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臣弱君

    正德十六年（1521年），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三月十四日，正德皇帝死于京城豹房，年仅31岁。随后，一个叫朱厚熜的14岁少年从遥远的安陆（今湖北钟祥）出发，于四月二十二日到达京城，当日中午在奉天殿登基，君临天下，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一年随后的某一天，62岁的大学士杨廷和差点在轿房毙命，原来是有人趁其下轿入朝时，悄悄持刀藏于轿房内，企图行刺。幸亏发现及时，杨大学士才躲过一劫。此事发生后，皇帝下令派一百营兵贴身保护杨廷和，以示对其特殊关照。同样是在这一年，约十四万八千七百名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在杨廷和主导下被革去职位，这其实是杨廷和遇刺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失意者对其伺机报复，导致杨命运多舛。

    当然在正德十六年，除杨廷和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便是张璁。七月初三日，观政进士张璁因上疏请立皇帝生父兴献王庙于京师而被破格提拔为南京刑部主事（相当于司局级官员）。尽管在正德十六年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中，张璁的改变不是最大的，但事后证明却是最关键的。张璁的命运改变应该说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嘉靖五年，在破格提拔为南京刑部主事后，张璁再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嘉靖八年，他成为首辅。从一名进士跃身为权力之巅的内阁首辅，张只用了短短八年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嘉靖对这个出生于永嘉（今浙江温州）的正德进士如此刮目相看，以至于要超常规提拔重用？事实上个中缘由隐晦地提示了一个王朝由大礼仪之争引发的权力路径选择。在皇帝和大学士杨廷和之间，在帝王血统与家族私念之间，帝国权力场在嘉靖初年不由分说地被撕裂和被归整——每一个彀中人都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只不过张璁选择对了，起码在皇帝眼中是这样的。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一直考了八次才考中进士的张璁已经47岁。他获得了一个官职——在礼部做一名时事观察员（观政于礼部），这个有点类似于政协委员的意思，可以观政，也可以议政，但政事不是你说了算。和御史比起来，观政进士张璁实在是人微言轻。但历史的玄机却在于，它总是给每一个人以机会，只要你善于观察、善于把握。恰恰在这一点上，张璁做得很好。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是农历三月丙寅，这一天张璁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刚袭封兴王、从安陆水陆并进入京准备承继大统的朱厚熜在京师郊外突然被挡驾了。挡驾原因是礼仪出了问题。此前，内阁首辅杨廷和虽然按照《皇明祖训》宣布：“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这里所说的“大行皇帝之从弟”指的就是死去的正德皇帝之堂弟朱厚熜。因为正德无子，首辅杨廷和按照“兄终弟及”的序立原则推举了和正德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朱厚熜来接位。所以朱厚熜入京的合法性不受质疑，受质疑的是从什么路径进入。杨廷和安排的是朱厚熜从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次上表劝进后再即帝位——无论是从入京路径还是就职方式上看，这其实是一个皇太子的即位礼。朱厚熜在京郊当即提出反对。反对的理由还是《皇明祖训》上那句话——“兄终弟及，谁能渎焉”？你杨廷和既然以此为据，总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最终，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官员还是选择从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径，以实际行动对杨廷和的安排说“不”。

    张璁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作为礼部的时事观察员，张璁很清楚礼仪锋利，礼仪之争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位高权重的首辅杨廷和以皇太子的进京路线和登基方式来界定朱厚熜的权力边界，朱厚熜却我行我素大胆说“不”——二者的权力之争隐然拉开序幕。

    真正的较量出现在皇帝即位六天之后。四月二十七日，嘉靖皇帝下旨，令廷臣商议他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号问题。这实在是个敏感问题，可归纳为皇权礼仪之争的继续和深化。杨廷和建议，朱厚熜要当皇帝，就必须认明孝宗（正德皇帝之父）为“皇考”（皇父），改称自己亲爸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父”、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献王妃”，今后凡是祭告自己亲爸亲妈时，都要自称“侄皇帝朱厚熜”——这实在是一个交易了。朱厚熜你要做皇帝就只能另认爹娘——这个话题绕来绕去，又回到是直接做皇帝还是以先给人家当儿子然后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的敏感问题上来。礼仪之争的实质果然是权力之争。在此之前，杨廷和已经用计擒获掌握重兵的武将江彬，并在朱厚熜入宫之前总理朝政达几十天时间。最重要的是杨廷和有拥立之功。正德皇帝无子，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14岁的异乡少年朱厚熜。从权力控制的角度而言，强臣弱君的局面已经形成。杨廷和坚持以皇太子的身份逼朱厚熜就范，事实上是给他一个下马威，并为自己划定尽可能大的权力边界。由此，二人的较量进入针锋相对的阶段，而观政进士张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适时介入，开始了尝试改变自己以及帝国命运的努力。

