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家厉以宁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在崎岖坎坷中前行。二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也使厉以宁成为备受关注的人物，其思想之深邃、学术著作之丰、经济研究领域之广在我国经济学界是非常少有的。厉以宁教授与千万名中国大学教师一样，也是从上大学、留校、当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的。他曾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教师。他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读过研究生，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经济学者。但是，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却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外专家评价厉以宁说：“他是中国新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

    风华少年踌躇满志

    1930年11月22日子夜，厉以宁在南京钟山降临人世。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成长于一个有文化的工人家庭。在南京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中，厉以宁先后在两所著名的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2年毕业后，厉以宁考上了竞争激烈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随家迁居湖南沅陵，又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沙名流雅礼中学录取。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三个名牌中学各有所长，师资一流，为厉以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终身受益。

    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自幼熟读古典文学《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普希金、泰戈尔、莎士比亚、雨果等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催使厉以宁的思想和人格日趋成熟。比起同龄人，厉以宁更早地懂得了人世间的艰辛和不平，领悟了人生的风雨和坎坷。厉以宁变得深沉而内向，于是诗歌、散文、杂感、短篇小说等文学形式就成为他表现内心情感的最主要方式。每当厉以宁完成一个作品，同学们都争相传阅，被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博大同情心和憧憬未来的乐观自信所感染。厉以宁的文学素养和功底完全可与少年天才作家刘绍棠、王蒙相比，如果在文学方面发展下去是大有希望的。同学们的公认和欣赏也激发了厉以宁更高的创作热情，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爱与恨》，连续刊登在学校的墙报上。厉以宁把自幼所感受到的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全部凝聚在小说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中，引起了师生的强烈共鸣。厉以宁的文学作品就像一阵旋风刮遍整个校园，校内一时间兴起了文学创作热。

    在长沙雅礼中学读书的日子是厉以宁一生难忘的时光。在暮色苍茫的湘江之滨，他领略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良辰美景；同时，成长岁月里日帝的侵略、内战的烽火以及民不聊生的惨境亦使少年厉以宁热血沸腾。此时的厉以宁立志像前辈鲁迅、郁达夫那样，用文学唤醒国人的良知，复兴中华文明。

    厉以宁有幸在湖南第一流的中学读书，如鱼得水，其间所吸收的精神营养为他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不是后来从古典文化氛围浓郁的长沙转到西学东渐、科学初兴的南京，厉以宁很可能就在长沙成长为一代文豪。

    1947年，父亲让厉以宁重返南京，从长沙雅礼中学转到中国第一流的中学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这里拥有一流的数理化师资，在他们的影响下，可塑性极强的厉以宁的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厉以宁当时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他不仅可以将化学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而且担任了全校的义务电工，自己动手制作日光灯和电子铃，俨然一个科技发明家。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的全体同学去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基地——南京化工厂参观。严谨的工程师、熟练的工人以及如火如荼的生产第一线给厉以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科学救民”和“实业兴国”的理想在少年厉以宁的心中萌发。

    厉以宁在成长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既多才可塑又刚毅诚恳的双重优秀品质。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学习上，更体现在为人处事上。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厉以宁就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1942年，厉以宁读初一，新来的班主任据说曾在美国人手下当过卫兵。第一堂英语课上，老师将字母表挂在黑板上教同学们学习26个字母。当时课堂纪律很糟，似乎大家都觉得太容易了。临近下课时，老师对大家说道：“学英语并不难，做好一个人可并不容易。”无疑，他是在含蓄地指责学生们在课堂上对他不够尊重。

    几天后的英文课上，这位老师要求学生们将26个英文字母按顺序默写下来，并指出此次测验的成绩优异者将得到奖励。然后他便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口，眼望远方。20分钟过后，老师迅速收齐试卷并很快批阅完毕，接着便轻松地宣布：“除了一个同学写错一个字母之外，其他同学都是100分，很高兴这么多同学将得到奖励，但我不得不先警告一下这位同学——厉以宁，请你站起来！”厉以宁一向是个沉默的孩子，并不引人注目。厉以宁起身后听着老师的质问：“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母，大家都会，为什么独有你一个弄出差错，你不感到惭愧吗？”厉以宁默不做声，任凭大家用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他。

    老师开始一反慈祥的态度，目光中露出一种近似残酷的威严：“你必须回答我，你不感到惭愧吗？”“不，我不惭愧。”厉以宁轻声答道，他已经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脸绷得紧紧的。“居然不惭愧！难道大家都错了而你一个人是对的吗？你有什么理由不渐愧！”老师近似歇斯底里地大吼起来。这时同学们不禁紧张起来，脸上没有了幸灾乐祸的神情，都在心里为厉以宁捏一把汗。厉以宁更是眼里噙满了泪水，小声但坚定地说：“我有理由不惭愧，但我不说，请您不要逼我。如果非说不可，我就离开学校。”说着，厉以宁竟坚定地提起了书包。短暂的沉默之后，老师忽然平静地走到厉以宁面前，双手放在厉以宁的肩头，温和地说道：“好吧，我不再逼你，请先坐下吧。”

    老师慢慢地退回到讲台，扫视了一下全班同学，才将这次测验的谜底揭开。“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就说过，学好英语并不难，做好一个人却不容易。”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我其实并不急于知道你们的英语成绩，但的确很想知道你们的为人，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测验。现在请大家再抬头仔细看看我身后的字母表——你们一定以为是我忘记摘下了，所以都照抄无误。事实上，上面有一个不易觉察的错误。厉以宁虽然没有得到满分，但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他才敢于说自己不惭愧。这种勇气非常难得，毕竟很少有学生能在老师的逼迫下坚持真理，保持诚实。希望大家终生牢记：重要的不只是成绩，更有品格。因此，今天这份特殊的奖励属于厉以宁！”这一刻，全班54个同学有53个低下了头，只有厉以宁没有……

