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理论，身体要透明可见……

    邓肯是舞蹈艺术的伟大变革者。她的“伟大”，首先就在于改变人们对以往舞蹈（主要是芭蕾）的观念，从而使舞蹈从僵死的形式和空洞无物的技巧中解放出来，使之真正成为表现心灵和精神的手段。

    邓肯说：“我一直反对芭蕾舞剧，认为它是一种虚假荒唐的艺术——实际上根本不能算在艺术之列……我茫然而紧张地坐在那里欣赏巴甫洛娃令人惊羡的绝技。她似乎是钢铁和橡皮制成的，美丽的面孔呈现出殉道者那样严肃的线条，练起来从来没有停过一刹那。这种训练的总趋势看来似乎是把身体的体操动作同心灵分离开来。而心灵只会因为这种严酷的肌肉训练感受到脱离肉体的痛苦。这一切同作为建立我的学派基础的那一套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根据我的理论，身体要透明可见，成为表现心灵和精神的手段”。

    所谓“身体要透明可见”，也就是指“身体的体操动作与心灵”的合一。这种“合一”的目的是表现“真实的生活”。邓肯坦陈道：“我的艺术就是努力通过舞姿和动作表现我的真实生活。为了发现即使是一个绝对真实的动作，我也花费了漫长的岁月……从一开始，我就是用舞蹈仅仅表现自己的生活。童年时代，是用舞蹈表达自己对生气勃勃的万物所感到的自发快乐；少年时，舞蹈中的欢乐情绪开始转为忧虑，为刚刚认识到的生活中的悲剧性潜流而忧心忡忡，为生活的无情残忍、为生活滚滚向前辗碎一切而忧心忡忡……以后，我用舞蹈表现我在生活中的搏斗，表现我从生活中夺取的短暂欢乐”。

    正是在强调身体动作表现心灵真实的理论基点上，邓肯把舞蹈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把舞蹈看作一种肢体活动的舞蹈家，他们重视美观大方但毫无个性的动作；第二种舞蹈家注意使身体动作服从于某一特定的情感节奏，表现出有感染力的情绪或生活经验；而最后一种舞蹈家，他们把身体变得犹如液体一样清澈透明，从中分明能看到灵魂的波动……”

    邓肯认为这“最后一种舞蹈家”才是具有真正创造才能的舞蹈家。因为这种舞蹈家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只是供灵魂表现的工具，身体应按一种内在的旋律舞蹈。为此，当人们称邓肯表演的舞蹈为“希腊舞”之时，她解释说：“外祖母只要想起爱尔兰老家，她就唱爱尔兰民歌，跳爱尔兰快步舞。但我总是觉得，这些爱尔兰的快步舞里已混合着西部开拓者同印第安人进行战斗时的那种英勇气概，也许还搀杂着一些印第安土风舞的舞姿，还有一点外祖父从南北战争前线回来时一路上哼的《扬基歌》的味道。所有这些，在外祖母跳的爱尔兰快步舞里都相互融合在一起。而我就是跟她学会了跳这种舞，同时又加进了我自己对年轻的美国所怀有的强烈情感，最后又融进了我从惠特曼诗句里领略到的对生活的大彻大悟。这就是我已将传播于世的所谓‘希腊舞’的起源”。换言之，所谓“希腊舞”并非模仿某种希腊舞蹈，而是邓肯对年轻美国所怀情感的真实表现。

    学习舞蹈的根本法则是研究人体运动

    邓肯的上述主张，实际上是强调舞者的“身心一元论”，强调对情感的真实表现。因而在摒弃芭蕾的运动方法之时，邓肯不能不寻找适合自己理论主张的运动规律。在她成为大师之后，她对习舞者们说：“舞蹈并不那样复杂。舞蹈不过是和自然运动保持和谐一致的人体运动罢了。倘若它违背了自然运动，那么它就是虚假的。学习舞蹈的根本法则就是研究自然运动”。

    邓肯对自然运动的研究是从“海浪”开始的，如她所说：“我生在海滨，一生中所有的大事都发生在海滨。我对于运动、对于舞蹈最早的观念就是从海浪翻滚的节奏中产生的”。

    她还说：“在所有能使人得到欢乐、能使灵魂得到满足的运动中，海浪的运动在我看来是最为壮观的。这伟大的波浪运动贯穿着整个自然，因为当我们越过海面遥望那长长的海岸线时，那些山峦也仿佛和大海一样，呈现着起伏不平的波浪运动。在我看来，大自然的一切运动，即使在陆地上也遵循着波浪运动的法则”。

