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势如破竹，一一突破各地地主武装和清兵的封堵，从金田村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经永安、长沙、武昌、安庆等地，所到之处群众纷纷响应，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到武昌时已达五十多万人（裹挟难民），咸丰三年（1853）春，到达南京时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同年，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北上安徽巢湖，连克无为、巢县、桐城、舒城等地。次年太平军打到丁汝昌的家乡，1月18日攻克庐江。
这一年，丁汝昌已经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了。
春节即将来临。这一天，丁汝昌像往常一样挑着豆腐担，到家乡附近的小镇石嘴头卖豆腐。当他卖完豆腐准备回去时，看见街上忽然簇拥着很多人，不知围着什么看热闹，不一会儿就挤得水泄不通。丁汝昌经常在这儿卖豆腐，还从来没看到过街上一下子出现这么多人。
他收好东西，好奇地走上前去。只见人群中间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一个高台子，几个当兵的站在台上高声喊道：“父老乡亲们，我们是天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我们打仗，是为了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一个兵丁大声喊道：“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士兵们连声高喊口号，那个兵丁又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受的苦太多了，快来报名参军吧！”丁汝昌明白了。这是攻克庐江的太平军到乡下来宣传、招兵了。他心里痒痒的，反复念叨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几句话，好像越念叨越有滋味儿似的。想起自己这些年过的苦日子，他心动了，想去参军，跟着这些兵丁走！
他在人群中站了半晌，直到众人渐渐散开，才若有所思地往回走。往常卖完豆腐回去，丁汝昌心里都乐呵呵的，步子迈得飞快。今天他的脚步却慢下来，满肚子的心事好像都被招兵的事儿闹起来了，压得他走不动路。他慢慢地走，一步三回头地往街上回望。挑着空豆腐担子，丁汝昌的心不平静了。
每天起早贪晚做豆腐、卖豆腐，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小时候吃不上饭，到伯父家做工学手艺倒不坏，但是，难道一辈子都这么过下去吗？离开伯父，另立门户开个豆腐坊过日子倒也是条正道儿，但是以自己现在的条件，豆腐坊岂是一时半会儿开得起来的？想到这些，丁汝昌的脚步更慢了。
村里像他一样大的小伙子大多娶亲成家了，这两年他也喝过别人好几回喜酒，可他由于父母早早离去，家境贫寒，到现在还没人给提亲。打光棍儿不是办法，这两年还好糊弄，过两年年龄再大些还没媳妇的话，岂不被人笑掉大牙！倒不如随那些兵参加太平军去，说不定能在军队里找到出路呢？就算干不出什么大名堂，总好过以后在家乡打光棍儿惹人笑话！想到此处，丁汝昌停住了脚步。
可是，又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出现了。他的家乡有一句古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丁汝昌虽然生活贫苦，却是个堂堂男儿汉，到底要不要去当兵呢？他边走边想，回家这条路好像比平时长了很多。不知不觉走到村头的小水沟边，望着潺潺流动的溪水，他忽然想起家乡人遇事犹豫不决时常常采取的办法——占卜。对，就让老天爷帮着决定吧！丁汝昌面对流水，默默祷念一番。他想把扁担抛向空中，如果扁担落在溪水中不动他就去当兵，反之就回去安心做豆腐。
于是，丁汝昌将手中的扁担高高抛起，奋力一扔，只见扁担急速落入水中，不偏不倚地卡在了水中的石头缝中，傲然挺立不动。无须再作计议，丁汝昌这回下了决心。他扔下豆腐担，转身就往小集镇跑，到了招兵的台子那里，气喘吁吁地说：“我要当兵！我要当兵！”
其实，丁汝昌当时想到自己命运多舛，心中百感交集，回家途中，参军的想法已经在心里占了上风。内心斗争激烈时，想用“占卜”的方式作决定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意愿。就这样，丁汝昌加入了太平军，开始了他起伏多变的军旅生涯。
