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如果你想永远活下去，那么你就必须工作；如果你想今天死去，那么你就必须敬奉神明。
——托斯卡纳人的谚语诅咒工作，也就是诅咒至高无上的上帝，同时，好逸恶劳也是对上帝的亵渎。
——JB塞尔科克让每一个人都辛勤地忙碌吧！让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吧！这样，他们在面见上帝的时候，就能够坦然地说：“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西尼·史密斯劳动是人类最贴心、最实在的启蒙老师之一，人们所需要掌握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劳动，同时，劳动也是人们成功和幸福的本源。通过劳动，人们能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塑造自己、改变自己，正是在辛勤的劳动中，人们才学会了遵守纪律、自我控制的道德品质。因此，那些没有真正参加过劳动的人，就不可能养成专心致志、全神贯注的品格，也不可能具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人们正是通过劳动，在不断地磨炼中，才逐渐掌握了一门门技巧，从而慢慢地学会了处理日常事务的本领。
劳动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或者说，劳动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本能，正是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本能，才推动了人们不断地创造生活和事业，从而推动了各个民族和全人类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想要生活下去，就必须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地劳动，这是一种不可违背的客观自然规律，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倘若人们要享受幸福的人生，享受幸福的生活，也必须要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劳动，也只有在劳动中，人们才能找到源源不断的快乐，才能创造出美好幸福的人生。
也许有人会认为，劳动是一种重负压在我们头上，是造物主对我们立身人世的一种惩罚，事实上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为我们创造了一切，为我们带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享受。人类的伟大和光荣之处，就在于人类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正是人类有这样的认识，通过辛勤的劳动，才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倘若人类一旦废止了劳动，所有的幸福都将成为一纸空谈，化为泡影和空想。
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幸福之本，而懒惰、好逸恶劳则是破坏人类生活的万恶之源，懒惰会吞噬一个人的心灵，就如同灰尘可以让铁生锈一样，懒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人之后，他有幸目睹了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波斯人的生活十分腐败，他们厌恶辛苦的劳动，却只贪图舒适地享受祖先留下来的成果，正因为波斯人如此好逸恶劳，才使得亚历山大所率领的热爱劳动的民族有了征服波斯人的可乘之机。于是，亚历山大不禁感慨道：“没有什么比懒惰和贪图享受更容易使一个民族奴颜婢膝，也没有什么比辛勤劳动的人们更为高尚。”
古罗马皇帝塞维鲁一生征战无数，他先后率领部队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不列颠。在塞维鲁皇帝弥留之际，当他听到自己统帅的大军在格兰片地区将行军打仗的生活用品糟蹋得一片狼藉时，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他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若是自己的军队在生活上没有一个严格的纪律作为保障，那么，单单这一件小事，就能滋生军队的纪律涣散、麻痹大意，从而影响到整个作战计划。于是，他借这件事向该军团施压，警告该军团不仅作战时要勇猛向前，而且在生活上也要纪律严明。之后，塞维鲁皇帝在临终时，给士兵们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我们必须将‘劳动’提到军事议程中来，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罗马大军的蓬勃生机才能永久地保持下去。而且，罗马将军们的威望，也必须建立在赫赫战功的基础之上。”
在远古时期，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最普通的活计，都具有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农活、各种各样的谋生手段，往往与尊贵和高尚联系在一起。古意大利就属于这种情况，关于这些记载在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普林尼的著作中，人们可以窥见一斑。在当时，一个人下田从事什么样的农活，都是有讲究的，所有的农活都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官职大小相关联，你想干什么样的农活，你自己说了并不算，得听统治阶级的安排。那些凯旋而归的将军及随同他们出征的士兵，如果能被恩赐去耕田，在当时，那是相当荣耀的事情。因此，将军们往往要亲自扶犁掌耙，从事田间劳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人们将象征着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桂冠，打造成犁铧的形状。那些被允许去田间劳作的将军们，在农夫们的指导下，十分荣幸且十分细心地扶犁耕田，而农夫们却能在一旁会心满意地欢笑。到了后来，统治阶级才将奴隶制推广到各个部门，久而久之，劳动成了奴隶的代言词，劳动不再戴有光荣的光环，而被定义为一种奴颜婢膝的奴隶行为。一旦劳动在罗马帝国“失宠”后，懒惰与奢华就趁机跳出来，包围了整个罗马统治阶层，最终使得罗马帝国走向了衰落和灭亡。
在各种各样的人性之中，没有什么比懒惰这一不良习性更让人感到不齿的了。有一个喜欢周游世界的人，因为长期在外地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因此，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他能对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地位的人，了解得十分透彻。当有人问：“您知道不同民族的最大共同点是什么吗？”他说：“好逸恶劳，是人类最大的共同点。”英国哲学家穆勒说：“其实，无论是王侯、贵族，还是普通市民，都具有这个特点。因为人们总是想着尽力去享受劳动的成果，而不愿从事艰苦的劳动。懒惰和好逸恶劳的这种本性，如此普遍存在并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被这种本性所驱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毁灭其他民族，甚至整个社会。因此，为了保障社会的统一与和谐，往往需要一种强制的力量，来迫使人们克服懒惰的习性，从而不断地劳动，创造先进的生活方式，也正因为需要依靠强制的力量，来迫使人们改变这一好逸恶劳的本性，也就产生了专制政府。”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而言，懒惰这一习性，都是一种催人堕落，具有毁灭性的不良习惯。一个人若是沾染了懒惰和懈怠的习性，他在世界历史上就不会留有好的名声。懒惰是一种精神腐蚀剂，因为懒惰，人们才不愿意爬过一个小山岗；因为懒惰，人们才不愿意去战胜那些完全可以战胜的困难。因此，成功只会光顾那些辛勤劳动的人们，而那些生性懒惰的人，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成功者。懒惰是人性里面的一种恶劣而卑鄙的精神重负，人们一旦背上了懒惰这个包袱，就只会怨天尤人，滋生抱怨的情绪，而一旦染上精神沮丧、无所事事的习惯，那这个人就成了对社会不会有利只会有害的人。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些脑瓜子十分灵活的人，但他们却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干什么事情都舍不得花力气、下工夫，却总想着怎么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这种人的脑子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但是他们却总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盘算着掠夺本属于他人的东西。正如肥沃的稻田不生长稻子，就必然长满茂盛的杂草一样，那些好逸恶劳者的脑子中，就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杂草”。正义之神正是派遣了这些拥有懒惰本性的恶魔，来折磨这些头脑中长满了“思想杂草”的懦夫，并时时折磨他们、戏弄他们。然而，真正的幸福绝不会光顾那些思想麻木、四体不勤的人，它们只会眷顾那些积极健康、辛勤劳动的人。
对于成功和失败、幸福和苦难，只有通过劳动创造生活，才会给人们带来成功和幸福，而懒惰只能使得人们精神沮丧、万念俱灰。任何人只要劳动，就必然要耗费体力和精力，但劳动绝对不会像懒惰一样，使人精神空虚、万念俱灰。马歇尔·霍尔博士认为，“劳动是治疗人们身心病症的最好药物，而没有什么比无所事事、空虚无聊的不良习性，对人更为有害的了”。美因兹的一位大主教认为，“一个人的身心就好比磨盘一样，如果把麦子放进去，它会把麦子磨成面粉；如果不把麦子放进去，磨盘虽然也在照常运转，却不可能磨出面粉来”。
