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客观地说，中国这一百年是以内乱和外患为主旋律的。内乱和外患的频度和强度之高，举世罕见。包括连绵不断的内战，外敌入侵，接连不断的政治清洗，人为饥馑，不一而足。用“多灾多难多乱”来形容这段历史并不为过。
就内战和“革命”而言，且不比中国的清代康乾盛世，就是与世界近现代大中型国家相比，中国也是极不寻常的。例如，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没有经历暴力革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没有经历过内战。在欧亚其他地区，以革命起家的法兰西，1789年后仅出现过一次1871年小规模的巴黎公社起义，二者相隔了80多年之久。土耳其有1908和1922年两次革命，中间相隔14年。中国的邻国日本在1863-1868年打过一次内战，俄国有1917-1923年内战，西班牙在1936-1939年也发生过短暂内战。在革命和内战较多的美洲，阿根廷在1852年、智利在1891年、巴西在1893-1895年、哥伦比亚在1860-1862年均发生过短暂的内战。另外，美国有1861-1866年的独立战争（也算一场革命），墨西哥在1910年闹过革命。纵观全球，革命或内战，很少超过五年。秘鲁1810-1824年的独立战争应是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之最，但没有发生文化革命。
再说本国内部政治清洗。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1933年大清洗（bolshaya chistka）招致40万苏共党员被处决。接踵而来的1936年军队清洗，又有3万红军指挥官成为冤鬼。斯大林清洗的直接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1941年纳粹军队入侵苏俄的嚣张气焰。凡世人已知的，斯大林历次清洗受害人总计360余万人。其中150万人被逮捕，70万遭枪决，其余进“古拉格群岛”集中营（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除此以外，170万富农（kulaks）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中国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众多。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空前灾难，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莫大荒唐。现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难道近代和现代中国就非经历这些浩劫不可吗？为什么直到最近才真正重视“和平发展”和“维持稳定”呢？
首先，在哲学层面，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一些长期流行的假定。其中之一就是德国人G.W.F.黑格尔（1770-1831）关于“世间所有的存在都合乎理性，合乎理性才存在于世间”的循环逻辑（“all that is real is rational and all that is rational is real.”）。按黑格尔的逻辑，中国的多灾多难多乱是合乎理性的，或是中国自找的。中国近代现代的多灾多难多乱的确存在，但绝非合乎理性。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好战、更好灾、更好难、更好乱。那么为什么合乎理性的“和平发展”和“维稳”却常常不存在呢？或者说，中国近代现代战乱和灾难的时间超过和平和稳定，难道可以说战乱和灾难比和平和稳定更合乎理性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悖论。
二
再说到内战及政治运动当事人时，通常文献会用“人民”之类的含糊字眼表示公众的自觉参与，似乎与政治权力无涉。到了手的胜利果实总被敌对阶级篡夺，人民也太愚蠢了。这种存在也能被说成合乎理性，岂不太荒唐了吗？
西方政治学其实对这个悖论已有定论。西方国家-政治权力问题学者如马克斯·韦伯（1864-1920）就明确指出，社会公众群体和政治权力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博弈。政治权力集团通常可以靠暴力单方面改变游戏规则。1道格拉斯·诺斯（1920- ）、曼可·奥尔森（1932-1998），和近来的施蒂文·哈加德和R. R.考夫曼均视政治权力为“弱肉强食者”或“盗匪”。2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查尔斯·梯利，干脆直呼政治权力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3如果这些命题可以成立，中华民族中好战、好灾、好难、好乱的仅仅是与政治权力有关的人。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悖论就有合理解释的可能。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从1911年以后，中国国内的动荡多是少数人所为。孙中山先生生前就把国人分为三大类：曰“先知先觉”，曰“后知后觉”，曰“不知不觉”。他说的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都只占中国社会的极少数。孙中山参与的1911年四·二七广州起义，当时同盟会做孤注一掷式的决战，投入兵力120余人，耗去该组织四分之一的财力，大败而归。在此之前，孙中山领导的九次起义，均以200人为上限，并均告失败。这种结局迫使同盟会采用单兵暗杀（包括自杀炸弹）方式来达到威慑清朝官员的目的。就连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参加者不过300余人，配备实弹共计50发。
