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游戏

    1572年六月初十日，朱翊钧开始做皇帝了，年号万历，后世称之为神宗。

    关于做皇帝这件事，其实每个当事人的感受和表现各不相同。感受体现在表现上，而皇帝在其岗位上的种种表现则隐晦地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感受。这是感受和表现的辩证法。帝国为什么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皇帝，又为什么有几十年深居后宫不愿出来理政的皇帝？说到底，都是辩证法在起作用。这一回的突出个案是神宗皇帝。

    起码在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之前，神宗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十八日，皇帝在皇极门亲自召见浙江左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名廉能官。所谓廉能官是指那些地方上又廉洁又能干的官员。他们来京奏事，渴望见上皇帝一面，以为对自己辛勤工作的承认或者说嘉许。反过来说，皇帝是否召见这些廉能官们，也是皇帝勤政与否的一个硬指标。在此之前的嘉靖皇帝很显然是不勤政的。但是12岁的小皇帝神宗在张居正的谆谆教诲下决定做一个勤政好皇帝。他不仅召见了谢鹏举他们，还在五天后升谢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其他人等也都获得一些奖励，比如“银币酒馔”，等等。

    一年之后，皇帝在另一个方面做出表率——亲自去太庙祭拜列祖列宗。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初七日，13岁的皇帝亲飨太庙，露出少年天子继往开来的新鲜气象。在此之前，他因太过年幼，只能派一些亲官代其祭祀。但是现在的情形迥异于以往，皇帝虽然尚未成年，却在这方面体现了难得的自省意识和励志情怀，令人刮目相看。

    神宗另一个深具自省意识和励志情怀的表现是作牙牌子自警。这一年接下来的日子，帝国出现了一次日食——太阳在大白天突然变黑了。皇帝见了，马上引咎自责，在宫中自作牙牌子，上刻“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等字眼以为座右铭。当然小皇帝做这事是渴望得到他人鼓励或者说赞赏的。四月初五日，神宗向内阁阁臣张居正和吕调阳通报了自己撰刻座右铭一事。张居正听了那是感慨万千，认为少年天子如此自省和自励，实在是帝国之幸。他向神宗建议说：“皇上所言十二事，虽因天变自警，其实全系修身治天下之道，可以终身行之。”当然世上事行一时易，行终身难。神宗后来的种种表现与其座右铭逐渐背道而驰，诚为憾事，不过万历三年（1575）的神宗实事求是地说是积极向上的，值得期许与期待。这一点毫无疑问。

    所以接下来我们欣慰地看到，神宗对那些吊儿郎当、不够勤政的官员惩罚相当严厉。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十六日，皇帝上朝，发现当日旷工的官员达283人，皇帝马上下令：“各罚月俸”——旷工一日就扣罚一个月的薪水，这要放在现代企业，也算是重处了。当然神宗这样的作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可持续性的。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初三日，神宗又痛下杀手，处罚了襄诚伯李应臣等587名旷工的官员，下令“各夺俸禄一月”。在那些亦真亦幻的历史脸谱背后，我们仿佛真切地看到——万历十年前对朝局着急的人是神宗，万历十年之后则是曾经吊儿郎当、不够勤政的官员。因为后者发现皇帝比他们变得还吊儿郎当、不够勤政。世事风水轮回，不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是十年见分晓。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享年58岁。这一年神宗刚好20岁。五个月后，他干了这样一件事：命户部采办他弟弟潞王婚礼所需的各种金银珠宝。名单如下：黄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万七千块、各色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这的确是大手笔，也是户部不能承受之重。户部以帝国财政收入不足为由希望减数采办。神宗不许，下令足额采办。

    万历十年的金银珠宝采办事件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起标志性事件，它是皇帝变脸的开始。因为就在三年前，神宗以两宫皇太后行赏而内库缺金少银为由，下诏征取光禄寺银十万两未遂。原因是张居正上疏制止。张居正疏中有“若再下诏征取，臣等当不敢奉诏遵行”之语，而皇帝果然在最后未能获取光禄寺的银两。这是张居正在与不在的区别，也是神宗内心真实欲望能否得到满足的分界点。毫无疑问，万历十年是这样一个分界点。它是告别的年头，也是张扬的年头。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后，神宗即刻命内阁取太仓银20万两、光禄寺银10万两，以为充赏之用。从这一年开始，皇帝座右铭中的最后一条“节财用”被彻底颠覆，发展到后来，神宗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锦绮”以为他赏用，其中郑贵妃生子他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见《明史·食货志》），一个挥霍无度的皇帝形象至此已是呼之欲出。历史如此反讽，真是令人无语矣。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初五日，礼部主事卢洪春显得格外忧心忡忡。20天前，皇帝连日免朝，两天前又下诏说头晕得厉害，必须“暂罢朝讲”（朝讲，一种帝王勤政仪式。指帝师或硕儒早晨对皇帝讲读经史典籍以为资治通鉴）。联系到自张居正去后，皇帝连祭拜太庙都要遣官代行的现实，作为礼部主事的卢洪春觉得要对皇帝讲讲礼了。帝国之治，礼仪为先。卢洪春上疏说：“陛下年轻力壮，诸病症皆不应有，不应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且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能自安……望陛下以宗社为重，不要文过饰非，掩人耳目。”这份奏疏送上后，毫无疑问成了一个人命运的拐点。不是神宗，而是上疏人卢洪春。他被廷杖六十，革职为民，再也不能对皇帝讲理了。