    事实上，邓肯把贯穿整个自然的“波浪运动”视为自然运动的和谐形式，并由此认定“同自然伟力相吻合的波浪形曲线”是其“全部舞蹈动作的基点”。当然，研究自然运动并不意味着仅仅研究“波浪运动”，自然对邓肯而言是全方位敞开的，她说：“为了跳舞，我研究花蕾绽开时的姿态、蜜峰飞行时的动作和鸽子等鸟类雍容高雅的形体。所有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表现，是那贯穿在生命活动中的爱之舞的表现。我仔细观察过大象跳舞，在月光下它们摆动着笨重的四肢，样子颇为壮观；我观察过狮子和老虎的仰天长啸，那动作使我联想到酒神女祭司在跳醉舞时的引颈昂首动作。这些都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最崇高的爱，它们和‘查尔斯顿’之类的扭屁股舞所表现的低级趣味形成鲜明对照”。

    从自然运动中获得舞蹈的基本运动法则，并不意味着只从身外的“自然”去观察，这个“自然”也包括人体的自然运动。邓肯说：“我日日夜夜在工作室里悉心探索，想得到一种舞蹈，这种舞蹈可以说是人类精神以人体动作为媒介的神圣表现。我一连几小时纹丝不动地站立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按住太阳神经丛……我不停地探索，终于发现了一切舞蹈动作的内在动力——这能源动力的触发点、产生各种动作变化的单一体以及编创舞蹈所必需的幻觉映象。从这样的发现中产生的理论，就是我建立新舞派的基础。芭蕾学校告诉学生说，原动力在后背中心脊椎下端。芭蕾大师说，手臂、腿和躯干必须服从这一轴心，这样就能自由摆动，产生一种活动木偶似的效果；这样的方法导致了人为的、机械的动作，根本谈不上表现人的灵魂。与此相反，我找到的是表现精神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一旦进入身体的各部分，身体便会变得晶莹透彻，成为反映精神形象的对应力量”。

    在对象世界的观察中寻找自然法则，也在主体内心的悟觉中探索自然法则；正如中国古代画论所说的“外师造化、内法心源”一般，这两个方面在邓肯那儿也是统一着的。她说：“我所确认并遵循的唯一重要的原则是使形体和动作之间保持恒常的、绝对的和普遍的统一关系，保持那种贯穿于一切自然事物的节奏上的统一关系。水、风、植物、动物乃至物质微粒无不服从这一关键性节奏……即以波浪曲线为特点的节奏。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自然具有间断和停顿，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只有延续或者流动。而这种延续或者流动正是舞蹈家必须用自己的艺术加以表现的……在自然中寻找美的形体并发现能表现这些形体内在精神的动作，这就是舞蹈家的任务”。

    强调“学习舞蹈的根本法则是研究自然运动”，并不意味着否定对身体的操练。恰恰相反，邓肯认为：“体操应该成为一切形体训练的基础，需要给予身体以充分的空气和阳光。首要的是循序渐进地引导身体的发育……下一步，才谈得上舞蹈。身体既已和谐发育，并且达到最大能量的限度，舞蹈精神才进入身体之中”。只是“对于体操家来说，身体的动作和素养本身就是目的。但对于舞蹈演员来说，这些都只是手段……身体的动作不像体操那样仅仅表现身体的动作，而要通过身体表现心灵”。

    我实在可以说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

    作为“现代舞之母”，邓肯竭力想发现一种新舞蹈，这种“新舞蹈”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她所从属的时代的印记。邓肯自认为：“我发现的舞蹈足以同惠特曼的诗媲美。我实在可以说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我要为美利坚的儿女创造出一种表现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她还认为：“我能够求救的舞蹈大师只有三人：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那么，邓肯所认为的“表现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究竟是怎样的舞蹈呢？为此，邓肯曾写了一篇《我看见美利坚在跳舞》的专论，说：“……我仿佛看见美利坚在跳舞！这舞蹈足以表现惠特曼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时的那种歌声……我想像中的这种舞蹈，丝毫没有狐步舞或查尔斯顿舞的任何痕迹，它倒有着孩子般欣喜雀跃的步伐，跃向未来的成就，跃向足以显示美国生活的伟大新境界。”还说：“这舞蹈不像跳查尔斯顿舞那样猿猴似地摇摆抖动，而是一种奋发向上的有力舞动。它搏击直上，超越埃及的金字塔顶，超越希腊的巴台农神殿，表现出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和力……这种舞蹈没有芭蕾舞那种无聊的故作姿态，也没有黑人舞那种肉感的疯癫狂乱，它是纯净的。我看见美利坚在跳舞，她优雅而健美，一只脚独立于洛基山的山巅上，双臂展开，从太平洋一直伸展到大西洋，美丽的头部直抵云霄，头戴千万颗明星组成的金冠，光芒万丈”。