    七月初三日，张璁上疏，请立皇帝生父兴献王的庙于京师。他的奏疏引经据典，以《礼记》中“长子不得为人后”为证据，从伦理学角度提出兴献王只有朱厚熜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强行迫他改认父亲，这是违反生人之大伦的。这是一。二是按《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字面去理解，皇帝是继统而非继嗣，所以没有必要改换门庭，也就是说不能夺当今皇帝父子之亲，应追死去的兴献王为皇考。总之张璁的奏疏处处为嘉靖皇帝考虑，令后者得疏后大喜，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但是，皇帝似乎高估了自己的权力。尽管他随后下诏尊封自己亲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寿安皇太后，但杨廷和还是悍然封还了皇帝手诏。当然对于内阁来讲，皇帝手诏可以奉行，也可以封还，这是它的一个权力。只是嘉靖皇帝恼怒杨廷和封还手诏后的一个说明。杨上奏说：“臣不敢阿谀顺旨。”史料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见《明史·杨廷和传》）——杨廷和四次封还皇帝手诏，又差不多三十次上疏拒绝承认皇帝尊封其亲父为兴献皇帝等，怎不让嘉靖皇帝恼怒不已呢？

    重要的是杨廷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坚持不懈地封还皇帝手诏，与此同时给事中朱鸿、汤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等相继上疏弹劾张璁——权力斗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张璁也不示弱，他继续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写出《大礼或问》向宫中进呈，充分发挥了一个礼部时事观察员的聪明才智，为几乎被孤立起来的皇帝辩解说：“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皇帝也不是不想独断专行，但杨廷和的势力太强了，轮不上他来独断，大礼仪之争第一回合，皇帝处于下风。

    天意自古高难问

    局面在差不多两个月后得到改观。九月二十五日，嘉靖皇帝的母亲兴献王妃从安陆千里迢迢赶到通州，欲见证自己儿子的传奇人生究竟有多少辉煌。对朱厚熜来说，从一个内陆藩王的儿子一跃而为天子，这绝对是天上掉馅饼的概率。但很快，兴献王妃失望了。兴献王已死，尊号问题却迟迟定不下来。具体到她身上，礼部提出要请她从东安门或大明门左门入京，这不是帝王之母应该具备的气象，当然从礼仪上讲也是不够尊重的，因为从东安门或大明门左门入京差不多只是一个王妃的礼遇。皇帝断然拒绝了，兴献王妃也不愿入京——她在北京，看到的不是儿子的传奇而是尴尬。母子俩在京郊抱头痛哭，嘉靖皇帝仿佛看到自己当初进京时的屈辱，愤然向内阁提出退位携母回安陆的要求，以向杨廷和逼宫。杨廷和思量了一下，或许觉得这样的局面不是他可以承受的，便假借太后懿旨，在皇帝亲生父母的称呼问题上让了一步，称今后皇帝本生父兴献王可为兴献帝，母可称兴献后。虽然嘉靖皇帝想尊封自己亲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相比之下杨廷和的解决方案里少了个“皇”字，只称兴献帝和兴献后，但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皇帝从中看到了可以进一步有所作为的空间。十月初四日，他迎请自己的母亲兴献后入宫，走的是堂堂正正的大明门入阙路线。这一回合，毫无疑问是皇帝胜了。

    皇帝在发现自己的力量后乘胜追击。两个月后，他下诏加其生父母兴献帝、后分别为兴献皇帝、兴献皇后，以将自己的目标落到实处。但大学士杨廷和却认为皇帝得寸进尺，要的东西太多了。他和礼部尚书毛澄、吏部尚书乔宇、侍郎贾泳、给事中朱鸣阳等百余名官员联合上疏表示反对。杨廷和说，兴献王、妃加帝、后已经是不情之请，所谓尊称已极。现在刚刚满足又要加个“皇”字，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总之是坚决不可以的。皇帝却聪明，知道搬出太后来为自己说事。他反驳说自己作为皇帝大婚即将举行，遵慈寿皇太后懿旨，兴献帝宜加与皇号，母兴献后也宜加皇号。嘉靖皇帝一脸委屈地说：“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后命。”——我不敢辞，你们这些官员们也应遵承太后之命吧。

