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那个叫做“影子”的日本集团

    在国内，我们对日本的索尼、松下、丰田等企业都如雷灌顶般的熟悉，却很少有人知道三井，或许连听都很少听说过。但是包括索尼、松下、丰田、东芝、三洋、NEC等知名集团都是三井集团的成员之一。

    2004年，曾在三井工作过的白益民被聘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的兼职教师，讲授“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到了第二年，他选拔毕业生去三井面试，但是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包括日语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听说过三井物产。更令人惊讶的是，当中国大多数企业梦想着进入世界500强的时候，三井物产对500强排名从来都是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三井物产这个体系内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的世界500强的企业。

    三井集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企业？到底是做什么的？“问我们做什么，不如问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做毒品、不做武器弹药这些违犯法律的事，但是其他的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做。”三井物产中国副总代表魏杰是这样介绍道。无论是农作物、矿产资源还是消费品，无论是原材料、中间件抑或是终端商品，在所有的生产、贸易和物流环节，三井都做。以至于有人说，商社从拉面到火箭，从卫星到鸡蛋，三井无所不包，甚至有比卫星大的宇宙，比鸡蛋小的芯片和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生物工程，三井都有涉及。

    三井物产在1995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二，并且连续5年以上进入世界500强前三名。近年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如果按照股权将世界500强榜上的丰田、东芝、新日铁等与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产值还原，它仍将是毫无争议的世界500强No.1。在世界范围内，三井投资、参股的企业几乎无所不在。三井物产拥有1100多家子公司，从1980年在中国设立事务所开始到现在，在中国有20多家分支机构，参与投资的企业达到了200多家。但是在与三井关联的企业身上基本看不到三井的名字，它就犹如一艘潜艇，潜伏在你的身边，但你却感受不到它。更可怕的是，它悄悄地潜入中国多年，悄悄地完成在中国的布局，悄悄地对中国的众多企业施行了层层“捆绑”。它就像是一只黑夜里的手，无形地抓住了你，你却对它毫无知觉。

    为什么三井会把我国的宝钢称为他们的企业？为什么有网友说新浪是日本企业？无风不起浪，难道这一切都只是空穴来风吗？中国航油集团在输掉5.5亿元的“赌局”中，谁是幕后的庄家？谁在背后为东芝撑腰，以42亿元吞下西屋电器，拿到了80亿美元的中国订单，又打响了“核大战”？

    货币战争、石油战争、资本战争、人才战争、粮食战争……这些战争是看不见的，因为无形的渗透比明显的渗透更难被发现。

    宝钢是日本内部企业？！

    据说，我国民间有这么一种捕猴的方法：在一块木板上挖两个洞，刚好够猴子的手伸进去。然后往木板的后面放一些花生。当猴子看见花生的时候就会伸手去抓。结果，抓了花生的手紧握成拳头，无法从洞里再缩回来，木板成了一块活生生的枷锁。猴子就这样紧紧抓着他的花生，被人轻而易举地捉去。

    这些猴子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它太缺少食物，把食物看得太重了。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莫名其妙地会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因为这个故事跟我国的宝钢与日本的三井是那么的相近。日本对渗入中国宝钢的策划跟这个故事是那么的相似！

    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但是三井早在1971年就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信息中嗅到了商机，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应该说，日本人的研究精神是非常独特的，他们可以从中国的报刊图片和铁人王进喜的事迹中推测出大庆油田的具体位置和规模，得到当时中国最为保密的情况，更何况是其他的。

    很快，他们就发现一个重大的缺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很快，需要大量从英国和加拿大进口废铁，而这两个国家似乎对废铁出口有所限制。钢铁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曾意味着一切。自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能力几乎是国力强盛的象征物。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实是一场关于钢铁的竞赛，斯大林提出了“钢铁就是一切”的口号，而美国在钢铁工业上的投入也不遗余力，很多年里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钢铁大国。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对钢铁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这个时候，刚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废铁出口国。就在世界上大多数商家还认为中美经贸往来为时尚早的时候，三井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分别与美国、中国谈判成功。1972年3月，大批废铁从美国运往了中国。

    1978年，中国宝钢进入建设阶段，三井集团因为与中国台湾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和政治联系，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非友好商社”。它没有公开露面，但是它旗下的骨干企业东芝和石川岛播磨重工却通过与新日铁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供应商。虽然新日铁不是三井集团总经理会议的成员，但实际上它持有新日铁商社20.132%的股权，是三井集团的“准成员”。中国的大型钢厂，几乎都从新日铁引进过设备。新日铁以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先导进入了中国的钢铁行业，特别是宝钢，几乎全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是从新日铁引进的。最初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因为这符合我们一直以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美好愿望。

    基本上没有人能发现，日本三井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布好了局，就等中国的钢铁企业入局。在中国刚建宝钢的时候，日本就把它的成套设备（在日本已经被淘汰的设备）以高价钱卖给中国。中国花了很多钱将成套的设备当宝贝似的买回来之后，才发现一个很无奈的问题：我们只是将日本的锅炉拿到了中国，这个锅炉还有特定的要求，必须得消耗高品位的铁矿石。而中国不存在高品位的铁矿石，都是低品位的铁矿石。即为了用这个设备，我们就不能用自己本国的铁矿砂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能被迫去买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即必须去买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的铁矿砂，直接造成了今天我国在铁矿石价格上面严重受到钳制的被动局面。

