为之软。这或许是青春期少年的通病，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这两个极端的距离只是两行眼泪罢了。这些一直以来陪着自己花天酒地、挥霍少年时光的人，明天就要奔赴黄泉，这本不是皇帝的原意——小皇帝念及于此，又想原谅他们了。他的脑中重新闪过“南京”这个词，或许安置在南京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但刘瑾不这么想。这位6岁就净身入宫当太监的人当时已经55岁，与只有15岁的小皇帝相比，其人生历练完全可以称得上圆熟。事实上这场较量不是他和正德皇帝之间的较量，而是以他为首的宦官与韩文等阁臣之间的较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层）斗争。韩文等阁臣是要刘瑾们死，而非安置南京——在这一点，小皇帝还是太天真了。大他40岁的刘瑾决定扭转乾坤，以一人的力量敌众多阁臣。他跪在皇帝面前继续演出苦情戏说，“司礼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制陛下出入，所以先致我辈于死地。”这一招着实厉害，可谓一箭三雕：一、“司礼监王岳与阁臣互相勾结”一说令皇帝疑心顿起。刘瑾一旦去后，皇权面对内外勾结再无依傍处，这让年幼的皇帝情何以堪；二、此说打击了司礼监王岳；三、此说同样打击了阁臣。这就是55岁与15岁之间的区别，是金蝉脱壳，更是游刃有余，是前者对后者的掌控、牵引和诱导。皇帝因此被请入彀中了。

    第二天天亮时分，世事已然大变。王岳被逮捕了，刘瑾掌控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则分别掌管东、西厂。一切都已表明皇帝的心迹和意志，也表明那些上疏的阁臣们大势已去。刘健和谢迁无奈之下只得打报告请求退休。皇帝很快批准，随后令焦芳入阁。而王岳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被勒令赴南京充军，随后被刘瑾派人在半路上追杀，死于非命。正德元年就这样在动荡不安的气氛中结束了。这一年，云南连续几天发生地震。山东莱州府自九月至十二月，连发45次地震，像极了人间的情形，是那样的动荡不安、波谲云诡。这一年唯一的胜者应该是刘瑾。他笑傲于权力之巅。6岁时将他接入宫中收养的老太监刘顺绝对没想到，这个日后随他的姓唤作刘瑾的人会有如此作为，在正德元年到五年的时间段里，成为一个“立皇帝”（民间称呼），而正德皇帝则为“坐皇帝”。

    刘瑾上位后，第一件事是拉出一份“奸党”黑名单。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及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等在内的53人榜上有名。这份黑名单被贴在朝堂之上，是那样的触目惊心、黑白分明。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二十八日，百官们跪于金水桥南，听刘瑾以他沙哑的声音宣读这份名单，个个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收拾和教训了百官之后，刘瑾开始研究治术。天下万事，逃不过一个“治”字。刘瑾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名义治理百官，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研究治术是很重要的。刘瑾向皇帝进献了很多新鲜有趣的玩意，令其兴致勃勃、欲罢不能。皇帝正玩在兴头上，刘瑾取各司奏章请其裁决。皇帝不满地扔过来一句话：我用你们是干什么的，以此一一烦我。于是刘瑾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立皇帝”，代正德皇帝处理政事——治术之要，刘瑾深得个中三昧矣。