    这真是非常狠的一招。皇帝曲径通幽，知道借力打力，让杨廷和无力反抗。毕竟太后懿旨是至高无上的。嘉靖皇帝的加封计划成了完美的A计划，几乎无懈可击。但世事多乖张，一场清宁宫小房发生的火灾令嘉靖皇帝的A计划功败垂成。那是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十一日，皇帝心情很好地郊祀完毕，清宁宫的那场大火就不由分说地燃烧了起来。虽然损失不大，但火势凶猛，令观者触目惊心。很快，这场恰到好处的火灾就被反对派官员利用了。杨廷和、蒋冕等高官上言：火起风烈，这大约是天意吧。给事中邓继曾、主事高尚贤等进一步把话说死：“五行火主礼。今日之礼，名紊言逆，阴极变灾。为废礼之应。”“为废礼之应”是题眼，皇帝也拗不过天意，只得择机而动，暂时同意不在父母封号上加那个敏感的“皇”字。

    但是天意自古高难问，皇帝心思你别猜。发生在嘉靖二年的庙制之争应该说微妙而曲折地表露了皇帝维护父亲特殊权益的执着信念。这年二月，皇帝让杨廷和等讨论一下乐舞的规格问题。此前，太常卿汪举已经把报告打上来，建议安陆兴献王庙宜用十二笾豆祭祀，其制如太庙。祭祀所用笾豆数目的多少反映了对死者的尊崇度，十二笾豆祭祀是最高规格了，只有过世的皇帝才能采用。与此同时，皇帝让杨廷和等讨论兴献王庙乐舞规格时“建议”用八佾（“八佾”是古代的一种乐舞，因共有八行八列而称作“八佾”。按照礼法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这种制度的乐舞）来祭祀。这个建议遭到礼部侍郎贾泳、给事中张翀、黄臣、刘最以及御史唐侨仪、秦武等的反对，这些官员认为：“八佾既用于太庙，安陆乐舞似当少杀，以避二统之嫌。”只是反对无效，皇帝最后下旨“仍用八佾”。由此，因大礼仪之争引发的历史冲突点在嘉靖三年不可避免地走向高潮，坚持与反对的双方都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或者说对决来解决问题。

    风云际会之时，皇帝当然希望有同盟军支持他。此时我们将历史镜头切换给远在南京的张璁，看看他在这一大事件中会有怎样的作为。张璁在正德十六年写完《大礼或问》为皇帝以继统而不是继嗣的名义上位提供理论支持后，就被吏部安排到南京就职刑部主事。和礼部观政进士相比，张璁到南京去无疑是高升了，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杨廷和的计谋——是杨廷和指使吏部做如是安排的。张璁走了，皇帝只能一个人战斗，杨廷和以为这样的局面对自己有利。

    嘉靖二年十一月，张璁的战略盟友、同为南京刑部主事的桂萼上疏建议重议大礼，从而拉开了嘉靖朝礼仪大决战的序幕。皇帝仿佛看到了张璁和桂萼在南京向他暗送的秋波，决定立即召此二人入京助阵。嘉靖三年四月，张璁、桂萼还在入京的途中，皇帝发布一道诏令，称正德皇帝为其皇兄，孝宗为皇考，称亲父兴献王为本生恭穆献皇帝，兴献王妃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这道诏令是皇帝和反对派官员相互妥协的产物。此前，久经考验的功勋战士杨廷和突然在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十一日致仕（退休），随后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人同意在兴献王尊号中加一个“皇”字，但附加条件是必须在前缀上冠以“本生”二字，以示与真正皇帝的区别。这两件政坛大事细究起来都和张璁回京有关。这个皇帝的拼命三郎是回来死磕的，杨廷和自知皇帝已逐渐掌握大权，在政治倾向上自然支持张璁，便避其锋芒，选择全身而退，以求善终。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的选择同其理，试图在张璁入京前以皇帝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否则这个拼命三郎回来，怕是连“本生”二字都保不住。皇帝似乎也不想将剧情弄得太激烈，既然反对派同意自己亲爸可以在尊号中加一个“皇”字，其他问题也就无关紧要了。至此，张璁回京便变得可有可无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在这场历史大戏中，这个分量感极强的配角，到底不是主角。现在，高潮戏已过，他可以不必再出现了。