那些游手好闲、不肯吃苦耐劳的人，不愿意好好地工作、劳动，却常常会想出各种主意和理由编造出“好听”的借口，为自己辩解。诸如“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是路上有老虎和狮子，太危险了”。“我倒想上去的，就是那山太难爬了”！“你也没有必要尝试了，我已经试过了许多次，每一次都不可能成功”。针对这种种诡辩，塞缪尔·罗米利先生曾写信给一位年轻人说：“虚度光阴的最好方式，就是懒惰。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你这种懒惰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借口。当在生活上遇到一点点挫折后，你总是想方设法地搬出种种漂亮的借口为自己辩解，在我看来，你其实能成功的，只是你不肯付出努力，不肯在困难面前想方法、下工夫，因此，你就产生出了一种歪门邪道的理论，那就是自己不行、自己没有能力，可是，要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能干的事情干得出色。若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没有将一件事情干好，那是他确实没有能力胜任。然而，你没有写文章不表明你自己不能够写，而是你不愿意写罢了。就这样，在你的思维里，你产生出了这样一条自我认定的‘真理’：我没有这方面的爱好，证明我没有这方面的才干。试想，这是多么愚蠢可怕的事情啊，你没有努力去做，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没有那方面的才干呢？你其实就是不想努力，不愿付出，因而找到了一个非常华丽的托词。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为不努力、不付出、不劳动而产生这些华丽的托词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走向无穷无尽的黑暗。”
倘若一个人想要拥有某种东西，却又不想或者害怕付出相应的劳动，这是一种懦夫的行为。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幸福也只会降落到付出劳动的人群中，而从来不会向空想而不付出行动的人施舍任何东西。人们也只有通过付出相应的劳动和汗水，才会收获到成功和幸福，也才能懂得美好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从而愈加珍惜它，这也成了一条关于幸福的亘古不变的定义。如果一个人过着悠闲的生活，而这种悠闲并不是自己通过努力而获得的，那么，他也并不会感到踏实和自在。那些不是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成果，你既然没有为得到它而付出代价，你也就不配有资格去占有并享用它。因此，德国文艺理论家、剧作家莱辛深深地相信一条真理：不思进取、游手好闲和死气沉沉，是一种能让人致命的毒药。为此，他在著作里写道：“如果全能的主一只手里握着‘真理’，另一只手中拿着‘寻找真理’，主让我二者择其一，我将这样回答他：我全能的主啊，把真理留给你自己吧！让我自己去探索真理，这样我会活得更踏实一些。”
悠闲必须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或者与辛苦的工作紧密相连，这样的悠闲才会有价值。在紧张的劳作之余稍事休憩，放松一下自己，然后再投入到工作和劳动中，这样的休憩才会对一个人有意义，才不会使得他们无所事事，以致感到空虚和抑郁。因此，离开了劳动的悠闲，纯属毫无意义的无聊之举，会使他们懈怠工作，产生无聊、抱怨的情绪。正如过度饱食总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一样，过度的悠闲也对人们的身心百害而无一利，无论是无所事事的富人，还是游手好闲的穷人，他们的内心都会感到空虚、寂寞、抑郁、苦闷。不管任何人，只要他们一旦脱离了劳动，他们也就远离了幸福。有一位年逾40的法国乞丐，总是感到精神空虚，无事可干，最后被人抓进了监狱，在布尔热监狱呆了8年之后，他终于良心发现，在自己的右臂上纹上了这么一句话：过去的时光已经欺骗了我，现在的时光就会戏弄我、折磨我，一想到将来的时光，我便恐惧不已。对于天底下所有好逸恶劳的人来说，法国乞丐的这句话，可谓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无论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也无论这个人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都无一例外地要通过努力的劳动，才能获得幸福的真谛。一个民族要想崛起，那么，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达官显要还是普通市民，都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各尽所能，从而为社会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因此，无论是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万贯家产或者从祖辈那里世袭而来成为缙绅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学习而成为达官显贵的人，都不应该轻视劳动，不应该理所当然地享受一切劳动成果，也不应该陶醉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1869年，斯坦利勋爵在就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给学生们作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演讲，他说：“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不管他多么和蔼可亲，也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更不管他是多么的声名显赫，他过去不可能、现在也不可能、将来更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就是劳动，劳动就是生活，两者是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我识人的标准，就是让我看看你能干什么，我就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一向认为，拥有良好品德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劳动。因为一个人尊重劳动，才能在心里抵御各种卑劣和腐朽的思想对自己的侵蚀，也才能抵抗各种低级趣味的引诱。我想进一步说明，只有那些热爱劳动、尽职尽责的人，才能摆脱由于沉溺于自私自利之中而带来的无数烦恼和忧愁。有人认为，只有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两耳不闻窗外事，才能避免种种烦恼和不幸。无数实践经验表明，虽然许多人都已这样尝试过，但其结果都是惊人的相似，那就是，无论是谁，都不可能躲避烦恼和忧愁，也不可能避开辛苦的劳动。那些不经过劳动，却试图躲避烦恼的人，烦恼却总是自己找上门来，忧愁也总是光顾他们。有些懒惰的人总想干些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但生活对于每一个而言都是公平的，这些轻松的、简单的事情，对于懒惰者而言也会变得很困难、很艰难；那些一心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或迟或早会意识到生活总是特别的冷酷无情；那些一心只想逃避责任的懦夫，也迟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这种人总是对高尚的、有利于公众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于是乎，各种卑劣、庸俗的念头就会在他们的大脑中膨胀起来，从而腐蚀、侵害他们的灵魂。其实，这种人的心思本来可以用在有益的、健康的事业上，结果却由于私心杂念过于膨胀，而导致自己的心智、脑力被各种各样琐屑、卑鄙甚至是幻想出来的烦恼和痛苦，白白地耗费、折磨殆尽，从而虚度了自己毫无意义的一生。”
即使从最低级、最庸俗或者从纯粹个人享乐方面来讲，适当从事有益的劳动，也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不劳动就没有资格享受劳动所带来的快乐。斯科特先生就常说：“即使当我们被雇佣的时候，当我们从事艰苦劳动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很幸福、很快乐，我们也常常能睡得相当酣畅。适当的休息、必要的休闲，这是人人都希望的，但这一份清闲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换来，只有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所换取的安逸，才会让人感到舒适，才会使人享受到劳动之余的乐趣，也只有这样活着，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无限的幸福。”
在我们身边，确实有许多人因过度劳累而死亡，但有更多的人因自私自利、过度纵欲和无所事事而死亡。那些因过度劳累而使自己身体垮掉的人，一般来讲，都没有注意适当照顾自己的生活，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倘若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生活和健康，而完全沉溺于过度劳累之中，可谓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明智的人应当引以为戒。斯坦利勋爵在给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演讲时，也曾指出：只有那些有规律地、协调地、能持续不断地努力工作的人，才不至于因无节制、无规律的过度劳累而损伤自己的健康。
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意义，绝对不能仅仅凭借他活了多大岁数这一标准来衡量，这种认为一个人活得越久，他生命的意义就越大的观念是极其不正确的，也是一种毫不负责的行为。因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主要应该看他在有生之年都干了些什么，他对自己所干的事情有着何种兴趣，以及他所干的事情对社会有多大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干的事情越有益，他为之付出的精力和代价就越大，那么，他的生活就会越充实，他的生命也就越有意义。相反，那些一辈子无所用心、虚度年华的酒囊饭袋，也不过如同一根朽木苟延残喘于世罢了，这样的人即便年逾百岁，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早期的基督教牧师都以亲自参加各种辛苦的体力劳动为荣，圣保罗就主张“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点。圣保罗的一生，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的，他为自己能靠劳动而活着感到无比的荣幸，同时也为自己没有欠下别人一分钱而感到万般骄傲。当垒·波尼法斯到达英国之后，他一只手拿着福音书，另一只手还要拿着木匠用的尺子，时时刻刻准备着投身到劳动当中。后来，波尼法斯又从英国辗转到了德国，他营生的手段，还是靠着自己那门木工的手艺。路德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一生干过许多活，比如从事园艺、建筑、钟表制造和车工工艺，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相当的勤勉，总是凭着自己的劳动去换取面包。当纽伦堡的一位修道院院长送给路德一套车工工具时，路德在给这位修道院院长的信中，特意讽刺了不劳动的人，他说：“在钟表制造方面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感到太高兴了。然而，与我付出劳动换来幸福所不同的是，撒克逊人总是醉醺醺的，他们总寄希望于别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了，从来都不想着自己去努力劳动。但是，只要他们的杯中还有满满的饮料时，这些醉汉倒不会在意是什么时候了，也不会自找麻烦地去关心钟表、钟表制造商以及时间本身是不是还在正常运转。”