丁汝昌甫入军中，就参加了激烈的庐江争夺战。庐江城位于安徽中部，屡陷屡复，太平军与清军争夺异常激烈。不久，丁汝昌随太平军所部驻守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编在程学启部下。与程学启的相识，改变了丁汝昌的人生轨迹。丁汝昌作为程学启营中一兵，此时无论如何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湘军中的一员。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率湘军水陆之师围攻安庆，程学启守在安庆北门外石垒，一次次挫败湘军的攻势。曾氏兄弟一次次受挫后，认识到强取安庆只能酿成更大的损失，就改变策略，对程学启招降策反。经人献计，曾氏兄弟得知程学启对养母十分孝顺，就派人将程惟栋母子拘入湘军大营，以杀掉二人胁迫程学启投降。程学启深感养母对他恩深情重，且当时安庆局势转危，太平军援兵迟迟不至，为个人前途考虑，也已有了几分投降之意。而叶芸来此时也开始对程学启有所提防，每天都派人暗暗观察程学启军营的动向。得知曾氏拘捕程学启养母后，叶芸来更加吃惊，忙派人拿令箭召程学启入城相见。程学启自知事情不妙，如果进城，恐怕凶多吉少再难出来。他急中生智，索性拿着令箭带领手下干将八十二人骗开营门，直奔安庆北门外曾国藩之弟曾国葆的军营。安庆守军派兵追杀，曾国葆忙将程学启等放入营内，追兵无果而退。曾氏兄弟策反程学启成功。丁汝昌和程学启的家乡相邻，两人是安徽老乡。程学启比丁汝昌大七岁，丁汝昌尊其为兄长，两人共同语言很多。丁汝昌随程学启在安庆驻守了七年多，从这位智勇双全的将领身上学到很多带兵、用兵之道。丁汝昌作为程学启所部一兵，也在咸丰十一年（1861）2月19日夜间奔向湘军营地的队伍之中。就这样，原是加入太平军的丁汝昌，被裹挟着进入湘军之中，反成了镇压太平军的“官兵”。
对于程学启的投降，曾国荃起初并非毫无疑虑，他常找机会试探程学启的诚意，每次战斗都让程学启、丁汝昌居于前列，程、丁二人屡屡获胜，渐渐消除了他的猜忌。8月18日，程学启、丁汝昌做湘军前导，攻下太平军安庆北门外最坚固的三座营垒，切断了安庆城内太平军向北行进之路，阻断了太平军粮道。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陷。随后，程、丁二人又随曾国荃攻下无为、铜陵等地。丁汝昌在这一次次战事中得到了历练。
湘军攻占安庆后，提升程学启为游击，赏戴花翎，授参将，领开字营，为营官。丁汝昌被提拔为程学启部哨官（相当于今连长），授千总。丁汝昌依然想不到，不久他又被编入了李鸿章的淮军。当时，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农民起义军不只太平军，还有北方的捻军。所谓“剿发捻”，“发”指的是太平军，“捻”指的就是捻军——清廷称之为捻匪。
捻军这个称谓源于“捻子”一词。捻子又叫“捻党”，是民间的一个秘密组织。“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儿、一伙儿。有人说捻子产生于清康熙年间，也有人说明朝末年就出现了。捻子的成员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早期活动于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越是荒年歉收，入捻人数越多，所谓“居者为民，出者为捻”。嘉庆末年，社会上捻子集团越来越多，大小不等，小捻子有数人、数十人的，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他们经常在安徽亳州、安徽阜阳、河南三河尖、江苏、山东之间护送私盐，并常与清政府发生武装冲突，后来甚至出现起义攻城的情况。咸丰三年（1853），捻子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大规模起义。
湘军忙于镇压太平军，必须有新的军事力量对付捻军，于是李鸿章组建了淮军。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占安徽时，李鸿章曾在他的家乡庐州（今合肥）参与筹办团练，但被势头正盛的太平军击败。咸丰十一年（1861），由于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李鸿章以团练为基础编练淮勇，大约七千人。这支军队依靠安徽淮河南北地主豪绅而成，故称淮军。
同治元年（1862）2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将淮勇带到安庆，宣布成军。湘军因攻克安庆后顺江东行，声威大振，受到上海官绅的推崇、信赖。淮军刚宣布成立时，上海官绅为了对付太平军，向曾国藩寻求保护，以每月愿出十六万两白银为军饷的许诺请求曾国藩出师。曾国藩一为急于邀功请赏，二为解决军饷困难，便一口答应了上海、江苏豪绅的请求，立即派李鸿章率军到苏南地区与太平军作战。李鸿章深知曾国藩用意，但考虑到此前与太平军交战已失利一次，恐怕淮军刚成立即出战太平军再次失利，于己不利，就以兵力单薄为借口，请求曾国藩调出些兵力给他。曾国藩为了激励淮军，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并且出手大方，调拨了八个营给李鸿章，其中包括程学启的开字营。由此，丁汝昌又随着程学启被编入淮军。
