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刍
最近，网上有一条很流行的段子：“中国人固有一死，或死于地沟油，或死于石灰面粉，或死于结石奶粉，或死于毒疫苗，或死于危房，或死于拆迁，或死于日记，或死于酒色，或死于宝马车轮下……中国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地沟油、毒奶粉、危房、拆迁、日记、车祸，将这些词语略加拼凑，中国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丧失起码生存权利的形象跃然纸上。固然，每个词汇都折射出转型时期中国的某种不完美，但问题是，这些缺陷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吗？这些词语所描绘出的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是13亿中国人民每天感同身受的生活吗？
稍有些常识和理性的人都会知道，它们不是主流，这幅图景并不真实。然而，如果任由这些词语及其背后的隐喻在国人心中蔓延开来，甚至取得对中国社会的定义权，中国将重蹈日本和俄罗斯的覆辙，13亿国民尤其是中青年群体的心态将面临危险的“重构”，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奋斗将被解构，民族复兴将功亏一篑。
一、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
2008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影响显着增强的一段时期。且不论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不断增加的城乡居民收入，仅从改善民生幸福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在“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取得了实实在在、不容否定的成绩。就业方面，登记失业率一直控制在4.3%以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保持在1000万以上，即使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2009年，就业岗位也增加了1100万；农村改革方面，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初步建立，农业税等涉农税费已完全取消，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3%，达到5153元；社会保障方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逐步推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住房改革方面，政府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全面推开经济适用房、保障房和廉租房建设。应该说，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受益良多，吃穿住行等切身利益得到进一步保障，理应怀有一种乐观、平和并充满希望的心态。
这一时期，中国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瞩目的时间节点和喜事盛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上海世博会，将一个自强不息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给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的契机；歼-20战斗机成功试飞，瓦良格号航母科研平台下水，天宫一号顺利升空，展示了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工业实力和科技研发能力。更为难得的是，无论是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还是在目前正在发酵的欧债危机中，中国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不但自身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而且拉动全球经济向好发展。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整体增长70%是靠新兴国家拉动的，而中国拉动了5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名副其实的中心。按国别GDP计算，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树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纵观这些亮点和成就，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正在完成从传统大国向现代化强国的转变。在这一时代发展的趋势之中，中国人理应怀有一种积极、向上并充满自豪的心态。
可以说，以上是中国近些年经济社会的基本面。令人错愕的是，主流的、正面的、积极的基本面并没有在网上舆论中形成优势，甚至被忽视、被歪曲、被打压，反而是那些支流的、反面的、消极的次要面成为网上舆论关注的主要题材。《半岛都市报》一位记者的微博里写道：“电视和电脑的区别：打开电脑，就觉得社会黑暗，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仿佛马上天就要塌了；打开电视，就觉得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载歌载舞，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一百年都不会出事。其实，现实生活中电脑是生活照，电视是婚纱照。”貌似客观睿智，实为偏激极端，短短六七个小时便被转发300多次。