每当拿破仑参观优秀机械工业制品时，他总是对那些发明家表示深深的敬意，到了离开的时候，他也总要向发明者深深地鞠躬，以表示真诚的感激之意。有一次，拿破仑与巴贡贝夫人一同在圣赫勒拿岛参观，这时，有一些佣人挑着满袋子的货物走了过来，堵塞了道路。高贵的巴贡贝夫人满脸怒气地命令这些佣人们赶紧散开，不要挡着道路，拿破仑却马上插话道：“夫人，请你尊重这些挑夫。”在拿破仑心里，即便是那些地位最为卑贱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苦役，也对整个社会的幸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应当给予尊重和敬仰。有句谚语说得好：“如果哪一个农民没有耕地，哪一个妇女没有纺纱织布，那么，就一定会有人要挨饿受冻。”
人们若能经常性、习惯性地从事一些有益的事业，就能收获到幸福和快乐。若是一旦离开了这种经常性的、有益于身心的劳动，人们就会百无聊赖、无精打采，从而导致精神萎靡不振，进而头昏眼花，神经系统紊乱不堪，久而久之，身体自然会莫名其妙地垮下来。卡罗林·伯瑟斯曾经用心良苦地告诫刚结婚的女儿路易莎：“你千万别向懒惰和无聊让步。当孩子们外出度半天假的时候，我自己也像白天的猫头鹰一样，无精打采、神情恍惚、单调乏味。年轻的妻子多多少少会感到生活有些单调、无聊、厌倦，但你千万不要陷进这种状态之中。战胜无聊和苦闷的最好办法，就是勤奋地工作，满怀信心地劳动，一个人一旦参加劳动，快乐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无聊和单调也会无机可乘，继而逃之夭夭。一个人勤奋地工作，愉快地劳动，总是去干这样或那样有益的事情，他就会摆脱苦闷，收获幸福。懒惰是魔鬼为所有伟大人物和小人物设置的陷阱，一旦掉入这个陷阱中，就等于落到了恶魔的手中，势必无法自拔，跌入万丈深渊。这是你祖父说的，我现在同样告诉你，因为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同样，人们从事一项固定的有益的职业，对一个人养成良好的身心也是有好处的。一个人从事固定的工作，不仅有益于心智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修身养性也十分有益，而那些一辈子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的人，总是一天又一天地挨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思进取，不想着有所作为，久而久之便养成了懒惰习性，难以自拔。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一事无成地过了一辈子，那些原本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可以开发利用的智力资源，就这样白白地被他们浪费，葬送在他们亲手为自己挖掘的坟墓里。那些朝气蓬勃、充满进取精神的人，总是活得精神欢快，不仅充分利用了时间和精力，而且也能愉快地工作，愉快地休息，继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又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这种既会工作又会休息的人，他们身上往往能折射出无穷无尽的道德力量，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对于生活本身而言，即便是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也比无所事事的无聊虚度要好得多。弗兰西斯·德拉克年轻时，被派到海上去工作，他的老板总是迫使他认真、刻苦地工作，然而他却以此为乐。英国著名学者、传教士富勒，在谈到德拉克先生时说：“德拉克年轻时所受过的这些严格的训练，已经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使得他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地专注于工作，同样，这些严格的锻炼，也使得他的身体更为结实，意志更加坚定。”与德拉克一样，席勒曾经长时间从事日常的、机械性的车间工作，在回忆这段充实的工作时光时，他得意地说：“这种按部就班的机械性工作，使我养成了勤奋、专注、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并终身受益。”
法国著名画家格勒兹说：“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就是从事各种有益的职业劳动。”古往今来，无数著名人物的亲身经历，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真理。法国新教神学家、古典学者卡佐本，在一位朋友的数次诚恳劝说之下，被迫离开工作，彻底地放松休息了几天。令朋友大惑不解的是，卡佐本享受不了这份清闲，随即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说：“我宁可带病坚持工作，也不愿意无所事事地拥有这份清闲，倘若一个人什么事情也不干，那将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啊。”
洛克哈特在《司各特传》里写道：很少有人能赶得上司各特的勤奋和专心致志，他一辈子扑在文学事业上，并且锲而不舍、笔耕不已。司各特精力过人、心境安详、举止得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将各个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人加以考察，恐怕在那些极为突出的领袖式的人物中，也很难找到与司各特相匹敌的人；同样，即使在所有那些可以称得上文学天才的人里面，也实在找不出能比司各特更胜一筹的人。司各特曾经多次语重心长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们，要认识到勤奋对于一个人的极端重要性，勤奋能创造成功和幸福，也是奠基快乐和美德的基石。
在儿子查尔斯上学时，司各特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劳动并勤奋地劳动，是人生一世的主要压力，也是主要的动力，没有劳动就没有现在生活的一切，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也就难以有所建树。农夫用自己额角的汗水换来甘甜的面包，富翁也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摆脱生活的厌倦和烦恼。因此，你要知道，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没有耕耘也就谈不上收获，不下苦功夫也就不可能学到本领。当然，在人类生活中，会有许多偶然性，也会有许多机缘，那些农夫播下的种子也可能被其他不劳而获的人偷割，但是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掠走农夫因种植稻田所得到的经验，所以，只要我们劳动了、勤奋了，那些倒霉的、不幸的、厄运的事情，也难以从我们的脑子里偷走我们自己的知识。我劝你要大量而广泛地吸取各种各样的知识，用深厚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你的那些知识才会成为你将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即便心存歹心的人，也无法从你的头脑中夺走你的知识。这些你通过努力获得的知识，只有你自己才能享用它，别人是替代不了的。我亲爱的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利用有限的时间勤奋学习，不断进步。你现在还年轻，有着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你的脚步轻快、头脑灵活、接受能力强，这将是你一生中接受知识的最好时期，倘若错过了这段时光，你将来定会后悔莫及。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春天没有播种，秋天就不可能有所收获。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浪费了这段时间，你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到了老年就不会被人尊重，如果你现在不觉悟，到了老年时再觉醒，那就为时过晚了。”
我们往往能通过一个人所喜爱的座右铭，窥探出这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塞西在《医生》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要想了解一个人，通过了解其他人给这个人写的书信，就可以很好地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品格和为人，而这个人自己写的信倒很难反映出他的自身品质。我们可以从以下成功人士的座右铭里窥见一斑：司各特的座右铭，就是“一刻也不要闲着”；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逊最钟爱的格言是“没有知识就没有生活”；伏尔泰的人生格言是“生活就是工作”；自然学家拉西比德和作家普林尼都喜爱的格言是“生活就是观察”。除了这些名人自己喜欢的座右铭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名人身边的人对他们的评价，来了解名人的性格和品格，例如波舒衷在读大学的时候，学习十分勤奋刻苦，他的同学因此称他为“一头总在耕地的公牛”。我们也还可以通过名人为自己起的笔名，来了解名人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比如瑞典诗人斯杰伯戈，曾用过一个笔名来象征自己的奋斗历程，那就是“人生就是一场斗争”，同样，弗里德里克·冯·哈登堡也曾采用了和斯杰伯戈具有同样意义的笔名，那就是“生活充满了竞争”，因此，我们通过这两位天才人物所采用的笔名，就可以看出他们非凡的抱负。