1911年武昌起义，如无后来两三个月中的各省独立，辛亥革命成功的希望是相当渺茫的。但在既无同盟会的领导，又无统一协调，各省军人各自为政，内部黑箱操作的情况下，各省独立居然成功。同盟会成员，如黄兴等直接亲历辛亥革命者，不超过100人。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内部动荡起码有四次可以避免。黑格尔氏的“凡存在者均合乎理性”的逻辑纯粹是反理性的逻辑。
其一，1915年如果袁世凯与孙中山在政治上互相让步，南北之间历时12年的冲突可以避免。
其二，1927年间，如果蒋中正安于苏俄的支持和由苏俄撮合的国共合作，历时10年的国共冲突可以避免。
其三，如果历时10年的国共冲突可以避免，日本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乘虚而入，于1928年染指东北，1931年退出国联，制造傀儡满洲国，1937年嚣张地全面侵华。
其四，1946年国共双方如能继续抗日救国精神，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三年内战并非不可避免。
中国内战的真正参与者，也是人口的极少数。就决定中国大陆命运的1946-1949年那场战争而言，国共交战双方兵力的总和最高时不过500万人，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1%。1945年，国共两党党员人数总和也仅为320万，占中国人口总数的0.8%。
可见，中国“群众运动”的少数性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第二大悖论。
三
按坊间通常的说法，辛亥革命轻取清王朝，是因为满清太腐败。其实公平地说，应是满清在维稳方面无能。“太腐败”与“太无能”并非同义词。一般来说，腐败（或寻租）是需要相当的资源的，获取这些资源又需要相当的能力。所以，腐败和无能常常是相斥的。历史上，腐败的政权常常是相当有能力的政权，如嬴政的秦王朝。说清王朝太腐败，寻租过度，等于说清王朝在获取资源上具有太大的能力。相反，如果说清王朝无能，它就不可能太腐败。辛亥革命推翻一个无能政权，在道义上也无可厚非。如果清王朝有能力寻租过度，达到了“太腐败”的程度，辛亥革命未必能成功。这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又一大悖论。
按此理，1911年以后的中国政权更替，先是北洋军阀无能，后是国民党无能，腐败应居次。人们习惯上更痛恨腐败，因为腐败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而无能者，如阿斗之辈，常常引起恻隐之心。以腐败相谤，更具鼓动宣传效果。但是，鼓动宣传经常是以歪曲事实为宗旨的，与真情相差甚远。
那么，真情到底是什么？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三大悖论——战乱和灾难比和平更合乎理性、群众运动的少数性、有能力过度寻租的利益集团太腐败，到底如何去解释、去理解？这些都呼唤着人们对历史重新思考评判。
导读：读过邓钢的《辛亥革命百年，反思近现代历史》，会看到他提出的“三大悖论”。三大悖论引申出三个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充斥着战乱？为什么少数人参加“群众运动”，而往往多能成功？清统治中国的时代的结束，到底是死在了腐败上，还是死在无能上？
本文的作者作为邓钢的弟子，尝试从探究悖论出现之原因的角度解读这三大悖论。她认为，上述三个问题说的其实是一个问题。
维稳是一切改革的前提
——解读邓钢提出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大悖论
郑雅卓
前文中导师讲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大悖论。所谓悖论，是那种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的命题。在这里，笔者不想去讨论悖论的出现到底合理不合理的逻辑问题，笔者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会出现悖论：为什么战乱和灾难的时间总是超过了和平稳定的时间？为什么少数人的革命，却还能搞得轰轰烈烈？为什么一个寻租能力超强的“太腐败”的政府同时还能“太无能”？
三个问题，可以共享一个答案。为什么战乱和灾难的时间总是超过了和平稳定的时间？因为社会的稳定结构被解构，难以回复稳定状态。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参加内战和政治运动，却还有似辛亥革命一般的成功？因为政权的稳定性太脆。为什么一个寻租能力超强的“太腐败”的政府同时还能“太无能”？因为这个无能是指在维稳上的不作为，清代晚期的政府在寻租上是有能力的，只是能力没有用在维持稳定上。
三个问题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稳定。
稳定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含义，在本文中都会涉及到，也正是由于各方面的不稳定，导致了三大悖论的相继出现。并且在历史的逻辑里，这三个现象是倒序排列的：先是政府没有做好维稳工作，然后少数人革命，轻易地推翻中央政府的政治统治，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城头变幻大王旗”，战乱和灾难持续多年，直到再次统一。
可见，一连串问题爆发的原点，就是清代晚期政府没有做好维稳工作。那么政府为什么没有做好维稳工作？政府在做什么？政府忙着改革。
改革和稳定有冲突吗？理论上讲，好的改革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对稳定局面应当是有正向作用的。但是，一旦改革本身失当，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速度上，破坏作用就是巨大的。
本文就从原点出发，和读者一起探究：改革出了什么问题、接下来的辛亥革命怎么就轻易成功了、改革失当与维稳失位又给后期的中国社会造成怎样的深重影响，以及反思这一段短暂却又漫长的历史后能给当今的中国以怎样的启示。
一、政府超速改革导致政治失稳