    更重要的是，这三大铁矿砂公司都是日本参股的公司，三井从中赚一笔。并且全球最大的运输铁矿石的海运公司中就有日本的三井商船，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买的那个铁矿石只是50美元一吨，但是我们交的运费可能还超过了50美元一吨。三井就在物流中赚了比铁矿石还多的钱。整个布局策划就好像是江边渔人捕鱼，先围一个坝，让鱼儿在不知情的时候顺水流到渔人事先设好的坑里，不用网就可以将大量的鱼儿一网打尽。

    1992年，三井物产与宝钢签署了综合合作协议，实现干部互派、情报共享等方面的牢固联系。此外，宝钢还花费8900万美元引进新日铁的管理软件，实行“集中一贯管理”模式，宝钢的一举一动都裸露在了三井的眼里，没有了秘密可言。

    除了为宝钢提供技术、物流服务和人才培训的同时，三井财团还积极“扶持”宝钢进行对外扩张，借助与宝钢的合资切入中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带领更多日本企业一起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上海交银、中银大厦、苏通大桥、上海地铁6号线等国家重点项目。

    三井和宝钢合资成立的宝井在中国兼并了很多其他钢材加工企业，基本上控制了华东和华南的高档钢材市场，并垄断了汽车钢板市场的半壁江山。但是由于主要生产设备和核心技术均来自于日本，甚至部分钢铁母材也一度从日本进口，宝钢实际上也没有掌握多少话语权。而三井在中国的布局却从沿海区域开始逐渐向内陆延伸……

    客观地说，三井在对宝钢的发展上是付出了很多的积极努力，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链接起来。但是宝钢就像是那只极度饥饿的猴子，虽然获得了三井的食物资助，付出的却是失去自由的代价。

    三井的布局是非常完美的，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的宝钢不过是整个布局中的一枚棋子而已。三井投资了巴西第二大铁矿生产企业Mineracoes Brasileiras Reunidas公司、澳大利亚利亚罗布河铁矿山、纽曼铁矿山，控制了钢铁的上游。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钢铁生产国，对于铁矿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宝钢这样一个中国龙头企业，三井把中国和澳大利亚、巴西三地的布局联系在了一块。作为国际矿石的最大“买家”，中国为三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同时也饱尝铁矿石涨价的痛苦。2005年，中国被迫接受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苦果，而几乎100%依靠进口铁矿的日本却毫发无损。因为日本的三井等财团拥有大量的铁矿石资源，而中国却没有这么稳定的铁矿石供应，只能被动依赖。另外，由于商船三井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运输企业，对中国和全球的海运市场了如指掌，在它的操纵和影响之下，海运费大幅度提高，中国的钢铁企业只能在更为艰难的夹缝中生存。

    虽然日本三井在为中国钢铁企业海外找矿和扶持宝钢方面“不遗余力”，但同时也让宝钢日益高度依赖三井。这样一个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钢铁垄断企业没有了秘密和自主性，对国家安全的隐患是可以预见的。宝钢已经被三井渗透太多，甚至连日本财团称为是他们的成员企业。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近两年参加铁矿石谈判的时候，平时由16家国内大钢厂组成的智囊团变成了由宝钢出面谈判，将自己的底牌在无意中就通过宝钢全部交给了日本的三井财团。

    三井财团在宝钢布局的谋划点就在于，“帮助”中国钢铁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了钢铁产业链中以铁矿石为源头，以物流为纽带的控制能力。三井物产就是通过所谓的“互利共赢”的长期协议，从上游对巴西淡水河谷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资源控制，到下游钢铁分销的影响，实现了对中国钢铁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进而影响中国的整个钢铁体系。

    在近五年的谈判中，宝钢在亚洲地区只成功获得了一次首发价的机会，日本新日铁则获得了其余的首发价机会。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不少企业虽然很勤奋，也不怕吃苦受累，但是闷头苦干没有意识抬头看路，很容易被不怀好意人下套，挣再多的钱也会被别人悄悄地圈走。而日本企业则更侧重于全局性的谋划，将中国的棋道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长远策划布局比中国早了四十多年。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积极地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2003年，三井收购了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Vale(旧称CVRD淡水河谷)公司的母公司Valepar公司15%的股份，并且还持续地扩大了与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之间共同合作的铁矿石事业。基于三井物产拥有权益比例的铁矿石控股产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年开采权益已超过4000万吨。早在中国还未改革开放之时，他们就抓住了中国钢铁工业快速增长，钢材、铁矿石进出口量迅猛增加的机遇，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在中国的钢铁布局。据三井物产的官方网站上显示：对手面前，中国钢铁“无机密”。力拓“间谍门”使得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尽管案件真相尚未完全披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钢铁业的生产经营等商业情报对真正的猎取者而言，的确是无机密可言的。

    借助“壳资源”跳进中国市场

    鹊巢鸠占，讲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有些鸟类有托卵寄生的习性，特别是斑鸠，它们自己不做巢也不孵蛋，悄悄地把蛋下到喜鹊的巢里，喜鹊以为那是自己的孩子，就细心地养育。可等斑鸠渐渐长大之后，就把喜鹊的蛋和孩子们挤出喜鹊窝，强占别人辛辛苦苦筑起的巢。

