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由台湾本岛及兰屿、绿岛、琉球屿、龟山屿、彭佳屿、钓鱼岛、黄尾屿等22个附属岛屿、澎湖列岛64个岛屿组成，总面积36006.2245平方公里，其中本岛南北长394公里，东西最宽处144公里，面积35789.3944平方公里，约占全台湾面积的97%，是中国的第一大岛。
台湾在地形上是一个多山之岛，山地面积约占全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台东山脉是台湾的五大山脉，这些山脉都有规律地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平等排列，其中中央山脉南北纵贯台湾本岛全境。台湾本岛地形呈中间高、两侧低的态势，以中央山脉为分水岭，渐次向东、西海岸跌落，高山多集中于中部偏东地区，形成东部多山地、中部多丘陵、西部多平原的地形特征。但丘陵和平原的面积较小，丘陵面积约占台湾本岛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平原则约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五分之一。
台湾四面环海，海岸线全长约1600公里，其中本岛海岸线全长1139公里，但由于大部分的海岸比较笔直，所以只有北部的基隆港与南部的高雄港水深港阔，是天然的良港，其余都是小型的港湾。
台湾地处东经124°34′30″（宜兰县头城镇赤尾屿东端）至119°11′03″（澎湖县望安乡花屿西端），北纬21°45′25″（屏东县恒春镇七星岩南端）至25°56′30″（宜兰县头城镇黄尾屿北端），北回归线从台湾本岛的中部横穿而过。全岛恰跨温带与热带之间，气候上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加上受海洋性季风影响，具有气温高、降雨量大、台风频繁的特点。台湾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除高山地区外，年平均气温约在22℃，终年气候宜人。台湾是我国降雨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除西部沿海地区降雨量较少外，其余各地年平均降雨量都在2500毫米以上，中央山脉的一些地方甚至达到6000毫米以上，雨量充足。台湾也是我国受台风侵扰最多的地区，每年6—10月是台风季节，其中7—9月台风次数最为频繁。
台湾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祖国名符其实的宝岛。台湾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加上众多的水利设施，所以自开发以来农业生产就十分发达，米、糖、茶是台湾驰名中外的三大物产，其中尤以稻米、甘蔗最为突出，在历史上就一直是台湾的经济支柱。台湾四面环海，又处于暖流与寒流的交汇处，海产十分丰富，鱼类多达500多种，一向是重要的渔产区，渔业发达。地下资源丰富，已探明的各种矿藏有200多种，主要的矿藏是煤、硫磺、金、铜、天然气、石灰石、大理石等。
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深厚而久远。据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的研究发现，台湾岛是亚洲大陆东南部大陆架边缘的一部分，原本与大陆是相连的，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的部分陆沉成为台湾海峡，台湾就变成了海岛。根据考古发掘和史前文化研究的发现，台湾的早期先民，其祖先是百越中闽越的一部分。三国时称山夷，隋代称流求土人，唐代以来马来人和其他民族陆续迁入台湾，与原居民融合，明代称“东番”“夷”，清代称“蕃族”或“土番”等。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台湾住民“左镇人”，就是在距今约3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从祖国大陆东南地区出发，通过连接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陆地，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台湾。