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曾经纵横疆场立下赫赫战功，尽管一度闲居在家，在朝廷依然有名声。连慈禧太后也知道丁汝昌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猛将，对他十分看重。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亲自召见了这位战功卓著的淮军将领。但是，由于朝廷无人保奏，慈禧太后在一番例行问候之后，就降旨把丁汝昌发往甘肃差遣。当时甘肃有一起牧民起义，清廷正要用人去剿灭。
丁汝昌谋职的目的是痛杀外敌，不料慈禧太后却把他派到甘肃去残杀国内起义军。他打心里不乐意。过去的戎马生涯中，他随着程学启、刘铭传多次剿杀太平军、捻军，现在再也不愿杀害中国人了。但是，懿旨已经发下，谁也不敢抗旨不从。丁汝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闲居在家绝不是长久之计，谋得差使剿杀国内起义军也非他所愿。进也不是，退也不能，如何是好？焦急中，丁汝昌决定去找李鸿章。他抱着一线希望，从北京赶赴天津，拜谒自己在淮军时的统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要职的李鸿章，想恳请这位老恩师、老长官伸出援手，为自己另谋良差。
李鸿章的总督衙门气势宏伟，警卫看得很严，丁汝昌走上前去，谦逊地提出拜见李鸿章。警卫看他衣着朴素，不像个为官的人，怀疑他不可能与李鸿章有交往，也就怠慢得很，不肯让他进门。丁汝昌有些气愤，心想真是虎落平川、今非昔比。担任过军中大员的丁汝昌，多大的官员都接触过，多大的场面都见过，他身上还是有几分派头的。丁汝昌见警卫不应，便厉声道：“安徽老乡、淮军旧将丁汝昌求见中堂大人，还不速去禀报！”
警卫一听，才知道这个衣着简朴、表情刚毅的汉子确实有些来头，立刻进去禀报，不一会儿就请丁汝昌入内。这次拜见李鸿章，成为丁汝昌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当时，李鸿章正在筹建北洋水师，终日为选择统将操心。李鸿章深知一个精明强干的统帅对一支军队的重要意义。他反复思考，不知道这个任务交给谁才能让他放心。丁汝昌的出现让李鸿章喜出望外。他早就非常看好丁汝昌，也深知他与刘铭传的嫌隙，正由于顾虑到刘铭传那一层，他以往难以为丁汝昌委派任务，唯恐直接任用丁汝昌会挑起更多矛盾。如今，丁汝昌已经跟刘铭传分道扬镳，李鸿章也不用有那么多顾忌了。
李鸿章正在为筹建水师物色人选，而且深知丁汝昌的为人，将他视为不二之选。他立即接见自己当年的淮军部将丁汝昌，并且直告：“如今我正打算创建海军，但缺乏人才统率，你如果能赴英国学习海军事务，毕业归来，就把统领海军任务交付给你！”
听了这话，丁汝昌只觉喜从天降，心中充满感激。他感激自己的老长官不忘旧情，了解他、信任他，被裁撤返乡赋闲回来就立刻要任用他。军中的部将个个都不差，岂是人人都能遇到这样的大恩人、好机会？
丁汝昌十分感激李鸿章对自己的信任和肯定。他着实打心里感到高兴，可是一转念，又深知这差事并不好干。丁汝昌不是没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读书少，根本不懂海军，出国学习对他来说恐怕更加困难。一想到这里，他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重的。这是他离家北上时没有料到的。
但是，说到底，在李鸿章身边重新寻找机遇，从头开始踏踏实实地做一番事业，总比按慈禧的指派去甘肃杀伐要好多了。丁汝昌对李鸿章深深鞠躬，说：“多谢大人信任。汝昌愿辅助大人兴建海军，效犬马之劳！”于是，丁汝昌借口伤病复发需要休养，呈请兵部允许他推迟去甘肃的行期。李鸿章也给了丁汝昌充分的帮助，让他留在天津静候时机，等待担任海军的新职务。
严格来说，中国在清朝光绪之前只有水师而没有海军。《清史稿》记载：“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李鸿章筑船坞于旅顺，练北洋海军，是为有海军之始。”但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历史悠久、面临着巨大海洋的中国早就有过“海军”。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达1.8万多公里海岸线的濒海大国。早在隋唐时期，中国就有了一支包括“艨艟”“斗舰”“走轲”“海鹘”等各型战舰的庞大海军，并在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战中大破日本海军，取得了辉煌胜利。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海军建设达到了巅峰，此时的中国海军无论是吨位或是火力都远远超在世界各国之前。但此后明清两代皇朝都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消极防御政策，从此中国的海军建设陷入了停滞、倒退的境地。