    但张璁却想抢戏。张实在是一个好演员，在没戏的地方生生能演出戏来，甚至再造高潮。张璁和桂萼二人在赴京途中上疏，表示“革命尚未成功，皇帝仍需努力”。他们在奏疏中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皇字，而在“本生”二字上，“本生”是什么？是本来出生于某某之家，但现在不是了。所以皇上可以说有皇父却没有亲父，普天之下，如此奇耻大辱，试问几人可以承受？更何况皇帝贵为天子，难道这点事都解决不了吗？毫无疑问，张璁和桂萼的上疏是极具杀伤力的，因为皇帝恼羞成怒了，他在接疏后把内阁大臣毛纪叫过来，表情沉痛地质问他：“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你们没有君上，想让我也没亲爹吗？

    由此，历史的剧情急转直下，群臣伏阙哭争“大礼”这场戏有了充沛的推动力，非演绎不可了。因为毛纪被皇帝质问后神情“惶怖”，他召集百官到左顺门宣布说：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咱还是顺了皇上的意思，别再和他对着干了……但百官们却是不从，纷纷表示“本生”二字不可删，而且相关官员对皇帝的手诏留中不报。七月十五日，冲突总爆发，皇帝居然罢工，罢朝斋居文华殿，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上朝。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以及宪宗朝的老尚书姚夔等领百官在文华门伏地大哭，希望皇帝回头是岸，别再干出格之事。而已然隐退的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趁此机会振臂一呼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历史的冲突情境由此走向生死考验，有些官员便开始首鼠两端起来——在群体性事件中，喊口号、看热闹或者趁机捞一把的人远多于以死相拼者，而杨慎如此激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父亲本身就是反对派代表，有利害关系在里头，其他跟随者到底没那么坚定。历史的现场便开始嗡嗡声一片，有人要打退堂鼓。关键时刻，杨慎的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的王元正以及户科给事中张翀将百官们拦在了金水桥南，大声疾呼：“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这个疾呼含义丰富，有义诱，也有威胁，很有裹挟众意的意思。

    官员们果然被裹挟了。在尚书秦金的带领下，二百一十五名官员从文华门转赴左顺门，伏地恸哭，并且高呼高皇帝（朱元璋）以及孝宗皇帝的尊号，以表示对现行皇帝的不满。一场群体性事件就此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嘉靖帝当然不可能容忍此类事件的发生。他先是让司礼监出面，将参与闹事的官员姓名一一登记下来，并随后将丰熙、张翀、余宽等八名闹得最凶的首要分子逮捕入狱。但即便这样，杨慎、王元正等官员依旧不肯散去，他们拍门恸哭，哭出了心中冤屈，也哭出了一个王朝的不祥之兆。哭声震天，在阴森森的宫廷内环绕不绝，令皇帝简直是怒不可遏。嘉靖帝一不做、二不休，将134人逮捕入狱，另有86人处以待罪之名。随后这场镇压行动走向扩大化，凡参与闹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王思、裴绍宗等17名官员被活活杖死。而大学士丰熙等8人流放充军——藏在大礼仪事件背后的人事春秋可谓惊心动魄矣。

    大礼仪事件背后最大的获益者，恐怕非嘉靖帝莫属。他在嘉靖三年的大礼仪事件之后重新规整帝国的礼仪和权力格局，彻底改变了“强臣弱君”的政治局面，为其随后长达四十多年的嘉靖之治奠定了一个稳定局面。但是嘉靖之治细究起来却是乏善可陈，和正德皇帝玩的就是黑色幽默一样，嘉靖帝玩的就是人间蒸发。他将自己藏起来，藏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藏在这个帝国越来越萎顿的气质当中，一生无所作为。而真正试图有所作为的人则趁机浮出水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严嵩。

    严嵩的红与黑

    什么时候开始，严嵩浮出帝国水面的呢？

    嘉靖十七年（1538年），严嵩58岁，官至礼部尚书。此前，这个出身寒门的江西分宜人仕途并不顺坦。27岁授翰林院编修，但接下来有十年时间回分宜县境内的钤山过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直到正德十一年（1516年），36岁的严嵩还朝复官，依然一副愤青模样或者说性格。他批评朝政，甚至对正德皇帝也语多耿直。“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当年严嵩所说，与给后人留下的奸臣形象相比，实在不敢想象是出于同一人之口。但事实上，严嵩的愤青形象一直保持到嘉靖年间。在著名的大礼仪之争中，严嵩甚至还是个左派，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多有交集，反对皇帝过分抬高自己亲父的地位。

