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厨师回家后，接替她的是蒙古族姑娘萨仁其其格。她是扎兰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上这儿当临时工。
萨仁其其格娇小本色。我的意思说她不像成年人，也不像在外地念过大学的人。她眼神如小孩子看大人，纯净安然。她名字的意思是“月亮上的花”。
我问她：你到过月亮吗？
她认真回答：没去过。
一次也没去过？
一次也没有。
特认真。我说你是月亮上的花啊，她想了半天（其实不用想这么长时间），说：是。
女厨师做包子，萨仁其其格做馅饼。这馅饼特别好吃，有劲。我知道以“有劲”说馅饼不达意，但吃着确实有劲。
我吃了三顿馅饼，对萨仁其其格说，你做的馅饼真好。
她笑着点头，好像示意学生——“你答对了。”
怎么做的馅饼？
肉干。
肉干能做馅饼？我觉得有点离谱。她领我到厨房，一根绳子上挂一串肉干。我摸一下，比铁都硬。
你怎么剁馅？
用石头砸。
简直没听说，用石头砸。不过菜刀也剁不了这样的肉干。水缸下面，一块积酸菜的大青石上放一块鹅卵石，沾着肉干的沫。
这几顿的馅饼都是你拿石头砸的？
她点点头，年头越长的肉干做馅饼越香，这都是晾了三年的。
我握那块角瓜大的鹅卵石，腕子都酸了。我觉得我的胃充满了内疚，吃一个小姑娘用石头砸出来的馅饼，还说有劲。
一斤鲜肉煮熟剩四两，晒成干连一两也不到，太浪费了。我说以后不吃馅饼了。
她说没关系，肉干是我从家里拿来的。
一个人从家里拿肉干给苏木的客人吃？也就蒙古人能干出这样的事。我问为什么？她眼里闪出敬佩的光彩，你是诗人。
在蒙古语里，诗人这个词比作家尊贵，不光说文体，还意味着纯良。腾格尔对别人介绍我，也说“这是我们蒙古人的诗人”，我说不是，他不听。
我说我不是诗人，我只写一点散文。
你是诗人，萨仁其其格说，我中学的蒙文课本里有你的诗。蒙古人把喜欢的作品也叫作诗篇。
我默然。就算诗人，也不能挥霍牛肉干，我不成王三了吗？她的肉干砸成沫，放在芹菜汁里醒，加上洋葱拌馅，确实好吃。
老师，我哥哥想见你，她仰脸说。
来吧。她掏手机，兴奋地说了一通。三个小时后，她哥到了。哥哥脸上的皱纹像被风沙吹成的丘壑，岁数几乎比妹妹大一倍，衣装破旧。
肉干是哥哥给的，让我给你做馅饼，妹妹说。
哥哥笑笑低头，意思是微不足道。
吃饭了，还是馅饼，他们俩吃大米饭。我问怎么不吃馅饼？他们说不爱吃。我心里明白，这是蒙古人的礼数，不跟尊贵的客人同饮食。我更加内疚。
吃完饭，哥哥说回去了。他骑马走四五十里地专门看我。分手时，他站着认真地看我，像看一幅画，笑了，挺满意。
萨仁其其格送哥哥到门外，回来说，我哥说你的诗比一车肉干都值钱。
这不是好不好意思的问题了，我想了很长时间。且不说我写的作品马马虎虎，值不上一筐肉干。而是，蒙古牧民有一种独特的观念，他们觉得，文学艺术家为大家创造了公共财富，每个人都应该报答他们。这让我有点抬不起头来，回去得学习写诗了。
头发
又过了几天，抗旱的公社干部回来了，他们轮流上我房间问候。承担后勤的副苏木达（副乡长）吉雅泰给我送来了印着鸳鸯图案的红毛巾、牙膏和牙刷，一个鸭蛋大的小镜子，还有搽脸的雪花膏和搽手的香脂。
我把这些东西带回了家。此刻，小镜子和搽手油就放在桌上——他们多么纯朴。
干部们看望我之后，离开房间都说一句“慢慢休息吧”，这句话特逗。说“慢点吃”容易理解，慢慢休息是怎样休息呢？睡觉不能太快，要慢慢睡、轻轻睡。
汉语说慢慢走、慢慢喝，实为礼貌的敬语，意谓安泰由之。他们说的“慢慢休息”，意思是“享受”，沉静下来歇息。我学会之后，向他们打趣：你们慢慢笑，慢慢看电视。
我来的这个苏木叫“乌兰扎德噶”，意思是红色的扇形地带，是西拉木伦河的一小块冲积平原，像扇子一样打开的平川——扎德噶，乌兰是红。村里居民大部分是蒙古人，也有汉人和朝鲜人。到朝鲜人家里做客特有意思，他们的炕用清漆油得亮光光，坐炕上喝奶茶，边喝边吃朝鲜辣白菜。喝酒，朝鲜人唱蒙古人的鄂尔多斯祝酒歌——赛洛日外冬赛。而蒙古人用蒙古语唱“桔梗谣”，是长调的唱法。我觉得古代的蒙古人和高丽人就这么对饮。
有一天逢集市，我和送我小镜子的吉雅泰到集市转。我看到了多少年没见到的东西——钐刀、带黄油和新鲜皮革味的马笼头；一窝粉色的小猪在阳光照耀下的大筐里睡觉；爪上拴绳的大公鸡睥睨四方；白兔在笼子里抓紧时间吃菜叶子；半大姑娘小伙儿腕上甩的手机播放流行歌。有个小孩子拿手机给毛驴照相，驴温良地摆出侧脸。能工巧匠和买卖人都是汉人。
有一个蒙古女人坐在扣过来的筐上，面前放了一个笸箩，里面全是头发。女人的长发，一束束用绳系着。有女人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束头发扔笸箩里。她们笑笑，什么也不说就走了，都是蒙古女人。
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收头发是要给钱的，怎么扔进去就走了呢？又有几个女人把纸包的、布包的头发扔进笸箩里，都是女人头发。看笸箩的女人只笑，啥也不说。
我问吉雅泰，这是怎么回事？
噢，这几个村的女人有人倡议，逢集就把自己的头发捐出来。
捐出来干嘛？
噢，她们打电话让人来收，换钱买黑板。
买黑板？
噢，乡里学校的黑板是水泥抹的，墨汁老是掉色。她们要买玻璃钢黑板，高级的。已经买来两个了，一会儿我带你看去。
这是一所小学校，只有三间教室。进了屋，老师停止讲课，小娃娃们背着手瞪大眼睛看我们。吉雅泰像进了自己家一样，走上讲台，摸着深绿色的玻璃钢的黑板，说，这都是她们的头发换来的，你摸摸。
我摸黑板，质地光滑沁手，像女人们的头发。
你写几个字，吉雅泰说，这比水泥黑板好多了，还好擦。你写几个字。
我犹豫，吉雅泰说，鼓掌，欢迎老师给我们写字。
我抓起粉笔，笔却不会走道了，我心里突突跳。写什么呢？这相当于在她们的头发上留言。说女人伟大或头发伟大都不对路。我写下两个字：母亲。
下讲台，学生们鼓掌。我回头看“母亲”两个字太孤单，又添了几个字——母亲在我们身边。
学生们又鼓掌，我觉得这回是为黑板和头发鼓掌。那些我没有见过面的女人，她们乌黑光润的头发里面藏着密密麻麻的字，她们的孩子慢慢都会读懂。
肖邦
税务所院墙后边有一片野地，尽头是护岸林。清澈的霍思台河从林子下面流过。河原来分成两股岔，其中一岔干涸了，这边的还有鱼游。
每天早饭后，我到河边散步，看水鸟用翅膀拍打河水。它本想叼鱼，却常常叼不上来，鱼藏在靠岸的深绿的草丛里。用木棍拨草，黑脊的小鱼甩一下尾巴钻进泥里。
我仿佛听见河岸有琴声传来，抬眼找公社或者学校是否有高音喇叭，没有。河的上游，一群白鹅在水里游弋。它们以喙给对方洗澡，展翅大叫几声。我觉得琴声好像就是从那边传来的。风向变了之后，确实听到那边传来的琴声。弹拨乐，弹一个我没听过的曲子。
牧区蒙古人摆弄的弦乐器多数是马头琴和四胡，慢板，表现蒙古歌悠扬的情绪。弹拨乐节奏鲜明，蒙古人用得少。
琴声越来越清晰，好像是一首西洋乐曲。琴声不好听，似乎共鸣箱开胶了，声音破，音准也不太对。
岸上，一架马车辕木支着地，一个少年坐在车上弹琴。看到他手里的琴，我乐了。这是一个三角琴。我认为除了边境的华俄后裔之外，全中国没人弹奏三角琴。它是俄罗斯民间乐器，又叫“巴拉来卡”。但这个孩子的三角琴比巴拉来卡小一半，白花花没刷漆。乐器怎么能不刷漆呢？不拢音，音色也不好听。
少年人见我来到，站起来笑了。
我问：鹅是你放的吗？
他指镇里，给肉食加工厂老板放的。
这是什么琴呀？我问。
少年用手抓抓胸脯，说，我也不知道，老板让木匠做的。
哪儿的木匠？
肉食加工厂盖房子的木匠。
我越发想笑，盖房子的木匠能打乐器，胆够大啊！
少年说，我给他放鹅，没工钱，让他买个吉它。他说嗨，自己打吧，反正都能出声。
我说吉它不是这样的啊？
少年说木匠锯不出来葫芦形的面板，就改三角的了。
这个琴用胶合板黏成，琴把是杨木，有四个琴钮。咋不刷漆呀？我问。
老板说，买一桶清漆刷这点东西不合算。
少年十六七岁，瞳孔和头发都是黄色，卷发，后脖梗的发卷细密。
你叫什么名字？
图嘎，星星的意思。
你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
图嘎脸红了，窘迫地低下头，换个姿式站立，好像犯了错误。
什么曲子？
他用牙咬指甲，小声说：《雨水》。
雨水？这是谁的曲子？
什么叫谁的曲子？他反问我。
就是，你弹的这个曲子是谁创造的？
心连心创造的。
看我困惑，他解释道：心连心艺术团去年上这儿演出，一个弹吉它的叔叔很喜欢我，给我弹了这首曲子，名字叫《雨水》。
你再弹一遍。
他弹起来，用截下的塑料格尺当拨片。我听了听，这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不是歌曲，也不是中国乐曲，图嘎弹得挺好。
你听一遍就会了？
两遍，他举起食指和中指。
他的天赋很高。这应该是一首钢琴作品，夜曲一类。
对啦，他突然大喊，我想起来了，这是少蓬创造的曲。
我想了想，你说的是肖邦吧？
对，肖邦，心连心那个叔叔说的。你认识肖邦吗？
我说肖邦早死了，他是波兰人。
你说说肖邦的事吧，他脸上闪出神往的光彩。
肖邦？我真不太了解肖邦，勃拉姆斯、维瓦尔弟和贝多芬的故事我知道一点。我说，肖邦是个演奏钢琴和为钢琴作曲的人。他父亲是法国人。他的老师故意不教他，让肖邦自由发展。他拒绝了俄国皇帝的荣誉称号，一生没结婚，就这些。我又想起，他说的这首《雨水》，应该是萧邦的《雨滴》。
图嘎说，我觉得肖邦是个在云彩上行走的人，他手里拿着喷壶往森林里浇花。他懂得蜜蜂和露水的心思。他的手非常灵巧，像用花瓣拨琴。我弹他的曲子就想起雨从玻璃上往下流。
他的想象力蛮好。我问，你知道肖邦弹什么琴吗？
他用手比划，比这个琴大，跟吉它差不多，刷红漆。
我告诉他肖邦弹的是钢琴。钢琴就像把立柜放倒那么大，键子像一排牙齿，有白键和黑键，黑键是半音。
什么是半音？
米和发都是半音。
就它们俩是半音？
这个事很麻烦。多有升多，来有升来，也是半音。降米、降索也是半音。升发对米来说就成了是全音。很复杂。
曲调越复杂越好，他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图嘎是个没见过钢琴的孩子，他用白胶合板黏的假三角琴弹肖邦，而城里不知有多少孩子在憎恨钢琴。
你能教我一首肖邦的曲子吗？图嘎问我。
我不会。这三个字我说出来很惭愧，我多想说可以，然后教他一首肖邦的《蝴蝶练习曲》以及我最喜欢的肖邦的——辉煌的大波兰圆舞曲，但我不会，连哼唱一遍旋律也做不到。
图嘎礼貌地点点头。他说，再学会一首我就够了。我喜欢肖邦，可我们这里的人都没听说过肖邦。
我离开了少年，既然帮不上他又何必打扰他呢？傍晚的时候，我从税务所食堂的窗户看到，一群白鹅昂首走过土路，图嘎挥一根柳条跟在后面。他斜挎着那只系麻绳的三角琴，琴身用蓝墨水画着两颗星星。
巴甘的蝴蝶
1
人说巴甘长得像女孩，粉红的脸蛋一层黄绒毛，一笑，眼睛像弓弯着。
他家在内蒙古东科尔沁的赫热塔拉村，春冬萧瑟，夏天才像草原。大片绿草上，黄花先开，六个小花瓣贴地皮上，马都踩不死。玲兰花等到矢车菊开败才绽放。每到这个时候，巴甘比大人还忙，那时他三四岁。他采一朵玲兰花，跑几步蹲下，采红火苗似的萨日朗花，开裆裤鼓出两瓣屁股。
妈妈说：“老天爷弄错了，巴甘怎么成了男孩儿呢？他是闺女。”
妈妈告诉巴甘不要揪花，“奥布德简休”——蒙古语，疼呢。他把花带土挖出来，浇点水，栽到什么地方。这些地方是箱子里、大舅江其布的烟荷包里、收音机后面，还有西屋的皮靴里。即便到了冬天，屋里也能发现干燥裂缝的泥蛋蛋，上面有指痕和干得像烟叶一样的小花。
巴甘的父亲敏山被火车撞死了。他和妈妈乌银花一起生活，庄稼活——比如割玉米，由大舅江其布帮助。大舅独身，只有一匹三岁的雪青毛骟马。妈妈死后，大舅搬过来和巴甘过。
妈妈得的不知什么病——其实巴甘不知什么叫“病”。妈妈躺在炕上，什么活都不干，天天如此，额头上蒙一块折叠的蓝色湿毛巾。许多人陆陆续续看望她，包括从来没见过的，穿一件可笑的红风衣的80岁的老太太，穿旧铁路制服的人，手指肚裂口贴满白色胶布的人。这些人拿来点心匣子，自己家种的西红柿，拿来斯琴毕力格的歌唱磁带。妈妈像看不见，平时别说点心，就是塑料的绿发夹，她也惊喜地捧在手里。
“巴甘，拿过去吃吧。”妈妈指着嫦娥图案的点心盒子，说罢合目。不管这些人什么时间进来，什么时间走，也不管他们临走时久久凝视的目光。巴甘坐在红堂柜下面的小板凳上，用草茎编辫子。耳听大人说话，听不懂。有时妈妈和大舅说话，把巴甘撵出屋。他偷听，妈妈哭，一声盖过一声，舅舅无语。这就是“病”？
晚上，巴甘躺在妈妈身边。妈妈摸他头顶的两个旋儿，看他耳朵、鼻子，捏他的小胖手指。
“巴甘，妈妈要走了。”
“到哪里？”
“妈妈到了那个地方，就不再回来了。”
巴甘警惕地坐起身。
“巴甘，每个人有一天都要出远门，去一个地方。爸爸不是这样的吗？”
巴甘问：“那么，我要去哪里？”
“你哪里也不去，和大舅在一起。我走了之后，每年夏天变成蝴蝶，来看你。”
变成蝴蝶？妈妈这么神奇，她原来为什么不说呢？
“我可以告诉别人吗？”巴甘问。
妈妈摇头。过一会儿，说：“有一天，村里人来咱们家，把我抬走。那时候我已经不说话了，也不睁眼睛。你不要哭，也不要喊我。我不是能变成蝴蝶吗？”
“变成蝴蝶就说不出话？”
妈妈躺着点头，泪从眼角拉成长条流进耳朵。
她说的真准，有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邻居桑杰的奶奶带巴甘到西屋，抱着他。他们把妈妈抬出去，在外面，有人掀开她脸上的纱巾。妈妈的脸太白了。人们忙乱，雨靴踩得到处是泥，江其布舅舅蹲着，用手捏巴甘颤抖的肩头。
2
从那个时候起，赫热塔拉开始旱。牧民们觉得今年旱了，明年一定不旱，但年年都旱。种地的时候，撒不上种子，没雨。草长得不好，放羊的人把羊赶了很远，还吃不饱，反把膘走丢了。草少了，沙子多起来。沙堆像开玩笑一样突然出现在公路上，或者堆在桑杰家的房后。小孩子高兴，光着腚从上面滑下来，用胳膊掏洞。里边的沙子湿润深黄，可以攥成团。村里有好几家搬走了，到草场好的地方。
巴甘看不到那么多的花了。过去，洼地要么有深绿的草，要么在雨后长蘑菇，一定有花。现在全是沙子，也看不到蝴蝶。原来，它们在夏季的早晨飘过来、飘过去，像纸屑被鼓风机吹得摇晃。妈妈变成蝴蝶之后，要用多长时间才飞回赫热塔拉呢？中途累了，也许要歇一歇，在通辽或郑家屯。也许它见到河里的云彩，以为是真云彩，钻进去睡一会儿，结果被水冲走了。
那年敖包节过后，巴甘坐舅舅的马车拉化肥，在老哈河泵站边上看见蝴蝶。他已经十多岁了，跳下马车，追那只紫色的蝴蝶。舅舅喊：
“巴甘！巴甘！”
喊声越来越远，蝴蝶在沙丘上飞，然后穿过一片蓬蓬柳。它好像在远方，一会儿又出现在眼前。巴甘不动了，看见它往远处飞，一闪一闪，像树叶子。
后来，他们俩把家搬到奈曼塔拉，舅舅给一个朝鲜人种水稻，他读小学三年级。
这里的学校全是红砖大瓦房，有升国旗的旗杆，玻璃完好，冬天也不冷。学校有一位青年志愿者，女的，金发黄皮靴，叫文小山，香港人。文老师领他们班的孩子到野外唱歌，夜晚点着篝火讲故事。大家都喜欢她，和她包里无穷无尽的好东西：塑料的扛机枪的小人、指甲油、米老鼠形的圆珠笔、口香糖、闪光眼影、藏羚羊画片。每样东西文老师都有好多个，放在一个牛仔背包里。她时刻背着这个包，遇到谁表现好——比如敢大声念英语单词，她拉开包，拿一样东西奖励他。
有一天下午，文老师拿来一卷挂图，用按钉钉在黑板上。
“同学们，”文老师指着图：“这是什么？”
“蝴蝶。”众声说。
图上的蝴蝶铺翅，黄翅带黑边儿，两个触须也是黑的。
“这是什么？”
“蛆虫。”
“对。这个呢？”她指一个像栗子带尖的东西。“这是蛹。同学们，我们看到的美丽的蝴蝶，其实是由蛹变的。你别看蛆虫和蛹很丑，但变成了蝴蝶之后……”
“你胡说！”巴甘站起来，愤怒地指文老师。
文老师一愣，说：“巴甘，发言请举手。坐下。”
巴甘坐下，咬下嘴唇。
“蛹在什么时候会变成蝴蝶呢？春天。大地复苏……”
巴甘冲上讲台，一口咬住文老师胳膊。
“哎哟！”文教师大叫，教室乱了。巴甘在区嘉布的耳光下松开嘴，文老师捧胳膊看带血的牙痕，哭了。巴甘把挂图扯下，撕烂，在脚下踩，鼻子淌着血。区嘉布的衣裳扣子被扯掉，几个女生惊恐地抱在一起。
“索耶略铁米？（疯了吗？）”校长来到，他用手戳巴甘额头。巴甘后仰坐地。他把巴甘拎起来，再戳。“索耶略铁介（疯了）！”巴甘坐地。
校长向文老师陪笑，用嘴吹她胳膊上的牙痕。向文老师陪笑的还有江其布舅舅，他把一只羊牵来送给了文老师。校长经过调查，巴甘并没有被疯狗咬过，告诉文老师不用害怕。巴甘被开除了。
一天晚上，文老师来到巴甘家，背着那个包。她让江其布舅舅和黄狗出去呆一会儿，和巴甘单独谈一谈。
“孩子，你一定有心结。”文老师蹲下，伸出绑着绷带的手摸巴甘的脸。“告诉老师，蝴蝶怎么了？”
蝴蝶？蝴蝶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也许是锡林郭勒草原，姥姥家就在那里。蝴蝶在萨日朗的花瓣里喝水，然后洗脸，接着飞。太阳晒的时候，它躲在白桦树的叶子下面凉快一下，太阳落山之后再飞。在满天星光之下，蝴蝶像一个精灵，它要么是玉白色，也许是紫色水晶……
“蝴蝶让你想起了什么？孩子。”
巴甘摇头。
文老师叹口气，她从包里拿出一又白球鞋，皮的，蓝鞋带儿，给巴甘。
巴甘摇头。他的黄胶鞋已经烂了，胶皮没烂，帆布的帮露出肉来。他没鞋带儿，麻绳从脚底板系到脚背。
文老师把新鞋放炕上，巴甘抓起来塞进她包里。
文老师走出门，见江其布纯朴可怜的笑脸，再看巴甘。她说：“蝴蝶是美丽的。巴甘，但愿我没有伤害你，上学去吧。”
巴甘回到学校。
3
巴甘到了初一年级的时候，成了旗一中的名人。在自治区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获得了第三名，成为邵逸夫奖学金获得者。
暑假时，盟里组织一个优秀学生夏令营去青岛，包括巴甘。青岛好，房子从山上盖到山下，屋顶红色，而沙滩白得像倒满了面粉，海水冲过来上岸，又退回去。
夏令营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参观黄海大学。楼房外墙爬满了常春藤，除了路，地上全有草，比草原的绿色还多。食堂的椅子都是固定的，用屁股蹭，椅子也不会发出声响。吃什么自己拿盘子盛，把鸡翅、烧油菜和烧大虾端到座位上吃。吃完，铁盘子扔进一个红塑料大桶。
吃完饭，他们参观生物馆。
像一艘船似的鲸鱼骨架、猛玛的牙齿、猫头鹰和狐狸的标本，巴甘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动物园，但动物不动。当然，鱼在动，像化了彩妆的鱼不知疲倦地游过来游过去，背景有灯。最后，他们来到昆虫标本室。
蝴蝶！大玻璃柜子里粘满了蝴蝶。大的像豆角叶子那样，小的像钮扣，有的蝴蝶翅膀上长出一对圆溜溜的眼睛。巴甘心里咚咚跳。讲解的女老师拿一根木棍，讲西双版纳小灰蝶、墨西哥君主斑蝶、凤眼蛱蝶……巴甘走出屋，靠在墙上。
蝴蝶什么时候到了这里？是因为青岛有海么？赫热塔拉和奈曼塔拉已经好多年没有蝴蝶了。蝴蝶迷路了，它们飞到海边，往前飞不过去了，落在礁石上，像海礁开的花。
夏令营的人走出来，没人发现他。巴甘看见拿木棍的女老师。他走过去，鞠一躬。老师点头，看这个戴着“哲里木盟”字样红帽的孩子。
巴甘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有纸币和用手绢包的硬币，捧给她。“老师，求您一件事，请把它们放了吧！”
“什么？你是内蒙古的孩子吧？”
“放了吧！让它们飞回草原去。”
“放什么？”
“蝴蝶。”
女老师意外，笑了，看巴甘脸涨得通红，脸有怒意并有泪水，止笑，拉起他的手进屋，一言不发看着他。
巴甘沉默了一阵儿，一股脑把话说了出来。妈妈被抬出去，外面下着雨，桑杰的奶奶用手捂着他的眼睛。每个人最终都要去一个地方吗？要变成一样东西吗？
女老师用手绢揩拭泪水。等巴甘说完，她从柜里拿出一个木盒。“你叫什么名字？”
“巴甘。”
“这个送你。”女教师手里的水晶嵌着一只美丽的蝴蝶，紫色镶金纹。“是昆山紫凤蝶。”她把水晶蝶放进木盒给巴甘，眼睛红着，鼻尖也有点红。她说：“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失，今生是一样，来生还是一样。我们相信它，还要接受它。这是一只巴甘的蝴蝶”。