    这个故事我们国人都非常熟悉，日本人也很熟悉，因为他们从古至今都用考古学家的研究精神将中国研究得异常的透彻。而中国，却因为曾经的阴影和仇恨，不愿意去研究大洋彼岸的日本到底是什么状况，也很少有大学开设研究日本的专业，对日本的真实情况严重欠缺理解。日本有很多的“中国通”，中国却没有“日本通”。在这种彼暗我明的懵懂无知中，三井仅借用了中国鹊巢鸠占的故事就轻轻地将整个商业策划演绎得出神入化，神鬼不知。

    曾经在网络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新浪是由日本人控股掌控的，sina的发音与日语中“支那”一词的发音相近，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刚看到的时候，很多爱国网友都异常气愤，不假思索地破口大骂，并发誓不再登录新浪网站，号召大家集体抵制新浪。但是正当我们在非理性的愤怒中群殴新浪，欲将我们自己的门户网站亲手掐死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真实的历史悲剧。

    其实，新浪是日本人控股之中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日本的三井财团与当年新浪的前身四通公司确实有过一段始乱终弃的跨国“婚姻”。

    1984年，四通公司创立于中关村丁字街路口的一个只有一张办公桌的小屋里。刚成立的四通，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型打印机，这种款式的打印机是通过三井物资部进口的。该打印机配置上了四通自行研究的汉字驱动软件，比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生产的3070型打印机便宜了5000多元人民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四通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

    当时国内的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英文字母。为了能开发出一种中文打印机，总工程师王辑志四处求援，希望能够与国外公司合作实现技术突破。当王辑志找到三井物产的时候，他们敏锐的嗅觉立即就感觉到了商机的到来，谈判仅花了两个小时，三井物产物资部部长石田帮夫当即决定出资100万美元支持四通文字处理机，即后来的四通打字机。开发成功后，预计每年将会有10万台的销量，四通将从三井物产进口大批文字处理机的硬件。这么广阔的市场前景三井不可能不心动。三井物产安排四通公司的技术人员到其关联公司ALPS电器株式会社参观，拿来当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参考，提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四通表示，如果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他产品的方式来弥补日方的损失。

    1985年，四通与三井开始正式合作，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由三井物产投入100万美元的开发费。1986年5月，四通MS—2400打字机研制成功，第一年就销出了7000台。经过改进之后的四通MS—2401的技术即使在当时的日本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这是三井物产的评价。但同时他们也分析了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硬件解决远离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远离市全世界相同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这些话其实已经揭示出了中国严重欠缺硬件的软肋，没有硬件，没有独立的研发能力，光靠与外国合作的技术拿来主义的合作其实已经为四通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天上不会无故掉甜饼，三井物产对四通的扶持是有其全盘策划的。四通的在当时能够开创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先河，除了创业者的个人素质之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具有的独特身份和与政府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四通的创业者大都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他们所拥有的人脉是普通创业者所不具备的。作为高层次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接触到政府、学术界、国有大型企业等各个方面的人和资源。这种独特的人脉网络是三井集团在中国策划布局中最为缺乏的，同时也是三井最为看重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井对中国的打印机市场并不熟悉，需要四通进行牵线引路，获得市场的第一手市场情报。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三井物产和四通公司在1987年合资成立了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从那时开始，四通的MS—2401和MS—2411在市场上销售了很多年，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

    但是辉煌背后的闷亏却是显而易见的。很快四通就发现自己在与三井物产的斗争中打了败仗。四通通过成本调查发现，MS-2401的机芯产自富士通公司，价格在150美元左右，合计全部材料成本合计仅300多美元。但是三井和富士通统一口径，拒不让价。而四通在实质上是贸易型的组装企业，很难脱离对三井的依赖，只能继续当合作进行到底。

    更令四通恼火的是，1991年四通、三井物产和富士通合资成立了深圳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深通刚成立不久富士通就开始另立门户。理由是深通打印只是为四通打字机提供配套，不能够生产打印机整机。其实，在富士通眼里，深通打印本来就仅是一个打工仔的角色而已，唯一的价值就是，它是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跳板。通过这个跳板，富士通成功地获取到了大量的渠道资源和客户信息，进入了中国针式打印机市场的前三甲，成为中国政府、金融、医疗等行业的首选品牌。

    虽然合资是为了赚钱，但是为了赚钱而合资却是一种很明显的短视，短视之后的路怎么可能走得长远呢？在合资的过程中，四通公司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培养和锻炼，经营管理团队的素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产品组装，公司的前途只是末路。因为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最终丧失独立自主发展的契机，只能沦为一个干瘪的躯壳。当四通公司圆满完成了作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协助富士通登陆中国专业打印机市场的任务，当三井财团发现深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便果断地抛弃了四通这个昔日辅导有加的合作伙伴。

    其实从一开始，四通公司就只是一个壳，或者说是喜鹊的巢，三井物产选择了它作为孵化器，在中国本土培育出众多合资企业，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以合资作为切入点，三井率领的日本财团企业借助四通这个壳，得以把握各种网络资源，顺利地进入中国。但此时的三井就像是已经长大了的喜鹊，翅膀硬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四通这个喜鹊以及它的孩子们挤出巢内。