    卢洪春冒死上疏劝皇帝勤政，事实上不是一种潮流的开始，也不是结束。在万历朝的劝谏史上，前赴后继者数不胜数，只是他们的命运大同小异，都受到了神宗程度不同的斥责。从万历十一年魏允贞上疏建言五事始，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天，还有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论及国势，有“天下之兵未可恃、天下之食未足恃、天下民心不可恃”之语——神宗在位48年，到头来的结果竟是帝国走到崩溃边缘，数十年间无数官员前赴后继上疏建言的结果并未收到半点成效，神宗之“神”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很多迹象表明，张居正不在的帝国神宗逐渐将自己抛弃了。从勤政走向怠政，神宗脚步坚定，表情也同样坚定。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初九日，已经久不上朝的神宗突然从宫内传出一道旨意：“奏对数多，不耐劳剧，不临朝视政。”这是他给自己不上朝以一个合法的借口。与此同时，神宗宣布今后将谢绝在京升授官的面谢——朕不想见到你们，你们也别来烦朕。而在此之前，依惯例被提拔重用的官员都需要入朝晋见皇帝，并当面叩头谢恩。神宗特立独行做出如此选择，很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思。但是，对大多数地方官员来说，他们连见“神龙之首”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谈见尾呢？皇帝终于将自己萎缩成了一个传说。这是万历朝的一个特色。

    一年之后，皇帝做出决定：永罢日讲。“日讲”这个在万历元年由张居正传给他的仪式在18年光阴的打磨之后终于不再维持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神宗一脸冷漠地露出其不耐烦的底色，态度决绝，不容置疑。事实上在此之前，皇帝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对官员们所上的奏疏，不批答、不议处，而是留于宫中，谓之“留中”。那些留中的奏疏，仿佛皇帝的心境，慵懒而沉默，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和不自信。皇帝如此作为，以至于老实人兼老好人申时行也看不下去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初五日，大学士申时行小心翼翼对皇帝上疏建议说，诸司章奏已经在您那放了十多天，更有一个月甚至二三月不发的，提请皇上还是立即签发吧。但是很遗憾，申时行的这份奏疏也被“留中”不发。以“留中”不发对付“留中”不发，神宗不给世界一个解说的理由。申时行只能无可奈何。

    当然皇帝也不是一味无趣，他有时也玩玩黑色幽默。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月初三日，神宗下诏求言，希望百官们畅所欲言，以共享天下太平之治。结果……结果是无数上疏言事的官员自食其果，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礼部主事卢洪春。他真是不懂神宗的心，不理解其黑色幽默而被他涮了。

    万历十五年也是个黑色幽默年。皇帝一方面下令申时行等人进呈《累朝训录》，将祖宗训录汇编成一千九百二十八卷，以为自己资政之用，另一方面他又抛弃传统，永罢日讲，直让申时行摸不着头脑，只能从“圣心难测”的角度去加以解读。

    不过，黑色幽默说到底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游戏，百官们不敢陪着他玩。万历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员们选择离去，不愿或者说不屑于做这个王朝的陪衬演员。万历三十年（1602年），据统计南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按、监司缺六十六人，知府缺二十五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初二日，吏部报告：全国知府缺者十分之五，请令本部推补。万历三十七年，吏、礼二部的部长和副部长都告缺，无奈之下，皇帝只得以礼部侍郎吴道南署本部尚书，总算是让国家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更多的人志在求去。曾为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后代理都察院最高行政长官的詹沂因为累章乞休未获批准，索性封印自归，连退休金都不要了。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户部尚书赵世卿连疏求去而不得，干脆步詹沂后尘，乘一辆破车逃回老家。万历四十年二月十八日，吏部尚书孙丕扬在连上二十余疏请求退休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也选择拜疏自归，成为帝国政坛的又一轰动性新闻。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署尚书崔景荣因为屡次上疏请求退休未获批准，封印出城，算是自动离职。只是这一回神宗皇帝颇有些不满，他抱怨说：“当今部院缺人，非大臣擅自去官之时。”——你崔景荣也太不给朕面子了……