窗外人喊：“巴甘，你在哪儿？车要开了……”
哈撒尔银碗
尼玛，又叫猴子尼玛。小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坐到了火盆上，屁股烤冒了烟，油“滋滋”地冒到了肉的外面，卵子烙得不是东西了。
“猴子尼玛，这是你前世造的孽，长大了不要怨我们噢。”奶奶慢慢拽他烧得缩了一节的阴囊的系带。“尼玛，屁股是见不得人的东西，红就红了吧，谁都看不见。”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尼玛的屁股糟糕了，脸好得很，越长越帅，简直像格萨尔王一样。尼玛的头发卷得像海螺，胡子带向上的弯钩。他眼睛像镶上去的，从哪个角度看都闪光。嘴唇的唇线也有好几个弯，好得很哪。鼻子额头都好得很。尼玛到别人家串门，因为这个长相受到欢迎，这个村里的人见到尼玛，看看他的脸，再转过去看看他下面的屁股。屁股有裤子遮着也要看一看嘛，习惯了。
后来，尼玛老了，前额的横纹像用四根铁丝勒出来的，两腮一巴掌大的地方暗红，酒烧的。嘴老了之后无端地咧着，笑的样子。睡觉时也露齿，像泡在温泉里边。尼玛没媳妇，他不想这个事。卵子的什么线烧焦了，粘连了，和别的线合并了，断了和女人的关系。省心呵，又省事。尼玛坐在蒙古包门口，看年轻男女打闹。他挤眼睛，闹吧，像公羊和母羊、公老鼠和母老鼠、公虫子和母虫子。尼玛用左手捋口，从上唇到下唇，再把下巴揪一下，嘴出“咂”的一声。
说尼玛这一天上吐固勒吉山采药。他向喇嘛确吉学会了找草药的本领，采集不同石头上不同的苔藓。鹿尿的石头、狼尿的石头，石头长的苔藓治不一样的病。比如半夜惊睡，或者一咳嗽有一股尿滋出来。还比方说，平时聋，挨骂的时候耳朵醒了。这一天，尼玛到达吐固勒吉山顶的时候，天蓝得快要沉下来了，泉水在石头缝偷偷地往下流，山下的蒙古包像蘑菇一样，有大有小。他要唱歌了，每次到山顶都唱一样的歌：
“……带来钻鼻的草香，
拨开呀人群哪朝里边看，
看什么？
有一匹枣骝马仪表堂堂。
枣骝马仪表堂堂，
带我去东村寻找海棠。”
他用嘶哑的、吸气少而吐气多，把气吐尽的唱法唱歌。这是东部说书艺人的唱法。唱着，咦？还有一个声音加进来。是的，尼玛大声唱，这个声音有；尼玛闭紧嘴唇不出声，声音还有：喔～～，呀～～，咦～～，这是自己的回声吗？不会的。
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呀～～，哟～～”，像有人用脚踩在黄鼬肚子上，从它肛门挤出的带粪汁的屁音。难道狐狸也会唱歌？岩羊在唱歌吗？
这个事情不好办了，尼玛找这个声儿。他趴在石缝里往下看，看到一个黄东西。
“咴——”没有声音。尼玛扔石子，黄东西不动。是什么……什么呢？
尼玛解开裤带，朝下撒尿，哗——，横着、竖着，再划圆圈。
“哟、哟！”这是黄东西发出的声音，人！“哟、哟”是蒙古话喊痛的词语。他妈的！一个人怎么能掉到这么窄的地方？尼玛把系在腰上的绳子顺了下去。科尔沁谚语说“带绳子的人是聪明的人”，说对了。
黄东西拽着绳子一点点爬出来，戴肩章和领花，是兵士，和张作霖穿黑衣服的兵士不一样。带鞘的刺刀在拦腰皮带左边，手枪在右边，红皮鞋的鞋带一直系到脚腕子。
“铁褐日见、铁褐日见（蒙古语，感谢）”他鞠躬，再鞠躬。脸刮破了，腿肉露在外边。
“噢，你到这里面干什么？”尼玛问。
“我渴。”
“你怎么会说蒙古语？”
兵士软在了地上。
“这个人怎么上来反而死了呢？”尼玛摸他鼻子，微乎气。抱起来，背他下山。背人和背羊一样，正着背不行，倒着背。尼玛抱着兵士的脚，兵士头手下垂，往下走。后半截没唱完的歌又唱着：
“前边呀传过来好听的梵唱，
听得我一阵阵心明眼亮。
拨开呀人群哪朝里边看，
看什么？
有一尊金佛像闪闪发光。
金佛像闪闪发光，
明天上莫力庙早早上香。”
回到家，尼玛给兵士敷药，用野猪肉熬粥喂他。兵士醒了，望着尼玛流下眼泪。
“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尼玛问。
“哑贲（日本的蒙古语拼法）沃勒斯（蒙古语，部落）。”
哑贲？尼玛没听说过。
兵士坐起来，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
“那当然。唐朝的国家、宋朝的国家，尼泊尔也是一个国家，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尼玛还是想不起来哑贲的国家在什么地方。
“海的那一边。”
“呜——”，尼玛惊讶，从海的那一边来的客人，太了不起了。越是遥远的地方的客人，蒙古人越是欢迎。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是瞧得起你这个地方嘛。
“你从海的那一边来，就是为了到吐固勒吉山的石缝里找东西吗？”
“不，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有很多人。在通辽，黑大庙、郑家屯和哈尔滨都有我们的人。”
尼玛说：“哈尔滨是个好地方，用一张黄羊皮可以换到银制的水烟袋。”
“我们尊敬你们。”兵士挺直上身，“你们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可尊敬的蒙古人，你救了我的生命”。
兵士把兜里和内衣兜里的东西掏出来，带银链的怀表、没见过的钞票。
“请随便拿走。”兵士说。
“呜！”尼玛抗议，“救了别人是不能收东西的。如果我在雪地里救了你的狗和羊，你应该送给我其它的好东西。人命不能用东西换”。
兵士脸红了，收拾东西。
尼玛看中了兵士的刺刀，一尺多长，带鞘，又威风又有用。尼玛示意看看，兵士解下皮带，把刀递过去，“送给你”。
尼玛把刀别在腰上，得意洋洋。他找出一块整个的带囊的麝香，送给兵士，这也是好东西。兵士也高兴。
兵士说：“我们是天皇的武士，我把武器送给了你，见证了哑贲和蒙古的友谊。”
“天皇是什么人？”
兵士说：“天皇是神，代表日照大神的旨意，像成吉思汗一样。”
“噢，你们的可汗。你叫什么名字？”
“姚西瓦。”兵士俯首：“请多指教。”
姚西瓦掉到石缝里，没受什么伤，恐惧、脱水和饥饿使他虚弱。渐渐好起来之后，他迎着初升的太阳作操、大声唱歌。尼玛问他：
“你在石头缝里唱的什么歌？”
“我唱了吗？要是唱了，是唱给妈妈的。”
“你妈妈会听到吗？”
“会的。”
尼玛觉得姚西瓦的妈妈了不起，在海的那一边听到了这么微弱的歌声。
“妈妈生我们的时候经受了痛苦，如果我们早早死掉，要向她谢罪。”
“你想你的妈妈，为什么不早点回去？”
姚西瓦没说话。
“你在那个石缝里找什么？”
“矿藏。就是金子、银子和铁矿石。我在大学里学探矿。”
“依嘻，找金子应该问我。兴安岭南边的古林河边有一个金矿，几百个人用筛子找金子。”
“我的标本袋子掉到石缝里。”姚西瓦悲伤。
“那么，你的蒙古语是跟谁学的？”
“教官。”
“你说的和我们一样好了。”
“我们联队的人都学会了蒙古语。在你们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鲜花和清澈的河流，伟大的成吉思汗给子孙留下了富饶的宝藏。”
“就是。”尼玛很高兴听到了海那边的人这样说话，“你们多住一些日子吧”。
姚西瓦告诉尼玛：“我们不走了。”
不走了？走路的人哪有不回家的道理？“不走？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国家。”
“我们有国家呀？”
“不！我们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建立一个幸福的国家，改变蒙古人懒惰的习惯。清朝把你们的锐气磨尽了，汉族人剥削你们。”
尼玛笑了，“这些疯话是谁告诉你的？”
“怎么是疯话？这是天皇的圣谕！”
尼玛觉得姚西瓦的脑袋被石头撞出毛病了，但不应该和客人争论。
到了第四天，姚西瓦辞行。他说：“尼玛先生，感谢你救了我一命，我到临死前的那个瞬间也会记着你。”
“不要这样说。感谢你送给我这把刀。”
“非常惭愧，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你说吧。”
“请你先接受我对自己内心的谴责，因为我喜欢上了你的一样东西。”
“我哪有什么好东西？喜欢就拿走吧。”
“不好意思。”姚西瓦头更低了。
“噢，你说嘛。”
姚西瓦长时间低着头，慢慢指身后一样东西，又低头。
柜上的银碗。噢，尼玛把银碗拿过来，拿大襟蹭，“姚西瓦先生，你的话真像用拳头打在我脸上一样。蒙古人不能拒绝朋友有请求，但是祖先留下的这个银碗我不能给你。我已经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了，拒绝朋友的请求让我脸上发烧，请你原谅我。这个碗是哈布图·哈撒尔用过的碗，我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姚西瓦脸生怒气，瞪尼玛。
尼玛再解释：“这是祖先用过的东西，不能传给外人，再说你也不是蒙古人，否则我会不得好死。”
“什么叫不得好死？”
“做了不敬祖先的事情，走路摔死，被出生三天的小羊羔踢死，掉河里淹死。”
“还有被皇军的子弹打死。”
“皇军是谁？”
“我就是皇军。”
尼玛不高兴姚西瓦这样说，不像朋友。
“我知道哈布图·哈撒尔是成吉思汗的大弟弟，神箭手。我也知道这个碗是一个珍贵的东西。尼玛先生，请把碗送给我。”
“不会的。”
姚西瓦把手压在枪上，“我用枪打死你，拿走这个碗，你相信吗？”
“不会的。”尼玛压住火，这个人刚才羞愧，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我知道你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你们现在懦弱了，不配占据这个碗和这片美好的土地！”
尼玛指着姚西瓦：“你无礼！”
姚西瓦掏出手枪，朝上面“呯”地放一枪。
尼玛吓了一跳，全身血液半天才流回心脏。他吐了口唾沫。“别劣（蒙古语，表示不吉利的语气词，意如晦气）！你这个人刚才还谦恭，怎么突然像强盗一样？”
“呯！”皇军又放一枪。
尼玛又吓了一跳，他对枪声和自己的哆嗦挺恼火，想了想，说：“你走吧。”
“波户日海布恰！”姚西瓦用蒙古语说的这句骂人话惹恼了尼玛。这话直译是把你的屁股眼儿夹紧，关上，Close，引申意为闭上你的臭嘴。什么？他竟敢提屁股？尼玛一拳把姚西瓦打趴下。
姚西瓦嘴唇和鼻子肿了，他捂着，哇啦哇啦说什么话，尼玛听不懂，估计是骂人。他本想把些话记下来，到通辽找明白人问问，姚西瓦怎样骂人，说得太快，记不住。
姚西瓦把手拿下来，看到血，尖锐地咒骂。他睁着只剩一条小缝的眼睛，双手在地上拍，找手枪。
手枪呢？尼玛四下看，没看到姚西瓦的手枪。在他看的时候，姚西瓦扑过来，掐住尼玛脖子，两人翻滚。
尼玛尽最大的力量掰姚西瓦的手，让气管能进一点气，另一只手从他腋下掏进去抱紧，这样，姚西瓦掐脖子的手就使不上劲儿了。谁知道，尼玛感到尖刀扎进了自己的后背。不知什么时候，姚西瓦把尼玛腰上的刺刀攥到手里了。刀贴着脊骨往前扎，割断了肌腱和血管。哟，哟！姚西瓦把刀拔出来，又扎，扎在骨头上，尼玛听到了吱吱的声音。
“把碗给我！”姚西瓦说。
“不会的！”
姚西瓦倒向一边，尼玛箍住他，把他抱在自己身体上面，压后背的刺刀。尼玛抱紧姚西瓦，刀穿过自己的身体，扎进姚西瓦。血像河流一样在胸膛四外跑，刀尖穿出来钻进姚西瓦的心口窝。姚西瓦嚎叫。天皇是个狗屎，你们这样的人说翻脸就翻脸。哈撒尔的银碗怎么能到你的手里？不会的！各种疼痛交织一体，然后消失了。尼玛觉得姚西瓦松手了，自己的手也掉下来，想看这个哑贲一眼，眼睛咋也睁不开。
父亲
那天晚上，我们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爸爸突然走进屋来，肋下夹一个行李卷，肩上带着雪花。我们全惊呆了，我妈失手把锅丢在了地上。这是在1970年，我爸被他们单位自设的“监狱”关了两年多。
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和姐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譬如我悄悄脱鞋上炕，捧起碗不出声响地啜粥，飞瞟一眼的时候，我爸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笑。这种笑让人惊心动魄，浮白的脸上胡髭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像被水淹了，分明笑着，而喉头和胸膛都在起伏。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样好。
我溜到外屋，看见妈妈在黑暗处，衣襟蒙着整个脸，全身都在抖。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爸这种感受，他经历酷刑，几次自杀未遂，被关在单人牢房。那时，他没想到还能回家，没想到我们母子三人在15瓦灯光下平静地喝粥，而我上炕下炕如此敏捷，令人大欢喜。
我妈进屋，像没事一样，说“吃饭吧。”我爸说“是”，又说“不饿”。他变得谦恭，甚至可以说客气。起先他是个强悍的人。他下地，珍惜地打开收音机，又关上；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在另一个椅子上坐一下；把书架上的一本书打开，合上，又打开一本书。他用手摸摸洗脸盆底儿的金鱼图案，摸一摸带花纹的榆木炕沿，又伸手把墙上的灯绳拽了一下，屋里漆黑，我缩到墙角。我妈说“干啥！”我爸把灯拽亮，歉意地笑了笑。他在“监狱”里从来都是亮着灯睡觉的。接着，我爸又环顾左右，突然一惊，站到地中央，向摆在红箱子上面带夜光的毛主席胶皮塑像鞠一躬。他的脊椎被打折了三处，弯腰时颇吃力。
如此这般，我爸盘腿上炕，用亲切的目光抚摸四周，眼里退去了惊惧和恐慌，笑得很舒坦了。这时候，我心里流出对父爱的渴望，像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如哭。而我爸显得十分满足，开始说进屋的第一句话（这话我如果实录，会使有些人隔膜，但事实的确如此）。
他说：“我回来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妈小声补充：“这是党的宽大政策的结果。”
我爸深有同感地点头。
我爸出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开春，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报社种菜，心情却非常好，每晚大谈种菜的实绩。除种菜外，他对家庭建设也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解放的干部”们风行打家具，我爸对这种精巧的手艺不在行，他是个翻译家及前骑兵军官。看到家属院涌现出大量小仓房，我爸说：“咱们也盖个小棚！”我们管仓房叫小棚。他准备从盖鸡窝入手，找来不少战友，论证、施工，把鸡窝——用砖砌的、中间夹木棍的——二层建筑盖起来后，他们在一起饮酒悦谈。但晚上鸡不肯入窝，天黑前，鸡窝塌了。这些前骑兵大尉、少校们沮丧地回了家。我当时很佩服这些鸡，它们多么聪明。
而我爸热情不减，经过研修，他不仅盖了一个很好的鸡窝，还盖了两间小棚。大小棚装杂物，譬如自行车，小小棚装煤。院里还栽了一棵沙果树。我爸常在晚饭后，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欣赏鸡窝和小棚，有时长时间地凝视沙果树的叶子在风里飒飒，那时他披一件旧棉袄，袖上缝着白布的“大叛徒”的臂章。
而我最高兴的是趴在小棚倾斜的屋顶上读《敌后武工队》。读一会儿，仰面看白云移动，心旷神怡。我现在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趴在屋顶上读书更适意的事情了，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场所。
有时，上述情景还会闯入我的梦境，包括我爸夹着行李卷进屋那一幕。我想，家，是人生最猜不透的一个谜，在艰难离乱中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的，唯有家。
骑兵流韵
我父亲是骑兵出身，但我对打仗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兴趣。一九七八年，赤峰师范学校大礼堂，在几百名学生几近骚动的狂热情绪中，校长一字一顿地念一份文件，念一个词用眼睛瞟一瞟台下：
“我军！又！攻克高平！谅山。”
掌声四起，像大马车的胶皮轱辘在雨水坑里飞溅而过。我也许是惟一没有鼓掌的人。委婉地说，是忘记了鼓掌。当一支军队在外域作战时，远居内蒙小城的师范生为我军抑或是为高平而鼓掌？他们——我的同学们——把掌鼓过之后，早已忘记了。眼下他们大多是乡村中学的校长或教导主任，养孩子兼养猪养羊，同时精通语法与课文的段落大意。
我父亲当骑兵时，参加过攻打沈阳和四平等地的战斗。我对他的战争经历缺乏浓厚的了解愿望。他似乎做不到完整叙述一场战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原来以为他被战争吓着了，后来在书中读到一位军事家的分析：“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都不可能说清这场战斗，包括指挥员在内。”这情形如同在一场突然开始和结束的殴斗中，当事人无法描述当时的状态一样。换句话说，在对于战争的描写之中充满了谎言。也就是当有人把战斗的细节弄成一种逻辑的顺序时，勉强之中也包含了虚假。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父亲对战争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由片断剪接，也可以说富有诗意。譬如：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检阅之前，他们住在清华大学附近。居民中迅速传布着恐惧的流言：“蒙古鞑子来了！”而这些佩戴解放军胸章的蒙古士兵，在街上观察北京人坐在八仙桌前小心咀嚼精致的肉包子。“我们，”我父亲话锋一转，“走到彰武一带时（时间已回溯到一九四七年），半夜行军，用日本毯子包着脑袋，冻得受不了。白天进了村里，就把毯子垫在鞍子上，三九天穿着夹袄还得挺胸脯。要不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土匪呢（“呢”的读音为“妮”）。嗨嗨！”
从视觉角度说，骑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比步兵好看（把“好看”这个词放在进攻的战事里，似轻佻，但还是比“英勇”或“雄峻”这些词更朴实一些），骑兵在冲锋中显示威力。面对敌方机枪的扇面扫射，他们高举着马刀。马刀与身体是一条直线，同马背形成四十五度夹角。蒙古马在枪声中永远向前奔驰。战士也许有临阵逃脱的，但战马从来不会临阵脱逃。他们的主人把马蹬踏直，呐喊着往前冲。这是一种决死的状态。当遇到敌人时，骑兵把马刀向左晃一下，然后右劈。那个刀下鬼可能连头带肩膀全被劈下了。马刀是不开刃的，倘开刃，会卷刃崩豁——人的骨骼毕竟也很坚硬。骑兵的冲锋与杀敌靠一股气势和膂力。从首长的观点看，骑兵能冲垮敌方的阵脚，动摇其士气；从全局看，骑兵的意义在利用机动能力围点打援，或牵制对方兵力。而骑兵不知道这些，他们只在蔽日的尘烟中冲锋或倒下。
