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终不是被浇铸成或塑造成人的或教育成人的，环境的作用，最终只是容许或帮助人使自己的潜能现实化，而不是实现环境的潜能。环境并不赋予人潜能或智能，是人自身以萌芽或胚胎的形态具有这些潜能。
——马斯洛如果从出于保护我们的自尊、保护我们自己的爱和尊重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畏惧一般是防御性的。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自卑、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都有惧怕的倾向。
人能够做的最有益的认知努力
在我们看来，畏惧了解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命运等知识，是弗洛伊德对许多心理疾病最重大的发现。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的和平行的。这就是说，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并且是彼此互相联通的。因此，我们只谈一般的畏惧知识，而没有去严格区分内部畏惧和外部畏惧。
如果从保护我们的自尊、保护我们自己的爱和尊重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畏惧一般是防御性的。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自卑、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都有惧怕的倾向。我们通过压抑和类似的防御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理想形象，实质上是对于不快的和危险的真实情况回避明确意识的一种技巧。在心理治疗时，我们靠这种方法不断地回避对痛苦真相的明确意识，同治疗家帮助我们看到真相的努力进行斗争，这种技巧式方法我们称之为“阻抗”。治疗家的一切技术都是揭示真相的某种方法，或者是使患者坚强的方法，以便使他能了解、认识真实情况。弗洛伊德说过“完全坦率地对待自己是人能够做的最有益的努力”。
但还有另一种真相也是我们倾向于逃避的，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畏惧、敬畏感觉到软弱和不适，因此我们不仅会陷入严重的精神病状态，而且还极力回避个人成长。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另一种阻抗，即否定我们的最优良方面，否定我们的天才，否定我们的最好冲动，否定我们的最高的潜能，否定我们的创造性。简单地说，这是反对我们自身的伟大，这是畏惧自信。
说到这些，我们不得不想起亚当、夏娃以及那棵千万碰不得的智慧树。这一点在许多文化中也是相同的，它们也认为终极知识是为神保留的某种东西。大多数宗教都具有反理智主义的思路（当然是和别的思路在一起）。一些偏爱信仰、信条和虔诚而不爱知识的民族，或者认为某些知识形态弄起来太危险，最好是禁止，或者认为应保留给少数几个特殊人物。在大多数文化中，那些敢于探寻神的秘密而公然反抗神的革命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像亚当和夏娃、普罗米修斯和奥狄浦斯那样。而且，“不要企图成为像神那样的人”，已经作为对所有其他人的告诫牢牢铭记在心。
有时我们自己恰恰是像神一样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极其简炼的方式谈论这一点的话。我们对此的心理是很矛盾的，既迷恋它又畏惧它，既想达到它又要防御它。这是人的基本范畴的一个方面，我们既是可怜的，又是上帝。我们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像神一样的人已经证实，在长期的创造、证实某种新东西（与旧东西对立）时，勇气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一种果敢行为，这是一种违抗，一种挑战。
一时的恐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有可能进行创造的话，那就一定不要被恐慌压倒。因此，在自身中发现伟大的天才肯定能产生振奋，但是，这也带来了成为领袖、成为完全孤独的人的畏惧，以及对于危险、责任和义务的畏惧。责任可能被看成沉重的负担，成为必须尽可能长久回避的东西。被选为总统的人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中带着怎样的一种敬畏感、谦卑感、甚至恐怖感的混合状态。
包括妇女治疗的几个权威性的诊疗案例，通过那些共同的现象教给我们大量知识。许多才华横溢的妇女也都被卷进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问题中来了，即不知不觉地鉴别起智力和男性来了。探索、研究、证实、发现，所有这一切，她都可能认为是男性的事情，尤其是在她做男性的工作遭到怀疑，从而有威胁时，更是如此。许多文化和宗教都阻止妇女进行认识和研究，而且我认为这种行动的一个有力根源是让她们保持“女性”的愿望（在施虐的意义上）；例如，妇女不能作牧师和教士。
胆怯的男人可能会将探索性好奇看作挑战别人的某种方式，好像通过变成聪明人和揭示事实真相他就不知不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男子汉气概、充满自信、胆量过人。这些是不能替代的，而且这样的姿态将招致别人、老练的人和坚强的人对他的谴责。同样，儿童也可能认为好奇的探索是侵犯了他们的神。当然，甚至在成人身上也容易找到这种互补的态度。由于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孩子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好奇至少是讨厌的，甚至有时是一种危险和威胁，特别是当这些是有关性的问题的时候。所以，赞许和喜爱他孩子的父母仍然是少有的。某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被剥削、被压制的少数民族和苦力之中看到，他们可能害怕知道得太多和自由探索，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老爷的愤怒。假装愚笨的防御态度在这样的群体中是共有的。
总之，剥削者和专制统治者，由于情境的动力学，不可能鼓励他的下属的好奇、学习和认识，因为知道得太多很可能会造反。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就是十分危险的了。软弱的、从属的或缺少自尊的状态抑制了认知需要。直率的、不可抑制的、咄咄逼人的凝视是霸主地位的猴子用来建立优势的主要方法，而从属地位的动物则用中止凝视表明它的从属地位。
甚至有时在教室里也会看到这种令人不快的动态。真正聪明的学生，热情的探索者，彻底的研究者，特别是当他们比教师更聪明的时候，经常被看成是“狡猾的家伙”，不遵守纪律，是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在视淫者那里也可以看到那种可以无意识地表示支配、统治控制，甚至不尊敬的“认识”。他可能觉得他对所窥视的妇女有某种权力感，似乎他的眼睛是控制器，他可以用它来叩击。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男子都是窥视者，他们无礼地注视妇女，用眼睛强暴她们。圣经把“认识”和发生性关系等同起来的用法，是一种隐喻的用法。
那种无意识的认识就像某种男性的性等价物，可以侵入、渗入到内部去。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对这样一组矛盾情绪的综合：儿童探视隐私，探索未知事物，一些妇女的大胆认识和女性的矛盾感，受迫害感，即认识只是主人和教会男子的特权，害怕认识会侵犯神的权限，这是危险和会引起怨恨等等。认识，和“发生性关系”一样，可能是自我肯定的一种行动。定义良好的人格的概念是对成长和进步的一个限制，就如同给它们加盖了一个低矮的屋顶，如果单从概念出发，主宰公牛、奴隶、机器人都可以算在内。
限制成长和进步的力量
定义良好的人格的概念是对成长和进步的一个限制，就如同给它们加盖了一个低矮的屋顶，如果单从概念出发，主宰公牛、奴隶、机器人都可以算在内。
儿童的超我通常表现出产生恐惧、担心受惩罚、失去爱、遭遗弃。对于那些有安全感得到了爱和尊重的成年人和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爱的相同的基础上，在使他人欢乐幸福的愿望的基础上，以及在真理、逻辑、正义、一致性、是非感、责任感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种良知。
健康心理之所以与不健康心理有着巨大的差别，就在于健康心理是以善良、诚实、正义、坦率、公正、合理等思想作基础，而把烦恼、焦虑、恐惧等负面思想排斥出去。
人怎样才能无私呢？如何摆脱嫉妒？如何获得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如何获得乐观精神、友好态度，现实主义态度，如何实现自我超越？从哪里获取勇气、真诚、耐心、忠诚、信赖、责任感？
虽然，积极心理学很适宜于研究心理健康，但是它更注重的是对健全的人的研究，如那些有安全感的、自信心的、富有民主思想的、精神愉悦的、内心平和的、富于激情的、慷慨善良的人，以及那些创造者、圣徒、英雄、强人、天才等。
什么力量能够产生社会所期待的优秀品格，如善良、良知、助人为乐、宽容、友好、鉴别力、正义感、好恶感等？
我们积累了许多病理学的词汇，但有关健康和超越方面的词汇却寥寥无几。
不可否认，被剥夺和焦虑感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且有必要对正义和非正义原则以自我约束原则进行研究。自我约束原则产生于同现实的接触，产生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挫折的过程。
对于个性和个体化的研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个性差异），我们必须发展一门个性科学。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文化移入、文化同化）？
对事业献身的涵义是什么？需要凭借什么才能完成超越自我的事业或功业？
满足、快乐、平和、沉静的人格。
自我实现者的兴趣、价值观、态度和选择不是建立在相对、外在基础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内在的、现实的基础上。因此，他们追求的是真、善、美，而不是假、恶、丑。他们生活在稳定价值观念体系中，而不是生活在毫无价值观念的机器人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时髦、一时的风尚、他人的意见、模仿、建议、威望。
自我实现的人对焦虑和焦虑感有着一定的抗拒能力，但同时，他们也具有强烈的惭愧、自责以及悔悟的感受。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一直被看作问题，看作常出错误的事件来研究，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是欢乐、兴奋的源泉，是享受的机会，常常被视为近似瘟疫的青年人的问题也是如此。人最终不是被浇铸成或塑造成人的或教育成人的。环境的作用，最终只是容许或帮助他使自己的潜能现实化，而不是实现环境的潜能。环境并不赋予人潜能或智能，是人自身以萌芽或胚胎的形态具有这些潜能。
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按照人自身的本性来看，他有指向越来越完善的存在、越来越多地完全实现其人性的压力。这一点与下述事实具有同样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意义。
一颗橡树籽可以说“迫切要求”成长为一棵橡树；一只虎仔正朝着老虎前进；一匹幼马也可以看成是正向马的样子“推进”。人最终不是被浇铸成或塑造成人的或教育成人的。环境的作用，最终只是容许或帮助他使自己的潜能现实化，而不是实现环境的潜能。环境并不赋予人潜能或智能，是人自身以萌芽或胚胎的形态具有这些潜能。创造性、自发性、个性、真诚、关心别人、爱的能力、向往真理等，全都是胚胎形式的潜能，属于人类全体成员的，正如他的胳臂、腿、脑、眼睛一样。
与那些明确证实生活在家庭和社会之中是实现这些人性潜能的绝对必要条件的资料相比较，二者并不互相矛盾。让我避开这种混乱状态吧，反正一个教师、一种文化不能创造一个人。爱的能力、好奇、哲学化、象征化、创造性等等，并不能完全灌输到人的内部。要用容许、促进、鼓励、帮助的方法，把以胚胎形式存在的东西，变成真实的实际的东西。同一个母亲或同一种文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一只小猫或小狗，不可能把它们制造成人。文化是阳光、食物和水，但它不是种子。概括地说，在没有理解人的健康倾向的情况下，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理解他的弱点。否则，只会造成治疗上的错误。但是，同样在没有理解人的弱点的情况下，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充分理解人的力量并帮助他。
正视成长道路的停滞问题
我们必须正视成长道路的停滞问题，就是说要正视停止成长和逃避成长、固执、倒退，以及防御的问题，即心理病理学感兴趣的问题，或者像许多人喜欢说的疾病问题。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没有真正的同一性，为什么他们如此缺乏做出自己的决定和抉择的能力，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首先，这些指向自我完成的冲动和定向倾向，虽然是固有的，然而却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同具有强烈本能的其他动物形成了鲜明对照，人的这些冲动可以轻易地被习惯、被对它们不正确的社会态度、被创伤事件、被错误的教育所淹没。因此，选择和责任问题在人类上比在任何别的物种上要尖锐得多。
其次，在西方的文化中，历史已决定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把人的这些类似本能的需要，设想为是坏的或恶的。作为这种倾向的后果，便以控制、压抑、镇压、约束人的这个原初天性为目的而设立了许多文化机构。
最后，在成长的道路上，作用在个体的力不只是有一种而是有两种。除了有一种把他向前推向健康的压力之外，还有一种可怕的拉他倒退的力，使他生病和软弱的力。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或者是向前，朝着“高级”前进，或者向后，朝着“低级”倒退。
我觉得，没有足够的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学的知识，是过去和现在的价值理论和伦理理论主要的真正的缺点。在整个历史上，博学的人已在人类面前宣述了德行和善的美妙、心理健康和自我完成固有的称心如意。然而，大多数人仍然随便地拒绝领受奉献给他们的幸福和自尊。除了不断交替着的恼怒、急躁、幻灭、斥责、规劝和失望之外，那些导师们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很多人已经举手赞成，并且谈论起原罪和固有邪恶来了，而且还推论出人只能被人类以外的力量所挽救的结论。
在这中间存放着大量的、丰富的、有启发的动力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文献，这是一个有关人的弱点和畏惧的巨大知识库。我们了解到许多人做坏事的原因，他们造成自己的悲剧和自毁的原因，他们堕落和生病的原因。而且从这里出发也洞察到，尽管不是全部，但人的大量邪恶是由于人的软弱和无知，而这种软弱和无知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宽恕的，而且也是可以治好的。
我认为，在谈论人的价值的善恶时，如此众多的学者和科学家，如此众多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完全无视下述这些明白无误的事实：即专业的心理治疗学家每天都在转变和改善着人性，每天都在帮助人变成更强大、更有道德、更有创造性、更和蔼、更热爱、更利他、更安详的人。这种情况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很可悲的。人的这种提高，只是改善自我认识和自我承认的一些后果。这种自我认识，还可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产生许多其他后果。
这个问题也太复杂了，我能做的一切只是勾画出价值理论的为数很少的几点结论。
自知虽然不是自我改善的唯一途径，却是主要的途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知和自我改善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并且需要通过长期的斗争。虽然熟练的专业治疗专家的帮助，可以使改善的进程容易得多，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道路。从治疗中学到的许多东西，可以运用到教育和家庭生活中去，也可以用到指导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中去。一个人想要学会恰当地尊重和欣赏这种畏惧、倒退、防御和保险的力量，只有通过心理病理治疗的研究。学会尊重和理解这些力量，就使得帮助自己和别人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变得大多了。不真实的乐观，最终意味着幻想破灭、愤怒和绝望。
概括地说，在没有理解人的健康倾向的情况下，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理解他的弱点。否则，只会造成治疗上的错误。但是，同样在没有理解人的弱点的情况下，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充分理解人的力量并帮助他。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犯过分信任理性的错误。
如果我们希望人成为更完善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健康一面，而且要认清他们，同时也要帮助他们认清不健康的一面。只有充分认识疾病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我们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趋向更健康。我所构想的防御力量和成长趋势之间这个基本的二难推理或冲突是存在主义的，它埋藏在人的深邃本性之中，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都是这样。
防御缺失性需要的倒退力
这是一个不太成系统的成长理论范围内的尝试。一旦我们接受了成长概念，许多细节问题就应运而生了。成长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儿童成长和不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怎样认识成长的方向呢？以及他们又是怎样摆脱病态的方向呢？
自我实现、成长和自我的概念毕竟全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必须紧密地接触现实、原始资料和活生生的具体事件。
自我实现、成长等是长远目标。健康成长的婴儿和儿童并不为长远目标或遥远未来而生活；他们正进行着快乐的生活，并且自发地为现在而生活。他们正生活着，而不是正在准备去生活。他们怎么能只是自发地存在着，而不努力成长，只是追求享受当前的活动，却又一步一步地向前运动呢？即在健康的道路上成长，显示他们真正的自我呢？我们怎么能够使存在的事实与形成的事实一致起来呢？在纯粹的状态中，成长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自我实现也不是这样的目标，自我表现也不是。与其说儿童在探索，不如说他是在发现。缺失性动机和有决心获取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成长、自发性和创造性。
