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花凋零，百家齐喑

    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坏了战国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结束了战国时期学术自由、文化昌盛的大好局面。

    “诸子百家”的“子”是对学者和老师的尊称，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名家的公孙龙子，法家的韩非子等。

    “百家”指不同学派，来自不同的学术渊源。

    所谓百家，并非真有一百家，只是极言其多之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百家主要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刘歆、班固则认为有儒、道、名、墨、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

    诸子百家之学“出于王官”，即出于周王之官，也就是出于官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即掌户籍和授田的官；道家出于史官，即掌记录史事和保管档案的官；名家出于礼官，即掌礼仪的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即掌宗庙的官；法家出于理官，即掌刑狱的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即掌观象授时的官；纵横家出于行人，即掌持节出使的官；杂家出于议官，即掌谏议的官；农家出于农官，即掌农事的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即反映街谈巷议的小官。

    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即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手中，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知识只在官府内部传授。

    孔子时代，天下大乱，礼坏乐崩，周王之官纷纷逃散。如《论语》就曾记载周王室的乐官集体大逃亡的事：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干逃到楚国，三饭缭逃到蔡国，四饭缺逃到秦国，打鼓的方叔逃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逃到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则一直逃亡到海边。

    身为没落贵族，受过良好礼乐教育的孔子对西周盛世一往情深，总想恢复西周的礼乐。于是，他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四处奔走，积极参政，但严酷的现实使孔子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

    为了理想中的礼乐社会的再现，孔子大胆地打破陈规，毅然开创私学，培养愿意学习的人，从而开启民智，使更多的人致力于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

    孔子办私学，开创了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学术自由的新时代。

    孔子办学后，王官之学的传人也纷纷办学授徒。于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百家便出现了。

    儒生的前身本是官府中的官，孔子办私学后，才有了儒家。孔子传授学生各种知识，尤其重视品德教育。孔子整理古籍，用作教材，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

    孔子的私学教育使传统的知识得以摆脱官府垄断，走向整个社会，成为公众的文化。

    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仁爱他人，恢复周公制定的周礼。周礼是西周君主等级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和体制，是君主和臣民共同遵守的原则。孔子认为只有恢复西周礼治才是“礼坏乐崩”社会的出路，才能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

    仁是孔子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孔子提倡“仁者爱人”：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只要君主臣民以仁治国，以仁待人，就能恢复西周礼治盛世。这是儒家的基本思想。

    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每个人都要通过内省去保持和发扬它，不然就会丧失。孟子的思想代表了儒家向内反省、探究心性的努力。义是孟子在利欲横流、纷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概念。孟子讲大义凛然，提倡浩然正气，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置生死于度外，坚守节操的牺牲精神有很大的影响。孟子提倡仁政，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记录孟子言行的《孟子》极为有名，北宋以后成为儒家的“十三经”之一，孟子也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

    荀子是先秦又一位儒家大师，主张性恶。他认为天没有意志，并不能影响人的吉凶祸福。荀子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认为学习《诗》、《书》的目的在于“隆礼”，治国的根本在于礼义教化。但他也主张王霸并用，即礼和法并重。荀子的思想对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法家影响很大。

    道家思想同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开创者是老子。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曾作过周朝守藏室的官员，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被道教尊为教祖。老子主张“无为”，即放弃妄为，不违道而行。《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功能。《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认为一切事物均有正反两面。他说，“反者道之动”，指的是对立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是指对立转化。老子认为世间万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即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悲天悯人，同情百姓。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提倡以柔克刚，功成不居，不争胜等生活策略，充满了政治智慧。在政治上，老子反对法治、礼治和战争，反对大国兼并天下，主张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恬淡安定生活。

    老子是一位智者，他的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庄子的学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后世将老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称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为同一时代的人，比孟子年龄略小，曾做过蒙邑的漆园小吏，生活贫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一生淡泊名利，修身养性，是一位廉洁、正直的人。

    在战国天下大乱时期，庄子愤世嫉俗，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世态的悲愤与绝望。

    庄子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人要融入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他劝导人们顺从自然的法则，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他说，德性充足后，生命自然会充满一种精神力量。

    庄子能在乱世中保持独立的人格，讴歌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

    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贡献巨大，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庄子被朝廷封为“南华真人”。他的巨著《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极大的影响，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

    墨家主要由教师、工匠和士兵等从业人员组成，掌握并重视实用技术。

    墨家创始人墨子名翟，出身贫寒，生活俭朴。墨翟的学生和信奉者都是一些苦行者，他们吃藜藿之羹，穿裋褐之衣，形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集团，奉其最高领袖为钜子，听从钜子的一切指挥，并有严厉的内部法令。墨家提倡“非攻”，常常帮助弱小国抵御侵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墨家政治上主张尚贤，即选拔贤人管理政治；主张尚同，即统一“法仪”；还主张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在文化上，墨家讲节用、节葬、非乐，建立人人出力的平等社会。在思想上，墨家有浓厚的宗教倾向，主张顺从“天志”，信奉鬼神，但反对“天命”。后期墨家重视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形成了朴素的自然观和理性的认识论。

