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有一个帖子,说日本原子弹爆炸是个历史大骗局,说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在广岛和长崎两地进行了土样品的秘密采集,拿回国后经化验发现这些土的土质与普通土几乎没有区别。在受到严重辐射的土地上在几百年内不可能生长植物,人在该地区生活也相当危险,这与今天广岛的事实相悖。
当然,事情的真假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就此打住,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美国朝日本投放的另一颗货真价实的“原子弹”。我们都知道,日本在战后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仅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GNP就已经是英国和法国的综合,钢铁产量与美国相当,竞争力全球第一,甚至连美国飞机的很多零部件都是日本制造的,日本的工业竞争力已超过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美国企业把产品进不了日本市场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关闭国内市场,然而,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在1978年为美国财政部作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造成美日贸易逆差的原因,并非日本的保护政策,而是由于美国竞争力的薄弱所致。
这种劣势,引发了美国国内“日本威胁论”的一片热潮。但是,自从一个人出现之后,这股热潮就过去了 。这个人就是罗纳德·里根。1981年,里根当选为新一届的美国总统,他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是出身于华尔街的唐纳德·里甘。
美国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逐年增加的贸易收支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要保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就很有必要让美元贬值,通过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来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但是让美元贬值不符合里根政府建立“强大的美国”政策,保持美元的强势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因此,不管美国制造企业及其利益代言人的国会议员怎样呼吁要让美元贬值,以扩大出口和削弱国外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挽救日益萧条的国内制造业,但里根政府就是不为所动,坚持对美元采取不干预的政策。
既然不能损失美国的利益,那就只能朝当时已经成为美国“眼中钉、肉中刺”的日本放颗“原子弹”了。这颗“原子弹”不是投向广岛的那颗,也不是投向长崎的那颗,而是一颗裹着糖衣炮弹、比之前那两颗还要厉害的“原子弹”。那么,这颗“原子弹”又是怎么炸毁日本经济,让日本失去了经济最有可能超过美国的那十年呢?
日本人应该说“不”
日本战败,按照战争的规律,它会走上经济萧条。并且,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在二战后又遇到了通货膨胀,重建工作基本无法开展,经济恢复速度缓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2月,日本开始向对其进行托管的美国伸手求助时,才有了改善。为了抑制东京通货膨胀的局势,美国建议日本实施“紧缩通货、平衡预算”为核心的“道奇路线”。按照这个方案,日本成功地挽救了即将崩溃的经济局势,税收增长到了40%以上,为整个工业国民经济的恢复做了铺垫。
正在日本国民为努力的结果感到一丝欣慰时,一个消息传来了,朝鲜战争爆发了!由于战争需要大量的军事物资,双方必然会在最近的国家寻求物资支援。而根据当时战争发生的位置,日本是最佳的“军需供应”地点。也就是说,日本将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供货人。
企业家们宛若是久旱之后看到了滋润的甘露,纷纷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生产,以抓住这个促进自己发展的良好契机。于是,日本经济因为这场家门口的战争获得了“第一次军需繁荣”,而这一切也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依据相关记录,三年的朝鲜战争中,日本的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仅在1950年,其下半年出口额就比上半年增加55%。而1950年6月至1951年底,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达2.8倍。等到1952年时,日本“特需收入”已经高达8.2亿美元,占该年外汇收入的66.8%。
强大的出口和军需订货,为日本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工农业生产指数迅速回升。在1950年10月时,日本的工业生产水平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而农业生产和国民生生产总值则远远超过战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朝鲜战争让日本走出了“经济阴霾”,日本开始彻底摆脱了困境, 1953年之后日本正式驶入了经济快速轨道。
日本的重新崛起,让很多国家措手不及。他们根本不相信,在一片残垣断壁之上,日本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整个经济的重置。而这个时候,美国却经历着周期性的衰退。特别是到了七八十年代,日本产品居然朝美国市场发起了猛烈的“入侵”。他们在当时非常嚣张,不但出口汽车、家电到美国,而且给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贸易赤字。区区一个小岛国家,能够创造如此多的外汇存底,而且给美国造成这么大的经济压力,那是美国很难忍受的。而且最令美国人难以忍受的是,日本的三菱公司竟然收购了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中心不是一般人可以收购的,它代表了美国精神。