纯存在心理学往往倾向于静态，而不表明运动、定向和成长的真相，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倾向于把存在、自我实现的状态描绘成完美的涅状态。一旦你达到了涅状态，你就会在那里停止下来，似乎你能做的一切就是止于至善而心满意足。
我认为，令人满意的答案其实说出来很简单，这就是，当再前进一步的感受和我们所熟悉的、甚至厌烦的以前的满足相比，在主观上是更高兴、更喜爱、内心更满意时，成长就发生了；要认识什么事物对我们是适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主观上的感受，觉察到它是所有选择中最好的。新的经验由经验自身批准，而不是由任何外部准则批准的。
我们并非是出于自我的利益而去这样做的，或因为心理学家赞成这样做，或因为有人吩咐我们这样做，或因为这样做能使我们长久生存，或因为它对人类有好处，或因为它能带来外部奖赏，或因为它是正当合理的。正如我们在餐后选择甜食时挑选这一种而不挑选那一种一样，我们也以同样的理由做这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我曾把这一点说成是恋爱和择友的基本机理，即吻这个人比吻其他人能引起更多的幸福感；与甲交朋友比与乙交朋友在主观上有更大的满足。
而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认识到，我们做什么事情时是愉快的，我们真正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们的感受、判断和自然倾向是什么？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揭示自我和回答最终问题“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的方法。
出于纯粹的自发性去采取步调和选择完全发自内心，好奇、探索、质疑和兴趣盎然是健康的婴儿或儿童作为自我存在的一部分偶然表现出来的。甚至当他没有被日常各种缺失所激发，没有目的、没有要求、只是自发表现的时候，他也倾向于试验他的能力，伸出手脚，专心地、迷恋地、兴致勃勃地玩弄和操纵各种东西，想了解它们。
探索、操作、体验，被吸引，挑挑拣拣，欢欣鼓舞，享受生活，全都可以看作是纯粹存在的特性，而且会转为形成，虽然这是以一种偶然的、无计划的、没有预期的自发方式进行着。这时自发的创造性经验，可以而且已经在没有预期、计划、预见、目的或目标的情况下产生。但奇怪的是，艺术体验不可能有效地用于这个目的，或任何别的目的。
艺术体验，就我们对目的一词的理解来说，很可能是无目的的活动，它可能只是一种存在体验——存在，即人的有机体在干它必须干的、是它的特权的事情——强烈地和纯粹地体验着生活。以它本身的方式费精力，并创造着美的东西——而增强的整合性、效力和幸福感，则是副产品。只有儿童享受够了，变得厌腻了的时候，他才迅速地转移到别的、或许是“更高的”令他愉快的事情上去。
那么，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下述问题：使他倒退的东西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阻止成长呢？冲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向前成长的替代物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些人向前成长是如此艰难和痛苦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对没有得到满足的缺失性需要的固执力和倒退力，安全和安全感的诱惑力，针对痛苦、焦虑、损失和威胁的防御和保护机能，以及为了向前成长需要勇气。
每一个人在他内部都有两套相矛盾的力量。一套力量出于畏惧而坚持安全和防御，倾向于倒退，紧紧依附于过去，害怕成长会脱离同母亲的原始联系，害怕承担机遇和风险，害怕损害了他已有的东西，害怕独立、自由和分离。另一套力量推动他向前，建立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充分发挥他的所有潜能，建立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同时也认可他最深邃的、真实的、无意识的自我。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式可容纳这一切，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理论性。我所构想的防御力量和成长趋势之间这个基本的二难推理或冲突是存在主义的，它埋藏在人的深邃本性之中，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都是这样。如果用图表示，就是：
安全〈人〉→成长
于是，我们就能用一种并不复杂的方法，很容易地把各种成长机制划分为：
增强向成长方向的矢量（动力），例如，使成长更有吸引力和更易于出现。
充分缩减成长畏惧。
充分缩减安全超向的矢量（动力），即使它减少吸引力。
充分增加对安全、防御、病态和倒退的畏惧。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基本图式上增加这样四组引拒值
增加危险增加吸引力
安全←〈人〉→成长
缩减吸引力缩减危险
所以，健康成长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系列永无止境的自由选择，而这种情况每个人可以随时随地遇到。在这里，他必须在安全和成长、从属和独立、倒退和前进、不成熟和成熟这样两类乐事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安全具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而且成长也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当成长的快乐和安全的焦虑比成长的焦虑和安全的快乐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向前成长。
上述理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于极力要求客观和公开的那些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来说，这些并不能不言自明。曾经需要进行许多动物实验和推论才能使动物动机的研究者相信，要解释在自由选择实验中得出的结果，应当求助称之为超越需要缩减的快乐因素。例如，糖精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缩减需要的，然而白鼠却宁愿选择糖精水而放弃纯水，可见，它的（无益的）口味必定与这种快乐因素有某种关系。
另外，我们可以认为所看到的主体的快乐体验是适用于任何有机体的某种东西，换句话说，它既适用婴儿，又适用于成人；既适用于动物，又适用于人。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理论学家们一直投入极大兴趣的各种可能性。所有自我成长、自我实现以及心理健康等这些高级概念，或许都可以纳入选用动物的食欲实验、婴儿的进食、占有等的自由选择的观察、大量的体内平衡的研究进行解释的体系中来。
我们通过成长公式可以得出必然的假设：就成长的意义上说，我们体验良好的事物对我们也是有益的。我们这里依据的是这种信念，即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选择者又不太厌恶或畏惧选择的话，那么，他通常会更多地选择有益健康和成长的方向。
遗憾的是，这个假设只是在大量动物水平的实验中得到证实，而没有应用人的自由选择来进行详尽的研究。对于坏的选择和不明智的选择的原因，与我们已经做过的研究相比，我们必须更多地在体质和心理动力水平上进行了解。
我喜欢成长经由快乐的思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这个思想可以很好地与所有动力理论相结合，与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沙赫特、霍尼、弗洛姆、伯罗、赖奇、兰克的动力理论，以及与罗杰斯、比勒、科姆布斯、安吉尔、奥尔波特、哥尔德斯坦、默里、莫斯塔卡斯、皮尔斯、贾拉尔德、梅、怀特等的理论，都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之所以对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进行批判，是因为他们一直带头偏见地看问题，倾向于把任何东西都病理化，从而看不到人走向健康的可能性。在极端的情况下，成长学派同样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他们倾向于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东西，而且他们总是回避病理问题、弱点问题和成长失败的问题。一个似乎是全部邪恶和罪孽的神学；另一个似乎是根本没有任何邪恶的神学。因此，二者都同样是不正确和不现实的。
这里应重点提出和成长之间的另一关系。显然，向前的成长通常总是以很小的步子迈进的，而且每前进一步可能都是由于感到是安全的，感到正在从安全的基地进入未知世界，感到是敢于冒险的，因为后退到安全基地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学步小孩脱离母亲的膝盖进入陌生环境作为例子，其特征是：起初他用眼睛探索屋子时，是固定在母亲身上的。随后，他就敢于离开的距离更远一些。用这样的方法，儿童就能探索危险的和未知的世界。如果母亲突然消失了，儿童将陷入焦虑，中止对世界的有趣探索，这时他唯一的希望是恢复安全，甚至可能因此失掉已获得的能力，比如他可能用在地上爬代替大胆走动。
因此我肯定地说，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一般规律。真正的安全使更高的需要和冲动出现，并且开始向掌握新的情境成长。而危及安全，意味着倒退回更基本的根据地。这就意味着，在放弃安全或者放弃成长的抉择中，获胜者常常是安全的。安全需要比成长需要占优势，这扩展了我们的基本公式。
一般来说，只有感到安全的儿童才敢于健康地成长，他的安全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他们是被推着前进，因为未满足的安全需要会永远潜在地保留着，总是要求得到满足。安全需要满足得越多，它们对儿童的引拒值也就越小，它们就越少召唤，对他的勇气也越少影响。
儿童究竟怎样才算得到充分的安全满足，从而敢于向前跨出新一步？我们要有充分的了解。最终我们能了解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他的选择，这就是说，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了解向前召唤的力量超过向后召唤的力量、勇气压倒畏惧的确切时间。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必须最终进行自我选择。别人不能经常为他选择，因为这样做会使他衰弱下去，会削弱他的自信心，并会使他对于自己经验中的内在快乐、对于自己的冲动、判断和情感的觉察能力发生混乱，也会使他对于什么是自身内在的东西和什么是他人准则的内化不能区分了。
因为只有儿童自己才知道他的主观快乐体验，因此他必须最终做出向前成长的抉择。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使这个信赖个体内部的根本必要性同从环境获得帮助的必要性一致起来呢？因为他需要帮助，没有帮助，他会被面前的危险吓得无所适从。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成长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做就会对他的成长造成危害呢？
来自别人的爱、关心、赞成、欣赏、奖励等，以及信赖别人的看法，是与我们论述的儿童主体快乐体验相对立的。因为对于孤弱的婴儿和儿童来说，其他人是如此重要和生死攸关，担心失掉他们（他们是爱、食物、安全、关心等等的供应者）主要就成了使他们恐慌的威胁。因此，当儿童在面临着自己的快乐体验和别人的称赞体验之间的两难抉择时，往往是别人的称赞获得胜利。然后，通过压抑或让它消失的方法来控制他自己的快乐，或者依靠意志力不去注意它。一般来说，随着这种非难快乐体验的意志的发展，随着对快乐体验的害羞、窘迫、掩饰的发展，最后甚至都无法体验到它了。
因此，选择别人还是选择自我就是两种途径之间的最根本的选择。如果保持自我的唯一方法是抛弃别人，那么儿童通常会放弃自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理论则是确实的，即安全是儿童最根本的、占优势的需要，是比独立和自我实现要重要得多的需要。如果成人强迫儿童在丧失一个较低但较强的重要需要，或者丧失一个较高但较弱的重要需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即使是在以放弃自我成长为代价的情况下，儿童也必定选择安全。
从原则上说，最好不要迫使儿童去做这样的选择。然而，出于人们的病态和无知，他们恰恰经常这样干。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儿童在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同时获得这些满足：安全、爱、尊重等等。
我认为许多重要的教益可以来自治疗情境，创造性教育情境，创造性艺术教育以及创造性舞蹈教育中。这种情境是建立各种随意的、赞许的、表扬的、认可的、安全的、满意的、放心的、支持的、没有威胁的、不评价的、不比较的场合，即人可以感到完全安全和没有威胁的场合，这时，就有可能使他表现出种种次要的快乐情绪，例如敌意，神经病式的依赖性。一旦这些次要的快乐得到了充分的发泄，他就会自发地走向其他的快乐、旁观者认为是“高级的”或向前成长的那种快乐，如爱、创造性等等。而且，这种“高级的”快乐，在他同时体验到这两种快乐的时候，他自己会优先选择。
治疗专家、教师及助手支持哪种理论并没有多大关系。例如一位真正优秀的治疗专家，他有可能信奉悲观主义的弗洛伊德理论，然而却好像也认为成长是可能的并依据这样的认识行事。而信奉人性完全美好和光明的、真正优秀的教师，也会把对倒退和防御力量的尊重和理解运用到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去。十分通晓现实主义的和内容广泛的哲学体系却可能不会应用在治疗、教学和家教实践中。只有重视恐惧和防御心理的人，才是懂得教育的；只有重视健康的人，才是能进行治疗的人。
能够对这种情境中的矛盾现象所做的解释是：对有神经症的选择者来说，有些“坏的”选择可能实际是“好的”，起码可以理解为是他自己的动力系统必需的。我们知道，对患者采取强制手段，或者让患者直接面对危险或了解病情，或者使他处于一种应激情境打破他对太痛苦的真情的防御，这样的处置都会使这个患者完全垮掉。这就使我们陷入了成长的步速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有教养的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的实践是这样的，仿佛他们理解有必要采取温柔、亲切、尊重的态度对待畏惧，理解防御和倒退力量的天然性。有必要采用这样的实践来使成长不被看成极大的危险而是一种欢乐的境界。它含有这种意思，他们理解成长只能从安全中浮现出来。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的防御是非常僵硬的，他们就有理由宁愿成为耐心的和理解的，尽管他们完全知道儿童“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如果我们假定只有防御才智和成长才智两种才智的话，则实际上一切选择在动力学理论中最终都是明智的。防御可能像挑战一样，是明智的；这决定于具体的人，他的具体的状态，以及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的具体情境。如果选择安全能够避开大于这个人当时所能承受的痛苦，那么选择安全就是明智的。如果我们希望帮助他成长（由于我们知道，长远地看，一贯地选择安全会给他带来大祸害，而且会剥夺他自己享受快乐的可能性，只要他有品尝这种快乐的能力），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他要求帮助时帮助他摆脱痛苦，不然就要一方面让他觉得是安全的，同时又学习他前进尝试新体验，像母亲张开她的双臂招引婴儿学习走路一样。
我们不可能强迫他成长，我们只能引导他成长。为了使他的成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就要相信仅仅是对新经验的体验就会使他更喜欢成长。只有他自己能够选择成长，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他选择成长。如果成长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那么他必定会喜欢它。如果他并不喜欢它，我们就必须知趣地让步：成长对他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就表明，在关心儿童成长中，对待病态儿童必须要有像对待健康儿童那样的尊重。只有当他的畏惧受到尊重的认可时，他才能有勇气成为勇敢的。我们必须理解，黑暗的力量像成长的力量一样，也是“正常的”。
这个任务的确很麻烦，因为它同时包含两个意思，即一方面包含我们了解什么对他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在我们选定的方向上召唤他），另一方面也包含只有他知道什么对他自己长远地看是最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只是提议而极少强迫。我们必须完全准备好，不仅要向前召唤，而且要尊重他的现实，如卧薪尝胆、恢复力量、从安全优越的地方察看情况，甚至退回到从前熟悉的或“低级的”乐事上去，以便能够重新获得成长的勇气。
这也重新指出了可以重点帮助的地方。人们需要帮助者，不仅由于他能使健康儿童达到可能的成长进步（使成长不超出儿童可以企及的范围），并在另一些时候使他们摆脱了他们的积习，而且紧迫得多的是，这是因为那些陷于固着、僵硬防御和切断一切成长可能性的安全措施而无法自拔的人特别需要他的帮助。神经症和性格结构一样，都有自身持续的倾向，必须在两种对待方式中进行选择：或者等待生活，即让他最终跌进神经症的苦恼来告诉他：他的体系不起作用，不然就要理解和尊重他的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来帮助他成长。
这种看法类似于道教的“任其自然”，但由于成长中的儿童需要帮助，所以它往往是没有作用的。这一点可以表述为“有帮助的任其自然”，这是一种热爱的和尊重的道教观。这种观点不仅清楚地认识到成长和使成长在正确方向上运动的机制，而且它也清楚地承认并尊重对成长的畏惧、成长的缓慢速度、阻滞、病态以及不能成长的原因。它也对外界因素在成长中的地位，必要性和有益性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又不要控制成长。由于了解了成长的机制，它为内部成长提供手段，心甘情愿地帮助它，不仅对它抱有希望，而且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些都联系着一般动机理论、需要的满足理论。在我看来，这些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基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则。这个把人的复杂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论原则，就是在低级需要自身充分满足已经实现的基础上会浮现出新的高级需要的倾向。有幸正常生长的儿童，需要获得了满足，对他充分尝到的快乐厌烦了，会热切地（没有强迫）继续寻求高级的、更复杂的快乐，只要这些快乐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垂手可得而又不会冒险和受到威胁。
不仅在儿童较深的动机力学中能为这个原则找到典型，而且在诸如学习、阅读、溜冰、绘画、跳舞等微观的更朴素活动的任何发展上都可以发现范例。掌握了简单词的儿童，强烈地喜爱它们，然而他们并不停止在这一点上。在适宜的气氛中，他就自发地表现出渴望继续掌握越来越多的新词、较长的词、比较复杂的句子等等。如果强迫他停留在这个简单词的水平上，那么，他对从前使他喜爱的东西就逐渐地厌烦和不安起来。他要求前进、运动、成长。只有在下一步遇到挫折、失败、非难、嘲笑时，他才停止和倒退。这时我们就会面对错综复杂的反常动态和神经症损伤，在这里冲动可能继续存在，但不付诸实现，甚至会丧失冲动和能力。