    例如，住友集团的松下电子在单晶物产的帮助下与四通合作，成立了北京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与四通的经销商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培养了完善的销售渠道，从分散独立式的投资转型走向了各合资公司之间的集中统一运营。到了这个时候，松下电工就开始采取了针对经销渠道的“授权”行动。对没有授权的经销商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制止其经销松下电工的产品。在强势的松下电工面前，分散的经销商根本就无力抵抗这样的清剿，于是纷纷投降。四通与松下电工的合资企业四通松下的网络资源几乎被松下电工全部侵占和接管了。

    四通在看似欣喜的辉煌之后，也迎来了它的冬天。2005年1月，四通商标被作价拍卖，以抵偿四通集团拖欠广大银行四年之久的上千万借代和利息，暂时走出了立刻倒闭的窘境。

    当中国很多企业还陶醉在“以市场换技术”、“双赢”之类迷魂药中的时候，很少有人能警觉到自己已经成为国外企业拓展市场、升级产业结构的跳板。通过四通我们可以看到，三井财团在中国的跳板策略就是：积极扶持——逐步控制——彻底抛弃。对于四通集团来说，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尽管获得了暂时的发展，但结局只能是为他人铺路搭桥。

    中国到底要走什么道路，往哪里走？这个问题一直是1978年以来国内争论最为激烈的主题。对此，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总思路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情来定义前行的方向。

    这种大胆的改革思维，释放了整个“规规矩矩”的市场潜力。那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开始蠢蠢欲动，最终在激荡三十年中轰轰烈烈的演绎了一个激情迸发的热情年代。那些先创者企业家们像落地生根的榕树，生生不息，独木成林。创造了无数激动人心的奇迹，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车轮的快速狂奔，甚至让西方社会都为中国的发展速度目瞪口呆。中国的企业家们凭着一无所有的草莽气息，不管不顾的胆大妄为，热血沸腾的创业激情，享受了无数的狂欢和盛宴，整个国家的财富原始积累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丰盈。

    但是，在那些躁动且热烈的岁月里，新生的企业家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商业经验，没有理论指导，没有工业化的基础，没有技术，没有熟练的工人，甚至连销售的渠道也没有。这种先天基因的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在成长路上相当的幼稚，一部分企业家在这样一个无知的文化断层里不是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掩面而泣的大败局，就是在懵懂无知中变成了别人捕获的猎物的壳资源。四通，就是三井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壳资源。不知不觉钻进了三井鹊巢鸠占的布局策划，成为他们进入中国的一个壳资源跳板。

    27年潜伏，丰田汽车精准出击

    1993年，白益民在无意中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工作。当时的他一脸茫然，根本不知道三井物产是做什么的。

    1996年的一天，一个朋友来找白益民，问他是否能够帮忙买一辆原装进口的丰田汽车。白益民很诧异，跟他说：“我不认识丰田的人，可能帮不上忙。”这让朋友非常不高兴：“经销商说三井物产是丰田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代理。”白益民听后赶忙与机械部门的负责人核实，的确如此。这个时候的白益民依然没有意识到丰田与三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因为在三井物产的对外资料中根本没有提到丰田公司的名字。

    2001年，一个丰田通商公司的日本人让白益民帮助丰田公司推销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种植的白薯粉。这让白益民十分的诧异，丰田不是生产汽车的吗，怎么做起白薯粉的买卖了？后来他才听说，丰田可以种某种技术生产出超级产量的白薯，然后用白薯生产酒精。而丰田，跟三井是很亲密的“母子”关系。这是所有写丰田的管理书里都没有提到的秘密。即使是在三井物产里的日本人，也似乎非常隐晦提到与丰田的关系。

    三井就好像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隐没在你的身边，你却毫无知觉。而它的孩子们，也是一个个传承了三井的潜伏精神，跟传说中的日本隐者十分的相似。这种潜伏精神延伸到了商业文化里，就会形成一股令人无法察觉的可怕力量。例如，日本某企业在销售某产品的时候，都会放儿童歌曲。很多人都不会怎么在意，但这不经意之间的音乐却暗藏了日本企业的长远策划：这些孩子从小听这种音乐，等他们长大之后对这种音乐和产品会有熟悉和依赖，进而成为潜在的消费群。

    日本企业的策划布局非常的细致和长远，他们为海外扩张所做的调研是世界上最全面、最细致的。据一位国内市场调研行业的资深人士透露，国内三分之一的市场调研项目出资人都是日本企业。而三井的中的隐者之一丰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策划高手。20世纪70年代初，因为中国大陆处于封闭状态，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很明朗，所以丰田只是在香港成立了专营贸易、对内地销售和投资的丰田通商香港公司，按兵不动潜伏了13年，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焕发了生机，德国大众等一批国外公司迅速进入中国合资建厂。但是丰田并不为此所动，继续潜伏，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还并不具备多大的汽车销售市场。丰田唯一的动作就是从汽车行业之外开始试探性的投资，借着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急需种苗的热潮，于1987年与札幌啤酒合资成立了华乐种苗有限公司。这不仅获得了很大的利润，并且更方便了丰田深入地研究了解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丰田汽车日后可能的发展搜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情报。