劳动是对人的能力和纪律开展训练的老师，通过劳动，能活跃人们的思维，增强人们的组织纪律性，养成互相合作的习惯。由于人们在劳动中增强了技能，养成了合作的习惯，强化了纪律观念，这就为人们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一个人若是劳动，那比他无所事事要好得多，因为无所事事会使得他们变得呆滞、迟钝和懒惰，然而通过劳动，他们就能逐渐掌握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技巧。不但如此，人们通过在劳动中学习到了竞争的自然规律，他们就会自发地节约时间、讲求效率；生活要有计划、有预见性；说话办事要理清思路、注意条理性，总之，人们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劳动，才能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由于人们在劳动中有了锻炼，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就能应付自如，那些平常训练出来的各种能力就能派上用场。此外，由于人们平常总在习惯性地坚持劳动，一旦有了空闲的时间，就可以以饱满的热情去享受这份清闲，享受这其中的快乐。
柯勒律治曾在《关于科学方法的讲演》时，深刻地指出：“如果说那些无所事事的闲散之人，是在消磨时间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些办事有条不紊的人，把时间融进了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些办事有条理的人，绝非仅仅靠着自己的感觉、知觉来做事，而是将时间看作一个确定的对象，用他们自己的良心去体悟、规划，从而合理地利用时间。他们往往不是从一般的时间观念上来看待时间本身，而是将时间赋予了灵魂和道德的人性素养，从而从道义上善待自己的这位朋友。他们觉得，如果浪费了时间，就如同亏待了朋友一样，会感到良心的谴责。因此，一个忠实而尽责的仆人，总是把时间和精力，有条理地运用在指定他干的事情上。在这里，时间在这位仆人手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可以这么说，这位忠实的仆人是一位守时的人，但他却不能算作是一位视时间为有灵魂有心灵，从而在道义上善待时间的人，因为他生活在时间当中，而时间却没有生活在他的生活当中。这位仆人所经历的年年岁岁，正如准时到点的班车一样，每一次都有清晰的记载，比如他在某年某月干了什么样的事情，时间都为他列上了生活的清单，看起来，时间似乎与他同在，但他却从来没有从时间本身来考虑其更为深远的价值。
现实生活是人们最好的老师，它会有效地教会人们各种各样的方法。有效的工作方法，是人们通过与其他人在不断的接触中，慢慢体会、总结出来的。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即使是一件再普通再寻常的生活小事，也能折射出许多生活的大道理。只要人们善于观察、体会、总结，哪怕是管理一个小家庭，也能从中发现或找到治理一个国家的大道理。因此，那些有能耐的家庭主妇，都是工作效率极高的人，正因为她们具有这样的品质，她们才能在生活与工作中妥善地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要想管理好一个家庭，这些妇女们就必须善于掌握和管理家中的各种细小的问题，她们也必须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也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筹划好家中的大小活动，才能机智地处理那些突如其来的家庭问题，也才能将这个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正如要想高效地管理好一个家庭，她们就要拥有勤奋、专注、自律的品质，还要具有深谋远虑、谨慎小心的能力，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具备实际才能、应用才能和组织才能，同时还要善于洞察人心，讲究方法和技巧，而这些恰恰也是人们从事其他任何管理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事实上，人们其实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获得处理、驾驭世事的能力，诸如家务管理、职业训练、商业和贸易往来、社会组织、政府工作等，只要人们具备了这种能力，就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处理这些问题。
其实，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是一件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事。《玻尔·莫尔公报》曾发文告知人们：“要想培养自己遵守纪律的素养，训练我们的智力以及锻炼我们的应变能力，就要尽心尽力地做好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专心致志地工作，友好地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处理好各种令人讨厌、使人为难的事情。”这一观点，被许多人当作行为守则运用于生活当中。
有人认为处理日常生活琐事或从事一般性的交往，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谋生，这一观点是极其庸俗的。因为，日常事务贯穿了一个人的一生，只有处理了日常事务，才能更好地胜任复杂和艰巨的社会生活。一个人不管他喜不喜欢处理日常事务，他都要明白并重视，这就是他急需解决的工作。其实，处理日常事务，也是对人的一种能力的训练，它要求人们不仅要专心致志，而且要时常自我否定、自我克制。因此，无论是谁，若将日常事务抛在一边，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扑在自己的事业或职业上。
如果一个人处理不好许许多多的日常琐事，就不能抑制因此而带来的种种冲动，也同时不能约束或压制因此而带来的种种空想和怪念头，自然也就不能训练好自己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最终也胜任不了自己的工作。因此，一个人要想能胜任工作，就必须养成良好的素养。这些胜任工作的良好素养，要求人们需有坚强的意志力、善于自我控制，同时要对生活、工作充满热情和激情，且要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要尊重知识。尽管这种修养并不一定能造就优雅的绅士，但是养成了这种素养，它就能使得人们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变得坚强有力、游刃有余。一个人在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时，他还会自动自发地培养自己勤奋刻苦、专心致志、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善于同情体谅他人等一切良好的品性，同时通过这种训练，人们的识别力、判断力和机敏程度都会有相应的提高。
良好的修养、优秀的品格，是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引路人，只有那些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生活的幸福。从长远意义上来讲，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都要从社会生活中来，只有经过了社会生活的种种严格考验，才能形成良好的品格，也才能增长一个人的才智。无数事实证明，只有经过仔细地观察生活从而不断地实践，才能获得良好的素养。一个人若是抛开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抛开了各种严格的训练，而去埋头冥思苦想或仅仅注重文学上的修养，都不可能增长才干，也不可能养成优秀的品格。特洛楚将军曾说：“要想成为一位好铁匠，就必须一辈子花上大气力从事打铁的工作，同样，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就必须长时间地研究日常事务。”
司各特的一个为世人称道的显著特点，就是他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能人都表示出最崇高的敬意。他曾公开声称，不要说那些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就是一流的领袖，也并不比普通的劳动者高明多少，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各自所站的地方不同而已。
伟大的统帅和将军都是十分谨慎、小心的人，他们往往对各种各样细小的事情，都要加以周密地考虑，从不疏忽。当威灵顿在西班牙担任联军总指挥时，他要求士兵们将各种各样的装备都事先准备好，甚至对士兵们应该如何生火做饭都作了精确的批示，在印度作战的时候，他更是具体规定了小公牛每天必须赶多少路。正是由于威灵顿精于筹划、大小事情一抓到底，他所率领的部队生活作风非常过硬，作战时也非常勇敢，士兵们也对他充满了敬畏和佩服，并且对他十分的忠诚和友好。威灵顿的一位好友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印度战役的作战情况后，对威灵顿说：“勋爵，在我看来，你在印度的主要战绩，是如何侍弄稻米和公牛。”“确实如此！”威灵顿说，“如果没有稻米和公牛，我就养不起士兵，没有士兵，我就会被别人击败；相反，有了稻米和公牛，我就有了士兵，有了士兵，我就能战胜敌人。”
许多伟大人物都具有非常的胆识和超人的才智。当拿破仑麾下的健将朱诺，率领法国军队来到门迪戈河岸时，威灵顿仍旧只身来到自己驻扎在河口的军队中，拟就作战计划；据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恺撒，率领部队横越阿尔卑斯山时，还写就了一篇关于拉丁修辞学的论文；罗马帝国的统帅华伦斯坦，在率领6万人马与敌军作战时，当听说部队中的禽畜生了病，他全然不顾敌军已经临近的危险，毅然在司令部里从容地下达了救治这些禽畜的命令。
华盛顿也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早在孩提时代，他就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这种习惯，后来，他就将这一习惯融进工作中，培养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至今，华盛顿的那些手抄课本，还依然完整地保留着，我们也能从中看出，早在他13岁的时候，他就自觉地抄出了许多账单的复本，以及认真抄写各种收条、笔记、文据、契据、租约和土地授权书等等，用以加深印象，正是这些对各种事情都非常关心和认真的习惯，为他以后处理复杂的军国大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画家要成就一件传世之作，要吃许许多多的苦头，要经过许多年的积累和磨炼；一个作家要成就一部优秀的作品，就要经过多番痛苦的思考；一个将军要封侯拜爵，就要率领部队身经百战；这些画家、作家和将军都要靠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从而铸就荣誉的桂冠。与他们相比，那些善于处理、管理各种事务的能人，一点也不逊色，他们当中的著名政治家、管理家同样要面对万般艰难险阻，也必须要作出牺牲、克服困难，才能赢得辉煌。乍看起来，他们似乎没有流血，事业似乎也平淡无奇，但是他们成功的背后，并不比那些画家、作家、将军要少流汗和少费心血，只是形式不同，然而所要付出的努力却大相径庭。