    在南京的读书生活成为厉以宁命运的转折点，为他日后成为文理兼通的经济学家拉开了序幕。鉴于他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高中毕业后品学兼优的厉以宁以总分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令当时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全国一流大学——金陵大学深造。厉以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学系。这是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的新起点，也是他实现科学与实业救国的伟大抱负的第一步。

    步入经济学的殿堂

    1949年8月，厉以宁以优等生资格接到了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9月，南京解放。在与南京人民一道庆祝新中国成立之后，厉以宁于金秋十月兴高采烈地回到了第二故乡湖南沅陵。

    当时的沅陵急需人才，厉以宁于是在一个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将全身心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建设新中国劳动大军的行列中，而对湖南家乡的无限深情亦从他那才华横溢的笔端款款流出。以下两首词便是风华正茂的厉以宁所作。

    林间绕，泥泞道，深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竹桥短，岭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

    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

    ——钗头凤·湘西山行（厉以宁21岁作）

    平堤沙岸湘江度，娇红艳紫湘山树。湘水自多情，欢腾送我行。

    无穷留恋意，伴逐霞云起。何处不逢春，春光不待人。

    ——菩萨蛮·别长沙（厉以宁21岁作）

    所谓“一叶落而天下知秋”，厉以宁青少年时代的诗词中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他深深懂得，自己的未来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祖国的辉煌就是他的前途所在。

    1951年，20岁的厉以宁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委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是厉以宁在金陵大学附中的高中同学，也是厉以宁交往中的最好朋友之一。从厉以宁做过会计的工作经历和文理兼优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实际需要等几个方面考虑，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择文理渗透的经济系最为合适，于是便替老朋友做主，在第一志愿栏中填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曾深情地回忆道：“至今我越来越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1951年7月，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拉开了终生致力经济理论学研究的序幕。

    1958年，赵辉杰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自愿赴祖国的大西北，投身于兰州大学的教学第一线。厉以宁以一首“天仙子”送别：

    把手送君西北去，莫问边城晴或雨。祁连山下过春风，休扰豫，请记取，塞上也能飘柳絮。

    人世悠悠长几许，往事只当初写序。黄河润笔著新篇，惊人语，千万句，留待他年杯酒叙。

    ——天仙子·送辉杰赴兰州（厉以宁28岁作）

    与李白的赠友诗相比，厉以宁的送君词毫不逊色。

    很多人后来评价厉以宁的经济学研究之路，都认为他是偶然踏入的。不错，厉以宁因朋友的代报志愿而偶然闯入了经济学的殿堂，但这看似偶然的现象却蕴涵着必然性，因为厉以宁本身具备了成功的基本素质：勤奋、毅力和信心。当厉以宁跨进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门槛后，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便一发而不可收。置身于北京大学一流的校园环境中，厉以宁课后时常与同学们流连于博雅宝塔、未名湖和图书馆之间，唇枪舌剑、畅谈人生、筹划蓝图，憧憬未来。厉以宁当年在北京大学的朋友马雍、李文雄、张盛健、马元德、姚子范等，从全国各地会聚到举世瞩目的东方学术圣殿，也将不同的地方特色和传统美德带到同学们中间，互相学习，潜移默化。40多年后的今天，厉以宁与采访者谈到大学时代的生活时说道：“回忆起40多年前的学习生活，真是记忆犹新，最令人留恋。”

    得名师指点于北大

    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经济系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一样，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占据着统治地位。苏联经济学专家应聘来北京大学讲课，讲授的自然也是传统的教义；中国教员在讲坛上所讲的，则是他们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东西。厉以宁回忆当初的学习生活时曾说，在大学四年中，所接受的基本上是这种教义。1952年7月，厉以宁在《经济导报》上发表了《波兰经济的新面貌》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论文，全篇都是歌颂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如今饱经风霜的厉以宁对自己的那篇处女作的评价是：我们那时太年轻了。

    但是，即使是在那个充斥着教条主义的时代里，在北京大学这片幽静的绿土上，也仍保留着小小的纯经济理论的自由王国。在这片绿洲上，聚居着一批经过中国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世界经济学熏陶的著名学者，他们中有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刚从清华大学调入北大的陈岱孙、徐毓枬，北京大学原经济系主任陈振汉，对英美经济理论造诣颇深的罗志如，早年美国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赵迺抟……厉以宁不是一个能安于思想现状的人，尽管他也接受当时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但这无法满足他想在经济科学上有所建树的雄心，这些经济学大家的存在，无疑为他的广泛学习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有过灿烂的梦，厉以宁也不例外。他要参与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亲自改变落后的中国经济。在他珍藏的笔记本上，如今还留着赫尔岑的名言：“历史迟缓地发展着，衰朽的东西顽固地自卫着，稳定的东西缓慢地、模糊地产生着……但历史怀胎的过程本身和戏剧本身却充满了诗意。每一代都有它自己要做的事；我们不必要埋怨我们这一份，我们不但应该活到东方黎明的时候，而且还要活到让我们的敌人看见了我们的黎明。生命中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等待么？特别是一个人可以拍拍胸脯，问心无愧地说：我也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我也曾把微末的贡献给予了它……”

    但是那时的厉以宁还没有想到，他那个辉煌的梦的实现要经历漫长的、痛苦的折磨和等待。他那些师长如陈岱孙、罗志如、赵迺抟、陈振汉等，已经几经梦境破碎的坎坷，正把梦想成真的希望寄托在像厉以宁那样的20多岁的青年人身上。厉以宁当时已经从这些巨人那里接触到另一种经济学，并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正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论述的那些教义之外，似乎还存在另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道路，那就是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