同年5月2日，李鸿章率领淮军乘船到江苏、上海镇压太平军。在这里，丁汝昌同样有不俗的表现。据《庐江文献初编》记载：“汝昌佐学启于泗泾、新泾、四江口诸役，每战辄先登。”可见其骁勇。李鸿章称程学启为“沪军第一骁将”和自己的“左臂”，又从用兵方略上夸程学启是十余年来罕有之将。丁汝昌正是程学启部下的勇将，李鸿章的这些称誉自然也指向丁汝昌。
丁汝昌的骁勇善战，很快引起刘铭传的注意。丁汝昌率领铭字营，跟随刘铭传作战，屡立奇功，不久就升为营官，率领马队营，开始带领骑兵。此后，丁汝昌在江淮大地的疆场纵横驰骋，捷报频传。
刘铭传十一岁时父亲病故，随后大哥三哥又相继去世，其他几个哥哥各自成家，此后他便与母亲单独生活。母子相依为命，靠贩私盐为生。刘铭传十八岁那年，有一天家里因缴不出粮食被当地土豪侮辱，他愤而斩杀土豪，带领身边同龄伙伴在家附近安营扎寨，保卫闾里，开始团练生涯。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回合肥为曾国藩募兵。刘铭传投奔李鸿章，参加了淮军，从安庆顺江南下。后来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刘铭传累升至直隶提督。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被授予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光绪十一年（1885）10月，清政府宣布台湾正式建省，刘铭传成为台湾省首任巡抚。
淮军的武器装备较为先进，尤其丁汝昌所在的刘铭传部，是最早使用洋枪洋炮的军队之一。同时，铭军最早聘请洋教官、教演洋武器。这与统领淮军的李鸿章有关。李鸿章不愧为开眼看世界、吸收新技术的名臣，眼界远远超出一般的清廷大臣。他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洋枪洋炮威力确实很大，远非旧式枪矛可比。李鸿章绝不闭目塞听，刚到上海就写信给曾国藩，惊叹洋炮的巨大威力：“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弹真神技也。”随后，李鸿章就开始用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积极学习洋人使用枪炮之术。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淮军就基本完成了武器更新，丢掉冷兵器，全部使用火器，后来又不断更新装备，较早实现了军事装备的近代化。
置身于淮军刘铭传部的丁汝昌，在这个时期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中国军人之一。应该说，这也是李鸿章后来选他为北洋海军提督时考虑的一个因素。有了先进武器的淮军，战斗力自然大大提高，非一般军队所能及。同治三年（1864），丁汝昌随着刘铭传在洋枪洋炮辅助下平吴（江苏南部地区）有功，被提升为副将。随后，丁汝昌又统帅先锋马队三营（一营为五百人），随刘铭传镇压捻军。
戎马倥偬，虽骁勇善战亦难免遭遇危险，有时这危险远非本人所能预料，更谈不到掌控。丁汝昌对此深有感触。
同治六年（1867）年初，在剿灭聚集于湖北安陆府的东捻军时，由于刘铭传争功心切，丁汝昌等淮军将士险些丧命。霆字淮军统领名鲍超，本来刘铭传已和他约好在2月19日两军同时向驻守在安陆府尹龙河的东捻军发起进攻，但刘铭传忽然违约提前发动进攻。原来刘、鲍两人一向心存嫌隙，互相不服气，鲍超轻视刘铭传是后起之辈，刘铭传则嘲笑鲍超有勇无谋；刘铭传为了抢夺这次剿捻的头功，就不顾盟约率先出动。结果遭到捻军伏击，刘铭传的铭字淮军损失惨重，各营被捻军团团围住，大有全军覆没之险。刘铭传本人也被追击得狼狈不堪。幸好鲍超按预先约好的时间飞速赶来，及时从捻军背后发动突袭，击杀捻军两万余人，为刘铭传解围，否则此次剿捻非但必败，而且包括刘铭传本人在内的铭字军性命难保。但是，面对救了自己性命的鲍超，刘铭传非但不表示感激，借机尽释前嫌，反倒责怪鲍超忘记约好的时间致使自己遇险。鲍超百口莫辩，从此忧愤成疾。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年里，丁汝昌转战豫、鄂、燕、齐数地，频频立功，同治七年（1868），丁汝昌32岁，又加提督衔遇缺题奏总兵（相当于今师长），赏“协勇巴图鲁”（巴图鲁为满语，意为勇士）汉字勇号，成为一名高级武官。
当年在家乡抛下豆腐担投军的丁汝昌，经过多少劳顿、征伐，终于在军中崭露头角，获得了自己的位置。然而，几年以后，丁汝昌就因清廷节饷裁兵而无奈地回到家乡闲居。
陶渊明诗《归园田居》云：“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对于厌倦官府公务、天性喜好自然田园风光的陶渊明等诗人来说，回到家乡闲居、在优美宁静的乡村生活中流连忘返，确实是一种享受。而对于丁汝昌这样四处闯荡、以为国立功为志向的武将来说，离开军队和战场回乡赋闲，则毋宁说是一种痛苦。然而，大势难抗。清廷一声令下，裁军势在必行。