    后来丰田又在1989年同小系制作所合资成立了上海小系车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超过了50%。经过长期的远距离观察、近距离分析、很小心谨慎的试水，丰田才开始正式开始在汽车领域展开投资。1993年6月，丰田在香港注册了丰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1993年8月，丰田在江苏昆山建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生产铝车轮钢圈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厂。从1994年开始，丰田在天津陆续建立了25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在随后的几年里，丰田的汽车零部件厂在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地区遍地开花。而这些花朵恰好就是为了配合未来整车长的诞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能让整车生产在中国铺开布局，丰田在前期做了一系列的铺垫工作。经过了长达27年的漫长准备，在彻底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丰田终于在1998年坚定地迈出了进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第一步，与四川旅行车制造厂合资成立了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开始正式生产柯斯达客车。由于前期细致且充分的市场准备，四川丰田投产不到一年就产销了两千多辆客车，并长期占据了中国各级领导的公务活动用车市场。

    在经历了长时间之后的潜伏，丰田的爆发力也如意料中的一般强。刚在西南展开布局，又在京城的门户天津布局，在2000年与天津夏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为丰田汽车和其供应商提供零部件的物流配送服务。2003年12月，丰田又在田径设立了主营设备设计、制作、安装、维护方面的公司，用来满足进入天津地区的与汽车相关企业的设计和制作要求，使之成为面向中国甚至全球的汽车制造企业的设备生产基地，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辐射网。

    随着之后的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有更多的丰田系列轿车在中国各地投入生产，规模不断地壮大。虽然国内外各路资本纷纷杀入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市场形成一片红海，整车生产的利润也越来越少。但是，丰田长达27年的布局也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别人无与伦比的力量。它在投入整车生产的时候早已经完成了市场调研、预测等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金字塔形“多层交互垂直式”分工体系。它的在产业配套的各个环节全面开花，将零部件物流服务放到了与汽车制造与销售同样重要的位置，在压缩成本方面做得非常之到位。特别是它与宝钢合作，宝钢每年都可以向广州丰田汽车加工配送七万吨以上的钢材，为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内构筑起了更加宏大的产业配套体系。

    2004年，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已经完成了丰田配套企业的布局，聚集了一大批零部件配套供应商，形成了一个以日本汽车产品为特色的广州汽车产业群，这种以产业群带来的规模、资源和成本优势是欧美其他汽车企业无法相比的。

    从丰田的策划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当年强攻美国市场的影子：营销网络的铺设、直接迅速了解消费者需求和提供服务切入市场——零部件生产供应——整车生产。还有就是常人很难看到的幕后主导力量——隐藏在丰田集团内部的三井物产。丰田的成功并非是靠简单的技术创新、单打独斗，更多的是依靠背后那个商人群体的强大支持以及自身内部的科学分工。在整个策划布局中，丰田的分工都是相当的专业：丰田汽车专心造车，而丰田通商则专门负责市场开发、情报搜集、产业协调等方面的工作。他们一刻不停地观察和研究着汽车行业的任何一个微妙的变动，敏锐地感知每一个细微的未来发展趋势，跟着时代的风潮研发最能满足消费者的产品，对汽车产业链的上、中、下三个环节进行充分的布局和严密的控制。每一招都十分的精准，每一个动作都能击中市场的死穴，非常快速地占领一大片新兴市场。

    中航油巨亏背后的那一只黑手

    2009年1月21日，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48岁的陈久霖跪在母亲的坟前，上了一炷香，潸然泪下：“娘，我回来了。”四年多的牢狱之灾，一千多个没有见到阳光的日日夜夜，陈久霖头顶的头发已经彻底没有了，打在心里的烙印除了愧疚，还是愧疚。

    很多年前，他曾是一个贫寒但却很自信的农村子弟，带着母亲的希望走出了那个偏僻的山村。很多年后，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临危受命，带着一名助手和21.9万美元来到新加坡，接管中航油集团所属海外子公司。不甘平庸的陈久霖到了新加坡便拎起袖子大干了起来，不但将沉寂多年的中航油（新加坡）带出困境，实现扭亏为盈，成功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还在五年内就将中航油（新加坡）的净资产从16.8万美元猛增至1.28亿美元，增幅达761倍！

    然而，2004年的12月1日时，中航油却突然发布了一个震惊全球的消息：因与高盛对赌油价，中航油新加坡上市公司在石油衍生产品交易中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严重资不抵债，被迫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随后，陈久霖被停职并接受新加坡监管部门的调查。2006年3月21日，陈久霖以串谋欺诈德意志银行、从事内部交易等罪名被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陈久霖原本身体健康的母亲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而去世！

    关于这个意外，《财经》报道评价说是源于陈久霖对于石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缺乏最起码的常识。还有人评价说是因为陈久霖的赌徒心理作怪，由于初涉石油期货权市场就获利几千万美元的一赌成功而冲昏了头脑，进而想去争取“更大的胜利”，结果落得个巨亏破产的境地。

    中航油（新加坡）的巨大亏损固然与陈久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却很少有人能看到隐藏在背后的那一只无形的黑手。其实，黑网早已经铺开了，陈久霖不过是他们等待了很久的一只兔子而已。这张网，与三井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航油事件”发生后，新加坡地方法院于2006年3月8日公开审理此案的时候，法庭辩护词中对被告人陈久霖挪盘一事有这样的叙述：“在咨询公司专业人员、高盛能源贸易子公司——J.Aron公司以及三井能源风险公司之后，由于他们全都强烈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挪盘，陈久霖先生相信了他们的判断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在中航油巨亏之后，三井物产的日文官方网站上显示：2005年，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利润比2004年增加了47亿日元，达到514亿日元（约5亿美元），同时能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呈现强劲增长。在此基础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2006年的利润又增加了91亿日元，达到605亿日元（约5.8亿美元）。

