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张芝甘肃的骄傲

    凡是来到兰州碑林的人都会为之震惊。

    它正面大门上是赵朴初的“兰州碑林”四个大字高镌门楣；大门影壁的正面刻有刘炳森所书的“万里金汤”；背面是胡缵宗所书的“海不扬波”。整个庭院中绿草如茵，碧树长青，在右侧一座由花岗岩雕塑而成的“草圣”张芝的雕像格外引人注目。东西两条长龙似的碑廊拱卫着正中的主体建筑——一座仿古的亭台楼阁名之日“草圣阁”。这种先入为主的布局结构，一下子就会把游览者的思路拉到了遥远的秦汉乃至更遥远的时代，使人恍忽间产生了脱离现代喧嚣尘世，步入远古清净生活的感觉。同行者一下噤声息语，以朝圣般的虔诚开始了各自的书法欣赏之旅。

    两年前，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文艺理论家、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霍松林游览白塔山巅的兰州碑林时，感叹地说：“兰州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如今我已看不出一点旧兰州的影子了。特别是黄河两岸的滨河路，十分美丽、壮观，显示出一个大都市的形象和气魄。这么大气派的碑林也建造在原来的荒山上，众多的碑刻从秦简、汉简到众多古今名人的墨迹都成了如今人们观览的文化景点。这样美好的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相结合，呈现出甘肃深厚的文化内涵来。”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龙的传人而深感自豪，中华大地被称作龙的土地，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溯本求源，龙图腾起自位居我国上古三皇之首的伏羲，同时，伏羲又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文化算起来有不少于七八千年的历史。大地湾与伏羲文化，还需我们联系起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关于伏羲的话题，中国史籍说了几千年，中国人口头传了几千年。归根到底，是因为伏羲是我们的根之所在。以伏羲时代为标志，中华民族从蒙昧跨入文明的门槛。伏羲画八卦、结网罟、取火种、兴嫁娶、造书契、创乐器，一系列的发明创造，犹如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在书法方面，人们尊崇张芝，敬重张芝，时常为张芝坚韧不拔的顽强奋斗精神所感召、所激励。当我们拂去岁月的风尘，回眸远古文明深邃而丰厚的内涵所透视的智慧光芒时，总会思绪万千，浮想连翩……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道德传统。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能保全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度，与对自己民族始祖的崇拜和对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继往开来有很大关系。在霍老先生如长歌行板一样的圈点中，眼前笼罩在中华民族悠远文化浓浓氛围中的兰州碑林也仿佛更加庄严与神圣了。

    流萤先生在筹建碑林的日子里，他时常说：“大凡碑林，总得有一个旗帜。譬如曲阜的孔庙、泰山的岱庙无疑以汉碑为主；西安碑林最出名的则是唐碑；韶山自然以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为灵魂；太原碑林将傅山视为骄傲等等。兰州碑林既然以甘肃地域文化为特点，它的旗帜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兴建兰州碑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和许多专家学者反反复复讨论了很久。因为甘肃是一个文化大省，值得宣扬的书法至宝就有许多。但最后我们还是统一了看法：东汉大书法家张芝，世称‘草圣’。他就是甘肃之骄傲，兰州碑林之旗帜呵！”

    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游人都会看到，兰州碑林已经把草圣张芝的全身雕像立于其中，并以其名命名主体建筑的碑阁，把他的书作作为重点来展示了……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字伯英。勤学好古，淡于仕进。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时人尊称自为“张有道”。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磔，成为“今草”。据说张芝用白绸子练习草书，比竹简好，技艺长进很快。用竹简练习楷书，在夫人的指教下，也常练习隶书。每天坚持练习三种字体，从不间断。竹简、白绸用光了，但书写兴趣正浓，来不及去洗，就把替换的衣服也用来写字练笔了。再无处写了，便把竹简、绸子、衣服放在池水中洗净，晾干后再写。这样过了五年，清清的池水变成浓浓的墨池，用笔蘸水就可以写出墨黑的字来。因此，人们就把这池塘叫做“张芝洗墨池”。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在历史上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故事。尤善章草的张芝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

    张怀瓘《书断》卷中列张芝章草、草书为神品，“尤善章草书，生诸杜度、崔瑗。龙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于今草，天纵颖异，率意超旷，无惜事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首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张旭、韦诞、索靖、王羲之父子、张旭、怀素之草法，均源于伯英。羊欣云：“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斯为当矣。”张芝的书法遒劲，技巧娴熟，能行书、隶书，尤其擅长草书，精心研讨崔（崔瑗，东汉学者，草书大家，著有《草书势》，杜（杜操，以善章草出名）笔法，摆脱旧俗，独创一体。他写的草书一笔到底，连缀不断，气脉贯通，好比惊蛇出草，飞鸟出林，后世人称“一字飞白书”。张芝的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的有五帖。并著有《笔心论》，今已佚。中国书法史告诉我们：“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内涌现出了韦诞、卫瓘、索靖、卫恒等这些传于书坛的人物，更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光耀千古的大师。他们的师承导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

    张芝的草书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

    兰州碑林有了张芝这面书法旗帜后，还有古往今来但凡有关陇上的珍贵墨宝。诸如梁鹊、索靖、李世民、李白、彭泽、胡缵宗、邹应龙、王了望、邢澍、张澍、唐琏、朱克敏、安维峻、马福祥、刘尔忻等。他们或九五之尊，或文臣武将，或诗人墨客，皆陇上英才。今镌刻其诗文墨迹于碑林，未尝不引人慨然想见其时其人之风采。毛泽东与孙中山皆世纪传人，或留足迹于陇上，或示手札于陇人，今刻其手书，置于最显要处，以示伟人对甘肃之关怀。林则徐、左宗棠、于右任、郭沫若、张大千、舒同，皆近现代名士，书法大家，曾亲临陇上，赋诗挥毫，今天在兰州碑林也一一选刻之。至于赵朴初、启功、季羡林等，皆学界巨人，书坛泰斗，以耄耋之年，不辞辛劳，为碑林题名、题词、书匾、书碑，至为感激。殊可珍贵者，淳化阁帖、秦汉简牍与敦煌写经，皆甘肃文化瑰宝，今逐一展现，为碑林镇馆之宝。淳化阁帖肃府本，妙意尽传，誉满神州，惟原石双面刻字，且系国家珍贵文物，世人难以目睹，今翻刻一部，以广其传。秦汉简牍与敦煌写经，皆民间书法之精粹，极尽鬼斧神工之妙，今选其精美清晰之作，勒之于后，开古今中外之先河。