    但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个分野，这一年严嵩的形象开始裂变，一半是红，一半是黑。在红与黑之间，他游刃有余，显示了一个左派转向右派的自觉与坚决。这一年六月，皇帝下旨，让礼部讨论他生父献皇帝庙号称宗的问题，以作入太庙的准备。礼部尚书严嵩刚开始坚决不同意，呈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左派面目，但在皇帝写下《明堂或问》之后，严嵩改口了，称“条画礼仪甚备”，尊献皇帝庙号祔于太庙不成问题。接下来，严嵩做了一系列锦上添花的事情，表示“宜奉皇考（嘉靖皇帝生父）于孝宗之庙”，庙号为“睿宗”。嘉靖十七年，严嵩成功转型，成为皇帝利益的坚决拥护者，以为自己在功名利禄间浮沉做铺垫。这年年底的时候，嘉靖皇帝在京城南郊给自己亲父上“皇天上帝”大号，严嵩是怎么做的呢？他“奏见庆云，率群臣朝贺，又撰《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以取悦世宗”。完全放弃了抵抗或者说底线——嘉靖十七年之前，那些严嵩一以贯之的人生信条随风而逝了，愤青不再，严嵩变脸为一个圆熟的帝国官僚。

    他开始与内阁首辅夏言争宠。夏言比严嵩小两岁，这位江西贵溪人是个仕途得意者。嘉靖十年（1531年）就是礼部尚书了。嘉靖十五年，夏言成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嘉靖十八年，升首辅，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而明朝的历史中，臣子素无加上柱国的先例，享此尊荣者，唯夏言一人而已，可见嘉靖皇帝对他的器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言从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而严嵩虽然比夏言早十二年中得进士，却比他晚进入内阁六年，这是其一。其二，严嵩任礼部尚书是夏言引荐的，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就视严嵩为门客，对其傲慢无礼。不甘久居人下的严嵩在嘉靖十七年处事风格突然大变，或许与其试图奋发有为不无关系吧？

    夏言却对严嵩的心思毫无察觉。嘉靖十八年（1539年）入住西苑无逸殿直庐以便皇帝不时宣召的几大重臣中，虽然礼部尚书严嵩赫然在列，却是忝居末位。其中的风头人物还是夏言。在为皇帝所撰、用于敬奉神仙的青词文章里，夏言一直是个中好手，这也是他能成为头牌入直大臣的重要理由。但是这一年五月初二日，夏言突然恩宠大失，皇帝责备他“怠慢不恭”，还将历年所赐的四百零五道手敕及一枚银章予以收回，革除勋阶，勒令其退休。这其实是严嵩联络翊国公郭勋向皇帝进言的结果，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夏言自己也犯下严重过失，才给严嵩以可乘之机——该年皇帝南巡，夏言留京撰拟《居守敕》，文章写得拖拖拉拉，皇帝南巡回京都好长时间了，他的文章还没写好；再加上夏言对侍奉玄修、议礼等工作都有些敷衍，皇帝看在眼里怒在心头，所以才有五月初二日的非常之举。

    夏言似乎一蹶不振了，但此后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几天后，皇帝就将所收缴的手敕、银章还给他，让他官复原职的同时再入直庐。原因是夏言认罪态度好，“惶惧谢罪”，在家闭门思过好几天，搞得皇帝也不好意思将愤怒进行到底了。就此事而言，最失落的人当然是严嵩。打蛇不死，反被蛇咬，他可不愿意成为那个古老寓言当中的牺牲品。嘉靖二十一年，年过六十的严嵩再次发力，以逞一击：他一方面天天加班，长期待在西苑直庐不回家，不更衣不洗澡，其敬业精神令皇帝“朕心甚慰”，同时所撰青词也功力日进，颇合帝意。另一方面，严嵩勾结道士陶仲文向皇帝打小报告，试图将夏言拉下马。这一年对夏言来说也是流年不利，因为拒绝穿戴皇帝所赐的道士巾，再加上在西苑乘轿逾制，七月一日，皇帝诏令夏言革职闲住。45天之后，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仍署礼部事——严嵩入阁了。尽管严的入阁在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才看来有些资历不够，沈为此上疏弹劾严嵩不宜入阁，皇帝却乾坤独断。嘉靖二十一年，夏言和严嵩的命运此消彼长，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却是细节决定成败。关于这一点，严嵩的确做得很好，夏言也的确做得很不好，所以嘉靖二十一年的沧桑巨变实在是有迹可循的。

