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英雄:丁汝昌-出兵平乱,扬威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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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舰回国后,丁汝昌率领舰队参加了一系列外事活动,也包括军事行动,对提振国威、遏制日本嚣张气焰起到了震慑作用。由于适时阻止朝鲜壬午兵变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有力打击了日本对朝鲜事务的干涉,清廷将象征身份和荣誉的黄马褂赏赐给了丁汝昌。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渐盛。由入侵台湾一事,李鸿章已经预感到日本将来必定是朝鲜和中国的心腹之患。那时,日本已经对朝鲜有所行动,例如强迫朝鲜与之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由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自由贸易等权利。从此,外国商品以汹涌之势进入朝鲜,朝鲜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江华条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完全否定中朝已有的宗藩关系。

    清朝封建统治者与朝鲜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宗主与藩属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延续二百多年。在这种关系中,朝鲜国王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到中国京城“朝贡”,而中国对朝鲜则负有保护之责任。这种关系显然属于东方的“封贡体系”,同西方的“殖民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既不谋求统治对方,也不谋求经济利益,更没有版图占有的打算,而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主要着眼于国防。朝鲜国土面积较小,但其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时人曾发表这样一番颇有见解的评论:“各国之图中国者,无不图先占朝鲜。彼以为朝鲜得,而中国之左臂断,进可以治东三省而摇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积聚观时而动,而中国在其股掌之上。”所以,日本利用同朝鲜地理上的接近和其他列强鞭长莫及的独特条件,早就觊觎朝鲜,并暗暗积蓄力量,伺机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

    李鸿章看出时势,为了牵制日本多方游说,动员朝鲜与其他列强签订条约,对外开放,以使列强之间互相制约,免得使朝鲜遭日本涂炭,从而达到保证朝鲜和中国安全的目的,李鸿章认为,朝鲜应该首先与美国签订条约。于是,光绪八年(1882)4月25日,李鸿章命丁汝昌和马建忠带兵船前往朝鲜,为朝鲜与美国互市监督盟约,襄助签订《朝美条约》。紧接着,5月至8月间,丁汝昌与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数次往返于中国、朝鲜之间,协助朝鲜与英国、德国等签订通商条约。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又称壬午军乱、壬午事变,是1882年7月23日(农历壬午年六月初九)朝鲜发生的一次武装暴动。朝鲜王朝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为一年多未领到军饷以及对由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别技军的反感,而于当年7月聚众哗变。

    壬午兵变是19世纪末(特别是1876年开港以后)朝鲜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李熙是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之子,1864年以王室旁支身份继位,成为新任朝鲜国王,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到李熙年长,与闵氏女结婚后,大院君李昰应归政于他。但李熙庸懦,大权落入闵妃手中,以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开始统治朝鲜。闵氏与日本缔约,朝鲜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李昰应因失去权力而心存嫉恨,他的党羽大多不在政府任职,于是他借清君侧之名,利用朝鲜人民蓄积已久的反日情绪发动了壬午兵变,想以此消灭闵妃集团。

    大量市民也加入了兵变之中。朝鲜士兵和市民数千人走上街头,焚毁日本驻朝公使馆,杀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大臣和一些日本人,并且攻入王宫,推戴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一片混乱中,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冲出包围,乘坐英国测量船逃回长崎。日本舆论鼓噪开战。7月30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有人力主立即派遣讨伐大军,趁机占领朝鲜,以挑起对中国的战争。经过商讨最后决议,日本派军舰作为交涉的后盾,如果谈判不达目的则大举出兵。朝鲜形势岌岌可危。

    清政府了解到朝鲜局势后,枢臣担心日本借机介入,一面紧急召李鸿章回到天津,一面饬令张树声派水陆两军迅速前往朝鲜。此时李鸿章因母亲病故已经回到合肥奔丧,其间由淮军将领张树声代任总督。但张树声处理复杂国际事务的能力显然不如李鸿章,加之又是临时代理,不敢擅作决定,于是派出马建忠去合肥向李鸿章请示行止。马建忠刚到上海,张树声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当机立断,不必特地到合肥请示李鸿章,立即出兵朝鲜,免得错过战机。张树声立刻电告马建忠返回,与丁汝昌东渡朝鲜平定祸乱。

    丁汝昌、马建忠奉命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舰于8月9日前往朝鲜。翌日辰刻抵达朝鲜仁川港,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乘铁甲舰“金刚”号于同日未刻到达。日本军官见到中国船舰赶在了前面,不敢轻举妄动,便与丁汝昌等以礼相见。丁汝昌深知来者不善,不为虚礼所蒙蔽,猜度日本方面一定会有大批军舰陆续赶来。如果中国方面仍无行动,待到日本舰艇增多,日方一定会以重兵先赶到汉城自行查办,那时朝鲜国内必将受其荼毒;随后日本以平乱有功为由头,定然会更加气焰嚣张,那时中国陷于被动,再援助朝鲜就来不及了。于是他与马建忠议定,解决这一叛乱必须先软禁祸端首脑李昰应。

    商议已定,丁汝昌乘“威远”号回天津面陈机宜。果然不出所料,丁汝昌刚从仁川回国,花房义质就乘船返回仁川。短短几天,驻泊在仁川的日本军舰增加至七艘。日方声势大涨,船舰穿梭往来,港内喧哗不已。马建忠《东行三录》载,日本士兵一千五百多人陆续登岸,“四出执豕攘鸡,闾阎惊扰”。25日,丁汝昌又率领“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五艘舰船,载吴长庆部二千余人前往朝鲜汉城。