而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居住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的闽越族的一支分数批漂流到了台湾，将祖国大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即磨制石器和印纹陶、彩陶、黑陶技术带入台湾，其中的一部分人留下来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今日泰雅、赛夏、布农、朱欧等高山族族群的祖先。所以台湾与祖国大陆有不可分割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台湾的根在祖国大陆，台湾与祖国大陆应是“血浓于水”的关系。
在以后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祖国大陆历代政权派出的官吏、军队数次到达过台湾，元朝和明朝都曾在澎湖设置巡检司，派驻官兵防备台澎海域。来自大陆东南沿海的一些汉人，陆续前来捕鱼、交易，他们用各种生活用品或铁制工具换取当地土著居民捕猎的兽皮。当时台湾原始森林盛产野鹿，所以鹿皮成为土著居民交易的主要物品。
当历史进入16世纪末17世纪初，也就是中国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伴随着东南地区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和西方殖民者东侵的影响，福建广东沿海商民逐渐突破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的禁锢，扬帆航行于东西洋，经营海上贸易，形成以武力为后盾的海上走私集团。为了躲避明朝官兵的追剿，他们开始来到澎湖一带活动，并逐步进入台湾。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为了打击东南海上走私集团和防备日本对台湾的野心，明朝在澎湖设立水师游兵营，分守春、秋两季，但由于台湾近海港汊众多，进兵、行船不易，加上明朝政府对台湾海防要地缺乏认识，只满足于通过澎湖设防遥治，实际上已是鞭长莫及。从此台湾岛被海上走私集团当作栖息地和货物集散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经营台湾的时代。
当郑芝龙加入著名海商李旦集团并逐渐为李旦所倚重的时候，他从日本平户被派往澎湖充当荷兰人的通事，荷兰人撤出澎湖到达台湾后，郑芝龙也到了台湾，后来逐步脱离荷兰人，成为台湾魍港、北港两地汉人的首领。那时从大陆沿海过来的中国帆船大都在魍港停泊，港口上有一个石灰岩小岛，留居于此的汉人百姓就在上面挖取石灰烧制用于建筑房屋，以便长期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物物交换。大概在这个时期，台湾先住民已经从汉人那里学会从事简单的农作（种稻和插秧技术）。明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受明朝招抚之后，台湾海峡航行安全受到郑氏的保护，汉人来台人数逐年增加，华人首领苏鸣岗、林亨万从南洋招工入台开垦农业，带来种稻和制糖技术，大大促进了台湾种植业的发展。崇祯初年，福建恰逢大旱，郑芝龙向福建巡抚熊文灿建议迁移漳州泉州二府饥民到台湾垦荒，得到批准，于是郑芝龙拿出个人的资产购买耕牛粟麦种子分给这些饥民，“人给三金一牛”，让他们开垦岛上的荒地。这些汉人先民手持耒耜，腰插刀斧，进入荒山莽林，与野兽相争逐，开垦出万顷田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又成为反抗荷兰人殖民统治的中坚力量。
正当台湾获得初步开发，汉人社会逐渐形成的时候，明朝政府却深陷于内忧外患之中，西北李自成农民军势力的迅猛发展和关外后金政权的不断袭扰，使它无力顾及东南海防，这给当时已频繁活动于中国沿海的荷兰殖民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初期在印度尼西亚获得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作为立足点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准备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它先与葡萄牙人争夺中国澳门，没有成功，随后在明朝奸商潘秀等人的诱使下，决定侵占澎湖作为对华贸易基地。