许多年之后，当我父亲用自己的双足而不是马蹄行走于沈阳的街头时，肯定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背驼得厉害，走路时努力抬着头。前几天下雪，我在雪地里背考试题。他见到后，离很远就脱下大衣给我，我说“不用”。他的身影一闪两闪在楼前的丛林消逝了，手里捧着给我女儿买的小食品。他也忘记了马。新中国把他带入城市也带入各种政治漩涡，他由此开始的挣扎只是被巨浪愈抛愈远，幸免于难的原因只在于命大。在一艘折翻于海上的双桅船上，能够同风浪搏斗从而爬上岸或岛上的水手，总是极少数人。然而这些幸免者一下全都衰老了，他们从上苍手里撕扯自已的生命之衫。当布衫被夺回时，也被老天爷撕得褴褛。在政治海难中，诚实的幸存者总要惊呆。后来的这些对于骑兵太陌生了，骑兵是冲锋或静立的人生。就杀人的方式而言，骑兵比步兵更直捷也更令人战颤。步兵用子弹远远地把对手胸膛射穿，骑兵用马刀将敌人砍倒，炮兵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们手装的炮弹在几里或十几里外轰然爆炸，村子、庄稼或人都慑服于一瞬的震动之中。炮兵比步兵更像政治。
在真正的战斗中，骑兵冲锋之前无比静默。你可以想象，拂晓时，开阔地尽头的胡杨林笼流一缕白霭，马队没有声息，骑兵们的表情几近麻木，眯着蒙古人细长的眼睛，颧骨黑红。人在拼死之前没有任何表情，蓄集精力，也是摈弃思维活动之后的精神状态。马，也不再低头啃凝霜的衰草，它们嚼一嚼嘴里的铁链，偶尔一抬蹄子，耳朵尖立始终等候着号音。这情景同成吉思汗时代并不无不同。当成吉思汗的大军不远万里来到拒绝通商的花刺子模国时，两军对阵，草木肃杀，铁木真的头顶飘绕一阵白云，这云或许是从额尔吉纳河追随而来。面对敌阵在阳光下闪耀的锋戟，他细而长的眼睛若有所思，似更仁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战场上表情松驰，目光明亮柔顺。他说过：
“与朋友交，像花牛犊般忠厚，
与敌人搏，像狮虎般凶猛。
你们在明亮的白天，
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
你们在漆黑的夜里，
要像乌鸦一样坚韧不拔。”
花刺子模的守军如铁桶一样箍成圆阵，神色漠然的蒙古马队像海青鹰一样冲过去，然后沿着圆阵包抄，接着是一支又一支马队射出，最终将圆阵撕裂。这是目前还在沿用的世界三大战法之一的“成吉思汗战法”，铁木真自称“海子阵”。
而战马，正是战马把蒙元帝国的帷帐一直扯到中欧和南亚。战马没有时代感，它们也许觉得还生活在十三世纪，以为黑山阻击战与攻打俄罗斯大公国的区别不大，它们只是不懂炮火这种照耀夜空与震耳欲聋的东西。蒙古人的文学很喜欢捕排场面，宫廷与民间的俱是如此。在他们的诗篇中，不时地赞美马，赞美起来没完没了。譬如某某英雄的坐骑，蹄子如“西海里的宝莲花，东海里的金盏花”；毛色如“锦州买来的海青缎子，敏州买来的湖青缎子”云云。蒙古民间艺人可以一气说出几十种美妙的缎子，来形容马的毛色。而卖缎子的地名，他们有时则瞎编，如敏州——一种大城市与布满珍玩的所在。在蒙古人口头传唱和印进书本的赞诵词中，艺术家尽情地歌颂着马（不仅仅是战马），不无夸张地形容马的表情、样子和每一个部位。作为文学手法，这种描写不免有些虚张声势，但也透出了他们心底里的默祷：热爱马吧！马是蒙古人说不尽的话题。此外说不尽的话题还有草、女人和酒。我橱上有一尊蒙古国的瓷马，白色，温驯，备鞍鞯，昂首直立，并无奔腾之势。蒙古人看了之后，都赞美：“唉！这才像个马。”汉人涉及马的雕塑，多取悲鸿笔意，把水墨意味愚蠢地雕刻出来，马鬃像刺猬针一样直立。汉人艺术源流中的马，造型好的存乎汉墓画像砖的古朴与唐瓷的遒劲之中，两者均俱龙势，与大唐大汉相衬。蒙古人眼中的马是静态的，安然于天地之间，灵慧而和蔼。与蒙古人一样，它也有性格的另一面，暴躁与拼挣。骑兵部队的战马，受伤卧下，一听到冲锋号便站立疾驰。对流血的主人，它会痛心疾首地围转，甚至悲鸣不已。这就是战马，而不关其毛色像锦州什么缎子。
在我父亲支离破碎的战争故事中，提到马，他总是肃然，像讲述一位领导的行状。骑兵心中最为不忍的事情，大约就是掩埋战马。他们不愿讲述这细节。战争回忆对于一个倾听者来说，令人不快的在于讲述者无意流露的细节会像弹片一样嵌在脑海里，给人深刻的恐怖甚至怪诞感。我父亲说，他们的部队攻打沈阳时，行军间传令在苏家屯的公路上待命。一发炮弹（只一发，搞不清是哪一方射来的）落在他们的队伍里，当时我父亲拿着烟袋锅正想和身旁的班长（也是远房的叔叔）对火。爆炸之后，我父亲目瞪口呆地发现他的叔叔班长消失了。硝烟散尽，队伍又开始进发，他回头看到头顶的电线上一段残手握着烟袋，上面挂着六个飘带的烟荷包。烟荷包是蒙古男人重要的装饰品和情爱信物。那时，在电线上抖来抖去的彩绸飘带就是牺牲者的全部了。讲述时，我父亲的眼神又装满十七岁时的疑惑：“我叔叔怎么就一下子没了呢？”我本来就沉湎于这种疑惑与残酷之中，听到这样的反问，更加不安起来。我怎么知道呢？答案本来很明显，他被炮弹消灭了。但我父亲痛苦的疑问是，他叔叔的笑脸、幽默、嘴角叼着烟袋和怀抱步枪的悠闲样子一瞬间如此彻底地消失了（难道能够按顺序消失吗？），而烟荷包却明明白白地飘着。我父亲是否在想，让烟荷包消失，让叔叔从炮弹崩起的浮土里一边咳嗽，一边站起来呢？
我感到，历史在许多时候常常以魔术家的身份出现。当有人在离时代的放映机镜头最近的地方伸出普通的手掌时，光束印在银幕上的则是一只历史的巨手，这只手还可以在银幕上做出许多古怪的手势。而其他的人，无论队伍蜿蜓了多少公里，均被溶入黑暗的背景之中。也就是说，当真正的演出开始之后，所有的人都要退出舞台，只有演员留在上面。五十年代末，我父亲被清洗出军界，在地方做文化工作。我家从呼和浩特搬到赤峰后，他仍和过去的战友们宴聚。内蒙古骑兵在结束四十年代末的战事后，六十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到六十年代末期，内蒙古骑兵师——从骑一师到骑五师的官兵全都面临灭顶之灾。内蒙古的“挖内人党”运动，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遭受到关押、肉刑和精神摧残。其它地方的情形我不清楚，赤峰郊区的骑兵团（四九四八部队，老十四团）是酷刑最惨烈之处。这个团的团长（或许是政委）被打得遍体鞭伤之后，洒上盐水，用胶布裹住全身。几天后，造反派把胶布连肉带血撕下来。这位受刑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仿佛叫阿穆尔萨纳或其他。最后，他被打死了，死之前双眼被挖出。他的家人回到了牧区老家。这个团的蒙古族官兵在“文革”初期许多人被打死、致残或遣送乡下。此团番号旋被取消。在这里，我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人做出这样的酷刑？这种问题没有意义。只能说是某一些人，在当时是多数人，至于他们是北京军区派来的或是本团的人都不重要。现今他们都活着，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个被折磨死的团长原来也有一条生路可走，即供出其他“内人党叛国分子”的名单。他只供了一个名字，外调人员发现那是他故乡的一只狗的名字。死者的高贵也正在这里：不想让其他战友遭此酷刑。但他的战友也没因他的高贵而幸免于难。我父亲也没因脱离军界而未遭劫，他被吊打十五昼夜，直至精神错乱，全身多处骨折，时在一九六九年的昭乌达报社。有几位参与领导和实施酷刑的人的名字我已经没有兴趣录下。我父亲至今健在，当时的总编和蒙编部主任因不堪酷刑，自杀了。
一九八四年，新华社电稿平静地发出一条简讯：我军取消最后一个营级骑兵建制。我不想问我父亲对此有何感想，因为他不会戏剧化地产生什么感想。他已经离开了社会主流，而在战争年代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兵。然而，无论他当年怯懦也罢，茫然与蛮勇也罢，一种骑兵式的行为已在他心里定势，做什么事都要冲锋。譬如翻译和出版几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书籍。事实上，当骑兵很糟糕，首先这种冲锋的心理定势就使人不得安生。然而战争留给人的就是这些，它无法改变。
不久前，我父亲来到我在沈阳的家，吃到一种叫“红富士”的苹果。他认真地吃过之后，告诉我：“唔，好吃。”我眨着眼睛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这岂止是“好吃”，时下的歌舞厅、卡迪拉克、把头发染成红色的女人、电脑绘画和彪马运动鞋等等，怎么能向这个老骑兵说得清楚呢？
我爸
1
今年春节，我爸于一和暖之日背手在街上遛跶，穿戴讲究。
蒙古人在城里遛跶，打老远一看就是蒙古人，虽然我爸进城六十年了。他们喜欢背手，眯眼，目接天际——这是在草原养成的习惯。
这时，他见街上躺一个老汉，身压自行车。我爸上前扶他，他不干，说：“我等那个人扶我。”
“哪个？”我爸问。
“撞我的人。”
我爸前后左右看半天，没人。说：“哪有人？起来吧。”
这老汉躺着问我爸：“你多大岁数？”
“八十。”
他“唰啦”爬起来，自己拍身上的土，“我才六十，哪能让你扶？”骑车走了。
我爸回家感叹：“现在的人，学雷锋还得报岁数。嗨！”
2
我爸赴台湾出席“原住民文学研讨会”。见排湾族作家孙大川，两人结为友好。一回，他拿出照片，“这是我和孙大川的合影”。
我们瞧，一人（孙大川）目光炯然，环抱一老头儿，老头儿只露后背。
“哈哈”，我媳妇大笑：“爸，这算什么合影，你在哪儿呢？”
“这儿。”我爸指照片人的后背。
“哈哈，爸，合影得露脸儿，光看后脑勺知道是谁？”我媳妇指“后背”说，“说他是谁都行。”
我爸拿照片端详半天，默然而退。过一会儿，他指“后背”问我们：“这是谁？”
“哈哈，你不说是你吗？”
我爸眨眼回想：“孙大川那天跟好多人合过影，怎么证明这是我呢？”
我妈以证据学角度判断出“后背”的衣服是我爸之“七匹狼”牌衬衫，并翻出这件衬衫佐证，不然我爸打算把照片扔了。
3
我有一件单位发的警用棉衣，在制服里穿的，送给我爸。
他穿上防雨绸面的警用棉衣，在街上遛跶。到市公安局附近，见该局×局长。×平日爱跟我爸开玩笑。
他问我爸：“你在哪儿弄的棉袄？”
我爸答：“这是国家给警察他爹发的。”
身为警察的×局长满头白发，干吧嗒嘴，半天没想出合适的词对应。
4
我爸说：“我现在有点儿自卑。”
我听了非常吃惊，他从来不自卑。特别是《蒙古写意》这本书把他的传记和嘎达梅林、民国初年在奉天开东蒙书局的克兴额这些人物写到一块儿后，他精神状态极好，比矍铄还多出一些昂扬。
“不会吧？”
我爸以手捋头发——他满头黑亮的浓发，无一根银丝——说：“老年人，特别做文化工作，头发还是白一点儿、掉一点儿受人尊敬。”
5
我爸认为我妈（干部速成学校毕业）文化不行。
我妈上百货大楼买东西，回来很生气，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连牙膏都出两面派了。”
我爸听完不言声，用脚划拉鞋，穿风衣戴礼帽，下楼。过一会儿，他上楼说：“你妈这个文化，嗨嗨……”边说边摇头，近于痛心。他手托一管牙膏，指着：“你好好看看！”
牙膏大字：“两面针”。
我爸摘礼帽，脱风衣，上床躺下，说：“文化是基础，干什么都离不开文化呀！”
其实我妈至少认识这个“针”字，她马虎。一回，我和朋友在家喝酒，刚要开瓶，我妈说：“别喝这个，我有好酒。”
她搬凳子从壁橱上层掏出一个礼品包装，说：“西马酒。”
我爸指出：“西凤酒！”
繁体的“凤”字，里边的“鸟”有许多脚，像繁体的马。
“马字披上大氅也不能念马呀？工农干部。”我爸说我妈。
后来，我爸为我妈发明一个新的称谓——高老师，我妈叫高娃。他认为，像他这样的老专家管“工农干部”叫老师，无异讽刺乎？我妈跟听不出来一样，在“高老师”的呼唤声中为我爸端茶倒水，拿点心，找花镜。现在每早到他床头送上六粒螺旋藻片。
6
我爸担任主编的历代蒙古族文学丛书四套十二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发式，媒体前趋报道。有位记者说了一句话，让我爸久久不能平静。
他是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说：“那老师，我们回去发消息，用四十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我爸自京返家，重点向我妈报告这件事：“四十多种语言……”
当晚九点，国际电台即将开播消息。在阳台上，我爸仰望浩瀚的星空（之前他把此事通知了许多人）。他揣摩“四十多种”语言正同时发出不同的声音，说这套书把从成吉思汗时代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蒙古族文学作品首次译成汉文出版，多地域、多体裁、多年代，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中属首例。消息在全世界传播，无以数计的人正侧耳倾听。虽然电波不为人眼所能捕捉，但确实在夜空中飞翔，让我爸久久仰望。
我爸被我妈叫回屋里之后，问我“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
我答：“几千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种语言？不会吧？”
“光非洲各部族就有上千种。”
我爸说：“嗨！四十种……我睡觉了。”
7
我给父母买来复合维生素药片，每人五盒。
一年后，我爸的药放在原处，连药盒都没开，我问我妈怎么回事儿。
“你爸不吃，说你要害他。”
害他？原来他读说明书，看到了药片的成份组成，说：“我没大粗脖子，吃什么碘？钒，钒是什么？旧社会红钒白钒都是毒死人的东西。磷、钾，这不是化肥吗？还有叶酸泛酸，吃了难道不烧心？你看，维生素A，每片含4000国际单位。4000？太多了。”
我听罢极为光火，倾力讲解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对人体的好处，以及国际单位。我爸改变态度，立刻开瓶吃了一片。我又好笑又生气，问：“如果有毒，我妈吃一年多，你怎么不怕她被毒死？”
他说：“你妈迷信你说的话，就算毒药，吃进去也没事儿。”
8
我爸对蒙古民歌的热爱无以复加。他盘腿坐床上自己小声唱、跟电视的蒙古语文艺节目一起唱。不过瘾，邀请别人唱。
一次，某女士到家拜访我。我爸从她相貌猜是蒙古人，用蒙古语问：“会唱蒙古歌吗？”
该女士本来羞涩，更羞涩了，小声答：“会。”
“一块儿唱吧。”我爸兴高采烈，像打扑克找到了搭档。
女士大衣裹身，手套还没摘，站着开始唱。我爸坐床上唱，上身微晃，音色因支气管粘连而略带嘶哑。他和她合唱，虽然不知来客何人。
他们唱完《达古拉》，唱《诺恩吉亚》、《达那巴拉》、《金珠尔玛》、唱《万丽花》和《隋玲》，多了。一曲唱完，我爸马上接另一曲，唱了一个小时。
一般人没有进别人家就唱歌的，但蒙古人不能拂逆长辈意愿，她只好唱。渐渐的，她的拘谨羞涩唱没了，面上红润沁汗，眼神明亮。我爸唱够了，说：“你们说话吧。”
女士说：“我回去了，单位要开会。”
9
我爸说自己的家乡好，脸上无限向往，说家乡胡四台村的白云呀、野鸭呀、湖水等等。他总回去，此说是劝我们一起去。
我们和他到了胡四台，满眼白花花的沙漠，哪有湖泊、野鸭和野鸭蛋？白云当然有很多。
我爸说，原来有的。
他说，尽管现在没了，家乡还是很美。他常用“没比的、太美了、唉呀呀”这三个词形容家乡。
我们没发现美并追问美在哪里，使他恼怒，骂我们是“无情无义的王八羔子”。
10
我爸名讳“那顺德力格尔”，直译为“岁月（如鲜花一般）盛开”，即“长岁”或“寿兴”。别人称他“那顺”、“那老师”。
那老师从建国前之“三整三查”始，自文革终，无时不处于政治的危悬之中，文革曾被吊打十五天十五夜。岁月虽比不上花朵，但终究“盛开”到今日，殊不易。
一天，他自语“问题出在名字上，那顺？哪里顺过？以后我改名，叫‘那不顺’。”
11
我们小时候，我爸去天津治肺病。治完病回赤峰，他自火车站乘一辆俄式马车回家。四匹健壮的三河马拉着绿棚高轮的马车“嘚嘚”穿过我们住的盟公署家属院，孩子们追着马车跑。我爸穿白府绸短袖褂子，戴巴拿马遮阳帽高坐后厢，左瞻右顾。车停家门口，他双手拎花花绿绿的点心匣子下车。木头栅栏外围满观看的邻居，我妈因此扭捏。
我觉得对我爸来说，上天津只算微渺的铺垫，而在家属院的巡礼才是高潮。
12
我们小时候，常见我爸在写字台前写字，翻译《松树的风格》等作品。以时间计算，他凝思多于写字。我爸眼睛大，圆睁如豹睛，鼻梁挺直略带点儿鹰勾，端视对面的墙壁不眨眼。
这时，我姐喜欢给他梳小辫子，在他大背头上扎六七根小辫儿，散开再扎。我爸浑然不觉，凝思凝视，少顷，写几个字。
一次，我爸托颊午眠，我姐塔娜在他头发上梳一个朝天锥，系红头绳，如双簧“一碟子盐白菜”那种。塔娜后来不知干什么，把这事儿忘了。
我爸醒来，穿湖青色毛料西服（他好穿）上班去了，没戴礼帽。
过一会儿，他气冲冲回家，咬牙，攥拳，吼：“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再跺脚。原来，他扎朝天锥走在街上，路遇外人窃笑、大笑却不觉与己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熟人向我爸指出朝天锥发式之所在。我爸愤然捋去头绳却没去上班。他回家训我们一顿后，沿此路重新走一遍上班。
13
我爸当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受一次枪伤。一颗国民党子弹贴着他脚底板穿过，感觉像被火钩子烫了一下。当时他在战马上，子弹轨迹与他抬脚的角度刚刚好。“多偶然。”他说。
14
我爸的文化是在部队熏陶出来的。战争中，每到一个村子，别人喂马做饭，指导员让我爸到老百姓家刮锅底灰，在山墙刷出黑地儿，写粉笔的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等。有时，刚写两个字，战斗又打响，剩下的字等以后再说。如果时间宽裕，我爸就在黑板上写满字，有抒情。不会写的字请教指导员。指导员是东北军大派来的干部，文化高，名叫巴雅尔。我爸当时十七岁，是四野骑兵二师的士兵兼文化教员。
15
我爸自小在胡四台村已成达人，大眼睛滴溜溜转，偷瓜，七岁开始抽烟，站在墙上与人滔滔不绝对骂。他降生母殁，父亲彭申苏瓦从军在外，由祖母努恩吉雅养大。
我妈
我妈今年72岁，除了皱纹、白发之外，看不到衰老。她早晨跑步，穿专业田径训练鞋。我外甥阿斯汗恶搞，把钟点回拨两小时，她三点钟起床跑，回到家四点半。我爸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去啦？”以为她夜不归宿。
跑完步，她上香礼佛，熬奶茶，擦地，把煮过的羊肉再煮一下。我爸醒来，她给他沏红茶，冲燕麦炒面，回答我爸玄妙的提问：
“谢大脚到底是不是赵本山的小姨子？”
“海拉尔叔叔得的是什么病？”
“立春没有？”
阿斯汗醒来，提出更多的问题，关于洗澡、书包、鞋带儿等等。我妈应对这一切，用官员的话叫“从容应对”。自兹时起，到夜深关闭电视机，她为每一个人服务，从中总结规律，逐步完美。而她本人神采奕奕，像战场上的女兵一样谛听召唤。
但人老了，动作有些慢，手指也笨，她以勤补拙。我女儿鲍尔金娜有一条海盗式带亮钉的腰带，断折扔掉。按说扔应扔在垃圾桶里，她扔在窗台上。第二天，被奶奶用鹿皮缝好。
“哟！”女儿打量针脚，说：“奶奶，你应该考北京服装学院。”此院是鲍尔金娜就读之地。
就这样，我妈做完计划内的杂役，再寻觅计划外的事务完成之。当我媳妇把带观世音菩萨坠的金项链如勋章般给她戴上，作本命年礼物时，我妈欢喜不安。受人一粥一饭她且不安，况金银乎？
我妈像蚂蚁一样辛苦七十多年而没养成蚁王的习性，还在忙。别人坐看电视的时候，她站着；别人吃饭，她还站着。唤她坐是坐不下来的，人站着总能帮上别人一点忙。好像没人管自己的母亲叫蚂蚁，一般都讴歌为大山呀、江河什么的。我妈如蚁，没时间抬头看天，只在忙。
正月初六，我们从内蒙返回沈阳，走之前自语到车站买瓶水。这时我妈不见踪影，同时我姐夫的鞋也不见了。
“姥姥把你鞋穿走了。”阿斯汗对他爸说。
“不可能。你爸一米八，姥姥能穿他鞋吗？“我媳妇对阿斯汗说。
我姐夫打开门，听，“你姥姥上来了。”