这样的言论在网上还有很多，其特征是罔顾社会现实的基本面，放大或虚构大量负面“事实”，在网民中制造悲观绝望、极端偏执、否定一切的阴暗情绪。若任由这种舆论传播下去，中华民族的心态将先被“解构”，再被“重构”，健康向上的民族心态将被彻底消磨，中华民族的下一代将在民族心态“自我实现预言”功能的助力下，走向沉沦。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二、2008年：危险的起点
200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炎黄子孙的不屈抗争和团结互爱在汶川地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社会主义中国的文明强盛和蓬勃活力通过北京奥运会远播四海。然而，正是时代旋律激昂澎湃的2008年，成为网上舆论发生转向的关键一年，以及民族心态发生变化的危险起点。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2008年之前，各类炒作事件及伴生的流行词汇对社会心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芙蓉姐姐、小胖、凤姐、超女、馒头、暂住证、钉子户、黑砖窑、周老虎、很黄很暴力等，大多数是基于娱乐目的的炒作和自得其乐的关注，即使是较为敏感的司法事件也多只是个例，在得到妥善解决后销声匿迹。对有全国影响的事件略作梳理，可以看到，2005年全民关注的焦点是“超级女声”及围绕其展开的娱乐炒作，2006年的焦点是以百家讲坛为载体、以“易中天品三国”为代表的历史热、国学热，这种温度一直延续到2007年，造就了于丹《论语》心得和《明朝那些事儿》的风靡，对中华文明优秀文化的探究和对中华帝国骄傲历史的探寻，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切，同时，由于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达到巅峰，成就了当年下半年《货币战争》及相关话题在中国的热炒，这也反映出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由此可见，2008年之前的网上舆论虽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甚至初步显现出“全民娱乐化”的倾向，但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与2008年以后网上舆论负面、消极甚至绝望的走向明显不同。
奥运会是全方位、深层次展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面貌的世界性体育盛会，承办2008年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了展示经济发展成就乃至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难得机会。但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有各种势力对北京奥运会含沙射影、说三道四，“劳民伤财论”、“扰民论”等论调纷纷出炉，其根本目的就是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正义性和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从“藏独”势力破坏火炬传递到西方国家抵制奥运会，再到外国运动员担心中国环境污染的新闻炒作，无不反映出某些势力、某些人群对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敌视敌意。北京奥运会最终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地完美收关，中国代表团历史性地在金牌榜夺魁，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喝彩，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对国内外一切质疑和诋毁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击，但也招致了他们新一波的反扑，在天灾人祸的大背景下，这种反扑逐渐显出效果。所谓天灾，是指当年5月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地震转瞬之间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数万人的生命，毁掉了一座座人们辛勤建设的城市，通过电视和互联网的渲染，给国民以极大的心理震撼，有部分人甚至开始质疑生命、生活、工作是否有意义。所谓人祸，是指肇始于2008年9月的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的担忧和恐慌，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普遍陷入对未来的担心和迷茫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一系列应接不暇的事件炒作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生产中，我们的民族心态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三、2008年来负面事件炒作的脉络与特点