    为了呼唤这种“新舞蹈”，邓肯激烈地抨击芭蕾和各种舞会舞。她说：“真正典型的美国舞蹈家决不会是芭蕾舞蹈家。她们的腿太长，身体太柔软，精神太自由，不适合跳这种矫揉造作的、踮着脚尖走动的舞蹈。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芭蕾舞明星都是些身架小巧的矮个儿女子。身材高大、体态健美的女子绝不可能跳芭蕾舞。能最好地表现出美国最佳状态的舞蹈绝不可能是芭蕾。即使你有最奔放无羁的想像力，也无法想像出自由女神跳芭蕾舞的形象。”她还说：“老式的华尔兹舞和玛祖卡舞是病态的感伤情绪和浪漫情调的表现。这类玩意，已为现时代青年所不屑。至于小步舞，那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朝臣们用来向长裙曳地的贵妇们献殷勤的，这种奴相十足的舞蹈跟思想自由的美国青年又有何相干？……我们的儿童为什么要卑躬屈膝地去跳这种装模作样、奴相十足的小步舞呢？为什么要稀里糊涂地转来转去跳那种自作多情的华尔兹舞呢？不如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大步行进、欢腾跳跃、昂首张臂跳出我们父辈的风貌，表现出我们的英雄豪气，表现出我们女子的正直、仁慈和纯洁，表现出我们母亲心中洋溢着的爱心和温柔之情……”

    邓肯自言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为寻找一种“美利坚精神”的舞蹈表现，她在激烈地抨击芭蕾和舞会舞后，把目光投向了古希腊。因为她相信“我们现有的舞蹈全都来源于古希腊”。一方面，邓肯努力向观众解释她所跳的舞并非“希腊舞”；另一方面，她又认为要成功地使舞蹈得到复兴，就要恢复舞蹈的本来地位——如古希腊典型的悲剧合唱舞蹈。邓肯强调：“我们必须把悲剧合唱交还给舞蹈，再把舞蹈交还给其他艺术。悲剧合唱队是舞蹈的真正用武之地。”“使各种艺术聚合在悲剧合唱的周围，使舞蹈重新获得它在合唱里的地位，这就是理想。每当我跳舞时，我总是力图使我的舞蹈成为合唱：我曾像年轻姑娘们的合唱那样欢呼凯旋的舰队，我曾以舞蹈歌颂过战神、歌颂过酒神，我从未孤零零地跳过舞。舞蹈，当它和诗歌、音乐结合在一起时，它必将再次承担起悲剧合唱的使命。这就是舞蹈唯一的和真正的目的。这就是它想再度成为一门艺术的唯一出路”。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美利坚精神”的舞蹈表现与古希腊的悲剧合唱舞蹈在邓肯的理想中竟是统一着的；巴台农神殿的陶立克圆柱与头戴金冠的“自由女神”是统一着的。邓肯曾这样表述：“我所努力的，就是要把人体和陶立克圆柱联系在一起，并把那样的感受表现出来……陶立克圆柱并不是对外部自然的表面模仿，而是对自然的伟大而神秘的内在法则的深刻理解……这些圆柱看上去是那样笔直，其实并不直；每一根从底部到顶端都微微地弯曲着，每一根都是呈波动状，都在涌流不息，而且一根和一根之间有着一种和谐的运动。于是，我一边想，一边慢慢地向着神殿举起了双臂，并且使身体向前倾斜。于是我便明白了，我已经有舞蹈可跳了，那是一种祈祷”。

