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行径十分卑劣。英美鸦片贩子通过利润分赃、重贿收买等无耻手段，勾联中国腐败官吏、烟贩、兵丁，逐渐建成了一个几乎遍布全中国的贩毒吸毒网络：以零丁洋为中心，东由南澳，中由澳门、黄埔，西由雷琼（今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简称）偷运入广东内地；或由南北商船、渔舟转运到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关东各海口，再由这些地方渗入全国各地。上至朝廷，下至吏胥、兵弁，无不借机利用包庇走私来贪污钱财，构成一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负责缉私的地方官吏、兵弁非但不缉私，反而格外贪图贿赂，收受烟贩的现银或鸦片。封疆大吏和朝臣则通过下级各种形式的送礼纳献间接获利。一个英国商人在一封信中说：“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帝虽然一次次下达禁烟命令，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只不过一段时间内由公开贩卖变为暗中走私而已，后来暗中走私又变为猖獗的公开走私。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帝严定买食鸦片烟罪名，并禁止贩运及私种烟苗，但次年进入中国的鸦片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五千箱。鸦片贩卖者和受贿者互相勾结，鸦片像丑恶的猛兽一样吞噬着清王朝的肌体，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
中英鸦片贸易使英国从中国掠走大量白银，牟取了带着血腥的巨额利润。鸦片残害人的健康、麻痹人的意志，败坏了社会道德，购买和吸食鸦片导致社会各阶层经济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道光十五年（1835），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达两百多万，其中既有贵族官僚、豪绅地主、商人、衙门里的差役，也有军队的士兵和手工业者。官僚地主为了购买鸦片，向老百姓巧取豪夺；富裕之家因有人吸毒而渐渐败落，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则更加艰难。鸦片也让清政府财源枯竭、国库空虚。军队中吸食鸦片之风盛行，兵丁逐渐丧失了战斗力，有的士兵简直是一手拿矛枪、一手拿烟枪。这些“双枪兵”面黄肌瘦如同病夫。显然，政府的军事力量也被鸦片削弱了。鸦片流毒日甚一日，禁烟开始成为许多忧国忧民之士的呼声。
在江苏做官时，林则徐大力查禁鸦片贩卖和吸食。他早就清醒地认识到“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他访察了江南市镇的一些铺户，了解到近些年各种货物销路都不太好，凡是二三十年以前每年约有万金交易的货物，现在卖到半数都很难，“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尽管江苏是中部省份，鸦片走私不像沿海那么严重，但鸦片在这里产生的危害已经不可小觑。
作为江苏巡抚，林则徐对鸦片贩卖和吸食者认真访查，力拿严惩。为了辨别吸食者，林则徐采用“熬审”法。所谓熬审，就是将具有吸食鸦片嫌疑之人关入屋中，进门时严格检查携带之食物等，观察其是否有烟瘾。吸食鸦片的人如果终日不得吸食，就会出现涕泪交流的症状，此谓之烟瘾。用这个方法，林则徐查出许多吸食者。有些官吏偷偷吸食鸦片，也是用这个方法查出来的，查处后林则徐毫不留情地予以革职。惩治吸食，除了“堵”还要“疏”。他四处查访，找到十几种戒烟断瘾的药方，配制药料，对戒烟者施药治疗，其中忌酸丸和补正丸都比较有效，帮助吸食者戒除了烟瘾，恢复了健康。林则徐还请名医到抚署中结合戒烟需求编成《救迷良方》一书向民间推广，真可谓用心良苦！林则徐严禁种植、贩售和买食鸦片，让沿海关津营县对洋船严加巡逻，从源头上阻止鸦片流入江苏。在他的努力下，江苏禁烟初见成效。
当时，朝臣中对禁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一种是反对禁烟，又称“弛禁派”，代表人物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太常寺卿许乃济等；另一种是主张严禁，代表人物是鸿胪寺卿黄爵滋、湖广总督林则徐，称“主禁派”。