    书画名人盛赞碑林

    2005年夏天，年过周甲之年的著名书画家王超先生从津门路过兰州要去敦煌进行艺术采风活动。他的书法在许多名山宝刹留下墨迹在峨眉山有他补书的双百字古联与报国寺采用晋唐写经笔法完成的“七佛宝殿”匾额，在为“神墨碑林”书写的“文物浩瀚”书碑，为“翰因碑林”书写的“秉天地之浩气，聚华夏之精英”书碑，在齐云山山门上有他补书的清乾隆题句“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

    这位以作画书碑闻名的艺术家却在兰州碑林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以至连陪他同游的年轻艺术家们都几次坐在长椅上显得乏困起来，而他却兴致勃勃地说着，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也是绘画的基本功。它是用最单纯的点、线，去表现言之不尽的思想，气质和情操。展现着博大的、潜在的内心世界。他来来回回走着，反反复复看着，口里不住地说：“我去过许多碑林，看过许多书碑，还没有见过像兰州碑林有如此深厚文化积淀的碑刻总汇。真是浑劲雄强，朴茂凝重，结体谨严，气宇不凡，碑帖兼融，变化巧妙，有大智慧、大气魄！”先生从汉魏碑刻的摹写转到研究王羲之《兰亭序》的书论考辩，写出了数万字的论著；先生能写一手古雅质朴的汉娄寿碑、张迁碑，也练过魏碑龙门二十品和张黑女碑，在行草的结体和用笔上则得益于李北海和苏、黄，偶涉二王书道，也颇有心领神会处。但那天他在“草圣”张芝的塑像前、在巍峨的草圣阁里、在张芝的一块块书碑前快读一场，惊叹不已。王先生探索于碑林墨海之中几十年，他的书作像他的画一样具有刚正的元气，雄浑壮美。更可贵之处，他既有一反空疏为文的严肃治学态度，又不乏解剖书画艺术的理性精神。那次参观了兰州碑林之后，他执意要拜访创建兰州碑林的流萤先生。几经打听后他得知流萤先生恰逢有病在北京住院治疗时，他终于赶到北京如愿以偿了。

    那天，王超先生还乘兴在兰州碑林赋诗一首：

    金城风雨洗征尘，相别吟诗赠友人。

    喜读大作开天眼，悲悯苍生慰鬼神。

    王超先生说：“兰州碑林很有特色，很有文化底蕴。书法旗帜在陇上，提得很好，很准、很响亮！”言语间，这位李苦禅、李可染先生的苦学派传人那种不息进取、粗中有细、拙中不乏精明的作风，在为学和治艺的跋涉中又不经意地表现了出来。

    今天，当人们从碑林大门沿石阶曲折而下，就会来到东西长廊环抱的中心区。这里种植着雪松、茅竹、梅树等在黄土高原上特别在山顶并不多见的树种。它们高低错落散布在碑林的建筑群落间，与山、水、石、屋、路构成韵味十足的空间艺术。它们再配以数千平方米的绿地和各种四时并开、争奇斗艳的花卉，造成一种庄重古朴、幽雅宜人的围氛，使人赏心悦目。缩龙成寸的盆景和不同植物的枝、杆、叶、花组成的植物造型与点缀其间情趣盎然的景石相互穿插映衬，使得整体碑林在浓郁典雅的园林风格中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个性鲜明的生态景观，在花坛中矗立着浅灰色石质立雕的张芝雕像。

    这尊名为“草圣”的石质圆雕立像，由著名女雕塑家何鄂创作而成，曾七易其稿，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综观这尊立雕庄严、含蓄而均衡，下部充分利用了石料的自然肌理作衣袍，上半部她精细地雕出了张芝面部微颔，眼视前方，心绪沉浸在书法创作之中的神态。这位曾经以“黄河母亲”的城雕等而名满天下的雕塑家，对这一创作即是在最后为这尊雕像定稿时，依然觉得留下颇多遗憾，如这尊雕像因为石材所限的原因，没能将右臂再舒展一些；考虑到为适应在花坛之中长期供游人观瞻的大众性要求，将笔管塑得稍短了一点。她说：“我看就这样了吧！”在艺术上，简捷是更为难得更为高超的追求。尽管如此，它还是那么美妙和谐、富有节奏地表现出这位甘肃籍的古代书法家那气宇轩昂的气质和他开创的“一笔书”的大家风范。

    流萤先生请著名雕塑家何鄂为张芝造像时，给何鄂提供了《张芝传略》、《张芝创‘一笔书’辨及<冠军帖>审美初探》、《沙州图志》等有关资料。

    何鄂在认真研究了张芝的有关资料后，提出创作张芝塑像必须把握的几个特点：

    一是要突出张芝临池学书，超越常人苦学书艺，独创“一笔书”的史迹。二是要把握《后汉书·张奂传》、《书断》中对张芝均有记载与评价。三是要表现张芝不仅是一位卓著的书法家，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造毛笔的专家，他的形象特征，应从分析敦煌一带人的形象特点，突出其气质与风度。

    在张芝的气质塑造上，要把握他是“今草之祖”，以“一笔书”为契机，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张芝艺术的绝妙之处；张芝已不同于一般“家”，而是达到了“圣”的境界，气质上要表现出他的正直、稳重、深沉而内心充满激情；举止应是大气、大度、大方，举手投足都充满阳刚之气；他拒绝进宫做官，具有高风傲骨而无丝毫媚骨，不贪富贵荣华，刚直不阿，飘逸潇洒的气度；他具有非凡的胆识，惊人的创造力，变法的决心与行动，构成了张芝智力过人、果断刚毅的性格特征。