    从来只有赢家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三井集团的喜悦如阵阵鞭炮响彻在我们的耳边。而陈久霖，除了故乡的枯草和寂寞吹过的冷风，没有人听得到他沉默的哭泣。那么，三井是怎么策划了这场中航油大败局的呢？看似整个策划复杂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但是用猪笼草来解释这个陷阱来由的话脉络就会十分清晰了。

    猪笼草，是植物中的杀手，它总是在不动声色中散发出诱人的香甜气息。一些不知情的小动物循着这蜜糖般的香气进入了它的“蜜罐”，可进去之后“蜜罐”的盖子就立即盖了起来。那些滑入猪笼草的小动物基本上无生还的可能，变成了猪笼草的丰盛的美餐，成了滋养猪笼草的丰美养料。如果我们细心分析就会发现，陈久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新加坡市场监管和国内集团公司监控的空白点——场外交易的期权合约。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凭借信用，不占用自己，却可以获得大笔权利金收入。中航油2003年下半年开始涉足期权业务，2003年报赢利为5427万美元，业绩快速攀升很可能与期权权利金收入有关。至2003年年底，中航油卖出的“看涨期权”量为两百万桶。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招很危险的赌博。在这场赌博中，日本三井、与三井相互持股的美国高盛集团就像是暗中不动的猪笼草，先是给中航油诱人的“蜜糖”——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盘移位，对挪盘移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中航油在刚开始的时候尝到了甜头，钻进了猪笼草的“蜜罐”。就在这个时候，即油价冲到了历史最高点的时候，猪笼草突然关上了“盖子”——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

    2004年10月26日，三井开始逼仓，正式向中航油发出违约函，催缴保证金。在此后的两天中，中航油被迫在美国得克萨斯轻油55.43美元的历史高价位上实行部分斩仓，账面亏损第一次转为实际亏损，亏损额为1.32亿美元。到了25日，实际亏损达3.81亿美元。11月29日，中航油在新加坡申请停牌，次日正式向市场公告了已亏损3.9亿、潜亏损1.6亿美元的消息，合计5.5亿美元。中航油全军覆没，而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在2004年获得了4.5亿美元的赢利。一方的死亡成了另一方的养料，这就是中航油陷入三井“猪笼草式”布局的整个过程。

    中航油集团总公司事后调查认为，期权投机事件的整个交易，期权交易对手有违商业道德。第一家和新加坡公司进行期权交易的是高盛银行，它让陈久霖尝到了200万美元收入的甜头。其后的三次挪盘中，有两次是它出的主意。高盛银行明知新加坡公司的净资产为1.5亿美元，挪盘后的风险损失已远超过净资产，仍建议陈久霖挪盘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风险提示。

    针对“中航油事件”，曾在三井物产做过资深期货交易员的庞涛接受《环球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做期权没有靠赌挣大钱的，除非是贿赂、欺诈或者信息不对称。”当中国企业如同从桃花源里跑出来的孩子，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与三井这个老手之间绝对存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严重劣势。三井的情报工作效率相当之高，传递情报的速度也十分惊人，其信息情报系统的规模与效率甚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三井这么一个庞大的财团体系，就犹如一个在天空中时刻用它尖锐眼眸俯瞰整个世界的秃鹰，像中航油这么一个离开妈妈单独跑出来、又没有任何庇护的单纯婴孩，又怎么可能是它的对手呢？

    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一员，拥有世界上很多油田的股权，是这场赌博的庄家（受益者）。在场赌局中，三井财团有两个最重要的关键成员，一个是日本三井住有银行，负责向懵懂的中航油放债；另外一个是参股三井住有银行的美国高盛公司，通过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阿尔龙向已经落入圈套的中航油提供财务管理和期货交易咨询。很显然，在一个四人游戏的麻将桌前，三井占了三个位子，相互串通好了。然后把另外一个位子留给了中航油。由于三井集团在全球拥有广泛的贸易和发达的情报网络，加之商船三井掌握着全球货运的订单情报，所以三井可以轻而易举地判定石油价格会持续上涨，提前买下大量的订单。只要中航油不断地从三井住友银行借钱，按照高盛集团的“意见”投入赌局，三井的就有源源不断的大笔资金进账。等中航油输光了银子，他们就联合起来向中航油逼宫讨债，一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模样。

    从三井的布局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公司与日本公司目前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公司是势单力薄的小打小闹，最重要的就是战术的层面，技术的层面，看不到更广的层面。只是在自己巴掌大的视野里做“近视”的、毫无“综合力”的事情。这是十分脆弱的，因为真正的避险工具并不是你有多努力，而是你是否能洞察到企业生存的整个大生态，大环境里的每一个微妙的变化。所以才会经常出现像中航油这样因为“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日本的公司，特别是三井，它们更重视的是“大战略”的层面，以世界的眼光来布局整个企业的发展，用综合商社的贸易平台、情报网和专业团队来分析全球市场的动态。这就好比是两个棋手，一个是力战型的，只着眼于局部的拼杀和得失；一个是战略型的棋手，从大局着眼，出招基本上是招招必杀。谁胜谁负？从开局即可看出结局。