到了19世纪，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痛了中国人的心灵，大清帝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自居，面对国土的沦丧、内忧外患的加深，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纷纷探索强国之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等主张充斥中华大地，清廷面对对外作战接连败北的局面也深感海防的重要，决心对旧式水师进行革新。同治五年（1866），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折，在福建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迈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步。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由抗英名将林则徐的外甥沈葆桢接任。沈葆桢接任后一面扩大马尾船厂规模，一面加紧制造战舰、培养海军人才，“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配一船之官”，经过多年苦心经营，马尾船厂成为了当时远东第一大船厂，而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的人才更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骨干中坚。
同治六年（1867），时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向清廷提出他的设想，认为以新式轮船为标志的未来中国海军应分为三路。其一为北洋提督管辖，驻扎大沽，禁卫京门，防御北向海上，范围是直隶（河北）、盛京（辽宁）、山东沿海，这基本包括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将渤海视为海上门禁。其二由中洋提督统率，驻扎吴淞江口，防御东海洋面，范围是江苏、浙江沿海。其三由南洋提督指挥，驻扎厦门，主要防御福建和广东沿海。丁日昌进一步提出，三个方向的海军平时各守一方，尽守卫之责，战时则联为一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
不难看出，丁日昌很有胆识和远见。他的这一设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军部署方案，在中国海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中国海军后来的战略布局也基本是符合这一思路。
同治十三年（1874），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廷急派沈葆桢率“安澜”“伏波”等舰前往台湾，当时双方兵力悬殊，慑于清军威力，日军被迫逃离台湾。日本那时是一个落后的小国，在得到了几艘外国军舰后居然也敢侵犯大清帝国，这一事件使得中国举国上下大为震惊，清政府隐约感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11月19日，在家养病的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再次向朝廷提议建立“三洋”海军。面临当时的情势，李鸿章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建议建立北洋、南洋、粤洋三支海军，还主张购买铁甲船舰。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于光绪元年（1875）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桢和李鸿章分任南洋、北洋大臣，尽快建设南洋、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由南洋、北洋共同使用。林则徐的女婿、南洋大臣沈葆桢从大局出发，认为应该首先建立北洋水师。
沈葆桢认为，朝廷经费有限，如果分散建立南洋、北洋水师，难免用度不足，“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主动提议先集中力量建北洋水师，这样中国就会很快拥有一支强悍的水师队伍。
清政府考虑到中国当时应大力防范日本，就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决定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再“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光绪元年至光绪五年（1875—1879），李鸿章委托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了“镇东”“镇南”“镇西”“镇北”等八艘蚊炮船用于守口，又订购了“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不久，由于发现赫德所购的军舰质量较差，李鸿章转而向德国订造军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清政府鉴于形势紧迫，立即命令李鸿章加快购买铁甲舰的速度。于是，李鸿章派江南制造局的徐建寅和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欧洲各国访问，经过一番考察，最后选定在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两艘铁甲舰“定远”“镇远”及一艘铁甲巡洋舰“济远”。为保证造舰质量，李鸿章特派曾留学英、法的刘步蟾、魏翰、陈兆翱、郑清濂驻厂监造，凡不合格者都要求返工。李鸿章还派管轮学生陆麟清带领工匠领头黄带、林祥光、陈和庆等人驻厂随同练习，希望船舰造成时他们的相关学识也能变得扎实。
1879年11月，李鸿章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陆续回到中国，北洋舰只逐渐多起来，于是他向清廷奏请，将淮军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在北洋，暂任提督。1881年（光绪七年）9月、10月，在英国订造的巡洋舰“扬威”“超勇”，蚊炮船“镇中”“镇边”也先后回到中国。经过多方筹备，北洋海军终于初具规模。