    基于以上思考，最后艺术家决定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更好地表现了草圣的内心世界。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反复讨论，数易其稿，直到1999年3月20日才算定稿。最终把张芝的年龄定在六十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正是一个人艺术创作最成熟的时候。造型上，让张芝右手握笔略略抬起，左手捏住右手衣袖，头部略略向左偏转，表现他学识渊博，艺术精湛，构思成熟，欲下笔而未下的一刹那。再是尽量增加动感。现在，由何鄂创作的万年青花岗岩张芝雕像，已经屹立在兰州碑林西廊前。雕像底座上，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题写的“草圣张芝”四个大字。蓝天，白云，绿草，黄瓦，古人犹在，雄风长存，一代书法大师的风采，被映衬得栩栩如生，观者无不肃然起敬。雕像底座上有一段400字的张芝简介，系流萤先生七易其稿的呕心沥血之作。最后一段为：“时人曰：张芝乃旷世奇才，光耀千秋，影响所及，遍于寰中。值兰州碑林肇建之日，雕张芝像立于黄河之滨、白塔山之巅，藉以缅怀先贤，激励来者。”

    游人们沿着东西长廊缓缓而下，直去碑林主体建筑“草圣阁”。在数百米长的长廊内镶嵌着甘肃历代著名书法家刻石和当代名家恭录的咏陇诗词百余首，正、草、隶、篆相映争辉，流派风格迥然不同。仔细品味着这许多古今书家的得意之作，会从那冰冷坚实的碑石所组成的人文风景中品咂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辉煌和今天这片待开发土地上的后来人的文艺繁盛。

    镶嵌在西廊最显著位置上的便是东汉时期甘肃籍著名书法家张芝的《冠军碑》。上面写着的是：

    “历代名臣法帖第二    汉张芝书

    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

    位于南端最高处的“草圣阁”高约30米，盘空楼阁直插云霄。它是碑林中体量最大的建筑，飞檐红柱，桔黄色的硫璃瓦冠顶，巍巍壮观。登阁凭栏远眺，兰州市区楼厦林立，历历在目；俯瞰黄河如带，大河上下云蒸霞蔚，茫茫东流。夜晚，万家灯火，灿若珠玑，疑似银河；放眼北望，群山巍峨，山林呼应，构成了“客山拱状，主山始尊”的壮观景观。

    天下第一帖

    《淳化阁帖》全名《淳化秘阁法帖》是我国法书丛帖之祖，可说是唯一结集了残唐五代以来的文化遗产的书法汇帖。所谓法帖，就是古代名书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版或木版上，再拓印装订成帖的。法帖原版以枣木刻之，以当时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棰拓而成，拓印量小，宋太宗拓成阁帖赏赐近臣，因而民间流传极少。刻成不久于宋仁宗庆历年间因宫中失火，原版尽数焚毁，因而初拓本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

    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未见此种拓本流传。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致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书法赖以流传。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顾从义本、潘允亮本、肃府本等较著名。

    宋太宗赵光义于淳化三年（992年），出内府秘阁所藏历代名家法书墨宝，令翰林院侍书王著编次、摹刻，汇成我国第一部大型法帖——《淳化阁帖》。因完成于北宋淳化年间，故名之。

    全帖共分十卷，前五卷是历代帝王、名臣和诸家的篆、隶、草、行、楷各体，选入唐以前百家的书法，如张芝、钟繇、索靖和欧、褚、颜、柳等人的作品，后五卷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草书墨迹。璞玉浑金，字字珠玑，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书法遗产。后木版毁于战火，故传世拓本极少。从宋至明转相传摹，不下数十家，玉石杂糅，真赝难辨。其中，明朝肃王府在兰州翻刻的版本，从宋刻本摹成，世称“肃府本”或“兰州本”，是现存时代较早，摹刻较精，而又保存完好的一部法帖原石。

    肃府本《淳化阁帖》重摹于明朝后期，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四皇子朱模为肃庄王，赐宋本《淳化阁帖》一部，以为传代之宝秘藏内府。万历年间，陕西右参政分巡临巩张鹤鸣得阁帖别本，向肃宪王朱绅尧借藏帖校对，因请姑苏温如玉、南康张应召双钩。次年，宪王乃令摹刻，未成而薨，世子朱识鋐踵成之。先后历时七年，用富平钟磬石144块刻成，收藏于肃王府东书院遵训阁内，视为珍宝。各卷末除照刻宋本款识外，新镌“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公元1615年）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隶书三行。帖藏肃府东书园殿遵训阁，视为珍宝。倪苏门《古今书论》云：“淳化帖在明朝，惟陕西（注：当时陕、甘尚未分省）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上石，所费巨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拓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郑学孚在《夤帖举要》中也说：“明翻刻阁帖，以肃府本为最佳，跋语亦最多。”今存肃府帖初拓本，笔力遒劲，纸好墨匀，清新悦目。人称“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在明代翻刻阁帖中居于首位。《淳化阁帖》历代广为翻刻，宋时已有30种以上的翻刻本，元、明、清三代更是不计其数，形成了玉石杂糅，真赝难辨的局面。自明万历年至光绪末年的300多年间，肃本《淳化阁帖》原石屡遭战乱毁坏，历代也曾相继进行补刻，以臻完备。明肃王府在兰州由宋刻本摹成的版本，是现存时代较早，摹刻较精和保存最好的一部法帖原石，为研究兰州肃府本《淳化阁帖》提供了又一珍贵的实物资料。

    据《甘肃日报》介绍，对肃府本《淳化阁帖》摹刻法帖的优劣、肃府帖的祖本问题，前人也多有评论。

    一般人士认为前八卷摹自阁帖原本。肃府本一至八卷，笔势肥厚方整，遒劲奔放，与某些细瘦的版本不同。翁方纲在鉴定一本有银锭纹的阁帖拓本时说：“肥厚与肃本相近，而笔势颇方。闻之初拓宋本，亦肥而方也。”（《苏斋题跋》）孙承泽云：“近人多不识阁帖，某家宝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极丰穰有神采，如潭、绛则太瘦，临江则太媚。”他还举出几条辨认真帖的标准，如“他本刻卷数在上，版数在下，惟此本卷数版数皆相连属”；“他本行数字比帖中字小而瘦，此本行数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浓”等（《闲者轩帖考》）所谓“肥而方”，“字极丰穰有神采”，以及旧有卷版数的刻法，正是肃府本具备的特点。再将肃本与被称为由“毕士安所得赐本”摹刻的乾隆四十三年《钦定重刻淳化阁帖》作比较，其气韵之奔放、古朴，都十分相近。可知此帖前八卷实得阁帖初刻原本的真传，人称“不失宋帖本来面目”，是不过分的。