    不过最决绝的例子还属李庭机。这位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闭门数月不入朝办事，连疏乞休达一百二十余次，最终神宗不胜其烦，只得让他归去。帝国官场如此颓废的气象，说起来也是古今奇观。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后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拢到神宗这里。他数十年与大臣们“躲猫猫”，大臣们当然也要投桃报李，和他一起玩这个心照不宣的游戏了。万历时代的帝国很大，人心尽失，皇帝很寂寞。他在后宫中幽怨地看着这个分崩离析的朝廷，就像这个朝廷幽怨地期待他归来一样，是那样的无言复无言。他们相望于庙堂，只是谁也看不见对方，谁也不明白对方的心，是红得像火，还是黑得像漆。而帝国，实在是步入危境。

    神宗和张居正

    在帝国的权力谱系中，每个参与其间的人都必然要摇曳出不同的波长或者说曲线，毫无疑问正是他们集体构成了万历年间的权力悲喜剧。皇帝虽然无所作为，但那是后期的事。刚开始，皇帝也是个权力玩家。特别是和张居正的权力互动上，那叫一个有所作为，玩的就是“先予后取”——神宗貌似给了张居正无限的权力，却在其死后变本加厉的收回——张被抄家，其家属要么处死要么发配充军。而张居正本人对待权力的策略则是排除一切政敌，打击报复那些异议人士。张居正事实上是张扬的，这与某些史论者为其打造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形象大相径庭——张不是不善于谋身，而是他低估了神宗，以为小皇帝永远在他的羽翼之下不会成长，遑论反抗与反击。神宗和张居正，可以说基本上是他们两位，丰满地构成了万历年间的权力悲喜剧。这个值得细说。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高拱离开了帝国权力场，成为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失意者。20天后，吏部对在京官员进行政绩考察。考察过后，吏部员外郎穆文照，都给事中宋之韩、程文等32人被免职；吏部主事许孚远，御史李纯等53人被外调地方，降级使用。光禄寺寺丞张齐、尚宝司卿成钟声、司丞陈懿德等或赋闲或外调，总之一场人事地震轰轰烈烈地发生了。这场人事地震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将京师各部门中高拱之党剔除干净。这正是张居正保证其权力安全的第一个动作，因为该项工作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那些受到特殊“关照”的官员或多或少和高拱有着某种联系。张居正不想看到他们在时机合适的时候蠢蠢欲动，从而对自己构成威胁。

    张居正的第二个动作显得比较隐晦。他与司礼监太监冯保一起，试图借王大臣之狱置原内阁首辅高拱于死地。高拱虽然退休了，但退而未死，论年纪只有61岁，很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刚好在此时，一个叫王大臣又名章龙的来历不明者于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闯入乾清宫，试图想干点什么却被警卫拿获。当然对冯保来说，王大臣想干点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闯入乾清宫，而这正是他需要的。冯保指使他的家奴辛儒把刀剑等武器塞给王大臣，暗示后者伪装成高拱府上的仆人，是受高拱指派前来杀人的。这个罪名一旦成立的话，毫无疑问“主谋”高拱难逃一死。

    张居正被冯保说服参加了这个阴谋行动。人生似乎总是这样，一个人权力的增值过程就是另一个人权力的损减的过程。不过对高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可以耗损，除了生命，而这生命恰恰是此时的张居正、冯保所需要的。世事锋利无常，高拱危在旦夕，只是王大臣实在不上路，当主审官锦衣卫都督朱希孝将高拱家的仆人混杂于人群中让王大臣加以识别时，王大臣认不出来——史书上说他“茫然莫辨”。随后兴致勃勃的小皇帝神宗下令对王大臣严刑拷打，结果一打打出真相来，不甘受辱的王大臣在大堂上坦承：“许我富贵乃严刑拷打我？我何识得高拱？都是冯保的家奴教给我的！”

    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行动就此暴露。但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过程，讲究的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冯保的收官行动比较果决，在用生漆酒将王大臣致哑后，又快审快结，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处斩王大臣。王大臣之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张居正看上去一脸无辜。或许他心里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力保障工程出现了一个漏洞，好在及时打上了补丁，他的人生才没有崩溃。这是有惊无险，张居正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的。

    事实上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广受其他官员非议的还是他的“夺情”之举。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封建礼制，他必须回家奔丧守孝。但张居正没有回去。张虽然上疏向皇帝请求回家守制，但历史却在这里露出一个马脚——张居正“露意冯保使留之”——请他的战略合作伙伴冯保想办法将自己留下来。张居正的机心在这里一览无遗：朝廷权力斗争激烈，在此前的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二十三日，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上疏弹劾张居正专擅威福，蔑视祖宗成法。刘台所举的例子包括张居正“逐大学士高拱去位，不容旦夕之缓”“不经廷推而引张四维入内阁”“私自为子弟谋取科第”，等等，刘台披露张居正在湖北江陵老家大兴土木，建房舍“宫至、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这是逾制了，乃为人臣者之大忌。要命的是刘台系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正是张居正所取，后又得张的重用，由刑部主事推荐为御史。现在一个学生如此言辞激烈地举报、揭发恩师，张居正当然是情何以堪；而且刘台奏疏中所举诸事，他又提不出反驳的证据。由此张居正只能以攻为守，向皇帝打辞职报告说：“刘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未有门生弹劾师长的，臣惟有去位了之。”这样的报告，谓之矫情。