我妈穿一双大皮鞋上楼，手捧矿泉水。她怕我们买，连忙下楼了。为儿女的小事儿，我妈迅捷连鞋都来不及换。如果我妈是一只鸟，一定从窗户飞出飞入无数次，把所有好东西拿回来给自己的儿女，不管飞多远。
春节前，牧区的哥哥朝克巴特尔、姐姐阿拉它塔娜和妹妹哈萨塔娜每人肩上扛着羊，给我妈过本命年。他们请婶子上坐，献上礼物（不是羊，是缎子被面、红糖、毛衣和钞票），跪拜。阿拉它塔娜双手抚胸，唱一曲古老的民歌，其他人额头伏地。
“如果大雁还在的话
小雁才感到幸福
如果父母还在的话
儿女才感到幸福……”
这首歌很长，回环往复。跪地行礼的人都五十多岁了，满面风霜。我妈扭过脸，泪水难禁。他们是我大伯的儿女，每个人自小都得到过婶子的抚育。我妈像一只在林中结网的蜘蛛，把四面八方的亲戚串联到一起，共同吸吮网上的露水。
我妈对我说：“其实我最喜欢的事儿是看小说，就是没时间。”
时间，成了一个七十岁老太太的稀缺之物，以至于不怎么吃饭，不怎么睡觉，她把自己的心分成很多份给了别人，私享的一念是读书。我给她寄过一些杂志，她望而欣慕，夜深之后慢读，指沾唾沫掀书页。她说这声音好听。
家是碗，母亲是碗里的清水。人们只看到碗，看不见里边的清水。
儿的银丝和父母的白发辉映——给母亲的一封信
妈妈：
你好！
好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这几天回想，刚到沈阳的时候可能给你写过几封信，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再往前，我在熬热水汤治类风湿病时可能写过，下放到青年点写没写过记不清了。电话普及之后，更少写信。前两日，一位做杂志的朋友约请写家为自己老人写一封信。建议虽好，但写起来有些扭捏，像小学生第一次写作文，不知写啥，也不知怎么写。后来想，给自己母亲写信，就信马由缰吧，像唠嗑一样。
我近半百，银丝从黑发里往外跳，但自己并不觉老，在你和我爸面前还很年轻。白发只是我这棵树外在的斑驳，是别人看到的，自己没感觉。头几天在马路上跑，34分路程我跑了29分，六公里，达到以往的最好成绩，不老。我最高兴的是你和我爸身体都很健康，思路清晰，热爱生活，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期待。这已经万分难得。保有家庭的“全”是人间最宝贵、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盛事。
咱们家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在文革初期、中期和后期，我爸的灾难和疾病持续了十几年，这期间全是你独力支撑，让我爸享有今天的幸福晚年。我爸现在每天都骂一通极左路线，感谢邓小平使他获得新生。这个思路符合实际情况。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政策让包括他在内的一批老干部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但中央对每位老干部的生活细节实在无暇顾及。而给我爸端水、做饭、拿药、准备他前往人民大会堂召开首发式的准备工作，都由你亲力亲为，你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所以我爸除了感谢邓小平，还要感谢你。他以八十岁之身还在勤奋著述，要感谢的还有他自己顽强的意志和对蒙古民族一片忠诚眷恋之心。
我爸原来有一付好身板，却被文革致残。一个好人，被吊打十五天十五夜，活活被打疯了。外伤引发的精神病非常少见，我爸是一个。连续三百多个小时的轮番毒打，导致精神崩溃。这也许比被打死庆幸一点，但留给他和咱们家的是无尽痛苦。我还记得，他从报社的“监狱”放出来之后，整夜不睡觉，给泛夜光的毛泽东塑料胸像鞠躬，请求宽恕。作为“宽大处理”的待遇，他可以回家居住，棉袄袖子上缝一块白布，上写“大叛徒”。在我的印象中，他天天俯案写作，写的全是“交待材料”。“文革”结束，他的病没结束反而更重。不一定哪天，有人说我爸在红旗广场昏厥，倒在地上；有人说他躺在南山下的树坑里。你赶忙去救护他。那时候没电话，没救护车，连三轮车都没有，你把我爸弄回家不知要费多大的劲儿。有时候，我爸突然抽搐，你赶紧拿软布塞进他嘴里，防止咬断舌头。一次，你抽手晚了，差点被咬断手指。我爸作为骑兵战士在战场上幸免于难，在文革中幸免于难，而今作为自治区有贡献的专家，继续操持昭乌达译书社的事务，这在过去连想也不敢想。
我从刚懂事开始，感到咱们家具有一种崇尚英雄模范的氛围。家里订《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你读书笔记本的彩色插图也是英雄形象。我没上学就知道焦裕禄、向秀丽、刘英俊和雷锋的事迹，得自于你的影响。你真心按党的要求做，把模范人物当自己的榜样，以此报答党。其实，除去那个年代利用英模的因素外，向善看齐，就是定下心思做一个好人，这没有什么错，这是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点我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你的影子。做一个好人是最大程度的成全自己，超越政治，满足自己的内心需要。在医院，你常常为素不相识的蒙古妇女当翻译、拿药，更多的是垫钱。你熟识昭乌达小区最贫困的那些人，把家里用不上（实际用得上）的衣物、鞋子、家具甚至碗筷分送给不同的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赶驴车的农民装一筐新熟的杏打听你的名字，说要感谢你。还有人送鸡蛋、小米，他们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找到咱们家。五十多年前，车大娘为我姐哺乳救急，此后你年年拿厚礼看望她。后来，车大爷生病，他儿女生病摊事儿，你都去探望料理，直到去年送走车大娘，给他们的钱物已经算不清了。你对我大伯、伯母和堂兄妹从治病、抚养、上学、结婚，全包揽下来，五十多年竭尽心力。难怪去年我堂兄朝克巴特尔带着他的两个孙子专程上赤峰给太爷太奶行叩头大礼。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你年年是模范党员。在我的认知中，你是从没给党抹黑、表里如一、至善至诚的人。
你几乎养成了习惯，每见到一样好东西，比如一个苹果、一件衣服，甚至一块手绢，总会想到别人，心里唯独没有自己。你的衣服都是亲戚和儿媳妇给买的，你舍不得给自己买一点东西。
在世界观方面，你对我的影响是：一要做一个好人，诚实、善良、本份；二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我记得当年五七干校散伙时，我偷了一个排球，你带我驱车几百里把球送回去，当众承认球是自己偷的。当时我极为委屈痛苦，但越往后越感到这是一笔财富。不是自己的东西，无论名利财物，一概不生妄心，清白度世，是钱买不来的福份。而今天我写一点东西，也是回报你和我爸的期望。
春节刚过去，我们才从你那里回来。春天到了，我盼望你和我爸开始新的、美好的一年。天气转暖后，我爸应恢复锻炼，下楼走一走可提高肺的功能，防止肌肉萎缩和骨质疏松。你应多增加营养。营养的概念一是全面性，什么都吃点儿；二是摄入优质蛋白质等等，如肉蛋奶。阿如汗、阿斯汗的事不要管了，让他们自己闯前程吧。我这里都好，筹备女警、警嫂、警母的颁奖典礼，大家一起干，累不着。鲍尔金娜三月一日到鲁迅文学院上学，那里条件很好，不用担心。
你们好好活着，我们争取在一起再过20个春节，让儿子的银丝和父母的白发在除夕的灯光下辉映。
祝
大安！
儿：原野
2008年2月22日
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日子，对北京人来说只是一天，对外省人来说，则可能是一处景物。外省人在北京兴奋而疲惫的时间流程中，北海、八达岭、颐和园，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天的内涵和表征。当他们坐在旅馆简陋的床上，对费用与时间的核算产生困惑时，有人在沉默中喊一句“故宫”时，便有人赞和“对，对了”。故宫，就是——比如说——第七天的活动内容以及第七天本身。
时间，在北京穿着厚实的衣裳。
除了以地域替代时间之外，外省人进京又放弃了时序，即几月几日，一切都从第一天、第二天开始，像《圣经》上描述上帝造人那样。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外省人，譬如我，还有我的家人。
六月，我路过北京。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在王府井大街做梦似地见到了父亲和姐姐。当时，我从合肥回沈阳，家父由赤峰赴呼和浩特，我姐在北京治病。
当时，我们并没有掐自己的大腿什么的验证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微笑着，互相打量，在王府井大街上压抑着兴奋。
我爸说：“我的眼睛就是好。”他挥臂向前一指，非常自负地说：“一百米之外，我就发现了我儿子。”
我有些不好意思，也就我爸这么说，我根本不是值得别人在百米之外就被发现的人物。陪我买东西的一位朋友在一旁惊讶着，看看我又看看我爸。他在王府井大街把胳膊伸出去，像打枪一样。后来，朋友对我说：“你爸挺慈祥。”我知道，她所说的“慈祥”，是说我爸脸上像佛爷似的朴素宁静的笑容，这是蒙古人的笑容。因为他进了北京，在北京见到了儿子。
在我们一家人互相流露亲情的目光时，朋友告辞了。我和父亲找一个果皮箱，站着抽烟。抽烟是说话的开始。
我爸指着自己身上说：“衣服是陈虹在沈阳买的，裤子是你妈新买的，这个凉鞋——”他瞅我姐。
我姐塔娜赶紧接过话头：“我在四门市给爸新买的。”
陈虹是我夫人，四门市是我家乡的一个百货大楼的通称。我说：“挺好的。”
我爸满意地点点头，他愉快地观望四周，口鼻飘散烟雾。在门面装修考究的王府井大街上，人流熙攘，大约多半是外省人，他们衣服穿得较厚，手拎大兜子。
“吃饭！”我爸把烟捏灭，果决下令。
我姐反对：“刚九点半，吃什么饭？”
“那就照相。”我爸说。
外省人进京哪有不照相的呢？当然要照相，而且是在天安门广场。四十年来，到过北京的外省人的照相簿中，大约都可以找到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天安门将北京凝缩一体，这个在国徽和硬币上出现的天安门，是我们到过北京的美好证据。
后来，我在火车上想，爸爸见了我为什么先夸耀他的新衣裳呢？退回几年，这会使我难为情。他并不缺衣裳，也不是第一次来北京。他是高知，当然是小城里的高知，但进北京必要置一身新衣裳。这可能很令北京人笑话，过去我也笑话过穿着新衣裳坐着胶皮轱辘马车进城的乡下人。忽然想到，穿新衣不是怕城里人瞧不起，就我爸而言，他是用新衣裳来赞美北京。高攀地说，如维也纳人穿礼服参加音乐会一样。
照过相，我爸说：“这回该吃饭了吧？”我和姐姐只好跟他老人家去吃饭，由我付钱。这时不能提这样的问题：“你饿了吗？”等等。我知道这确乎是一种纪念，纪念我们共同到了北京。饮食到底是一种文化，如果不吃饭，怎么办呢？已经照相了，难道和天安门前的石狮子久久拥抱吗？我们（至少是我爸）必须表达这种感情，在这么高兴的时候，吃着饭喝着酒说着话，美好的东西就被固定了。这叫“下馆子。”
在西单一家饭馆里，面对一桌饭菜，我爸兴奋地回忆着往事，我因为疲劳而吃不下饭，我姐刚吃过饭，也没有动筷。
“这就绝了。”我爸眼里放射神彩，奇迹又发生了。“一九四九年，我头一次来北京，也是在西单吃的饭。”开国大典时，他所在的内蒙古骑兵部队来参加阅兵式，两个人花三千块（三角）钱合吃一碗面条，在西单。
历史在北平拐弯和我爸见面了。照相了，吃饭了，他心满意足，回招待所了。
眼下的北京，无论有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譬如北京人逐渐用“环”这个现代化的道路概念来替代以往的“城”的地域概念，譬如凯莱、秀水与世界公园这些景观给北京注入了国际化的色彩，这些与我爸对北京的感情没有关系。至于北京的掌故，譬如梁实秋深挚咏叹过的内务部街的槐树、梅老板在天桥剧场的演出，我爸也不懂。他根本不会说出“北平”这个词，但他坚定地热爱北京。北京人对外省人的倨傲、行车住店的麻烦，都不影响他的爱。
他热爱北京的什么呢？不光他，我家更小的孩子也有这种感情。我外甥阿斯汗两岁时被姥姥抱着在赤峰的街头逛，看到市委刚刚粉刷的楼房和一座建得很好的门垛子，他突然伸出手，用蒙古语说：
“EebaoleBejingmi？”（这就是北京吗？）
阿斯汗更不了解北京，但他把眼中的巍峨清洁华丽之物归于北京了。他长大之后也会穿着新衣裳去看真正的北京。
北京在我爸眼里是什么呢？是长安街和东单西单，是宽阔的广场和天安门。这是北京里的北京，是一眼就能发现的永远看不透的高贵所在。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那必用“金山”这个词。在蒙古人眼里，金山不是财富，而是圣洁。如果用歌声来表达，是那首一叹三婉的藏人的歌曲：
“北京的金山上……”
这是可以被描述也可以被实践的梦想。
旗手
小女鲍尔金娜上学不几日，拿回来一样东西——三角型的红旗，上书：“一年二班”。
孩子没想到老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她，因此双眼发光，脸蛋上的红晕久久不散。
这是路旗。泰山小学一年二班的学生散学后，往右拐直至51号院的孩子（约五六名）在这面旗帜下鱼贯而归。我女儿是掌旗的人——其实说举旗即可，但“掌”更高昂。
接下来是给这面旗找棍，因为它只需一尺长，就算不上旗杆了。全家人一致思考哪里有这样一根神奇的棍。后来姥爷从后院庞杂的藏品中找到一截柳木，菜刀削之，砂纸磨之，若有漆，必将漆之。总之，旗举在小女手中，在各个房间中招展。睡觉，她把旗放在枕边，睇视流连，最后困得不行，还拼力看了一眼。
那时，我不觉得她可笑，而在分享她的光荣。家长们执意送给孩子的好东西，比如食品、玩具，不一定是她的最爱。家长们容易忽略的在于，一个人，不管多么幼小，对荣誉都抱有渴望。而荣誉只在人群共处的时刻才产生。在可以贯穿人的追求中，荣誉即一。当然，追求荣誉而引发的手段种种，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只是说，小孩子上学，会被一种标志所激动，是神奇的体验，譬如，红布与柳木组成的“一年二班”，是没上学的顽童无法企及的大境界。
从那时起，小女早晨上学前，把旗认真卷好放入书包——因为上学并无追随者，无须打旗。放学，她手举红旗走在小队人马的前面，带着羞涩的笑容行于弥漫着烤羊肉串和朝鲜冷面味儿的人行道上，身后乃是随员。她想象许多人都在看这面旗子——“一年二班”，而掌旗的人是她。
傍晚时分，女儿归来。当时街上叫卖声四起，积雪在地上化为泥浆。她身穿香槟色的伊里兰牌羽绒服，肩背大书包。因为袖子长，小旗在袖口只举出半截，没有风，旗未招展，更无猎猎的声威。但旗举在孩子手里，使我看到这条大街多了一个认真的人。我当时想，孩子即使长大了，也不必为当年的认真感到幼稚，所谓成熟多是油滑与苟且。事实上，在所谓“幼稚”的举动下，有许多人完成了成熟世故之人永不可及的事情。
人生可喜处之一，在于童年都葆有天真。如果人刚降生已圆滑虚伪，就可怕。人受过谓“教育”之后，经历所谓“社会”之后，再秉持童心则太难。许多人，特别是艺术家与科学家，不可谓不刻苦，不可谓不认真，却得不到命运女神的眷顾，谜底即在此。上帝手里的成功入场券，留给孩子和像孩子们一样的成年人，无视老谋深算之辈。曾有画者向我诉苦，说如何如何却不成功，何故？我几乎话到嘴边，但还是没说出来。我想说，你比不画画的人还奸滑世故，哪能画什么好画？画到极致，什么笔墨构图，已居末位，除非有一颗童心，才得上苍欢喜。
话说远了，想到这些，是由于另一个原因：人们寻找喜悦，却不知喜悦是怎样产生的。掌旗可使一年级小女快乐，成年人怎么快乐呢？
外甥们
1
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外甥。老大叫阿如汗，其名字的含义我搞不清楚，似与佛教有关。原来他叫安达，但邻居斯仁巴拉吉先生的孙子届时降生，也取名安达。我父亲礼让，择“阿如汗”为外孙之讳。小外甥名“阿斯汗”，有时也写作“阿萨汗”。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由仿东蒙一位善战将军之名学来。汉族人习惯将兄弟的名字依傍，如国梁与国栋，或玉臣与俊臣。家父亦将我的外甥以“阿”与“汗”作凤头与豹尾，用心良苦。
阿斯汗三岁或五岁了。因为他居赤峰，我在沈阳，不能牢记其年龄。他惯于足尖走路，生气的时候与乃父一模一样——躺在床上不吱声，表示“非暴力，不合作”。这家伙长得不能说俊，大嘴。经我妻子观察发现：“嘴大膛小”，即嘴里面能盛的食物并不多。我姐既然生了两个孩子，其中必有我的掌中玩物。一次，我趁阿斯汗熟睡，在其开裆裤露出的屁股蛋子上用彩笔画出眼睛、宽鼻与小嘴。正好他感冒发烧，我母亲和他父亲裹着抱着阿斯汗到医院打针。阿斯汗经过一番哭闹挣扎，终于被按在门诊部的床上。护士小姐高举注射器而来，扒裤子，竟被阿斯汗屁股上的怒目吓了一跳。
“你们干什么？”护士小姐问。我姐夫勉强咧嘴笑了笑，无言以对。
阿斯汗想念他的姐姐，即我的女儿鲍尔金娜。他们只有在假期才能在赤峰见面。前几日，阿斯汗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我母亲回答“还有两个月”。无奈阿先生不知“两个月”为何物，穷究到底。我母亲把火柴棍放在床上，说“这是一天，这是第二天……”阿斯汗见此大怒，一把拂去火柴，痛哭，口称“不行”。我母亲说“姐姐要考完试才放寒假”。阿斯汗蛮横认为“那也不行”。
阿斯汗的哥哥阿如汗，是我的大外甥，自小聪颖。他三岁时，我出智力题：
“毛衣跑得快，还是毛裤跑得快？”
阿如汗急得答：“毛裤跑得快！”言毕，他环视左右，准备接受别人的赞扬。
阿如汗长相令人不知所措。俊，但不是通俗之俊，他小嘴咕嘟如花瓣然，眼睛大而长。琢磨事儿时，他下唇顿失。我多次指出这种长相很失水准。但外人说这孩子长得好看且好玩。
阿如汗吃饭绝无言语，尽啖美食之后，抚腹回顾。一次，我姐怒斥他“不学无术”，他报名参加武术班，反诘其母：“就学武术。”今年夏天，他的业绩主要在花坛边捉屎蜂子（蜂类一种，不蛰人，拉丁学名不知所然），然后捏掉其头。昨日，他给我女儿寄来了精美的贺卡，署名“表哥阿如汗”。
2
鄙二外甥阿斯汗说：我在沈阳见到过一个黑腿的女人，脸和手都是白的，就是腿黑。我纠正：不是腿黑，是穿的丝袜。阿斯汗小声反抗：就黑！比桌子腿还黑。
阿斯汗说：电视台的男主持人和女主持人咋还不结婚啊？
他说：李白、杜甫这些人都是瞎编的，根本没这人。美国也是瞎编的，没有美国。我问日本呢？他说日本有，日本人端刺刀专扎中国人肚子，后来赵薇拿他们国家的军旗当裙子。他问我，这算爱国不？就顶算污蔑日本了。
阿斯汗认为，人养狗属于孝敬。他说：人肯定要孝敬一样东西，孝敬花，孝敬围棋与象棋，孝敬狗，孝敬猫，孝敬房子或电视。我问，你孝敬你妈不？他回答：“不！我妈尽说我。”我感到阿斯汗说孝敬的那些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说孝敬的人。如林太乙说的，人就是“狗的走狗”。
阿氏说，咱们什么时候上月球啊？
他说，人吃饭而拉屎是错误行为，应该吃屎而拉饭。我说，你拉那个饭一般人也不敢吃。
阿斯汗愿意当坏蛋，“当坏蛋多好，想干啥干啥”。我忽悟，文艺作品塑造坏蛋，实为倾吐潜意识中另一半愿望——“想干啥干啥”。后来，阿斯汗将坏蛋改为“腐败分子”，说“当腐败分子多好，想干啥干啥”。他爸说：“当腐败分子就得好好学习，现在的腐败分子哪个人不是大学生？不是大学生就当不上大官，当不上大官就没法腐败，明白这个道理了吗？”阿斯汗诺诺。一提学习，我估计他已经不想当腐败分子了。