    肃府帖卷九为别本。肃府本第九卷笔画细瘦，无旧刻卷版号，卷尾脱失“塞仰料静”以下三行十八字，有别于其他各卷。翁方纲认为“肃本此九卷是别从一本摹入，以致过于细瘦”。我们判定此卷是摹自南宋别本。

    肃本卷十摹自“修内司帖”。第十卷笔迹较前八卷反见肥硕，亦非原本。前人曾以南宋淳熙年间摹刻的“修内司帖”与肃本对校，认为修内帖卷十是此卷的祖本。

    尽管肃府帖的祖本存在掺杂不一的问题，但在明朝翻刻阁帖中仍不失为较好版本。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陕西费甲铸用肃府初拓本重摹一部，置于西安碑林，称为“陕西本”或“关中本”，足见肃府本影响之大。肃本阁帖附有较多的后跋，也为其他摹刻本所少见。初拓本有张鹤鸣等二十七跋，及温如玉跋一版，不啻是一部法帖简史，对研究该帖颇有参考价值。

    《肃本淳化阁帖》是由148块石碑组成，刻成后，曾多次遭到破坏。明、清之际，帖石佚失，损坏多块，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洮岷道陈卓聘邀陈曼仙、毛香林补摹四十余版（处），帖文补全，复成完璧。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陕西提督王辅臣随吴三桂反清，攻陷兰州，曾以帖石为马槽，致有“马房光怪，枥马皆惊”之说。清军围城，守兵又毁石为炮子，使部分帖石遭到损坏。左宗棠督甘时，将这肃王遗物交文庙保管。光绪末年，翰林刘尔炘移帖于兰州府文庙尊经阁保存（后为志果中学，今兰州二中内），又补刻木版释文40块。此后，得到甘肃教育家赵元贞先生长期保护。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日机轰炸，一度埋入地下。一次赵元贞先生出差宁夏，《肃本淳化阁帖》被全陇希社挖出后收藏在丰黎义仓，一时要求《肃本淳化阁帖》归属的单位很多。他回兰后，向执政当局据理力争，将其要回归志果中学保管，安装在尊经阁深檐下。1966年交甘肃博物馆珍藏，现存141块，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石高27．4厘米～34．5厘米，宽36．5厘米～40．7厘米，厚5厘米～8．9厘米，大都为两面刻字，也有仅刻一面的。据了解，“阁帖”肃府本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全的“阁帖”，目前有记载的全套国内只有两套，分别被北京故宫、甘肃博物馆收藏。

    关于天下第一帖《淳化阁帖》近年来又有不少新的发现与进展：

    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斥资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手中购回初拓本《淳化阁帖》残本，仅存第四卷、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共170帖。该拓本残本在上海展出后，引起轰动……

    其中，被誉为《淳化阁帖》至善本的《懋勤殿本》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香港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共10卷的《懋勤殿本淳化阁帖》，以高科技的印刷技术，展现了这一书法艺术瑰宝。这是懋勤殿本自乾隆时期入藏故宫后，第一次全部十册完整印刷出版。

    几个月前，扬州一收藏家收藏的一套（十册）完整的《淳化阁帖》明肃府本，虽然十本字帖的封面已发黄，有点破旧，但翻开字帖，却字迹清晰，完整无缺。经上海博物馆古碑帖专家陶喻之先生等鉴定，评价为“品相如此之好，完整无缺，为世间少有，上博至今都未收藏全套。”确认为真迹，引起了轰动……

    《甘肃日报》2005年11月报道，庄浪县博物馆在整理馆藏古籍善本时发现一套明代肃府本《淳化阁帖》拓本，全套共10册，每册均用桐木板制作封皮。该拓本长31厘米，宽20．5厘米，拓印精细，精裱工整，保存完好。卷首有“历代帝王法帖第一”、“汉章帝书”字样，第十卷后有明代肃世子、张鹤鸣等人的题跋。经考，庄浪县馆藏《淳化阁帖》拓本均属兰州肃府本……

    一身正气的书画家朱克敏

    书画立身的“五朝老人”

    朱克敏（1792—1873），字时轩，号游华山人、凤林山樵，晚号太华山人，颐道人。甘肃皋兰县（今兰州市）颜家沟人。他的一生正如他曾经自刻的一枚印章文字总结的那样：“乾隆年生，嘉庆秀才，道光优贡，成丰教官”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半生科场徘徊，半生教书育人，终年81岁，自称“五朝老人”。《皋兰县志》称：“朱克敏性通脱无城府，然绝口不谈人短，亦不论时政得失。”此话并不尽然。面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也会表露出一身正气来。如他在林则徐等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曾写出一首《戒鸦片烟歌》长诗就是明证。

    他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所处的时代适逢“康乾盛世”，这一时期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其与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都可谓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社会经济的繁荣，给文化也带来了生机。清代的泛古思想导致文化艺术的全面拟古与观念的泛化，当然，作为地道庶民艺术家的朱克敏，也无法回避这个现实。

    朱克敏自幼苦读经史，博览群书，书画俱佳。年轻时，他无缘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法改变日渐窘迫的生活，聊以教书为业，一生致力于书画，仅以笔墨糊口。他毕生从事书画创作，尤以书法成就为最，在陇右颇负盛名。其隶书摹汉唐诸碑，楷书摹颜鲁公家庙碑。行书则糅隶楷于一体，苍劲隽逸，恣肆跌宕，独具一格。时轩善画花卉，尤工于画菊，常效法白阳山人（明陈道复）笔意写菊，不求其真，但求其意，淡墨欹笔，自成风格。精于诗文，留下诗文墨宝不下百篇，著有《赋律入门》等传世。