1604年8月，由韦麻郎率领的荷兰舰队抵达澎湖，由于澎湖只在春冬二季驻兵，那时正是讯兵撤离的时节，所以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地，轻易地占领了澎湖。当澎湖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消息传到明朝福建官府之后，官府下令逮捕奸商潘秀，福建巡抚徐学聚奏明朝廷，由福建总兵施德政统水师防范沿海各岛，准备与荷兰人一战，又派遣都司（又叫都指挥使，明代地方最高军事官员）沈有容带兵上澎湖，严厉要求荷兰人退出澎湖。韦麻郎面对明军的大兵压境，考虑到自己的力量薄弱，又没有后方的支援，只得于十二月十五日扬帆而去。
荷兰殖民者初次侵占澎湖失败后，并没有打消再次夺取澎湖的念头。1619年，荷兰为了与西班牙、葡萄牙争夺东亚贸易权，与另一个新兴的航海殖民国家英国建立了同盟关系，组成联合舰队。1622年4月，这支联合舰队的首领荷兰人雷约兹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第四任长官科恩的指令，率领16艘荷英舰船袭击澳门及寻机占领澎湖。六月下旬，雷约兹的舰队在澳门遭到葡萄牙重型火炮的猛烈抵抗，损失200多人，于是按照科恩的计划调头驶向澎湖马公，于7月11日从红木埕登陆。荷兰人再次利用明朝讯地驻兵撤守的时机占领澎湖，虽然这一次有十艘左右的明军哨船在附近巡视，但因估计寡不敌众，没有示警就陆续撤退了。此后，荷兰殖民者用武力强迫澎湖华人百姓搬运土石，为其修筑城堡。这些被迫替荷兰人修城的中国劳工命运十分悲惨，由于荷兰人有意不让他们吃饱，每天又要承受重体力的劳作，在城堡未完成前，其中的一千三百人死于饥饿劳累，剩下的三十余人又被荷兰人残暴地贩卖到巴达维亚。以上荷兰殖民者的暴行，被清楚地记载于英国传教士庞德古的《难忘的东印度公司旅行记》。就连荷兰第一任台湾长官宋克，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我们前时在中国沿海的行为，激起了全体中国人的反抗，一般把我们看作杀人者、掠夺者和海盗。我们对全体中国人的行为，确是残酷野蛮的。我以为用这种方法永远达不到和中国通商的目的。”
荷兰殖民者在侵占澎湖之后，变本加厉地袭扰中国东南沿海，他们经常在海上截劫商船、掠夺人口，有时甚至上岸焚掠劫杀，严重破坏沿海人民的生计，也引起明朝地方官员的忧虑。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等人将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攻击中左所（也就是今天的厦门）的情形上奏朝廷，许多官员都主张对其用兵，以武力驱逐。
天启二年（1622），荷兰战船进犯厦门，明军总兵徐一鸣、赵颇率师迎击，俘斩数十人。次年（1623）荷舰再次进犯鼓浪屿，明将王梦熊率军迎战，夜间以数十小艇运载火药潜至荷舰旁，然后乘风纵火，焚烧荷兰夹板船十余艘，生擒荷军首领牛文来律。天启四年（1624）正月，福建巡抚南居益决策收复澎湖，派前锋王梦熊率水师进入澎湖镇海港，筑石城为垒，边筑边战。另外派遣一支军队控制荷兰人的汲水点，断绝其淡水水源，并向荷兰人扬言说，已准备战舰万余艘，载石前往澎湖填塞各岛港道，以战驱敌的气氛顿时弥漫于厦、金海域。6月22日，福建总兵俞咨皋（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奉命率舟师突入澎湖马公，在娘妈宫前排列火炮对准荷兰城堡，接着夺取荷兰人借以取水和打柴的四处岛澳。此时聚集在澎湖对面金门白沙岛的明军人数已多达四千，船只百余艘。荷兰舰队司令官宋克眼见已陷入重围之中，不得不派人求见明军总兵俞咨皋，企图通过和谈脱困。
南居益、俞咨皋决定接受荷兰殖民者的妥协。南居益考虑的是明军人数虽多，但如果与荷兰夹板船硬拼，即便获胜也必定伤亡惨重。俞咨皋则与荷兰人在商贸上早有秘密往来，不愿与之彻底破裂。他向巡抚推荐海商泉州人李旦（即郑芝龙故主）作为中间人充当与荷兰殖民者谈判的使者，得到南居益的许可。这样，在八月中旬夜明星稀的一个晚上，海商李旦神秘地进入澎湖荷军城堡，向荷兰人提出南居益、俞咨皋两人的条件，这个条件是，荷兰人必须撤出澎湖，但允许他们到台湾与明朝进行贸易。荷兰人很快接受了这个令他们相当满意的条件，并于8月底全部撤出战船，向东南方向的台湾岛靠近，结束了对澎湖的第二次侵占。然而明军虽收复澎湖，但由于当时政治腐败，部分官员与投靠荷兰殖民者的海商私下勾结，军事统帅只满足于收回讯地，竟不敢乘胜追击，而是以出卖另一处领土主权为代价，致使我领土台湾被荷兰殖民者侵占38年，不能不说是极重大的失策。