我认为，这个一般原理可以运用到弗洛伊德的阶段发展理论上。口唇期的婴儿，经过咀嚼获得他的大多数快乐。一个被忽略的特殊快乐是熟练的乐趣。我们应当注意，婴儿能够有效地干的唯一事情就是吸吮。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他是不熟悉的、无能的。而且，正如我所设想的那样，如果这是自尊最早的先驱者（熟练感）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婴儿能体验到熟练（效能、控制、自我表达、意志）快乐的唯一方法。
然而不久，他就发展了其他熟练和控制能力。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那种在我看来虽然正确、但被夸大了的肛门控制。在所谓的“肛门期”内，运动和感觉能力也充分发展了，提供了快乐和熟练感。但是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是口唇期婴儿倾向于表演他的口唇熟练，并且变得对它厌烦了，正如他对单纯的牛奶变得厌烦了一样。在自由选择的情境中，他倾向于放弃乳房和牛奶，而喜爱更复杂的活动和口味，或者以某种方式增添其他“高级的”发展。
获得了充分的满足，能自由地选择而无威胁，他就脱离口唇期并自动放弃口唇活动而“成长”，不必把他“踢上台阶”或强迫他成熟，像常常暗指的那样。他选择了成长到更高的快乐上去，并且对旧的快乐变得厌烦了。只有在受到危险、威胁、失败、挫折、压抑的冲击时，他才倾向倒退或固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宁要安全而不要成长。克制、延迟满足和反抗挫折的能力，对于他的力量的肯定也是必需的，而且我们知道，放纵的满足是危险的。然而，这一点仍然是真理，即对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是绝对必要条件。对这个原理来说，这些限制条件只是次要的条件。
因此，我们用来向前向上成长的东西是附加在我们种种需要的层次排布原则上一种主体设计，这个主体设计带领和指引个体沿着“健康的”方向成长。在任何年龄阶段上，都确实需要层次上的排布原则。即使是儿童，重新找回己丢失的自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觉察自身快乐的能力。
治疗的过程帮助成人发现那些孩子式的（受到压抑的）对他人赞许的需要，没有必要再以孩子式的形式和程度存留了；也帮助成人发现，畏惧失掉他人以及与此相联的畏惧成为软弱的、失助的、被抛弃的人，都不像它们对于儿童那样是正当的和现实的了。他人对于成人比对于儿童可能是而且应当是较少重要性的。
健康自发的儿童，由内部产生、反应他自己内部存在的自发性出发，在好奇和兴奋中深入环境，并且表现着他具有的任何技能。到了他不再被畏惧吓得呆板的那种程度，就到了他觉得有了足够的安全敢于前进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给他快乐体验的东西是偶遇的，或者是帮助者向他提供的。他必须是充分安全和自我接受的，才能选择和偏爱这些快乐，而不被它们吓倒。
如果他能够选择这些由快乐导致的体验，那么他也就能回到这种体验，重复它，品尝它，直到饱享和厌烦的地步。这时，他就显示出进展到更复杂、更丰富的体验上去的倾向，并且以同样的形式完成它。再说一遍，如果他觉得充分安全并倾向于前进的话。在确实感（“这个我确实喜欢，那个我确实不喜欢”）、能力感、熟练感、自信感，以及自尊感中的这种体验，不仅意味着自我在前进，而且在自我上有反馈效应。
在生活中包括的一系列无穷无尽的选择，一般地可概括为完全（或更粗俗地说是防御）和成长间的选择。而且只有当满足了安全需要，儿童不再需要他已经有了的安全时，我们才可以期望他们做出成长的选择。只有他才能承担起大胆行动的后果。
儿童正确选择的标准是容许他保留快乐和厌烦的体验，从而能使选择与儿童自己的本性协调一致，并且发展地自己的本性。选择按着另一个人的希望进行这种替代标准正在形成，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自我就丧失了。而且，这也会把选择只限制在安全上，因为这个儿童出于畏惧（丧失保护、爱等等）会放弃对他自身快乐体验的信赖。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如果这个儿童不是残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他一般是选择向前的成长。
当人极力使自己确信（通过压抑，否认、反应形成等）未满足的基本需要真的满足了、或者不存在了的时候，产生一种虚假的成长是非常普遍的。接着，他使自己成长到较高级的需要水平上去。当然，在这之后，常常会停止在不稳的基础上，我把这称为“绕过未满足的需要的假成长”。这种未满足的需要作为无意识的力量会永远持续下去（反复强制）。
证据表明，健康儿童喜爱的东西，从观察者能觉察到的长远目标来看，对他也是“最好的”东西，这种相符情况一般要多于相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因素（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等）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尽管最终选择必须由儿童做出。
能满足他对安全、从属、爱、尊重等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可以觉得是无威胁的、自主的、感兴趣的、自发的，从而敢于选择未知的事物，还可以帮助他做出确实有吸引力和没有危险的成长选择，在较少吸引力和代价更高时，帮助他做出倒退选择。
存在心理学和形成心理学在这方面可以协调起来。儿童，不过是成为他自己，但也能向前运动和成长。认识使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丰富、更发展和更成熟。这体现了人的潜能的实现，体现了由人的可能性预兆的人的命运的实现。
人的成长和缩减焦虑的知识
关于认知需要，我已经从为认识而认识、为认识和理解本身的纯粹快乐和自然满足的角度谈论了很多。认识使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丰富、更发展和更成熟。这体现了人的潜能的实现，体现了由人的可能性预兆的人的命运的实现。然后，我们就具有了类似无阻碍的鸟语花香。这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像没有奋斗的努力，只是由于苹果树自己遗传本能的表现就结出了苹果一样。
然而，我们也知道，好奇和探索是比安全更高级的需要。这就是说，感觉安全可靠、无忧无虑和没有恐惧的需要是占优势的，是比好奇心更强的。在猿猴和人类的儿童身上，这一点可以直接观察到。年幼的儿童在陌生的环境中往往会抱紧他的母亲，只是到了后来他才会逐渐地离开母亲的大腿，探索和考察事物。如果母亲不见了，或者他害怕了，那么好奇心就消失了，直到重新获得安全为止，他仅仅是从安全港里进行探索。在哈洛的小猴子那里，情况也是一样，任何引起小猴子害怕的东西，都会使它逃回到代母那里去，它依附在那里，开始时它可能只是观察，随后才出来冒险，如果代母不在那儿，它可能会蜷缩成一个球，并且啜泣。哈洛拍摄的动作照片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相对于儿童而言，成年人的焦虑和畏惧要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如果畏惧不能制服他，那么他就会压抑它们，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经常的情况是，他并不“认识”他有畏惧感。
认知是妥善处理这些焦虑的方法之一。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切不熟悉的、朦胧感觉到的、难以理解的、隐蔽的、意外的东西，全都是有威胁倾向的东西。把它们加工成为熟悉的、能断言的、易处理的、能控制的，即不可怕的和无危害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就是了解和理解它们。因而，知识不仅可以有向前成长的功能，而且有缩减焦虑的功能，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外显行为可能是非常类似的，但动机则可能是极端不同的。因而，主观的后果也是非常不同的。
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不太紧张，比如说，受到惊吓的住户在深夜里拿着枪探查楼下使人害怕的神秘声音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情景。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肾的微细结构、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响乐的结构、或者一篇难懂的诗或政治理论的意义时，那种兴奋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觉得更强大、更机灵、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了，我们的眼睛突然更加敏锐，我们的耳朵更加聪颖，我们的头脑顿开茅塞，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可能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充分发生过。
在最广阔的人类历史上，在伟大的宗教、哲学结构中，在法律和政治体系中以及科学和整体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动机的辩证法。非常简明地说，它们中能以不同的比例既体现了认知需要又体现了安全需要。有时，安全需要几乎完全能使认知需要屈从它们减轻焦虑的目的。没有焦虑的人可能是更为大胆和无畏的，并且能够为了知识本身进行探索和建立理论。假定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质，这肯定更易让人接受。安全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比成长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肯定是更容易成为盲目的。我们牢牢依附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知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都必然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
回避知识意味着回避责任
安全的需要不仅能使好奇、认知、理解屈从它们自己的目的，变成仅仅可供使用的工具，而且还会使活动失去好奇心，甚至仅把焦虑和畏惧消极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为了缩减焦虑，我们既能寻求知识，也可以回避知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没有好奇心学习就有困难，大智若愚可能是防御性的，知识与行动是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完全同意这些看法，而且我还向更深处进行过研究。我确信知识和行动经常是同义的，甚至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同一的。我们充分而完善地认识了的地方，适宜的行动就自动地和反射式地随之而来了。接着，就没有矛盾地、完全自发地做出了选择。
我们在高级健康水平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似乎能很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而且在表明这点时和机体活动是自如而充分的。但是，我们在年幼儿童那里，在另一种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考虑一种行动可以和已经行动过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它为“全能思维”。也就是说，如果他由于愤怒而渴望父亲死去，那么他就可能无意识地起反应，似乎他已经真的杀了他。事实上，成人心理治疗的一种作用就是澄清这种孩子式的混同。因此，人没有必要对孩子式的思想感到内疚，仿佛这些念头是已经做过的事。
总之，这种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正如一个人所说：“我是多么庆幸我并不喜欢牡蛎，因为如果我喜欢牡蛎，那么我就会吃它们，但其实我恨这该死的东西。”
住在靠近达豪集中营的德国人，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变成盲目的假愚笨的，这反而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如果他们了解了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或者会不得不对此做出某种行动，或者他们就会对成为懦夫而感到内疚。
儿童也能够施展同样的谋略，否认和拒绝了解对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亲是一个可悲的软弱者，母亲并不真正爱他等。因为这种知识会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总之焦虑和认识显然驳斥了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久以来所持有的极端主张：所有的认知需要全都是由焦虑诱发的；而且只是缩减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驳斥了这种理论的纯粹形态。这些实验都表明：一般说来，焦虑扼杀好奇和探究；焦虑和认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极端焦虑的时候。
有一本书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情况：
信念体系的美妙之处看来是因为它的构成能够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根据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着必要的程度去防御它。有的人认为，人们有选择地歪曲他们的认知功能，因此，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记住他们想记的东西，思考他们想思考的东西。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持赞成态度，相反，我们持这种观点，人们只会在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时才会那样做，不然就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全都是被这种时强时弱的愿望激发的，即要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理解现实，即使它是伤害性的。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焦虑，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关系。我们牢牢依附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知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都必然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想明确表示，离开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能空洞无物。
认识个体和种类的方式
心理学家对于所有经验、行为和个体均可以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他可以研究一种经验或行为本身，把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特征鲜明的，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与整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经验、人或行为迥然不同的。或者，在对经验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也可以不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将它们看成是典型的，亦即将它们看成是这一或那一经验类别、范畴或标题中的一个例证或代表。这意味着，他在检查、注意感受或体验某一事件时不是很严格的。一位档案员只消查看几页档案，便可将它归入甲类或者乙类。上面提到的那种心理学家的反应就与这位档案员的反应相似。我们可以用“标签化”一词来表示这种活动。对那些不喜欢新词的人来说，“BW似的抽象活动”一词也许更好一些。其中的字母B和W代表柏格森和怀特海，这两位大思想家对我们理解那种危险的抽象活动贡献最大。
伴随着研究和讨论心理学基础的基本理论，引申出一种区别。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即好像现实是固定不变而不是发展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好像它是分离的、附加的，而不是互相联系、形成格局的。这种对现实的动力学方面和整体论方面的盲目无知造成了学院派心理学的诸多弱点和浅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制造一个相互对立的二歧式，或者选择一个制高点来作战。在这里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整体动力论”也有可能像“原子静态论”一样片面而不切实际。如果说我们强调一方而牺牲另一方的话，那是因为要把这幅画圆满，恢复平衡，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这些理论，我们来讨论认知问题，但我认为，好多认知被加上了伪装，往往被确定的认知却又是二手戏法下的认知替代物。人都是生活在流动变化的现实中的，但人又往往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由此造成的那些生活的迫切需要就使得这样一些戏法成为必需品了。我特别希望对这一看法说明一下。由于现实是动态的，又由于多数人只能较好地认识静止不动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大量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想所处理的，实际上仅仅是那些从现实中静态地抽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某些理论建构罢了，而不是现实本身。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旨在反对抽象化和概念。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想明确表示，离开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能空洞无物；它们必须立足于具体现实之中，与具体现实融为一体；它们必须要具备有意义的内容，而不能只是一些词句、标签和单纯的抽象概念。所论述的是那种病理学的抽象活动，那种“把具体事物简化归结为抽象概念的活动”，以及抽象活动的各种危险性。注意完全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辨认或发现那些我们自己放在那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经验发生之前预先对它进行判断。
人生注意中的标签化