    法家主张法治，讲究耕战，致力于提高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强化统治，以求对敌国战争的胜利。这种强权思想对各国争雄很实用，因此法家成为战国诸子中重要的一家。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因与卫公同族，也称公孙鞅。他“少好刑名之学”，提出了“治”、“富”、“强”、“王”的治国目标，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其主要内容有重刑定罪，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开阡陌封疆，普及县制，迁都咸阳，按户征收军赋，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等。

    法家到了韩非子时，有了更大的发展。韩非子对法家的法、术、势三派取长补短，综合运用。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文化上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使秦国终于吞并六国，并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对中国影响极大，汉朝“儒外法内”即儒家和法家学说并用而倚重法家。

    除了儒、道、墨、法几家之外，名家重视名实之辩，代表人物有提出“白马非马”论题的公孙龙子，有常与庄子论辩的惠施等。

    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实际是战国时期战争外交的产物，苏秦、张仪等合纵连衡，在列国纷争的局势下，推行自己的外交策略，备受重用。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涌现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军事家，有的军事家有兵书传世。春秋末期齐国孙武的《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举世闻名，堪称经典。孙武将“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致人而不致于人”、“我专而敌分”、“因敌而制胜”等军事思想。其后人孙膑所著《孙膑兵法》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战争经验，提出了新的作战指导思想和统兵原则。此外，《尉缭子》、《六韬》等也是重要的兵书著作。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而得名。这一学派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农家是先秦时期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

    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楚国人，与孟子同时代。他有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如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就弃儒学农，投到许行门下了。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主张人人平等劳动。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总结与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和《荀子》。

    由稷下学者集体编撰的《管子》一书包括各家的思想学说，学者认为其中《地员》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则重点记述了农家的思想主张。

    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了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农家主张“顺民心，忠爱民”。农家认为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还要进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十分辛苦，因而要求统治者体恤百姓之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农家在这里已经改变了许行提出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这样的改变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

    农家还主张“修饥馑，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说“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了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灾害意识是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杂家本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其内容很多与方术有关。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博采各家之长，“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以秦代《吕氏春秋》为代表，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杂家实际上是新道家学派。

    小说家是先秦记录民间故事的学派，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小说家出于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的稗官。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是其他学派无法代替的。孔子曾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小说家著作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等。

    近些年来，陆续出土了不少以竹简或丝帛为载体的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产书、导引图、美食方等，这些均属百家之列。

    诸子百家之学出自周王属下的百官，也就是王官。自从孔子办学后，王官之学才流传到民间，形成了诸子百家。不久，便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融合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革新变法始于齐桓公、管仲，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从未停过。齐桓公鼓励士人畅所欲言，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战国时期，齐桓公田午开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齐国因此步入鼎盛时期。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的官办高等学府。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座城门的名称。“稷下”指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稷下学宫位于稷门附近，故称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地。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 “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它促成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稷下学宫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

    稷下学宫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即学宫最高长官。

    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齐王一视同仁，不问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谁都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互相争辩、诘难，取长补短，做到了真正的“百家争鸣”。

    齐王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因此，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有孟子和荀子。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学者认为是接受了稷下先生宋钘、尹文“气论”的影响。至于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家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

    秦始皇在民间焚《诗》、《书》、百家语，而博士职掌的书籍是被保留的。这实质上就是禁止私学，彻底结束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秦始皇将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统统禁锢，独尊法术、废黜百家的做法阻碍了思想文化的进步，推迟了社会的发展。

    （二）焚书坑儒导致历史断代

    秦始皇焚书时，把各国的史书全烧了，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司马迁为六国史书未能传于后世而痛心不已，他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说：“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因此，《竹书纪年》于西晋出土时，身价百倍，受到高度的重视。

    《竹书纪年》记载了夏商周的事迹，直到西晋年间才出土。如果此书在秦始皇年间流传于社会，肯定和其他书籍同归于尽了。也许秦始皇也烧过《竹书纪年》，而西晋时出土的那部《竹书纪年》在秦始皇之前已经侥幸入土了。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盗墓时挖出了竹简数十车，全用古文字记载，史称“汲冢书”，即《竹书纪年》。书中有记载夏商周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纪年”，又称“汲冢纪年”。西晋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释文，即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由于竹简散乱，而战国文字西晋时已经不能完全认识，因此争议很大。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奉命考订竹简，以平息众议。不久，八王夺位，外族入侵，永嘉之乱爆发，卫恒被杀。所幸，著作郎束皙继续考订竹简，写成《竹书纪年》，又称“卫束本”。

    《竹书纪年》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的史书，是唯一一部未被秦始皇烧掉的编年通史，学者公认其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均在古代经史之上。

    由于焚书坑儒，秦始皇以前的史料寥若晨星。《竹书纪年》虽然保存了夏商周的事迹，但毕竟太少了。如果秦始皇未曾焚书坑儒，则列国的《竹书纪年》都会保存下来，秦始皇以前的众多记载夏商周事迹的书籍也都会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就不必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了。

    学者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春秋战国及其以前的历史断了代，夏、商、周的一些史实考证由于古籍的缺失，困难重重，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贻害无穷。