正由于此，一些外国人的著作竟说中国明朝政府曾经同意荷兰人占据台湾，这显然是对历史的缺乏了解和恶意歪曲。荷兰殖民者从澎湖撤至台湾，首先是迫于明军强大的军事压力，明朝是胜利的一方，自无割让土地之理。福建巡抚南居益在给朝廷的奏疏上也说，有将领主张先收复澎湖讯地，避免重大伤亡，等待时机再整兵“一网尽之”，所以“姑许”荷兰人暂时寄居台湾，为一时权宜之计。当时朝廷并未下诏许可，地方官吏自然无权对外擅立条约，故所谓“割让”一说，实属荒谬无据。就连荷兰史料《荷兰贸易史》（作者甘为霖）也承认，“这块土地（指台湾）是属于中国皇帝的”。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立即在台湾西南一鲲身（古岛屿名。原在今台湾省台南市西南海中，在大员港入口处，广约三平方公里许）修筑热兰遮城堡（即台湾城），以图站稳脚跟。1625年初，宋克被任命为荷兰首任台湾长官后，更加紧在台湾的殖民活动，凭借武力对台湾汉人百姓、土著居民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奴役。荷兰殖民者感觉仅凭热兰遮城堡尚不足以维持对台湾的军事统治，所以又在海湾对面台湾本岛中国移民大量聚居的赤嵌地方建筑新的城堡，取名“普罗文查”，与热兰遮城堡互为军事犄角。荷兰人选定的这个区域有一条淡水河流过，土地肥沃，鱼兽成群，可开发为街市，便于荷兰人居住和经商。接着，荷兰殖民者通过以极低代价向土著买地的方法，巧取豪夺，逐步侵占台湾西南部的萧垅、麻豆、目加溜、诸罗山、琅峤等地的高山族区和蚊港等地的汉族区。1642年荷兰殖民者打败当时侵占台湾鸡笼（基隆）、淡水的西班牙人后，控制了台湾北部地区。到1650年，约有三百个村落的土著居民区域被迫接受荷兰殖民者的统治。在上述殖民扩张过程中，荷兰殖民者对台湾人民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残酷镇压，经常成片地焚烧土著居民村社房屋，将各社族人“斩首示众”，然后强迫土著居民头人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宣誓服从”。为了便于管制，荷兰殖民者还随意强迫土著居民“移民”。如1661年初，曾命托西托当村的两个长老和57位村民到热兰遮城领取通行证，移居到南部凤山平原的“一个地点适中的村庄去”，另外强迫德克都村社的人全部搬到放索地方。不但如此，荷兰殖民者还宣布汉族、土著居民境内无论已开垦或未开垦的土地，全部收归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有，称作“王田”，强迫台湾汉族、土著居民缴纳高额地租和所谓的“人头税”，其中规定高山族同胞须用鹿皮缴纳，以满足当时对日本最为大宗的货物输出。此外，狩猎捕鱼也要课税，如狩猎用的网罟每月要交执照税荷兰币一里尔，在台南海域捕猎鲨鱼的中国居民，每捕一条鲨鱼要缴纳一个荷兰辅币Stuiver，等等。然而荷兰人在台湾进行的殖民掠夺最重要的还是垄断对外贸易。他们一方面对台湾汉族海商课以极重的关税，使其无利可图自行放弃或破产，另一方面利用社商制度将大部分重要产品集中到荷兰公司手中，再由公司货船运输到国外价格最高的地方，谋取巨额利润。其中由荷兰人垄断从台湾输出的产品，是向日本分公司运去的每年七八千担的糖（总计可获得数十万荷兰盾）和数万张的鹿皮（据估算从1633年至1660年，每年输往日本的鹿皮最高竟达十五万张，野鹿的数量急剧减少，对台湾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荷兰殖民者正是以台湾为贸易中转站，把中国商品运到日本，再拿在日本所获得的白银去中国买进商品从中取利，利润为百分之一百。有史料统计，在侵占台湾的10年内，荷兰人对华贸易净利每年达一百万美元。
除了经济上的掠夺，荷兰殖民者还采取分化政策，一方面利用土著村社长老进行间接统治，使他们逐渐变成“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极力阻挠汉族百姓与土著居民之间的往来，甚至公开挑拨两族人民的关系。在1660年10月的一份荷兰公司评议会决议录内，荷兰人认为：“我们绝不能过于信任汉族人和土著居民，后者之不可信赖，是由于汉族人跟他们很有来往，经常毁谤我们的政府，很容易被引诱来反对我们。”因此，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之初，就通过传教士极力推行基督教义的教育，以求在文化上进一步降服台湾人民。这种基督教传教活动在汉族同胞聚居地受到强有力的抵制，基本上无果而终，但在土著居民生活区域内却有所成功。