注意的概念与感觉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注意的概念更多的是表示有选择性的、预见性的、具有组织功能和流动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不一定是完全由人所注意的现实的本质来决定的，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和新鲜的反应。注意也要由个体有机体、人的兴趣、动机、偏见以及过去的经验等等来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下面这一事实对我们的论点很有帮助：在注意反应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新鲜的、自具特征的注意与陈规化的、标签化的注意（通过这种注意，一个人可以在外部世界中辨认出一套业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的范畴）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注意完全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辨认或发现那些我们自己放在那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经验发生之前预先对它进行判断。或者说，注意有可能只是对过去的合理化，或者只是为了努力保持现状，而不是对变化的、新奇的和流动的东西的真正的认识。我们只要注意那些已知的东西，或者将那些新奇的东西改换成熟悉的东西的形状，相信这可以轻易做到。
对有机体而言，这种陈规的注意具有很明显的好处或坏处。显然，如果我们仅仅是要把一种经验标签化或者归入某一类，这就可以节省我们的许多精力，而无需竭尽全力进行充分的注意。毫无疑问，标签化没有专心致志的注意那样煞费苦心。注意力集中对于感觉或理解一个重要、新奇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都知道，这需要极大的努力，因此相对来说没有标签化那么普遍。一般公众都比较喜欢流线型的读物、经过压缩的小说、文摘期刊、千篇一律的电影和充满陈词滥调的谈话。总的说来，他们都尽量回避真正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强烈地偏爱那些陈旧的虚假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上述结论。
标签化是不完整的反应，它是部分的、表面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反应。它使得行为的自动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做几件事情，而这又意味着低级活动只要以一种类似于反应的方式进行下去就会使高级活动成为可能。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经验中那些我们业已熟知的因素。这样，我们就不必作为个体，作为服务员、门卫、清洁工、上班族而去进行感觉了。
因为有两方面的真实情况，使我们看到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能纳入到我们已经构造好的标题中去的东西，例如那些奇怪的东西；另一方面正是那些异乎寻常的、新奇陌生的、危险的和充满威胁的东西最容易夺走我们的注意力。一个新奇陌生的刺激有可能是危险的（例如黑暗中陡然一声巨响），也有可能是不危险的（例如窗户换上了新窗帘）。我们将最充分的注意力给予那些陌生而危险的事物，而对那些熟悉和安全的事物，我们往往熟视无睹，否则它就会转化为熟悉而安全的事物，亦即就会被标签化。
假如一个人从生到死都能把那些新的东西吸收同化到旧的东西中去的话，假如每当有什么新东西咄咄逼人地违反或破坏了他业已熟知的那一系列概念时，他都能够看到它只是表面上与那些熟悉概念不同，并且能够给它贴上标签，把它当成一个乔装打扮起来的老朋友，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惬意的了。……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我们没有概念来指示、没有标准来衡量的东西，我们既不感到好奇，也不感到惊讶。
从一个奇怪的倾向出发得到一种有趣的理论，新奇陌生的事物或者根本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吸引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那么健康的）似乎都只对那些凶险的经验做出反应，好像注意必须被看成是对危险做出的反应似的。注意似乎是在警告我们必须采取某种紧急反应。这些人将那些不凶险、没有危险的经验置于一旁，不予理睬，这些经验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注意，人们也没有必要对它们做出任何其他认知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对这些人来说，生活要么是一场危险的聚会，要么就是危险的暂时缓解。
但有些人对此却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人不单会对危险的情况做出反应。或许他们从根本上就比一般人感到更安全一些，自信一些，因而有闲心去对那些不但没有危险相反还使人愉快激动的经验做出反应，能够去注意这些经验，甚至为此而痴狂。这种积极的反应，不管是矛盾的还是强烈的，不管是一种轻微的愉快还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迷狂，都与紧急反应一般无二，都是自主神经系统对于有机体的五脏六腑的总动员。这两种经验的主要差异就是，人们从内省中感到一种经验是令人愉快的，而另一种经验则是令人焦虑的。
这一观察使我们看到，人不仅被动地适应世界，而且还积极地从世界中获得享受，甚至还主动地将自己纳入世界中去。大多数这类差异都可以用精神健康（姑且这样称呼）这一因素的变化来加以解释。对于那些相对焦虑不安的人来说，注意都必然是一种紧急机制，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单地划分为危险的和安全的。
弗洛伊德关心“自由、漂浮的注意”这一概念中提出了这种注意与标签化注意之间的真正差异。弗洛伊德之所以向人们推荐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注意，这是因为主动的注意总是将人的一系列期待强加到世界上去。这样一些期待足以淹没现实中过于微弱的声音。弗洛伊德要我们屈从、谦卑和被动，只去关心现实要对我们说什么，使我们所感觉到的一切都由物质的内在结构来决定。
这等于是说，我们必须把经验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看成是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绝无雷同的，我们需要做出的适应我们的理论、格局和概念的。这显然肯定是以问题为中心，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我们面前的某一经验自身的和内在的本质的话，我们就必须尽量去抛开自我及其经验、预想、希望和恐惧。
用一种古老的方法来对比一下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经验的不同研究途径，对我们可能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容许自己去构想“真正的科学家”和“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抽象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家基本上是力求把经验加以分类，将某一经验与其他经验联系起来，将它置在关于世界的一元哲学中应有的位置上，探寻这一经验与所有其他经验相同或相异的部分。科学家倾向于赋予这一经验一个名称，为它贴上一个标签，把它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或简单说，把它进行分类。
而一个艺术家则不同，如果他达到了柏格森和克罗齐对艺术家提出的那些要求的话，那么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经验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他必须把经验视为一个个别的对象。每一个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与别的苹果有不同之处；每一位模特儿、每一株树、每一个面孔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与别的东西完全相同的。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说道：“他看见了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他对于把经验加以分类并把它们归入到头脑中的卡片目录中去的工作没有兴趣。他的任务是要发现经验的新鲜之处，然后，施展他的才能，再采取某种方式把这种经验凝固起来，让那些不那么善于感觉的人也能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
西默尔说得好：“科学家看见某物是因为他了解它，而艺术家了解某物则是因为他看见了它。”像所有的陈规一样，这样一些陈规也是危险的。这里面所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家的直觉和艺术气质也完全可变得更强，可以更加欣赏和尊重未经加工的、直接的经验。同样，对于科学家眼中的现实的研究和理解，除了要使艺术家的反应更加合理和成熟之外，还应该加深这种反应。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必须执行同一道命令：“必须认识整个现实。”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类比来突出上述差异的重点。我称为真正艺术家的那些人还在另外一个特征上有别于常人，说得尽量简略一些，他们在看见每一次日落、每一束鲜花、每一株大树的时候似乎都能感到同样的欣喜和敬畏，都能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能做出强热的情感反应，好像这是他们平生所见的第一次日落、第一束鲜花和第一株大树一样。
一般人只要看到同一奇迹发生了五次，不管它是多么的壮观，都会对这一奇迹兴趣索然。相反，在一位诚实的艺术家那里，这一奇迹哪怕已经出现了千百次，仍然能够在他心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他能够更加清晰明彻地看到世界，因为对他来说，世界常新。当我们与生人初次交往时，往往会对他感到新鲜，而且努力想把他理解和感觉为一个与他人在生活中不甚相同的独特的个体。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自觉地给他贴上标签，或者把他归到某一类型的人当中。
标签化感知的谬误倾向
不仅在类似偏见的社会心理中存在陈规化的概念，而且也能在感觉这一基本过程中找到它。感觉往往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内在本质的吸收和记录。在多数情况下，感觉都是在对经验进行分类，为它贴上标签，而不是对它进行分析。这种活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感觉。我们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标题化的感觉中所做的一切，恰好类似于我们不断地使用陈词滥调进行谈话。
当我们与生人初次交往时，往往会对他感到新鲜，而且努力想把他理解和感觉为一个与他人在生活中不甚相同的独特的个体。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自觉地给他贴上标签，或者把他归到某一类型的人当中去。我们将他置于某一范畴或某一标题之下，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往往把他看成是某一概念中的一个例证，或者某一范畴中的一个代表。例如，他是中国人，而不是非洲人，也不是那个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美梦、意愿和恐惧的美国人，要不然他就被称为百万富翁，或社会的一成员，或一位女士，或一个犹太人，或者别的什么人。
换言之，一个进行陈规化感知的人只相当于档案管理员而不是照像机。档案管理员有一个装满文件夹的抽屉，她的任务就是将办公桌上的每一封信件归入甲类或乙类，放进相应的文件夹中。
在标签化感知的许多例证中，我们可以列举人们对以下各种东西的感知倾向：
那些熟悉、陈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陌生、新鲜的东西；
那些系统化和抽象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实际的东西；
那些有组织、有结构和单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混乱的、没有组织的和模棱两可的东西；
那些已经命名的或可以命名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没有命名的和不能命名的东西；
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无意义的东西；
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异乎寻常的东西；
那些人们意料之中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出乎意料的东西。
而且，即使某一事件是陌生的、具体的、模棱两可的、没有命名的、没有意义的、异乎寻常的或者出乎意外的，我们还是强烈地倾向于把这一事件加以扭曲，削足适履地将它塑造成一个更为习见、更为抽象、更有组织的形式。我们往往把事件当作某些范畴的代表，而不是根据这些事件本身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和自具特征的。
大量的对所有这些倾向的描述，我们都可以在罗夏测试、格式塔心理学、投射测验和艺术理论的文献中找到。举一个艺术教师作例子，这位教师经常告诉他的学生说，他们画不出一只个别的手臂来，这是因为他们将这只个别的手臂看成是一只普通的手臂；而且，由于他们这样来看待个别的手臂，他们往往就以为他们知道这只手臂应该是什么样子了。
很显然，一个人可以轻易地、不过多了解地将某一刺激物归入一个业已构造成的范畴中去，但是他却很难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刺激物。真正的感知应将刺激物当成独一无二的，必须包容它的全部。在它上面全面剖析，完全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不比贴标签，编目录，转瞬之间即可完成。
由于标签化这种可一蹴而成的特长，就导致它必然远不如新鲜的感知有效。在标签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为突出的特征才能用来决定反应，而这些特征容易产生误导。因此标签化往往使人犯错误。
这种错误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容易使人固执地坚持原有的错误。一个被纳入标签中的人强烈地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任何与陈规老套不相符合的行为都只能算作例外，无须认真对待。例如，我们出于某种缘故确信某人不诚实，然后我们想在某一次玩纸牌时捉住他，却未能捉住，我们通常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他唤作贼，认为他之所以变得老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缘故，或者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出于偷懒，诸如此类。如果我们对他的不诚实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即使我们从未发现他做什么不诚实的事情，这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尽可以将他视为一个恰巧不敢在我们面前玩弄戏法的贼。或者我们可以将他这一异乎往常的行为视为有趣的，认为它并不代表这个人的本性，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关于标签化或陈规化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人们怎么会在真理已经相当明显的时候还要顽固地坚信谬误。我知道，对于这种拒绝接受证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完全用压抑或用动机力量就可以加以解释。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这一看法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理，是否本身就是一个完满充分的解释。我们的讨论表明，人们看不到证据是另有缘故的。
假如这种陈规化态度的那一端能被我们接受，那我们就能对强加于对象身上的不公正待遇有一定程度的体会。当然，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黑人可以轻易地证明这一点，但这也常常适用于所有其他人。诸如“哦，是个侍者”或“又是一个姓琼斯的人”这类话。如果我们像这样被随便地装入一个文件夹内，与其他许多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难以苟同的人混在一起，我们常常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自己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关于这一点，威廉·詹姆斯表述得最好。他说：“理智在处理对象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同别的东西一并归类。但是任何对我们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能够唤起我们的献身精神的对象都使我们感觉到它好像必定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假如一只螃蟹知道我们如此不加请示、蛮横地将它归到甲壳纲动物中去，并以此对它进行处置的话，它也许会勃然大怒、挥钳发作的。它会说‘我不是这种东西。我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抗拒保守习惯的机制
当面临某一问题时，往往有一种倾向于套用早期成功办法的习惯。这意味着：必须把眼下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必须选择那些对于这一特殊范畴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标签化。
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等现象的最恰当的描述就是习惯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因此，理智在一个特定的情景里总是本能地选择那些已知的和相似的东西，它把这些东西找寻出来，以便能够应用它那“同类相生”的原则。常识之所以能够预见未来，原因正在于此。科学把这种能力推到一个可能达到的最高的精确程度，但并未改变这种能力的基本性质，像普通知识一样，科学只关心重复这一方面。虽然某一事物整体都是新的，但科学总是设法将它分析为差不多是对过去的复制的一些因素或方面。科学只能处理那些假定会重复的东西。