    在正德元年到五年的时间段里，刘瑾于治术方面创造性地完成了以下工作：一、为镇守太监扩权。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伪造圣旨给镇守太监扩权。这些人的权力全都扩大到巡抚、都御史一级，可以干预地方政事。二、设立内行厂，并且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正德三年（1508年）八月十六日，刘瑾设立特务机构内行厂（简称内厂），亲自统领，在帝国内部执行白色恐怖主义政策。这其实也是宦权的无限扩充，是对帝国司法权的强行打压和粗暴干涉。刘瑾于治术方面的发明创造，此为一例。三、首创罚米法，一方面侮辱百官尊严，另一方面在经济层面上对其加以打击。所谓罚米法其使用对象是那些不肯依附刘瑾的官员，比如前户部尚书韩文被罚米千石，输往大同；官员张缙被罚米五百石，输往宣府。据不完全统计，自韩文罚米千石以后，罚米二百石至五百石的，就有一百四十多人。四是纳贿。治术之要在于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由于刘瑾权倾一时，天下官员到京述职时纷纷向其行贿以避祸，多者竟至两万余两银子。由于外地官员来京携银多有不便，往往由京城富户代己先出，这些官员回任后再对属地加以搜刮用以偿还。此举被命名为还“京债”。刘瑾治术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但对帝国而言，无异于一场浩劫。

    事实上，在刘瑾操纵政局的五年时间里，尽管打压凶猛，还是有人对他说“不”。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南京御史蒋钦。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在刘瑾公布所谓53人“奸党”黑名单的同时，蒋钦就上疏弹劾刘瑾，称其为“悖逆之徒、蠹国之贼”。蒋钦在奏疏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昨刘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多者有五千金。若不如数纳贿，即行贬斥；纳贿则立即迁擢。”这样的事实可谓触目惊心，蒋钦敢于在奏疏中大胆披露，自然是做了赴死的准备与决心。他在奏疏中呼吁皇帝：“乞听臣言，亟诛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这是视死如归的意思，但年轻的皇帝似乎不同意这样的交易，只将蒋钦打了一通廷杖后逮入狱中，颇有以观后效的意思。

    蒋钦却决意赴死。三天后，狱中的蒋钦又上疏说：“臣与贼刘瑾，势不两立……”这时的蒋钦已经不是等死而是要找死了。疏上，他再被杖击三十下，三天后不明不白死于狱中。或许是杖击过重的缘故，或许是刘瑾痛下杀手，总之这个南京御史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发声了。

    蒋钦之后，没人再敢具名上书，不过匿名上书的事还是有的。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刚刚结束，御道上就出现了一份匿名书札，里面内容全都是数说刘瑾罪恶的。刘瑾愤怒，下令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进行深刻反省。由于投书人不敢站出来公开承认系自己所为，刘瑾在太阳下山之时竟将三百多名官员收入锦衣卫狱中。如此目无法纪之举，让大学士李东阳为之愤怒。第二天，李东阳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劝刘瑾释放在押官员的，此时刑部主事何轼、顺天府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已在狱中不幸中暑而死，其他得暑热病的官员也越来越多。而刘瑾也在得知匿名书是某一太监所投后下令释放在押官员——一场官场危机就此解除了，但刘瑾漠视百官人权的做法却向世人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他的确是“立皇帝”，这个帝国除正德皇帝外，他说了算。

    只是世上事因果轮回。刘瑾行事太过张扬拔扈，泰极否来的日子也就很快到来。前司礼监太监王岳与其作对以及匿名书系某一太监所投的事实说明了以下一点：危险总是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同一阵营。这一回是太监张永出手了。时间：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他将担负起除掉刘瑾的历史重任。

    诛杀刘瑾

    和刘瑾一样，张永也是深受正德皇帝信任的大太监。系八虎之一。他10岁时就进宫，在乾清宫里侍候宪宗，后升为内官监右监丞。弘治九年（1496年），张永调到东宫侍候时为太子的朱厚照，直到9年之后朱厚照即皇帝位。所以算起来，张永也是“根正苗红”的老干部了。但同样是老干部，张永和刘瑾两人的关系却是水火不容。刘瑾要将张永赶出宫去，张永则敢在皇帝面前拳击刘瑾，显示自己并不是孬种。正德皇帝面对他俩之间的矛盾，不想厚此薄彼，只得命太监谷大用摆酒为他们调解，当然，这个调解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太监张永的历史性出手充分说明此二人的矛盾只能用你死我活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年，另一个与刘瑾有矛盾的人在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任总指挥，总制三镇军务。他叫杨一清，因在修筑边墙时被刘瑾以贪污边费的罪名送入大牢，遂与后者结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杨一清不是一个贪污犯，后在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的营救下，杨一清得以获释，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历史的机缘巧合让太监张永走到了杨一清身边，从而为刘瑾的倒台提供外在动力。