阿斯汗问：“咱们这块儿算中国吗？”我听后吓了一跳，“算呀！”阿斯汗说：“那电视咋老不提咱们这块儿？我以为中国不要咱们了。”我听了此话很难过。吾乡贫困，上不了电视。阿斯汗说：“电视老提北京、上海和深圳，为什么不提赤峰呢？”我觉得央视无论如何一定要提一提赤峰，好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老阿还说，对付沙尘暴的方法是，在北京和赤峰两地各安100个鼓风机，把沙尘吹回去。若不够，各安200个。他还说，以后谁的沙子谁负责，吹过来以后弄回去。
阿斯汗见电视里男女接吻，说“最好含一片药，特苦，用舌头塞到那个人嘴里”。
他说：“说彗星撞地球，咋还不撞呢？我都着急了。”
问：男女和女人有什么区别？阿斯汗答：晚上打麻将喝酒的是男的，做饭看电视的是女的。
问：别的区别呢？答：男的穿西服，女的戴乳罩。
阿斯汗说：“文化大革命”好。问：为什么？答：不上学。上学也不上课。上课也不考试。
他说，“过年放焰火没意思，应该放原子弹。原子弹声大，亮，有蘑菇云，多好看。”
阿斯汗说：“应该把公园的狼放出来，把老师关进去。”
阿斯汗提议：“咱们国家为什么没有国王？国王多好听。”
他还提议：“家长联名写信，让政府取消小学和中学，直接上大学得了。”
他说：“离婚肯定是挺好的事，在一家住腻歪了，上别人家住住，不挺好吗？”
他还说：“为什么听不到老虎吃人的事啦？老虎都干嘛呢？狼为什么不吃人啦？真没意思。”
阿斯汗认为，每家的自来水龙头应该分成可乐、白酒、啤酒、芬达、露露。“一拧就哗哗的，收费呗。”他说。
阿斯汗希望科学家通过转基因工程“把马变成小猫那么大，蚂蚁变成狗那么大，金鱼变成轮船那么大”。
阿斯汗认为布什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是“抓几个外星人，看看他们长什么样”。
阿斯汗觉得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全世界的饮料都应该免费，吃水果，看电影和打游戏机也应该免费”。
他说“考试第一名金钱奖励，不及格罚款——这些钱都由老师出”。
在谈到农村问题时，阿斯汗指出：“农村多好啊，我最恨我妈没把我生到农村。农村有驴、马、羊、还有大公鸡，不费劲就失学啦。城市真没意思。”
3
我外甥阿斯汗信奉弱肉强食的道理，即天下英雄，在乎谁能吃掉谁。狮子所以比狼英雄，是因为它能吃掉狼，而不在于狮子长了一个乱发纷披的大脑袋。当然，狮子食谱上是否有狼肉这道菜，就不必细究了。阿斯汗四岁，心里想的全是动物们，核心问题是谁吃掉谁。从另一种角度观察，阿斯汗做的是生物学家的工作，他把所知的动物悉排为谁吃谁，是一条自然界的食物链。因此，他在看画报上的动物时，尤其留心其嘴与牙齿——英雄的根据。
不幸的是，阿斯汗把这条定律拿到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这是过去所批判过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譬如，他多次比较我和他父亲究竟谁更厉害些，并观察我们吃饭时，特别是吃肉时的姿势和表情。我很替他惋惜，其理论水准只停留在进化论上面，而不懂阶级斗争学说。这是自然界与社会进步的不同的定律。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他对乃父渐渐起了敬意。原因很简单，他爹一日将一条蛇煲熟吃掉了。阿斯汗从此上百遍地景仰他爸：“爸爸，你敢吃蛇吗？”他爸微笑答云：“敢。”阿斯汗便欢喜地大笑四顾。
还有一次，他爸为阿斯汗表演了一次吃虾。虾，在阿斯汗看来是虫子之辈，爪牙较多因而可怕，但他爸两三下扯裂虾腿吞下。阿斯汗眼里冒出惊喜目光，大叫：“爸爸，你还能吃虫子吗！”他爸答得仍简洁：“能。”
有了这两次事之后，父亲在阿斯汗的心中高大完美无比，他以为自己的父亲无物不可吃了，便喜欢追随其后走来走去。偶尔，他父亲也答应阿斯汗的一些请求，譬如不吃小白兔与黄鹂等。
昨日，他们父子聊天，阿斯汗又以“你能吃什么？”开头，说过了蛇与虫子之后，他突然问道：
“爸爸，你敢吃警察肉吗？”
他爸很尴尬，连说不敢。因为我是警察，而且穿着警装坐在阿斯汗身边，这分明是威胁。我狠狠地瞪了阿斯汗一眼。今早，我听他爸小声教导儿子“以后不能说吃警察肉，不文明”。
寻找鲍尔吉
鲍尔吉是我的蒙古姓氏，在《元朝秘史》的汉译本中被写作孛儿只斤。这个姓平常不用，因为在汉人居多数的城市，使用这么复杂的姓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解释，太累。
发表作品时，我偶尔标上姓，使之成为“鲍尔吉·原野”，老权赵健雄说这叫“蒙汉合璧”。在作品上注姓，表示不去掠其它“原野”之美。其它深意是没有的。
但这也遇到过麻烦。
我的一首名叫《乡音》的诗被国内一家用英文印行的刊物选择，给了一点稿费。事先我不知这是稿费，这是一份某银行的通知，告我凭此去一家较远的分理处取钱。
我知道某银行是一家与外币有涉的金融机构，美元什么的。我并未兴奋，没干过和美元有关的事，怎能和它相亲呢？
到了地方，拿凭证一看是稿费六元。支这稿费约需十来道手续。如要买一个铜牌再去换等等，每道手续都依次排队。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大多是企业和个体户提备用金的，六元钱肯定是最少的数目。
当那位小姐把铜牌清脆地掷来时，我见她掩口一笑。我猜想，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孔乙已，大约就是这样的笑法。
临了，到了取款的时候。
“那个人是谁？”我急忙回头瞅，不知付款小姐在说什么。
她提高了声音：“鲍尔吉是谁？”
“鲍尔吉是我呀。”我和蔼地回答。小姐和我隔着钢管焊的为了防止抢钱的栅栏，而且大理石的台面也有一米宽。
“那原野又是谁？”她用圆珠笔杆敲着台面，案例出现了。
“我就是原野。”
“你，到底叫什么？”她镇定质问。
排队的人，目光已经转向我。我不是电影演员，很难在这么多人的逼视下保持气定神闲。
我虚弱地解释，原野是我的名字，而鲍尔吉……等等，但没提《元朝秘史》与孛儿只斤。
她笑了，向同事问：“你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同事轻蔑地摇摇头。她又问栅栏外排队的人：“你们听说有姓鲍尔吉的人吗？”她用那化妆品抹得很好看的脸上，已经露出戳穿骗局后的喜悦。
我有些被激怒了，但念她无知，忍住。子曰，“不知者不愠。”我告诉她：“我是蒙古人，姓这个姓。”
她的同事告诫我：“就算你姓复姓，顶多姓到欧阳和诸葛这种程度，鲍尔吉？哼！”
这一位并不无知，并且戴一条蓝珠石项链。她知道复姓，但竟提到“姓到”这样的限制。汉人的倨傲，如果我是泰戈尔，那么“罗宾德拉纳特”这个姓定会使她们目眦尽裂了。
我不想当着那么多人和她们争辩或进行更可笑的学术性讨论，为了六元钱不值得。我仍耐心解释。
“在欧阳之外，不是还有罗纳德·里根吗？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
众人笑了，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卖弄学问。有人说：“他肯定念过大学。”而银行小姐向我投来明确的侮慢的眼神。
原来中国人不配姓复杂的姓氏。这与阿Q想恢复自己的赵姓而不可得一样。
“你说怎么办呢？”我尽量悠闲地问那小姐。
“你要证明鲍尔吉是你。”她手拿着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原野。所以，你要把鲍尔吉找来，和他一同领款。”
为了六元钱去找鲍尔吉。我想起一句歌词：“为了一块牛排出卖巴黎。”
鲍尔吉，你在哪里？我怅然离开取款台，在心底呼唤。
对任何人来说，为了六元钱罹此磨难，就应该罢手了。但我如看电影一样，想知道此事是怎样一个结局。
我站在门口观察。
我发现一个面相善良的人，上前叙说我的处境，简言之，请他充任鲍尔吉。
“这怎么行？”他瞪着眼睛，原本善良的人瞪起眼睛也不善良。我忽悟，这种作弊的事不能选择好人。
我又找到一个衣冠不整如无赖的人，约二十多岁。谈过之后，他狡猾地问：“这事好办，你给多少钱？”
多少钱？这事不能超过六元钱。我告诉他“三元钱”。
“三元？”他简直想咬我一口，“你那笔款多少钱？”
“六元。”我给他看提款单。
他笑着看我的脸，那目光在我眼睛鼻子之间滑行。用目光蹂躏别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提一提后裤腰，问：“你是知识分子吗？”在“知识分子”这个词里，他的语调充满了恶毒的揶揄。
“我是你爹。”我告诉他。
他要动手，这从肩上可以看出来，《武当拳法》曰：“挥掌者其肩先动。”我上前掐住他的两腮，酸痛是难免的了。我把他的嘴捏成喇叭花一般，里边洞黑，黄牙森然。
我一推，他踉跄而去。
他是那种在社会底层游荡的人，我后悔了，怎么能找这样的人担任鲍尔吉呢？凡吾鲍尔吉氏，乃贵族血统，铁木真即是此氏中人，当然又是我们的先祖。
最次也是找一个电大毕业的，这是我对新鲍尔吉的要求。
不好找，我只得打电话给附近的一位朋友，请他襄助。他叫刘红草，在某机关当科长。
我道出原委，他摇头。“六元钱，嗨。我给你十元，算了！”
我表示此事如何如何，他迟疑地俯就了。
中国银行分理处，人已稀少。我们来到付款台。“他就是鲍尔吉。”
我骄矜地向小姐介绍，像推荐一件珍宝。
“是，就是。”刘红草点头。
“工作证。”小姐扔一句。
刘红草假装找工作证。“哎呀，忘带了。”
“回去取。”小姐连头都不抬了。
“嗨，六元钱。”我恳求她，“开开面吧。”
小姐有点通融的意思：“拿名章也行。”
“快拿名章。”我指示刘红草。他又上下假装找。
“小姐，你看没带名章。“
小姐坚拒。
我问：“那一会儿拿来名章，他还用来吗？”
“随便。”
出门，我和刘红草握别，感谢大力支持。我独自找一个刻章的老头。
“鲍尔吉是啥玩意儿？”刻章的老头茫然发问。
“什么啥玩意儿？”我恶狠狠地说，“这是姓！”
“姓？”老头更茫然，“我刻了一辈子名章……”
又来了，我只好安抚：“刻吧刻吧……”
刻好了，牛角名章，十元。
“十元？我最多出六元。”
“八元。”
“六元。”
“七元，少一分不行。”
“七元就赔了。”
“赔了？”老头从花镜上方看我，“什么赔了？”
我的事情无人可解释。我拿着名章取出了按惯例应该在邮局汇来的稿费。
我看到结局了。主要的，当我手攥着“鲍尔吉”的名章时，便不惮来自各方的质询了，可以雄视四方。
来，把手给我
那一年，春节还没到，我故乡的小城家家准备年货。有人拎着山珍海味匆匆进门，有人拎着空兜子匆匆出门。到了腊月廿三的晚上，人称小年，我们一家人围桌大啖囤积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有人敲门。
小年一般无访客。开门，一位60多岁的宽脸大汉站立，像门框镶的一幅画。他笑而沉静，胡茬重，如同说“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我，看你们在吃什么？”
“哟！”我爸如梦方醒，“白长岁！”
我妈同时喊：“白长岁！”像抢答。
我把手里的筷子放下，想——从他胡子、带笑意的细长眼睛和摔跤手的身态想起，他叫白长岁，我爸的战友。
“快进屋，进屋……”我父母迎进他，大喜过望。白长岁矜持地搓搓鞋底，掸掸衣服，进屋坐下。
“哎呀，二十年没见面了。”我爸说。
“二十多年了。”我妈予以纠正。
这事是这样。辽沈战役攻打长春的时候，白长岁在战场上救过我爸一命，他们是四野的骑兵。而文革中，他们有些战友被打死或自杀了。经历两大劫难的战友相遇，均有隔世之感。他们上次见面是在沈阳，我也在。
我爸述说，我妈伴以泪水，白长岁吃肉喝酒，不抬眼帘。父母说完，白长岁也吃饱了，解开裤带并咧开大嘴笑，露出坚固的牙齿。
“我这次来，”白长岁用下巴指我，“来看他。”
父母目光转向我，极为惊讶，我更惊讶。我当时廿五六岁，刚刚结婚，别无业绩，白长岁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什么？面对父母催问的目光，我却什么都回答不出来。
白长岁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他和我的合影，我家也有。照片上，我们俩长得特别相像。我十来岁，他四十多岁。他说：“我老了，想念好多人。除了去世的，我打算见所有我想见的人。我去过云南、青海。在你家停一下之后，到北京的女儿家过年。”
我爸不解：“你绕这么大的弯儿，就为看我儿子？”
“难道不行吗？”白长岁反问。
“怎么不行？行。”我爸给他斟酒。
大家还是困惑。白长岁千里迢迢看我，中间应该有一些故事缘由。
白长岁对大家的疑惑幸灾乐祸，展开第二轮吃喝。白长岁是阿凡提式的人物。他曾把师长的土霉素药粉倒掉，在胶囊里放进烟灰。他给战马梳小辫、扎红头绳等等。我父母几乎迫切地等他开口，他却若无其事地啃鸡爪子，把炒黄豆一粒一粒丢入嘴里嚼，最后捧起铝盆喝白菜豆腐汤，说：“你们这些人脑袋不开窍。”
“开什么窍？”我爸终于等到他说话。
“七○年，”白长岁说：“咱们在沈阳的大西客栈一起住了半年，你在陆军总院治腰病，我治腿，文革打伤的。我和你儿子天天在一起。我讲故事，他背诗。我们俩一起上动物园，一起吃糖葫芦，一起参加拥护西哈努克的游行。后来我想，他长得和我这么像是为什么呢？时不时拿照片瞧瞧，琢磨这孩子现在长什么样啦？昨天早上一醒，我决定到你们家看看，这就来了。”
我父母哈哈大笑，心里还是没太搞明白。白长岁从帆布兜子里掏出一把银锁、一小块麝香和奶豆腐黄油给我，竟没给我爸什么礼物。后来，他们谈至深夜。第二天，白长岁坐四点钟的火车赴北京。
他走后，我父母说白长岁这个人滑稽。而我想起这件事，有时发笑，有时感动，觉出人与人之间确乎存在一种不需要理由的想念，不一定和年龄、经历、性别甚至血缘相关。我没参加过长春围困战，也没在战壕里和他分吃豆饼，但白长岁爱我超过爱我爸，貌似滑稽，实则真切。好比说，一个人如果是一株树，所念者不单纯是土壤、水分和阳光。如果我是树，也想念在我身上落过的小鸟儿，想念风和一去不返的流云。人与人的亲善，并不一定是你对我好，我生感谢，孜孜于施与报。放开眼界看，岁月中那么多温暖的眼神都值得记忆并怀想。我帮过白长岁什么？他在一九四八年就是骑兵连长，我帮不上他。今夕何夕，却来看我。
去年我与青年点的友人一同回赤峰县东方红大队。日落时，从队长秦举的家里出来——在他家吃过饭，说些话，该返回了——秦举用右手攥我左手，走在积雪的村路上。当年，我们这些知青饿了、累了、想家了，就到秦举大哥家吃饭，挤在炕头唱歌。他欣欣然照顾并没图一丝回报，于今依然挂念我们。走到车前，秦举的手还不松开，使我无法用右手握他右手道别。这时候，你觉得手有表情，有语言。手用手温说话，没说完的时候它不松开，比嘴里的话更实在。
白长岁到我家也说：“来，把手给我。”他拉着我的手，看手心手背，握紧，好像手就是我。
写到这儿，想起我的老师、诗人安谧（2007年辞世）的一首诗：
“爬山啦/把手给我/涉水啦/把手给我/那边呼唤啦/把手给我。”
宝音三
那时，我们的脑子半在神话里面，半在现实当中。刚刚上小学。当老师在黑板上教一个字的第三个笔划时，我可能被窗外的桃花吸引住了。风吹过，碧桃树从袖子甩出花瓣，像把一封信撕碎了，撒在地上嗟叹。老师说的历史故事固然可听，但倘若窗台爬过一只甲虫，会使我们立刻像狗一样警觉，看它驮着花碗似的甲壳，慢慢爬过水泥裂缝。总之，上学快乐。
我入学时年龄尚不够，因为父母经常下乡，无暇顾我，寄寓学校，可追随我姐往来。“学不学的倒其次”，我爸说。这是赤峰市第七小学，即蒙古族小学。
入学前，父亲携我到校长办公室考试。“这是几个？”校长推出左掌。“5个！”我答。他平伸双掌，我说“10”。我爸满意地笑了。
“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是多少？”校长问。
我愕然了，为什么要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呢？这毫无道理。况且我也没留意脚上有几个趾头。
“20！”我爸说。“20！”我说。
校长宽厚地笑了。
这样，入学考试顺利通过。
校长名叫宝音三。平日，他在校园拣废纸、修理门窗，面色平静。冬天，他帮我们生炉子。见到了孩子——即我们，会久久吸引住他的目光，笑意像水波纹那样从眼睛嘴边扩充整个脸膛。有时，我们背手扯着嗓子朗读课文时，会发现他在窗外静听，表情不仅满意，好像还有一些感动。
上操的时候，宝音三校长站在操场的土台上指出我们的未来。他身后是茂密的碧桃树，树身闪着缎子似的亮光，而叶子像柳叶一样，弯而长，带着锯齿。从树的间隙，能看到体育老师办公室的地上堆着排球。我们的教室红砖红瓦，但瓦的颜色比砖浅一些。窗户全都刷着绿漆，砖缝勾白粉。宝音三讲话的时候，张臂，前倾着腰身，仿佛这样离台下的我们更近些，表情也更加热切。
“在你们中间，长大之后会有一位飞行员……”
我站在第一排，听到这话，常回头看底谁是飞行员。
“……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会有勘探队员，为国家寻找宝藏。会有火车司机……”
他张着手，仿佛怕这理想跑掉。我敢打赌，他比任何人都相信我们必然会成为飞行员。有一次，他说到这些时，竟有些哽咽。他那张老年的、像妇人一样善良的脸上，泪水流了下来，但眼睛仍然深邃地、带着笑意望着我们。
在我后来想到这些事情时，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父辈是新中国第一批蒙古族干部，譬如班上有人的父亲是盟长或司令，他们大都在军界服务过。换句话说，我们的父辈，包括我父亲，是从战火里钻出的幸存者。而这些人的孩子，在宝音三看来，是可珍贵可造就的蒙古族未来的希望。虽然我们很无知，只贪玩，连自己脚上有几个趾头都不清楚。但不妨碍宝音三从裤兜里掏手绢为我们擦鼻涕，蹲下身子给我们系鞋带。
这是我上学后半年内的事情。从后半年开始，一切都改变了，“文革”。“文革”使我惊骇的第一件事是，早上，老师们站在校门口向我们鞠躬请罪。然后是砸玻璃，我们班的门竟然也消失了。宝音三和其它蒙古族教师在工人师傅面前惶恐如罪人。
后来——我记得是冬天的一个早上——我们班一米多高的大铁炉子沾着血，血里夹杂着黑头发，炉盖上涂满奶酪似的液体。这情景不幸被我看到了，但不知怎么回事。
有人告诉我，宝音三死了，炉盖上是他的脑浆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被砸死的，还是自杀。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为什么在我们教室。只觉得宝校长淌出那么多白花花的脑浆子，不可思议。
就在那几天，门后墙上有一行墨写的标语：“宝音三万碎！”我们以为是反标，慌慌张张报告了校方。校领导（工人）微笑着解释，这不是反标，是讽剌。
我第一次听到“讽剌”这个词。我曾经多次揣摩过宝音三被铁炉盖击中头颅，闭目惨叫那一瞬间的表情。难道这还不够，还需要讽剌吗？从童年起，我就感受到人心的冷酷深不可测。后来我当知青时，一个人看庄稼，有时间回忆过去的事情。在想到宝音三之死时，曾不解，这个慈蔼的、老母鸡似的校长，如何会激发别人那么大的仇恨呢？终于想明白了：仅凭他想把蒙古族子弟培养成才这一点，就让有的人认为他死有余辜。从此，我不再想这件事情。
宝音三译成汉语人名，可谓福旺或隆福的意思，可惜他没有熬过文革的劫难。而想到他站在土台上，伸出双臂对我们的期望，我真的感到了自己的惭愧。我不知小学同学有没有人当上飞行员的，但我听到飞机的啸声，仰望云层的时候，常常想起宝音三，我的第一个校长。
图门
“我就是举世闻名的图门吉日格拉！我的领地东起渤海国，西到乌鲁木齐以西的花剌子模与设拉子……”
这段话为我原来的同事图门所写，是他厚厚手稿的开头一章。这时图门已患有精神分裂症。图门写作不为发表或改编电视剧，像患有此症的俄国芭蕾舞演员尼任斯基连续不停写日记长达六周而后发作一样，图门说要把“一切真相都写出来”。