    两年之后，好运再次降临严嵩身上。因为首辅翟銮犯事，严嵩顶替他成为首辅，并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从而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全部荣誉或者说地位。这一年严嵩64岁，彻底完成从愤青到阁老的转变。严阁老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于人生的艺术、权力的艺术多有参悟，似乎是金刚不坏之身了。但世上事亢龙有悔、否极泰来，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九月，皇帝突然在西苑对首辅严嵩及吏部尚书熊浃说了这样一句话：“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严嵩不敢对，他和熊浃两人“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嘉靖皇帝随后表情淡然地说道：“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这实在是一种敲打或者说警告，说严嵩“心高高似阁”，其心机尽在皇帝掌握。但严嵩已然贵为首辅，还能有什么企图呢？谜底随后揭晓。几天后，皇帝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从而使得天机乍泄。严嵩明白，皇帝是想搞一搞平衡了。为迎合上意，严嵩对嘉靖帝说，“故辅臣夏言可诏用”，以显示其心胸宽广。但是严嵩没想到，他心胸宽广，皇帝比他心胸更宽广。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夏言重新复出，仍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入朝，为首辅——官居严嵩之上——所谓圣心难测，严嵩至此算是领教了。

    嘉靖二十四年不仅是臣与臣之间的过招，也是君臣之间的过招。而前者与后者是互有关联的。在历史的因果脉络当中，嘉靖二十四年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无数因果轮回中的一个节点。此前，有很多官员为了将严嵩拉下马，做了前赴后继的努力。在林林总总针对严嵩的弹劾案中，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皇帝都做出了有利于严的处置，似乎不应该导出嘉靖二十四年严嵩命运突然遇冷的结果。但夏言重新复出并且官居严嵩之上的现实却清晰地说明：臣臣之间的过招以及君臣之间的过招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嘉靖二十四年的严嵩再次面临“打蛇不死，反被蛇咬”的寓言考验，而夏言重新上位后对其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令严嵩深感危机重重。再次出手，“毕其功于一役”成为严嵩的不二选择。

    “毕其功于一役”在严嵩看来不是要将对方搞退休而必须是搞死。夏言只有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还有一口气在便是威胁，因为圣心难测，这个政坛常青树随时可能翻盘。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初六，终极较量开始了。这个正月果真充满了硝烟味，只是硝烟味不是从喜庆吉祥的鞭炮中散发出来而是从战场上来。上一年年底，陕西三边总督曾铣邀集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及三镇总兵开会讨论收复河套事宜。这事皇帝是投了赞成票的，但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还没过完，嘉靖帝就向百官们发出一系列排比句疑问——收复河套“师出果有名否？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成功可必否？一铣（曾铣）何足言，只恐百姓受亡辜之戮耳”。大学士严嵩突然感觉天上掉馅饼了，所谓圣心难测，果然如此。而这样的机会于他而言，只意味着一件事：扳倒夏言，在此一举。因为对于收复河套，夏言是极力支持的。严嵩马上上奏，称廷臣皆知复套之谬，只是“有所畏耳”。为了论证廷臣对夏言“有所畏耳”，严嵩不惜以自身举例说：“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一副委曲求全的老臣模样。与此同时，严嵩利用都督陆炳以及总兵官仇鸾与夏言和曾铣的矛盾，坐实夏的罪行。当然对皇帝来说，他只需要一个证据——曾铣就任三边总督是夏言向他私荐的，这次问题出在军国大事上，夏言罪责难逃。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对夏言来说是失败的正月，他的官阶被夺，不过仍以尚书一职退休。但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夏言被镇抚司下狱关押。十月初二，夏被杀于京师西市，终年67岁。夏言的一家老小也未能幸免，妻苏氏流放广西，侄子礼部主事夏克承、侄孙尚宝司丞夏朝庆削籍（革职）。至此，严嵩在帝国政坛上的最大政敌对他不再构成现实威胁。严阁老成了帝国政坛最大的那棵常青树。

    权力场上的弃子

    夏言走完了一生，严嵩却还在路上，正是风光无限。看严嵩一生的起承转合，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另一个夏言。也曾高潮，却注定要走向低潮，乃至于湮灭。如果说严嵩是夏言的掘墓人的话，那么埋葬严嵩的掘墓人则是徐阶——帝国的下一个权力宠儿。