在其窃据台湾的第四、五年，荷兰牧师、教师及医生等就深入到新港、目加溜、萧垅、麻豆、放索、琅峤等数十个村社，建立教堂和基督教学校。他们强迫当地儿童在基督教学校上课，学习福音书，每逢星期日还把村社百姓集中到教堂听讲教义。为了便于传道，荷兰传教士还用当地番语翻译《马太福音》，专供土著信教者使用。荷兰殖民者十分得意地总结说：“对付本地人的成功，真正的原因既非由于军事力量，亦非由于政治制度（虽然两者均是重要因素），而是由于传教士个人的影响……政府充分了解这一点，因此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的确，在文化渗透方面值得荷兰殖民者如此自豪，据1639年的日文史料《荷兰人的番社教育》转载的“教会视察报告”称，台湾新港社人口1047人中近千人受洗礼入教，目加溜社人口1000人中有261人，萧垅社2600人中有282人，麻豆社3000人中有215人，大目降社1000人中有209人受洗礼入教。但汉族百姓信教者都百不及一。荷兰殖民者用基督教传播奴化当地百姓，强制台湾民众接受西方文化，企图以此淡化直至消除汉文化的影响，这在土著群落中算是基本实现了。荷兰人承认说，“荷兰东印度公司传教的目的，并不是纯于博爱，而是确信这对他们有利，因此迫不及待地从本国聘来牧师，让他们在野蛮部落中进行布道。”
台湾人民不堪忍受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曾屡次掀起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在土著居民聚居区中也多次发生，因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尤其是在被强迫到台湾西南部服苦役、修筑城堡和村社被强迫搬迁的时候。这在荷兰史料《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一书中，有相当详细的描述。1652年，也就是郑成功所奉南明永历六年八月，台湾汉族百姓在郭怀一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抗荷兰殖民者的起义。郭怀一是郑芝龙在经营台湾时期的部属，当郑芝龙受明朝招抚离开台湾到闽、粤为官后，郭怀一没有追随郑氏投诚，而是留在台湾继续从事垦殖，并成为蚊港一带华人首领（汉族移民称为“长老”）。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实行王田制，郭怀一被赤嵌城南部百姓推举为村长。他痛恨荷兰人的暴虐，认为台湾旧主本是郑芝龙，如今汉族百姓垦荒耕种之地，荷人无故侵占，设关征税，侵夺土地，实在不能容忍。他在中秋前招集部众饮酒商议，对他们说：“大家被红毛鬼（明朝时中国人见荷兰人毛发多呈红色，蔑称他们为“红毛”）长期虐待，也许不久就要相继饿死，与其等死，不如奋起与荷兰红毛鬼一战，假如战胜了，台湾就是我们的，战败也就是一死，请大家想想这个道理！”众人念及二十余年来为荷兰殖民者所欺压，都激愤难抑，决心追随郭怀一起事，以暴动驱逐荷兰人。
然而就在郭怀一密谋利用中秋夜宴请荷兰公司长官的时机将他们全部杀死，准备尚在进行之中的时候，郭怀一的弟弟郭苞觉得兄长的决策是一种冒险行为，由于极端地怕死和不愿意改变自认为目前还过得去的生活现状，竟然私自跑到热兰遮城堡向荷兰台湾长官费尔堡告密。郭怀一知事已泄密，只得提前举事。9月8日，郭怀一在匆忙间带领临时召集起来的群众袭击赤嵌城，他们放火焚烧街市，逐处搜杀荷兰人，在一两天内，即得到台湾汉人的热烈响应，士美村及赤嵌城邻近地区各村寨的村民纷纷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很快发展到一万六千多人。他们高举着竹竿、木棒、锄头等原始武器，高喊着“杀死荷兰狗”的口号，冲进赤嵌城里，几乎占领了这座由荷兰人新建的城市。荷兰殖民者在赤嵌城被攻破之后，才意识到起义者并不那么容易对付，他们不但从附近地方调来许多军队进行镇压，还从他们所收服的几个台湾土著居民村社征召了一支两千人的“土番”队伍协助作战。由于荷兰人拥有火枪、火炮等近代进攻性武器，而起义军虽然作战勇猛，却只有竹竿、木棒、锄头作为武器，难以抵挡猛烈的炮火。郭怀一只得率部退出赤嵌城，至二仁溪，准备凭溪固守。9月12日，荷军带领“土番”队伍再次发起猛攻，双方在二仁溪激战终日。郭怀一身先士卒，冒死指挥抵抗，不幸为荷军炮弹所中，当即阵亡，起义军也损失惨重，残部在副首领龙官率领下突围退至欧汪、大湖，坚持了八天，最后粮尽援绝，除少数人逃走以外，绝大多数人壮烈牺牲。副首领龙官被捕后让荷兰兵活活烧死，并被凶残地割下头颅插在竹竿上示众。此次抗荷起义历时十五日，在荷兰殖民者的镇压下彻底失败，汉族百姓被屠杀者达四千余人。部分土著村社头人在荷兰殖民者的诱惑下也参加了对起义的镇压，这是值得引起深思的。