有人认为天才人物根本不在乎这些日常生活琐事，更不在乎这些日常生活的能力训练，这一观点是相当错误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立不住。我们从比克纳尔先生的妻子在其所著的《桑福德和莫顿》一书中了解到，“比克纳尔是一位平凡而受人尊敬的人，但是他身上却有许多缺点，比如轻视日常生活琐事、厌恶日常事务。事实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极为勤劳的人，他们从来不蔑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事，即使是那些常人认为很卑贱的事情，他们也都能投入满腔的热情。这些伟大人物不仅比平常人能更认真地对待这些琐事，而且总能真心诚意地做好这些事情。正是处理这些琐屑的小事，帮助他们自身增长了才干。任何传世之作都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在不断的实践中孕育而生的。那些伟大的品格、超人的才能，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他们通过平常的点滴积累，由量变到质变而升华得来的。因此，在任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指望那些不愿意干小事的人能将一件大事干得多么的出色。
辛勤工作的人才会拥有才能和本领，埋头苦干的人才会获得权力和荣耀，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必会整天无所事事。只有那些十分勤劳和努力的人，才有机会管理和统治这个世界，因此，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路易十四认为：“国王只有辛勤劳动，才能管理好国家。”英国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克拉伦登，在讲到英国国会领袖之一、税务专家汉普登时，他说：“汉普登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在他身上我们从未见到懒惰和闲散的影子。他总是把最重的担子压在自己身上，总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尽职尽责地工作，因此，就算是他面对那些最辛苦、最繁重的工作时，他也从不产生抱怨的情绪，而是以百般的热情应付自如。有一次，汉普登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的生活就是辛勤地工作，几年来，我一直尽力为国家、国王恪尽职守，尽心尽力，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有时我甚至无法抽出时间来孝敬二位双亲，就连写一封信的时间都要计划好，一旦有了新的任务，我就只得延后再延后。’”与汉普登一样，克拉伦登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无论在办公时间还是在闲暇时间，他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事实上，任何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是埋头苦干的人，从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常常令我们感动。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著名的人物在工作中都充满着活力，为了执著地追求事业，他们常常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激情和热情，投入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当中。在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中，英国政治家科布登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自己像一匹马一样，狂奔不已，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无独有偶，布莱汉姆勋爵是有名的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在布莱汉姆的一生中，他总是充满着无限的工作热情，总有使不完的精力，无论什么事情，他不干则已，一旦决定干，不达目的就不罢休。布莱汉姆的这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感动了他身边的许多人。
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在工作中找到幸福，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一个人多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老老实实地干自己的事情，就会激活人身上的活力，从而增长自己的才干。一个人胜任工作的基本条件，既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又要拥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还要培养自己优良的品德和教养。如果这些基本条件你都具备了，那么你从事任何工作，都会得心应手。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有既热爱工作又善于工作，才能真正找到工作的乐趣。不管你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还是搞文学、搞科研、搞影视艺术创作，你都必须具备这些最起码的基本条件。因为，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一些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创作出来的，而绝非靠运气凭机遇者胡编乱造出来的。此外，时间观念也很重要，因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讲求效率、注意节约时间，许多大家之所以能出类拔萃，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时间。
除了那些牧师、祭司、布道者等神职人员之外，在早期的英国根本没有文学阶层，因此，在那个时候，很多的英国作家都是实务家，他们所接受的训练都与文学无关。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雷·乔叟，早年曾当过兵，后来在一个小海关当海关审计员。然而，乔叟的审计员工作却不是一个闲职，他得用手仔细地记下每笔账目，而且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因此，只有当乔叟在海关公署将所有这些账目都处理完毕后，他才能高兴地回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静下心来看自己喜爱看的书，也才能有时间自由自在地思考问题。乔叟每天都花很多的时间在诗歌的创作中，只有到了头昏眼花、眼前一片模糊时，他才不情不愿地上床休息片刻，醒来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
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人们将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整个社会生活显得十分粗俗和喧闹。在当时，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工作者，到处都充斥着实干家、商人。斯宾塞就担任着爱尔兰代理勋爵的秘书；大作家罗利先后当过朝廷侍臣、士兵；培根在成为国王的掌玺者和国家的大法官之前，曾经是一位很普通的律师；布朗曾在诺里奇当过医生；胡克曾是一个乡村牧师；莎士比亚曾是一个小戏院的老板，当时的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演员，他的主要心思在于如何投资赚钱，而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的兴趣。然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那些最为突出的伟大作家，都是一些十分勤劳、实干的人，只要他们心里有事业，无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他们依然能成功。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的实业极为发达，然而，这一段时期的文学事业也极为辉煌，许多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在这一时期相继诞生。
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考利深受朝廷信任，曾给几个主张立宪君主制的领袖当过秘书。在给女王当私人秘书期间，考利要直接把女王与查理一世之间的通信编成密码，然后再破译出来，这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为了完成工作，考利有时白天工作后，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地投入到工作中，这一工作在考利的一生当中，持续了好些年。同样，当考利正为皇家事业献身之时，弥尔顿也正受雇于英伦三岛共和国，他先是当过地位低下的老师，尔后担任过拉丁文秘书，后来又担任了国王的助理。约翰逊博士说：“无论是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后来从事其他工作，弥尔顿在工作中都是十分勤奋、认真和负责的。”当王政复辟之后，弥尔顿的宦海生涯就结束了，此后，他便埋头在文学创作之中。但是在弥尔顿从事伟大的文学创作之前，他每天都还抽出时间来认真阅读、反复思考，花时间对生活加以敏锐而仔细地观察，从而将身心深入到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前期工作的努力，他创作文学时，便感到得心应手。