    徐阶比严嵩小23岁，不折不扣是一个晚字辈。嘉靖二十七年，当严嵩取代夏言，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宠儿时，徐阶还只是个吏部右侍郎，这个“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的上海小男人（徐阶出身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看上去不善机谋，与宦海沉浮数十年的严嵩相比，的确不是后者的对手。但严嵩却将这个晚字辈视作对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徐阶因为所进青词深得皇帝赏识而晋升为礼部尚书。他入召无逸殿直庐，侍帝左右，并得飞鱼服、尚方珍馔等赏赐。徐阶火箭式干部的官场历程毫无疑问引得严嵩的警惕——严嵩当年挑战夏言就是从礼部尚书一职开始，地点也在无逸殿直庐，最初的手段同样是写得一手好青词。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一个潜在的敌手已经产生，必须引发高度关注。

    更要命的问题还在于，徐阶是夏言引荐的，恩师夏言已死，徐阶能不对严嵩另眼相看？严嵩开始有所作为。他对皇帝说：徐阶“所乏非才，但多二心”。恰在此时，徐阶奏请皇帝册立太子。又请冠婚，秩序是先裕王、后景王，但嘉靖皇帝还是偏爱景王多一些，徐阶触痛了他的心头隐私——严嵩于此时慧眼独具指出徐阶“多二心”，打击可谓精准。徐阶的仕途乃至身家性命在那个历史瞬间几乎不保。

    但关键时刻，徐阶开始低调行事，一方面谨事严嵩，另一方面对青词更加钻研，对皇帝“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于是奇迹发生了，嘉靖皇帝不仅没有惩治徐阶，还加其为少保。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嘉靖三十二年进勋，为柱国，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嘉靖三十五年徐阶加少傅，皇帝录其子为中书舍人；嘉靖三十八年徐阶以一品考满九年，皇帝通报嘉奖，还赐宴礼部，并让徐阶改兼吏部尚书——徐阁老的仕途可谓逆势走强。

    从嘉靖三十一年徐阶入阁，这个人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内阁大学士历程，他和严嵩共事时间也有十余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严嵩倒在了这个后进同僚手里呢？在历史的天头地角，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很多隐显不定的规则与潜规则含义丰富地纠结在一起，共同建构一个人的完败过程：除了前面所说的徐阶刻意低调行事，谨事严嵩，钻研青词之外，严嵩自己也问题多多。他败于自身如夏言般傲慢的性格，也败于对同僚冷酷无情的打击，更败于岁月——岁月无敌，苍老的严嵩在年过八旬之后败招迭出，自己将自己击败了。

    我们来看几个时间点，几大和严嵩有关的敏感事件。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十月初九日，南京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祸国殃民罪。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二十三日，兵部武选司郎中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罪五奸，希望皇帝及早将严嵩正法或令其致仕，以全国体。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十一日，巡按云贵御史赵锦上疏弹劾严嵩恃权纵欲，提请皇帝立即罢免严嵩。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二十八日，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弹劾严嵩贪财纳贿；同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也弹劾严嵩。

    至此，倒严已成波澜壮阔之势，严嵩也不得已提出退休申请。皇帝的态度怎么样呢？在无数次肯定严嵩的功劳之后，嘉靖皇帝：“虽慰留之，然自是已稍厌严嵩。”（见《明史纪事本末》）徐阶最后的机会来了。

    嘉靖四十年，严嵩82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永寿宫突发火灾，但更离奇的是垂垂老矣的严嵩竟然劝皇帝搬到南宫去住，而南宫正是英宗皇帝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嘉靖帝很忌讳这一点。这是一。二是嘉靖四十年徐阶兼任太子太师。永寿宫火灾后，他让儿子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重建永寿宫，大得皇帝欢心。这一年，徐璠被提拔为太常寺少卿。世易时移，徐阶与严嵩的权力角逐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而作为个中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严嵩在家里办下酒席宴请徐阶以示妥协，徐阶不去——此二人的对决，只在须臾之间了。

    嘉靖四十一年，徐阶开始设局。先是做了一个铺垫。让擅长预卜祸福之事的方士蓝道行向皇帝预言“今日有奸臣奏事”，随后不久严嵩持密札入禁中言事，令嘉靖深感震惊。但这一切只是徐阶的设计罢了。五月十九日，受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专疏弹劾严嵩父子。至此，严嵩的仕途宣告结束，他先是被皇帝勒令致仕（退休），然后回到江西，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死去，终年86岁。严嵩“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见《中国通史·第九卷》），可谓晚景凄凉。