    该年7月，太监张永奉命到宁夏监军，杨一清便决定借力打力，让张永出手除掉刘瑾。杨一清建议张永趁进京奏捷的机会，揭露刘瑾罪恶，劝皇帝诛杀刘瑾。张永听了，当然心里是有些怕怕的，此前他和刘瑾的矛盾，只能算太监内部的矛盾，刘瑾要将他赶出宫去，最多是罢黜南京罢了，而不是置其于死地；至于他在皇帝面前拳击刘瑾，也不是要将其打死，顶多是示威一下。在此之前，建议诛杀刘瑾的人不是没有，南京御史蒋钦算一个，但他的下场众所周知，张永可不想步其后尘。所以，在杨一清历史性的建议面前，张永历史性地沉默了。

    历史的剧情走马至此，终于停顿不前。因为缺乏动力，两个演员的表演便不可能深入。在这关键时刻，杨一清发言，将动力呈上。他说：“刘瑾伏诛，公益柄用，再全部清除弊政，安天下人之心。此真是天赐良机。”这段话里包含两层意思。对张永来说，举手之劳便可获得两大结果：于私而言，可以“柄用”，这“柄用”是重用、掌握权柄的意思；于公而言，可以“清除弊政，安天下人之心”。这就是传说中建功立业的层面，是在私心得到满足的同时更上一层楼，是个人人生层次感满足的提升——杨一清言简意赅，为张永提供的行动力可谓精准。

    但是张永还有一个顾虑——事不成怎么办？的确，在皇帝面前，他并不比刘瑾更受宠。刘瑾伏诛，皇帝凭什么要这么干啊？他将这层顾虑说了出来。那么杨一清是怎么解决这个顾虑的呢？杨一清对张永说：“若是公在皇上面前进言，事定能成功。万一皇上不信，公可顿首据地哭泣，请死于皇上面前，剖心以明情真意切，言不为妄。皇上必为之心动。”这段话里头一句是给张永打气。相信“事定能成功”总比不信它好。第二句中的“顿首据地哭泣”是提供方法论，再以言语威胁（请死于皇上面前，剖心以明情真意切）将此事坐死，如此“皇上必为之心动”。杨一清的话可以说逻辑性很强，又透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将张永逼上梁山。张永最后慷慨激昂地说：“老奴何惜余年而不报主！”他这话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也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计算了一下机会成本。人生只剩余年了，假如真的事败，损失其实也不大；二是以“报主”的名义激励自己，很有舍生取义的意思。这是货真价实的自我安慰。至此，一桩必将改变历史进程的策划由密谋阶段转向实施阶段。

    世事的微妙常常出人意料。就在张永以“献俘”名义准备行动之时，一个传闻在京城悄悄流传，说是刘瑾拟于八月十五日准备起事，而那一天刚好是给他死去的兄弟、都督同知刘景祥送葬的日子，百官们都在；更让张永心惊肉跳的是传闻刘瑾在这一天要逮捕他。要命的是张永在报捷的奏疏里提到将于八月十五日献俘，一切的机缘巧合真真将张永逼上梁山了。此时请诛刘瑾的行动不仅关系着他的富贵前程，更关联其生死。八月十一日，张永提前四天向皇帝献俘，并上呈写有刘瑾不法十七事的奏疏。正德皇帝接报后，对所谓的“刘瑾不法十七事”并不在意，这年头，谁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啊！他在意的是张永向他密奏的刘瑾谋反一事。离八月十五日只剩下四天时间了，到底是信其有还是信其无呢？历史的现场充满酒意，就像皇帝此时手中捏着的酒樽，一半是清醒，一半是糊涂；一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半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最后，正德皇帝低头喝酒，说了这样一句话：“刘瑾负我。”这是给刘瑾明确定性了，说明皇帝相信了张永的说法——刘瑾试图谋反。但在怎么处理他的问题上，皇帝还是首鼠两端。的确，“谋反”一说是诛心之论，查无实据，可能还是静观其变比较好。但张永是不可能静观其变的，他已被架在火上烤了，也被架在时间上烤。别说再过四天时间，就是过了今晚，消息走漏之后，他的性命也可能不保。所以张永紧接着对皇帝如是说道：“此事不可缓，缓则奴辈皆死于非命，陛下亦无所归！”这的确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皇帝也认识到在张永和刘瑾之间只能取其一。酒过半酣之后，皇帝终于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下令逮捕刘瑾。