事实上，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看起来与科学和文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两者之间有着很多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许多科学发明和文学作品，都是直接来源于实际生活，这也应承了那句古话：“艺术来源于生活。”伏尔泰坚持认为：“文学离不开生活。”一个人只有将丰富的现实生活，同聪明的头脑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将抽象的书本知识融合到变化并发展的实际生活当中，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家，一旦他们脱离了现实生活，不与各种各样的生活接触，不深入到现实生活当中去，他们也不可能写出任何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因此，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都不是由一些专门搞文学的人创作出来的，而是由一些实业家创作出来的。对于一个干实业的人来说，文学其实并不是他的本行，仅仅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娱乐和消遣。因此，文学并不神秘和奥妙，也并不是距离我们千里之外，而是在我们生活的现实当中。许多专门搞文学的人之所以写不出东西来，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记得《季刊》总编吉福德先生说：“第一种情形，就是单纯地靠文学创作来谋生，那将是无聊、乏味和辛苦的事情。第二种情形，就是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天活，然后再从事一个小时的写作，比自己整天冥思苦想地从事文学创作，要轻松和快乐很多。”在第一种情形之下，人们整天望着几张稿纸，东张西望，胡思乱想，不仅搞得自己精疲力竭、气喘吁吁，而且写出来的东西也像个瘪三，令人实在不忍卒读。然而，在第二种情形之下，人的思维就相当活跃，他们拿写作只是当作一种享受，不会产生江郎才尽、无从下笔的苦涩感。
柯勒律治在给年轻朋友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没有职业的人，会拥有真正的自由、快乐和幸福。简单的工作，只是一种机械的重复，它不需要人们具备什么非凡的意志力，就可以将这份工作干好。只有那些具备了良好身心健康的人们，才能有规律地从事各种复杂的工作，也正是在这种规律性的工作中，人们的体力和精力都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智力也能得到开发和运用。我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倘若能轻轻松松地无忧无虑地休息3个小时，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想，尽情地娱乐、尽情地玩耍，那么，3个小时过后再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远远胜过那些经过几个星期的艰苦而强迫自己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如果你们要我举出一些把令人沉重的文学创作，同自己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获得成功的例子，只要看看西塞罗和古希腊将领、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就可以了，至于近代的曾任过内阁大臣的莫尔，以及培根、巴克斯特，还有达尔文和罗斯科等等这些成功的例子，就足以证明我所说的观点了。”
最初，意大利那些伟大的文学家也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作家，而是一些如政治家、外交家、法官、士兵和商人的实业家。著有享誉海内外的《佛罗伦萨史》一书的作者维兰尼，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商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曾担任过大使的职务；但丁不仅担任过大使的职务，而且在其成为外交家之前，就曾当过药剂师；伽利略曾经当过医生；意大利现实主义喜剧奠基人、喜剧作家哥尔多尼，曾是一位律师；意大利著名诗人阿里奥斯托，曾是干实业的一把好手，他从事实业的才能绝不低于其创作的才能。
不仅是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伟大的文学家总是和实干家联系在一起。瑞士法学家、著有《万国法》一书的作者维泰尔，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外交家，同时还是一位非常善于经商的商人；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著名小说《巨人传》一书的作者拉伯雷，曾经是一位医生，后来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律师；席勒本人也做过多年的外科医生；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葡萄牙诗人卡蒙斯与笛卡儿等人，在他们各自的早年时期都曾应征入伍。
在英国，许多知名作家都是商人，今天的许多人只知道他们留下来的大作，而他们成名前操着何种谋生的手段却鲜为人知。利洛的戏剧作品是人们公认的最有价值、最有影响力的传世之作，然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却在布尔特利从事珠宝加工、制作的工作，而他所创作的戏剧，是在他的业余时间里完成的；沃尔顿·伊沙克在成为作家前，曾在英国的舰队街贩卖亚麻织品，他只能在工作之余读书并积累素材；笛福不仅仅是作家，他还曾做过马匹代理商、砖瓦制造商、商店管理员以及政治家。
将做生意和搞文学创作完美结合起来的典型人物，就是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他一边在舰队街的索尔兹伯大楼里经营生意，一边在商店后的房子里从事写作，他在后面写出来的小说，就常常在前面商店的柜台上出售。就这样，他写出了书信体小说《帕美勒》、《克拉丽莎》和《查尔斯·葛兰迪森爵士》等对18世纪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品，其中的《帕美勒》还享有“英国第一部小说”的称号。无独有偶，伯明翰的威廉·哈顿，也是位把做生意和从事写作有机结合起来的典型例子之一。有则逸闻趣事，据说他在自传中写到自己活了半个多世纪，居然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直到人们拜读了他的大作《伯明翰史》之后，人们才告诉他，他是位古文物收藏家。这个时候，威廉·哈顿才发现自己这个破书店里，珍藏着许多稀世珍品。富兰克林被人们所称道，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有名望的作家、哲学家、政治家，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印刷工和书商。
关于这些“不务正业”的作家，实在举不胜举。比如谢菲尔德的艾略特，原本是一位经营条型铁的出色商人，但他在业余时间写出了大量的诗歌。艾略特不仅是享誉诗坛的大诗人，同时，还是一位精明过人的商人，他用自己辛勤经营所获得的财富，在乡下建起了漂亮的别墅，并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晚年。还有，著有《激情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伊沙克·泰勒，一直在帮助曼彻斯特的棉布印花商人雕刻印模；著有《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早年曾在东印度公司担任首席检察官，他早期的著作都是在公务之余写出来的；而著有《噩梦隐修院》一书的作者皮科克和著名文学家埃德文·洛利斯以及查尔斯·兰博和都曾在东印度公司供过职；英国女作家麦考利在担任战地记者时，写下了著名小说《我的荒芜世界》；在做生意的间隙里，荷尔普斯先生写出了许多充满智慧的著作。诸如亨利·泰勒、约翰·凯伊、安东尼·特洛普、汤姆·泰勒、马修·阿诺德和塞缪尔·沃伦等等，也都曾在社会生活中担任着重要职务。
布罗德里普勋爵在伦敦警务署担任律师时，却对自然历史特别感兴趣，他也因此在业余时间里写下了好几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比如《动物的娱乐》、《从博物学家的笔记本看世界发展》等，除此之外，他还不遗余力地坚持给诸多刊物写稿。不但如此，在学术研究之外，他还自发地成立了“动物协会”，并为协会的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代价，最后，使得动物协会在社会上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然而，布罗德里普的业余研究，却从来没有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在他担任律师期间，没有一个人指责他的工作。不仅如此，布罗德里普还迷上了摄影，后来成为摄影行业里的一流专家。
许多文学家、史学家都是银行家或高级银行职员。著有《回忆的乐趣》诗作的作者罗杰斯，就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银行家；著有《洛伦佐·德·美第奇》一书的作者罗斯科，就是利物浦的一位银行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作者李嘉图，就是一位银行职员；著有《希腊史》一书的作者格罗特，也是一位银行工作人员；著有《史前时期》和《文明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的作者卢伯克，不仅是一位银行家，还是博物学家和古文物收藏家；谢菲尔德的塞缪尔·伯利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银行家，他却写了大量有关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这里，举出一则关于李嘉图的逸闻趣事，据说李嘉图写下《经济收益理论》的手稿后，自己感到极不满意，准备付之一炬，但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不列颠印度史》的作者穆勒却独具慧眼，并在穆勒的极力推荐下，李嘉图发表了《经济收益理论》，该书一问世，当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同样，那些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们，许多都成了一流的实业家，也同样能干出辉煌的事业。人们一旦经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后，距离成功也就不会再遥遥无期，那么，严格的科学训练究竟是什么呢？