鸦片战争后，列强将中国视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的巨大市场，纷纷侵犯中国，将清政府视为影响他们在中国掳掠横行的最大障碍。各地农民起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和长期持续，则使列强渐渐认识到，中国农民的反抗斗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远远超过了腐朽的清政府。如果没有清政府的存在，列强势必直接面对这一力量，那只会为他们平添许多棘手的难题。维护清政府并借助其力量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则对他们大有好处。清政府认为维护自身统治最为重要，而列强并没有打算推翻清廷的统治，此时国内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剿匪”已然疲于奔命，如果再与列强为敌，实在难以周旋，不如借助列强之力平定起义军。同治元年（1862）初，清政府决定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英法也同意“帮助官军”。中外反动势力就这样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领导者被胜利冲昏头脑，不但渐渐丧失进取心，而且滋生了腐朽思想，领导集团内部开始争权夺利，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发生了为争夺权势而自相残杀的天京变乱，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燕王秦日纲三王被杀，以及约两万人丧命，翼王石达开率部远走，严重损伤了太平天国的元气，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衰落。同治三年（1864）夏，洪秀全在天京病逝，不久天京失陷，太平天国败亡。此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也陆续被镇压。
军饷毕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国内战事渐渐平息，为了节省军费、支付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巨额赔款，清政府不得不筹划裁军。另外，李鸿章在剿捻的战事中功劳甚大，淮军的力量也十分强大，以致清廷顿生尾大不掉之感，进而对李鸿章产生猜忌之心，唯恐他借内忧外患交错之机产生非分之想。李鸿章在朝廷做事多年，对此岂能毫无察觉，也深感自己处境艰险，决定裁兵，收敛气势，让朝廷对他放心，从而也保证自身的安全。按理说，尽管裁军势在必行，但丁汝昌是屡立战功的人，怎么裁也不应裁到他的身上。这样一员猛将毕竟难得。之所以会裁到丁汝昌的头上，实在也跟刘铭传有关。
同治十年（1871）9月，率部驻守陕西的刘铭传应李鸿章裁军消除朝廷猜忌之需，将大部分官兵遣回原籍。丁汝昌当时已经是统领六营、三千人的提督，对刘铭传这一做法十分不满，两人几乎为此翻脸。同治十三年（1874），刘铭传有一次裁兵，这次是遵照清廷裁兵节饷的指示行事，再次裁撤丁汝昌的三营马队。兵不可无将，将又何尝可以无兵？这一行动遭到丁汝昌的强烈抗议。其时丁汝昌驻扎在别处，得知此事立即写信表示反对。这次两人彻底撕破脸闹开了，矛盾加深，终生未能和解。刘铭传丝毫没有考虑丁汝昌的意见，而且受到顶撞后耿耿于怀，要借裁军的机会对丁汝昌实施报复，坚持先裁撤丁汝昌的兵员。
本来不必裁掉丁汝昌本人，应留他在军中另行委任。毕竟丁汝昌是当年刘铭传向李鸿章“乞置帐下”的干将，刘铭传对丁汝昌的胆略、才干还是非常赏识的；真要裁掉这么好的将士，刘铭传也舍不得。但两人矛盾逐渐加深，丁汝昌已经跟他闹僵到这个地步，竟敢对抗他的命令，他也只好咬牙把丁汝昌裁掉。丁汝昌心里自然也清楚，就算刘铭传考虑多方因素不裁掉他，两人既已闹僵，以后在军中恐怕还要生出许多事端。丁汝昌在刘铭传部下十几年，深知刘铭传的脾气和为人。此人性情暴躁，经常不问青红皂白地辱骂、处置下属，做事从不考虑后果。
丁汝昌看清形势，二话没说就带着遣资离开军中，策马回到安徽巢县南乡高林（今巢湖市居巢区散兵镇）的汪郎中村赋闲——他家已经在十年前即同治三年（1864）由庐江迁至此处。丁汝昌迁居这里，与他的续弦夫人魏氏有关。魏氏本是捻军一位将领的夫人，丁汝昌在剿灭东捻时将她掳入军中。魏氏不同于一般市井女子，她是湖北安陆府钟祥县太学生魏湘清的三女儿，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读书识字，颇有见识；端庄贤淑，堪称才貌双全。几次接触后，丁汝昌不禁对她产生了好感。丁汝昌曾娶过妻妾四人，但先后亡故三人。在他人的撮合下，丁汝昌将魏氏纳为夫人。