在这里应该再一次指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另一种科学哲学了，另一种关于知识和认知的观念，这种观念既包含原子论的东西，又包含整体论的东西；既包含重复的东西，又包含独一无二的东西；既包含机械的东西，又包含人类和个人的东西；既包含稳定的东西，又包含变化的东西；既包含实证主义的东西，又包含超验的东西。但实际上，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动的（虽然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许多东西可定为是静止不动的）。
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所有其他的经验、行为等等。没有任何两样东西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保持不变的。如果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当你做事情时当一些东西看成好像是相同的，好像是保持不变的——即根据习惯来做事，那么这就是完全可以的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一个差别之成其为差别，就在于它具有某种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有些差别有时却是无所谓的。只要你认识到差别毕竟总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须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你就要尽可能去利用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把它撇在一边。没有任何习惯是简单的。对于那些不是不顾环境一味依赖习惯行事的人来说，习惯是有用的；但对那些不太有见识的人来说，习惯则会导致无能、愚蠢和危险。
如此看来，似乎很有必要将我们关于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构架于这一基本的和必然的基础之上。怀特海对此也曾进行反复说明。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于时间延续中的事物被盲目地推到这种空间中去。虽然现在我们那些最老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摒弃了这样一些陈旧的观念，但这些口头上遭到摒弃的观念作为我们所有那些较低级的思想反应的基础却仍然在起作用。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是怀着热情这么做的，我们都仍然信奉牛顿。
因此，可以重新界定所有可列为标签化的反应，它们都努力想使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的运动冻结起来或阻止为静止状态，从而在世界仿佛不动时能够处理它。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静止的原子论数学家们为了以一种不动的方式来对待运动和变化，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戏法，这就是微积分。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例子也许更加切合主题。那些头脑静止的人都倾向于把一个过程世界凝固起来，使之暂时静止不动，因为他们不能处理和对付一个处于流动中的世界。我认为，所有习惯，当然还有各种复制性学习，都无一不是这种倾向的例证。
习惯是保守的机制，这一点詹姆斯早就指出了。何以如此呢？一方面，因为任何习得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其他习得反应的形式。但是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虽然也同样重要，却往往被学习理论家们忽视了，这就是说，学习不仅仅是肌肉反应，而且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感情和喜好。我们不仅仅学说英语，我们还会逐渐喜爱上英语。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是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弃掉，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来代替它，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通过学习，我们自己已经被束缚住了，献上了自己的满腔真情。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把法语学好的话，那么当我们的教师口音不好时，我们最好干脆暂停学习，等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时学习起来会更为有效。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科学领域中那些不切实际地对待假设和理论的人的观点，他们说，“就算是错误的理论也比没有强”。如果我们前面的考虑还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真正的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习惯起初是蜘蛛网，然后是钢丝绳”。
这些批评只适用于原子论式的复制性的学习，也就是对彼此孤立的特定反应的识别和回忆，而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习。许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把这种复制性学习看成好像是过去或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习得的许多东西，亦即过去那些最为重要的影响既不是原子论式的，也不是复制性的。过去那些最有影响的学习类型，是我们所谓的性质或内在学习，即对我们所有经验的性质的一切影响。因而经验并不像硬币一样是有机体一个一个习得的；如果这些经验有某些深刻影响的话，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这样，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熟的人变为一个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卑，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与此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获得了处理或解决某种特殊问题（例如他母亲的死）的技巧。他除了在这方面有所变化以外，并无其他的变化。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比通常那些把一个错误的音节同另一错误音节胡乱联系起来的例子远为重要、远为有用，更可以用来作为典范，而后者在我看来除了与其他错误音节有关系外，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毫无关联。
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可认为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根本不同于任何其他问题的。如果一个问题十分类似于过去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都必须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完全是有益的，而且这也有可能是危险的。
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讲得通，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抱有多大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用新的解决办法。
习惯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的适应具有双重作用，既有必要性，又有危险性。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作人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一旦形成，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迅速做好变化的准备。
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做出必要的新的反应。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巴特莱特谈到“外部环境的挑战，这种外部环境部分是在改变，部分也是持续不变的，因而它要求我们做出随机性的调整，但又不允许有一个全新的开端”。
为了把这一点弄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也许要从另一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想。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的话，我们的心里就会自动跳出某种习惯性的答案，从而节省了大量思想，不去重视这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我们之所以说习惯是一种“好像”反应——“好像世界是静止的，常住不变的”，原因正在于此。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作为适应性机制的习惯的根本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现象。上面那种解释显然就是由此而引导出来的。
不必说，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熟悉的、相对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往往就会以那个样子出现。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这些活动首先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涉及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
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别的东西，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我们无须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是恒常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习惯对于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不管是多么有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幻莫测、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习惯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我们面前是这样一幅人的图景，他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日益精细的反应来适应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他必须找到从直接环境的完全控制下摆脱出来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主人。
我们的自由如果不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更新自己的话，那么就在它被肯定的那一刻，它就会制造出不断发展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将会窒息自由，它会被自动性所毁坏。即使是最活跃的思想在表达它的公式中也会变得干燥、僵硬。词语与思想格格不入，字母会毁灭精神。
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但却不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途径，必须从那一观点对它加以节制。它只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能帮助我们取得进步，即它能够节省时间，保存精力，但是如果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保存下来的精力不是用于改造其他行为的思想活动的话，就根本没有进步可言。刮胡子对你来说越是变成习惯性的，那么，在刮胡子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自由地去考虑那些对你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在这里面总有大量的方便之处——除非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悖论：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还有一点是，复制性记忆在我们得不到一磋商标题（参照本）时将是最重要的阻碍。关于这一结论的实验方面的证明，大家可以参见巴特莱特的书，夏赫特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卓越的见解。在此，我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幸好十分容易查证。
我曾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我发现自己很难记住那些我十分喜爱的印第安歌曲，不管我试上多少遍。我可以跟着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过不了5分钟，我就不能独自地把这首歌重复出来了。对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音乐记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都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他意识到印第安音乐在基本结构和性质方面非常独特，因而人们不能对照着一个参照系来把它记住的时候，他才能够理解这种经验。
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大家更容易体会。这就是说，一个讲英语的人在学习譬如西班牙语时所碰到的困难与在学习像俄语这样的斯拉夫语时所碰到的困难是不大相同的。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中的多数词汇在英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同源词，一个讲英语的人可以把这些同源词用作参照系。但是由于这些同源词在俄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这样，学习俄语就变得极其困难了。由于对熟悉的东西不会让这样的人焦虑不安，所以当他们必须去感知问题时，往往首先努力将这一问题纳入某一熟悉的范畴中去。
克服陈规化思考问题的技巧
一个明显倾向于标签化的人首先必须努力将任何种类的问题抛开。那些患强迫症的病人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往往极有系统地管理和安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任何突发事件，任何一个没有现成答案而需要有自信、勇气和安全作为保证才能加以处理的问题都会让他们感到极大畏惧。
由于对熟悉的东西不会让这样的人焦虑不安，所以当他们必须去感知问题时，往往首先努力将这一问题纳入某一熟悉的范畴中去。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一特殊问题能够置入以前曾经经验过的哪一类问题中去？或者这一问题适合于哪一个问题范畴呢？它能够被塞进去吗？这样一种“置入”反应当然只有在人们感知到相似性时才有可能。我们不想去讨论相似性这一复杂问题，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这种对相似性的感知并不一定就是对被感知的现实的内在本质所进行的谦逊的和被动的记录。
不同的人是根据不同的、适合他们个性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的，但他们却都能成功地把经验标签化。这样的人不愿意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中去，他们要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验统统加以分类，即使他们感到可能需要把这种经验加以裁剪、挤压甚至歪曲。
据我所知，克鲁克的文章就是讨论上述结论的事实证据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他医学诊断中所涉及到的那些问题。心理学家们当然更加熟悉许多精神病学家对待他们病人的那种严格的分类学的态度。
标签化的一个主要的益处在于，某一问题能被成功地置入某个范畴之后，就会自动随之出现一套相应的处理技巧。这还不是标签化的唯一理由。一位医生在处理一种已知的、虽然不能治好的疾病时，比在处理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把问题置入某一范畴中的倾向的背后潜藏着很深的动机。
一个曾多次处理同一问题的人，就如同一台加满了油的机器，可以随时运转使用。当然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问题的习惯解决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列举它的一个好处，这就是，一个人做事情时可以轻松自如一些，可以节省精力，可以有一种自动性，使自己的兴趣得到适当满足，不会感到焦虑不安等等。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一个人由此而失去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发明创造性，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成静止的世界来加以对待。
关于陈规化思维技巧的后果问题，路金斯对调整所作的那些有趣的实验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例。我们像对待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对待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把一切现实，不管它是怎样变幻不定，都放在那种牢固不破的形式之下加以思考，我们只有在不连续的、不动的和僵死的东西里面才感到舒适自在。
培养充分理解生命的理智
在这个领域内，标签化有以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含义：人们仅有陈规化的问题，或者不能感觉到新的问题，或者以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强求一致的方式重新塑造这些问题。这样，它们就可以归为熟悉的问题而不是新的问题了；人们仅仅使用那些陈规化的和机械的习惯和技巧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在遇到生活的所有问题之前已经有了一系列现成的、简捷的和单调乏味的解决办法和答案。这三种倾向加在一起，就几乎完全可以窒息人的发明创造性。