晚清中央政府的君主立宪改革常因预备期过长而被后人质疑为“假立宪”。9年的预备期，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不是太长了，而应该说是太短了。同盟会在以国民党的名义执政后，将立宪过程分解成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远比晚清政府使用的方法更为稳健。
对于当时的中央政府而言，一系列对外战争失败后已经开始丧失中央权威，后续将是其最困难的一段执政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是求快还是应当求稳？史实证明，过于追求速度的冒进改革直接导致了政治上进一步失稳。说白了就是，本来已经岌岌可危，又改得不对，结果，改着改着就把自己改死了。
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央政府垮台，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对于清代政府而言，这个倒塌的轨迹是，地方势力在平定洪杨起义的过程中做大，造成中央政府无法组织调动全局的资源，进而在外战中屡屡失利，致使中央权威更加丧失，地方更加离心离德。为扭转颓势，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改革，结果，方法上冒进，造成失控于地方势力、开罪于汉族知识分子精英阶层4、失信于民心。“快速改革”，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政策失误致中央政府权威尽失
清代末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当中，中央政府放权，允许地方势力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大量权力下放后，中央政府手里的筹码严重不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地方权力愈加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乃至军队建设和调动等方面开始对中央政府处处掣肘。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想的是一个西式的办法：搞地方议会以限制地方的权力。于是中央政府发明了“谘议局”——以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为诉求的地方议会。
地方谘议局的成立，很快对地方行政机构形成巨大的钳制作用。在这种态势下，地方督抚“聪明地”转而纷纷与谘议局合作，两大地方势力“合流”，地方政权的执政基础反而得以扩大。“合流”后的地方势力迅速将工作目标转向与中央政府争夺权力分配上。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更为激烈。有了谘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加入，地方政权便可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发难，后者在屡次斗争中节节败退。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原本“约束地方权力”的改革反而变成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的改革。
于是，政治结构从一个中央政府“大集权”分裂为18个行省“小集权”，地方权力不仅依然没有能够受到限制与监督，雪上加霜的是加剧了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中央政府的权威一步步迈向彻底沦丧。
2.激进的改革政策将知识分子推向政府对立面
在改革之前，清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历朝历代中华大地上的知识分子一样，最高的人生理想依然是走仕途。
1905年，中央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此后，谋取功名的渠道变为或出国留学、或进新式学堂、或找领导推荐。这种新门槛比起科举旧门槛，毕竟是高了许多，大多数农村家庭难以逾越。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书院、私塾、义学等旧式教育机构纷纷倒闭，乡村教育资源急剧萎缩，各地抵制新式教育的风潮此起彼伏。
在这种激进的改革政策下，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断绝了出路。寒窗数十年，忽然宣布科举制取消了，大家都要凭推荐函方可出人头地。原来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政治条件允许的就去找关系，经济条件允许的就去留学。赴欧美的留学生还好，学成归来者多数成为了建设者，而日本提供给中国留学生很多速成学校，广大赴日青年学生很难学到真才实学，倒是被灌输了大量反清排满思想，要知道日本正是中国海外革命排满派的大本营。
恰在此时，政府要建设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终觅得一条出路，于是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握上了枪杆子。这就为辛亥革命中新军倒戈埋下了种子。