    一个人一生的起承转合就这样走完了。严嵩的一生与夏言的一生到底没有多大区别，都曾是权力场上的宠儿，又最终是弃子——真正的操盘手只是嘉靖皇帝。他是帝国一人，在龙椅上潜心向道，45年终究寂寞，还差点死于非命。表面上看，皇帝操控了很多人的命运，但实际上连自己的命运也掌握不了，遑论身后庞大无比的帝国。在青烟缭绕中，嘉靖帝面目模糊却又表情清晰，似乎充满了无限的渴望。

    他，到底在渴望什么呢？

    嘉靖大道场

    很多时候，嘉靖皇帝和青烟在一起。于青烟缭绕中，他的一生也就摇摇袅袅，充满梦幻感。这个史上在位时间排名第五的皇帝从嘉靖二年开始就在宫中建斋醮，以表达他虔诚的宗教信仰。皇帝的信仰既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时间工程，在嘉靖帝在位期间，几乎贯穿始终。不仅深刻影响其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明官场的权力构成和帝国的内在气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因为信仰生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毫无疑问成就了嘉靖朝的国史与民间史，其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等情怀与情节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匪夷所思的嘉靖大道场里，什么事都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也必然会发生。道风萎靡之下，朝风自然不正。这是阳消阴长，也是世易时移。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二十六日，皇帝向鸿胪寺（官署名。主要掌朝会仪节等）抱怨说：“近日文武官朝参不肃，步趋舒缓，序班参差，吐唾耳语，仰首瞻眺，殊不遵礼度。你们当通行传谕，自后须加严格，如有仍前违慢诸状，大臣疏参，小臣逮治。”但是在一个青烟缭绕的国度里，怎么可能有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朝风呢？而朝风即国风，嘉靖皇帝没有透过现象抓本质，所以他的抱怨也只能随风而逝了。

    非常朝代，非常事件层出不穷。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便是一系列非常事件的集中反映。这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十六名宫女在杨金英的鼓动下，乘皇帝在乾清宫熟睡之机，试图用绳套将其勒死。只因绳结误拉成死结，皇帝才死里逃生。事实上这起宫女弑君案的缘起也与皇帝的信仰有关。嘉靖皇帝相信采阴补阳之道，先后选取数百名童女入宫以为炼药之用。这些宫女不堪凌辱，才酿成非常之变。因为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所以史称“壬寅宫变”。“壬寅宫变”后，皇帝没有检讨深层次的原因，反而认为自己命大是多年信道的结果，竟然宣布在朝天宫建醮七日。此后，皇帝移居西苑，再不回大内，对政事撒手不管——因为个人信仰而影响政局和朝局的个案就此诞生。帝国因此有了权臣趁机兴风作浪的时间和空间。严嵩之所以能在这个时间段浮出水面，这些外因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清醒者，没有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出来。只是这样的声音很快就被皇帝扼杀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九月，皇帝听信陶仲文的建言，在太液池西建祐国康民雷殿，耗资巨大。工部员外郎刘魁冒死上疏说：“顷泰享殿、大高玄殿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刘魁明白自己是死谏，上疏前索性让家人先备好棺材一具，以等待皇帝的处置。嘉靖皇帝果然震怒，于九月十六日将刘魁施以廷杖，随后下狱。

    刘魁之后是海瑞。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初一日，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效仿刘魁，冒死上《治安疏》。海瑞在奏疏中说：“（皇帝）一心求神仙，竭民膏脂，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废，以猜嫌诽谤戮辱臣工，致使天下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兹炽……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今日天下第一大事，故臣冒死为陛下进言。”海瑞的奏疏也的确是找死之疏——皇帝在接报后雷霆大怒了。他一把将奏疏掷在地上，对左右说：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上疏时已买好棺材，诀别妻子，遣散僮仆，在朝待死。且托人料理后事。”——直将一个帝国叛逆者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但皇帝依旧不肯放过这个叛逆者，下令将其关押起来。嘉靖四十五年毫无疑问是帝国修道者与叛逆者的对决之年，只是很遗憾，对决以不了了之的形式结束。这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皇帝死了，十三天后，海瑞获释，他官复原职，不久进大理寺丞。

    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始。嘉靖帝终于成为历史，不论是这个王朝还是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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