郭怀一的反荷起义被镇压后，台湾人民更加认清荷兰殖民者的狰狞面目，但他们已无力解除压在身上的桎梏，只能将收复故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海峡对岸的抗清领袖郑成功身上。
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的同时，对于与厦门一水之隔的台湾以及荷兰殖民者的动向早有密切关注。为了扩大养兵资源，郑氏政权与荷兰人既保持一定的通商往来，又同它有矛盾和斗争。尤其是郭怀一起义之后，荷兰殖民者怀疑起义得到郑成功暗中支持，因而对郑氏到台湾贸易的商船严加盘查，甚至在海上劫掠郑氏贸易商船。为此，郑成功于1655年11月曾传令封锁台湾海面，禁止各港口一切商船到台湾通商贸易。禁令延续两年，使荷兰殖民者在经济上遭受很大损失。荷兰总督揆一被迫派通事何斌到厦门向郑成功表示道歉，要求恢复通商。由于此时郑成功全力准备北伐战事，故同意了荷方的请求，但规定自台湾来厦门的商船由郑氏委派何斌统一征税。南京战役失败后，荷兰殖民者认为郑成功已元气大伤，不足为惧，加上台湾荷兰评议会做出郑成功即将攻夺台湾的判断，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荷兰增援舰队正驶向台湾，因此荷兰殖民者对郑氏在台湾向贸易商船的征税不再予以容许，郑氏代理人何斌也遭到追查和迫害。永历十四年（1660年）一月，何斌潜回厦门拜见郑成功，将台湾百姓深受荷兰殖民者压迫，盼望郑成功出兵解救的迫切情形作了详细介绍，并进献可供进军台湾使用的水路地形图，促使郑成功下定东征台湾的决心。
然而，此时郑成功尚无力东顾，特别是当年五月间，清廷乘郑成功南京新败，喘息未定，任命达素为安南大将军，调集原拟南下救援南京的清军，并浙、直（江南诸府，清初称南直隶）、粤三省水师直扑厦门，企图一举歼灭郑氏抗清力量。
面对生死决战，郑成功根据敌我优劣情势，迅速做出部署，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决定围歼清军于海上。他传令将官兵家眷搬往金门暂避，然后亲自督率水师在厦门与海澄交界的海域防御从漳州港方向来犯的清军。五月初十日，两军在海上交锋，郑成功亲自下船乘八桨小舟往来指挥，坚持与清军周旋至潮平风顺，然后以大海船顺流冲撞，接连撞毁清军水师的几艘先锋船，生擒清军骁将尼马勒、石山虎数人。当日午后南风盛发，郑军援师乘风自浯屿（厦门南面海域岛屿）包抄而出，船上铳炮火罐齐发，清军战船或遭焚毁，或在急遁间不慎搁浅，一时溃不成军，另一路由达素亲统进攻厦门北面的清军，也在郑军强烈火炮的轰击下扬帆退却。
厦门保卫战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郑军的士气，稳固了金、厦基地，使清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进犯。然而，永历十四年（1660年）以后，郑氏政权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战略局势。首先，清军在对厦门的作战失败后，加紧了对郑军的封锁。根据福建总督李率泰的建议，清廷下令实行“迁界”，将沿海百姓迁往内地，以断绝郑军物资供给，郑氏从事贸易活动的山路五大商秘密站点也几乎被清方一网打尽。其次，西南抗清战场每况愈下，永历皇帝仓皇逃入缅甸，李定国孤军苦战，很难对东南战场起声援作用。此外，由于北征战役的失败，金、厦后方时刻处在强大清军的威胁之下。清朝挟统一大陆的威势，随时可以集中数省水陆兵力，向金、厦两岛分进合击。在这种陷于内线作战和力量悬殊的战略形势下，郑氏政权已危如累卵。雄才大略的郑成功清醒地认识到，仅凭厦门、金门、铜山、南澳几个弹丸小岛，要与强大的清军相抗衡是极其困难的，必须寻求建立具有海域隔绝的后方基地，以便安顿将领家眷，拓展海上贸易，提供充足的粮饷，然后出师征战才没有后顾之忧。