    悄悄偷窥中国核能

    有人说日本的三洋洗衣机厂可以在短短几天之内转换成军火制造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最可怕的04战斗机的是三菱，偷袭珍珠港的飞机也是三菱制造的。日本财团的威力非常之大，在日本的经济结构中，财团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更可怕的是，日本目前虽然还没有核武器，但是就连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公开表示日本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其实，也没有人会怀疑日本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早在2005年，日本就拥有核电机组54台。到2008年，已经突破70台，其中有11台是第三代核电机组。日本还计划每年兴建2台到5台第三代核电机组。目前，日本以核电站需要为名，共保管约1万吨铀-238。在石墨减速反应堆或重水减速反应堆中对铀-238进行 3至6个月的照射、冷却、再处理和冶炼加工就可以得到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钚-239。日本目前已经储备了5吨以上钚-239，至少可以制造数百枚核弹。

    早在2002年，日本老牌政客小泽一郎曾说：“日本制造核武器非常简单，我们的核电厂里有足够的钚元素，足以制造三四千枚核弹头。日本一夜之间就可以拥有上千枚核弹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多次扬言，日本如果觉得必要，就可在极短的时间 ——三四个月内制造出原子弹。

    并且，在根植中国电力市场多年之后，三井已经嗅到了中国核电站这个巨大的市场。根据规划目标，中国争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例提高10%。国内外有关企业可从中获得1000多亿元的商机，并且中国将在2020年前建造40座核电站，这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2004年9月，中国将浙江三门、广东阳江四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进行国际招标。尽管竞标结果一再推迟公布，但美国西屋电器公司获得其中部分项目的可能性非常大。与此同时，与东芝关系密切的哈电集团（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也正在为投标做积极准备。不久之后，20位中国著名的核电专家聚首在哈电集团，商讨中国核电发展，表明了中国把核电发展作为今后20年的重点开发领域。这坚定了东芝进军中国核电的信心和决心。

    2004年11月30日，在在岭澳二期扩建项目核电常规岛投标中，东芝和三菱重工分别与哈电集团作了投标方案，将标书交给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表明东芝的“中国核电战略”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在国际商业竞争中，做一个“保守”的企业无异于自杀，因为像能源建设等无法直接与最终客户接触的项目，广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贿赂、公关等手段一向都是三井的撒手锏。据《法制与新闻》2001年12月披露，美籍华人方复明、日本人永濑国在东芝公司参与的浙江北仑港发电厂、嘉兴火电站等重大国际招标项目中，涉嫌替丸红、三井物产等日本商社贿赂国家电力层高层官员。

    三井有着强大的综合运营业务网络，非常擅长从人脉入手打通各级关系，他们在争取项目上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例如，他们很敏锐地发现，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政府产业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政府代表管理和决策的权威，高校和研究院代表了专业和技术的权威。因此，他们积极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展开一系列的交流合作。与北京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分别于2001年、2004年起，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设立了东芝专项奖学金。因为清华大学在核能源领域有着很强的优势。例如，2004年3月，中国华能集团、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清华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推进高温气冷堆的产业化工作，并力争在2010年建成一座HTR-PM示范电站。所以，三井的东芝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更为密切，除了清华东芝奖学金，东芝公司还向清华大学捐款已经超过了130万元。

    2005年12月6日，东芝新任社长西田厚聪刚上任就访问了清华大学。12月13日，东芝公司首席技术官东实先生受聘清华大学顾问教授。而此时，东芝（中国）核能部部长金子到手上有大量的翻译成中文的介绍资料，抓紧机会向中国推荐他们的核能技术。

    2005年7月，美国西屋电器公司即将出售的消息传来，东芝大喜过望。其他15个买家也蜂拥而至，美国总统和商务部长甚至通过外交渠道，为本国竞标公司向英国政府游说。因为美国西屋电器是“核电鼻祖”，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核电设备制造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所使用的民用核能技术，几乎都来自这家公司。当然，西屋电器之所以这么抢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已经参与中国第三代核电站依托项目的核岛技术招标，并且极有可能中标。为了能收购西屋电气，东芝连续抛出高价甩开了对手。2006年1月，东芝以高出对手10％的价格获得独家谈判权。

    为了打消美国对于日本收购西屋电气可能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顾虑，东芝组建了由若干家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参与的收购联盟。2006年，东京时间10月17日凌晨一点，东芝在美国出资41.58亿美元正式收购了美国西屋电气，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三井的另一个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拥有3%的股权。东芝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核电集团，不仅持有了西屋电气目前掌握的先进的第三代、第四代核技术，亦将成为民用核能技术的发源地。

    就在东芝真正完成收购西屋电气仅仅两个月后，中美两国于2006年12月16日在北京签署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转让谅解备忘录，中国引进西屋公司AP-1000技术。东芝收购西屋电气，为三井获得这次关系中国能源战略的浙江三门、广东阳江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07年7月，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与东芝率领的西屋电气联合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80亿美元的合同。另外，三井的石川岛播磨重工也在核电领域积极地配合着三井的整体战略，通过与中科院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切入中国重大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领域。而三井财团旗下的三井造船还将部分核电资产出售给韩国斗山重工，曲线进入中国核电设备市场。