    但是逮捕刘瑾与诛杀刘瑾之间，距离何止千万。而皇帝在此间心情的跌宕起伏，也曲折地反映了他对这位大玩伴爱恨交加的心路历程。虽然正德皇帝相信刘瑾谋反是一个事实，却并未杀他，而是降其为奉御，发放到凤阳去闲住。这是十二日发生的事情。十三日，皇帝因刘瑾反映自己是光身子被绑的，甚至下令赐其百件旧衣——正德皇帝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真是难以言表。

    真正的心理转变发生在十四日。这一天，应张永的强烈要求，皇帝决定籍没刘瑾家产。籍没（抄家）的结果令人震惊。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而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干脆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所谓富甲天下，绝非虚语。

    正德皇帝真真愤怒了。他愤怒不是因为刘瑾富甲天下，而是他私藏刀、甲。“团扇饰貂皮中置刀二，甲千余，弓弩五百”。刀、甲、弓弩俱全，这是要干什么？谋反罪名坐成矣。这个八月，成了刘瑾生命的终结月。他被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约三天时间才断气。刘瑾死后，历史呈现出耐人寻味的轮回轨迹，包括内阁刘宇、焦芳、曹元，吏部张采，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等高官在内的数十名官员上了刘瑾奸党黑名单，和五年前刘瑾炮制的“奸党”黑名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倒是政局轮回的始作俑者正德皇帝看上去一脸无辜，大义凛然。五年前，他倒向刘瑾，帝国加速度走向沉沦；五年后的今天，他倒向张永，一时间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帝国的狂澜既然已经掀起，就不是年轻的小皇帝一夜之间可以挽住的——正德五年前后，所有的事都赶上了，这所有的事都不是什么好事，它们以重重警讯或者说噩耗的方式向皇帝波浪般地袭来，令其猝不及防、不堪重负，避无可避。

    一个时代的宿命终于应验到正德皇帝身上。

    刘瑾之后是江彬

    正德六年（1511年），帝国是刘瑾不在的帝国，一切本应该风清月朗，是所谓历史的拐点，但恰恰在这一年，帝国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这些大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帝国确实走向拐点了，可惜拐的方向错了，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江西瑞州华林山民罗光权、陈福一等在这一年率领山民起义，破瑞州城（今江西高安），一时江西震动。帝国派按察副使周宪兵分三路围剿华林山义民，结果周宪竟被活捉，显示了起义军能量巨大。

    正德六年的农民起义不仅仅发生在江西瑞州华林山，它还发生在江西赣州大帽山、四川松潘以及广东等地，计有六起。作为刘瑾祸乱帝国五年的恶果总爆发，正德六年多地爆发的民众起义可以说是有其内在因果关系的。而皇帝似乎也被世相的残酷所触动。该年由于农民起义众多，为防止示范效应蔓延，致使帝国呈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这样一个结果，正德皇帝下旨“直隶、山东、河南、四川、江西、湖广、陕西、福建、两广用兵地方，凡被寇之府州县，概免租税一年”。但蠲免赋税容易，维持帝国生计却需要真金白银——帝国的家底究竟如何呢？是否丰裕到可以大范围蠲免赋税的地步？户部在上一年的奏陈里道出实情。正德五年（1510年）十二月，皇帝发现内库（宝藏库）空空如也，便下诏调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之用。这太仓是专备三边军饷的，其积蓄是否丰裕呢？户部打报告说：“太仓虽稍有积蓄，而四方库藏为之一空。”其中原因可归结为刘瑾搜刮天下钱财，“半入公帑，半归私囊”，以至于太仓不丰。太仓不丰，内库也就不丰，帝国的家底不言自明。但正德六年，皇帝为应付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忍痛蠲免赋税，其无为、无能、无奈之状态，不是一言可蔽之的。