    但是，万历四年的张居正却是皇帝须臾不可分离的恩师兼国事仲裁者。在张和刘台之间，14岁的小皇帝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神宗对张居正“慰留再三”，张也成功地化解了他万历年间一个重大的人生危机。不过，这并不代表官场上的他就没有对手或潜在对手。张居正的威胁依旧存在。如果不是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为他提供了权力保障，毫无疑问，挑战者将层出不穷。所以张居正不能须臾离开他的工作岗位，就像皇帝不能须臾离开他那样。这是万历初年帝国的一个政治现实。

    皇帝也果然向他伸出挽留之手，请张居正张先生夺情视事。皇帝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其在官守制，是谓“夺情”。张居正夺情一下子夺出了官场人心，因为有很多人向他投反对票。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违背“万古纲常”。十九日，检讨赵用贤向皇帝指出，不能援引前朝故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事实根据或理论根据。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乃“贪位忘亲”，是不伦不孝之举。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更是上疏批评张居正“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与禽兽无异。从十八日到二十四日，六天之内五名官员对张居正说“不”，这其中吴中行、赵用贤二人是隆庆五年进士，和刘台一样他们同为张居正所取，算是张的学生了。而艾穆则是张居正的同乡，张居正在皇帝的首肯下夺情视事，身边的人集体高唱反调，张的威信可想而知。为了保障权力，更确切地说为了树立权威，张居正决定痛下杀手，对反对者严加处罚。他下令对吴中行、赵用贤各廷杖六十下，艾穆、沈思孝各八十下，邹元标因为骂得最凶，张居正杖其一百六十下，算是最严重的警告。这五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打完之后张居正还做出行政处分，将吴中行、赵用贤开除公职，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则分别发配到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去充军。一时之间，肃杀之气弥漫朝廷。皇帝看着张居正展开的严厉惩罚默不作声，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样的时刻，他开始对这个辅政大臣心生畏惧了吧。

    张居正的高调举止在杖击“五直臣”之后并未停止。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十三日，张居正夺情数月之后出京回家葬父。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高调的：相关史料记载，张居正所到之处，州县地方官都长跪迎候，抚、按大员则越界迎送，各地藩王差不多也是这样。至于接待规格那是山珍海味，层出不穷。张居正来者不拒。要命的正是这“来者不拒”，因为若干年后他身败名裂之时，神宗皇帝从他家中抄没竟“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而出现在万历六年张居正的高调举止就不能不成为其罪证之一。

    事实上万历六年，很多迹象显示张居正太不懂得韬光养晦了。张居正三月十三日出京，六月十五日还朝。短短三个月时间权力也紧握手中毫不松懈。表面上看是神宗对他的尊重，因为张居正出京后，皇帝专门交代次辅吕调阳等人：“遇大事不得专决，必须飞报江陵，听张居正定夺。”在此情形之下，吕调阳心里极不舒服，连上十疏称病不出，要求归里。万历六年七月初六日，在张居正回京20天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兼太子太傅吕调阳办理完离休手续回老家去了，两年之后去世。这是张居正同阁臣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反对者继续对他说“不”。就在张居正归家葬父之时，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排除异己，用人唯亲，他甚至批评神宗“威福不自出，乾纲不独断”，一切听任张居正所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居正权力之大。王用汲在“五直臣”受罚之后依然我行我素，终于令张居正勃然大怒，张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用汲削职为民。这也算是帝国权力场上的另一曲不和谐音吧。

    此后，反对者依然络绎不绝。从夺情、归家到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反对张居正的人各有各的反对理由。万历八年（1580年）夏，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陈“匡时”五要，明确反对张居正改革。同样是在南京，前兵部尚书刘光济在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反对张居正谋“夺情”，这使得张居正改革的群众基础变得相当薄弱。而他在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的“一条鞭”法无差别地将那些豪民大户推到自己的反对面上——以一人敌千万人，张居正真正是自寻死路。虽然改革后帝国国库日益充裕，但张居正的倒下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

    一年之后，张居正就倒下了。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享年58岁。皇帝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官员护丧归葬。但随后由于太监张诚等人东山再起，反攻倒算，神宗下令抄没张居正的家，并削其生前官秩，夺其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告示天下。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就这样从“须臾不可分离”一夜之间转成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这其中权力的嬗变应该说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权力及其嬗变的过程最终会演绎成一条抛物线，张居正的在耗损，皇帝的则在增值，或者说皇帝需要一场皇权授予仪式。他们之间需要一场革命，你死我活的权力革命来完成或凤凰涅槃或大毁灭，哪怕为此恩断义绝、刨棺戮尸也在所不惜。