1.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8月底刚刚熄灭，9月，一个经互联网传播，进而得到官方、民间关注的网络事件开始发酵和扩散，“结石宝宝”牵出了三聚氰胺，牵出了三鹿奶粉，牵出了中国乳制品产业，进而牵出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工商、食品监管部门。部分企业利欲熏心，在奶制品中添加有害化工物质，这种罔顾法律、践踏道德的行为，固然需要大加鞭挞，但也给一直对奥运会中表现出色的中国耿耿于怀的势力和人群，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攻击点。因为三鹿事件直接受害者是最为弱势、最缺乏抵抗力的婴幼儿，对该事件的任何攻击也因此具有了居高临下的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越感；因为三鹿事件的间接受害者涵盖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患儿家长亲属，该事件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因为三鹿事件的过失者既有随中国经济成长起来的中国乳制品企业，又有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和质量检测部门，该事件沉重打击了政府的公信力，并为否定中国发展的正义性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论据。
经过各类媒体尤其是南方部分媒体一波又一波的挖掘和炒作，在2007年底发生的假华南虎照事件和2008年初发生的瓮安“俯卧撑”事件之后，三鹿事件因其受害面广、关注范围大、性质恶劣且敏感，对整个社会心理和舆论环境破坏极大，改变了之前舆论只是在具体领域（如执法、建设、林业部门）针对具体问题质疑其合理合法性的状况，而成为全盘否定政府公信力乃至执政、行政合法性的“铁证”，“三聚氰胺”、“结石宝宝”等热点词汇也通过网络迅速蹿红，成为传播该事件及其背后社会情绪的有力工具。从此，“只要哪里出了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就说明当今中国已经不可救药”，成为网上舆论炒作的固定逻辑和“规定动作”。同时，与负面事件伴生的流行词汇则助力了不良情绪的扩散传播。三鹿事件并不是2008年负面新闻炒作的终点，10月的广东林嘉祥事件和12月的南京周久耕事件，既向社会“展示”了政府官员工作贪赃枉法、生活堕落嚣张的“群像”，又生产出“九五至尊”、“天价烟”和“屁民”等流行词汇。
2.2009年
如果说2008年仅仅是民族心态发生变化的开始，那么，在2009年，负面事件炒作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对民族心态的负面影响基本坐实。
据笔者统计，这一年较有影响的炒作至少有14场，按时间先后排序，分别是：云南晋宁李荞明看守所死亡事件（躲猫猫）、杭州飙车案（欺实马）、邓玉娇事件（邓烈女）、绿坝事件（河蟹，草泥马，翻墙）、石首事件（围观，不明真相的群众）、上海莲花河畔景苑房屋倒塌事故（楼脆脆）、秦皇岛专设列车事件（影帝）、收入“被”增长事件（被和谐，被自杀等）、魔兽贴吧贾君鹏事件（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蜗居》炒作（海藻，宋思明，蚁族）、上海交警钓鱼执法（钓鱼，钩子）、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唐福珍）、《2012》炒作（世界末日，船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低碳，拯救地球），并如每个事件后面的括号里所示，都伴生了或风靡一时或影响长久的流行词汇、短语。
这些炒作有如下特点：
第一，涉法事件是主要目标。共有7起涉法事件，在总共14起事件中占到50%。法律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躲猫猫、欺实马、刺官烈女、围观、钓鱼执法、自焚，这些看似调侃，实则对现有体制充满不信任、不妥协的词汇，以或轻松或沉重的方式描绘了一副地方政府巧取豪夺、执法机关监守自盗、司法部门腐败黑暗、百姓利益置若罔闻的“立体”图景，打击了中产阶层、白领群体和青年学生对最后一道防线最起码的信任，强化了他们对自身利益的不安全感，乃至对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感。
第二，摧毁中低收入者的生存信心。楼脆脆、蜗居、唐福珍自焚等三起涉房炒作所传递的信息是“住房资源被权贵霸占、即使做房奴辛苦买了一套房子也随时会倒掉”，这进一步加深了白领群体对改善自身状况的焦虑和对现有体制的愤怒。
第三，制造含政治隐喻的新词汇。绿坝事件虽然没有涉法事件烈度大，却促成了“河蟹”、“草泥马”、“翻墙”等词汇的流行，也使那些平时关心BT网站上色情信息的网民加入反政府的阵营。“被”字句则为弱势群体发泄对相关部门的不认同、不合作情绪提供了恰当的表达方式。
第四，传播末世情绪，解构价值和意义。2009年底，宣扬世界末日的电影《2012》热映，国内媒体对全球暖化可能导致的毁灭性结果热炒，加剧了白领群体悲观低迷的心理状态，得过且过的享乐主义和萎靡消极的末世心态在青年学生和白领群体中广泛蔓延，各种“丑角”、“妖孽”粉墨登场，在轻松娱乐中实现了对了既有价值体系的动摇和消解。
第五，借助新兴媒体，扶持旗帜人物。新浪微博当年8月面向社会开通，开启了中国的“自媒体”时代。自此，人人时时处处报道任何、评论任何，成为现实。随后，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韩寒通过新浪微博攻击有关部门进而质疑政府，成为在白领阶层和青年学生中颇受欢迎的“意见领袖”。