不仅如此,日本在商业流通领域、运输和通讯领域、钢铁生产领域、工业设备等方面都快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很快就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日本威胁论”。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对日本的超速发展惶恐不安,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即将发动经济领域的“珍珠港”事件。媒体成篇累牍地描写日本经济神话,经济学家们危言耸听地剖析着日本的经济野心。一个腾飞的亚洲经济大国,着实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强烈妒忌和不安。用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的话来说:“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
1989年,日本市场上开始出现一本书:《日本人应该说“不”》。该书一推向市场,即刻引起轰动。因为,其内容中写道:依据目前的日美经济形势,两国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逆转局势。日本掌握着世界上最多的资本,日本控制着世界上最尖端的军事技术,还有什么理由不强硬起来?依据目前日本占据的优势地位,政府官员应当从过去的屈从转为同美国抗衡,应当能在认为亲美的措施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对美国说“不(No)”,而不是继续再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得如此软弱、如此一味地忍让和妥协。
一本对美国绝对权威质疑的书,就这样将全新的“叛逆思想”传递到每个日本人的思维当中。本书的作者日本政坛硬派人物石原慎太郎更明确地对读者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完全没有必要再在美国人面前唯唯诺诺。” “我希望我们能理直气壮地拿出我们应有的姿态。该说‘no’的时候不说‘no’,这样的外交政策绝对是无益于日本的。”
“发自肺腑”的呼声得到了众多日本人的钦佩,也引发了一阵抢购热潮。东京一时洛阳纸贵,书架之上屡屡销售一空。后来,此书再版9次,并被翻译成英语等多种语言传播到许多国家。
尖锐的论调,很快也传到了美国。讽刺的是,这本书给美国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对这本书的反应是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一直表现“和善”、“认真”的日本人,居然将美国看成假想敌。大多数人都认为自此开始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将进入一个脆弱而紧张的时期。
自然,美国的官员们对这本书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甚至《纽约时报》将此书列为美国国会议员和国防部官员的必读书目。不过,他们的表现并没有民众那般惊恐。相反,他们透过这本书,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日本,一个私底下真实的日本。这次,美国深深地感到,应当适时给日本一个教训,让它认清楚到底谁才是世界的主宰者。
广场协议:结束日本经济繁荣的圈套
面对如此强势的日本,美国为自己当初的援助日本的行为后悔不已。因为扶植日本只是为了利用日本来控制亚洲的经济,挟制苏联和中国的经济。倘若没有美国,它不可能如此神速地让经济得到复苏。如今,一向对美国说“Yes”的“忠实仆人”有些看不起自己的主人了,还打算要脱离美国单干。面对日本的强势,美国人怎么可能会任其在自己的眼底下嚣张呢?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超限战发生了,即国际金融炒家和美国政府合谋攻击日本!
而日本,依然在骄傲的繁荣中毫无知觉。当时,日本的国内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贸易出口发展繁荣,在国际竞争领域上具有了相当强的竞争优势。并且,它还拥有着全世界经济的最高增长率。在金融领域助力推动下,日元背后积蓄了强大的升值动力。1985年9月,按美国预先设定好的内容,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五个国家在广场酒店联合签订了“广场协议“。日本因众多产品的出口而积累了大量的外币,美国就忽悠日本说以前低估了日本,要日元升值。日本的金融业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只要日本签字肯定就已经输了。但是日本人还真的签了,签字的结果就等于是日本政府用自己的名义昭告全天下的金融炒家、国际金融大鳄们:同志们,日币要升值了,而且是由日本政府担保。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相对于日元的汇率就下跌了20%。1987年时,跌到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
这时候,一场好戏上演了。表面上,“广场协议”是要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利用美元贬值来打击在美国拥有众多资产的日本投资者。
随着日元持续而急速的升值,大规模的国际热钱逐渐流入日本,投资于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方面,日本人认为日元的“硬挺”将带来两大市场蓬勃的发展。例如,“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众多股票和房屋都受到追捧,进一步导致股市和房地产价值发生上涨。日本人开始喜欢上了投机,喜欢上了被鼓吹起来的繁荣。另一方面,日本开始出现泡沫经济,据统计,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同两大市场的增幅差距越来越大,并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86年1月,日本股市进入牛市,当时日经指数为13000点,到1989年底竟然飙升到39000点!而同时,日本房市里,全日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调约1倍,住宅用地价格攀升约60%!