    天子长大成人，可以说“不”也必须说“不”。仅此而已，世事没什么悬念的。

    王朝唱晚

    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首辅申时行开始为一块地底下可能存在的石头而忧心忡忡。此前，皇帝采纳前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建议，在大峪山建造陵墓。但是御史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联名上疏说，陵墓之地有巨石，“地果吉利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另择他处”。这是从风水学的角度对皇帝陵墓建设提合理化建议，本来此事与申时行无关，但接下来他们三位把矛头对准了申时行，说徐学谟建议在大峪山建造圣上陵寝，“申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李植更直言申时行此举是犯罪。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那就是徐学谟和申时行的关系。徐学谟曾跟张居正关系不错，张居正去后，徐学谟和申时行交好，甚至把自己的亲女儿嫁给申时行的二儿子申用嘉。所以此二人的关系应是儿女亲家。不过三御史所谓“申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却只是一个动机揣测——儿女亲家是没错，但申时行真是因为这个因素故意装作不知道陵墓之地有巨石吗？皇帝由此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关于忠诚、责任、真伪和立场的答案。

    申时行为自己辩护了，他说：“当初皇上阅视此地时，李植、江东之并没有说此地有石。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很明显是为了借此倾害大臣。”的确，考察大峪山陵墓之地是在两年前的万历十一年进行的，当时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也随行，为何不就石头问题早作预警，偏偏要在工程开工之日突然对首辅大人发动致命一击呢？很显然这里是有预谋或者阴谋的。皇帝就此做出处理，切责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并令“夺俸半年”——扣发他们半年的薪水，以示警告。一个王朝的党争可以说初露端倪。

    端倪之后是发展。九月，已被扣发薪水的李植等人提交了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找到一个风水大师证明大峪山寿宫有石。三御史强烈要求进行现场勘查，以还他们清白，更重要的是还圣上一个吉祥的来生——在其长眠地下之后。疏上，申时行又开始忧心忡忡了。奏疏报还是不报，石头有还是没有？这都是烦恼的问题。申时行最后的选择是不报。皇帝虽然年轻，却也多疑，万一他相信风水大师之说，那情势就会逆转。申时行不想冒这个险。

    随后情势的发展有利于申时行。因为大学士王锡爵反水了。这是历史叙事的神来之笔，在万历十二年被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事实上是李植等人着力要推出的新首辅，取申时行而代之。作为王锡爵的门生，李植一直在努力，哪怕受到皇帝处罚也要挽狂澜于既倒，但王锡爵却在这个时刻回头是岸了，他“耻为三人（李、江、羊三御史）所引”，坚决要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发生在皇帝对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夺俸半年之后王锡爵的一次政治表态，王批评他们与吏部侍郎赵用贤结党，在张居正、冯保之狱后结成一个新的利益联盟。由此，王锡爵掀起了反李植三人的政治运动，继他之后先后有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舆郊、王敬民等站出来检举揭发李植等的罪恶行径，神宗最后拍板，将李植由太仆少卿贬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由光禄少卿贬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由尚宝少卿贬为大理评事，随后又将李植等降三级调外使用。

    党争至此并未抵达高潮，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卷了进来。为了声援李植三人，谕德吴中行、赞善赵用贤、光禄少卿沈思孝上疏求去，赵用贤暗自支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许国向皇帝开炮，称“朋党之说，是小人用以去君子，空人国”，力撑李植三人。由此，帝国党争发展到了纠结阶段，皇帝深受其苦。

    申时行也深受其苦。虽然在万历十三年，他侥幸逃过党争的倾轧，但接下来他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四月二十五日，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上疏弹劾申时行。这位在若干年后写出《牡丹亭》的才子在万历十九年的春天显然对帝国首辅牢骚满腹。他说：“言官中亦有无耻之徒，只知自结于内阁执政之人，得到申时行保护，居然重用。”又说：“首辅申时行执政，柔而多欲，任用私人，靡然坏政。请陛下……严诫申时行反省悔过。”三个月后，福建按察佥事李琯上疏弹劾申时行十罪，其主要内容包括申时行儿子申用嘉“假冒籍贯，中浙江乡试；其婿李鸿冒籍纳监，以及纵家人宋九通贿纳京卫经历，未尝历俸，竟得双封；受郜光先之贿金，而私授他为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致使敌寇盘跨两川以及（申时行）私收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贿金，为他掩盖败绩，阵亡八百人，竟反以奏捷议赏”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无实据，但弹劾的人多了，皇帝也不能不起疑心。万历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57岁的申时行引退，万历四十二年，80岁的申时行与世长辞，算是彻底摆脱言官的诘责了。