    如果司马迁没有写《史记》的话，许多史实更加难以考证，先秦史将更加模糊，因此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伟大的。

    秦始皇烧了大量的历史典籍，包括夏、商、周的史籍，让中华文明损失了许多传世佳作，以致外国好多学者不承认中国的夏朝。

    直到近年河南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夏朝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历史上夏朝的存在，外国学者才哑口无言。

    “春秋”一词本来泛指战国时期各国的史书。秦始皇焚烧六国以及所有以前的史书时，只有鲁国的《春秋》因藏在墙壁中被侥幸地保存下来。好在鲁国《春秋》对其他六国的历史政治情况都有综述，这才让后人能够从中了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历史。如果没有鲁国《春秋》这部史书传下来，好多关于战国以及战国以前的历史根本无从知晓。

    《战国策》是重要的历史巨著，全靠西汉刘向根据皇家秘室所藏有关战国史事的几种本子汇集编纂校订而成。如果不是汉朝对一些古籍的挽救整理，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将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战国策》的整理过程是极其艰难的，秦始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导致秦朝灭亡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统一思想的运动。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通用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也是国家能够控制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国家难以驾驭的。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刚结束，百家仍在争鸣中。秦始皇认为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统一还不行，最关键的是统一思想。

    当时，最大的思想潮流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厚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新事物，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新措施，这些都是不符合儒家学说的。

    当时，六国贵族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的主张，要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为此，秦始皇视儒家为他统一大业的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秦朝“焚书坑儒”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其实，从汉朝开始，所有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施行“阳儒阴法”，或称“实法名儒”，即表面上采用儒家治理国家的方法，实际上却用法家的治国手段治理国家。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权、术、势属于帝王术，用作驾驭百姓和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强调仁和礼，仁和礼能从道德上让百姓自觉向善，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极好工具，因此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

    当年，秦始皇没有认识到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最佳安民手段。焚书坑儒这种过激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既毁灭了许多古代典籍，又造成了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焚书坑儒虽维持了秦朝的统治，但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是秦始皇及丞相李斯始料不及的。

    焚书坑儒虽然加强了思想控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成功，但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

    “阳儒阴法”是一种外松内紧的统治策略，表面上推行仁政，实际上施行法治，既能笼络民心，又能保证专制。

    “阳儒阴法”代表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心态，既避免了纯用儒家的迂腐柔弱，又避免了纯用法家的苛察严酷。

    “阳儒”即表面为儒，公开倡导儒家思想，从而表现了统治者认识到教化人心和思想宣传的重要性，也代表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诛心”比“诛形”更加重要，这是治国技巧更加圆熟的标志。

    “阴法”即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推行并依靠法家，如宋代重用包拯等清官。

    “阳儒阴法”，儒法双管齐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血缘是一个民族的根，统一的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最为明显的特性，而没有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的民族最明显的特性就是有统一的思想文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而炎帝是姜姓，黄帝是姬姓，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部落，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共同祖先和共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维系这个族群的纽带是思想文化，即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是宽容的思想，能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这样，中国这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礼治是儒家学派的主要政治主张之一，强调尊卑，坚持上下有序的等级原则，用等级规范来调整社会的政治关系，约束人的行为。这正好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要求。礼治能保证普通人遵守社会秩序，从而维护了君主绝对的统治地位。

    儒家学说以“仁”为中心，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和德治。关于仁的内涵，孔子认为主要有两层：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对内克己，对外爱人，最终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礼的要求，正好维护了封建统治。

    仁政的主要内容有四项：1.制民以恒产；2.赋税徭役有定制；3.轻刑罚；4.保护工商业。

    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德治的要求首先是针对统治者的。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当统治者拥有了高尚的道德时，民众自然会归顺，听命于他的统治。

    仁政与德治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方式，能把人培养成谦谦君子，有利于社会安定。

    通过仁政与德治，统治者一方面保障了其等级特权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弱化了民众反抗封建统治的积极性，从而俯首帖耳地听命于封建统治阶级。

    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合一的。这种学说让统治者得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民众的膜拜，让民众从心理上绝对接受君主的专制统治，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使封建统治得以延续。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一思想限制民众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奴化民众争做君子，拒做小人，从而安分守己，服服帖帖地接受统治。

    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封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民本思想的传承，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民众以农为上，贬低商人。这样一来，满脑子小农意识的民众只要温饱就能服从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从而保障民众不会因为追求富裕而有更高的政治要求。

    儒家认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主张“长幼有序”。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一理论，要求民众尊崇“长幼有序”，在维护家庭的和谐之后，服从国君这个大家长的统治，从而使每个人都以反抗大家长的封建统治为耻。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为封建统治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儒家思想不但是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也是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

    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让百姓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会采取暴力进行反抗，因而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最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当年，秦始皇没有认识到儒学是可以利用的，因此采取了激烈手段。

    秦朝以后，历代统治者无一不把儒家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因而国祚绵长。而秦始皇焚书坑儒，放弃儒学这种最好的安民手段，结果，几代先人含辛茹苦，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大秦帝国只持续了十几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