《凤凰周刊》总结的2009年网络舆论“11条军规”或许可以成为这一年的注脚，其中三条是：事实不是最重要的，对公务员和国企只有一种态度——谩骂，网民不关心时政新闻。为什么？因为部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在负面事件炒作中丧失殆尽，人们不再相信政府说的任何事情，对政治要么漠不关心，要么讽刺谩骂。
3.2010年以来
随后的2010年和2011年，基本上延续了2009年的炒作模式和“转化”路径，其内在逻辑是“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
2010年4月，继新浪微博之后，腾讯微博上线，成为“广播式病毒传播”的又一平台。据笔者统计，2010年1月起至2011年10月中旬，社会影响力较大的负面炒作共有27个，按事件先后排序，分别是：《阿凡达》炒作（外星拆迁，抵制孔子）、谷歌退出中国（不作恶）、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续坠楼事件（第N跳）、“逃离北上广”和“移民论”炒作（逃离北上广）、南平袭童系列案件（社会病了，社会吃人）、“挟尸要价”照片真伪炒作（挟尸要价）、宜黄强拆事件（血房，微博直播）、“李刚”事件（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王鹏遭跨省追捕事件（跨省）、上海静安高层住宅大火事件（市民社会）、《让子弹飞》炒作（让……飞一会儿）、钱云会案（公民调查团）、77元租客事件（77元）、西亚北非茉莉花革命（穆巴拉克，卡扎菲）、福岛核危机事件（谣盐）、食品安全系列炒作（健美猪，百毒不侵）、药家鑫案炒作（激情杀人）、殡葬费用高企炒作（死不起）、故宫系列炒作（公共权利私有化）、郭美美事件（郭美美，干爹）、中央部委公布“三公”经费（晒三公）、康菲漏油事件（就是骗你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李双江之子打人案（冲锋枪，四大名爹）、王烁王珂王府井火拼（京城四少，军牌）、洛阳地窖性奴案（国家机密），18名路人漠视汽车碾压女童事件（小悦悦）。
可以看到近两年的负面事件炒作有如下特点：
第一，在目标、话题上，表面上相对分散。国际、国内问题交织，经济、政治问题混合，个人、社会问题掺杂。炒作者和好事者马不停蹄、四面出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成为炒作的题材，工农商学兵都成为炒作的对象。在将青年学生和白领群体对法律的信心和信任基本摧毁以后，涉法炒作有所减少，比例由50%减少到35%。同时，从垄断行业到公共事业，从中央部委到基层政权，都陷入了舆论漩涡的中心。
第二，炒作越来越呈现出极端化、违背常识常理的趋势。违反中国法律的谷歌被描绘成对抗强权的勇士，袭童凶手被披上了受害者的外衣，钱云会案中不可辩驳的录像证据被公然无视，洛阳性奴案中个人的犯罪行为被生生扣上政府纵容甚至庇护的帽子。
第三，炒作目的、表达方式越来越露骨。如果说之前的炒作还是欲盖弥彰的话，那么在今年年初以来发生的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中，国内某些媒体和个人已经公然为西方发动的直接战争和代理人战争击鼓叫好，对这些国家从此可以过上“民主的幸福生活”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在网络上以“带路党”自居，以“盼王军”为念，以致劝诱煽动富裕阶层移民国外。
第四，道德失范现象已经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议题。最近的广东2岁女童遭碾压事件，与一直在全国各地持续不断发生的“类南京彭宇案”，以及湖北“挟尸要价”事件，屡次挑战着人们对道德水平的心理承受底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有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义务，若庶民无德，就要追究统治者“失德”的责任。
第五，食品安全问题持续高热，质疑政府能力首当其冲。民以食为天，不断得到渲染的对食品安全的担心使公众人人自危，政府监管部门的道义性及合法性遭到质疑甚至否定。
第六，微博、社交网站成为负面事件的集散地。它们不但起到了负面信息传播者的作用，还充当了各种新闻制造者的角色，“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基本合一。
四、分析：话题逻辑、操作手法和现实效果
1.“转化”逻辑
“转化”逻辑是中关村从业人员向消费者兜售电子产品的一种策略，即采用一切手段将顾客的关注点从之前熟悉的产品上，转移到不熟悉的产品，从而稀里糊涂地接受购买了陌生产品。在这里，“转化”就是将人们对社会基本面的正确认识，对偶发事件的理性对待，转化成对局部问题的过分关注，对负面事件的极端解读。
纵观2008年以来社会热点负面事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这些话题基本上是经过用心挑选和精心制造的，其领域涵盖了与人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使人们在负面信息的轰炸中陷入对生活现状和未来前景的失望、迷茫和否定，对自身日益增长的福利视而不见，对社会管理阶层的信任全面崩溃，甚至“端着碗的也骂娘”。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告知：即使你现在是受益者，将来未必是；即使你在这方面受益了，在另一方面却可能成为受害者；即使你今天活得好好的，明天可能和别人一样不明不白地死掉。把这些现实的阴暗面告诉你们，不是为了增添你们的苦闷，而是为了在厄运来临的时候，让你有所准备，不会手足无措。很明显，这是一种“教你如何死得明白”的自杀逻辑，“可能”二字将负面事件的消极影响无限扩大，使人们走向否定社会、否定自我的虚无主义深渊。当然，炒作者还会指出另外一条“明路”——不合作、不妥协，彻底推翻现有体制，为此所做出的牺牲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感和神圣的宗教感。