    真正引导厉以宁钻研兰格理论的，是罗志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罗志如为北大经济系的学生开设《国民经济计划》的课程，这实质上是具有某些现代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课程，厉以宁当时是该课的课代表，又是学生的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组长。罗志如先生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授课，而且在下课后把英文原版书刊上有关20世纪30年代那场“计划与市场”的论战文章借给厉以宁读。厉以宁于是开始对哈耶克与兰格的观点进行比较。厉以宁在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纪念罗志如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座谈会上还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正是罗志如老师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似乎兰格就是这条道路的代表。”当年的厉以宁认为，以兰格作为一方，以哈耶克为另一方的论战对中国有现实意义，但对中国经济有参考价值的不会是哈耶克的学说，而可能是兰格的学说。但我们在后来将会看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厉以宁，其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都知道厉以宁是以倡导所有制改革而著名的，因而有“厉股份”之称，而厉以宁对产权、所有权等制度变迁问题的理论兴趣，则与两位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一位是赵迺抟教授，一位是陈岱孙教授。赵迺抟教授早年是研究美国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琼斯的经济思想的，在厉以宁的书架上，至今还珍藏着赵迺抟先生赠予的关于琼斯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的扉页上，赵先生题着“以宁仁弟存念”。赵迺抟先生学贯中西，一生追求知识与光明，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伦理规范、文化、心理与政治条件有深邃的见地。在厉以宁的渊博的知识及其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与历史学的综合研究的浓厚兴趣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到赵迺抟先生对爱徒的精心培植。

    作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中心——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陈岱孙对制度的变迁问题是十分熟悉的，而陈岱孙先生严谨治学、正直不阿的品质更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年轻的厉以宁。陈岱孙先生于1953年来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与其学生徐毓枬教授一起担当《经济学说史》一课的教学任务。1958年徐毓枬不幸病逝后，该课程便由陈岱孙先生一人负责了。陈岱孙先生初到之时，厉以宁是三年级的学生，通过陈岱孙先生深入浅出的通俗化讲解，厉以宁逐渐接触并理解了艰深难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陈岱孙先生一直担任教学工作，临近90岁之际才不亲临讲台，但仍在家中对博士生、硕士生和青年教师进行面授，解惑释疑，他为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感染着厉以宁。陈岱孙先生所强调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则成为日后厉以宁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最强大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后盾。1990年，在为陈岱孙先生庆祝90岁生日时，厉以宁作为学生代表，献词一首：

    秋波媚（贺岱孙先生九十寿辰）

    忧国少年越重洋，回首几沧桑。人间早换，武夷更秀，闽水流长。

    弦歌不绝风骚在，道德并文章。最堪欣慰，三春桃李，辉映门墙。

    陈振汉，这位从名字上就给人以要在中国经济繁荣上大施抱负印象的教授，当年曾是厉以宁所在系的系主任。他很早就发现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陈振汉早年在美国留过学，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有深厚的功底。1957年那场“反右”的劫难，迫使陈振汉从现实的经济问题研究退回到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在静静的书斋里，这位当时才40多岁的学者无时不在注视着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危机、萧条、复苏、膨胀……厉以宁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理论，更从这位学者身上学得了从“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

    就这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厉以宁不仅通过苏联专家与中国教授研读了马克思，而且通过罗志如读到了哈耶克、兰格；通过陈岱孙读到了马歇尔、康芒斯；通过陈振汉读到了马克斯·韦伯；通过徐毓枬读到了凯恩斯，……这种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不知曾恩泽了多少青年人，厉以宁不过是北大这所博采众家的学术宝库中取宝较多的青年人而已。正是这种并非“罢黜百家”而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厉以宁逐渐感受到思想之树与文化之源的复杂相依。

    厉以宁对培养自己成才的老师们永远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激，并以老师们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他曾在1985年写道：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教师们的教诲。正是在1951～1955年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老师们使我为此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的引路人。30年过去了，直接教过我的老师中，周炳琳、徐毓枬、齐思和、商鸿逵、江诗永五位先生已经谢世，但大多数老师今天仍孜孜不倦地为培养新一代的青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他们在一起任教，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稍怠。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厉以宁如今特有的学术风格是在陈岱孙、罗志如、赵迺传、陈振汉等先生们的遗风下，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而形成的。此外，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熏陶与良好的中学教育使他具有优美的文笔，他的经济著作中有的整篇文章就是可以朗诵的散文，这使得他的文章与著作拥有广泛的读者。

    今天，厉以宁的思想源泉中所奔涌不息的正是老一辈经济学者未酬的壮志，在厉以宁身上，我们看到了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欧美经济学交汇影响的综合作用，看到了北大百年的历史文明所具有的特别功能，也看到了经济学教育事业的不尽恩泽。

    深情牵手共度人生

    厉以宁来到湖南沅陵之后，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第一个恋人，也是自己白头偕老的妻子何玉春。关于两人的相识相恋，还有这么一件轶事。

    据说何玉春在读书时曾遇上一个男生开口向她借钱，而且一开口就是两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两个月的零花钱。她不禁有些犹豫，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男生家里很穷。何玉春的为难令那个男生感到难堪，他低下头，说那钱有急用，并且说5天内一定归还。何玉春不知如何拒绝，只好把钱借给了他。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直到第五天，那男生却始终没有露面。整个白天，何玉春都在心里责怪他，骂他不守信用，心中郁郁的直想大哭一场。夜里将要熄灯时，何玉春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叫她。打开窗一看，外面竟然站着那个男生！他满脸淌着汗，拳头却紧紧攥着，然后神秘地说：“看我变戏法！”接着他把拳头往窗台上一搁，真像变戏法似的从手心里展出两元钱纸币来。何玉春惊喜地叫起来，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那男生反复解释说：“我是从沅陵桥奔过来的。”后来，何玉春从那个男生的获奖作文中得知，他当时借钱是给患低血糖的母亲买葡萄糖，为了如期归还借款，他每天夜里到沅陵桥下帮菜农推菜。到了第五天拂晓终于攒足了两元钱。但是他太累了，就倒在桥洞中想睡一会儿，没料到竟酣睡了一个白天和黄昏，于是醒来后他开始狂奔向学校。