魏氏几次到丁汝昌的故乡庐江去，听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种迷信说法：丁不入庐。这个说法有三种解释：一是把“丁”理解为壮丁、男人，“庐”是房屋。丁不入庐就是男人不入房舍、不在屋里守着。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男主外、女主内。屋舍是女人待的地方，男子汉应该到外面的广阔世界拼搏，最好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待在屋里是没出息的，被人称为“看家穷”。二是“庐”与“奴”谐音，“奴”就是奴隶。这么一来，丁不入庐（奴）的意思就是男人不能当低三下四的奴隶，也不能当亡国奴，应当自强不息、为国效力。三是“丁不入庐”与“钉不入炉”同音，在闭塞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一些思想观念落后的人经常把一个字的含义跟与它同音的某个字的含义联系起来，那些被关联起来的字常常或关乎吉凶或带有价值色彩。如由“鱼”想到“余”、由“洋葱”想到“喜气洋洋”、由“四”想到“死”等。照这个逻辑来看，“钉”自然不能入“炉”，钉子入炉的结果只能是被烧毁、熔化。说到底，当地百姓口头上流传的“丁不入庐”的说法，就是姓丁的不宜在庐江居住。
不宜居住就应迁到异地，但丁汝昌少时家贫，哪有迁居的能力呢？丁汝昌从军后渐渐发达，魏氏听到“丁不入庐”这个说法就想迁居为丈夫讨个吉利。于是每次回安徽庐江她都有意管丁汝昌多要些旅费，除了花销总能留下手里一些，这样积少成多，也就有了迁居所需的花费了。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从庐江到巢县察看一番后，就在巢县南乡高林汪郎中村选了个风水不错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两眼清泉，好像两颗明珠处于龙骨山和青龙山之间，形似“二龙戏珠”，寓意是家业兴旺、子孙发达。丁汝昌在青龙山麓的汪郎中村先后建了七间砖瓦结构的平房。房屋宽敞明亮、冬暖夏凉，却是朴素的，与一般民房的唯一不同是呈“八”字形，所谓“衙门八字开”，显示出这是官宦人家。无论怎样，这房子总比丁汝昌儿时在石嘴头村住的房子好多了。
这汪郎中村，就坐落在“二龙戏珠”的风水宝地。此处民风淳朴，清静宜人，丁汝昌被裁撤回乡，初时待在家里倒也惬意，每天待客会友，有一种不同于军旅生活的新鲜感、清静感。可是时间一长他又心忧国事，一刻不停地怀念军中的生活，终日长吁短叹、寝食难安。
其时国家灾难深重。西方侵略者在帮助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后，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美国、日本联合武装入侵宝岛台湾；沙俄侵略者长期盘踞伊犁地区，企图分裂中国；英国侵略者则将侵略之手伸向处于中国内地的云南、西藏等地；中亚浩罕汗国（版图包括今哈萨克斯坦南部部分地区、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以及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部分领土）的阿古柏长期占领新疆。这些势力经常寻衅，最终目的是向清政府索取不正当利益。清廷忍无可忍也时常进行反抗。各国侵略者是中国的敌人，侵略者之间往往也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互相仇视、进行斗争，中国则是灾难的最终承担者。丁汝昌忧心忡忡。
魏氏看到他整天愁眉不展的样子，劝慰说：“家里好歹有些田地，好好耕种总能吃饱肚子了。大丈夫建功立业总会遇到时机的，暂且安心等待时机来临吧。”丁汝昌觉得魏氏说得有理，就暂时闲居下来，盼着为国效力的时机早日到来。
刚回到家乡，丁汝昌意气豪迈，热情犒赏跟从他的兵士，慷慨地馈赠故旧和亲戚，连马都送给了有需要的人。人人围着丁汝昌，赞美他的话不知说了多少，有的说早就看出丁汝昌是个有大出息的人，有的说丁汝昌住在这里是大家的福气，有的说丁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有的说丁汝昌以后还要当更大的官。
丁汝昌在淮军作战骁勇，连连升迁。作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上威风凛凛，神采奕奕，身上早就不见了当年那个苦孩子的影子。他刚回乡那段时间，亲戚、朋友、村邻纷纷前来拜访，都以为他是回来探亲的，丁汝昌则热情地请他们吃饭喝酒，跟大家促膝长谈。尽管他如实告诉众人，自己是因朝廷裁军被裁撤回家的，大家却不太相信。后来看丁汝昌确实住了很久还没回去，才相信了他的话。大家也就渐渐来得少了，有时很多天也没一个人来，丁汝昌不能不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