2.“刻板印象”及其后果
图穷匕见，执政党和政府才是这些炒作大肆传播负面情绪的目的所在和矛头所指。在历次炒作中，形成了屡试不爽的一套“联想跳跃思维”，即任何问题最终都是制度问题，谁的责任最终都是政府责任，中国的政治体制要为每一个人的不如意买单。这种攻一点而不顾其余的手法，使人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阴暗面上，“历史是可以忘记的，主流是可以忽略的”。这种持续制造、炒作各种热点，将人们的关注点死死锚钉在负面事件上的做法，势必形成人们对中国社会基本面认知的“刻板印象”，养成人们自觉不自觉的“负面思维习惯”。
这种“刻板印象”和“思维习惯”一旦形成，就会造成，每当人们遭遇不如意或身边发生负面事件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从自身找原因或者就事论事，而是直接大而化之地将所有问题归咎于现行体制，对逆境的承受力和容忍度明显降低，造成“官民矛盾”的燃点持续降低。
近期，“老人摔倒该不该扶”问题的炒作，明显加重了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顾虑，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判断。实际上，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负面事件及其炒作对社会道德的破坏作用，凤凰网针对与之相似的“18名路人漠视汽车碾压女童事件”作了问卷调查，截至2011年10月19日晚11点，受访者255751人，被问及“类似事件近期频频发生，你认为社会道德是否在倒退”时，104516人（占40.8%）回答“在一些负面案件和新闻报道的影响下，社会道德水平是在倒退”，被问及“你认为当前出现社会道德底线丧失的问题，原因是什么”时，138010人（占54.0%）回答“社会互信状况被负面案例不断蚕食”。负面案例固然需要依法惩处、引以为戒，而新闻报道和“好心围观”对负面案例的格外关注和无限炒作，显然已将人们对彼此的信任和对道德的信守蚕食殆尽，形成了刻板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更有甚者，为了实现一己私利，某些势力或人群甚至不惜制造子虚乌有的谣言，这一点，连美国的《时代》周刊都注意到了——《时代》2011年7月的一期封面文章中便以“谣言人民共和国”指代中国。奇怪的是，“造谣”这种最为卑劣的手段成本极低，并不会遭致网民的憎恶攻击，更多时候博得了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因为“我个人可以错，你政府不能错”。退一步讲，“我认错是我坦诚，你政府认错是迫不得已，我认错不影响你黑暗的基本面，你政府认错却恰好证明了你黑暗的基本面”。如此荒谬的逻辑，竟然在现实中行得通，并被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接受，足见“刻板印象”的影响之广之深。即便有充分的证据反驳谣言，也已经很难改变谣言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和人们业已形成的刻板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微博”的消极作用——人们乐于围观耸人听闻的140个字以内的谣言，却很少有人继续关注对谣言的真伪评判，用140个以内的字澄清谣言、赢取信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精确打击：攻击目标和影响群体
纵观2008年以来的40场炒作，以政府机构为直接目标的有33场，以官员为直接目标的有7场，其中包含的多个“官商勾结”桥段，使政府和企业被刻画成剥削、压迫甚至毒害老百姓的“共谋”。当今中国，执政党的领导之所以被认同和接受，主要是因为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导力和引领中国社会和谐的道义性。经过轮番的精准攻击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被污蔑为“带血”的“邪恶发展”，当权者被描述为“无官不贪、尸位素餐”，富人被描述为“为富不仁、欺男霸女”，社会被描述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执政党被认同、接受的基础受到严重侵蚀。
这些炒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最积极、最富创造力的阶层的群体心态。首当其冲的是白领群体，他们是各行业的骨干，期待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网”、“微博”是他们沟通信息的方式，甚至成为其生存方式，而网上海量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成为他们口口相传、帖帖相“转”的主要资源。这些炒作极大地打击了他们对国家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预期，在失去稳定感之后不思进取、享乐放纵成为普遍现象。
除了日夜打拼的白领受到影响，即使有了一定财富积累的中产阶层也受到负面情绪影响。在失去安全感之后，很多中产者宁愿过节衣缩食的生活，也要移民国外，尽快逃离中国这艘“将沉的大船”。