当时我和朋友王家俊（他和图门同住一间宿舍）不清楚图门已得病，读后对他的文风十分敬佩。我说这简直是格萨尔王的风格，家俊说什么格萨尔王，这是纯正的希腊史诗风格，比但丁还阔大。图门阴郁地、缓缓地看了我们一眼，说：“胡扯！”
我们请求图门把新写的“真相”给我们看看。看完全文，我感到图门已经疯了。这不是创作，也不是心灵史，是一种神秘的、找不到出口的力量在他脑海里面的纠葛冲决。图门用两个月时间写完这些东西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双臂弯曲，伸不直。他干燥的嘴唇带着白印，像阿拉法特的嘴唇一样发抖。他在夜里把办公室的红灯牌收音机埋在花坛里，大家费了很大劲才找到。
问：为什么埋收音机？
图门轻蔑地说：“不是埋，是种！”
台长顺着他的话问：“为什么要种收音机？”
图门望着天空，不言语。过了一星期，图门俯在台长耳边说：“种收音机可以长一个半导体。”
家俊听说图门疯了之后，吓得想结婚，好搬出去。图门是“文疯子”，没有暴力行为，半夜里滔滔不绝地跟家俊讲述，内容无所不包，荒诞离奇，但语调严正，无可置疑。一次，家俊急了，拿一把菜刀放在自己脖子下面，说：
“图门，你再说我就自杀！”
图门不相信，继续说。家俊气愤之极，稍用力，白皙的脖子竟淌下了血。图门见到血害怕了。准确地说，家俊的自残加重了图门的病情。他再也不说话了，自闭。失去了讲述的出口，就没有出口了。图门特别怕王家俊，具体说怕他自杀。他一见家俊就想起自杀这件事，想像家俊的脑袋像鸡头一样耷拉到肩膀上，流很多血。图门开始藏菜刀，我估计埋在了南山。家俊本来自己做饭——他讲究膳食，没菜刀做不成饭，只好吃食堂难以下咽的饭菜，或赴吾家进餐。他一边吃一边埋怨图门，好像是图门浪费了吾家的饭菜。
有一次，开车的李大爪子在球场拿着一把水果刀准备削萝卜。家俊从那走过，肋下夹一本黑格尔的书。图门见状，一把抢过李大爪子的刀。大爪子懵了，说：“干啥？干啥，图门？”图门攥着刀，目睹王家俊走进楼里，才把刀还给李大爪子，说“不能让家俊自杀”。
我们劝慰图门，说家俊不会自杀。家俊自己也说不自杀，还写了一份保证书给图门。图门不信，用怀疑与鄙视的目光看我们。我举了许多家俊热爱生活的例子开导图门——你看，家俊喜欢跟女孩子眉来眼去、爱洗澡、爱抹香水、爱写诗、爱吃烧鸡、爱背莎士比亚的台词、爱擦皮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活都活不过来，哪顾得上自杀？家俊越听越乐，说“就是，就是”。
图门缓缓说出一句话：“全是胡扯！”
图门是牧区孩子，从牧羊人到传媒编辑，并不容易。台长很焦虑，送他去精神病院治疗，但治一次厉害一次。当时他只有30岁，周遭的快乐跟他没有关系了。别人吃、喝、玩、大笑，而图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精神病人的确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放弃或者说遗失了原有的语言系统，却建立不了新的系统。他们迷路了，任谁也喊不回来。中医里有一个词，曰神志。神志不止是灵魂，还是精神与神经系统。精神病是神志出了毛病。
有人说：精神病人没有痛苦。这是大的无知和偏见。人们把痛苦理解到“疼”的基础之上。在疼之外，还有其它的痛苦。精神病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心缩到了一起，松不开，怎会不痛苦？台长见图门的病不见好，劝他家人为图门说个媳妇。媳妇娶回来了，图门与她形同陌路。他媳妇也是牧区孩子，丑不说，还冷漠，每天坐在台阶上嗑瓜子。图门的钱被她收了起来，除了嗑瓜子以外，她还吃西瓜，吃火腿肠，吃一切没吃过的东西。图门每月60多元钱，半个月就被媳妇吃尽了，好在图门不在意钱，还丢钱。大家说，也行，吃了比丢了强。后来图门回到阿鲁科尔沁老家，草原的苍茫也许利于疗病。另外，干一些体力活也助于精神康复。
许多精神病患者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电影《美丽心灵》的原型纳什即其一。他是数学家，因博弈论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凡高如此，马勒如此，尼采和莫泊桑也如此。而契诃夫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与神经症顽强斗争没有形成精神分裂的人。他们承受不了自己的巨大的创造力，这如同计算机运算速度与内存之间的冲突。当然图门不是大师。神经病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有社会与角色的冲突，有遗传因素，也有心灵与人格的背悖。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当年走过莫格尔的村庄时，孩子们在他后面边投石子边喊“疯子！疯子！”希梅内斯如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他在不朽之作《小银和我》的献辞中写道：“献给索尔街的阿格迪亚，她常送给我桑葚和石竹花。”阿格迪亚也是一个疯子，希梅内斯说她是一个“可怜的小疯子”。然而对另一些作家而言，他们永远写不疯，平庸的创造力容易与心智获得平衡。
何其荣贵
到了晚上，喝点酒，想起一些人。
一些也许再也见不到的故人。
想得好，有时活生生蹦出一个人，披挂满身故事。惊讶，也感动。因为故事里有我，不然也想不起来。
想的时候别用力，用力他们不出来，不想也不出来。
我还认为，怀想时把目光投注一处，过一会儿会有生物出现，葡萄上的蠓虫，窗外的鸟儿，晚上10点则有蟑螂——法布尔说，倘若换一种看法，蟑螂也是精致的甲虫。
我把这些生物命名为我所想念的人。
在书橱改制的碗橱的白漆台面上，蟑螂出来了，走走停停。停下的时候，触须移来摇去，像穆桂英头上晃动的彩翎。
——贺喜英贵。
我和宝荣、贺喜英贵放学，约定每人踢一个石子回家，把这个石子从学校踢到家属院。
一夏天，我们仨右脚的鞋上都有一洞。没事伸脚比，乐！这是个秘密。
宝荣的脑袋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圆的，连眼窝都没有，鼻子只凸出一点儿鼻头，像面捏的。我们一有机会就按他鼻子，按回去，或者让别人把他按在玻璃上，拐进屋看他三角形扁平苍白的鼻面。冬天，他脸上冻出一圈一圈的鱼鳞，比大萝卜都红。而宝荣始终是激烈的。他尖刻地评论事物，小嘴像喇叭花一样撅着，说盟委后院的水塔早晚塌。鸟儿飞过去，他朝它们吐唾沫。
贺喜英贵——我们叫他乌龟，长得像老太太，眼睛长，嘴成一字。他不断在笑。老远，你看他走过来，影影绰绰刚露出脸，嘴就咧着，笑呢。随便说什么，像——哎呀，杨树上有个虫子，他就瞅着虫子笑。“呃哼、呃哼。”气分两步出来，这么笑。
“再笑就揍你了！”
他吃一惊，眼睛说我不笑了，但还——呃哼、呃哼。我们不瞅贺喜英贵脸，当他咳嗽呢。对，他得过肺结核。
贺喜英贵他们家的人，除了他妈他爸之外都叫××英贵。他哥是什么英贵，忘了。他弟弟叫乌斯英贵，特可笑。乌斯英贵，蒙古语，跳，像蚂蚱那样。他还有双胞胎弟弟，萨其英贵、满达英贵。他爸文革中被关一年，放出来就造出哥俩。对这个他爸挺自负。
英贵是什么话呢？藏语，也许是蒙古文言，作姓名尾缀。蒙古人名中有不可思议的外来语，如阿拉伯语，阿拉木斯。梵文，钦德木尼，我认识这么个人，穿蓝呢子裤子。突厥语，呼格吉乎（先外祖父尊讳）。鲜卑语，巴特。波斯语，拉布旦。最多是藏语——司旺、东日布、道尔吉、仁钦、斯楞。还有满州语，益昌阿、肖盛阿、海泉，女的德德玛、金叶尔玛。我要是贺喜英贵他爹，给他改成“何其荣贵”，作业本皮就把老师吓一激灵。
我们一起走了两年，从园林路拐到钢铁大街，箭亭子十字路口分手。
那时公署和盟委都是土墙，被风吹得很白。垒墙的人卸了墙板后，用铁锹背儿在墙上拍。啪啪，最后比镜子还平。放学，我们边走边拿石子在墙上划波浪。也可把石子视为侦察机俯冲，呜——，冒烟儿了，墙。手上的石子发烫。哪段墙上要是扎玻璃碴子，踩肩膀上去看看，肯定有果树。你看，那不是果树吗？杏都要红了。把熟杏掰开，金丝连着，杏核湿润干净地躺在当中。吃一口，像柿子那么面，香味往鼻子里钻。甜之外的酸把牙根的涎水勾出来了。那股水最不爱出来，慢，还有点难受。后来这些杏都让谁吃了呢？我们仨坐墙跟下想那个吃杏的人长什么样，没想出来。我们上学是为了放学。上学没意思，把书包往抽屉一塞，就算上学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教师在说什么——如果你在开学没听课，期末再听，老师说的跟外国话似的。两个氧原子加一个碳原子，哼，什么话。我们养成了这种面对黑板瞠目、心耳一丝不挂的能耐。
放学，一个人回家没意思。我差不多丧失了单独走路的能力。我们仨平着走，我把胳膊压在贺喜英贵的肩上，贺喜英贵把胳膊放在宝荣肩上——他个最小。宝荣抄着手，隔一会儿用袖子蹭一下鼻涕。那是七年级。放学乐趣多了，比方说——上副食店看月饼，看点心。西瓜、香瓜和冬天的柿子饼摆成斜坡，后面衬一个镜子——多出一倍。看玻璃罐里的糖，带纸和不带纸的。看切成片晒干的海棠果、伊拉克蜜枣、毛绒绒的糖姜片。我们如同移步在伟人的水晶棺前，缓缓看。在路上，我们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的情形，看谁先灭谁。咋还不打呢？我们惆怅。
有一回，贺喜英贵问我：
“有牙膏盖吗？”在十字路口分手了，他往军分区去，跑过来倚着我肩膀。
“啥样的？”
“就是，高的，像帽子似的，红的。有吗？”
我一听就明白了，中华牙膏。别看他爸是军分区科长，穷，连牙膏都没有。
“干啥呀？”
贺喜英贵嘴又咧开了，呃哼、呃哼。鼻涕慢慢平行而降。
“不说，就不给你。”
呃哼、呃哼。
我转身走了。不告诉你，说明我掌握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等我走到辽河工程局的防空洞那儿，回头，看贺喜英贵或何其荣贵还站着瞅我呢，我有些得意。
第二天，这事我忘了。贺喜荣贵告诉我，把牙膏盖儿安在手电灯泡上，就成了红灯。别说，真是一个好主意。晚上出去，手电一闪一闪放红光，那多高级。
“给我吧！”贺喜荣贵缩脖子笑了，伸出手。手心挺白，手背儿黑得和脚跟儿似的。
我找找。我说。
回家，我把中华牙膏的盖儿拧下来。这是一个贺喜英贵梦寐以求的好玩意儿，不给他，乌龟就永远没有。他说，不光手电，还装在什么玩意儿上。这家伙还会装矿石收音机。
就不给你。我把牙膏盖儿扔到地上，踩碎了。红盖裂成碎片的一瞬，心里特欣慰。
这么多年了，我忘不了这事，为什么嫉妒是一种毒？它会迅速把一个人变得特坏，像我。想到人的品德种种，祈祷上帝，至少别让我生嫉妒心。
贺喜英贵他爸从监狱出来后，基本残疾了，虽然能造双胞胎，与我爸对饮西凤酒。一年后，他爸恢复了领章帽徽。军分区那时有个政策，运动中受触及的蒙古族军官如果复员回乡，能多得钱。这样，官根扎布（贺的父亲）复员了，宝荣他爸也复员了。许多参加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蒙古族军官脱离军界，乐滋滋地拿钱务农去了。
贺喜英贵和宝荣他爸回了哲里木盟，这也是我的老家。临走他送给我一个漆皮日记本。打开，扉页的彩色照片是中国登山队首登珠穆朗玛峰，白雪、黑岩、蓝天和一面小国旗，登山队员衣服臃肿。我在这个日记本上用画衣纹的小叶筋毛笔写过诗，如“我走在高高的堤坝上，放眼眺望……”又如“华灯初上，心潮起伏……”去年，打开看两页就不敢看了。
贺喜英贵在甘旗卡镇的铁路上当装卸工。这是我的猜想抑或听别人说的，弄不清了。而且——想到他，就觉得他在暗夜里顶风往坡上走，坡这边是路基。甘旗卡的风雪像陀螺一样旋立成柱，把一个坑的雪掀出，填平另一个坑。贺喜英贵低头闭眼赶路。甘旗卡荒凉啊，几栋房子，人蛮戾。贺喜英贵是容易被人欺负的人，别看他喜欢谄媚。谄媚更让人欺负。我也往发达想过他，当官了，副旗长，赚钱。不成，他糊涂，当不了官。心软，也发不了财。他也四十多了，是不是喝酒到夜深，在10点之后就没灯火的小镇土街上，缩着脖子徘徊趑趄（犹豫不前）？我老是能想到这个场景。
班迪的雪人
过完年，我跟朋友M到牧区转。M说阿什罕那地方有意思，牧民围着堆矗的雪人跳舞，然后架火把雪人融化。
我说蒙古人没这个习俗啊？M说，别的地方没这个习俗，阿什罕这地方的人祖上从元大都迁来，习俗特别。
我们去了那里。无边的丘陵，积雪逶迤，空旷间小树兀立，像等侯你。野兔留下的足迹的窟窿，见出它跋涉艰难。
进艾里（村子），见一家人围着雪人。M说，今天初七，是“查干乌德日”（白日子，逢喜之日），他们跟雪人搞联谊。
雪人脖颈系着蓝纱巾，戴草帽，嘴部镶一圈儿玉米粒。说跳舞，其实是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两个小孩围雪人转圈儿，手拎红绸子往肩后甩，这是哲盟的安岱舞的舞姿。稍微往深里说，安岱舞从萨满教驱鬼仪式而来。
男女主人敬酒让我们尝饮。蒙古人待客并不劝酒，按礼仪，不可把敬上的酒一口喝干，也不可不喝。双手接碗，酒沾唇，复双手还给主人完事。只有那些假蒙古人才劝人喝醉，没安好心。M喝一小口，我手指蘸酒，表示喝过了。依稀听到老汉念念有词，乃是赞颂诗篇，非常吉利。我们绕雪人走，手甩肩后，晦气都被抛掉了。他们抱来玉米秸和松树枝放在雪人上点火。风一吹，雪人扯出很长的火苗儿，像火刺猬。老汉拿瓶往上浇白酒，火苗遇酒，先凝黑斑后爆蓝焰，大旺。不消说，雪酥，化成一滩水，土地潮黑，像春天那样。老汉和男女主人双手摊开，像捧着哈达，躬腰，说“佳、佳佳”，意谓：好啊、如此，与“阿门”一个意思。老汉坚定地说：“雪人升天，吉祥留下了。”
我说：“祝福！祝福啦！”
他们回谢：“吉祥！都吉祥！”
离开这家，M说到巴根家吃午饭。到他家，屋前是轻烟袅袅的秸杆和积水，雪人也刚刚升上太空。我们进屋喝茶，手把肉什么的端了上来。巴根——他前额深纹像船长袖饰的三个V字，对M说：“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可以请教吗？”
M：“说吧。”M和他们熟，是旗武装部长。
巴根招手，他老婆捧一样东西进来，包着布。他说：“我家烧雪人，烧出这样的东西。”布撩开，露一个圆球，上画脑袋。他们神色虔诚，也可说害怕。
M拿过来给我看：球桔子大小，一掂，没多重，像塑钢材料；画一张脸，小眼睛，留两撇宽厚的海豹胡子。另一面是英文字母：P×××S。既然有字母，我断定它不是神奇之物，也不是天外来物。巴根用手撑着炕沿儿，壮硕的胳膊微颤，问：“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烧雪人从来没烧出东西呀？带眼睛的……”
我像见过，跟食品有关……。我问：“你家有小孩吗？”
“有啊！叫班迪。”
“几岁了？”
“七岁，一年级。”
“他在哪儿？”
“班迪喝醉了。”
“七岁小孩喝醉了？”
“这个雪人是班迪堆的。他特别喜欢，半夜醒了都出屋看一眼。他不让烧掉，我们把他灌醉了，睡觉呢。”
我呼拉想起来，这个球是洋葱薯片的标识玩具，外国货，一定是班迪的。我让他们把孩子叫醒，班迪揉着眼睛过来，抢过圆球，说雪人一定被烧了，球是他藏到雪人里面的。
班迪跑到屋外，趴在泥水上痛哭。巴根又堆了个雪人，安装大枣眼睛和胡萝卜鼻子。班迪蔑视地打量新雪人，抽泣吸气，运动医学叫“过度换气”。
我说：“这是你的新雪人。”
班迪说：“假的！我不要！”
成年人认为雪人都是假的，但在孩子眼里又分成真假。班迪的雪人是他的朋友，有灵魂和身体，却被烧了。成年人的眼泪永远挥洒不到雪人身上。班迪哭得如此伤心，泪水洒在雪人融化的积水上，享受着我们享受不到的幸福。
从我梦中打马走过
在梦中，我见过毛主席。见面的地方好像在一处农舍，毛主席和蔼可亲，坐炕头，夹一支香烟和我说什么。说话的内容不是长征，当然也不是散文写作，好像谈农业机械化问题。我一激动，醒了。慢慢回味梦境，觉出梦里见的不是毛主席，是唐国强或已经去世的古月先生。口音不对，神韵更是差得太远。
见伟人，即使梦里仍不可得。
人有一种愿望，想与故人晤面，看电影、电视剧，乃至读《史记》，都为满足这一愿望。然而亦不可得。与故人见，通道大约只有梦境。唯有梦，不受时空拘囿。而我在梦中想见的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缔造者，蒙古人的祖先，他也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至今，在梦里还没见到成吉思汗，而他的影响时时处处浸润于每个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与其他的皇帝——蒙古人叫可汗——不同，成吉思汗在当今蒙古人的心目中是安祥可亲的长者。他是世俗的，而非金银裹身、凌霄御风的神祗。成吉思汗的名字，和奶茶与草原联系在一起，和马头琴声与牧人纯朴的脸联系在一起。成吉思汗仿佛知道自己百年之后要和毡房里普通的蒙古百姓继续生活，而不是当一个像人的泥塑，立于空空荡荡的宫殿。所以，他简葬，也不示人葬于何处。
我和姐姐幼时由Tietie（曾祖母）照看长大，从小就听她讲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个词，Tietie的发音是“青给思——合罕”。在“罕”的后面有一个音“那”，不发出来，有口型。说到圣祖的名号，Tietie——这位70多岁的老妇人，贵族的女儿，脸上肃穆之至，也敬仰之至。到今天，我每当听到“成吉思汗”，会踟蹰一下，停顿一下，思绪经过童年回到Tietie的叙述中，庄严静穆。
Tietie并没对我们讲成吉思汗的帝王伟业，讲我们也听不懂，才四五岁。后来，进入“文革”，由于挖“内人党”运动，许多人已经不敢承认自己是蒙古人，更没人敢说成吉思汗。Tietie一直对我们说，“青给思——合罕是我们的祖先”，神色峻切。“文革”中，我父母先后被拘禁，生死未卜。在昏暗的灯光下，Tietie在炕头，腰身挺拔。我和姐姐畏缩炕梢，屋外风雪呼啸。Tietie那时已不再讲故事了，关于格萨尔王、秦琼和米拉日巴。她端坐如木雕，忧伤和悲愤在眼里冲决。后来，她几乎不说话。我母亲回家了，父亲即Tietie的孙子仍在押。Tietie不再讲吃饭、喝水、穿衣这些日常语，凝视经久，吐出的话是：“青给思——合罕，是我们的祖先。”
由此，史书所说成吉思汗征战也好，霸业也好，我觉得遥远，他是我们的祖先，如此而已。现今的蒙古人家家挂着他的画像，印刷品或手绘，一个慈祥、宁静、食人间烟火的蒙古老汉。蒙古人出去进来，看一眼墙上的画像，心里踏实。这幅画像的蓝本，是元代的宫廷画师对照忽必烈相貌画的，最像成吉思汗，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电视剧《成吉思汗》主题曲的歌词，写得最贴近蒙古人的心怀，“每一个出生的婴儿，都有你的轮廓。每一座毡包的梦里，都有你打马走过”。确乎如此，说出蒙古人的心里话。成吉思汗的荣耀，并不能给卑微如我的后代增添什么，成吉思汗不能帮你炒股，不能帮你留洋。《金刚经》偈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人活着，祖先的显赫与微末都不是坐标，万事靠自己。但知道自己的祖先，就在遥远的历史风烟中找到一个原点，也想过从自己身上找到祖先所具有的哪管是一点点的优秀，比如坚强和质朴，这就足够了，如果没有，就去学习。对女儿鲍尔金娜，我说的也只有一句：“青给思——合罕，是我们的祖先”，仅此而已。
纯朴近于善良
到中原看新农村建设。一个村子，家家住上新楼房，高墙大院。我问户主，墙多高？他自豪地说，四米五。全村统一规划住房，家家院墙都四米五高。屋里面，农民用上了沼气，这是清洁能源，还有其它的先进之处，确实是新农村。
我对高墙感到压抑，虽然农民对此自豪。今年夏天，我去内蒙古翁牛特旗巴音拉和海拉苏两个地方游历。牧区家家都没有墙，老远就看到房子，门和窗户像房子脸上的嘴和眼睛。在夏天，门永远开着。晚上关门，是防止进蚊子而不是进人。有的人家晚上睡觉也不关门窗，点蚊香。