丁汝昌一直关心着国家安危。跟村民们闲谈时，谈得最多的也是中日关系。他说中国和日本注定相克，中日必有大恶战。为什么这么说呢？丁汝昌总是亦庄亦谐、风趣幽默地谈论他的这一看法，他说了四个理由，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其一，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世界之中心自居，自称天朝，认为自己有最伟大的文明，把中国之外的地方都称作蛮夷，不放在眼里，对蕞尔小国的日本尤其如此。而日本也自视甚高，以太阳升起之地自居，自称日出之国、太阳之根本。所以日本信奉太阳，早在一千多年前太阳图案就成了日本旗帜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日本国旗是太阳旗。日本人传说日本是太阳神创造的，天皇是太阳神的子孙，他们认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理应称霸世界。所以日本最高统治者称为“天皇”，天皇曾说：大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太阳是唯一的，阳光普照世界，日本要建立起自己的日不落帝国。中国与日本之间只隔着朝鲜，日本称霸世界当然要从朝鲜和中国开始了。
其二，从中日两国的地图也能看出来。中国似乎在说：我是一只大鸡，台湾是我下的一只鸡子，日本是一条小虫，乃我口中之食。日本似乎在说：我是一只蚕，中国虽大，只是一片桑叶，蚕当然要吃掉桑叶。
其三，从“中”“日”两个字的形状看。中国的“中”字，日本想推倒后掐头去尾变成个“日”字，就是要有选择地占领中国——丁汝昌这里说的，确实有些史实来支撑。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渐渐强大，于1869年制定、颁布了旨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第二年日本军方又将“大陆政策”具体化，出台了《征讨清国策》，并设想一旦打败中国就将中国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等肥沃富庶之地直接纳入日本版图；中国的其余部分，则分为东北、华北、江南、内外蒙古、甘肃、青藏、准噶尔等七个小国作为日本附属国。
其四，从中日两国国旗看。大清国国旗的图案是飞龙戏珠，日本国旗的图案是太阳。这太阳看起来就像飞龙所戏的珠子。大清国旗上，那飞龙不是正在追逐那颗珠子吗？日本却觉得这颗珠子就是逗飞龙玩儿的，飞龙总是要围着这个珠子转，珠子要把飞龙引到哪里就引到哪里。
丁汝昌笑笑说，由这些都能看出中日两国有矛盾，是要战争的啊。他还对乡亲们讲，14世纪至16世纪日本侵略朝鲜，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不断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英雄戚继光和沿海人们英勇抗击倭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丁汝昌说：只有这样斗争才能保卫家园。
同治十年（1871）10月，琉球宫古岛民的一艘进贡船在海上航行时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端，船上六十九名乘客溺死三人，六十六人上了台湾岛。但后来他们因闯入高士佛社台湾原住民住地，五十四人遭到台湾原住民杀害，逃过一劫的其余十二人则在当地汉人营救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琉球是清朝附属国。琉球王国在明朝时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有五百多年之久。自明初以来，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很密切，琉球不断向中国进贡，琉球历代国王都接受中国册封。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对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山北、中山、山南三王向明政府朝贡。琉球成为明王朝的藩属。清朝建立以后，琉球使节于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来华，受到顺治帝的接见。从此，琉球使节与清廷往来不断。康熙元年（1662），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为正使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与庆贺。康熙二年（1663）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帝两次赐印给琉球国王。但是，日本在江户幕府时期却用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进贡，于是琉球只好同时对清廷和日本称臣进贡。日本明治政府一直想让琉球只向日本进贡称臣，进而吞并琉球。