    何玉春与这个男生的这次交往给她带来了深切的震撼。此后每当看到“守信用”、“有情有义”一类的字眼，何玉春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后来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而且后来成了何玉春的丈夫。当然，这个男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厉以宁了。

    故事的细节是否完全准确并不重要，这件小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一诺千金、诚挚严谨的厉以宁，这种品格在厉以宁开会、上课从不迟到，答应的事情从不食言等处事作风上亦有体现。这种品格为厉以宁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为他赢得了爱情。

    厉以宁26岁大学毕业之际与何玉春订婚，1958年春天，一对有情人深情牵手。此时的厉以宁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少年得志，前程无量，又有意中人相伴，真可谓是双喜临门，锦上添花。这一时期也成为厉以宁诗词的创作高峰。20世纪50年代的厉以宁，词风朴素清新，一洗30年代文人骚客奢华浮靡或怨天尤人的风格，在新中国的词坛上算得上是独树一帜的后起之秀。其质朴平淡的艺术风格可以从以下几首词中窥见一斑。

    谁解春游少女心，迷人黄蝶最知音，翩翩引路小河滨。

    先摘蔷薇红辫结，再临流水整纱巾，笑声惊散细鱼群。

    ——浣溪沙·为何玉春题照（厉以宁26岁作）

    静院深庭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子垂。

    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

    ——浣溪沙·除夕（厉以宁27岁作）

    难觅知音独排徊，无处寄情怀。欲吟还住，悄然搁笔，月上窗台。

    嫦娥有意偏怜我，仙舞破云来。轻风习习，暗香满院，一夜花开。

    ——秋波媚·新婚谢友人贺（厉以宁28岁作）

    厉以宁与何玉春于1958年结婚后，两地分居达13年之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厉以宁下放到江西劳动，何玉春也到农村落户，这对恩爱夫妻才算结束了一年一次的鹊桥相会，在“五七干校”安下了自己的家。尽管是一间家徒四壁的茅舍草棚，但厉以宁苦中有乐，又填了不少词庆贺夫妻团圆。

    堤外有堤洲上洲，渡船撑出小河沟。花开两岸红黄紫，草绿平台春夏秋。

    晴日暖，晚风柔，江南斗笠好遮头。今年学做庄稼事，汗水权当雨水流。

    ——鹧鸽天·赠何玉春（厉以宁40岁作）

    碧水映云涛，湖上轻舟缓缓摇。原是东风来有信，飘飘，明日春光过小桥。

    桥外柳千条，最绿人间雨后苗。此去不愁知己少，娇娇，几处莺声在树梢。

    ——南乡子·送何玉春出差江苏（厉以宁42岁作）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厉以宁与何玉春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晚年，如今，两人的美好婚姻正从银婚走向金婚，夫妻二人也几乎是形影相随。为了照顾厉以宁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无论是出国讲学还是到京外考察，组织上都尽量安排何玉春陪同前往。他们几乎考察遍了全国所有的省、市、地、县，为厉以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紧密结合国情，准备了充分资料。

    厉以宁和何玉春夫妇的生活是充实而美满的，两人始终如一的真挚爱情孕育出一对优秀儿女。一儿一女均秉承家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经济学领域学有所长。大女儿厉放在美国工作，小儿子厉伟现在深圳工作。在厉放出国深造临行前，厉以宁特赋词一首勉励女儿再攀学业高峰。

    数载坎坷志未消，登山且莫问山高，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

    风飒飒，路迢迢，但凭年少与勤劳。倾听江下涛声急，一代新潮接旧潮。

    ——鹧鸪天·为厉放获硕士学位作（厉以宁54岁作）

    这首词中的“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一句同时也是厉以宁的自勉词，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励志名言。

    厉以宁有一次谈到出门旅行的体会，很感慨地说，旅行之趣并不在于去什么名胜，而是应该有一个好的旅伴，这往往决定了一次旅行的质量。人生也就是一次旅行，无论是匆匆上路还是准备充足，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想到，自己是不是已经为这次远行找到了合适的伴侣。一个人没有太多的选择异性的机会，于是人生伴侣的选择就像一次押宝，而正确与否往往要到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才能得出。

    厉以宁很喜欢苏芮唱的歌曲《牵手》，因为心想事成毕竟只是一种理想，既然伴侣已经注定，选择便失去了意义，选择的正确与否也同样失去了意义。旅行一开始，就不好再回头。满意也好，懊悔也罢，走过的路即使可以重新再走，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条路了。谁都希望漫长的人生之路有一个好的伴侣，牵手共度万难，然而希望毕竟不是苛求。所谓“境由心造”，幸福和美满需要自己去发现，去体验。旅伴在旅行中的作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自己。有没有好的伴侣，问题常常不在伴侣身上，因为伴侣只是身外的一部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自己的感受。

    厉以宁夫妇俩在人生旅途中一直尽可能的结伴而行。厉以宁在这方面的成功如同其他方面一样，也成为我们的表率。

    磨砺心志于逆境

    1957年“反右”之后，思想活跃的北大校园一下子沉寂得有如一潭死水。许多个性鲜明、有棱角的专家学者强制压抑住自己的主见和观点，紧密联系现实的“热门”经济学似乎一夜之间被冷落下来。北大经济系的许多教授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重点从现实退回到历史，从大量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文献中获得曾被夺走的安稳与一种近乎幻想的幸福。厉以宁也跟着自己的老师，干起了外国经济史的翻译工作。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管研究室资料编译工作的副主任是胡代光教授。在胡代光的支持下，经陈振汉先生指导，厉以宁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此外，经济系当时还办了一个内部油印刊物，名为《国外经济学动态》，出过30多期，每期约3万字，其中90%的稿件是厉以宁一人编写的。正是在为该刊编写稿件的过程中，厉以宁对北大经济系当时订的几十个国外经济学期刊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并做了大量的文献卡片，为此后进行外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厉以宁真是在不幸之中获取并把握了机遇，得以在资料室里潜心研究学问。后来，他经常对别人说：“那时多亏了胡代光先生，我才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如果说厉以宁能够抓住迎面而来的机遇的话，那么他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本人的勤奋。为了译好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厉以宁认真阅读了英文版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前几卷共400多万字。阅读这部英文巨著大大开阔了厉以宁的视野，使他对日常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变得深远起来。20年后，厉以宁为北大经济系研究生开设《剑桥欧洲经济史》选读课时，还能如数家珍似的给大家谈出其中某章节，那种充满智慧的漫谈是研究生们最受鼓舞、最为神往的时刻。