普通家宅的院墙四米多高，我是第一次看到。以前只看到监狱有这么高的墙。垒高墙不是由于村里砖头多得用不了，而为防盗贼。两个身高一米七的盗贼，一人踩在另一人肩上约三米二，伸臂，加起来三米八左右，还是翻不过这样的墙。我估计砌墙者正是这样谋划的。若鲍喜顺踩着另一个鲍喜顺也翻不过去，虽然已经四米八了，他们不灵巧。我去的翁牛特旗正是鲍喜顺的老家。这里的人们压根儿就没有偷窃的观念。派出所几十年没处理过偷抢的案子，偶有，也是外来人干的。
我去一个叫沙湖的地方，白茫茫的沙漠中间有一座湖，水蓝得耀眼。水里肥笨的野鲤鱼金红一片，没人打。一户承包湖的蒙古人，是老俩口。他与其说承包，不如说承担动物保护工作。劝说游人别拣野鸭蛋，别用炸药炸鱼。他们过得不怎么富裕，心情却好。去他家，屋里没人。电视什么都不缺，茶碗里的水还冒热气。另一间房子是满满的农具。我上炕睡了一觉也没见主人回来。陪我的人说，老汉放羊去了，他有手机，沙漠上信号不好。
我们去花火绣村一户牧民家，也没人。陪同者找来奶豆腐，切开吃。我问你认识这家人吗？他说，嗨，牧区不管认不认识，吃东西喝茶都是正常的。我问：门窗四敞大开，没人偷东西吗？他反问我：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呢？你听说过蒙古人偷别人的东西吗？我说没有。过一会儿，主人回来了，他骑摩托把女儿送到旗里的幼儿园。见我们在屋，他不好意思了，仿佛怠慢了我们。他们俩说起了雨水、草场、牲畜和买楼的事。说完，我们走了。
这里有彻底的纯朴。一般说，善良是被纯朴里面的核，像琥珀里面的黄金。
梦里鲜花开放
我去消防部队看望朋友老胡，他当支队政委。中午上食堂吃饭，老胡指对面走来的军人说：“这是你同胞，蒙古人，海山，警务参谋。”
这个人立定敬礼，胖，一看就不出操了。他眼里的笑意比脸上多，牧区常见这样的人。
老胡说：“我接了一千多兵，像海山这样的就遇见他一个，训练、作战、唱歌，支队第一。气人也第一，差点把我气死。他现在笑嘻嘻。”
饭桌上，老胡讲起了海山的故事。
海山的家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罕山南麓。草原上，到处都有泉眼。小鸟儿、野花更多，好地方。海山到了部队，见什么都好奇，什么事都争第一，白天训练，晚上学汉文汉语，干部们都喜欢他。
过了两个多月，海山像一朵花蔫了，晚上独自坐在篮球架子下面。老胡凑跟前一看，海山垂着头，眼泪从鼻尖一滴一滴往下落，地湿了一片。他想念母亲。老胡当时是中队长，星期天领海山逛商场、看电影，分散他的乡情。海山白天还好，一到傍晚就坐篮球架子下垂泪。有时候，拔一把青草，用指甲掐成寸节，不回屋睡觉。老胡劝慰，海山只说一句话：
“想我的妈妈。”
老胡说：“海山一抬眼睛，泪水汪那么多。一颗追一颗往下流，我都不敢看，真可怜。”
海山这么想妈，但不能给假，条令不允许。没几天，海山没影了。
战士没了，在部队是大事。找吧，四处不见。胡中队长一猜测，海山肯定回家了。他带两个兵上罕山脚下把海山带了回来。当然，老胡拿礼物送给海山的母亲，在那里又喝酒，又唱歌。一上火车，老胡面露凶相，把海山暴训一顿，说：应该给你处分！这次免了，不准有下次。
海山回部队后，样样争先，获嘉奖一次。过了两个多月，海山又回篮球架子下面，泪水满地。尔后，他又跑了。
海山被“抓”回来后，按条令规定可以给予除名处分，这和开除军籍的含义是一样的，失去入党、提干、复员的一切机会。老胡不忍心这么办，用另外一个办法代替。他把海山绑起来，狠狠揍了一顿。海山的屁股被打得不敢仰面睡觉。老胡问：还跑不？海山答：跑！老胡抄一块胶合板接着打。
“我知道不能打兵，打兵犯法。我想把他打过来，这是个好兵，孬兵早说‘不跑了’。这样的兵以后肯定有出息。”
海山屁股结痂之后又跑了。支队知道这件事后下令：一、海山十五日内不归队，除名。二、不许寻找。三、海山如不归队，老胡野蛮带兵，记大过一次。
老胡沮丧，等着处分。
第五天头上，海山归队。他满面春风，对阴沉沉的老胡用笨拙的汉语问：“胡中队长，我妈妈，你看到吗？”
老胡不明其意，上哪儿看海山他妈？这不是说胡话吗？海山带着自豪、焦急的表情摊开双手，问指导员、班长和所有的战友：“看到吗？我妈妈？看到了？”
原来，海山回家，家没人。邻居说妈妈看他去了。他急忙返回，坐火车，换汽车，归队。回到中队，他把擅自离队的事忘了，到处找妈。
老胡派出十名战士，到本市驻军单位找海山的妈妈，后来在空军雷达团找到。
老胡说：“你们蒙古人太有意思了。海山见到坐在椅子上的母亲，蹲下把头扎进母亲的怀里，我们都感动了。”
原来，海山母亲知道儿子的“思母”病三个月一犯，她把牛羊卖了，房门也没锁，上部队给儿子作伴，说：“不能让国家（意为部队、政府、组织）缺一个人。”海山一逃跑，国家就“缺”了一个人。
海山见到妈，如虎添翼，多苦多累都不怕。支队给老太太租了一间房，没给海山处分。不久，他进教导队、提干。现在如鱼得水。
在我的请求下，老胡领我去了海山家。老太太笑着迎着我们，边上站着儿媳妇。母亲相貌慈祥，额上、嘴角和眼窝的皱纹深长通展，环绕着明亮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海山的气质已经城市化。
老胡故意问：“还跑不？”
海山笑答：“你打我就跑。”
胡政委让海山唱一首歌，海山不扭捏，闭上眼睛，用蒙古语唱起来：
妈妈的肩膀啊，是一个枕头
梦里我见到一片鲜花
妈妈的心啊，是一个枕头
醒来我远走天涯
海山母亲笑得脸上鲜花开放……
寻人记
德力德是个老头儿，岁数不小了。人上了岁数就看不出岁数了。二十岁跟四十岁差一半，七十岁和九十岁差别不多。老德头圆脸，眉毛弧形下弯，眼睛弧形，嘴角向上兜着，也是弧形。这样的脸，除了笑干不了别的。
他坐炕中央，逆光，笑着看这个看那个，像检查大伙儿的表情。炕下一对三节柜，红漆剥落。柜边是描花炕琴（垛被褥的家具）。
我妻子进了老德头家就喊：“炕琴呢？那个炕琴呢？”见到，默视不出声。当年它光亮无比，妻子与其妹每天都用手抚之。
“当年”之“当”，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妻陈老师与其家人在这里住了四年，房东是老德头。
陈老师三十四年后来到此地，其激动自不必提。彼此用飘舞的鼻涕和不停歇的眼泪代替言说，配合拥抱。这里单说老德头。
老德头身穿八九式公安旧制服，戴前进帽，坐炕上笑，看这一屋子人。桌上摆着炒米、奶豆腐和黄油。
别人问老德头：您多大岁数了？
老德头：虚岁十五。
众人笑，提高声音：您多大岁数？
老德头：刚上初三。
声音再大：您——高——寿？
老德头：住校呢。
谁也不问了，没那么大气力。老德头耳聋，以为问他孙子呢。人若发问，他觉得无非问他孙子，其它有什么可问呢？
别人解释，老头儿上过朝鲜战场，是空军，耳朵被炸弹震聋了。他配手机，平常遛达到一个地方，掏手机告诉家人：我在哪儿哪儿，关机。不关机也听不见别人发言。
话说上个月，老德头一早儿出门遛达。中午给家里电话：我在牤牛沟；下午电话：我在黄柳坝；傍晚电话：我在哈拉套海。
家里人急了，从牤牛沟到黄柳坝到哈拉套海，越走越远。离家五十多里地了，八十六岁的人怎么回来？
但是，这在电话里劝不回来。此地是牧区，地广人稀。虽然狼和狐狸都不伤人，但磕了碰了就不好办。家人去找，他老伴儿和儿子共乘一匹马，再牵一匹马去了哈拉套海。到了那里，天空已出星斗。打听没地方打听，喊也没人应。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有一个种子站，去问，人家没见老德头。他们娘俩儿以一棵榆树为圆心，前寻四五里地，原路返回，从榆树再前往另一个方向，辐射式巡查。累了，他们靠树歇息，儿子抽烟，老伴抽泣。手机突然响了，老德头来电：
“我在沟里呢。”
他儿子用最大的声音呼喊：“爸！你听到了吗？你别关机！你在什么沟……”
老德头平静地重复一遍：“我在沟里呢。”
关机。
“爸！爸！爸！”这边怎么喊都没用。人这时候恨不能乘着手机的电波找到对方。娘俩儿一想，哈拉套海没有沟啊？老头儿一定往北去山嘴子乡了，那儿是丘陵。他们骑马上路，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南边毛山东乡也是丘陵。老德头在哪个沟里呢？他儿子不禁下马呜呜哭了一场，决定先上山嘴子，后去毛山东。
到了山嘴子，老德头的儿子先把母亲安顿在老乡家，等待天亮。天不亮，几十条沟没地方找。熹光四射，老乡家糊窗的白纸抹上一层嫣红。手机响了，老德头儿在那边说：
“我在炕上呢。”
这边问了千言万语，老德头重复一遍：“我在炕上呢。”关机。
老头儿好歹没事，“在炕上呢”。可是在哪个炕上呢？在沟里能急死人，在炕上也能急死人。
这时候，老乡发话，对老德头老伴和儿子说：“不用急，一会儿能有人来电话。”
果不期然，老德头手机又打过来了，一个亲切的声音：“你们是老头儿亲属吗？别着急，老头儿挺好，在我们这休息呢……”
原来，老德头又回到了乌兰敖都。他掉的沟是公路边上栽树的树坑，发出的悠扬呼叫引起过路车辆注意（车上人下车解手）。车是果树站的车，人家认得他，找不到他家，于是拉到果树站的炕上喝奶茶歇息。老头儿睡了一觉，醒了之后打手机，才有这番对话。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老德头观看众人的表情，看大家由惊讶到恐惧到释然到欢笑，而他始终笑，又像评比众人的笑。
众人感叹手机之有用与无用，感叹老德头冒险历程。人知道，他漫游一宿也出不了事儿，这里十几年没有刑事案件了，六千口居民中只有一百名汉族人。这里有史前画岩，有民间艺术团，有个人承办的马文化节，一片世外桃源。野鸽子站在房脊，大花喜鹊落在树枝上。这里是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
有人和炕上的老德头搭讪，用吼声：认识王海吗？
老德头：那是我们团的模范飞行员。
吼问：张积慧？
老德头：哟，张积慧是中队长，后来成大队长了。他们俩现在干啥呢？
这两个人三十年前都是空军司令员，可我们哪知道他们的近况。
老德头笑眯眯地说：见到他们问个好吧。
我们说：是，是。
忽然有人问：您上那些地方干啥去了？
老德头：虚岁十五。
真急死人了！这人大声喊：您上——沟——里——干啥——去——啦？
嗨，老德头一伸手：看战友！
张积慧他们在牤牛沟等你啊？越说越不像话，这人捧着他耳朵喊：牤牛沟！哈拉套海！嗨，老德头指他鼻子：你小点儿声儿。他说，我原来不是在县大队吗？不是归二十二军分区吗？不是四野吗？三个战友，乌力吉、张广才、司旺不都死那儿了吗？牤牛沟、黄柳坝、哈拉套海，他们仨。我掉沟儿那天不是八一吗？去看看。坟都没了，头十年不就没了吗？让沙子刮跑了。往地下倒点酒，看看……
老德头说得低声细语，我们大喊反显得不文明。有人查墙上的挂历，一指：阴历七月初一，正好是八一建军节。大伙儿纷纷向他竖大拇指。老头儿嘿嘿儿乐，端奶茶喝了一小口儿。
海拉尔棉鞋
白雪覆盖苏联红军纪念塔顶的坦克，使它像一辆真坦克，抬高炮管翻越一个弹坑。这时，一块雪从坦克上滑下，积累不住，在空中分散，落在黑湿的水泥红砖上。
我在南站的胡同寻找一种棉鞋，高腰黑条绒面，两层毡垫扎在一起当底儿，叫“正宗海拉尔”棉鞋。胡同卖鞋垫的人卖。暖气不好的时候，在屋里穿。
朝鲜冷面店门口摆几个烤肉的铁皮炉子，一人蹲着，捏一把用过的方便筷子升火。专卖店的小姑娘穿店服，并拢双脚鼓掌，说“随便看一看啦！”橱窗的黑塑模特穿毛衣，搭一条围巾。长途车拐进来停下，旅客用犹疑的眼神看东看西。这种眼神对狗来说就是它们的鼻子。行人有穿连体雨裤的，沾着下水道的污泥。有人把头埋在风衣的怀里打手机。两个女人穿一样的衣服，如降价买的。一女子穿薄袜，短裙束腰短大衣，在雪溅黑泥的路面走过，像幸福生活楷模。她上身挺直，腰也未动，屁股两边扭，往左扭的幅度大一点，左脚着地重。
“Qihaxayebenjian？”
我在人群中听到了这句话，蒙古话——直译：你走向哪个方向？即你上哪儿？往哪儿走？
我用目光捉住了说话的人——民工，头发耸立，鼻梁一块创可贴。对方也是民工，回答：
“Geritenheriya。”（回家。）
这两句蒙古语让我怔住了。我是说，它使我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像车辙蜿蜒的乡路有一粒红豆，像森林一棵树的杈桠上放着一封信，像身处异乡有人喊你的名字；像被河水冲走的衣裳又漂了回来。
“Geritenyamenrijirige？”（家里怎样情形？）
“Hosaihan。”（均好。）
我听他们说话，像是为我而说的。蒙古语的发音，特别是牧民的话，详实亲切，每个词后面藏着一样可见的东西，比如铁锅、马鞍子、炕沿、栓马桩、装红糖的铁罐、羊五叉、银板指、鞋和反射酒瓶子倒影的亮漆的红箱子。蒙古语把它们擦亮，或者说，它们是雨水，让蒙古语长出新绿的叶子。
鼻子有创可贴的民工脸宽，嘴大到恰好，说他始终在笑也行。另一个民工用手指捏肩膀垂下的系行李的带子。他们脸红，颧骨的皮很薄，像容易被风吹破。从头到脚的衣服已有城里人的意思，或者说城市垃圾衣服的拼凑。眼里有牧人的单纯。
蒙古人要说的话不多，换句话说，蒙古人放马、种庄稼的生活没有催化更多的话语。一些蒙古语是说给牲口的。你看，一个牧民出屋，把鞍子备在马上，饮马，从窗台抓一把烟叶放进兜里。当他让马抬蹄穿过缰绳时，说“嘚！”马抬蹄。牧人上马走远了。牧人和牧人见面时，问：“今年草场怎么样？”那人眼睛看着草场，答：“还可以。”问的人也看草场。在牧区，许多事情不用问，也不用回答。“你的马好吗？”马就在那里，自己看吧。“你的孩子好吗？”孩子正拽牛犊的尾巴奔跑。天气、雨水、玉米的长势怎么样？看吧。
在牧区没有什么看不到的东西。问询在牧区成为礼貌，语气很轻，像吐出的烟雾一样缓缓缭绕。
我加入不进他们的谈话。我能问他们庄稼的事情吗？蒙古语的词汇那么轻快地在他们口唇间舞蹈，如春水带走片片桃花。他们真挥霍。在沈阳，我听到的每一句蒙古语都很珍贵，他们连贯的对话，在我心里像一次多米诺骨牌比赛，这一排塌过去，又塌过来，折折叠叠。他们又说“车票、玉米、被子”，这些东西在我眼前顺序出现。
他们分手，一个往南站，一个往桂林街，埋在人流里。他们怎么走了呢？把我独自剩在这里。说蒙古语的人走了，我身后传来强劲的歌声。回头看，等离子电视正在播放MTV“日韩疯”，人物表演卡通动作。歌声骤停，电贝司缭绕，一人用手指蹭密纹唱片，手击鼓响，裤带从他腰间悬下。
雪闭幕，路面欲结冰，有一些亮光，还没冻成。街上的人比刚才多，商铺灯光搅拌半稠的暮色。我来做什么？忘了。最近我的记忆力糟透了。简单说，是记忆下达搜索的指令后找不到目标。不是记忆没存盘，是目录乱了，需要重建，或者神经递质（传递素）的化学性质不达标。譬如书上说1939年马三立在天津小梨园的搭档是耿宝林，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回家吧，我还记得回家。公交车上接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姓海，回民，演过武生。我想起到南站是买“海拉尔”棉鞋，竟把这事忘了。
黑酥油与白酥油
我小的时候，曾祖母讲过一个故事，人死了之后，像旅行一样在路上走。走着，看到路口摆两碗酥油。一碗黑，一碗白。酥油白的好吃，细腻香醇。黑的粗粝，苦，酸。
一人只让吃一碗酥油，白或者黑。曾祖母说，吃了白酥油，能言善辩；吃了黑酥油，发傻，嘴拙，只说实话。
吃了酥油，人接着走，到达上帝的处所。上帝问：这一辈子你做了些什么事？
吃白酥油的人把自己说得像英雄一样，全是好事。
吃黑酥油的人也想夸赞自己，话到嘴边，全成了自我揭发。比如：骂人、偷过东西、嫉妒、不讲卫生等。总之，是一个很坏的人。
处所的人大笑，吃黑酥油的人羞愧着，但没办法，黑酥油比药还厉害，说不出假话。
这时，曾祖母对我说，孩子，那时你可别吃白酥油啊！
我以为她说错了。我正期待着上帝惩罚那个吃黑酥油的傻瓜。
“为什么？”
曾祖母说，“孩子啊，你在人间办的事，人家全都看见了。”所谓三尺以上有神明。
她说的“人家”，就是上帝他们。
“他们怎样看见的？”我问。
“你别管了。记住，人不管做错了什么事，都能因为诚实而被原谅。”
“后来呢？”
“后来，吃白酥油的人的舌头被冻在西藏的雪山上，距今已经好几百年。吃黑酥油的人重新回到人间，他就是你哥哥朝克巴特尔。”
朝克是我堂兄，显然这是曾祖母开的一个玩笑。那时我以为是真的。朝克巴特尔脸红，永远带着傻笑。一次我问，你吃过黑酥油吗？他笑，不说吃还是没吃，显然吃了。
曾祖母是相信神灵的人，小孩也如此。长大之后，人们对这样的故事往往一笑置之。后来，我听到一件事，宛如这个酥油故事的现代版。
有一个熟人，多年未见，已经荣升司长。说话，他说到达今日得益于一次考试。那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次政府官员考试，各种题答完之后，他被最后一道大题难住了。此题30分，输赢定生死。
——简述唐代的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
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唐朝有什么水土流失之计，最后叹息，写道：不知道。
发榜后，此题他得了满分。满分的答案就是“不知道”。而别的考生，疾书唐代植树造林之举，全零分。
据说那次考试由联合国有关组织参与出题，观察官员的诚实。
熟人说到这里，自谦拣了个便宜。
我说，考试前你吃过一碗黑酥油，然后讲这个故事。他大喜，连称诺诺。
敖包相会
“敖包相会”是描写蒙古男女相爱的歌曲，借卡拉OK的伟力，现在成为全国人民相爱的歌曲之一。这首歌被看好，旋律优美是原因之一，而歌词中的相互试探，也符合情场的规则。然而，“试探”与蒙古人的婚恋并不吻合，正如此歌的词作者并非蒙古人，而是北影厂的导演张海默。
蒙古人的爱情直爽热烈，正如他们的生存环境中没有那么多的小桥流水和曲径通幽。爱在何处？与海棠云彩无关，眼睛直射灼焰，无掩饰、无曲解、无乱码，两相对视，谁都明了其中的意思。因此，他们俭省了许多资源，也摒却了许多烦恼，无须征婚启事和电视速配游戏，也无须媒人斡旋和手机短信息掺和。蒙古男女是一见钟情的结晶，又是一见钟情的接班人。他们享受着爱情的绿色食品——没有添加剂，没有化肥，没有流行色彩，是一段原初情感，跨国公司将此称为“浓缩液”，区别于罐装产品。他们相爱的方式和什物包括9根飘带的锦缎荷包、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摔跤赛马的雄姿和软手捧茶的身态。这是粗伧的浪漫、质朴的结合。
婚后，蒙古男人省却了一宗事，平息了欲望与焦渴。而女人却增添了一件事，即家务。就家庭角色而言，蒙古女人与朝鲜、日本女人一般无二，讲究顺从与孝道。在她们看来，泼辣是让人笑话的一件事。一个女人无论傻到什么程度，也不至于泼辣，即大喊大叫。东亚女人依然保留着礼教的恭顺，没有人想造这个反。她们觉得这不是解放，而是癫狂。
看官至此已知蒙古男人是享福之人，他们不做家务，衣食伸手可得。在家里，他们最耗气力的事是喝茶与饮酒。走出家门之后，则从事艰苦的劳动——在风雪中牧羊、夏季转场、盖房子。他们的劳动面对太多不确定因素：天气、雨水、沙尘与草的生长情况，丰歉不一。蒙古男人因而显得沉默。和暴风雪打交道的人不习惯饶舌与甜言蜜语，也不精于算计。跟其他人相比，蒙古人更多和动物——牛、马、羊、犬——打交道，他们更朴拙。
若论地位，蒙古男人在家里稳如泰山，不移不摇。而地位的另一象征——财权，则由女人把持。把持钱不意味着尊贵，而显出劳碌，就像在连队里连长不管钱，司务长管钱平账兼顾采买一样。钱是什么？是牛羊草料，人吃马喂和为儿女成亲一点点积蓄的长期零利率储蓄。在牧区，管钱的人不是狂喜的人，而是叹息之人。
蒙古男人喜饮。虽然圣祖成吉思汗告诫子孙远离酒精饮料，然而他们离酒还不是太远。在漫长的冬季，酒能暖肠并能驱走寂寞。蒙古男人会招呼一个问路的陌生人共饮几杯，有没有共同语言不打紧，酒就是共同语言。它不是让我们脸上红通通的挂满笑意吗？那些旅游的人，那些说不清省份身份开会采访的人，来到草原都不妨与之举觞一醉。他们饮酒不靠语言佐餐，在酒桌上谈这个那个是可笑的。歌可以解酒，清风明月能够化醉。