新军为什么反？科举制度废除了，有抱负、无背景的青年人去向何方？本来，是有通过相对公平的途径，考试进入政府体系、改变身份地位、实现政治抱负。现在考试突然取消，有理想、有精力、有知识的青年人，从希望进入官僚体系，到被拒之门外，再到失望绝望，最终到对政府产生敌对情绪。这时青年人发现，通过出国留学是进入政府体系的捷径，去英美时间长、见效慢，去日本是更优的选择。他们在日本学习新思潮，回国后加入新军，在新军中串联并达成共识：要争取权利。那么怎么争取？答案似乎是：推翻现有体制，方有出头之日。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政治上进步的另一条路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历来被抨击为吏治腐败的表现，但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清代中国系统化、规范化的捐官制度，确实在维护公平与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在众多捐官者中，也有不少出类拔萃者，因为体制问题报国无门，只得出捐官下策，最主要的是这样一来能够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知识、有经济实力的失业者，他们才是最可怕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以上都是有权或有钱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处境更恶劣的，是广大贫寒的农村精英。他们从此失去了晋身机会和传统特权，由维持农村稳定的中坚力量蜕变为失望乃至无望的“高危人群”，从政府的“助手”转变为了“对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任何矛盾都有可能演化为刚性的碰撞。清代晚期的农民运动，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士绅阶层参与其中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过历朝历代的民变浪潮。
的确，我们有无数理由支持废除科举制度。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没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善的替补机制的前提下，它就彻底毁坏了早已制度化的人才流通渠道。这使得在政府的组织、人事领域，腐败现象严重，自此，“政府用人，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3.在改革中纵深蔓延的腐败诛全民之心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的放权，腐败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如癌细胞一般，从公权力体系扩散到了民营经济领域。
在晚清政府的重点工程——铁路的建设上，国内上下皆认为官办铁路腐败，铁路民营可力挽狂澜。但是史实证明，民营铁路对腐败同样没有丝毫的免疫力，不仅全盘继承了官办铁路的种种弊端，更因掌控公司实权的“绅士们”既无官方控制、又无股东监督，17个民营公司均乌烟瘴气。他们并没有像民众预期的那样，廉洁高效，而是贪污盛行、效率低下，修了很多“死路”、“僻路”，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的浪费，比起官办经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营铁路公司的资金来源除商界投资外，几乎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被股东”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腐败黑幕彻底激怒了。此后，针对铁路腐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浩浩汤汤、此起彼伏，国民对当朝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后一丝信心丧失殆尽，中央政府的执政威望降到谷底。
全民腐败，是诛心之器。
在这等社会环境下，对于普通国民，当如何生存？生存之道在于，人人都去发掘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成为全民信仰，区别只在于机会有无与机会大小。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恰恰是针对民营铁路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四川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能把路权流失给洋人”，但实际上，它和中央政府的矛盾真正在于：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大量资金被老总炒股亏空，基于此，中央政府决定靠引进外资将其收归国有，但公司董事会要求政府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资金补贴亏空，遭到拒绝。中央政府指出，财政是全民的钱，政府没有能力与权力用财政收入填他们的窟窿。谈判破裂后，董事会以“中央政府收回路权为卖给外国人”为名挑动、组织股东闹事，于是武昌的新军前去四川镇压，武昌空虚，辛亥革命趁机爆发。
二、失稳基础上的轻松革命
正是在这样的层层铺垫下，辛亥革命偶然爆发并必然成功，且必然得真轻易。有多轻易呢？
前文中导师已经讲过，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参加者不过300余人，配备实弹共计50发。同盟会的成员如黄兴等直接亲历辛亥革命者，不超过100人。1911年武昌首义，如无后来两三个月中的各省独立，辛亥革命成功的希望是相当渺茫的。
武昌起义是由反政府的少数军人发动的，他们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没有足够的军事准备，没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领袖，更没有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只不过是一批充满革命精神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何而来？上文中已经讲过，晚清政府为了实现军事现代化，把各省优秀的青年人送到日本去留学，而日本正是中国海外革命排满派的大本营，于是学习军事的学生受到排满革命思潮的影响。回国后，他们在新军里串联，形成军队内部的团体，而政府对军队的组织控制极为粗放，居然对此毫无防范，他们中有人已经取得了中级甚至高级的领导地位。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各省就在革命思潮冲击之下，形成连锁效应。22个省份有13个省在一个月里面全部起义成功。只要读一些各省起义的回忆资料就很容易地发现，各省起义几乎就是两个简单军事行动的重复：先是占领总督府，再就是攻克军火库。然后就大功告成。各地的清政府军队只要能保住他们本人与家属的身家性命，就可以不战而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除了武汉以外，死人最多的省就是云南，这个省因革命而战死的为160人。上海的革命起义者200人冲到江南制造局，上海就光复了。