    恬淡闲适的书画风格

    清代以来流传于世的书画作品甚多，除甘肃境内，外地也有所流传，在北京故宫的书法藏品中也有他的书法佳作，多受世人瞩目，尤其在书法上所下功夫甚深，篆、隶、真、行、草诸体皆备，最有创建的当属隶书。这与其所处的这个时代相一致，打破帖学垄断，顺应包世臣、康有为上溯六朝碑版以及秦、汉、魏、晋金石文字，下承碑学大兴的“碑学期”时代，加上他勤奋钻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朱体隶书”。朱克敏的书法，犹以隶书为最，取法庄严浑厚的《衡方》、《三公山》、《校官碑》等，加以自由豪迈的《石门颂》，优美秀丽的《曹全碑》、《乙瑛碑》。其笔法多同于邓石如。以其个人的审美趣味来改造隶书，发展成为自己气魄博大的风格，它不同于郑板桥的“七分半书”，也不同于伊秉绶的“八分”之体，以其自身的阅历、身世、才学凝结的心智，追求一种雄阔、含蓄、静穆之美。

    在其隶书“活计敲诗读画，生机养竹听松”一联中，透露出一种恬淡与闲适，如“养、计、诗、读”等横画的纤细与“生、活、听、画”等字线条的粗细对比中，可看出书家“无意于佳”且“随处立真”的自然心态。代表了其书法成熟阶段的风格，具有其作品的典型特征。四围方整，不斤斤计较于隶书的蚕头燕尾，体势茂密充实，稳健平直，具有较强的魄力，二边行书落款，回转盘于隶书两边，和协相融。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博大的气魄表现出的不是优美而是壮美，犹如孟子所肯定的神奇意境：“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大而化之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这幅隶书从其落款可以看出是其晚年八十二岁时所书，可谓是“人书俱老”，在形式上以一种粗犷、激荡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

    同时，在朱克敏的真书、行书、草书作品中，也能感受到这种激荡人心的心理体验。其真、行、草书作品均受时风所致，追求汉唐雄风。清代包世臣在《自跋草书答十二问》中写道：“真书虽不入晋，其平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朱克敏的真书有六朝气象，力追真率，无丝毫做作之气。观其册页《坤象》篇，体势开张，左高右低，欹侧取媚，端庄安详，意与古会。行、草书作品稍逊于隶书，取法高古宏阔一路，清健雄奇，直追颜鲁公，尤于《争座位稿》用功备至，曾反复临习，深得其笔法三味。作为书法家的朱克敏，不仅上追魏晋两汉碑版刻石，而且下及宋元明清诸法家名帖，对“宋四家”苏、黄、米、蔡诸法帖作过认真的临习与研究，力争如《书诀》中所云：“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而重按，如水流云行，无稍间断，永存乎生意。”书法作品中无喧嚣气，无世俗气，作为一介布衣书生，这一点犹是难能可贵的。

    在花鸟画中，朱克敏选择了菊花作为喻象来表现绘画意象，晋陶渊明笔下“秋菊有佳色，哀露缀其英。”以其“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袁山松《菊》）的秉性赢得历代文人墨士青睐。朱克敏的墨菊，以表现菊花的精神以自慰。多以水墨泼墨为主，用书法的线条入画，画中有书，书中有画。

    《颐园论画》中道：“惟文人墨士所画一种，似到家似不到家，似能画似不能画之间，一篇书卷名贵，或有仙风道骨，此谓之逸品。”朱氏墨菊，古质且新颖，似有沧桑的历史感浮现，傲霜凌寒，劲节华瀚。非有半世苦功而不能臻斯境界也。在一幅《菊石图》中画家这样题道：

    一幅黄花一首诗，一诗一意自家知。

    花应笑我年将暮，我笑花开九月迟。

    画家达观自适的心态在诗画中表露无遗：

    介亭书法介兰亭，昆仲时轩笔观馨。

    片纸如金人共宝，陇头松竹万年春。

    这首诗一方面盛赞了朱克敏与唐琏在书画上双峰并举的艺术辉煌，从另一个方面也肯定了朱克敏对于书画艺术的毕生追求与不息探索的历程。

    在他的一首题菊诗中这样写道：

    书画消磨四十年，三秦到处姓名传。

    而今再写辋川蔻，犹是秋风八月天。

    在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知到当时秦陇一带对朱克敏其书其画的认可和欢迎程度。朱克敏以其高尚的人品和诗书画才能，赢得当时不少名人学士的青睐。据说左宗棠在兰州期间，不少社会上流人士收礼只收朱克敏的字，它物一概谢绝。

    朱克敏留下的隶书对联较多，有一副五言隶书联“浅深看水石，来往逐云山”，题款“重游青海太华山人”，融隶楷于一体，笔力遒健，古拙浑厚，是他晚年所作。时轩在青海湟中县为他的契友写了一副隶联，联文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联文两旁书有大段题跋。朱克敏的小楷遒劲有力，秀逸隽永，神韵天成，颇具颜鲁公书风，书写内容也十分广泛。他留下的绘画作品也很多，这里着重介绍他的松、桐、菊、荷四条屏。千年古松一株，老干欹斜，直干云霄，枝叶茂密，遮天蔽日。道光十八年，时轩游华山，登落雁峰，见古松屹立，龙鳞虬势，奇怪难名。十多年后忽忆及此，乘醉挥毫，遂成一图。题诗一首：