大量国际热钱涌入日本炒日元, 美国人开始露出微笑了,日本人却浑然不知。他们仍沉浸在股、房两大投机当中,从没想过“广场协议”日后将会对日本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且,由于美国财政部对日本央行的施压,日本降低了利率,放宽了信贷。这使得日本信贷泛滥,各大商社都争先恐后地借钱做大做强。日本老百姓则欢天喜地地借钱炒楼炒股、买产品,这些东西都是非生产工具,并未为社会创造真实的财富。
这么多钱流入市场的结果就是炒什么什么就变成泡沫,炒楼,楼市变成泡沫;炒股,股市变成泡沫;买产品,通货膨胀。并且,只要美元相对于日元的贬值,就会带来日本所持美元资产的大幅贬值。也就是说,倘若某日本投资者在80年代初投资美国长期债券,那么他到日元升值高峰期时,最高损失已达70%!而上面提到,1987年底,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这实际上也就是在暗示,日本所持美元资产贬值了50%!
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炒家的合谋之下,日本出现了这样的危险现象:第一,汇率上升;第二,股市泡沫;第三,楼市泡沫;第四,通货膨胀。日本之所以产生这四种现象,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之下形成了流动性过剩。
于是,危机就来了:楼市泡沫、股市泡沫,还有通货膨胀,使得日本经济变成了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破灭的大泡沫。而且日本的商社借了很多的钱,使得他们的资本负债比例失调,这个比例甚至高达四五百倍,那是不可想象的。高负债的结果,就是使得这个企业的财务风险过大,轻轻用针一刺就破。结果被美国用针一刺,这些虚假繁荣就爆破了。
据日本机构的统计,在1986~1995年期间,“广场协议”导致的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为3.5万亿日元!
正因如此,日本经济学专家才一致认为,“广场协议”是让日本经济进入十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若不是美国处心积虑地让日本迈进这个圈套,日本也不会将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都亏损掉。
巴塞尔协议:抑制日本银行的撒手锏
在美国开始可怕的金融战之前,日本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与债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这个数目占了美国银行资产的14%。控制了加利福尼亚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购买了美国30%~40%的美国国债,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数十种商品和服务都是日本所提供的。
以至于美国檀香山市市长惊呼“檀香山市快变成东京的一个区了”!美国人也自我解嘲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人买走了我们的自由女神像”!
但是美国人非常沉得住气,在同日本刚签订“广场协议”时,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美国人实际上也忍受了一些阵痛。毕竟,杀敌三千,自损八百。1985年,日元第二次大幅度升值时,日本人因日币的“坚挺”而在美国掀起了投资浪潮。
首先,日本人大举购买美国国债。据悉,1980年,日本的对外证券投资规模为214亿美元,到1985年,这一数字升到1457亿美元,1990年,飙升到5638亿美元。日本的钱似乎多得没有地方消费,全都如流水般涌入美国。这是美国当初没有想到的。
其次,日本人又看上了美国的土地投资。在美国的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和夏威夷,到处都有日本人购买的地皮。无论是用来投机,还是兴建宾馆等建筑,日本人都乐此不疲。当时,有人这样形容日本人对美国地产的“大胃口”——“日本买下了象征着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日本买下了花旗银行大厦,明天,恐怕纽约都要被日本买下来了!”
还有一个可怕的事实是,“广场协议”的签订导致日元急速升值,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暴增。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大银行中,有7家就属于日本。随着日元的升值,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出口剧增,对日本的经济依赖性增强。日元的强势导致亚洲国家在对日贸易中倾向于用日元来作为结算货币,日元区逐渐形成,日本也具备了争夺全球话语权的能力。
这些都让美国明显感觉到了现实与自己的计划有所偏离,为了不让“日本在没被毁灭前,把美国买光”,为了有效抑制日本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打击正在形成的日元区,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又策划了一个《巴塞尔协议》,试图通过掐住日本的金融动脉——银行,来阻止日本的猖狂举动。该协议要求:凡是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总资产中的自有资本比例维持在8%以上,银行保留至少有50%的实收资本及从税后利润保留中提取的公开储备。
仅从内容上看,该协议强调了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发展情势下,各国银行稳妥处理风险和损失的重要性。实际上,却暗含了美国抑制日本银行高速扩张的深层含义。美国正是希望通过统一的金融监管,强制日本银行将总资产中的自有资本比例维持在8%以上,以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投资。事后,美国外交评议会研究主任埃萨·凯普斯坦在分析《巴塞尔协议》制定的目的时,更坦言了美国的这一居心。