    更多的人依然在彀中。申时行归去那年，阁臣许国抱怨说，现在“内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能再为国家做事”！他提请皇帝严禁小臣攻击大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党争泛滥的一种表现。虽然神宗也感时伤怀，担忧：“大臣解体，争欲去官，国无其人，朕与谁共理国事！”并且告诫百官今后再有肆行诬蔑大臣者将重治不贷，但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息却已经弥漫帝国上下，经久不息。因为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为民，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之后，齐、楚、浙三党攻击“东林”事件便层出不穷。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五月初三日，掌京畿道御史徐兆魁弹劾东林党人特别是顾宪成说：“臣观今日天下大势尽趋附东林……顾宪成自贬官归官，假讲学以结党行私，而道德性命与功名利达混为一途。”其后，光禄寺丞吴炯上疏回击说：“顾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并非细事。”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二月，户部郎中李朴上疏为东林党人辩护，说：“凡攻击东林者，今日指其为乱政，明日曰其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权柄？顾宪成清风百代，已死犹被攻击；而有人弄弊作奸，卖官卖爵，擅自杀人，却得到保护。”李朴又论及言官党同伐异，以排挤忠直之臣为己事，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但李朴很快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齐、楚、浙诸党发力，将其贬为州同知。李成了帝国党争的又一牺牲品。

    牺牲年年有，李朴只是极小的个案。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三月，神宗下令考察京官，齐、楚、浙三党进一步驱逐东林党人，甚至连退休居家者也不放过，官场党争超越权谋层面，在正邪之间展开，这的确于国家正气颇有损焉，但神宗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帝国党争至此走向乱象纷呈。王朝唱晚，只待最后的钟声敲响。而那钟声，已是隐约可闻。

    国本之争及其他

    现在看来，那场有关“国本”之争的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是纠结的，为自己的立场和欲望与他人做着不甘示弱的斗争。皇帝未必强势，皇帝身边的女人则各有哀怨和巧妙。大臣们虽然胜在最后，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代价不仅仅关乎大臣，其实也关乎帝国的行政效率，关乎信仰，关乎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万历四十八年，当皇帝与世长辞，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坐上冷冰冰的龙椅之时，或许什么是“国之根本”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是，那又如何呢？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个冬天，当皇帝在慈宁宫心血来潮临幸了一个不知名的宫女之时，他不知道，帝国的梦魇已是如影随形。这个后来被称之为恭妃的宫女怀孕了，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围绕朱常洛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大臣、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两个女人恭妃和郑贵妃开始角力。角力的目的只有一个，谁能承继大统？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大臣们刚开始是毫无察觉的，因为皇帝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长立幼。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皇长子朱常洛出生之时皇帝没什么动静，但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之后皇帝却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这是厚此薄彼，都说母以子贵，皇帝对朱常洵之母如此厚爱，会不会在立储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呢？申时行不安了。那个正月刚过，二月初三日，内阁大臣申时行就向皇帝提出立储问题。立储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关系国家存亡根本，所以称之为“国本”。申时行为了促请皇帝早立太子，举例说明本朝的先例，说：“英宗二岁立，孝宗六岁立，武宗一岁即立为皇太子。”如今皇长子已经五岁了，这时立为太子，不算太早。最主要的是可以“正名定分”。名分问题解决了，朝廷的人心也就安定了。申时行如是以为。但皇帝却跟他打哈哈，称“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由此，国本问题浮出水面，众大臣人心浮动，开始了长达15年的“争国本”运动。而这样的较量事后证明，结果只有一个——两败俱伤。

    二月初八，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提出要晋封恭妃，其次才晋封贵妃。如此，才“与礼不违，于情不废”。最主要的，姜应麟促请皇帝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紧接着，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也先后上疏，为恭妃争名分，促请皇帝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当然，神宗对这个问题是毫不妥协的。他一一惩罚上疏者，以为效仿者儆戒。这其中姜应麟被贬为广昌典史，孙如法贬为潮阳典史，沈璟也被下放。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扣发工资、奖金（夺俸）。不过万历十四年由于“争国本”问题引发的上疏潮却没有就此终止。在该年度，两京（北京、南京）有数十名官员上疏声援受惩罚，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成为“争国本”运动的外援团。皇帝深陷反对浪潮之中，虽焦头烂额依然立场坚定，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毫无疑问，一个王朝的断裂带已经形成，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的同盟军似乎只有郑贵妃一人，但群情汹涌之下，郑贵妃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争储。这个女人和皇帝一样，希望时间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大臣们却相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持久战”就这样开始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较量又一次展开。这一年朱常洛已经11岁，正月二十一日，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领着六科官员给皇帝上疏，请求对皇长子进行太子养成教育。这是曲径通幽，也是变相逼神宗承认朱常洛的太子身份。李献可上疏说：皇长子朱常洛当及早进行预教，不要继续禁于深宫之中。此疏一上，神宗当然很生气。他下旨要将李献可外放，贬到地方上去，以为儆尤。但要命的是大学士王家屏拒不执行任务，将神宗朱批封还。与此同时吏科都给事中锺羽正、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以及大学士赵志皋等人纷纷支持李献可，神宗又一次站到了广大官员的对立面上。万历二十年的故事可以说是六年前“争国本”故事的翻版，神宗虽然大力弹压，却是人心尽失，帝国的断裂已是触目惊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主动出招，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看神宗并不厚此薄彼，但廷臣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正月二十六日，当内阁首辅王锡爵违心地奉诏拟旨，传达神宗意思之时，他不折不扣地成了那个可怜的替罪羊。礼部尚书罗万化以及洶禄寺丞朱维京、涂杰、王学曾、给事中王如坚、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郎中于孔谦、员外陈泰来、工部主事岳元声、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礼科给事中张贞观、国子助教薛敷教等人直接闯到王锡爵的首辅办公室指责他是否要做一个历史的罪人。王害怕了，慌忙跪到皇宫外请皇帝追还前诏，但神宗不给；王锡爵退一步，请皇帝将此事下廷议，神宗还是不同意；王锡爵再退，请求和皇帝面对面说话，要一个说法。神宗拒绝见面。王锡爵退无可退，只得上疏求罢——老子不干了还不行吗？ ——却是不行，历史的纠结在这里体现得酣畅淋漓。神宗听说王锡爵要走，勃然大怒，要拿那些反对者开刀。反对者抱成一团，和皇帝做坚决、彻底的斗争。几个你来我往的回合之后，皇帝精疲力竭，只得宣布暂停三子并封王的举措。这一回合，大臣们胜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皇帝在国本问题上弃子认输，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另册封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总算是在立储问题上重点突出、主题鲜明了。这是朱常洛的胜利，更是大臣们不依不饶、坚持信念的一个结果。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在此之前和之后，虽然大局已定，可皇帝身边亲朱常洵的势力依旧暗潮涌动，演绎出包括“妖书案”“梃击案”在内的精彩曲目，为一个王朝的权力斗争添加看点。万历朝真是变得越来越诡异了。