    真正使厉以宁获得对中国经济的切肤之感的是中国经济本身的贫穷。作为一个清高、正直而内向的知识分子，厉以宁具有当时中国学者的普遍特性，但作为反叛传统制度的独树一帜的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他又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立场很坚定，从不骑墙，从不随政治之风流转。而这种风格在当时那种是非颠倒的年代是决无立锥之地的。自1957年“反右”之后，厉以宁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被下放劳动。

    厉以宁曾于1964～1965年参加过“四清”；1966～1968年，他作为被“专政”的对象，曾在北京海淀公社与昌平太平庄农场劳动了3年；1969～1971年，又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安家落户。这前后三次下放，使厉以宁看到，农村是如此地穷，而许多村干部却胡作非为，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村干部所有制。农村中的忆苦会上，农民回忆的大多是“大跃进”时期死了人。农村的极度贫困大大冲击了厉以宁对理想社会主义的看法，他从根本上对苏联的模式发生了怀疑。厉以宁一次次地问自己：难道我们命中注定就该这么穷困？这么不幸？为什么公有制反而不公？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不出它的优越性？答案是：只有彻底摒弃苏联模式，改革传统的公有制，中国经济才有希望。厉以宁的思想就此发生了一个飞跃。1969年，他从北京下放到江西，途经南京、镇江。在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恰好可以隔江遥望对岸仪征的天宁寺宝塔。面对着自己的原籍，厉以宁感慨万分，填了一首《唐多令》：

    风雨小桃园，杏花深巷边，遍池塘一色浮莲。年少只知乡里好，看新笋，竹林前。

    鹰击九重天，燕翔路几千，半箱书伴我尘烟。从此应知天下秀，心已到，五洲间。

    ——唐多令·隔江遥望故乡仪征有感（厉以宁38岁作）

    当厉以宁从根本上摒弃兰格模式之后，他就彻底与大学时代所接受的苏联传统经济学说告别了。他要走一条改革之路，要创一套改革的经济理论。

    厉以宁要与传统所有制决裂，与传统的经济模式决裂，而决裂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新与旧、兴与腐的斗争过程。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次也不例外。尽管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厉以宁就已经对股份制的势在必行做了充分估计。

    作为中国两大改革思路（另一思路是价格改革主线论）中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在中西经济发展史比较的基础上预言：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失败可能来源于价格改革的失误；改革的成功只能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而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则是企业股份制的全面实行。

    思路一旦确定，厉以宁便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进军了。他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潜心思考，专心致至地搞经济研究，几乎搞得发呆了，以至于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询问对方要不要紧。厉以宁将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未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眼深深凹陷，近视眼镜又增加了两个圈；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炎严重得咳嗽不停；腹涨、头痛得难以忍受……有时已经不省人事了，却还记挂着罗马帝国经济的兴衰或新凯恩斯主义的萌生。

    然而，在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之前，如此无私地付出换来的却是无知的嘲讽、恶毒的诽谤和蓄意的诬陷。幸而有系主任和副主任的热情支持以及妻子的爱护，厉以宁知难而进，奋力攀登。一张张草稿如同雪片一般积在楼板上，竟有3尺深。厉以宁终于登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份经济理论的高峰，写出了长达1000多页的研究报告。妻子何玉春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她细心阅读了研究报告整个原稿，检查、核对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肯定这个成果是绝对有价值的，符合中国国情。何玉春不禁自豪地说，人家搞研究要配备助手，而丈夫的研究报告却完全靠自己写，自己抄，自己校对。然而就在前辈的鼓舞下，研究报告即将发表之际，厉以宁忽然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波澜中。

    1967年的夏天一片混乱，人们尚分不清自己的“组织归属”，就稀里糊涂地彼此斗争起来。各种“审查”则成了例行公事，天文地理要审查，数学物理要审查，生物化学要审查，文史哲经更要审查。厉以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遭到冲击，中年的和年轻的也无法逃脱。宁静祥和的北大校园被扰乱得一塌糊涂，图书馆内的读书静思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更多的时候，拳头更是代替了舌头。厉以宁则被当做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被批判。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在了厉以宁头上——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寄生虫……铺天盖地的嘲讽和辱骂朝厉以宁涌来——这个呆子，竟然搞股份研究，分明是一套莫名其妙的经济学；让“厉股份”见鬼去吧！“股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合伙吗？什么玩意儿？伪科学！……而说这些话的人中，有很多人是懂得经济学并且知道股份经济这个世界命题的！看来权力的确使人发昏发狂，面对恶意的诽谤和中伤，厉以宁痛心不已，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也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没有动摇半步。

    厉以宁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可偏偏祸不单行。抄家的红卫兵、剃阴阳头的“刮刮匠”，勒令他带高帽子游街的“闯将”，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的“太平洋义务警察”……形形色色的斗争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厉以宁气势汹汹地杀来，厉以宁“四面楚歌”。面对着无数的侮辱与诽谤，正直单纯的厉以宁无言以对，欲哭无泪。他茫然直视，两眼发黑，像发寒热一样颤抖。一阵阵的刺痛在脑中盘旋。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种猝发的疾病降临在厉以宁身上，他开始眩晕，甚至休克……