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因这么小规模的战斗被推翻。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因这么小规模的战斗被推翻。当然，也再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
那么为什么在清政府治下的天朝，会上演这样的戏码？曾经的统治者显然不是亡于强烈的外来冲击，如对外战争，如国内起义，却亡于内部的改革失控——权力由中央向地方转移，地方政权规模畸形扩张；知识分子被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并大量加入新军；国民丧失信心，大规模群体事件给予小规模军事暴动以足够的机会。一座历史悠久的宏伟建筑，主体结构乃至地基都已被自己毁得千疮百孔了，到最后，只需要轻轻一击，大厦便可轰然倒塌。
三、不负责任的改革之害
萧功秦认为，辛亥革命很不幸地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碎片化这一历史大灾难的起点。表面上看，十年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各省分裂，均与之无关，然而，从史实上看，中国就是从此陷入了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一百年以后的我们，重新反思这段历史时，不妨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跳出来，重新估计晚清政府自杀式改革的真正历史后果。
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严复所说“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成功的革命，摧毁了向开明专制化迈出步伐的王朝，却无法建立有效整合社会各类资源的新体制。
有点一盘散沙意味的革命者起义成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革命者方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统一全国，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单独组织政府来整合社会、治理国家。于是，武昌革命政府与各种势力进行大联合就是下一步的必然选择。
联邦共和制度随之建立，各方为控制政敌而因人设法，设立了在政治上非常不合理的临时约法体系，造成此后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战等等。一个在政治上未经成熟考虑与试验的制度安排，只能让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分裂化与碎片化。
这是一种旧制度被抛弃而新制度无法约束人们行为的状态，也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失范”、“脱序”状态。
1.个人：意识形态自我摧毁
如果仅仅是地方权力膨胀，破坏的是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是权威危机，不足以使国家分裂后长期无序，更可怕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危机。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和传统仁政方向恰好相反，西方哲学和社会制度模式进入原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产生一系列不可估量的影响。笔者很难去描绘人的精神领域的混乱、茫然与无所适从，那么便从个体的微观到家、国的宏观这些可描摹的方面来阐述。
2.家、乡：宗法家族解体，基层秩序动荡
由于改革新政的“一石二鸟”性，笔者将社会组织中基层的宗法家族组织和中层的乡绅自治放到一起来讲。
中国传统的国家公权力一般只到达县一级。县级以下行政，一是靠各种胥吏，他们工作的动力以及经费的来源都在于其所代理的国家权力，如征税、司法等；二是靠传统的宗法社会，以乡规民约为准绳，以宗族集体领导为特点，依靠的核心就是通过科举获得了特殊地位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国家“经纪人”，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征粮征款等；另一方面作为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与政府及胥吏进行公关和博弈。
这种结构成为维持传统乡村稳定的重要因素。长久以来，“铁打的农村，流水的皇帝”，无论谁掌握政权，只要新来的统治者能尊孔重儒，并能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如稳定的社会秩序），一般都能得到士绅阶层及其领导下的乡村的效忠，哪怕在位的是诸如蒙古与满洲这样的少数民族。“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就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现实的政治需求。但是，这种在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中都无法动摇的“中国国情”，却被新政改革彻底颠覆。