    不过正德帝就是正德帝，玩的就是心跳，正本清源不是他的风格。当农民起义被一一弹压下去之后，当刘瑾不在他身边令其空虚感顿生之时，皇帝是要搞搞新意思的。正德帝无后，尽管身边女人众多，他也勤于耕耘，却总是结不出果实来，所以皇帝在正德五年之后最爱干的一件事是收义子。正所谓缺什么收什么，正德帝收义子多多益善。太监、奴才、市井无赖，正德帝什么都要，他不嫌弃。正德收义子既注重仪式感，又给其实实在在的好处。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给他的一百二十七个义子赐国姓——朱。义子皆赐国姓，这就是正德皇帝的仪式感，而他数量庞大的义子们所获好处多多。其中朱德被封永寿伯，朱宁、朱安、朱国、朱福、朱刚被封都督，朱春、朱翥、朱增、朱斌、朱政、朱海、朱岳、朱升、朱晟、朱彪、朱镛、朱钫皆为都指挥使，朱钦等为指挥，至于被封千百户、镇抚或旗舍等小官的更是不计其数。正德皇帝或许想以这样的方式来使其龙泽流传，并从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吧。

    只是这样的游戏形式比较单调，缺乏创造性。随后不久，喜新厌旧的皇帝发明了一种趣味性很强的新游戏，那就是让京军与边军互相调换操练。边军赴京防守，京军赴边操练，看他们开拔来开拔去，一脸庄严的行色匆匆，皇帝乐此不疲。但大学士李东阳却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从中只看到皇帝对成制的破坏，而没有建设。在李东阳看来，京军、边军对调操练有十大不便。其中最主要的不便是无事生非，变起仓促。一旦西北有警或者京城有变，驻地武装如果不熟悉情况的话，那是要出大乱子的。大学士李东阳为此疏谏皇帝，需即行停止京营、边军对调操练的行为。但是反对无效，皇帝对这样的游戏正其乐无穷呢，在没有看到确凿的乱子发生之前，皇帝是宁可信其无不信其有的。

    并且这样的游戏对他来讲还是有收获，因为他从中发现了一个人才，或者说知己。这个人便是继刘瑾之后，影响帝国政局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江彬。江彬初为大同游击，后因打起仗来不要命，深得皇帝赏识，提拔为都督佥事，留在京城可以自由出入豹房，甚至与皇帝同床起卧，恩宠一时无两。而京营、边军对调操练的游戏说实话也是由江彬传授给正德皇帝的。正德七年（1512年）十一月，皇帝下令边军与京营互调操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兵每次出三千人入京操练。而皇帝则着戎服在宫内检阅，作威武无比之三军总司令状。陪同他检阅的是骑在他身后看上去同样威武的江彬。一时间京城内甲光照宫苑，呼声达九门。这样的检阅行动，皇帝称之为“过锦”。但是吏部尚书杨一清对京城内的喧哗与骚动表示不满。京城之内，本应祥和安宁，现在边防军在此重甲出入，“甲光照宫苑，呼声达九门”。不测之变随时可能发生。杨一清以皇帝应该加强修省为名劝谏，皇帝却对他置之不理。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初三日，咸宁候仇钺也就当时荒唐的兵事奏陈，请求补足各省边兵缺员，而“京军之役，专以重内”。皇帝闻言依旧不肯遣还已经对调的边军，或许在此时，在正德皇帝眼里，这些留在宫中的边防军已然不是边防军而是他心爱的玩具了。一件大型的可以操练起来会移动的玩具，一剂可以“深慰朕心”的安慰品。