但即使像柏格森这样深刻的心理学家也难免，因为受到这种倾向的强烈控制而给理智下了错误的定义，认为理智仅仅是对事物进行标签化。例如柏格森说：“理智是一种把彼此相同的东西联系起来的能力，是一种感知同时也创造重复性的能力。”“解释那不可预见的和新的东西总是意味着把它溶入到那安排在一个不同秩序里的旧的和已知的因素中去。理智既不能接受真正生成的东西，也不能接受全新的东西。这就是说，在这里它又一次漏掉了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像对待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对待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把一切现实，不管它是怎样变幻不定，都放在那种牢固不破的形式之下加以思考，我们只有在不连续的、不动的和僵死的东西里面才感到舒适自在。理智的特征就是，它天然就不能理解生命，但是柏格森本人的理智却恰恰推翻了这一概括。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抱着一种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做出适当的反应来。
培养感知问题内在本质的方法
感知问题这一过程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起见，这一过程可以作如下界定，即人们事先就有一个现成的观念或无法改变的结论，然后再进行大量的思想活动来支持这一结论，为它找出证据来。我不喜欢那个人，于是我就为此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种活动其实不过徒有思想的外表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思想，因为它不顾问题的本质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皱眉头、激烈的讨论、竭尽全力去寻找证据，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耳目之举，其实思想还没有开始，结论早已注定了。人们还常常连这种思想的外表都不要，他们甚至懒得去做这种好像有思想的姿态，尽管去相信就够了。这比起合理化来更省事。
心理学家几乎都很清楚，一个人生活中完全可以按照他生命最初10年所习得的一套观念，而这套观念也许永远都不曾发生过一丁点儿变化。的确，这样一个人也许智商很高，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思想活动，从这个世界中选取哪怕是极可怜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现成观念。不可否认，这种活动也许有时对这个世界十分有用，但心理学家们似乎都明显地愿意在生产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最熟练的合理化活动之间照字面上划分一道区别。合理化活动常常使人对真实世界熟视无睹，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使人在感知和记忆时发生歪曲，丧失掉对一个瞬息的世界的适应能力。与这样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现象相比，与思想停止发展的其他一些迹象相比，合理化活动偶尔有的一些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但并非我们对合理化只能举出唯一的例证。当一个问题仅仅刺激了我们的各种联想，使我们从中挑选出那些最切合这一特殊场合的联想时，这同样也是标签化。
在标签化思想与复制性学习之间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相似性或关系。我们上举的三种类型的过程可以十分容易地当作习惯活动的特殊形式来加以处理。这里明显地牵涉到与过去的某种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不过是从过去经验的角度来对新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解决的技巧而已。这种类型的思维经常都等于是在不加思索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前获得的复制性习惯和记忆。
整体动力性的思维与感知过程的联系要强于与记忆过程的联系。明白了这一点，它与标签化思维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整体思维所作的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的内在本质，正如维台默在他的一本书中所强调的。卡塔那认为这是一种“在问题中感知其解决办法的努力”。
下面这一点十分有趣：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常常都把问题的解决和问题本身视为相同的或重复的。例如，如果我们能充分地理解的话，任何一个特殊的项都属于已经清楚的项，因此只是已知东西的重复，在这个意义上是同语反复。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思想在这方面也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相似，我相信，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至少过去是这样。每一问题都是由于其自身的资格和特异性而被仔细考察的，简直就好像人们以前从未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一样。这种努力是为了搜寻出问题的内在的真实本质，而在联想思维中却是为了发现这一问题是怎样与人们以前曾经经验过的问题相联系和相类似的。
从一个实际的意义来看，就行为来说，这一原则可以简化成这样一句箴言：“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这就是说，每当一个人面对着一个新的情景，他并不是毫不犹豫地用以前已经明确决定好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反应。这一情景实际上有许多方面都与以前的情景有区别。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抱着一种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做出适当的反应来。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处理新情景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优柔寡断，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做出决定来，相反，它能够使人避免仓促做出决定。它能够保障我们不会犯下这样一些错误，比如根据第一印象来评判他人，把我们对一般女司机的态度应用到所有个别的女司机身上去，谴责或支援一个人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情况或者一些非常短暂的交往。我们本来是在对个别的人进行反应，但我们却把它看成好像只是某一类型中的一个成员，而且与那一类型中的其他成员完全相同，这时我们就会犯上面的错误。如此看来，我们之所以不适当地进行反应，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观点认同了。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整体思维中从不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当然要利用过去的经验，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经验的。这一点在上面关于所谓的内在学习（即学做你潜在地是的那个人）的讨论中已经描述过了。
毫无疑问，联想思维确实会出现。但我们所讨论的是，究竟哪一种思维应被当作中心、范式或理想的模式。整体动力学家们的论点是，如果思维活动具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应该具有发明创造性、独特性和天才性这样的意义。思维是一种技巧，凭借着它，人类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而这又意味着，思维必然经常地与已经得出的结论发生冲突，甚至革命性的。如果它与一种思想现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习惯、记忆或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的对立面了，这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从定义上说就与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势不两立。如果我们过去习得的东西和我们的习惯运转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一种自动的、习惯性的和熟悉的方式来进行反应。这就是说，我们用不着进行思想。从这一观点来看，思维可被看成是学习的对立面，而绝不是一种学习类型。夸张一点说，思维可以界定为一种突破我们的习惯、忽略我们的过去经验的能力。
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涉及到另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可以从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中显示出来。这就是它那富有特征的大胆冒险精神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在还不能准确表达的话，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着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远离家门去玩耍。那种与胆怯地紧抱着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抱住习惯不放。
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几乎是多余的，就像说“一个思想着的思想家”一样——在冒险越出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突破调整，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习、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另外我们发现，许多人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观点。这类实例不胜枚举，它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成是健康人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表现了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这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就成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分传统化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自信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
我们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所得出的结论和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总爱看前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拣来的一些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这种认识肯定会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教育为何比理想目标差距如此之大。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让人学会直接观察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先造好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确定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么，应该赞同什么，应该反对什么。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拿出自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看待现实，破除迷信。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倾向也触目皆是，我们可以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一门课涉及到怎样瞬息万变、无法描述和神秘莫测的现实，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为3个学分，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15周。它们就像水果一样被整齐地分为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门类。科学常被当作某种稳定不变的东西来教给人们。其实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其生命和价值依赖于它的流动性，只要新的事实或新的观点暗示着可能有别的结构，它就应该立即修正它那些最珍爱的结构。可惜，目前科学并不是当作这样一个知识系统来教授的。这类标签不是来自于现实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中去的。有一种所谓的“平行教育制度”，或者可以称为人文教育，这种教育制度旨在纠正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
尽管这一切都已经非常明显了，但仍无法清楚地确定应对此采取何种措施。许多人在考察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这就是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心那些新鲜的经验的那些特殊具体的现实。在这点上，怀特海说得很对：
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就是，它们过分关心思想的分析活动以及公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个别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这些个别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单纯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陈述，而这些抽象的陈述却完全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几个抽象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了一些。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迂腐了。按理学校的普通训练按理应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应该满足他们做具体事情的热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各个不同领域中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亚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触及到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理智上，其主要工具是印刷成文的书籍。但专业训练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重心应该落在直觉上，应该避免与整体环境的分离，其目标是尽可能少地对整体进行分割，而去对整体进行直接把握。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直接评价。
人们都能接受这种观点，建立理论就意味着选择和拒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一种理论可以弄清楚世界的某些方面，而同时又不必去关心另一些方面。大多数非整体论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一套一套的标签或门类。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设计过一套所有现象都与之天衣无缝的标签，疏漏的地方总是在所难免。有些现象介于各种标签之间，有些则好像可以同时归于好几个不同的标签。
这种理论强调出现象中某些突出于其他性质的特性，说明其可重视性，因此这种理论好像从来都能引起人们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去除掉或忽略掉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掉部分真理。由于有这样一些选择和拒斥的原则，所有理论就难免仅仅对世界持一种部分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这一切理论即使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一种完全可能的情况。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验的全部主观丰富性，相反，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感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经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掌握的绝好的和极端的表现。
特殊化的个别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它的非抽象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的对比考虑揭示出来。但这与哥尔德斯坦所说的具体并不是一回事。当一个大脑受损的人具体地行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能看到对象或经验的全部感官特征。他所看到的只是由这一特殊情景所决定的某一特征，而且他也只能看到这一特征，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可能是一种武器、装饰，不可能用来爆破或者灭火。如果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考虑其他方面，那么，哥尔德斯坦的病人可以说都在进行抽象活动。