这种严格的科学训练包括勤奋的习惯、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习惯等等，而这些习惯恰恰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所必备的素质。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总是十分勤奋、专注，而且善于接受新知识，潜意识地培养自己注重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他们也因此比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更加敏捷、更具有智谋、更具有胆识。不但如此，他们一旦遇到问题常常能审时度势，从而做到因时、因地、因人而变，也就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凡事先发制人，夺人先机，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蒙田曾说：“真正的哲人和圣者，他们的精神十分崇高、心灵特别充实、灵魂异常高洁，他们不仅在探求真理方面独具慧眼，而且在行动上也同样充满着智慧。”蒙田在所著的《随笔》里记载道：“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在一次公开演说中，曾激烈反对那些为了发财致富而自寻烦恼的人。这时，听众席里有一人站起来对泰勒斯横加指责道：‘你将我们寻求致富，说成是自寻苦果的人。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自己发不了财，还想妖言惑众蛊惑别人也不致富。正因为你自己不想致富，你才没有许多的烦恼。’听众的这番言论激活了泰勒斯的商业细胞，他决定亲自检验一下自己的商业能力。一年过去后，泰勒斯成了古希腊的名商巨贾。泰勒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成熟，继而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让那些有所成就和经验的商人汗颜，并为之倾倒。”
同时，在我们的头脑里，一定要形成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善于思考、会做学问是一码事，会生活、会处理实际问题则是另一码事。两者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却也有着绝对的界限，若是认为会读书、有知识就自然会生活、驾驭世事，那就断章取义、舍本逐末了。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偏于一隅、与世隔绝，却能信手拈来洋洋万言，静坐书斋，然而，他们提出的观点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立足，或者还有悖于现实。因此，书本与生活，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有一定的距离，只有那些善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学以致用的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死死地固守书本，不能整天苦思冥想，更不能养成凭空想象却不愿意动手实践的恶习，倘若非要一意孤行，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从而丧失生活的能力。
思想家与实业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表现出来的处世风格截然不同。比如思想家往往遇事深思熟虑，总是习惯于考虑事情的方方面面、仔细权衡利弊得失、思考问题的前因后果，因此优柔寡断、疑而不断；而实业家总是雷厉风行，他们遇到事情时，不会将时间耗费在逻辑推理上，常常是先试、先做，一旦得出确定的结论后，就会立刻付诸实施。贝利就说过一番经典的妙论：“注重思维习惯的人，往往反复思考，直至形成连贯的思想体系；而注重实际的人，则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逐渐获得了快速敏捷的行动能力。因此，从这两种人身上，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往往在行动能力方面略逊一筹；只注重实际的人，思考能力就会有所逊色。此外，我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两方面的能力确实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如果一个人不能注重二者的有机结合，那么，他一方面强一些，另一方面必然要弱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有些人虽然是国家的重臣，却是生活中的孩子。
有许多伟大人物之所以能获得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们将思考和实干统一了起来。比如英国的牛顿，他不仅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铸币局局长；英国的赫歇耳，他除了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外，也曾担任过铸币局的要员，同样也干得非常出色；洪堡兄弟俩不仅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外交和采矿以及治理国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前面我们讲过拿破仑十分尊敬科技工作者，那么，拿破仑会不会任用科学家帮助他一同管理国家呢？拿破仑一贯重视有才干的人，尤其重视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可以说是一位敢于和善于作用知识分子的伟大政治家。然而，在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地任用科学家从事行政工作方面，拿破仑还有所欠缺。拉普拉斯是法国有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当时，他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于是，拿破仑就任命这位大科学家为内政部长，可是任命不久，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拿破仑在下达任命书后，却后悔莫及呢？终于，在拿破仑谈到拉普拉斯时，这一谜底才被揭晓，他说：“拉普拉斯总是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任何问题。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一个又一个学术问题，以至于他常常将那些细而又细的问题提到议程上，进行思考和分析，他的这一所谓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与他演算微积分时按照逻辑、公式一步步推理，简直如出一辙。拉普拉斯这种吹毛求疵的精神，拿来从事科学事业当然行之有效，但如果照搬到行政工作上，却犯了以偏概全、不能灵活机动处理问题的错误。”拿破仑对拉普拉斯的评价极其客观而公允，确实，拉普拉斯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法以及行动方式，并且拉普拉斯年事已高，很难接受新鲜事物，自然很难适应和改变自己的思维和工作的方式，也就不能应对错综复杂的行政工作了。
与拉普拉斯这种纯粹的研究型科学家不同，达鲁虽然以善写文章著名，但他除了注重研究、思考之外，还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法国军队征战瑞士时，达鲁曾在拿破仑麾下的健将马塞纳帐前任军需管理监督员，由于表现出色，拿破仑有意任命达鲁为政府顾问兼帝国事务总管，可达鲁拿到任命书后，却再三推辞道：“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本中度过，恐怕我已没有时间来学会当好一个臣子。”拿破仑听后，笑道：“我身边有许多重臣，他们当中也不乏年老的健将，而国家现在需要一位开明的、有知识的、沉着稳重而又十分警觉的人，来当这个国家的部长，于是，我选中了你。”达鲁见拿破仑非常真诚，于是接受了任命，出任帝国政府最重要的部长职务。达鲁上任后，不仅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而且还以谦逊、果敢、正直和无私，影响了帝国政府时期的一批又一批官员。
英国玄学派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说：“我从来没有闲暇时间。”英国哲学家、作家弗朗西斯·培根也说：“那些最活跃、最勤奋的人们，尽管他们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停下来休憩片刻，但他们却从来不用闲暇活动打发时间。他们眼中的休闲，仅仅是在身心疲倦后的一种调剂，一旦他们恢复好了，便立即投入到工作当中。”古往今来，许多勤奋惯了的人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里创作了许多伟大的著作。对于这些勤奋惯了的人来说，有事可做总比无所事事要舒服和踏实得多，因此，他们总能在有生之年里充分地利用好一分一秒。我们也能从这些勤奋惯了的人身上，得到许多生活和工作的启示。诸如形成了工作习惯的人，总是在心里排斥懒惰的恶习，即便有些时候由于情势所迫，而不得不终止自己早已习惯了的工作，他们也会立即从事其他工作。而那些懒惰者总会在工作的时候偷奸耍滑，抱怨自己工作太累，即便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调养休息，他们也只会白白地打发时光。
一个人劳动技能的培养，与他们本身的兴趣和爱好也有关系。无数实践表明，人们在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情时，总能感到兴奋和满足。一个人只要有了兴趣和爱好，就会自发自觉地从事或追求与兴趣和爱好相关的劳动，同时，兴趣和爱好也会产生一种动力，使得他们勤奋、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正如罗马皇帝图密善嗜好捕捉苍蝇，马其顿国王特别喜爱制作灯笼，法国皇帝钟情于制锁等等，这些爱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他们对劳动本身的态度。幸福和快乐，往往奔走于劳动者享受劳动的过程中，而不是寄存于劳动所产生的结果。哪怕人们有时要面对一些工作的压力，或者是疲倦于机械的重复性的工作中，人们也不会因无所事事而滋生出郁闷和无聊，只会感到宽慰和踏实，因此，人们才会将工作之余的间歇、劳动之余的消遣，看做是与职业本身之间的一种相映成趣。