    “九一三”事件之后，形势逐渐好转，而厉以宁却如同惊弓之鸟，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惟一的心灵慰藉就是经济学。幸好他还拥有众多热情的支持者，他们把厉以宁保护起来，使他能够在一个小书库的角落里读书。由于经济系副主任的坚持，资料室继续订购世界各国文献资料，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也没有中断过。厉以宁继续阅读、演算、思考，情绪逐渐振奋，健康却日益恶化。但他从不说，也不顾，一心投身于研究。白天在资料室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下（北大常常停电），厉以宁不知疲倦地攀登着。

    黑暗的日子里终于出现了曙光——一直关心北京大学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抽出空来排除帮派的干扰，而邓小平的复出则是一个科学有救的信号。人们总有一天会把应得的荣誉献给这位学识渊博、为祖国的繁荣鞠躬尽瘁的著名经济学者。

    1976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厉以宁的同事们激动地把好消息告诉给厉以宁一家：“四人帮”垮台了！

    厉以宁激动得一下子坐到沙发上，恨恨地说：“最坏的东西就是他们四个！最最坏的就是那个妖精！”从未骂过人的经济学家平生第一次骂出声音来：“混蛋！”接着，厉以宁拉住老伴的手，示意女儿叫醒已经沉睡了的厉伟，四人走到东墙前面，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前用颤抖的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一股暖流瞬时流遍了每个人的全身，放眼看去，美丽的北大校园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又展示出了美丽如画的风景。厉以宁终于展开了紧锁的眉头，模仿着老伴的腔调说：“你这个书呆子算了吧！你搞不过人家。你搞科学，可人家是搞……搞阴谋的！哈哈……”一家四口都满面泪痕地笑了……

    人们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随波逐流，任凭风浪摆布；而有些人则要亲自创造条件，看不惯现存的一切，要干涉人世间的不平，对周围环境从不屈服，总想制服它并加以改造。显然，厉以宁属于后一种人。他在理论上是一位思想家，在实践上则是一名战士。尽管他命运多舛，但却总是岿然不动，然后把握机会再反攻。厉以宁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和意想不到的转折，外来的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迫害使得他试图逃遁于世界之外，而且他曾经近乎成功地逃避在对外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藏匿下去。在诚实的经济学探索中，厉以宁逐步接受了辩证唯物论。近20年的帮派体系的打击迫害以及命运冷酷无情的捉弄没有将厉以宁打倒，他成功地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直接或间接的威逼与利诱。严酷的磨难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更欲奋进。厉以宁恢复了健康，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祖国经济建设的前沿。

    改革开放之后的奔忙

    人们开始了解厉以宁，多是由于厉以宁在1978年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系统地介绍与评价了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可谁曾想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厉以宁读过多少本英文、德文版的经济学专著，摘录过多少篇当代经济学的论文？60年代末70年代初，厉以宁就注意到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他是国内最先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均衡理论的人。80年代以来，他与陈岱孙教授等合作，为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开设过“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与“西方国际金融理论名著选读”两个系列的读书课，每个系列就有10多本书，每一本书厉以宁都做过一定的研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广博的知识，如此深厚的功底，在中国当代六七十岁左右的经济学者中也实属罕见！

    大批量的密集的读书与写作过程对于厉以宁来说，是一种与人类精神食粮会合、消化的过程，即使是在阅读英文资料时，他热爱中国、关注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之心也是不泯灭的。厉以宁说，历史上每一个大经济学家都是由于研究本国经济的重大问题而成名的，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之根在中国。这种治学态度，使厉以宁得到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是读活了浩繁、翔实，甚至有些琐碎的经济史巨著；二是在认识外国经济问题的症结的同时也认识了中国的经济病。1978年夏，厉以宁在罗志如先生的指导下，以自己对英国经济的长期研究为基础，开始撰写《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

    他发现，所谓“英国病”其实是由畸形的经济结构、人才的被埋没或者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各阶层的离心离德和国际收支的恶化、财政赤字剧增等等现象的综合症。“英国病”其实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中国病”！厉以宁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本国人民中大多数人科学文化水平很低，愚昧、盲从、迷信，如果他们还受到封建专制意识的严重束缚，他们所处的环境又是扼杀一切科学文化成就的、缺乏民主的封建专制，家长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那么，当促使经济高涨的有利条件消失之后，它的经济一旦衰落，必然急转直下，趋于崩溃而不可收拾……”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那种“崩溃而不可收拾”的危机，也唤起了改革图存的意识。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民真正带来了改革的春风，也为厉以宁带来了学术上金色的收获季节。长期积累的文献卡片用上了，在资料室与农村做的思想札记被重新整理了，他的一篇篇“旧稿”经过修改得以发表了，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也终于可以实现了……

    厉以宁有一个生活习惯，不论多忙，每天至少写1000字，并且通常是清晨一起床就将头天晚上打好的腹稿写出来。他的书案上总是有条不紊的——左上角是手头正在用的十几本中文、外文参考书竖直一排；右下边则静静地躺着未完成的手稿。他写文章，从不打草稿，清秀的文字直接写在稿子的方格里。写时铺一层复写纸，等交稿时，一份送出版社，一份自己保留。

    改革开放之初，急需厉以宁写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的理论文章，写出能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与提供解答的对策的论文。面对这种时代的要求，他以前的生活积累够吗？他在西方经济学说方面的功底是否能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时用得上呢？长期生活在书斋里的一介书生是否能够对经世济民的重大国策发表切中时弊的见解呢？

    厉以宁显然不能回避这些挑战。1983年9月的一个晚上，当厉以宁为刚入学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生做学术报告时，收到了从听众中递上来的一张字条，字条上问道：“您是否认为自己对中国经济实际已比较了解？您所熟悉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是否能与中国经济实际联系起来？”