道光十四年（1834）前后，位居东南沿海的广州已成为鸦片走私重地，那里却形成主张“弛禁”的势力。他们打着拯救银荒、为国家争取更多关税的旗号，主张鸦片可以以药材的名义进口并课以重税，鸦片进口后不用白银购买，只以货物交换。同时“听民间得自种罂粟”与外商竞争，想以此堵塞白银外流，增加国家财用。他们甚至鼓吹鸦片无害论，认为只需禁止官员、士兵吸食，一般百姓则可不予禁止。可以想见，这种主张如果得以施行，中国将沦为罪恶的渊薮、鸦片的海洋，国家必将积贫积弱、民不聊生。这种谬论一出来，外国鸦片贩子就拍手称快。
而在京师，主张“严禁”的势力也出现了。侍郎陈用光、程恩泽、姚元之，言官徐宝善、黄爵滋、朱琦、苏廷魁、陈庆镛，翰林何绍基、吴嘉宾，中书梅曾亮、宗稷辰，赴京应试的举人孔继镕、潘德舆、臧纡青、江开、张际亮等，经常集会评论朝政，对鸦片误国义愤填膺。1835年10月26日，黄爵滋上疏陈当务之急，力主严禁鸦片：“查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臣愚谓欲截其流，但塞其源。应请皇上饬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黄爵滋提出，对于烟贩要登记造册、严加惩罚，同时要通告烟贩所在国的国王，以后来华贸易船只不准装载鸦片，如有违反将严格治罪；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恐怕鸦片之祸患永远没有消除的一天。
事实上，道光帝以前也接到过朝臣言鸦片之弊的奏折，他也多次发布禁烟法令，但以往对烟贩和吸食之人都未深究，这表明他在鸦片利益和鸦片毒害之间有所权衡。三十年前鸦片流毒虽已显现，但那时对国家财政、军事、社会生活等还没表现出这么大的威胁。他十分看重广东海关的岁入，既然那里历年税课并未减少，他也就没有深究这税课的来源。但三十年后，情况已经有所不同，鸦片的流毒已经侵入全社会的肌体之中，言路条陈揭露鸦片危害者也越来越多，道光帝只得在1831年发动一次遍及全国的查禁。当然，很多地方的督抚只是应景查一查而已。考虑到黄爵滋的严禁论实行起来必然损失海关税课，他便没有采纳。
道光十六年（1836）6月10日，在京任太常寺卿的许乃济上奏弛禁。许乃济声称吸食鸦片未必都危及人的性命，如今海内人口一天天增多，不必有减耗户口的忧虑。他认为鸦片走私之风的盛行和白银的大量外流，恰恰是由于禁烟太严了，他说，禁烟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并无白银偷漏之弊，禁烟以来，外商鸦片不能公开易货，都用银私售；禁烟以前内地可以栽种罂粟，禁烟后内地无人敢种，利益都被洋人占去了；禁烟以前鸦片吸食自由而吸的人少，禁烟以后吸食者却越来越多；禁烟以前贩烟无须走私，禁烟以后走私反倒猖獗……因此他鼓吹开放烟禁。
这种言论一出，立刻受到主张禁烟者的强烈反对。
9月中旬，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先后上疏论驳。
朱嶟和许球的两篇奏折将鸦片之毒害、禁烟之必要和迫切阐述得淋漓尽致、理据充足。道光帝看后感到颇有道理，打消了“变通办理”的念头。后来邓廷桢等筹拟弛禁章程的奏折到京后又遭到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的痛斥。从此无人再鼓吹“弛禁论”。
这场论争，很多与鸦片走私利益挂钩的朝臣和疆吏都保持了沉默。他们对弛禁、主禁两派都不发表言论。这是因为，一旦弛禁之议生效，鸦片贸易合法化，他们就很难再收取那么多贿赂。而主禁派的主张他们也不赞成，但它毕竟是朝廷律例、祖宗成法，所以也不敢公然反对。很多人还在窥伺，想看看事态如何发展，所以禁烟局面仍没有真正打开。所谓“民不举，官不究”，由于腐败官吏默许，中外鸦片贩子依旧横行。
这场论争发生时，林则徐恰好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因而没有参加争论，但他对禁烟主张一向全力拥护。1837年（道光十七年），林则徐奉旨回京，道光帝多次召见他，并擢升他为湖广总督。林则徐在两湖任职期间，特别注意到鸦片泛滥对军队官兵的腐蚀，严禁营兵吸食，决定“嗣后营兵有犯，除该兵丁革退重办外，将该管千把（清代对武官千总、把总的并称）一并斥革严惩；如千把、外委（清代的额外低级武官）有犯，将该管将备严参重处”。同时，根据江苏禁烟的经验继续向民间推广除瘾良方。