    与此同时，真正“深慰朕心”的江彬受到提拔重用。先是进封平虏伯，后提督东厂兼锦衣卫，权势大张，俨然第二个刘瑾。帝国因此再一次进入轮回状态。从发现刘瑾到诛杀刘瑾，皇帝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帝国财富半刘瑾。那么从发现江彬到诛杀江彬，皇帝又要用多少时间呢？这一回，正德皇帝却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正德十六年三月，江彬出逃，三月十四日皇帝死于京城豹房。十八日江彬在北安门被擒下狱。后抄家，“得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金银杂首饰一千五百箱，其他珍宝不可胜计”。同年六月初八日，江彬及其四子被斩首弃市，成为一个时代的殉葬品。

    但在江彬事发之前，帝国其实就有预警了。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二十七日，一颗巨大无比的陨石从天空划过，坠落于江西丰城，引发熊熊大火。有三万多间房屋在大火中被焚毁，死伤无算。不过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将这预警与江彬作乱联系起来，与帝国的京城异象联系起来——只是当时已惘然。诚哉斯言，在当时惘然的不仅是世人，更是皇帝。

    皇帝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不归路。他其后的表现更加乖张，在悲剧当中演绎出浓浓的喜剧色彩。在正德一朝的悲喜剧中，皇帝是独一无二、当仁不让的大主演。

    正德游乐史

    正德朱厚照的大游乐场名曰“豹房”。这座于正德二年在紫禁城西北西华门筑起来的连片建筑成了皇帝寻欢作乐的逍遥地。它的密室里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兽，充分满足了皇帝带有暴力美学的感官刺激需要。“豹房”的魅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皇帝从此不早朝。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狂欢曲，正德皇帝置于帝国巨大的游乐场正中间，任欲望的海洋无边无际地蔓延而不加约束，真真玩的就是心跳了。

    正德皇帝的游戏精神是有案可循的。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宫发生火灾，里面的建筑化为灰烬。当时皇帝正急冲冲前往豹房游乐，在半道上回头看宫内火光冲天，他居然哈哈大笑称：“好一棚大烟火。”二月初六日，皇帝置已烧毁的乾清宫于不顾，开始微服私访。他访的不是民间疾苦，而是到教坊司观乐。皇帝走出“豹房”，微行观乐，将其一贯以来的定点娱乐转化为移动娱乐，可以说自正德九年始。

    我们接下来就细细考察一下正德游乐史，看看这位生命不息、游乐不止的皇帝到底走过哪些地方，而他的每一次游乐行动，又都发生了什么啼笑皆非的闹剧：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初二日，皇帝宣布将去南郊祀礼经，随后赴南海子观猎。这里所说的“观猎”也就是游猎的意思。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犯忌的。大学士梁储等人上疏说：“朝廷至大至重之事，莫过郊祀。”现在皇帝边郊祀边玩耍，可是大不敬，梁储称“祖宗一百五十余年以来，未闻有此举动”。但皇帝却我行我素。正月十三日，南郊祀礼完成之后，皇帝悍然游猎于南海子。此时尽管有文武百官如丧考妣般紧追至南海子，皇帝却下令关闭大门，使诸臣不得入内。皇帝游猎是很认真的，也很见成效。史料记载：次日，正德皇帝一本正经地以所猎禽兽分赐府、部、翰林以及五品以上科、道官，令这些领到“战利品”的反对者几乎吐血而亡。