    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东芝乃至整个三井财团不可放弃的市场。在核电建设方面，东芝计划结合西屋电气尚未商用的AP-1000反应堆，以及东芝已有建设业绩的第二代沸水堆技术，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在亚洲扩大销售规模。其最终目的是与日本各核电制造商联合形成全球垄断。目前，日本在核电技术和市场的垄断雏形已经形成。中国加快发展核能应用的能源战略调整必然受制于日本，特别是在铀矿资源上面。

    因为日本综合商社的频繁行动，国际铀价应声而起，从2003年的每磅7美元涨到了2008年的60美元。更神奇的是，当东芝收购西屋电气的时候，三井物产也在投资方的名单中。可收购完之后立即就没有了他们的踪影。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为大肆收购核电厂需要的铀矿资源繁忙起来了。日本是一个资源赤贫的国家，积极获取铀矿的开发权和控制权是三井等综合商社的首要战略。

    就在东芝宣布收购西屋电气的一周后，三井就已经和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签订合同，双方共同开采萨克斯的梅古杜克铀矿，在2010年之前，阿巴克的铀开采量可达到每年1000吨，原料将主要销往日本。哈萨克斯坦的铀储量约占世界储量的25％，在世界上位居第二。为了获得更多的铀矿来源，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亲自进行了战略性外交。

    除此之外，俄罗斯的铀矿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三井甚至在正式完成西屋电气收购的前夕，就已经与俄罗斯签署协议，开采雅库特南方铀矿区的合资项目。雅库特的埃利孔斯克矿区被认为是俄境内已探明的最丰富的铀矿区，蕴藏着俄罗斯一半以上的探明铀矿储备，将近34.4万吨。雅库特南方铀矿区已探明的铀矿储量达25万吨。

    三井物产发言人说，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在全球收购铀资产，是为了抵消未来铀价格的上升。但是，三井物产也不经意地透露，“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由此可见，日本的目标其实还是中国。除了三井，日本三菱、第一劝银等大批财团也在世界各地蠢蠢欲动。

    也许是受到东芝的启示，中国也很快与哈萨克斯坦达成了以铀矿换股权的合作协议。但还是姗姗来迟了，因为中国的这个项目每年只能获得500吨铀精矿。捕获到这个消息之后，日本综合商社抢先于哈萨克斯坦尽快达成了更多实质性协议。

    中国国内目前已探明的铀矿只有7万多吨，但中国现在的核电厂每年需要的铀为1500吨。当40座核电站建成之后，每年需要的铀将达到7500吨。算下来，中国现有的铀矿不到十年就耗尽了。中国势必将原料寄托于海外，可铀矿资源和定价权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日本等国的大财团手里，如果不占领上游的铀矿资源，以后中国花巨资建成的核电站很有可能成为三井等掌握铀矿资源的日本财团的提款机。就如同现在中国在石油、铁矿上面的窘境一样。三井的布局很深远。

    影子帝国行动图

    抓住中国建设宝钢的机会，进行多方渗透，蓄势待→全方位纵深发展，借四通等壳资源带领大量内部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悄悄潜伏→借壳资源成长壮大，瞄准市场精准出击，抢占中国钢铁物流、汽车市场→占据上游制高点，与巴西淡水河谷走向联合，掌握铁矿石定价权；与高盛等炒家相互持股，掌握世界开始有定价权→    卡死中国的铁矿价格、石油价格→吞并美国西屋电气，携技术优势进入中国核能市场

    小链接：日本财团的组织模式

    日本财团的组织模式起源于中国的商帮，但又远远地超过了中国的商帮。它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是日本国家的生存之道。财团内部的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业之间虽然不存在从属关系，但是各成员通过交叉持股、互派经理、共同投资、交换情报等方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结构。拥有高度忠诚和丰富实战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是日本财团生存的关键，而终身雇佣、年工序列、企业内工会等形式是培养员工的忠诚、归属感的重要方式。

    财团的整体是围绕着“全套完整产业链”来构造的，目的是促使整个产业统一协调地发展，而不是某个行业的超常发展。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把这种模式叫做“日本型社会主义”。它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为了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采取的企业团体捆绑模式，通俗地说，就是大企业之间合并、协作以及产业再组织。这种体系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模式，将现代战争中以集团军组织结构为基础的“多兵种协同作战体系”引入经济活动中。

    财团里面的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财团的研究机构。它是日本财团中最核心的部分，说白了就是财团的情报机构，它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在财团内部有着巨大的协调能力。日本的企业在刚进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先找到本财团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协助。而各财团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综合商社，都会不遗余力地提供各种支持。

    财团中的主办银行是借款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企业结算的中心银行，通常也是企业的主要股东，向企业派遣重要职务的人员。银行帮助企业稳固其经营权，在企业经营业绩恶化时，企业将经营权移交给银行，由主办银行负责进行救助。

    而在同一个日本财团的关系公司之间，他们都会在自己分工负责的领域内，为其他兄弟公司提供资金、技术、原材料、上游产品、金融服务、销售等多种支持。同时，财团内的主要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局外人要想打入系列内部，比登天还难。由此，中小企业也被纳入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轨道，在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增强抵御外国资本和产品的能力。这与富有日本特色的法人交叉持股体制一起，形成了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复杂自我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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