照这样看，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认知，以及将经验进行归类和具体评价经验，利用经验与欣赏经验所有这些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相反，那些研究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学者们都异口同声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日益变得有系统起来，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功利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来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会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消了。”
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同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对它们苛刻挑剔，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理论和抽象概念所提供的好处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交流方面和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
如果我们有责任向各方面研究工作者提出规劝的话，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深刻铭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的认知活动无疑就会变得更加有力。的确，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库中还有别的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通常都分发给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些遭到忽视的认知形式能够通向另一部分真实世界，而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进行抽象活动的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
而且我们早已了解到，完全有可能进行整体论的理论活动。在这种理论活动中，事物并不是互相分离、彼此独立的。它们是完整的，并且作为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彼此关联，毫无例外地包容在同一整体之中，如形影一般时刻相随，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只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正确认识语言与命名
语言是一种标签化的手段，主要是体验和传达命名性信息。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宣告失败，比如可以参见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或者关于诗歌理论的各种讨论。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名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起着组织安排作用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一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造成一系列类似关系、比喻或新的词型。
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如果他想把各种词汇变成独一无二的话，那么交流传达就会受到损害，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种非表现艺术中就是如此。
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上曾登载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达了我们上面这些观点。这篇前言如下：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我们朋友的所有书和所有充满智慧的思想归根到到底都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关于人临死前的情景、关于年青恋人的故事、关于丈夫不忠的故事、关于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我们读得何其多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无一没有反复发生过，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详尽、仔细地读过上千遍，并且还精确地作过记录。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开始生活，就被那些关于人心的故事淹没了，人们不厌其烦、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灌输这些故事。
但是，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一点也不像这些人描绘的那样。这一事件是陌生的，而且是异常地陌生、异常地新奇。面对着这一事件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才意识到，别人向我们说的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还是不相信，个人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可传达的。我们在度过某一时刻之后就被驱使着要把它传达出来，把那些在意图上是诚实的而在最终效果上是虚假的话说出来。
因此，语言在处理某一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只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例如，有一天，一位教授与他的艺术家妻子漫步在一条小道上。当他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的名称是什么，谁知刚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称就别无所求了，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
这一点在我所谓的“评价性贴标签活动”中可以看得异常清楚。我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强调我们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根据我们给各种个体和情景所标的名称来对这些个体和情景进行评价。这种说法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某物进行归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它进行反应的方式。我们主要是通过命名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当我们给某物命名之后，我们就倾向于根据这一名称来评价它或对它做出反应。处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学会了对那些名称、标签或字词进行独立的评价，完全不顾及这些名称、标签或字词对之能够适用的那些现实情况。
像空中小姐和火车站的挑夫这两类侍者，做的都是佣人的杂役，但请考虑一下这两类人在社会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吧。
语言有时可以看作是横梗在现实与人之间的一道障碍，因此它会将经验强行塞入标题中。一句话，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力求避开这些缺点。
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科学家应该学着尊敬诗人，至少是那些大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的话，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虽然看上去不是这样。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一些。例如，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才能的话，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说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10页纸的篇幅才能说出的东西。
即使语言对人的理论思维很有好处，它也仍然有各种显而易见、不可忽视的缺点。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勉强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而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令人生厌的老套、平凡、陈腐的话语、箴言、标语、口号和形容词的话，那么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就彻底变成了一种消除思想的手段，就会使人感觉迟钝，阻碍人的精神的发展，把人弄成一无是处的废物。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达思想，不如说是蒙蔽思想。
语言的另外一个特征也容易制造混乱，那就是，语言中至少有些特殊词汇超越了时空范畴。“英格兰”一词逾经千年而未见任何发展、变化、开拓和衰老，但它所指示的那个民族却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无奈我们手中掌握的都是这样的词汇，因而只能用它们去描述处于时空变化中的事件。如果我们说，永远都有一个英格兰，人们会怎样理解？
正如约翰逊所说：“在现实的手指之间，但见笔走如飞，从无片刻停歇，非区区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动性而言，语言结构远逊于现实结构。正如晴空中陡然响起一声霹雳，转瞬之间却又化为乌有，我们所高谈阔论的现实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有必要强调说明，谈论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其实是谈论对同一世界的两种感知、两种认知和两种态度，而并不是在实际物理空间和实际物理时间中的两个分立的领域，或两个彼此隔离的领域。
融合永恒与暂时的认知途径
“Suchness”是日语“Sonomama”的同义词。照字义，它指事物“本来的状态”。它也可以用英语的词尾“－ish”来表示，如在“tigerish”中，意思是恰似一只虎，或者，像nine－year－oldish、Beethovenish、或德语amerikanish中－ish意思分别为：就像九岁一样，就像贝多芬那样，就像美国人一样。这些说法都涉及对象完形性或格式塔的特定说明，还它本来面目，赋予它自身特有的个体性质，使它和世上一切其他事物区分开。
古老的心理学名词“quale”涉及感觉方面的问题能表明“suchness”一词的含义。“quale”指那种不能描述或界说的性质，例如，红颜色与蓝颜色不同，我们感到不同，却说不出具体如何不同。是红色的红（reddishness）或红色的“Suchness”不同于蓝色的“Suchness”。
在英语中，当我们谈及某人而说“他会的”时，我们也暗含有这样一种意思。这意味着，那是可以预期的，那适合他的本性，那符合他的本性，他具有如此的特性等等。
铃木在首先说明“Sonomama”相当英语的“Suchness”以后，继续解释说，这和统一的意识是同样的意思，和“在永恒之光的照耀下生活”是同样的意思。他援引威廉·布雷克的说法，表明当他说“在你的手掌中把握无限，在一小时中经历永恒”时，他就是在谈论“Sonomama”。铃木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很清楚地表示，这种“Suchness”或“Sonomama”和存在认知是同样的意思，而且他也表示，“以Sonomama的态度看事物”，在事物的Suchness中看事物，和具体的感知也是同样的意思。
哥尔德斯坦对脑损伤者的描述说明非常类似于铃木关于“Suchness”的说明，例如，他说明他们的颜色视觉已还原到具体的性质而抽象能力已经丧失。即，脑伤者看到的不是一般范畴的绿或蓝，而是只能看到每一特定的颜色，像它自身的Suchness那样，和任何别的东西没有关系，不是在任何一种连续系统中，也不是在任何程度上的任何别的东西，不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好或更坏，不是更绿些或更不绿些，而似乎它仅仅是全世界唯一的颜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Suchness的一种元素（不可比性）。假如这样说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非常审慎，不要把哥尔德斯坦所说的还原到具体和健康人新鲜而具体的感知能力混淆起来，健康人不是还原到具体的。而且，我们还必须把这一切和存在认知区分开，因为存在认知不仅是具体的Suchness，而且也可以是抽象，更不必说它也可以是对整个宇宙的认知。
完全有必要把上述的一切和高峰体验以及铃木所说的悟道体验区分开来。例如，存在认知往往是当人达到高峰体验时到来的，但它也可能在没有高峰体验时到来，甚至可以从一种悲剧体验中得到。于是，我们也必须在这两种高峰体验和这两种存在认知之间做出分辨。首先，有柏克的宇宙意识，或种种神秘论者的观点，在这样的意识中，整个宇宙被感知到，其中的每一事物和其他的事物都被视为是彼此有联系的，包括感知者在内。
参加我的试验的人曾描述这种意识说：“我能看到我属于这一宇宙，并能看出在宇宙中我处在什么位置上；我能看到我是多么重要，而且也能看到我是多么不重要，多么渺小，因而，它使我既感到谦卑又感到自豪。”
很明确，我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我是在这个家庭内部，不是从外部看里面，不是和这个世界分隔开的，不是在一个山峰上看山谷那面的山峰，而是在事物的心脏部位，在这个家庭中，在这个非常大的家庭中并从属于它而不是一个孤儿，或过继的孩子，或像外面的什么人从窗户往里看，探查屋内的一切。这是一种高峰体验，一种存在认知，我们必须把它和另一种体验和认知严格区分开，在那种体验和认知中，会出现迷恋，会有一种孩提感或对树木等等的收缩，而这时，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被忘掉，自我本身也完全被忘掉。那是这样的时刻，这时，对于有关对象有那么多的专注和迷恋，而世界上一切他物又那么彻底地被遗忘，使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超越油然而生，或者至少是自我意识完全丧失，或者自我离去了，世界走开了，那就是说，知觉的对象变成了全部的宇宙。这一对象就是整个世界。在这样的时刻，它是唯一存在的事物。
因此，所有应用于观察整个世界的感知法则现在都应用于观察这个和世界分割开的对象，这个我们所迷恋而它本身已变成整个世界的对象。这是两种不同的高峰体验和两种不同的存在认知。铃木进一步研究这两种体验，但未加区分。即，他有时谈到在一朵小小的野花中看到整个世界。接着在另一些时刻，他又以一种宗教的和神秘的方式谈到和上帝或和天堂或和整个宇宙合而为一这样的大彻大悟。
就像日本人的忘我概念，这是一种放开一切而心灵集中的入迷状态。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时，你是以一种全心全意的态度在做任何事，不想任何别的事打扰你，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怀疑和抑制。那是一种纯粹的、完美的、完全自发而无任何种类障碍的行动。这只有当自我已被超越或忘怀的时候才有可能。
这种忘我状态常常被认为好像和悟道状态是相同的。很多禅宗文献谈到忘我好像那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时的全神贯注，例如，劈木材时的专心和全力以赴。但信奉禅宗的人又说，这似乎也像那种与宇宙合一的神秘感相同。这两种说法很明显在某些方面是互相融合的。
禅宗认为只有具体事物的本来面目才具有价值，而抽象却仅具有危险性，所以，我们也必须对禅宗的反对抽象思维有所批判。因为我们不能同意它。这将是一种自愿的自我还原到具体，带有哥尔德斯坦明确列出的不良后果。
这样考虑，我们心理学家很明显不能承认具体感知是唯一的真理，或唯一的善，我们也不能承认抽象仅仅是一种危险。我们应该还记得，我们曾说明只要情境需要，自我实现者是又能具体又能抽象的人，我们也应该记得这样的人能从两种活动中都得到享受。
在铃木的书中有一个极好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那里，那朵小花既是作为它自身的本来面目被观察的，同时也把它看成像上帝一样，全身放射出完美的光辉，挺立在永恒之光的中间等等。这朵花这时显然不仅是作为纯具体的本来面目被观察，而且也作为把每一件别的东西排除在外的整个世界被观察，或者以一种存在认知的方式作为整个世界的象征被观察，即作为一朵存在花而不是作为一朵缺失花被观察。当这朵花作为一朵存在花被观察时，当然所有这一类存在的永恒和神秘，以及完美的光辉等等都会发生，而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存在的王国中被观察的；即看这朵花就像透过这朵花窥见了整个存在王国。
铃木也对丁尼生在诗中对那朵花进行了批判，因为丁尼生不但将它采摘下来进行抽象的思考，而且还有解剖它的念头。铃木说明这是一件坏事。他以日本诗人对同样体验的处理作为对照，日本人不采摘那朵花，不肢解它，他在哪里发现它就任其保留原样。铃木说：“他不让它脱离它所处的环境总体，他在它静止的状态中思考它，不仅思考它本身，而且联系它所处的环境进行思考——在最广泛、最深刻的意义上的环境。”
铃木还援引了托马斯·特拉赫恩的说法。第一段引语是有意义的，能说明统一的意识，即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的融合，第二段引语也不错。铃木谈到单纯状态，好像统一的意识、暂存和永恒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儿童状态，在脚注中引述特拉赫恩说明儿童具有原初的单纯。铃木说这是再访伊甸园，重返天堂，在那里，知识的树还没有开始结出果实。“是因为我们吃了知识的禁果才养成了理智化的习惯，但就方法而论，我们从未忘记原来有过单纯的住所”。铃木使这种圣经的单纯、这种基督教的单纯观和“原地不动”联系起来，和看到原样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基督教对知识的畏惧，如在伊甸园寓言中所说的，所谓知识是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根源，这种说法在基督教中一直是一种反理智论，一种对智者、对科学家等等的畏惧，同时也是一种感觉，认为对圣弗朗西斯的那种单纯的信念或虔诚总比那种理智的知识要好些。而在基督教传统中的某些方面，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即，假如你知道得太多，你就很难再保持一种简单、单纯的信仰，而信仰当然要强于知识，因此最好不要研究得太多，不要学得太多，或不要当科学家或干这一类的事。在我所知的所有“未开化的”教派中，当然也都是反理智而不信奉学习知识的，似乎知识是一种“仅仅属于上帝而不属于人”的事。