新政实施后，读书做官要进新式学堂，兴办工商企业也要进城，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绅士城市化浪潮。清代末期，有功名的士绅总数为144万，新政才办几年，新知识分子已超过传统士绅的总数，而到1912年，新学堂在校人数达300万，已是传统士绅总数的2倍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分布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注定了士绅乡村自治的没落，在精英城市化的潮流下，剩下的还在乡间的都是些没有培养接班人能力、人数不断下降的遗老们。
原先，地方精英大多身兼宗族领袖、退休官员，三重角色于一体。士绅迁居城市，他们在农村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以及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随之消失，宗族变得群龙无首，大家族经济共同体开始瓦解。
然而与此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仅是中央政府新政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是保障各项改革措施顺利推行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为了推进改革，政府对农村的摊派越来越重，急需更多的“国家经纪人”；另一方面，传统的乡村士绅阶层移居城市的移居城市，尚未移居的则被边缘化——他们受限于自我期许的社会伦理责任，在扮演酷吏方面缺乏足够的天分和热忱，因此纷纷回避公职。
于是，乡村公权力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另一群“盈利型经纪人”乘势而起，他们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着名的土豪劣绅。
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相比，土豪劣绅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乃至毫无精英责任感。他们绝非乡村中的“善人”，但的确是一群特殊的“能人”，一群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的“痞子能人”。这样的能人虽然一直存在着，但是在传统的乡村政治秩序中没有机会染指公权。而在当时的形势下，在传统士绅远离乡村权力之后，这些“痞子能人”脱颖而出。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的道义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的灾难和农民对政府的对抗，不断侵蚀着中央政府的民意基础。而为了压制农民，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政权，便从“痞子化”进一步呈现出“黑帮化”，成为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村动荡和暴力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
按照梁作檠的统计，如果将1796-1849年中国社会的骚乱程度指数定为100，那么1876-1911年的骚乱指数为173，上涨了73%，其中，反政府骚乱指数为207，增长了1倍。而士绅对社会秩序的非官方贡献，比如维持乡里稳定、护卫家族，若1796-1849年的指数为1.00，那么到1876-1911年，这个指数则急速蜕变为-0.43。绅士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已由正面的维护变为反面的破坏瓦解作用了。
因为此时，此士绅已非彼士绅了。
逐渐，地方传统士绅自治衰落，宗族势力虽未当即消失，但是宗法家族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开始瓦解，宗法家庭走上了漫长的自然解体之路。
3.吏治：“更下一层楼”
官僚体系作为社会组织机制的上层组织，依靠其庞大的体系维持着整个帝国各项工作的运转。对于中国这样一种政治结构而言，吏治腐败，危害之大，可以说足以亡国。
中央政府的改革新政，体现在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上，是吏治愈发不可收拾。其实，中央政府对吏治的重视可谓到了相当深的程度，但是在制度化监督的缺位下，思想工作加纪律手段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体制越被改革，越被诟病，改革反而给了官僚体系最好的借口：无能成为本能，敷衍成为常态，官员们的心态却超级良好，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儿推给所谓的体制，仿佛与己无关；待到风暴来临，只需摇身一变，又成了共和元勋，而自己当年的贪腐因为加速了原政府的倒台仿佛为共和立下多少功劳一般。
此时作为民意代表的乡绅们，因为没有公务员身份的束缚，而又有着在乡间的权威，左右逢源，官员们不方便自己出面的事情，便由乡绅们代劳。“地方自治”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则成为乡绅们摆脱政府监察系统监控的绝好掩护。
地方越自治，越腐败。腐败反映的是强大的权力，强权才有力寻租。给地方权力越大，地方越容易寻租。原本，国家的监督机制为自上而下，皇权监督中央，中央监督地方，皇权对腐败最紧张，因为他认为腐败是动了自己家的东西。在新政的制度设计上，也没有下层对上层的有力约束，如有效的民众监督，在实施过程中，连上层监督也没有了，那地方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4.被遗忘的经济与民生