    未来的舞蹈必将成为高级的宗教艺术

    无论是寻求“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表现，还是复活古希腊的悲剧合唱舞蹈，邓肯的宗旨始终是在创造一种“自然的”、“自由的”舞蹈，这种舞蹈由于其“身心一元”的表现方式而使人与人之间能真诚地相识和沟通。她说：“我想让希腊合唱曲和古代悲剧舞蹈复活的愿望，确实非常值得努力去实现……从一开始，我就把舞蹈想像成一种合唱，或者说一种人所共有的表情方式”。邓肯曾专论过“未来的舞蹈”，指出：“未来的舞蹈必将成为一种高级的宗教艺术，就如一度在古希腊人那里那样。因为没有宗教的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而只不过是一种商品而已。未来的舞蹈家也将是身心和谐的人，在她那里，灵魂的语言将由身体的自然动作给予表达。这样的舞蹈家不属于某个民族，而属于全人类。她不再用妖女、仙女或者卖俏女郎那种姿态来表演舞蹈，而是以女性最崇高、最纯洁的姿态来表演……她身体的每一部位都将放射出智慧之光，从而把千百万女性的思想和志向化为信息带给整个世界……那自由的神灵，将依附在未来女性的身上；她将比至今所有的女性更加光辉夺目，比埃及美女、希腊美女、古意大利美女，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更加美丽动人——因为在她最自由的躯体里蕴藏着最高的智慧”。

    邓肯告诫舞者说：“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舞蹈只有两种，即神圣的和世俗的。关于世俗的舞蹈，我不想说它是邪恶的，我只想指出，这种舞蹈所表现的不过是肉体的存在和感官的兴奋。至于神圣的舞蹈，它所表现的则是精神要求超越世界万物的崇高向往”。因此，邓肯认为：“一个舞蹈家在经过长期训练、苦修和灵感启发之后……认识到自己的身体不过是供灵魂表现的工具，这时，她的身体便会按照一种内在的旋律舞动，而表现出另一个更为玄妙的世界。这才是具有真正创造才能的舞蹈家，是出于自然的而不是出于模仿的舞蹈家。她的动作表现是来自她自身的东西，是高于一切自在之物的更伟大的东西”。

    事实上，邓肯本人对舞蹈就有一种虔诚的宗教感。否则她就不会把舞蹈视为“一种人所共有的表情方式”、一种“高于一切自在之物的最伟大的东西”。换言之，邓肯对舞蹈的宗教感是一种彻底的回归自然、回归人自身的宗教感。因而在她看来：“真正的舞蹈是一种恬静的表现，它受制于内心情感的深层节奏。人的情感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最初是酝酿着的，像种子里的生命一样沉睡着，慢慢地，它才舒展开来……舞蹈家以一个缓慢的动作开始，随后遵循灵感上升的曲线逐渐加快，直到做出那些能充分展现他内心情感的姿势……舞蹈动作应该遵循这种波浪式节奏：这种上升的、扩展的、有其自身的冲动和后继动作的节奏，它前呼后应，在融会贯通中达到无限的程度”。她还认为：“舞蹈的目的是要表现人类灵魂中最崇高也是最内在的各种情感，即那些来自于神灵（太阳神、森林神、酒神、爱神）并活跃于我们心间的情感。舞蹈必须为人生带来和谐之感，它既是炽热的又是欢腾的；把舞蹈仅仅看作一种轻松愉快的消遣，那是亵渎舞蹈……人可以在海边跳舞，可以在林中跳舞，也可以在阳光下、在旷野里赤身裸体地跳舞，但若他的舞姿不跟海浪的节奏和谐一致，不跟树枝的摇曳和谐一致，不跟风景中的生命及宁静的气息和谐一致，那么，无论怎样跳，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都将是虚妄的，因为它们和大自然和谐的基调格格不入。这就是舞蹈家为什么特别重视那些能表现有生之物的力量、健康、高尚、恬静、安详等特征的动作的原因”。

    邓肯的舞蹈思想，核心精神是遵循自然法则和表现美利坚精神，而这两方面，她认为和谐地体现在古希腊舞蹈中。那里的舞蹈是“身体的体操动作与心灵的合一”，是“人所共有的表情方式”，是“高于一切自在之物的最伟大的东西”……我认为，邓肯之所以被称为“现代舞之母”，就在于她的顺应自然的“自由舞蹈观”，在于她的身心合一的“表现舞蹈观”，还在于超越历史文明的“未来舞蹈观”。虽然邓肯并未给现代舞者们留下系统的运动方法和技巧，但她的舞蹈观念确实引发了舞蹈文化全面的、真正的复兴——一种回归生命、高扬生命并表现生命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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