尚未完全进入社会的在校学生也是深受其害的群体，他们原本被社会寄予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建设国家的期望，本身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也很高，却在负面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被“学得好不如做二奶，出门被富二代撞死”这些暗示所绑架，对前途丧失信心，长吁短叹、痛不欲生，终日以打网游为乐，以谈恋爱为业，健康完整的世界观尚未形成就被拉入心灵的深渊。有人评论说，摧毁青年心灵，是所有恶行恶果中的首恶，笔者深以为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成年人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为童年时的记忆，认为个人记忆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
实际上，“集体记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无论是白领群体、中产阶层还是在校学生，都处于世界观正在形成或者急剧变化的时期，如果他们的集体记忆被负面信息充斥，那么就很可能在某一时间点触发他们基于集体记忆的非理性行为，而这些行为，在他们看来，将是完全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党员干部也是一个深受负面情绪影响的群体。很多党员干部不经辨别地接受负面信息，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和热情，事业上稍有不顺，就自暴自弃，放弃阵地责任，甚至既然“天下一般贪”，就“不贪白不贪”。如果说网上信息还不能轻易突破党员干部思想防线的话，目前很多“理论走穴者”其实在扰乱干部思想方面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他们借讲课、座谈敛财，凭借所在机构的权威性，积极传播甚至制造“莫须有”的负面信息，以显示自己“物有所值”，有效地瓦解了受众的理想信念和原则操守。
4.语言再生产：“重构”心态的重要工具
与负面事件炒作相伴生的一个同等重要的现象是新词语的产生和传播。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繁杂而人脑容量有限，为了信息传递的高效便捷和信息记忆的长期存储，当一个事件或一种社会现象出现时，人们不是用一堆旧有的词语去讲述它，而是制造一个便于记忆的新词语（如“顺口溜”）将之代码化、浓缩化，它实际代表着一系列复杂的事实并表达出特定情感。常常当人们已经淡忘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是非对错时，词语本身却拥有了脱离于事实之外的生命力，而可能被运用为宣泄负面情绪的工具。以2011年9月百度搜索热词排行为例，前五位分别是地沟油、月饼税、天宫一号、步步惊心、四大名爹。“天宫一号”这个词语时效性很强，生命力很弱，一旦主流媒体放松宣传，很快就会被淡忘；“步步惊心”作为热播电视剧只有很短的关注周期；而其他三个词语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毫无例外的，三个词语都是和负面事件伴生的，即使有一天人们忘记具体的负面事实，却绝不会忘记这三个词语：“地沟油”引发的联想是中国糟糕的食品安全状况和薄弱的食品卫生监管机制，“月饼税”引发的联想是中国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和纳税人水深火热的生活境地，“四大名爹”引发的联想是“权贵”后代胡作非为和“权贵”阶层垄断社会公理。一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网络上遇见相关类型的事件，这些词汇便会自动跳进脑海，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和“定义”社会的材料。
当然，并非所有产生负面作用的新词语都有明确的指向，近些年还从事件炒作中产生了很多看似中立实则意味暧昧的新词语，如“你懂的”、“打酱油”、“河蟹”、“草泥马”、“杯具”、“神马都是浮云”、“伤不起”，都有其隐晦的所指。同时，来源于日本漫画的日系词语也大量流行，如“宅”、“御”、“腐女”、“正太”、“萝莉”，既构建起新的语言体系，还宣扬了消极避世的生活方式（如“宅男”），不断蚕食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进取心。
“语言再生产”不但生产了定义社会的新材料，而且提供了描述社会的新形式。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以特定字为词缀的造词法。近些年来几个词缀“～族、～门、～奴、～男、～女、～姐、～哥、～客、～帝、～二代”等的使用率居高不下，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新词语的“词语群”。这种造词法通常随意性较大，恶炒一点而不顾其余，容易使人们形成偏执的看法。
二是流行的网络文体。如梨花体、凡客体、淘宝体、咆哮体、见与不见体、3Q体，还有最近的蓝精灵体。这些“体”因为社会认知度高、娱乐性强，所以传播快、易接受，成为传递人们想法和情绪的便利手段。
三是所谓“火星文”。这种脱胎于汉语的“新创文字”，多由中小学生使用，刻意与现行的语言文字系统保持距离，具有逃避监控、拉拢青少年的潜在破坏作用。
可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失去控制的语言再生产都成为了影响社会情绪、“重构”民族心态的重要工具。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前苏联解体后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民族心态导致了俄罗斯经济一落千丈、社会动荡不安，直到今日，青年人参与黑社会、滥交、吸毒仍然是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顽疾，严重阻碍了俄罗斯的再次腾飞。日本经济进入停滞期以后，加之老龄社会来临，日本民族基本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奋发的锐气，产生了一系列基调阴郁、心理阴暗的文学作品和动漫作品，反过来又进一步消磨了日本青年一代的信心和斗志，使日本的复兴遥遥无期。