改革，本是改善民生的手段，应以民生为本，以改革本身为末。然而，此次改革之后，本末倒置了。
在内战外战纵横交错、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混战中，经济增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打倒与推翻只能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问题，至于经营的很多具体问题，不是打倒与推翻所能解决的。从清代晚期直到新中国建立，近50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和翻烧饼似的折腾上，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官僚体制、权力制衡）和民生的建设上。
无论政府的改革还是反政府的革命，都只谈形而上，注重权力的掌控，而不管形而下，忽视民生的提升。这样的改革或者革命无法令大众真正分享其成果，却要其承担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不负责任的改革和革命。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改革贻害后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华热土上处处埋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中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的过程中，逐渐滑向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失效的深渊。
四、惨痛的教训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永远再现于当前的精神活动中，历史只有与当前的视野对接时才能被理解。因此，历史也最有可能成为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的汇编。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改革，不同的改革者，却面对着同一片土地，和同一群骨子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人民。在一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也许拣不到能立即引导我们过河的石头，但是却能让我们学到，哪里是足以令我们立即溺毙的漩涡。
1.中央权威：当心放
深厚的中央权威资源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是改革的第一要义。
改革，必须以权威做保障，这是它与革命的最大区别。改革需要的是什么，是强大稳定的政治统治。如果没有足够的行政资源做后盾，改革措施靠什么向前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在野者认为，执政者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在野者的话能不能听？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彼此都有发言权的局面呢？
晚清中央政府“权威换改革”的试验给出了最真实的结论：地方政府拿到的权力用来监督制衡、富国强兵了吗？没有。地方势力纷纷以改革为口号自肥，最终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这还不算完，一些在改革中高喊宪政、在革命间高喊共和的人呢，动听的口号如同风月场中的海誓山盟，他们只把它当作忽悠民众的实用工具——中华民国并没有变得民主、宽容、清明、廉洁，相反，一个大规模的、赤裸裸的、连规则都不屑拥有的、近四十年的痞子运动时代到来了。
在权力的逐鹿场上，在野者永远比执政者更残酷。如果批评执政者漠视民生，那么，革命的过程，才是对民生最惨烈的践踏。
如果执政者自动丧失信心，被所谓的“民意”所裹挟，不恰当地放权，这无疑是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一只鹿，注意力都转移到不惜一切代价的逐鹿之上，像民生这种东西自然葬身于滚滚铁蹄之下，这将是对国家对人民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即使在改革中出现了不甚安定团结的局面，改革者也必须坚定信心，把控足够的权威资源。在拥有如此漫长的专制历史的庞大国度内培育新生的改革，是怎样一项意义伟大而深远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是改革者必须要预见、面临、解决的事情。
2.改革速度：当心快
1909年，中央政府迈出了执政基础扩大、权力分享的艰难历程，短短两年后，政府覆亡。政府并非亡于革命，而亡于权力的分崩离析。狂飙突进的改革列车在各种势力强行或巧妙搭车后，失控出轨。
只是快一点，能怎样？能大不一样。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没有停一停，等等他的人民，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变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着眼于扩大执政基础的晚清中央政府政治改革，超速后，反过来挖空了自己执政的墙角。
改革，影响范围之广、涉及环节之多、面临问题之复杂，都要求它应当是“慢工出细活”。它毕竟不是只着眼于破坏和推翻的革命，而是更为艰巨、漫长的建设。在“需要改革”本身已经成为共识之后，剩下的就是“怎样改革”。首要的是，在改的同时必须保持稳，这其中，分寸、速度、时机、角度的拿捏，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考验。
3.知识、文化：当心丢