一开始,当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它拿到国际清算银行的时候,遭到了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对。于是,美国改变了策略,首先与英国达成了双边协议。然而美国规定,如果与美国任何银行交易,对方的资本率必须为8%,否则不与对方交易。日本无奈,只好在1989年接受了《巴塞尔协议》。美国同意日本用所买股票的45%作为资本金。签订了这一协定后,为达到协议中自有资本不低于8%的规定,日本银行在对外融资时,收敛了许多,并使世界范围内的国际银团贷款规模持续下降。由于银行信贷规模缩减,因此日本的对外收购戛然停止。美国通过《巴塞尔协议》逼迫日本的扩张陷于停顿。
《巴塞尔协议》对日本银行的致命伤害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很快就显露出来。
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日本各银行在国际融资中变得越来越谨慎,对外贷款规模持续下降。从1988年的1260亿美元,下降到1989年的1210亿,再到1990年的1080亿美元。同期,日元融资也从1987年的10.8%,降到1990年的1.8%。
在日本股市泡沫破灭之后,日本银行的账外资产快速下降,自由资本比例也跟着下降,日本大型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也一度降到了8%左右,被《巴塞尔协议》勒住了脖子。而那些所谓的国际著名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就以此为参考,不断降低日本金融机构的金融等级,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筹资开始出现了成本压力。接下来,其他链接开始跟着出现了危机。为了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日本银行被迫大规模压缩贷款,日本正在快车道上超速狂奔的企业因为贷不到款一下子紧急刹车,刹住车的开始进入低速的增长轨道,还有很多企业因为刹不住车而破产。日本公司的股票急速下跌,股票下跌又导致了日本银行的账外资产迅速缩减,资本充足率继续下降,日本银行只能进一步压缩贷款……
这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导致日本整个金融进入一个巨大的崩溃混乱状态。日本政府为了抵抗泡沫崩溃带来的经济灾难,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扩张的财政政策。1992年投入了110000亿日元的财政资金刺激经济增长,1993年投入130000亿日元,1994年投入了150000亿日元。虽然财政投入逐年增加,政务债务急剧增长,但是每次努力都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在《巴塞尔协议》的逼迫下,日本银行出现的严重借贷行为冲销了这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所以日本政府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相反的,政府的公债包袱越来越重。到2006年年底,日本政府公债已达到83492亿美元,几乎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7倍。
从以《巴塞尔协议》为重心的第二轮金融策划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塞尔协议》是如何严重钳制日本经济发展的,该协议像是一个威力无穷的闸门,最大程度限制了日本资本规模的扩大,并促使大批散布在美国的资本纷纷回撤。这次,日本想要霸占世界的野心被一拳打了回去,终于顺了美国的意。更有趣的是,日本银行从来没有关注过对自持资本的比率。因此,他们并未发现,如果没有股市飙升带来的庞大账外资产,日本银行是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规定的。
大股灾终于来临了
美国小施颜色,日本的资产就开始回缩,两者之间互动可谓十分“紧密”。不过,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似乎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首次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而到1988年中期时,东京证券交易所已经超过后者50%。仅在这一年中,东京股票市场的市盈率便级级高升,平均高达60倍,而当时在美国纽约的股市上,市盈率还不超过18倍。此时,日本的股票投资行为已经成为完全的投机行为,人们单是凭着对股票上涨的预期来进行购买。但若静下来对其进行分析,其股票价格早已经偏离了实际价值,形成巨大的泡沫。
股票的牛市,映衬着房产业的繁荣。很多日本人因投资股票而富有,并将赚来的钱再次投资到房产上。据估计,在1985年到1987年期间,日本70%的家庭拥有土地,27%左右的家庭拥有股票。日本私人住宅和地产的市场价值增长了476万亿日元,同期股票市值增加143万亿日元,两项加起来共计619万亿日元,是工资增长的25倍!在两大市场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人继续为财富的膨胀沾沾自喜。日本经济学家今井建一说,“80年代后期日本人的心态和现在的中国人相似,那时候人们对房地产的心态是:大家拼命买房,担心现在不赶快买将来价格会更高。大家从不怀疑东京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中心的说法,相信地价必然上升。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充足:日本国土面积是美国的1/25,人口是它的1/2,上升是必然的。”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继续下调利率。很快日元利率跌到2.5%,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 年之内涨了300%,仅东京的房地产就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整个日本陷入了一种错觉之中,他们认为,日本经济必然要持续地高速飞进,而日本人迟早会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因为,不管是账面信息还是实际的工资收入,都体现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日本人拥有大把大把的钱,他们的消费欲望被刺激,更多的钱被挥洒到高级轿车、名牌商品、名人绘画、古董等商品上。