在北洋水师即将成军之时，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惧怕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开回国内助战，法国政府向德国施压，行将回国的“定远”“镇远”被迫滞留在德国。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结束，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福建水师在这次战争中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清朝廷在战争结束后当即下旨“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并正式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和李鸿章协办。这个命令再次加快了北洋水师的建军速度，同年，铁甲舰“定远”“镇远”，巡洋舰“济远”回国，并又向英、德两国各订造两艘新式巡洋舰。光绪十三年（1887）在外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竣工，李鸿章下令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出洋接带，并于1887年秋将其带回中国。
至此，中国所有在外订购的军舰已全部回国。加上原有的自造舰只，北洋水师的舰艇总数达到五十余艘，计五万多吨。在外购舰只的同时，李鸿章亲自选定位置，在威海卫和旅顺两地建设北洋水师基地。在耗费了巨资后，威海卫成为北洋水师永久泊地，旅顺军港成为维修基地。配套的后勤补给设施也全部建成，各水师学堂向北洋水师输送了大批海军人才。
光绪十四年（1888）12月17日，在旌旗飘扬的刘公岛上，清政府正式宣告北洋水师成立。当天，由刘步蟾等将领参与制定的《北洋水师章程》，也由清政府颁布施行。中国人拥有了一支像样的海军。
有人看到李鸿章和丁汝昌同为淮系，就说李鸿章任用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是“任人唯亲”，这样说是缺乏依据的。事实上，筹建海军、定购船舰的过程中，李鸿章一直在物色合适的海军统领人选。军旅起家的李鸿章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将领是军队的灵魂，他对遴选北洋海军将领一事十分慎重。以李鸿章的权势和威望，甘愿鞍前马后为其驱使的才俊数不胜数；即便不属于淮系，他也完全能够合理掌控，使人听其指挥。
李鸿章认为，合适的海军提督人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实战经验的将才，二是懂得海军事务。但当时中国初创海军，缺乏这样的人才。虽然有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但这些学生毕业时间不长，缺少实际历练，没有带过兵、打过仗，资历尚浅，显然是难以担当大任的。自光绪六年（1880）起，派到英国深造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先后被李鸿章网罗到北洋，指派为炮船及新购巡洋舰、铁甲舰管带。这些人是福州船政学堂派往国外留学的。李鸿章任用这些学生官一段时间后，发现他们还是缺乏锻炼，“文秀有余，威武不足”，“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才器使，随事陶成而已”。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派往海外的留学生有过较为系统、全面的学习，理论也确实能够指导实践，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从学生到军官的转变。光绪九年（1883）年初，受聘为北洋海军总查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上任不久，就抱怨由船政学堂毕业生和海军留学生担任管带的巡洋舰存在诸多弊端，现有人员素质差，整顿起来必将十分费力。可以想见，如果担任军舰管带这一职务尚且不能完全胜任，出任海军统帅就更不可能了。这样一来，李鸿章只能选用具有实战经验的将才。
恰好此时，丁汝昌出现在他面前。当然，懂得海军事务也是十分必要的。丁汝昌虽然不懂海军，却毕竟是驰骋疆场二十年、战功卓著的老将。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谦虚好学，从来不会不懂装懂、故弄玄虚。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他的信条之一。他曾批评一个弄坏了鱼雷的外国“专家”——损失一个鱼雷并非什么大事，但装成专家是不应该的，“我虽然是这里的提督，但我什么时候不懂装懂过呢？”
经过物色、比较，丁汝昌显然是最合适的统领人选。至于丁汝昌对海军事务缺乏了解的实情，李鸿章也心知肚明。他已经就此作了打算，准备聘请一位优秀的英国海军专家担任丁汝昌的教习，逐渐弥补丁汝昌的不足。
光绪五年（1879）11月29日，李鸿章奏请以前淮军记名提督、协勇巴图鲁丁汝昌留在北洋海防差遣，担任炮船督操。就这样，由于李鸿章兴建水师，在家闲居已久的丁汝昌得遇良机，重新来到李鸿章门下，开始了他的海军指挥官生涯。这是丁汝昌人生之路的又一个重要转折，这一年他四十三岁。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