    风涛起处卷云烟，错节盘根数百年。

    漫说健人凉九夏，鹤眠最爱岁寒天。

    并有大段题记。酷暑时节，人人喜爱松之阴凉，岁寒古松，则是鹤群最佳栖息之处。

    梧桐一株，上不见梢，下不见根，顶天立地，枝繁叶茂。

    朱克敏有一幅回忆道光十年，他登龙门眺黄河孤桐的写意画。右下侧题诗曰：

    色老秋深疏雨滴，高题百尺忆龙门。

    朱克敏的绘画，多以水墨花鸟画见长，兼写山水、人物。由于清代整体绘画风格呈现出一种萧条淡漠之气，绘画相对统一在“四王”和“四僧”为基调的美学对峙上，体现出一种清新的世俗生命意味，由于石涛画学系统的确立，最终使得中国绘画思想体系的全面营建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境中的朱克敏，当然无法回避作为古代文人对于绘画的基本认识。因此，绘画作品多言志、抒怀，表现出文人画的一般特征。所以说，朱氏的绘画属于文人画的范畴，基本上是以学养涵天机。另外，在其绘画风格上，对于民间绘画的借鉴多以表现绘画意象，同明清大多数画家相一致。

    与林则徐的传奇交往

    朱克敏在兰州老百姓中的确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至今人们还一直流传着一段美好佳话。

    那就是民族英雄林则徐与一介布衣书画家朱克敏带有传奇色彩的交往故事。早在道光七年，朱克敏赴西安游学。他们相识于陕西学使院，身为陕西布政使的林则徐十分赏识朱的才华。林则徐长朱克敏七岁，当时林则徐已名震天下，虽仕途受挫，亦身为封疆大吏。朱克敏则受考试院科场初北，两人在这种特殊的场合下相遇，林对朱“一见如旧识”，评其“文艺颇佳，兼工楷隶，余甚喜之”。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一个下层文士能够为一个当朝权要所赏识，历来都被传为佳话，要产生较深的友谊，更属不易。正因为如此，文士才津津乐道于此，希冀有一跃龙门之机遇。林则徐对朱克敏的赏识，是由于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胸怀使然。朱克敏的被礼遇，更大方面是因满腹经纶，深厚的学养，长于诗文，并在书画艺术上的出众才华。时丁亥之夏（1827年），朱正而立之后，在众多学子中已经具有了非凡的书法造诣，给林则徐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十八年后，林则徐从被贬地伊犁被召还代理甘陕总督。他仍惦怀朱氏身世，与其交往甚笃。身为朝廷命官、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赏识和推崇一介布衣朱克敏的才学和艺术，使得朱氏声名大震。

    这时朱克敏的书法，已经由广泛的积累阶段转入纯熟的创作阶段，独具个性的“朱体隶书”逐渐创立，用笔更加自如灵活。在清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文人环境中，朱克敏靠刻苦勤奋和超凡的颖悟之性，走在了有清一代隶书极为发展的学术前沿，展示了他的艺术风采。朱克敏母亲去世后，林则徐立即发出信函，中有“正结因缘于文字，旋增别绪之潆洄，枉送临歧，殊甚怅惆！满拟未歌鹿宴，借堪再接尘谭，乃展讣函，惊悉太孺人驾返瑶池，曷胜骇悼！”“尚冀葆身白玉，以礼节哀”等语。从这里足见林、朱二人友谊之深厚。其时朱克敏书画名声远播，上至省抚，下至百姓，慕其书画者甚多，靠卖字画赉赠，以供养老母，借此安贫乐道。师友开诚相谈，情谊相融。林则徐大为心动，为朱母作了《朱母颜孺人寿序》。

    寿序是一篇具有史料价值的传世文物，是一篇未曾面世的少穆逸文，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该《寿序》为12条屏，纸本，约1200字，条长163厘米，宽41．5厘米，每条书6行，整行26字。称赞时轩“好学书画，借笔墨糊口，陕甘上下垂青”，“文艺颇佳，兼工楷隶，余甚喜之”。称赞朱母“经理家务，艰苦备尝，子子孙孙慈爱弥笃”。落款：“前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林则徐撰”，“前甘肃布政使、署陕西潼商道程德润书”。

    与撰者、书者一同署名的有祁隽藻、姚元之，冯赞勋、颜伯焘、萨迎阿等26人。代笔者程德润，湖北天门人，嘉庆年间进士。道光初年任兰州道，兼理兰山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任甘肃按察使，旋升甘肃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改任陕西潼商道，是朱克敏的业师。祁隽藻，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历任侍讲学士，光禄寺卿、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等职。长于许氏文字之学，善诗文、书法，延纳寒素，士林归之。姚元之，字伯昂，学宗族祖姚鼐，文章典雅，书画俱佳。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十三年典陕甘乡试，历任工、户、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时轩进京时，元之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颜伯焘，广东连平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历任陕甘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陕甘巡抚、云贵及闽浙总督等职。冯赞勋，进士出身，曾任太仆寺少卿、提督陕甘学政。道光七年，朱克敏到西安，就是在冯学使院认识林则徐的。萨迎阿、奕经、图明额，皆清之宗室。萨迎阿曾任兰州道、甘肃按察使、伊犁将军、陕甘总督等职。一同署名的还有杨国祯、韦德成、孙念祖、田树祯、曹炯、林汝舟、韩振先、王元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有较高的官职和身份，联署与林则徐一起为朱母送寿序，可见一介寒儒，在当时上层眼里得到的器重。朱克敏虽出身低微，然德艺出众所产生的人格魅力，已引起上至朝廷大员，下至普通百姓所看重。他的声望已远远超过了本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在封建社会里这种奇特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

    今天在其人其事隐退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再次拜渎这篇寿序时，一切依然那么鲜活，依然会由衷地产生对林则徐、朱克敏的敬慕之情。林则徐与朱克敏的真挚友谊千古留名。

    两个“五泉山人”的翰墨意趣

    “五泉山人”刘尔炘

    五泉山位于兰州市区南侧的皋兰山北麓，是一处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遐迩闻名的旅游胜地。

    公园景点以五眼名泉和佛教古建筑为主，海拔1，600多米，占地267，000平方米，有明清以来的建筑群十余处，一千余间，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规模宏大。园内丘壑起伏，林木葱郁，环境清幽；庙宇建筑依山就势，廊阁相连，错落有致。五泉山现已成为兰州人休闲旅游的首选去处，也是来兰游客值得一游的地方。