    厉以宁对此的回答是非常坦诚的：

    “我长期生活在北大，我的主要活动是读书、教书，因此，比起从事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志来，我对中国经济实际的了解是不够的，因此我这两年的研究生专业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理论’或‘比较经济学理论’。但是，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经济，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其实，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是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资产阶级总不会老是欺骗自己，养一批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庸俗学者。现代经济学中某些与经济运行联系密切的理论，如利率弹性问题，货币管理的目标变量与中间变量问题，我们都应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

    事实上，厉以宁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是深刻的。这种深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长期的下放劳动，使他对民情有直接的把握；二是涉猎广博的理论研究使他能够发现中国经济中凭直觉难以发现的重大问题。因此，他的目光在大的问题上尤其敏锐，进而提出反映中国经济运行本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思想上给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以启迪。厉以宁是最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就业问题的人，接着，又从就业问题转向中国的人力资源，再转向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他主持的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历时近8年，其成果经专家们鉴定，已经把我国的教育投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1983年秋至1984年夏，厉以宁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一起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

    半年多实践，使厉以宁接触到大量的有关企业、生产、价格、货币、外汇、财政收支、税收、利润、工资收入、补贴等方面的信息。与此同时，厉以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重点定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上，并下决心写出一部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

    1984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厉以宁的论文《计划体制改革中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问题的探讨》，成为厉以宁在这一阶段对宏微观结合研究的一个小结。与此同时，厉以宁在1985年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的研究生开了十多次讲座，讲座内容后来集结在1986年出版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厉以宁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主要经济学新观点，形成了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98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厉以宁关于体制的研究是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背景而展开的，生产要素中的人与财产要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而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市场体系。股份制就这样自然地被提来了。

    1985年，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在宏观失衡及其控制上。厉以宁也主张宏观控制，但反对财政、金融与收入政策一齐紧缩，提出在中国目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有其必然性，强行按住需求会扼杀企业。在这以后，他并未参加什么论战，而是埋头撰写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对于笔战的态度历来是两条：一是“不还嘴”，别人写文章批评自己，自己从来不写应战的文章；二是不受干扰，精心编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争取让自己的书去影响读者，让社会评判。厉以宁曾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们：“最值得去做的，是自己同自己商榷，自己同自己争辩。只有在学术观点上先说服了自己，才能说服别人。正如文学创作一样，只有作者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读者。”“你写了一篇文章，不要急于拿出去让别人看，你自己应当成为第一个质疑者和商榷者。”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厉以宁从总量与结构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经济失衡的可能性，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滞胀理论”。并指出“滞胀”的解决涉及到微观机制的改革。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实践与理论上的重新反思，厉以宁从根本上否认了“兰格模式”。真要改革，就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进行改革，不动企业制度而放价格，只会放出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结果。

    然而在1985～1986年之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是决策层与学术界的主导观点，厉以宁并不信这些，他在1986年5月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所导致，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只能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著名论断。尔后，又比较了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间的十大区别，主张价格改革暂缓，率先进行企业制度改革。至此，厉以宁大体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见解，并且一如往常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决不随势流转。1988年5月，经济学界有人主张“闯价格关”，冒风险实行“价格放开”，厉以宁却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几次发言及同报刊记者的交谈中提出两个问题：（1）价格放开，几千亿存款出笼怎么办？（2）价格放开，企业如何消除涨价压力？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价格不宜放开。后来，8～9月的群众抢购迫使决策层改变了改革步骤，证明了厉以宁的感觉是准确的。事后，厉以宁将此上升为理论：“宣传放开价格，等于是改变了人们的预期，而预期的改变是可以使政府政策完全失效的。”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并向其赠送了一份小礼物——两个月前在上海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刚刚上市的新中国第一份股票。许多新闻媒体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称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

    改革开放的成功使邓小平成为人民拥戴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曲折则使厉以宁的经济思想逐步得到承认。1988年厉以宁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从此，厉以宁每两个月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和人民代表共商国策。在厉以宁的生活中，人大的工作大约占去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几年中加快经济立法步伐，厉以宁作为经济学家有了更大的发言权。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厉以宁的许多经济思想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参照——把搞活大中型企业作为工作的重心，在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同时努力转换政府职能，寻求新经济秩序之下的调节规范……这一切正是厉以宁所期待的，他从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学说成为象牙塔里的学术被束之高阁，而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学术思想成为经世致用的学问，追求纯理论的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的契合。

    事实上，即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将政治与经济研究挂钩的遗风也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学界为了某一种观点受到政治批判的事例时常发生。在这段时期，厉以宁因为第一个明确提出按传统解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有局限性等观点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和责难，也曾因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等观点而承担了较大风险。但是，无论政治“气候”怎样变化，厉以宁始终保持着学者的人格风范和思想的尊严。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老师陈岱孙先生曾说过，以厉以宁的勇气、才智和勤奋，如果停留在一个固定的领域坚持不懈地搞下去，一定可以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果，享有更高的荣誉。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责任感和迫切的使命感使他总是想到祖国的需要，于是放弃了个人扩大成果、著书立说的机会，把主要精力用于观察和把握国际学术发展的新动向。一旦他发现国内经济科学在某一领域落后于国际的发展，便带领一批人冲上前沿，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一个领域完成了铺路工作，他又立即转入另一个崭新的领域，让后来人去扩大已有的成果。

    尽管经济学被视为最政治化的一门社会科学，但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以宁教授却丝毫没有政治家的派头。在理论研究上，他虽然在某些时候会保持沉默，但在大多数场合却能秉笔直书。在处理各项行政事务上，他也是出了名的敢于直言。有人评论厉以宁的个性兼有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的特点，对此厉以宁欣然颔首：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熏陶的结果。厉以宁把决定自己处事和治学特点的因素归结于两点：一是受到马列主义教育，实事求是；另一是更为深远的动因——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中所蕴涵的追求正义、伸张正义的理想。