融合了现实态度和未来预期的民族心态，具有“自我实现预言”功能，即，如果一个民族在心理上对国家的未来失去希望，那么，这个国家在这一民族的手上，就极有可能真的失去希望、一直沉沦下去。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阻断“自我实现预言”变成现实的路径。
五、对策与建议
如果说民族心态的消沉是这个民族走向衰败的开始，那么，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相当警惕的时刻。要扭转这种民族心态危险“重构”的局面，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经济社会的持续科学发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消除负面事件的社会根源，通过建立为全体国民所崇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帮助人们自觉抵御负面心态和情绪的侵蚀。然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主流价值观的确立巩固，无疑都是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面对已经成势的负面舆论浪潮，必须及时采取得力手段，从源头治理、教育引导、渠道管控、语言生产等方面综合施治，扭转思维惯性，拨正民族心态。
1.源头治理
是哪些人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重构”民族心态？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有的放矢。归结起来，大概有这样几个群体：
其一，某些媒体及各省市都市类报纸的少数从业者。他们通常自视甚高，以救世主和“民主自由”的卫道士自居，是很多负面事件炒作的肇始者。
其二，以捧红或抹黑某一人物、某一机构为目标的网络策划公司及依附其存在的“网络水军”。他们通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为赢得眼球不惜击穿社会道德底线，是大量负面信息和虚假新闻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其三，各类博客、微博客倾力打造的所谓“意见领袖”。目前以某些微博上的热点人物为代表，他们通常给自己穿上客观中立、忧国忧民的外衣，一向以对抗权威的“逆向思维”考虑问题，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鼓动者。
其四，互联网已经成为其工作、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的青年学生和白领群体。他们对信息的渴求度高，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渴望独立思考，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对自己的判断过度自信（最近违规穿越四姑娘山的年轻“驴友”就是这一特征的充分体现），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因此缺乏安全感，敏感，承压能力低，容易受到蒙蔽和煽动，是负面信息的积极传播者。
其五，极少数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包括电视台、报纸等媒体的记者、主播。他们一般受过新闻专业训练，因为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与第一类人有相似或交叉之处，辨别力受到影响，容易被忽悠、被利用，是负面新闻的放大者。更有甚者，为了赢得体制内的竞争或为跳出体制赚高薪做准备，不惜竭力借助体制外的所谓“民意”力量，语出惊人，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尤其坏。
其六，不少“小报”记者。这些人以舆论监督为名，四处搜集负面新闻，“组团”向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索要“封口费”，为提高要价，不惜人为将负面信息扩大化、拔高化，是负面信息的窥探者。
这六类群体的共同特征是对中国社会的基本面缺乏全面真实的认识，以“小资”心态看待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痛骂，却提不出任何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笔者无意在没有经过法律认定的前提下对以上任何群体作“有罪推定”，但有一点却不能不指出，那就是，无论这些群体是出于故意还是无意，其最终都造成了国民情绪的迷失和低落，他们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对于第一类、第二类媒体和公司，应依法加大监督、打击力度。目前，可组织包括宣传、政法、电信、国安等部门在内的专门力量，选择某些有代表性的个案（如移民论炒作）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侦查，追踪、锁定煽风点火的主要人群，掌握不法分子及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热点、炒作热点的手法规律，对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可借鉴马云在处理淘宝商城被攻击事件中的做法，及时向社会曝光恶意炒作的发起者、参与者及其利益图谋，请群众公论，由历史检验。对于第三类所谓“意见领袖”，应将其列为影响国家利益的密切关注者，关注其和有关国家、有关势力的接触。对于第四类人，应加大对他们的国情教育，探索有效方式，为他们创造机会下农村、进工厂，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汲取养分，加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明的认识。对于第五类人，应严格按照其所在单位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对于铤而走险、卖主求荣的，采取严厉手段堵截其后路。对于第六类人，应由相关部门依法给予严厉打击，清除新闻队伍里的“寄生虫”。