    “妖书案”的发生经过比较复杂。先是在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刑部侍郎吕坤向皇帝上《天下安危疏》，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揭发说，吕坤此举“包藏祸心”，是逢迎郑贵妃。因为吕坤疏中虽然说了天下种种危险情状，唯独不说立皇太子事宜，其用意不言自明。但神宗对此事置之不理。五年后，也就是万历三十一年，国本问题大局已定，内阁大臣朱赓在其寓所外见到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此书借一个叫“郑福成”的人以问答的形式预言国事，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在是迫不得已，他日一定会有变更。而用朱赓为内阁大臣也是有深意藏焉，因为“赓”与“更”音同，寓“更易”的意思。此书最耐人寻味的当属“郑福成”三个字，取“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的意思。“妖书案”就此发生，并且与吕坤的《天下安危疏》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皇帝下令彻查，却始终弄不清“妖书”的作者究竟是谁。看来神宗一天没死，围绕国本问题的角力就不可能偃旗息鼓。在廷臣与亲朱常洵的势力之间寻找政局的平衡和延续，神宗一路走来真是心力交瘁。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皇贵妃王氏逝世。临死前她拉着皇太子朱常洛的衣服哭泣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朱常洛也感同身受，号啕大哭。的确，“国本之争”让每一个当事人都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哪怕是胜利者也一刻不得轻松。因为四年之后，明末宫廷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就发生了。一个叫张差的蓟州男子手持枣木棍，冲入皇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内官李鉴，直到前殿檐下，才被太监韩本用等人拿下，从而让朱常洛躲过一场劫难。这桩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刻的疑似政治谋杀案，其主使据传是神宗爱妃郑贵妃及其弟郑国泰，目的是为了致皇太子于死地，以便朱常洵咸鱼翻身。郑贵妃当然是打死也不承认自己就是主谋，她整天哭哭啼啼，向神宗吹枕头风，神宗为息事宁人，不愿深究，便定张差为“风癲奸徒”，于同月二十九日将其秘密处决。一个王朝的隐私或者说秘密再也没有了确凿的人证、物证，只好不了了之。唉，历史毕竟经不起深究的，在国本问题上，神宗下令不得再横加议论，可一些不知进退的人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工科给事中何士晋。这位“梃击”论的坚定主张者要求严惩郑国泰，结果被外调，贬为浙江佥事，成为“国本”之争中又一个牺牲品。

    荒唐时代，每一个人都纠结，每一个人都在牺牲或被牺牲。郑贵妃绞尽脑汁、机关算尽也未能赢到最后，因为最后登基的人依然不是他的儿子朱常洵。可以说这是一场耗散运动，长达15年的耗散运动。一个王朝的精力、人心、信仰包括情感都被耗散殆尽。“从万历十四年阁臣申时行等请立皇太子，至万历二十九年皇太子之位始定。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未有受命如此之难也。”这是万历年间帝国中人对此一事件的感慨，感慨感出了一个时代特有的诡异和艰难，说明帝国的确江河日下。

    乱象丛生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一切走向图穷匕见。对帝国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清晰的节点。从万历四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生命中的最后五年是那样的手忙脚乱、且战且退。帝国内忧外患、乱象丛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下世的光景，万历朝来日无多。