当然,如果没有外部的破坏性震荡,日本也许有可能以缓和的紧缩政策逐渐实现软着陆,日本的美梦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美国怎么可能会在整盘毁灭日本经济的策划在最关键的时刻停手呢?美国这个时候正在窃喜地策划着他们的“打耳光原理”,即当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会有人追捧。而当泡沫无法持续,并以非常迅速的速度破灭时,市场参与者就会投资失利。一般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
“打耳光原理”自然是在讽刺日本的经济发展。美国也要正式动手,帮助日本戳破经济泡沫了。
1989年年底,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 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美国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
在1989年到1990之间,由美国政府出面,美日两国为解决两国贸易长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行了磋商。此次会谈中,美国的箭头直指日本股市由来已久的封闭交易和企业间相互持股的问题,并要求日本对股市的规定进行彻底改革。
此招一出,日本就感受到了无限杀机。因为,日本股票市场长期上涨动力即来源于这两点。迫于美国的大国势力,日本又不能做出反抗,只能乖乖地采取措施。于是,泡沫经济被戳破,不可遏制的暴跌就像意外的狂风骤雨劈面向人们袭来,一夜变巨富的美梦化成噩梦深渊,恐慌情绪笼罩着投资者的心。
连着几个月的时间,直到1990年上半年,日本各大主要经济类媒体的头版头条,都被股市下跌的消息占满。接下来的美日经济结构问题会议,更是加速了日本股市的溃败。因为,在这场会议上,人们得到了一个绝对不容置疑的信息——美国不希望日本股市长期居高不下。投资者们知道了股市下跌的根本原因,不愿意再继续承担风险。于是,逐渐有投资者抛售股票。
日本政府见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显现,立即决定改变低利率,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连续五次大幅度调高利率,官方贴现率由2.5%提高到6%,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房市和股市下跌会进一步危及实体经济。
但美国还没打算收手,这样就放过日本有些太容易了,它又将黑手伸向日本房市。日本房地产上的泡沫此时也非常巨大,价格飞涨的房地产价格让美国十分不满。它利用媒体和日本民众对房地产大幅度上涨的不满,打着“为日本人民谋求福利”的旗号,大肆攻击日本房地产。日本内外媒体更是火上浇油,借势炒作。很快,在国内国际的双重夹击下,日本房地产泡沫也正式宣告破灭。
1990年下半年,日本股市由大幅下跌变成了恐慌性出逃,楼市上也是一片混乱。 股市和房市的濒危,让日本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也宣告着美国对日经济战的彻底胜利。这一耳光,打得日本血流成河。到2003年4月日本股市最低跌至7607 点,累计跌幅高达63.24%,创下了日本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下跌幅度,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
这一场股灾几乎将日本几年来的成就全部毁灭,它在日本引起的恶性后果可比于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甚至认为这次金融战败的财富损失几乎跟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这次股灾使日本进入了长达10年的衰退期,直到21世纪初期才从经济的低谷中走出来。所以,有人说,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有一段让人充满羞愧的岁月,即“失去的十年”。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
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下滑时期——股市崩盘,楼市颓败,金融丑闻事件频发,银行呆账、坏账急增,年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这些可怕的消息,不仅给日本国民造成不安,同时也为日本今后经济的发展笼罩上了一层巨大阴影。
自1991年股市大幅下调以来,日本的证券业陷入了大合并浪潮。由于股票市场上交易的大量减少,主要靠手续费生存的几百家证券公司严重亏损,甚至在1992年时,不少大公司的赤字高达400亿日元以上。
由于在日本经济泡沫中,银行也积极参与,泡沫的破灭也就间接导致了银行业的危机。根据1998年的银行统计数据,日本全国银行不良资产至少有100万亿日元,而美国高盛公司的估计则更为可怕,它认为日本银行业的坏账已经达到237万亿日元。金融风险和银行问题,一下子就成了日本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基于呆坏账的困扰,《巴塞尔协议》的约束,日本银行的信誉等级大为降低,其中,日本的三菱、第一劝业、住友和富士银行在1989年时均为最高级别AAA级,而到1993年时则分别降至AA3级和A1级。1995年再进行评级时,众多日本银行中已经没有A级企业。由于银行业是一国经济运营的核心,所以,日本金融体系面对前所未有的残酷挑战。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跟日本金融制度存在的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二战后,日本政府认为资本市场上所有者众多,变数太大,不利于实现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所以放弃了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融资体系,建立了以银行融资为主体的主银行制。主银行制的运作方式是:一家银行旗下涵盖了一大批企业,不管这些企业赢利状况如何,主办银行都得持续向这些企业提供廉价贷款。而另外的主办银行也会因为看在该主办银行的面子上,向这些企业提供部分贷款。一旦主办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问题,则主管银行的大藏省将会对银行提供无条件支持。