2.以“看得更全”取代“看得更近”
长期以来，媒体从业者已经习惯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负面现象，看见伤口附近细菌丛生，便得出“社会病得很严重”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看得更近”有其优点，可以使视线集中、印象深刻，但缺乏对全局的把握、将局部问题无限放大，最终只会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国际上惊呼中国成为世界中心、世界范围内“中国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下，在中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成绩斐然、人民群众生活明显改善的背景下，无视社会正面积极向上的基本面，热衷报道社会的阴暗面，诱导读者关注负面信息，误导人们从个别案例“读懂”中国、“读懂”社会，有的甚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吸引眼球的视频、图片，这在媒体圈里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如果说不了解基本面的社会责任感不是真正的社会责任感，那么，故意无视基本面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则根本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
媒体从业者必须摆脱盯住一点、无视其余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法，站得更高才能俯览天下，才能真正肩负起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责任感，扎得更深才能心怀感恩，才能反映普通百姓平常的生活和质朴的感情。无论是站得更高还是扎得更深，都需要官方加以引导和规范（目前新闻媒体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值得肯定），目的是使媒体从业者看得更全，从而通过他们的眼睛和笔触，对之前被负面信息淹没的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凝结着古人智慧的老话在互联网时代更有其特别的价值。
3.媒体管理应疏堵并举
应严格规范网民在“微博客”、“××网”等网络媒介上的行为，尽快推行网络“实名制”，建立健全对恶意造谣者、传谣者的追责机制，依靠法律惩罚和舆论谴责增加其作恶成本。将来在审批具有病毒式信息传播特征的互联网应用时，应充分考虑到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对以炒作负面新闻或灰色新闻为业的策划公司和网络水军，要加强技术监管手段，加大依法打击力度。
也要看到，最容易引起网上舆论反弹的动作是限制互联网本身。各地应进一步完善舆情响应机制，对新生舆论热点及时进行分析预判，对于那些引起公愤的负面事件，主流媒体要及时介入，深入调查，第一时间揭示事件真相，阻断谣言传播的渠道，第一时间说明解决方案，消除人们不必要的猜疑，以真相应对谣言，以解决问题应对攻击谩骂，以坦白真诚应对不合作、不信任，着力塑造“坦诚知错，错而能改”的形象，最大限度降低负面事件对民族心态的消极影响，在纠正错误中重塑官方的公信力。
4.加强自主语言生产
商品生产是生产力，语言生产同样是生产力，而且是影响广泛深远的生产力。绝不能将语言再生产的主动权拱手让人。要建立一支熟悉新生语言、思想健康向上的语言生产和使用队伍，发现和推广如“最美妈妈”、“最牛校长”此类的正向语言，让“神马都是浮云”等中性语言和各种新“文体”去反映积极的意义。主流媒体要自觉吸纳带有积极意义的新生语言，2010年“给力”一词在全中国的流行就是官方主流媒体推动的结果。
执政党上下应高度重视流行语言的发展趋势。掌握话语权首先要掌握容易被接受的语言形式，从我做起，从上层做起，真正改变文风，杜绝“党八股”，使领导人讲话不再冷冷冰冰、高高在上，而是姿态平等、语气平和，只有这样，官方文件才能深得民意、深入人心，乃至成为市井传诵的热点，执政党才能真正掌握语言生产的主动权。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供职于某中央国家机关）
导读：美国究竟是不是在用货币战争阴谋不战而屈他国之兵，我们不妄下结论。但是，美国的一个动作，会给全球经济造成多大的伤害，是有目共睹的。三年前，美国又一次主导了一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三年了，危机并没有过去，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北欧、西欧，甚至你、我、他。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也许都要叫“后危机时代”了。下一步，美国要怎么做，我们得知道，好提前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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