    丁汝昌与吴长庆到了朝鲜汉城后,当晚就秘密商定诱捕大院君李昰应的计划。第二天,他们拜访了李昰应。8月27日,丁汝昌、吴长庆摆好了“鸿门宴”等候李昰应回拜。李昰应带领着多人组成的卫队按时来到。中国预伏士兵迅速将李昰应的卫队拦在门外,只让李昰应一人入室密谈。李昰应预感到事情不妙时已经迟了。当即囚禁李昰应,擒拿乱党,援助朝鲜国王复位。丁汝昌亲率小队,以肩舆拥李昰应就道,冒雨连夜赶了一百二十里路,次日到达南阳海口,将李昰应送到“登瀛州”兵轮上,立刻解送天津,迅速将其幽禁在保定。就这样,丁汝昌等动作迅速,使日本的干涉阴谋未能得逞。内乱平定后,丁汝昌、吴长庆同去拜谒朝鲜国王,国王十分感谢,在殿上设宴款待二人。

    李昰应在中国保定被软禁了三年左右。光绪十一年(1885)9月底,李昰应应朝鲜国王之请回到朝鲜。在由谁护送李昰应回国一事上,李鸿章颇费了一回思量,有人推荐丁汝昌完成这一任务,李鸿章认为由丁汝昌护送太显眼,恐怕日本误以为中国军队重返朝鲜,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想来想去,后来决定由当时还不显眼的袁世凯来护送。

    平息壬午兵变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对外军事行动。清廷在平定壬午兵变过程中体会到海军行动之迅速和震慑力之强,对北洋海军甚为满意,以李鸿章创办海军有功,交部从优议叙。9月14日,清廷应李鸿章的奏请,任命丁汝昌为直隶天津镇总兵,统领北洋水师。10月10日,李鸿章再以平定朝鲜之乱有功奏请加赏丁汝昌记名提督、穿黄马褂。黄马褂说到底不过是一种黄颜色的马甲,但是,在清代,获赏黄马褂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荣誉。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立过赫赫战功,是不可能穿上黄马褂的。

    11月1日,李鸿章在签发聘用英国人琅威理的合同中写明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具有指挥北洋舰队任何舰船及中外军官的全权;琅威理为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负责舰队的组织、操演、教育及训练工作。

    事实上,丁汝昌此时尚未被朝廷任命为海军提督,他只是统领北洋水师。但是,丁汝昌实际上已经履行提督的职权、承担提督的责任;由于外交上的需要,李鸿章就在签发聘用英国人琅威理的合同中将丁汝昌称为海军提督。至于北洋海军提督人选,李鸿章早已心中有数,非丁汝昌莫属。由他向清廷奏荐只是时间问题。

    琅威理,是继葛雷森之后的第二任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生于英国,十四岁入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十六岁入英国海军实习,历任海军准尉、代海军少校、海军少校、中校副舰长、上校舰长等职,曾多次护送中国从英国订购的军舰来华。琅威理为人热情,责任心强,坚毅果敢,治军严格,是一位十分优秀的海军将领,在受聘供职于北洋海军期间,为中国海军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琅威理在任期间,以对舰队管理、训练的负责和对海军业务的精通在官兵中受到一致好评。他工作十分勤奋,终日料理与舰船有关的事务,一刻也不休息,甚至在如厕时还命人打旗语传令。由于他要求十分严格,海军官兵们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训练中没人敢出差错。这样一位教习对官兵的积极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宣布中立,琅威理为了回避而不得不返回英国,此时他受雇还不到两年。丁汝昌为此颇感惋惜,称“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人品也以琅威理为最好,平时认真带兵训练,订立的相关章程与英国海军的章法是一致的。“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玩不能逮。”还称“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可验诸口碑”。也难怪丁汝昌如此称赞琅威理,琅威理临回国时还留书信提示丁汝昌:“水师已有一半功夫……若从此守住,则后来或可一线到底;若见异思迁,则前功尽弃。”这样一位教习,怎么能不令人感念呢?

    一个人有多高的职位,就肩负多么重的担子。重任在肩的丁汝昌已经意识到,新式军舰与湘军淮军的旧式枪炮是不同的,受过专门教育训练的海军官兵与目不识丁的淮勇是不同的,抵御近代化海军的侵袭与镇压农民起义更是不同的。丁汝昌英勇善战,复出谋职时因缘际会被李鸿章视为“横海楼台之选”,经过一番学习成了北洋海军统领,这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但他心中清楚,自己并不懂海军,更谈不上懂得海战。陆上作战与海上作战毕竟是不同的。他曾经“隶长江水师”,但那毕竟是很短一段时间,而且接触的只是木船。丁汝昌日益感到肩上的担子很沉。他被任命统领海军后,在写给税务司徳璀琳的信中称“惟仆驽下不材,谬率水军驻防口内……”在另一封信中说“弟质本无用,自知难胜重任”。这些虽是谦辞,却也反映出丁汝昌并未因担任了海军提督而得意忘形,恰恰相反,他深知责任之大和自己才学之欠缺。不管面临的是多大的困难,他决心驾驭好这支辛苦建立起来的海军,为国效力。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认真学习,任劳任怨。虽然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舰队出洋、操演、应战,他都身先士卒,亲自登舰督率,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一个将领偶尔对官兵进行检阅,跟官兵一同演练,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像丁汝昌那样一以贯之、始终以身作则,是不容易做到的,也因此是值得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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