    可以说正德皇帝的游乐史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伴随着百官们巨大的反对甚至反抗才能勉强完成。它需要斗智斗勇，而这样的斗智斗勇对正德皇帝来说有时正是趣味之所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初一日，皇帝想出居庸关玩。巡关御史张钦却不敢开门。他拿着皇帝赐给他的宝剑坐在关门上说：“敢言开关者斩。”张钦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选择：关门不开，皇帝不能出关，他违抗天子命令，罪当死；如果打开关门，放皇帝出关，万一出什么事，他也必死。张钦的选择是，宁可不开关而死，以求千古不朽。唉，正德皇帝碰上这样不怕死的人，也只能闷闷不乐地回宫了。但是二十天后，皇帝趁张钦巡视白羊口（今山西天镇西北）不在居庸关的机会，火速溜出关，于九月初一日到达宣府。在宣府皇帝玩得不亦乐乎，还命户部进银一百万两速解宣府，以备赏劳。

    正德十三年（1518年）三月二十九日，皇帝在昌平祭陵之后，又跑到密云去玩，甚至远游塞外，封自己为“总督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还命内阁草诏，准备率六军远征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宁夏、甘肃等地，真拿自己当威武无敌大将军了。面对皇帝这一带有黑色幽默风格的举动，大臣梁储、毛纪等几乎无语了。不过更无语的事情随后发生。正德皇帝一时高兴，在旅途中大封上一年十月于应州征小王子战役的有功人员。其数目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五万六千四百余人，而赏赐数额以亿万计，让户部官员直接晕倒。与此同时，皇帝令兵部商议加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公爵——这应该是他自己对自己的封赏吧。只是这样的封赏实在匪夷所思，内阁为此上奏说，皇帝这样的举动太过高深了吧。这敕威武大将军公爵一旦传之四方，世人一定议论纷纷，会问“威武大将军”为何时官制？“总兵官朱寿”为何人姓名？且“亲率六军”之说，既由陛下自任，又为何举而归之总兵官，为总兵官者怎么可以称为“统六军”？至于那个“神功圣武”云云，原来是臣下颂扬君上之词，怎能自颂？还有欲加公爵之说也很荒唐——公爵的称号虽然尊贵，也只不过是人臣而已，怎么可以担当神圣之名呢？总之一切都乱套了。

    皇帝却还想继续乱套下去。七月初十日，皇帝至宣府，并称此地为“家里”，他要求在京朝官也要以宣府为家。九月十六日，皇帝降旨自封为“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每年拨付自己年薪五千石。他命吏部要如旨奉行，不得有误。一副将黑色幽默进行到底的态势。

    正德十四年，皇帝的黑色幽默有了新注解。这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皇帝在扬州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原因是“猪”与国姓“朱”字异而音同，这个是大不敬，所以杀无赦。一时间猪们屠杀殆尽，以至于无猪可供祭祀，只得以羊替代。正德皇帝的黑色幽默总有一个一本正经的理由，特别是从他嘴里说出来，颇具解构色彩。因为皇帝同时宣布，他在十二生肖里属猪，所以猪们非死不可……

    正德十五年，皇帝将黑色幽默发展到高潮，演出一起行为艺术。这一年闰八月初八日，皇帝在南京设广场，煞有介事地举行一场受俘的仪式。此前，意欲造反的宁王朱宸濠已被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擒获。身为“总督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的正德皇帝不甘心大功旁落，竟演出一场和王守仁争功的闹剧。他下令在南京广场解去朱宸濠等人枷锁，放他“逃生”，然后伐鼓鸣金，由他亲自动手擒获，再行献俘礼。朱宸濠也配合得很好，作甘心受俘状，令皇帝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以游戏人生为己任的正德皇帝死于京城豹房。临死前他传旨，令罢威武团练营，营兵回团营，边兵皆散遣还原镇；放还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室归入诸内库。很有“游戏到此结束，我不玩了，你们也洗洗睡吧”的意思。

    他的人生就此结束，但帝国却一地狼藉，无人收拾。很快，新的宴客涌将进来，在主人嘉靖皇帝的带领下，各就各位，热热闹闹演出一场更加荒诞的王朝戏。他们的戏是怎么唱的呢……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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