琉球漂流民事件经清政府处理后已然平息，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日本政府也不知道此事。次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恰好从清政府的邸报中看到这个消息，于是向日本作了报告。同治十二年（1873）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中国。随员柳原前光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询问琉球漂流民被杀事宜，实质无非是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柳原前光说：“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台湾），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清廷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和户部尚书董恂说：“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清廷明确表示琉球漂流民已接受中国的抚恤及遣返处理，此事与日本无关。柳原前光却说琉球是日本的国土，清政府应惩罚杀害琉球人的台湾原住民。毛昶熙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这话原是为杀人者作解释，认为他们不应受日本所谓的惩罚，不料却正中副岛种臣之下怀，日本开始拿“化外”二字大做文章，对其进行歪曲解释；说既然那些人居于“化外”，那里就不属于中国领土。
这显然是在为进攻台湾制造借口。
同治十三年（1874）5月，受到美国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的日本发兵三千多人在台湾琅桥登陆，对台湾进行大肆侵略，并开荒屯田赖下来不走，企图先占领台湾东部，再逐渐攻略，最后将台湾并入日本版图。
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清政府派兵六千多人增援台湾。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这次行动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中日两国力量悬殊，日本弱于中国，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日本。但由这件事不难看出日本的野心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日本见形势对自身不利，就派出公使到北京谈判，想结束战事。
日本公使于9月来到清廷，说是谈判，却还带着些恫吓。日本公使说日本方面对结束战事“有诚意”，但日本出兵台湾费了许多钱财，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该支付一些军费，然后日本再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
清政府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居于优势，否则日本也不会来谈判，那么以赔款来结束战争实在不合适。与此同时，清政府又不想在这件事上耗费太多精力，就有了息事宁人的意思，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这也就等于同意赔款。
10月31日双方签订《北京专约》，专约上将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则被写成“保民义举”。清政府以抚恤的名义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这个条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口实。后来，日本果然占领琉球，将琉球更名为冲绳县。
此事令丁汝昌十分愤慨，消息传来他不禁拍案而起，大怒道：“海疆不固，何以家为！”他真恨不得立刻驰骋疆场痛杀敌寇。
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平息后，清政府将因为日本侵台而暂时放下的收复新疆计划重新提上议程。新疆被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占领十多年。光绪元年（1875）3月10日，清廷命大臣左宗棠筹划西征阿古柏事宜，担任西征大军总指挥官。左宗棠经过两年奋战，到光绪三年（1877）收复了新疆。5月29日凌晨，预感到灭顶之灾已然降临的阿古柏服毒自杀。
左宗棠收复新疆一事，让丁汝昌难抑心中澎湃的豪情。他羡慕、敬佩左宗棠，希望能像左宗棠一样为国立功。丁汝昌再也不想闲居在家里了。他怕闲居的时光会把他的力气耗尽。而且，裁军时的遣资也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生活日渐拮据，一个武将无论如何不能再在家里一天天虚度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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