    这一年正月初一日，一个叫努尔哈赤的58岁男人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即大汗位，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改大金为清，努尔哈赤为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作为帝国异数的存在，在万历四十四年就做出了一个威胁性的举动。他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警告“今后若再援助明朝，必以兵戎相加”。与此同时，明帝国一地狼藉。山东大饥。“母食死儿，夫割死妻”的惨景使得饥民为求生逃到江淮一带，以人易人，公开形成人肉交易市场。另外起来造反的饥民也不在少数。四月十九日，河南舞阳、泌阳、遂平等地数百饥民纷纷起事；六月二十日，由于蝗虫盛行，“积地尺许”，山东武安三千饥民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起来造反，杀死了县主簿孙光耀。这是民情骚动的情形，是内忧，至于外患方面主要是边饷严重不足，边境问题随时可能激化，后果不堪设想。但皇帝却漠视“九边缺饷”这个问题，以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婚礼都没钱操办为由，拒绝阁臣提出的请发库银济边之建议。十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疏说：“今日一二百万两，抚之而有余；如等到将来边境问题严重，即使是动用几千万，仍然不足以安边。”诚可谓预警之语。因为二三十年之后，明末代皇帝崇祯就深刻而痛苦地领教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残酷现实。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在“九边缺饷”问题上鼠目寸光以及后来所采取的饮鸩止渴之举，都从一个侧面说明神宗在最后时刻的举止失措。

    人祸频仍，天灾也是频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六月二十八日，黄河在河南祥符朱家口一带决口，“陈、杞、睢、柘城诸州县，皆受其害”。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在这一年警告“天下将乱”。当然这样的担忧不止亓诗教一人有，七月十四日，兵科给事中熊明遇以星变灾异为由上疏论及国事，称天下事已经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他希望皇帝能痛改前非，重振朝纲。但这样的希望毫无疑问是一种奢望。因为神宗对其置之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全国各地灾情越发严重。三月，江西发生大水。六月，北直隶南部各府饥荒，湖广承天府（相当于今湖北荆州地区）大水成灾，河南开封等处蝗灾。七月，江西大旱，江北、山东蝗灾，福建泉州洪水过后饥疫并生。这一年柳州也大旱，数千灾民卖儿卖女，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写下“七大恨”告天，并且发兵攻陷抚顺。明军将士一万多人被消灭，幸免者十无一二。后金随后攻陷清河堡，帝国防线脆弱得不堪一击。户部在这一年报告：九边十三镇边饷，隆庆间每年共为二百三十九万左右，今增至现银计三百八十一万九千零二十九两。太仓入不敷出。九月，为了应急，帝国决定加派辽饷。每亩加赋银三厘五毫，全国共派银二百三十一万两。一时间民怨沸腾，帝国财政基础到了崩溃边缘。

    万历四十七年，明、后金之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爆发。战争虽然仅仅进行了五天，明军却三路全面告负，共计九万士兵死亡（一说四万五千多人），文武将吏三百多人丧生，从而失去了在辽东战局中的有利地位。后金则从防御转入进攻，帝国掘墓人的形象已是隐约可见。

    这一年，努尔哈赤还统兵四万攻陷辽东重镇开原以及铁岭，显示了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气势。的确，战争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气势。这一年，明帝国的气势是颓废的。“逃亡”是关键词。五月十七日，陕西延绥镇（即榆林镇）游击袁大有带领援辽士兵一千余人，到达北京昌平时有七百多人逃亡。十月二十八日，大同游击焦垣带领援辽士兵八百人，到达河北怀来时，军士哗变，焦垣吓得一个人偷偷逃跑了。巡按辽东御史陈于庭在奏疏中向皇帝秘密报告，所募新兵逃亡严重，“请急命增募”。神宗则对此置之不理。唉，士兵可以增募，气势却不可以增募。一种颓势的到来连皇帝也无法阻挡了。

    这一年，加饷在继续。十二月，皇帝以辽饷不足为由，下令再加全国各直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共增收田赋银二百余万两。这一年全国田赋总计达八百万两。其中，辽饷就占了三百二十四万两，但即便这样，辽东经略熊廷弼也连呼不足。他在万历四十八年初上疏说：“辽东军饷仍然缺乏，兵无粮，马无料。”于是从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开始，全国第三次加征田赋，连同前两次每亩计加银九厘。这一年全国共增收银五百二十万两，试图以全国财力救辽东一隅，以全国百姓的怨声载道来平息东北战火——毫无疑问帝国的饮鸩止渴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巡按江西御史张铨为此在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上疏，忧心忡忡地指出：“……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但一切为时已晚，因为皇帝自己先撑不住了。三个月后，神宗皇帝在弘德殿去世，只留下一个烂摊子等待后人收拾。

    很显然，这是个谁都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因为一切都已经烂到家了。谁摊上，谁倒霉，神宗之后，明帝国的最后三个皇帝以其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回答或者说诠释了这个问题——他们全都是苦命天子，特别是最后那一位——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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