郑成功思虑再三，将目标锁定在台湾。台湾与大陆有广阔水域相隔，郑军掌握制海权，不怕清军跨海来攻。更重要的是，取得台湾，控扼海峡，即可夺回对日本、东南亚乃至整个远东水域的贸易控制权，今后火药铜铁等军需物资就可以从海外购买，不必从清朝控制的大陆地区获得。况且东征台湾，于情于理，均无不妥之处。郑成功始终认为，台湾是父亲当年移民垦荒储粮之地，是先人创下的基业，岂可为荷兰殖民者久占？1660年他在给荷兰长官的信中谈及台湾时就提出，“我父一官（郑芝龙曾经取过教名尼古拉·一官）当时统治这块地方（指台湾），曾经给予你们开放指导，并维持此地与中国之贸易，曾经很是顺利。”由于郑成功在北征失利之初就已萌发收复台湾的打算，所以特别指示长期参与中枢指挥的忠振伯洪旭安排其胞弟洪暄为澎湖守将，靠近台湾，日夜打探荷兰军队的动向及观察台湾近海天象水情，定期以快船密报厦门郑氏中军大营。此事因属绝密，连同何斌献图一事，郑成功并未向部属透露，仅有执掌机密事务的洪旭等数人清楚而已。
为了使将领明确东征台湾的必要性和制定攻台战策，永历十五年（1661）正月，郑成功在厦门召集提督、镇将、参军等文武官员商议东征问题。郑成功在会上首先提出：“自北伐失利后，清朝欺我孤军势穷，调南北舟师合攻厦门，幸赖众将之力，士兵用命，将其击败，至今不敢来犯。去年何斌所献台湾一图，台湾有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现在驻守台湾的荷兰士兵不足千人，攻之唾手可得。我决定平克台湾，作为根本之地，用来安顿将领家眷，今后我们东征西讨才可以消除后顾之忧，并且可以生聚教训（指繁衍后代，获得兵源及训练士卒）。”
郑成功的主张在此次军事会议上并未获得大多数将领的响应。由于台湾未经全面开发，山林瘴气弥漫，瘟疫盛行，许多刚到台湾的汉族百姓都出现水土不服生病的状况，加上荷兰殖民者在入港近处设重炮把守，船只根本无法靠近，故郑军高级将领多数都有畏难情绪，许多久经沙场的宿将如提督黄廷、王秀奇，兵官洪旭、户官郑泰等，都不发表意见。宣毅后镇总兵吴豪则当场表示反对，他说：“台湾现在被红毛鬼所占据，他们在赤嵌与一鲲身各建有一座城堡，靠近航道的地方设有炮台，又凿沉几只夹板船，填塞在内港迂回曲折处，用来阻碍大船进港。像这样坚固周密的防卫，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要夺取它谈何容易，我看一定是白费力气。”吴豪曾经跟随郑芝龙到过台湾，对台湾地势水情有一定的了解，所说的情况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郑成功只得宣布结束会议，传令文武官员暂回思虑对策，准备下次再进行商议。
不久，郑成功再次下令召集文武官员商议东征事宜，吴豪仍力持反对意见：“前日藩主（郑氏部属对郑成功的日常称谓）曾经询问过台湾情形，我已将所知的情况细细禀报，不是我们不肯用命，实在是因为红毛鬼火炮利害，近港水路险恶，即使有出奇制胜的谋略也没有用，众将士想要奋勇一战也无法施展，真正是徒劳费力的事啊！”郑成功见吴豪再次反对东征，心中深为不快，当即批驳：“此是很普通的见解，不能用在今日助我一臂之力。”前提督黄廷也不愿东征，但不敢直言反对，只说：“听说台湾地形很是广阔，实际上我也不曾到过此地，不知道具体情形。像吴豪刚才所陈述的关于红毛火炮险恶厉害，也应该确有其事，何况战船没有其他港道可以行走，如果只能从荷兰炮台前经过，那不是相当于将士兵送到敌人炮口之上。”郑成功素知黄廷惧怕台湾水土，不愿远离闽海，有此意见的将领很多，黄廷又是他一向倚重的高级将领，郑成功不便批评，只得询问其他将领还有什么看法。亲军骁骑镇提督马信发言说：“藩主所忧虑的，正是我军依靠金、厦诸岛已经难以与清朝长期抗衡，所以想先找到坚固的后方，然后壮大前方枝叶，这的确是周到万全的策略。我是北方人，对台湾的情形一点都不了解，但历史上三国时西蜀虽有高山峻岭，魏兵还是攀藤而上，卷毡而下。东吴虽然有铁缆横锁长江，也还可用烈火烧断。现在红毛鬼虽然凶狠狡狯，布置防备周密，难道就没有好办法可以破它？不如乘着清军败回，我军将士闲暇，派出一支水师前往侦察，倘若可以攻取，就合力而攻取，如果红毛鬼炮火确实难以抵挡，退回再作商议，也还为时不晚。”郑成功称赞马信的见解较为妥当，认为是“因时制宜，见机而动”的见解。吴豪还是坚持反对意见，并表示台湾确实是自己多次到过的地方，既然清楚它是无法攻克的实情，如不加以劝谏，只是附会跟从，必将会误藩主大事，那才是背负罪责了。弄得与会诸将私下耳语，一片议论纷纷。参军陈永华起身倡言：“凡事应该先尽人力，然后再听由天命。如宣毅后镇吴将军所说的，是因为他到过其地，所以能细陈利害，这是守成慎重的见解，也是对藩主一片忠心的话语，不能说不对。马提督的论述，是要出动水师前往，审时度势，乘虚进取，这算是临敌之际随机应变的策略，我看可以试一试，最后必须由藩主来裁决。”而水师将领杨朝栋积极发言认为应该出兵收复台湾作为后方基地，郑成功听完十分高兴，认为杨朝栋的话简直可以破除千古疑惑。就这样，郑成功以一代军事家的雄才伟略，力排众议，确立了收复台湾的历史决策。