清廷发生禁烟论争时，第四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日夜期盼着中国弛禁鸦片以便他们倾销。但义律上任之时，许乃济的“弛禁论”已经受到朱嶟等的批驳，广东禁烟开始加严，明确表示驱逐英国鸦片贩子。义律于1837年4月12日进驻广州商馆，拒绝执行中国的禁烟法令。他想与清政府直接交涉，争取鸦片贸易合法化。
10月，邓廷桢奏准实施驱逐英国趸船及拿办窑口鸦片走私章程。零丁洋到黄埔间的中国“快蟹”鸦片走私船被取缔，鸦片价格每况愈下。英国鸦片贩子公然对抗，竟使用武装快船闯过虎门炮台的炮火，驶入珠江把鸦片运到黄埔。在义律的支持下，这些鸦片贩子肆无忌惮，鸦片贸易在道光十八年（1838）再度兴旺起来。对于清廷来说，严禁鸦片此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道光十七年（1837）11月，林则徐在武昌接任湖广总督后，为处理各项政事忙得不可开交。正在此时，黄爵滋有关禁烟问题的奏疏引起了他的强烈注意。
当年6月2日，黄爵滋向道光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痛陈鸦片贸易罪恶，呼吁朝廷严塞漏卮、禁绝鸦片。黄爵滋认为，鸦片并非不能禁，只是朝廷还没有找到有效禁烟的方法。历年禁烟之议，众说纷纭、热热闹闹，也都制定了法令，但那些禁烟办法都没有击中要害。比如严查海口、堵住鸦片贩子出入之路是对的，但那些执行政令的官吏未必都是公正之人，每年数千万两的交易，分润毫厘也不下数百万两，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的诱惑，哪个官员肯认真遵照办理？又如“禁止通商”似乎是从根本上杜绝鸦片之害的良方，殊不知趸船本来就不到内地来，它们停泊在大洋，将鸦片居为奇货，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多，自有奸商为了牟利从海上把鸦片搬运进来，哪会因禁止通商而停止这种贸易呢？严办走私烟贩、严厉打击烟馆的做法看似可以截流，殊不知走私贩子和开办烟馆的人多半和官吏、胥役、兵丁相勾结；地方官员的幕友、家丁，大家族的不肖子弟，无不聚众吸食，他们能不包庇烟贩和烟馆吗？那种鼓励中国内地种植罂粟、听凭内地熬制鸦片烟的做法，看似可以抵挡外国鸦片的输入、不使白银外流，殊不知内地熬制的烟膏吸食不能过瘾，徒然为贩烟者掺和洋烟、希图重利打开方便之门罢了。黄爵滋阐述道：“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肃清鸦片流毒，“必先重治吸食”，没人吸食也就没人贩卖，洋人的鸦片自然就不运来了。他建议严降谕旨，准给鸦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烟，如果一年之后仍然吸食，就可视为不遵守法律的乱民，要严厉惩处、罪以死论。如果现任官员逾期不改依旧吸食，就要罪加一等，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这就等于让其子孙失去做官的可能。
黄爵滋这份词锋锐利的禁烟疏，锋芒直指结成鸦片销售网络的利益集团，朝野上下无不震动。眼看着鸦片流毒渗入帝国肌体甚至已经威胁到清廷的统治，道光帝对黄爵滋的奏陈不能不深思。他立即下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发表看法、迅速具奏，朝廷再次展开禁烟政策的大讨论。
6月28日，林则徐复奏，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他说，鸦片在中国泛滥，纹银渐渐消耗在外洋，凡臣子都为此痛心疾首，“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又说，“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持其平，而体国者尤宜审时势而权所重”，鸦片流毒已经严重到今天的地步，断断不是常法所能防，不严格管理是不会有效果的；重治吸食，又给一年戒烟期限，是严明法纪、震慑人心的好办法，合于圣人之义，与苛法不可同日而语。朝廷和各省大小官员必须团结一致，共同达成禁烟目标，永远根除贩烟吸食之风，这个方法就取得其应有的效果了。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林则徐提出六条禁烟的具体建议：
一、责成州县，尽缴烟具，并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数；
二、劝令吸食者自新，并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逐步递加罪名，以杜因循观望；