蒙古女人看男人喝酒，觉得天经地义。男人仰面饮下杯中物，如女人哺乳、狗吃骨头、猫趴在炕头睡觉那么自然而然。然而蒙古女人从不与男人举杯齐眉。她们不饮酒，只向来宾敬酒。敬酒也并不说“你喝一半我全干了”这种蠢话。她们斟酒，起立，双手举杯，行屈膝礼奉上，然后目视来宾喝下。酒里带着关于健康、生育和财产的祝福。因此敬一次就行了，没完没了地敬酒，显然不是敬，而是闹。蒙古女人不通戏谑之道。
在行路的时候，譬如他们上街，男走前，女走后，一般不并排行进，因此也无耳鬃厮磨的情景。男人背着手沉默而行，女人在其身后如数脚印，很好笑。如果两对夫妻结伴去什么地方，则是男人在前边谈，女人在后边说，各不相扰。
蒙古男人惯常娇纵孩子。男人既是慈父，女人就要做严母。所谓娇纵，是把孩子当作玩物。孩子的确也是天下最好玩的宠物。看他爬行，看他学步，看他口不能言直至舌吐莲花。男人在看孩子的时候，脸上常常笑成一朵粗糙的花。倘在酒后，这朵花开得分外绚烂。这样的笑脸和皱纹胡髭结合在一起，映出男人柔情无限。他们看女人也笑，笑里带着热望。看自己的孩子则是傻笑，笑里带着赞叹，意谓：这孩子何以这么可爱？天下孩子都可爱，但蒙古男人以为最可爱的孩子被他摊上了，于是赞叹娇纵。这时，倘若女人在边上一并赞叹，就有些不像话了，那不是看孩子，而是看画展。
蒙古女人对孩子要求严格。对儿子，让他像父亲一样坚韧厚重，非此不能在高天厚地之间生存。对女儿，母亲就是一个女人的楷模：温顺、顽强、不抱怨，顺纳生活带来的一切。所以在蒙古家庭，女儿出奇地像母亲，动作表情笑容；儿子肖似父亲，身架气质谈吐。这种教育完全是人的一脉相承。在父母的影响之外，很少有其它方式——电视、书本、社会风气——的介入，于是蒙古孩童纯朴之至，不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变成F4或跳PARA——PARA舞。而他们的父母，也力求做一个好人：正直、勤劳、诚实，从而把这种品格移植给后代。
一般说，蒙古男人的心胸不能说很大，这是说情感方面。他们或许爱吃醋。一见钟情和猜忌常常是伴生物。他们吃起醋来凶狠暴躁，而女人对此既不觉得受宠也不感到受辱。她们深知这是男人神经病之一种，像天花一样，发出来就好了。在牧区，女人很难移情别恋，她们事奉老幼乃至鸡鸭，这是摆脱不掉的枷锁。如果离开了这个枷锁，要到哪里去生活呢？她们离不开沉重的家务，挤奶、烧茶，在冬天为刚刚出生的羊羔保暖。因此，她们不会私奔出走，不思小资白领，不慕三宅一生。而发怒的男人对女人的平静则会悻悻然，而后泄气。未几，两人再次谋划明年春天的生计大事，形同兄妹。
蒙古男人
说起蒙古男人，相关的词语仿佛就是剽悍威猛，包括粗犷、奔放这些习惯性的说法。这大抵是不错的，但你走近或者说熟识蒙古男人，令人惊讶以及让人难忘的是他们的柔情。
所谓“柔情”，说的是蒙古男人心肠软。虽然他们同时还有刚毅、暴躁这些特征。你看蒙古男人的眼睛，眸子深处总藏有一些珍怜。当他们注视马、羊、孩子和女人的时候，这种珍怜便会流露出来，仿佛面对一个易碎的珍品。因此，他们经常赞美的是马、女人和土地。
同样是看马，蒙古人和其他人不同，跟可以给人带来鸿运或沮丧的赌马的香港人看马尤其不同。在蒙古男人眼里，马并不是牲畜与动物，它是——马，一种骄傲的、具有神奇速度、外貌俊美的高等生物。因此，当蒙古男人抱住马的宽厚的颈子时，眼里的神情令人感动。
他们的柔情，还包括浪漫。蒙古男人发现令人倾心的女人时，会肆无忌惮地盯着她们看。事实上，每个女人都知道，被人看就是被赞美。蒙古男人的眼睛像火把一样，似乎能烧光她们的衣服和羞涩之心，直至合好。西方把“浪漫”一词视为男性的近乎伟大的品质，它不止于好色，当然也不是在KTV包房和小姐动手动脚，它把情爱视为人生大事，赴汤蹈火，缠绵悲壮。这样的男人当然不是很精明的，譬如比尔·盖茨就不会这样去做。但浪漫的人认为，只有傻瓜才会牺牲浪漫而追求财富。他们还认为，一个人掩饰对女人的态度实为愚蠢。因此蒙古男人不太理解虚伪是怎么一回事。
我还奇异于这样一种情形，就是蒙古男人在歌唱之时表现的百般柔情。蒙古民歌数量多至万千，但主题不外三种：母亲、土地、爱情。这些粗糙庄重的男人在歌唱的时候，像用口唇小心吹火，用泉水洗脸，用刀仔细地雕一尊佛像。蒙古男人所谓的歌，没有一首是所谓气壮山河的。这又引出了我的第二个困惑，即在小桥流水的江南，男人们清秀洁净，但让人感受不到他们有多少柔情，他们的细腻也只是表现在财物上。那么，在冰天雪地的北国，蒙古男人的柔肠百转刚好与外貌的粗豪相表里。同样的道理，一个粗放的种族，内心也粗放，就很不像人了。
蒙古男人第二个特点是“傻”。当然我说的是生活在草原的人们。说他们不工于算计已不准确，应该说工于不算计。他们可笑到他们认为斤斤计较是可笑的，他们很怕被别人认为是精明过人的人。以这么一种形象面世，在草原上就没法做人了。
当然，在这种心态笼罩之下，他们所处的环境必然是不发达的。而且，“钱”——这一上帝赐予人的最能启智的工具，也没把蒙古男人很好地塑造好。因此，他们所能产生的优秀人士，也只是一些运动员与文艺家，靠体能和心灵抵达优秀，而不像犹太人，在精算和苦难中成为大商人、大科学家和大艺术家。当然，这种情形正在改变，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巨手下，没有什么不可改变。
在蒙古男人或者说在蒙古人眼里，窃人财物是不可理喻的一件事。偷窃不仅是极其可耻的事情，而且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呢？他们对此困惑不解，就像牛顿当年对行星内部蕴藏的规律困惑不解一样。因此说，蒙古人在夏季睡觉夜不闭户。白天，倘若全家出牧的时候，亦不闭户。有一个半截门是挡家畜的。他们的箱子不上锁。因为没有人会到别人家去翻箱子。对他们来说，那些盗窃、抢劫、贪污的行为简直就是魔鬼的行为。而在楼房装防盗网、把金银首饰放入保险柜，而保险柜装嵌水泥钢板重如泰山的情形也实在是非常有趣的笑话。这种笑话每讲一遍都可以引发听者开心的大笑。
蒙古男人喜饮。人们相信他们是最善豪饮的人，这其实有些误解。人对酒精的依赖程度以及化学处理能力，即肝脏的分解能力，蒙古男人与汉族老大哥并无区别，远没有俄罗斯人那么能喝。我在牧区见过许多不能饮酒的男人，原因很简单，不爱喝。事实上，一个集体嗜酒的民族，不出五代就会消亡。随着体能和智能的递减，酒精会在遗传基因中把一个民族消灭掉。在成吉思汗亲手制订的“大札撒”中——这像拿破仑法典一样，是一部律条和行为规范的全书，规定子民不得留恋杯中物。他早就发现，对蒙古这样一个随时准备攻击、撤离、马驰而家搬的民族来说，酒是大敌，而非朋友。蒙古人饮酒的形象，特别是捧着洁白的哈达，用银碗献酒的情景，是写歌词的无聊文人杜撰出来的，也是地方政府为了开放搞活策划的花样。蒙古人的哈达是献给至尊的长者的，譬如活佛。平时珍藏箱里，别说摸，连看一下都很难得。他们怎么会捧着此物到处劝一些不相干的人饮酒呢？然而，现在的确有一些穿蒙古袍的人手捧哈达献歌献酒，这往往是旅游开发项目中的一种，名曰“民族特色”。
蒙古男人最后一个特色是“懒”。放牧、盖房这些重活固然由男人完成，但这随季节而为。平时，他们绝不染指任何家务。早上起来，蒙古男人要喝茶，这是一天重要的功课，喝两三个小时并不算长。而挤奶、做饭、烧茶、管牲畜、抚育老人孩子这些繁重的劳务，由女人担当。当女人做这些事的时候，男人连睬也不睬。他们恐怕一生中也没有认真观察过蒙古女人做事的辛劳。在牧区，会看到许多腰身伛偻的老年妇女，那是历经劳役所留下的印记。而男人倘若协助（仅仅是协助）做一些家务，会被认为“那怎么行”，甚至妇女也会这样认为。因此，做一个蒙古女人很苦。而蒙古男人对待家务的傲慢态度，远不及南方男人热衷“买、汰、烧”更合乎人性。
成吉思汗曾经说过，我的子孙不可居住在城市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居住城里，是怕他们丧失体能抑或纯朴的天性？成吉思汗没有言明。城市是各路优秀人士聚居之处，也是各种诱惑映眼之处。不妨说城市是吞噬矿石、吐纳金属与矿渣的熔炉。就蒙古男人而言，居于城市，会把一些比较不好的品格暴露出来，比如热衷于权力以及争斗，使民族先天的优秀品格蒸发。他们容易自卑，容易沽名钓誉，膜拜官场秘术，而不是以平静的宽大胸襟对人对己，这恐怕是成吉思汗当年忧虑的理由之一。自然，立身都市涡流，目接十色，耳闻百声，谋事立身，还能保持纯和的心境与朴素的本色，对任何民族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吉祥蒙古
一
小时候，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蒙古人，这是语言造成的。
我三四岁时，和姐姐一起由TieTie（蒙古语，曾祖母）照看。TieTie怕我们丢了，圈在家里玩儿。我只透过玻璃看过一些人，卖酸枣面的老头，还有敞着大襟、露出八寸乳房的中年女人。TieTie说，这都是坏人。
在家里，我们全说蒙古语。一个人第一次遭逢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时候，即万物被“命名”。语言不是工具，它是领你走进世界的神祉。桌子、火、脚趾、眉毛、土和虫子，头上有须的虫子、扁圆的胖虫子。世界对我来说是蒙古语的，它亲切、详实、变化。到现在，我也无法从大脑的黑板上擦去那些蒙古语的声音，如Haorihao（虫子），多么生动而逼真。我认为蒙古语在表达动作、神色、形态方面非常高级。这个民族只有700多年的历史，生活在游牧与征战之中，口头文学发达，没有陈腐长的文学史，自然会更纯朴刚健。它还细微，某些动词在某些句式中，传达出非常微妙的心态，如恳切、卑微、问询。
那时，我也接触过汉语。我以为汉语只是蒙古语的一种辅助说法，像汉语把“太阳”又叫“日头”一样。但汉语坚硬、遥远、隔膜。我说“隔膜”，是说在说汉语的时候不容易带出感情色彩（说不出）。同时，它的词的指向又绝对。人们无端地吵架，恐怕和这个有关系。汉语还有一个毛病，假。它适于滋生假话空话。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二
当我大了一些，开始和家属院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汉语颠覆了我对世界的命名，或者说重建、扩大了。但这是令人忧伤的。你指着青草里的虫子说“Haorihao”的时候，他们尖锐地纠正你：“虫子！”这使人悲愤。因为这不仅是语言，还是事情的性质。总之，你被汉语领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对孩子来说，汉语展示其强大的力量时，是它的故事或历史。金兀术、黄天霸、泰琼。你能拒绝它们吗？当然不能。在故事当中，汉语展示了它的强悍、宽广，以及意味深长。然而，母语被覆盖之后，并没有消失，它们永远也不会消失。它们还在原来那个地方，我说的是它们和我的心灵相遇时的地方，十分安静。
蒙古语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一说它，蒙古人的一切都会神奇地从你身上出现，你的表情、容貌、思想都是蒙古的。就像一个人从岸上跳进水里，或跳进火里。教一门外国语的时候，不可能教你说每一句话的表情。但一个人使用自己的母语的时候，都会这种表情，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的表情。因此，一个人学习外来语，一般也就是做工具，而无法由语言进入这个民族的心灵。事实上，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入心灵。一些感叹、评说以及那些微妙的意味是外人永远无法窥知的。我的朋友抬举我说：“你是蒙古人，又精通汉文汉语”。这是一个人听着高兴的话。我不知道“精通”的界限在那里，但我通过汉语能深入了解汉人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包括深藏其内的东西。而母语，让我了解蒙古人的心灵。母语的存在，让我有机会发现汉语当中晶莹的、纯朴的、干净的、细微的词汇，我知道它们在哪里，也知道怎么运用它们表达我的感受。我使用汉语的时候，常有到别人家的菜园里挑选果蔬的感觉。这是感激的，也是意外的，因为我是一个蒙古人。
有人使用外来语到了烂熟的境地，他们仍然有可能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内含。他们的汉语流利无比，但还像鹦鹉学舌。他不懂，一个不识字的陕西农民说关中汉语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四川农民的家乡语也是令人感动的，没有人怀疑他们在说什么。语言是血肉，不是发音之类所能说清的。这就像歌唱，歌唱不仅是呼吸、吐字及共鸣的问题（这是基础问题），歌唱还有感受、有心灵。好的歌唱家使我们忘记了他的吐字或发音，我们被他给领走了，领到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
三
TieTie身材高大，肌肉松驰的脸上高贵而冷漠。她带我们的时候，约有70岁了。当她眼里跳荡温亮的火苗时，必是看到了我父亲。我父亲是她心爱的孙子。她不必要地维持着贵族的礼仪，譬如吃饭的时候我母亲要站在地上，而我们在炕上坐着。
TieTie是个神奇的人，她不识字却能讲全套的《格萨尔王》和《三国演义》。年轻的时候，她听一遍汉族艺人的书，如《瓦岗寨》，就能一字不拉地记住，并翻译成蒙古语，永远储存在脑海中。书中人物的出场、容貌、衣着、心理状态以及作战状态，无不详略适宜、栩栩如生。她简直是一个天才。讲着，她有时会陷入沉思，含玉石烟嘴儿的嘴唇松开，吐出淡淡的青烟。
小时侯——现在我仍不能把那些故事与我的童年剥离开——我们为她的故事着迷，不能区别现时与历史。实际上，这是一种童年的神经症。我记得，最神奇的一个故事说，某人进了某房，推开南窗——这时我脑中情不自禁响起了TieTie的蒙古语，我尽可能原生态地翻译它们——“花儿呀，开放着呢，红的、黄的、白的，鹿儿愉快地吃青草，小鸟飞来飞去，唱着歌，但它们不离去。这里还有珊瑚、玳瑁、松珠石、水晶石洒在地上发光”。关上了南窗，打开西窗，“一看，啊呀，苹果、葡萄、白梨、黄梨、金丝枣、土耳其枣。当然西瓜、香瓜不值一提，在这里都有”。简直馋死我了。TieTie赶紧关上了西窗。在东窗，她说巨浪劈面打过来，无数野兽哭喊着挣扎着，关上。北窗是冰雪，什么都死了，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冻死了。它们的尸体扔在当院，后来空气也没有了，树被冻得变成粉末被风吹走。
这些描述严重妨碍了后来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譬如我无法认同时间的顺序性，怀疑季节，不能认同世界的实在性。事实上，“开窗”只是一个铺垫，后面还有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各窗的景物又变了。而我却永远地停留在东西南北窗各自的内容里。只要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只要有不同的窗，我就想起了它们。我认为现在的窗子欺骗了我，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看到那样的景物。TieTie还不厌其烦地描述过灵魂，灵魂的去处，灵魂所遭受的种种境遇。当然这也是真实的。每当我喝多了酒或神经症发作时，灵魂就离开了我，感谢神，最终它还是回来了。有时，我会文雅得体地说一些话，连我自己都吃惊，我知道这又是灵魂在开玩笑。有时，灵魂还开玩笑，譬如在酒桌上让我突然地唱完一整段歌剧，或大段引述一部科学著作，别人惊奇，我却不能告诉他们真相，我不懂科学，也不会歌剧，这只是一场玩笑。我没说，因为谁也不会相信。
然而TieTie说到“青吉思罕”（成吉思汗）的时候，突然挺直腰身，静穆之极。她常常会在故事中提到成吉思汗，表情会变成另外的人，宁静而坚定。她不仅敬奉成吉思汗，而且常常思念成吉思汗，这是我从她脸上看到的。我尽管很小，也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人，没有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个体的存在。
四
没有秦始皇，华夏族人（这应该是汉族的规范术语）也存在，甚至存在得更好。没有汉武帝、李后主、宋太祖、袁世凯、段祺瑞、孙传芳、郝柏村，汉族人都存在。汉族人的高明处在于，谁不存在，他们都存在。
而成吉思汗是蒙古语与蒙古帝国的缔造者。“莽古勒”（蒙古利亚）这个词是他的命名。他既是人，也是神，还是我们的祖先。全世界的蒙古人都认同这一点。
这就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蒙古人是在“蒙古”和“成吉思汗”这两个核心词之下聚合起来的。否则，它没有宗教（黄教是清代之后的事情），没有政府。它为什么不在700年间分散成无数小部族？事实上，中国北方骑马民族的特性与蒙古人现今居住的蒙古高原的地域特征使其易散难合。而许许多多的“蒙古人”已经融入波斯、匈牙利、俄罗斯的民族之内了。也就是说，当你不叫“蒙古”的时候，会像一片叶子一样被吹走。而我所见到的所有蒙古人，提到成吉思汗的时候，全都激动，场面十分感人。
五
蒙古使我感到忧伤。下面的话并不是因为如何如何，没有，什么也没有。在韶关，一位“师傅”劈头问我：“你为什么唱忧伤的歌曲？”我们刚见面，她甚至没看我一眼。是啊，但我怎么知道呢？梁晓声说我笔下的文字“忧美”。那些歌像白云一样滚滚升起，我一唱歌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和牧区的蒙古人一模一样。
忧伤后面一定有一个没有实现的巨大的愿望，我想那就是回到草原去，盘腿坐着喝酒，眯着细长的眼睛看门外的牛羊，搂着马的脖子看它的眼睫毛——动物中最好看的眼睛是马的眼睛，其次是虎，最难看的是猪的眼睛。当回到了草原上，我一想起我的家在沈阳，我还要回去的时候，心里就更忧伤。为什么不永远留下来呢？我说服不了自己。
有一天吃完饭出去散步，我在前面走，我爸和我媳妇在后面走。我爸说：“你看，这就怪了，原野从小生在城里，走路的样子还像牧区的蒙古人上羊圈抓羊，没办法。”
我没有看到蒙古人怎样去羊圈抓羊。每当走到有镜子的地方，比如宾馆，边走边看这个人是怎么去抓羊的。
说实话，写到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写了，因为不知道怎么说蒙古与我这么一件复杂的事，还有好多事情不能说。这时，我想起了张承志。一次吃饭时，一帮人（自然是文人）骂起了张承志，我说请你们不要骂他，你们骂他，我心里很难受，想从这里逃出去。他们惊奇，以为我有更新颖的话要说出来，卖弄。我说你们要再说我就不付帐。在心里，我把张承志看成是蒙古人了，一个穆斯林蒙古人。他对待蒙古人的态度让我惊讶不已，也感动不已。当我把他看成是蒙古人后，就不惊讶了。我也见过许多会说流利蒙古语的各族人，但他们说不出蒙古人的蒙古语。而张承志在心里热爱着蒙古的土地、河流和额吉敏，我为他感到自豪，同时为蒙古民族感谢他。他比所有蒙古族作家写蒙古写得都好，他钻进了蒙古人的心灵之中。这与文学无关，与恭维也无关，他是“曼聂莽古勒”（我们蒙古人）。还有我们蒙古人尊贵的朋友，诗人安谧，他对蒙古的一切留连忘返，真诚地歌颂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他是我的老师，他拉着我的手，走进惠特曼。蒙古人尊贵的朋友还有大舞蹈家贾作光，他几乎受到了所有蒙古人的爱戴。而我这篇文章的名字来源于油画家韦尔申的一幅获奖作品——《吉祥蒙古》。我要说的话都被他画出来了，吉祥蒙古。而我又要到别的地方抓羊去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