保持社会层级的流动性，给知识分子以通过考试制度“通经致仕”或者至少是养家糊口的机会，已是现实下的最理性选择。在当下的改革中，还是要坚持公平的考试制度，降低推荐作用的分量，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将没钱没权的知识分子推向政府的对立面。
更重要的是，有知识并不等于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个人信仰的沦丧、社会公信力的缺失、乃至民族心态的畸形，对中国社会危害之大，不亚于混战，甚至可以说它正是混战的精神基础。
“社会贤达”、“太平绅士”这样的词现在只能在香港看到了。这说明了什么？至少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内地文化断裂、社会公信力丧失。在一个普遍缺乏信任他人和自我诚信精神的国家中，无论产权制度如何设定，都难以摆脱被异化的命运。忽视经济、文化本身的含金成色，是非常荒谬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确实已经到了非迫切不可的地步了。
4.民族心态：当心坏
清代晚期的中国，病入膏肓，不同的医生开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案。第一类医生认为必须动大手术，且时不我待，要立即动刀。第二类医生则认为，正因为病情过重，才不应操之过急，而采用保守疗法，固本培元。
但是，要知道，这位身染重病的患者，同时拥有着无限的政治、经济财富。面对着一个富得流油而生命垂危的病人，你还能指望他得到纯粹医学意义上的关注与治疗吗？
历史研究的逻辑很实际——以人性为中心，利益与权衡是两个基本点。
在这样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想象，肥沃的权力牧场一旦抛荒，将会怎样？
而当今的中国，政治、经济财富远远超过当年的满清时代。
所以，作为人民，作为同时受改革之惠和蒙改革之殇的普通民众，我们应当以一个怎样的心态来面对改革进程中种种不尽人意的局面？
民族心态走向消沉，认为任何问题最终都是制度问题、谁的责任最终都是政府责任、中国的政治体制要为每一个人的不如意买单，恨不得推倒重来方得痛快，这样的苗头已经在悄然滋生，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又到了要警醒的时候”。执政者不得不防。
对于人民，还是那句话，要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在野者永远比执政者残酷。打倒了一只被既得利益撑饱肚子的老虎，迎来的或许是十头嗷嗷待哺的饿狼。我们不能再上同一个当了。
第二，发现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容易。
体制内的改革者，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往往也远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
自晚清以来，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甚至不慎溺水身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的、看人挑担不吃力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只喊号子不出工的，当然永远正确了。一旦这些批判者得偿所愿，自己挑上了担子，又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
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文化、弊病是无端地被某种力量强加的，它一定来自一片肥沃的土壤，而构成这片土壤的就是你、我、他。正如雪珥所说，千万别因为没照到镜子，就以为自己居然不是猪八戒。凭什么断言，换了你就一定更伟大、光辉、正确呢？
对人民而言，求民生、求发展，是无比伟大正确的，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同时，我们要理解改革者，要辅助改革者，我们可以骂，骂是好的，是对的，是一种帮助改革提高的方法。但是骂也要讲个方式方法。更要命的是，不要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途径的时候就要革命、要推倒重来。
要知道你也是导致当前局面的一分子。比如，如果说晚清政府已经走向开明专制化了，那么为什么还会遭到激烈的反对？是民众普遍反对，还是只是少数人反对？如果说民众是盲从的，是极易被煽动的，尤其是在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条件下，那么当民众一旦觉得革命之后的情况还不如当初，会不会后悔？然而再悔不当初也没有可回旋的余地了。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历史的偶然性与不可逆转性都不得不受到尊重。
并且，更可怕的是，看看中国的历史，一旦推倒，有多难重来。为什么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内一直呈现分裂混乱的局面？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地方成为独立王国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旦衰败，太难重新焕发了；地方上劣绅一朝得势，则“劣绅驱逐良绅”，再难见清明了。
政治容不得“制度万能论”的浪漫，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扛不住激情的试验，千万不能做让自己和他人乃至全民都后悔的事情。
导读：前文《维稳是一切改革的前提》中提及，民族心态一步步滑向危险边缘，执政者当出手相救。那么，民族心态是否走向了危险的边缘？怎样一步步走向了危险的边缘？执政者又当如何挽救？本文以酣畅淋漓的行文、环环相扣的逻辑，写出了这步步惊心。将其奉上，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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