    公园景区内除五泉、绿林和明清庙宇外，多为自号“五泉山人”的兰州邑绅刘尔炘修建。

    刘尔炘（1864—1931），字又宽，字晓岚，号果斋，甘肃兰州人。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光绪十一年乡试第六名举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26岁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任翰林院编修。三年后辞官返兰，专心治学，创办学社，修过书院，为地方作了不少有益的事业。他曾主讲五泉书院，成就甚众，设甘肃文高等学堂，任总教习。主张通经致用，因撰《治经条例》，又作《劝学迩言》。常以“弘毅”勉励后学，期以任重道远，毋懈所志。现在此二字已经成为有百余年校史的兰州第一中学的校训了。刘尔炘培育英才，门人遍于陇上，在兰州经营“八社”，即皋兰兴文社、五泉图书馆、陇右乐善书局、陇右实业待行社、甘肃省丰黎义仓、全陇希社、皋兰同仁局等，号称“八大社”。其中有的是属于文化事业社团，有的属于慈善事业，如甘肃丰黎义仓，每遇荒年，开仓济贫。尤其值得兰州人民怀念的是，他筹资修建五泉山这一业绩。

    1919至1924年间，他多方筹资4．8万两银子，以工代赈，对五泉山进行了全面重修与扩建，不仅使五泉山的山水更加灵秀俊美，也更加突出了它的人文景观特色。修筑了牌楼、万源阁、太吴宫、绿荫湾、仙人岛、月半亭、企桥、清音阁、八卦台等景致，并巧用白话文题写语含双关、意蕴哲思的名联佳句多达130多幅，阐释了深邃的儒家思想及人生感悟。五泉山工程告竣后，又督导整修了兰州小西湖、盐场堡河堤等大型建筑多处。今天我们所能看到兰州的不少名胜，都倾注着他的心血。

    今天，当人们沿五泉山西路循廊而上时，便会到达当年刘尔炘重点修饰的西龙口蓬莱仙境。这里“小蓬莱飞瀑穿云，森林障日，为全山极盛处”，到处杂花生树，石级递增，泉石清幽。穿半月亭即到企桥，为五泉山观景最佳处。企桥门上有刘尔炘题刻的两幅对联：

    想过去么，过去便能通碧落；

    休下来了，下来难免入红尘。

    又：

    问来来往往人，今之云游，水意山情可乐否；

    到活活泼泼地，任天而动，花光草色亦欣然。

    文昌宫东邻旷观楼，楼下有一深五米的古岩洞。一泉从洞中流出，名日“摸子泉”。因泉底有花石瓦砾，传说凡欲求子女者，钻进洞中，如从泉底摸出圆石者将得子，摸得瓦砾者将得女，善男信女们经常进洞一摸。刘尔炘曾在洞口书一对联以嘲讽这种迷信活动：

    糊糊涂涂将佛脚抱来，求为父母；

    明明白白把石头拿去，说是儿孙。

    书法楹联，给富有画意的五泉山又平添了几分诗情。刘尔炘重修五泉山以后，曾为这一名胜题写了60多幅匾额、对联，其中有不少题额和对联，不仅文字意蕴深邃有趣，浅显易懂，富有哲理，耐人寻味，而且颇富书法美感：

    谁教人只管好高上上上上；

    我替你从容定喘来来来来。

    再如文昌宫前牌楼正反两面的匾额，妙趣横生，雅俗共赏，不只使景物生辉，也给游人以不少乐趣与联想，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如：

    高处何如低处好；

    下来还比上来难。

    寺内还辟有依依径、仄仄门、曲曲亭、重重院、叠叠园，并分别给一些寺舍题以迎绿、飞黛、听松、拜云等雅号。寺前有古树参天，寺旁有石桥流水。风吹树摇，瀑落水响，真可谓“泉水响山绿，树云摇山青”。在此停留片刻，准会令你情趣横生。刘尔炘为诗，立意清奇，新颖别致，情趣横生，联系现实，关切国计民生之篇章，尤具社会价值。他擅长书法，宗“二王”，师智永，行草之际，尤所偏工隶书。其隶书脱胎于汉曹全碑、史晨碑及石门、西狭、邮阁三颂，好大王碑而融以清代皖派大师邓石如之风范，结体严谨而浑融无逾，遒丽淳质，张弛有度，可谓隶书之正脉。楷书遒丽柔婉；隶书雄朴壮健。综观五泉山保留下来的由他编撰、书写的匾、联，便可领悟其艺术修养。只是经过十年动乱，他在五泉山所撰所书的对联、题额，现在已经所剩无几。

    他晚年又习绘画，以兰草和山水见长。先生一生著作颇丰，今行于世者计：《果斋前集》1卷、《续集》1卷、《别集》1卷。《劝学迩言》1卷。《（口受）经日记》：《周易》1卷、《书经》1卷、《诗经》1卷、《春秋》1卷。《春秋大旨提纲表》1卷。《果斋一隙记》4卷。《果斋日记》8卷。《拙修子太平书》1卷。《陇右轶余集》2卷（此为尔忻集先贤著作）。《甘肃新通志·艺文》都有著录。民国二十年（1931年）卒于家，享年68岁。

    《皋兰新志稿》有传。同邑王烜撰《刘果斋先生事略》及《刘果斋先生年谱》。乡人私谥文毅，入祀皋兰先贤，并铸铜像，以五泉层碧山庄为专祠。后来地方人士曾创办了“志果中学”（即现在兰州二中的前身），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提起刘尔炘依然称之谓“刘大人”，并在五泉山立了他的铜像，表示对他的怀念。