这是一个金字塔的机构形式,而整个日本的金融体系就构建在这个金字塔上。最顶层是大藏省,中间层是主办银行,最底层是企业。主办银行和企业通过股票市场交叉持股,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体系。这种金字塔的体系促成了日本战后三四十年的繁荣,被日本官员和产业界认为是日本神话的支柱。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开始指责日本市场的内部性和封闭性,并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一些传统的做法和惯例。迫于美国的诱惑与压力,日本政府开始怀疑原有的“护航舰队”的金融保护政策,开始逐渐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和对银行业的保护,也开始放弃以往“银行永不倒闭”的承诺,银行的垄断租金空间在受到挤压的同时也失去了政府的保护伞。
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而为了避免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造成严重冲击,日本银行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将贷款利率降至非常低的水平。这直接造成了两个严重的结果,一方面,低利率造成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另一方面,利率的降低导致商业银行利润缩减,因此不得不将更多贷款投资到了房地产和股市。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的企业和银行都出现了大幅亏损。由于主银行制的发展模式,企业与银行相互持股,造成通货紧缩与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成为一个恶性螺旋。但是,通过将资产负债表中的亏损转移到一系列子公司,日本各大银行就可以成功地隐藏坏账,日本政府也一直对外宣称银行没有大的问题。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就像泡沫终究是要破灭一样。到了1991年到1992年间,日本的银行资产余额锐减了4000亿美元,到了1993年又减少了5000亿美元……呈连续递减的趋势。到了1996年年底,20家主要银行中的16家银行赤字飘红,而这20家银行的总资产占全国147家银行总资产的74%。其中10家银行的经营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除樱花银行略有增长外,其余9家均为赤字,平均每家亏损16139亿日元,折合人民币700多亿元。日本兴业、日本长期和日本债券则家家亏损,平均每家亏损5200亿日元。三井信托、安田信托和日本信托的亏损金额分别为133亿、151亿和40亿日元。
赤字危机导致日本城市银行中历史悠久的阪和银行破产,它与在此之前破产的兵库银行分别成为日本战后第一家倒闭的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开了战后日本大银行破产历史先河,令整个日本金融界震惊。银行赤字危机所产生的破坏力之大,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银行曾经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强大后盾,银行失去了血液就等于企业失去了血液。为了解决日本经济回升无力的疲态,日本议会不得不通过金融制度改革法案,以鼓励银行业、证券业等之间合并,让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大证券公司来接手濒临倒闭的中小企业,鼓励外资进入日本市场,并采取了两大措施进行紧急拯救。第一,全国实施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即间断性地实施刺激经济对策。不过,几年后,此数字总额已经达到了近130万亿日元。第二,政府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1991年,中央银行的贴现率为5.50%,至1992年时降低到3.25%,1995年时,降低到0.5%。
这些刺激经济的对策在被施行后,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以第一项为例,既然是促动经济,就必然要政府为这笔钱来埋单。随着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使政府债务急剧增长。经济还没刺激起来,政府公债倒是飞速见涨。截至2001年3月底,日本政府公债已经超过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入不敷出了。当时,许多分析家和日本国内的金融专家都警告政府,日本的财政距离坍塌不远了。
泡沫经济的破灭对日本的打击日益深重,它几乎将日本二战后的成就全部毁灭。当日本悔悟到自己上了美国的套时,大雨已过龙王庙了,美国人卷着大批的日元笑得一脸幸福。
美国给日本下套的过程全析
诱逼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元急速升值,大规模国际热钱流入日本股市和房市,日本经济形成一个巨大的泡沫→策划了《巴塞尔协议》:日本银行被迫大规模压缩贷款,一路狂奔的日本企业被迫进入低速增长时期→美国要求日本对股市进行彻底改革,日本顶不过压力照做了,泡沫被戳破,不可遏止的大股灾开始来临→乘胜追击,打着为日本人谋取福利的幌子大肆攻击日本房地产,日本内外媒体跟风炒作,日本房地产泡沫在内外夹击中破灭,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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