    如今的厉以宁教授已进入古稀之年，银发染白了双鬓，皱纹爬上了眼角，少见的高度近视镜的螺纹还在增加……然而厉以宁教授却还在不知疲倦地孜孜以求，把目光紧紧盯在经济学的前沿，其热情和斗志丝毫不减当年。为了祖国的繁荣和经济学的进步，他还将一如既往地殚精竭虑，以其不息的奋斗实践自己的理想：经世济民是一种抱负、一种境界、一种荣誉……

    充满爱心的平凡教师

    厉以宁20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之际，认为自己的口才笨拙不适于教书，希望去做研究工作。但历史却将他推上了中国一流大学的讲台。如今厉以宁是一位强学博览、循循善诱、备受欢迎的教授。当中央电视台及众多报社记者不约而同地问及他最感自豪的是什么的时候，厉以宁以最典型的模范教师的口吻说：“最令人振奋的莫过于我的学生能成为一方之材，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

    每一位名师教学授业都有自己的风格，所谓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如果要概括一下厉以宁的讲学风格的话，那么用清新、严谨和平易来形容是最好不过的了。教学态度更是不必说，一个在学术上有了如此造诣的经济大家，却依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备课、讲授，毫无名人的架子，在物欲横流、名利至上的今天实在是太难得了。

    厉以宁指导过的学生都非常熟悉这样的情景：老师下课归来，汗流满面，头上冒着腾腾热气，师母帮他换下被汗水浸透的内衣，衣领上已经印上了一层白碱……学生们此时总会想：老师不只是在讲课，而是用他的心血和生命帮助学生打开一扇扇未知的窗口。为了自己的学生，厉以宁不知放弃了多少出国访问、讲学的机会。同时，厉以宁在校内、北京市和国家担任了数十个公职，政务繁忙，又要从事科研工作，但他从未影响到教学工作。即使是外出开会，回来后他也要把缺的课补上。厉以宁不懈耕耘、孜孜以求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校内教学。由于厉以宁的研究领域紧密联系经济建设的前沿，他时时都会收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来信，他们中间有刚刚步入经济学殿堂的科技工作者、大学教师，有立志献身科学事业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工人、自学青年……信中所论及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有请教经济学领域疑难问题的，有询问生产中技术关键的，有索取科研资料的，有请求点拨报考大学的……对于这些信件，厉以宁教授均亲自过目，有的亲自作答，有的请秘书答复。

    如今，厉以宁教授已经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数以百计的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的骨干、硕士生和博士生，可谓桃李满天下。然而每每回首人生，厉以宁却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说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或词作家，还差得很远；作为一个学问家，更不够格……总的说来，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努力体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的培养下走上人生道路。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70年了，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我平生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厉以宁这段人生告白充满了调侃意味，却折射出一位教师伟大的人性光辉。

    做一名教师，把课讲好、传授知识也许并不困难，但要从做人的高度给学生以感染和启发，就未必是每一个教师都能做到的了。厉以宁作为一名教师，其授课水平自是有口皆碑，但更令人感佩的是其“身教”；令学生们受益终生是其通过自身经历和感受总结出的如诗般的人生哲理。

    厉以宁青年时代有一个座右铭：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宽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改变容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能掌握自己；你不能预知明天，但你可以利用今天；你不能样样顺利，但你可以事事尽力。厉以宁的学生们也将这段话贴在自己的课桌前作为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没有说教，没有训诫，就是这样朴素清新的语言令学生们无限感动。

    厉以宁就是这样教学生做人的，他从不直接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做，也从不对你进行八股式的思想教育，而往往通过一个故事、一个比喻，让你自己去领悟其中的道理。

    有一次，一个学生向厉以宁讨教如何才能获得成功。厉以宁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顺手递给他桌上的一颗花生：“看看这颗花生有什么特点？”学生愕然。“用力捏捏它。”厉以宁提示道。学生用力一捏，花生壳碎了，留下花生仁。“再搓搓它。”厉以宁说道。毫无疑问，红色种皮被搓掉了，只留下白白的果实。“这次你再捏捏看。”厉以宁笑着说。学生用力捏，却无法再破坏它。“再搓搓看。”厉以宁又提示了一下。自然，结果还是一样的，什么也搓不下来。这时，厉以宁才缓缓地说出谜底：“虽然屡遭挫折，却有一颗百折不挠的坚强的心，这就是成功的秘密。”

    或许有如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伟大的品格也往往体现在日常小事中。

    有一年临近开学报到的时候，厉以宁来中关村公共汽车站，刚好看到一位姑娘下车，手里提着很重的行李。显然，她是到北大报到的。

    北京大学距离车站大约一里地的样子，姑娘找到一位搬运工，希望他能帮忙把行李搬到北大学生宿舍，并答应给他一元钱——这是她口袋里仅有的零钱了。搬运工颇为不屑地看了她一眼就拒绝了。姑娘很是尴尬，只好拖着行李费力地向前走。这时一身普通装束的厉以宁来到姑娘身边，答应帮她把行李提到北大宿舍去。厉以宁提起行李，和姑娘边走边聊，他的普通与平易让姑娘倍觉亲切。

    来到北大宿舍之后，厉以宁接受了一元钱的报酬，并再三道谢，但临走也没有让姑娘知道他是谁。到了第二天，当姑娘见到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昨天帮他运行李并接受一元钱“小费”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厉以宁！此时她的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惊讶、懊悔、疑惑……但更多的则是无限的感动。

    这就是一位真正的大教授经历的一件小事，然而却让我们感动良久，学到许多。真正伟大的人从不摆架子，总是平易近人。在他们心中，只要服务于人，无论看上去多么低下，都不是可耻的事情；只要他能帮助人，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损于他的尊严。

    伟大的学者，平凡的教师，看似完全不同的两种气质却相当完美的契合在厉以宁身上。学生们对外从来不必吹嘘自己的导师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学成归来时，他们也从不必例行公事一样来拜见导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学生们心中，都永远只有一个可亲可敬的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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