    著名书法家尹建鼎

    另一位与兰州名山五泉山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应是著名书法家尹建鼎先生。

    尹建鼎（1922—1997），字半坡，别号半坡书房主人。解放后，他长期在兰州市园林部门工作，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呕心沥血，白手起家，为兰州市南北两山的绿化和园林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书法作品，在国内很多古迹、名胜、园林中的匾、联、刻石的形式流传，是甘肃省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书法家之一。生前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兰州市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名誉主席，兰州于右任书法艺术研究会顾问。他在书法艺术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尹建鼎出生在陕西省渭南尹家坡村一个非常贫寒的农民家里，他自幼聪明好学，酷爱书法艺术，更善诗文。7岁起便从唐楷、汉隶人手习字，15岁时，由于功课优异，思想进步，又写得一手好字，便向往着到西安城里去求学，更渴望着能一睹西安碑林里历代书家的墨迹风采，于是他便自作主张，孤身赴西安考人了西安第一中学。读书期间，他在课余时常常徘徊于碑林之中，摩挲着历代碑石，从二王到张旭、怀素，从孙过庭到米芾、黄庭坚，仔细揣摩，反复临习。此时他的书法已初具形体。抗战时期，作为进步青年的他尤爱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岳飞的《满江红》以及于右任先生书写的《正气歌》等名帖，每次临写之后，顿觉名将名相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升腾胸怀。1945年5月，他考入国立甘肃学院（现兰州大学前身）政治系，在国立甘肃学院上学期间，尹建鼎团结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寻找当地共产党组织，终于在1949年初加入了中共兰州大学地下党组织，并组织进步青年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同年6月，兰州大学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党组织负责人陈仙洲、程万里等有识之士相继被捕遇害。在这异常严峻的时刻，尹先生毅然于月底秘密前往甘肃省景泰县，与其同学王怀瑜等人组织起当地的进步青年学生，领导成立了学生团，举旗暴动，并关押了县长和乡长，收缴了县警察局、县自卫队的枪支弹药，和平解放了景泰县，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军银川创造了重要条件，作出了贡献。解放后，他曾先后担任过兰州市第二区区长、兰州市财委办公室主任、兰州市建委资料组组长、甘肃省设计院办公室主任、兰州市建筑结构制造厂厂长、兰州市南北两山公园修建委员会负责人等职。在此期间，他主持并参与了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工程、上水工程、园林建筑工程（白塔山公园的初建和一、二、三台主体工程，五泉山公园的园门改造工程，雁滩公园的人工湖修建工程），以及园林管理、公园文化艺术园地的建设工作，为加快兰州市园林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尹建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不忘忙里偷闲，临池不辍，作书作诗。他尤偏爱于（右任）体的《标准草书》、《正气歌》二帖，每日必读之、临之，终于掌握了于体《标准草书》的精髓，已具鲜明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其作品除被多家博物馆、纪念馆、碑林、名胜古迹收藏，刻石、刻匾外，也有甚多流传海外。他的书法成就，从其题写的行书体“白塔山公园”的匾额大字，以及他在五泉山公园莲花坞景观书写的行书长联中即可窥其特色，长联为：

    白云忘机任林间云去云来云来云去；

    青山无语看世上花开花落花落花开。

    从他书写的这幅联语来看，法度严谨、不失灵秀流动之感，长联中的“云”、“花”、“来”、“落”等字多次出现，极为难写，他却处理得字字珠圆玉润，各具风姿，绝无雷同。

    “文革”后期，尹建鼎担任兰州市五泉山公园主任。他主持扩建公园设施，把人防工程改建成很有特色的“五泉洞天”等娱乐场所。随着书法热潮的不断掀起，他积极开辟公园文化艺术场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1977年，在他的倡议下，兰州市著名书法家以及书画爱好者一百多人在五泉山公园聚会，成立了兰州市第一个群众性书画社团组织——兰州五泉书画研究会，他被推荐为第一任会长。其间，在活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他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自筹展览经费，在五泉山公园文昌宫举办了多次书画、摄影展览，如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黄河流域书画展”、“爱鸟周书画展”、“园林艺术书画展”、“兰州地区迎春书画展”、“中日友好书画展”等。他还组织征集了兰州市知名书画家的100多幅书画精品，送出国门，在日本东京成功举办了“中国敦煌艺术书画大展”，赢得日本各界的高度赞誉。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全部被日本东京出版署购买收藏，并结集出版。他还多次与书画界挚友联手组织书画交流、书画讲座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书画人才。这期间，兰州地区相继成立了兰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兰州飞天书画学会、兰州市职工书画协会等书画社团组织。1985年10月，在兰州市文联的倡议下，尹建鼎等书法家组织成立了兰州市书法家协会，他当选为第一届主席。从此，松散的群众性书画团体逐步走向规范化、统一化、组织化、扩大化，兰州地区的书画艺术水平也逐步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并进而走向全国、跨出国门。

    甘肃著名文艺评论家曲子贞先生在评论他的书法时曾经说：“尹建鼎先生精工于行草，兼工隶、楷，篆，他善于继承张芝、张旭、王羲之、王献之，以及孙过庭、黄庭坚、米芾等大家的优秀传统，又借鉴当代草圣于右任的风范，经过长期的临池实践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用笔上，挥洒自如，气势通畅，线条婉转流美，体现出他那自然朴实，清静豁达的襟怀；在结构上，法度谨严，造型洒脱，他的书法给人以不激不励的中和之美。”

    1986年，尹先生负责筹办了“于右任书法展”、“刘尔炘书画展”、“兰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展”之后，紧接着又积极参与筹办“兰州五泉书画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由于公务繁忙，社会兼职多，社会活动频繁，尹先生于1987年初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患病后留有后遗症。然而，重病在身的尹先生从未放下伴随他度过大半生的笔，他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坚持书法创作。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创作的真、行、草、隶、篆书法精品百余幅，开办书法展览震动了金城书坛画界，而展品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就是他在病中创作的。众多书学者为尹先生这种“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精神深深感动。

    “人品第一，书法次之”，此乃作书者之根本。

    尹先生不但书品卓绝，他的人品也是有口皆碑。尹先生一生淡泊，两袖清风，为人敦厚，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从不以书法家身份自居。对于年轻人和初学书者，他更是诲人不倦，虚心解答他们在临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毫无保留地畅谈自己的创作体会和临池经验。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他的许多弟子现已成为兰州市乃至甘肃省书法界中、青年队伍中的佼佼者。

    可以说，在新旧两个时代里的这两位书法名人都对兰州名胜五泉山的维护与拓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人文景观的建设方面更是如此。更为有趣的是，前者善行草，偏工隶书，书风雄健古朴、凝重厚实；后者精于行草，兼工隶、楷，篆，书法上气势通畅，谨严洒脱、婉转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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