在所有的兴趣和爱好当中，最能让一个人感到满足的当属“求知欲”。因此，那些精力充沛、智力发达的人们，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总是投身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当中，他们中有的人喜欢钻研科学；有的人喜欢钻研艺术；有的人喜欢从事文学创作。真正高尚和幸福的人，往往是有这种高雅的业余爱好的人。他们当中不乏多才多艺之人，所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诸如历史、诗歌、音乐、舞蹈、摄影等。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某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能爱好广泛，样样精通，因为任何事物都要讲究一个度，倘若这个度把握好了，能成为一种兴趣和爱好，有利于个人的心志发展；若是纵之过度，就会使人精疲力竭、精神萎靡不振，不但影响自己的分内事，还会殃及身心健康。
许多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曾充分利用业余、空闲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其中一些作品成为举世公认的不朽之作。恺撒在戎马倥偬中写下了《高卢战记》，被后人认为是经典之作；古希腊将领色诺芬，在东征西讨的战争生涯中，先后给世人留下了《远征记》、《希腊史》和《回忆苏格拉底》等著作。恺撒和色诺芬的文笔都十分流畅、明晰、风格独特，被公认为“文学大师”。
许多法国政治家对从事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们将所从事的政治看作“第一职业”，而将文学看做是他们的“第二职业”。譬如法国著名政治家托克维尔，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就当选了制宪会议议员，并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他精忠报国之际，他同时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梯也尔，曾历任内政大臣、外冰岛大臣和首相，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执政府和帝国史》等；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基佐，曾历任教育大臣、外交大臣、首相，他本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政治家拉马丁，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曾一度成为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著有《沉思集》；在学院派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恺撒传》，其原著作者却是拿破仑三世。
同法国政治家一样，许多伟大的英国政治家也非常喜爱文学。英国首相皮特卸任后，便开始潜心研究古希腊和罗马文学，同时，与皮特一样，英国辉格党下院领袖、外交大臣福克斯也致力于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并创作出了《詹姆斯二世的历史》；坎宁和韦尔兹利离任之后，都曾致力于翻译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颂诗和讽刺作品。坎宁的传记作家在谈及坎宁时，讲过一则故事：坎宁十分酷爱文学，这种爱好影响了他生活和工作中的方方面面。有一次，坎宁在皮特家吃饭，当其他人纷纷闲谈时，坎宁却和皮特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探讨古希腊文学，以至忘了归程，便在皮特的黑屋子里过了一夜。
乔治·科勒维尔·路易斯是当代政治家中最有才干、最勤奋，将文学视为一种兴趣爱好，并将它当成一门终身职业的人。路易斯不仅勤奋、刻苦、严谨、求实，而且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实干家，他先后担任济贫理事会董事长、英国财政大臣、内政大臣、战时秘书长等职。然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路易斯都干出了辉煌的业绩，赢得人们的赞誉，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出色的行政管理者。不但如此，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还潜心研究诸如历史、政治学、人类学和古文等诸多领域，并都有独到的探索和见解。路易斯常常对那些深奥、抽象的问题充满兴趣，他非常乐意探索这些复杂的问题，并乐此不疲。他的朋友帕默斯顿勋爵，时常劝诫路易斯道：“你不要走得太远。倘若为了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将正经的公务耽搁，那就得不偿失了。”不但如此，帕默斯顿勋爵还对路易斯身边的人说：“他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你们只要看看他案头堆放的文件，就知道他有多么的繁忙了。”当路易斯的传世之作《古代文明民族的天文学》和《论罗马语言的形成》发表后，有人甚至认为，这两本书只有出自德国那些博学多才的专家之手，世人才不会感到惊奇，然而，路易斯却用自己的勤劳钻研和聪明智慧谱写了这一文学史上的传奇。
毫无疑问，路易斯能取得誉满天下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着良好的兴趣和爱好。有人说，倘若他适当地离开自己喜爱的书本，或许就不会那么劳心费神，他的生命也许就能持续得长久一些。但是，路易斯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闲余时光里，他总是在看书、思考和研究，在他刚刚辞掉《爱丁堡之窗》杂志总编的职务后，他就被政府任命为财政大臣。在他担任财政大臣后，他不是忙于财政预算，就是在大英博物馆中誊抄古希腊名家的手稿。
尽管政治生涯不会绿水长青，终有结束的一天，然而文学之门却对这些有着文学爱好的政治家们永远敞开着。与路易斯同时代的政治家中，许多政治家在政见上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但在文学爱好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且都在政务之余饶有兴趣地从事着文学创作。德比郡郡长在告别政坛以后，创作出了著名的《伊利亚特》改编本，虽然郡长的许多演讲早已为人们所淡忘，但这本改编本却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利用闲余时间写出了著名的《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一书，据说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等待南兰开郡的联合投资者，投资者迟迟不来，于是他就拿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一边耐心等待，一边认真校对。
总而言之，适量的工作和劳动，对于促进个人身心健康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人是由各种各样的身体器官有机结合而成的，因此，人体里的各个器官之间的协调运动，无疑会促进自身的身心健康。众所周知，运动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而劳动也是人类存在的基础，适量的运动非但不会对身体有害，反而能协调身体内的各个器官有机地运行。当然，倘若一个人长期过度劳累，就会打破机体的内在平衡，会影响到个人的身心健康。不仅如此，一般的工作虽然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但是由于每个人自身的体质不同，加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条件的不同，因此，工作对于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影响也各有不同。比如，那些单调乏味、并不能给人带来希望的工作，自然对于人的身心发展危害无穷，只有那些积极的、向上的、给人希望和使人振奋的工作，才能如春风化雨滋润人的心田，从而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有的人称那种给人希望、催人上进的工作，就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因此，一个人能否得到幸福，就看这个人能否拥有那样的工作了。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获得幸福，就要适量地工作和劳动。有人说脑力劳动比其他劳动对人体的损耗性更大，其实，适量的脑力劳动，不仅不比其他劳动更容易使人感到疲倦，反而还会有益于人体的身心健康。但脑力劳动也不能过量，因为过度的脑力劳动容易使人精力衰竭，从而打破身体的正常平衡状态，使机体失调，这无疑对人的身体极为有害。正如运动员企图超过身体条件的自然限制去完成一套动作，必然会使肌肉过度紧张，从而伤筋动骨一样，过度的脑力劳动只会使人的精力早日衰竭，以至精神失常。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承受程度，来选择工作和劳动的度量，万万不能超过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而过度地劳累，这样做的话，那无疑会损伤我们的机体。但是，倘若一天只知道吃饭睡觉、无所事事，而不干一点劳动的话，这样也会有损自身的身心健康。其实，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人体的机能也有退化的一天，但是相比劳动对机体的损耗而言，懒惰对机体的损耗更为严重一些。
其实，从长远来看，过度劳累是一种偏激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它对于人类的弊远远超过利。众所周知，忧愁和烦恼是人体机能的腐蚀剂，倘若过度劳累与忧愁和烦恼结合起来，就会产生非常惧怕的威力，从而摧毁任何强壮的身体。没有沙粒的摩擦作用，汽车就无法前进，但倘若沙粒的摩擦作用加剧到一定程度，轮胎就会磨破，更为甚者还会爆炸；一台机器，如果维修、保养得好，机器可以运转多年；如果只让它运转，不让它休息，机器的寿命就会大大缩短。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作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自身的精力和体力都相当有限，倘若能适当地休息，适当地工作，人的身心就会健康；倘若过度劳累，就会加快生命的终结。因此，我们不仅要防止过于劳累，而且要警惕劳累与忧心“狼狈为奸”，对我们展开身心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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