三、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并许限内缴具自首；
四、以严于所近的原则，给予官吏失察处分；
五、著令地保、牌头、甲长，收查烟土、烟膏、烟具；
六、采用熬审之法，审断鸦片吸食者。
此外，林则徐还附上《救迷良方》，公布了多年试验有效的戒烟断瘾丸方、饮方各两种，建议颁布各省，以便疗治有烟瘾的人。
接着，他又上了一个密片，阐述重治吸食、全面禁烟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既有黄爵滋这个奏议，而且朝臣和各地官员奉旨交互议论，不仅仅全国上下都知道此事，诡谲万端的洋人也一定有内奸给他们通风报信使他们获知此事。这个禁烟奏议如果无声无息湮灭、得不到执行，那么洋人贩烟以后就会更加大胆、为所欲为，其危害也要比先前更大了。所以臣以为必须众人齐心协力，立志除去鸦片之害……”
这个时期，林则徐以为鸦片来华只是由于商贩买卖，还没有看到英国政府也是鸦片贸易的共谋。他雷厉风行，在湖北实行禁烟。他一边访查开烟馆、贩鸦片的人，一边发布禁烟告示、散发《救迷良方》，并配制断瘾药丸。对于真心悔改的人，林则徐暂免治罪并配发药丸，待其除去烟瘾再观察其表现。很多形容枯槁的吸食者在林则徐的严厉打击下戒掉了烟瘾，恢复了健康。一些吸食者的父母、妻儿看到儿子、丈夫、父亲戒掉烟瘾、获得新生，感念林则徐帮他们肃清弥漫家中的烟毒，不禁涕泪沾巾。林则徐在武昌、汉口镇等处设局，收缴烟枪、烟斗等吸食器具，当众刀劈火烧。对收缴的余烟，用桐油拌好、用火烧透，然后投入江中。不久，张际亮从京师来到武昌，与林则徐相互配合。这样，真正落实的禁烟运动首先在两湖地区展开了。
林则徐为官务实、政务繁多，但时刻不忘禁烟大事。在监修堤坝、查看水势的途中，他还向道光帝奏报两湖地区查禁鸦片的情形。林则徐说：“民情并非不敬畏法令，吸烟之俗是可以改变的，全依靠执法严格……臣等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因此借机劝告，宽猛兼施，呈缴鸦片、烟枪的令其改过自新，故意隐匿的则大力搜捕。不追究以往的责任，但严格管控现在和将来，务必努力改变吸烟之风。”
这段时间，各将军、督抚都对黄爵滋的奏折发表了看法。对禁烟的态度，众人还是没有取得一致，道光帝又一次举棋不定。林则徐对禁烟运动的前途深感忧虑，他担心整个民族的身体和精神都要被鸦片摧毁。道光十八年（1838）10月初，林则徐再次递交奏折。
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这份《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的奏折，读后陷入沉思。林则徐在湖广地区取得的禁烟成就使他对禁烟产生了一些信心，而奏折中那句“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更是深深触动了他。他知道，这是关系到大清王朝统治的根本问题。
道光帝令林则徐晋京陛见。此前，道光帝已采取某些行动，如将吸烟职官、王公等革职、革爵；谕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研究各省所奏禁烟意见，将提议“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以示惩儆等，从而表明其禁烟的决心。
12月26日，林则徐到达京师。第二天起，道光帝接连在八天中单独召见林则徐八次，商议禁烟大计。第五次召见后，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命他前往广东，并节制广东水师，办理禁烟事宜。
钦差大臣，是明清时的一种临时官职。“钦”，意为皇帝，“钦差”即皇帝差遣。因此，钦差大臣是由皇帝专门派出办理某事的官员，因代表了皇帝本人，所以地位很高。
林则徐的心情既激动又沉重。他为皇帝支持禁烟、解救民族危难而深感高兴，但也深知反对禁烟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挠禁烟，前途难料。
1839年（道光十九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赴粤。他告别皇帝和师友，决心不负众望、禁绝鸦片流毒。不久，祖国的南疆就升腾起销毁鸦片的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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