郑成功深知台湾非自己亲征不可，所以东征决策既定，就安排老将洪旭、黄廷、族兄户官郑泰、参军陈永华等辅佐长子郑经留守厦门，然后将中军大营移驻金门，亲自部署修葺战船，准备渡海作战。此时又传来清朝顺治帝的死讯，郑成功估计清朝正遇上“国丧”（一国之君死后，全国哀悼），新主尚未继位，一时将不致轻易出兵征讨，却正是自己东征台湾的大好时机。目前春季已到，北风季节即将过去，不久南风将发，逆风行舟有所不便，但郑成功熟知福建沿海海情，知道逆风季节常有数日风平浪静，故出师行期不能再延迟了。况且据澎湖哨探密报，因荷兰人见郑军可能进兵的北风季节已过，原先停泊于台湾大员海面守卫进港水道的十二艘荷兰夹板战船，已于二月间分散驶回巴达维亚，台湾本土荷军也有所松懈放松警觉，即使荷军发现郑军来袭再向其巴达维亚总部请求增援，热兰遮城与巴达维亚之间相距千余海里，顺风行船也需要耗时二十余日。因而郑军此时出兵正符合兵法中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永历十五年（1661）三月初十日，郑军东征船队集结于金门料罗湾待风。二十三日中午，天时霁静，微风拂面，郑成功亲率首程东征大军十二镇共二万五千人，战船四百余艘，从料罗湾放洋向台湾进发。
东征的行程充满艰难险阻，首先是海上气候十分恶劣。24日郑军船队抵达澎湖时，行程尚属顺利，从澎湖出发时又有守岛多年、深悉水道的游击将军洪暄为前导，本可一路无阻迫近台湾。不料27日船队进发到柑橘屿时为风暴所困，不久又降大雨，海上阴雾弥漫，几乎无法行船。其次为军粮短缺。根据何斌的提议，大军几日就可以到达台湾，夺取荷兰粮仓，就有充足的粮米供给，因此郑军的粮食准备不足，如今风阻行期，官兵食物已尽，郑成功很是焦虑。为解燃眉之困，郑成功只得传令船队折回澎湖，派遣户都事杨英和洪暄在澎湖各岛向百姓征购粮食，结果也只收到番薯、大麦、黍稷百余担可供食用，还不够大军一餐之用。在此严峻时刻，郑成功当机立断，于30日夜间传令水师冒风起航，并在中军船上对诸将训谕说：“自古有冰坚可渡的例子，或者真有天意。如果天意让我平定台湾，今夜自然风平浪静。否则数万官兵，岂不是要坐困受饿于孤岛之上？”当夜一更过后，果然风雨稍歇，但海上波涛仍未平息，郑军将士在郑成功身先士卒精神的感奋之下，逆风破浪行进，四月初一日黎明顺利抵达台湾鹿耳门港外。
鹿耳门是外海船只进出台湾的北航道，因其近旁浮沙横亘的岛屿形状像鹿的耳朵而得名，号称天险，史料记载此处“沙石浅淤，港道迂廻”，船只极易触礁沉没，一向只能通行小舟，所以荷兰人对它逐渐放松警惕，并未派兵把守。南面可通行大船的深水港道（俗名大港），正是郑军将领吴豪所指的无法突破的难关，航道边建有热兰遮城，整个航道都处在荷军重炮的有效射程之内，因此荷兰殖民者认为已可保万无一失。岂知天有不测风云，事实上，经过雨水与潮汐多年冲刷，鹿耳门海底沙石慢慢松散，海水逐渐加深，形成一条可以通行大船的航道。何斌向当地渔民了解到这一情形后，又以垂钓为名在附近各地进行水量探测，绘成详细地图，同时根据海上经验，判断农历三、四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可以利用海水高涨之机，驶入大型战船，因而郑成功选择农历三月出兵，以及选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完全是既定的策略。
但郑成功还是听从几位担任向导的澎湖渔民的建议，在船队驶进鹿耳门前设案焚香，叩拜天地，说：“成功受先帝厚恩，委以复土征伐重任。然数年来寸土未得，危居孤岛。今移师东征，愿假此地方，以重整甲兵，恢复中兴。如果天命有在，望皇天垂怜，列祖默佑，助我三军直入，从容登岸。”话毕，令人在中军船船首以竹篙探测海水深浅，回报潮水比往日涨高一丈有余。郑成功大喜，传令放炮擂鼓，升高招旗号使后面船只一一紧随，由何斌引港导航，顺利驶入鹿耳门港湾，首先在禾寮港（今台湾台南忠义路一带）登岸，前锋直趋赤嵌。台湾汉族百姓纷纷前来迎接，以货车和其他工具协助郑军登陆，台湾各地的汉族百姓和土著居民也纷纷拿起武器，对荷兰人发起进攻。在他们的支持下，郑军士气更加振奋，各镇营快速穿插进兵，占据几乎所有的险要地势，完成了对赤嵌城的军事包围。水师战船则迫近荷兰人的两个主要城堡，基本控制了赤嵌城与热兰遮城之间的海域，切断两处荷兰人的联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