我曾设想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一传说中的“知识”也可以是指过时的性欲意义上的“知识”说的，即吃苹果可能意味着发现被禁止的性欲，意味着这方面的纯洁丧失，而不是传统解释所说的意思，因此，或许也和传统的基督徒反对性欲有关。
但无知的单纯是与聪明的或老练的单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儿童的具体感知和他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显然也和自我实现的成年人不同。两者至少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很不一样的：儿童还没有还原到具体，他也还不曾成长到抽象，他的单纯是因为他无知。这和聪明的、自我实现的、年长的成人的“第二次单纯”或我所说的“第二次天真”是很不相同的，这样的成年人了解整个缺失领域，了解整个世界，从它的一切罪恶、竞争、眼泪和争吵中间看到还有另一面的存在。通过缺陷，或在缺陷中，他能看到完美。这和特拉赫恩所说的无知儿童的幼稚单纯是一种迥然相异的事情。儿童的单纯和圣人或贤人所达到的那种境界确实不同，后者已经在缺失领域中走过，同它做过斗争，吃过它的苦头，但又能完全超越它。
这种成人的单纯或“自我实现的单纯”，很可能与那种统一的意识有重叠的部分，甚至完全相同，在那种意识中“存在”（存在领域）和“缺失”（缺失领域）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条途径，能分化出健康的、现实的、可理解的人的完美，那是坚强的、有力量的和自我实现的人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的，而这种完美恰好依赖于对缺失领域的充分认识。这和儿童的存在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儿童对于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因而最好说只有无知单纯。这也不同于某些宗教人士的幻想世界，包括特拉赫恩的幻想，他们以某种方式拒绝了整个缺失领域（就弗洛伊德的意义说）。他们熟视无睹。他们不愿承认它的存在。
这种不健康的幻想好像是仅仅看到“存在”而没有任何“缺失”。它是不健康的，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幻想，不然它就是建筑在否认或幼稚无知的基础上，建筑在缺乏知识或缺乏经验的基础上。
这就意味着要区分高级涅和低级涅、向上的统一和向下的统一以及高级倒退和低级倒退、健康倒退和不健康倒退。对某些宗教界人士有诱惑力的是使对天堂的认识或对存在世界的认识变成向童年或向无知单纯的倒退，不然就是回到尝知识禁果之前的伊甸园。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好像是说，仅仅是知识使你倒霉的。它的含义是，“变得愚蠢些、无知些，你将不会再倒霉”。“你将进入天堂，你将进入伊甸园，因此你将不愿了解任何有关眼泪和争吵的世界的事情”。
但人一般来讲是没有真正的倒退，成人是无法倒退成儿童的。你不能解除知识，你不能真的再变得单纯起来；一旦你看到一个东西，你便无法彻底从记忆中抹去。知识是不可逆的，感知是不可逆的；认识是不可逆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你不可能再回去，甚至完全放弃你的神智和力量，你也不可能真的倒退。你不能渴望有什么神话的伊甸园，假如你已成人，你不能渴望再有童年，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再得到它。唯一可能的选择是理解继续前进的可能性，发展得更成熟，前进到第二次天真，老练的单纯，统一的意志，对存在认知的理解，这样才能在缺失世界中间继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缺失世界，只有依赖真知、依赖成长、依赖丰满的成年。
因此，有必要强调几种对事物本来面目认识的不同：某些还原到具体认知的人，包括脑损伤的人，尚未成长到具有抽象能力的儿童的具体感知；健康成人的具体感知，它和抽象能力是十分适合的。
这种情况类似于华兹华斯型的自然神秘论。儿童实际上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好模式，他也不是存在认知或具体感知的好模式；或本来面目感知的好模式。这是因为他没有超越，甚至还没有达到抽象。
我们也有必要说一下麦斯特埃克哈特和铃木以及其他宗教界人士，他们将永恒与暂时融合来归入统一意识中，其实是完全否认暂时。这些人士几乎总是否认世界的真实而宁愿只把神圣的或宗教的或上帝般的当作真实来对待。但我们必须在暂时中看永恒，必须在世俗中并通过世俗看圣洁，必须通过缺失领域看存在领域。
我要附加一点，再无其他的观察途径，因为就地理上的意义说，没有任何存在领域存在于彼岸某处，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是什么现实以外的东西，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什么非现实的东西。只有现在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把存在和缺失融合起来的世界。实际上就是要求能够在对待这同一个世界时既保留缺失态度又保留存在态度。假如我们有任何其他说法，我们就会跌入彼岸性的陷阱，那最后就会变成虚幻的寓言中的某处，就像另一所宅第，另一间屋子，我们能看到、摸到，而宗教变成彼岸的、超自然的，而不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了。
我有必要强调说明，谈论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其实是谈论对同一世界的两种感知、两种认知和两种态度，而并不是在实际物理空间和实际物理时间中的两个分立的领域，或两个彼此隔离的领域。说统一的态度而不说统一的意识可能更恰当些。我们设想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仅仅是两种认知态度或方式，这能消除一种混淆，在铃木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混淆的例子，他在那里又认为有必要谈到轮回、化身、再生、灵魂等等。这是把这些态度实体化为真实的、客观的东西所致。假如我们把这两种认知视为态度，那么，这些轮回等等就完全不适用于那种新的感知方式，那种感知是一个人在学过音乐结构课以后听了一场贝多芬交响乐后容易产生的。
这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贝多芬交响乐的意义或结构在上课以前就存在了；那仅仅是由于感知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眼界，他现在能够感受了，现在他有了正确的态度，知道寻求什么和如何寻求，能看到音乐的结构和音乐的含义和贝多芬所倾诉的是什么，他想传达的是什么意思等等。全神贯注的经验使自我消失了，全部经验都能组织在对象自身的周围，使对象成为一个中心点或结合点；对象不受自我的感染，不同自我相混淆；认识者的自我克制。
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的特征比较表
存在认知缺失认知世界视为整体，完全，自足，统一。或者是宇宙意识（伯克），即整个宇宙被感知为单一的事物，个人自己也附属于它；或者人、物，或所见世界的一部分被视为整个世界，即，世界的其余部分被忘却。对统一的整体性感知。世界或对象的统一被感知。视世界为某一部分，不完全，不自足，依赖于其他事物。不做比较（就多罗塞·利的意思而言）；就它自身看，由它自己看；不与任何他物竞争，这一类的唯一成员（就哈特曼的意思而言）。置于一个连续系统或在一个系列之内；进行比较、判断、评价。作为一类的一个成员，一个例子，一个样品来看。排他地、充分地、仔细地专注；全神贯注、入迷，集中注意；倾向形基不分；细节的丰富；从多方面观察；以“关切的态度”观察，全面地、强烈地、彻底地投入；情感专注。相对重要性变成次要的，各个方面都同等重要。对所有相关原因同时注意。明显的形基区分。视为世界的一部分，和所有其他部分有联系。被仪式化；仅从某些方面观察；对某些方面有选择地注意和有选择地忽略；偶然地观察，仅把某种观点看作重点。和人的事务无关。和人的事务有关。例如它有什么好处，能用它做什么，它对人有益还是有害等等。重复的体验能使人有更丰富的感受；认识越来越深刻；“对象之内的丰富。”重复的体验变得枯燥贫乏，不那么有趣和吸引人了，使它丧失了它为人所需的品质；熟悉带来厌倦。看作是不需要的、无企图的、非所欲求的、无动机的认识活动。似乎它和认识者的需要无关。因而能看作是独立的，有它自身存在的权利。有动机的认识活动。对象被看作是需要的满足物，有用或者无用。以对象为中心；忘我的，超越自我的，不自私的，不计利害的；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同一和融合。全神贯注的经验使自我消失了，全部经验都能组织在对象自身的周围，使对象成为一个中心点或结合点；对象不受自我的感染，不同自我相混淆；认识者的自我克制。以自我为结合的中心点，自我投射到感知印象中；感知的不仅是对象，而且是对象与认识者自我的混合。看作是目的自身，自身印证的；自身肯定；由于它自身的原故而令人感兴趣；具有内在价值。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不具有自身蕴含的价值而只具有交换价值，或只为他物而存在，或只相当于到达他处的入场券。让对象成为它自身；谦恭的，承受的，被动的，无选择的，不强求的，道家的，对于对象或印象不加干预；放任的接受。认识者的主动塑造、组织和挑选。他改变它，重新安排它；他忙个不停。这必然比存在认知更令人厌倦，后者或许还有消除疲劳作用；尝试，追求，努力，意愿，控制。在时间与空间之外；看作是永恒的，普遍的；“一分钟是一天；一天是一分钟。”认识者在时空中的无定向，对于环境没有意识；印象和环境无关；非历史性。在时间与空间之内；暂时的、局部的；在历史于物质世界中。绝对（因为没有时间和空间，因为离开地球，因为作为它本身看待，因为其余的世界和历史完全忘怀）。这与过程知觉相符，和知觉内转化的、活跃的组织相符，但它是严格知觉内的活动。和历史、文化、人物、地方价值观念有关，和人的兴趣与需要有关；可以感到它正在过渡；它的现实性依赖于人，假如人要消失了，它也会消失；作为一个整体，它从一个症候群转移到另一症候群，即有时和这一症候群有点关系，有时又和那一症候群有点关系。二歧式、两极化和冲突的解决；反面被看作同时存在，是合理的，必要的，即看作一种高级的统一或整合，或从属于一种超越分歧的整体。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即，分离的事物看作是被肢解的，割裂的，彼此完全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往往带有敌对的利益。存在的特点被认为是存在的价值。缺失性价值是手段价值，即效用如何，合意不合意，对某一目的是否合适；评价，比较，谴责，赞成或不赞成，判断。具体地（和抽象地）被感知。一切侧面同时被感知。因而不可言喻（指通常语言无法表达）；能够勉强用诗和艺术等等描绘，但甚至这也只能为一个已有同样体验的人所理解。基本上是美感体验（就诺斯洛普的意思而言）；非抉择的偏爱；所见的是它的本来面目（和幼童、未开化的成人或脑损伤者的具体感知不同，因为这种体验和抽象能力并存）。只能是抽象的，类化的，图式的，成规的，系统化的；分门别类；“还原到抽象。”带有自身特性的对象，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例证；分类不可能（抽象的侧面除外），因为它是这一类的唯一成员。法则性的，普遍性的，统计的合法性。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动态同型性增进。正如世界的基本存在为某人感知，他也同时更接近他自身的存在；反过来说也一样。同型性减退。世界和自我往往（不总是）被看作是幽默的，悦人的，喜剧的，有趣的，滑稽的，可笑的，但也是辛辣的；开怀大笑；哲学的幽默；世界，人，儿童等等，被看作逗人喜爱的，可笑的，迷人的，可爱的；可以产生哭笑的混合，喜剧悲剧的二歧融合。即使有幽默，也是幽默的低级形态；完全枯燥无味的严肃问题；敌意的冷幽默，无幽默感；庄严肃穆。对象常常显得很崇高、神圣，“非常特殊”；它要求或唤起敬畏，尊崇，虔诚，惊叹。对象“正常”，常见，很普遍，很熟悉，没有什么特殊感，“习以为常而无熟视无睹。”不可互换；不能代替；别的都不行。可以互换；可以代替。眼光触及的任何东西，任何闪现在眼前的东西都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重要。似乎只有雏形的结构活动和环境的分化过程，其中有些作为“形”突出显露，有些作为“基”退入背景中。
如何培养创造者的单纯认知
在单纯的人心中，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的有趣和重要。理解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儿童的眼睛看事物。例如，对于儿童，“重要”一词几乎没有任何意思。眼光触及的任何东西，任何闪现在眼前的东西都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重要，似乎只有雏形的结构活动和环境的分化过程，其中有些作为“形”突出显露，有些作为“基”退入背景中。
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一无所求，假如他没有任何期望或努力，假如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未来（因为儿童完全是在此时此地活动的），那么，他也就没有惊喜，没有失望。这件事像那件事一样，也有可能发生。这是“完美的等待”，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旁观，不期待什么事发生和什么事消除，没有什么预测。而没有预见意味着无忧无虑，或没有凶兆。
举例说，任何儿童对痛苦的反应，都是总体的，没有抑制的，不加任何控制的。整个机体进入激动状态，由于疼痛和愤怒而大喊大叫。这有一部分能理解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可能的，因为没有关于未来的期待，也没有未雨绸缪，没有演习或预见，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也就没有任何热望（“我不能等待”），当然也没有什么厌倦。
儿童对发生的任何事都会无条件地接受。由于记忆力很差，对过去很少依赖，幼童中很少可能把过去引入现在或引向未来。结果是，儿童变成完全现实的了，或你可以说是十足单纯或全然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了。这一切都是说明进一步的具体感知的方式，说明儿童的存在认知的方式，也是说明老练的成人的偶见存在认知的方式，这些成人已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第二次天真”。
这一切都支持我的创造性人格概念，即具创造性人格的人完全是现实的人，他不会将过去和未来带入生活。关于这一点的另一说法是：“有创造性的人是单纯的人。”单纯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虽已成长但仍能像儿童那样观察、思考或做出反应的人。在“第二次天真”中恢复的也正是这种单纯，或许，我也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单纯”，那是能重新恢复儿童般能力的明智成年人的特征。
单纯也可以看作存在价值的直接感知，像安徒生童话中所描绘的那个儿童一样，他能直接看出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所有在场的成年人都受到愚弄，认为国王是穿着衣裳的。
行为方面的单纯，是专心或入迷时非自我意识的自发性，即，没有自我意识，自我忘却了或超越了自我。这时，行为完全是由入迷状态构成的，完全被自己身外的有趣世界所吸引，它意味着“不企图对旁观者施加影响”，没有什么计划或阴谋，甚至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是他人观察的对象。行为纯粹变成一种体验，而不是达到某种人际关系目的的手段。成长和人性的根源从本质上看是在人体之内，而不是由社会创造和发明的，社会只能促进或者妨碍人性的发展，正如园丁能够帮助或者阻止蔷薇生长一样，但是他不能强迫它变成一棵橡树。
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心理趋势
任何理论都会随着人的哲学（相性、目标、潜能、满足）的变化而变化。产生变化的不仅有政治的、经济的、道德和价值的、人际关系的以及历史本身的理论，而且还有教育的、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的理论。
在人的能力、潜能和目标的概念方面有一种变革，一种新的观点，是人的可能性和他的命运的浮现。而浮现的含意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适用于我们的教育概念，而且也适用于科学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概念，甚至也适用于我们关于非人类世界的概念。
我认为，可以把这一人性观描绘为一种完整的、单一的、广泛的心理学体系，尽管其中的许多方面都是作为对抗现在通行的、两大内容最广泛的心理学的局限性（从人性的哲学看）的反作用出现的，这两种心理学就是行为主义（或联想主义）和传统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不过，想给这个新心理学正式命名却还不很容易，并且为时尚早。在以前，我曾把它叫做“整体动力”心理学，以此来表达我关于它的主要根据的确信。一些人已经随着哥尔德斯坦把它称为“机体”心理学。萨蒂奇和其他人则称它为自我心理学或人本主义心理学。不过我认为，可以将其适当地折衷和综合而归属于“心理学”之内。
我想我所能奉献的，就是通过主要是发表出自我自己的工作的意见，而不是作为一个由众多思想家组成的学派的一名“正式”代表发表意见，即使我和他们有很多一致的观点。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介绍“第三种势力”观点的一些主要命题。我应当预先说明，有许多观点是走在资料前面的，有些命题以个人确信为基础，多于以公众证实的事实为基础。然而，它们大体上是可以确证是否真实的。
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内部天性，它是个人本质的、似本能的、独特的、天生的，而且带有明显的遗传性，它们有一种强烈的顽固性。
在这里谈遗传的、体质的和早期获得的个体自我的根基是有意义的，尽管这种自我的生理决定性只是一部分，而且描述起来如此复杂。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个体自我的根基，都是“原始材料”，而不是最终产品，它将接受他本人，其他对他有意义的人，以及他的环境等等的反应作用。
这种本质的内部天性中包含的有：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智能、天资、解剖的资质、生理或气质的平衡、出生前的或出生时的损伤，以及新生儿的创伤等。这种内部的核心，以自然倾向、兴趣或内部倾向表现它自己。不管是防御的和获取的机制、“生活的样式”、还是其他性格上的特性，一切在一生最初几年中形成的东西，都应当包括在这一问题中。这些原始的材料，当同外部世界接触、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就非常迅速地开始成长为自我。
这种内部天性有生活历史，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因为它们不是最终实现物，而是一些潜能。它们大都是（但非全部是）由于自身外部的决定因素（文化、家庭、环境、学习等等）的作用而实现、成型或窒息的。在一生的早期，这些无目标的冲动和倾向，就通过疏通作用和对象（“情操”）联系起来，但也通过任意学会的联想形成这样的联结。
虽然这种内部核心是似本能的，有生理基础，但它们又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软弱无力。它们很容易被战胜、抑制和操控，甚至可能永久地被消灭。人不再具有动物意义上的、强有力的、清晰的内部呼声的本能，这些内部呼声明确地告诉他们，于何时、何地、怎样以及同谁一起去干什么。我们留下的一切全都是本能的残余。另外，它们是软弱、微薄和纤细的，很容易被学习、文化的期望、被畏惧、被反对等等所湮没。分辨它们是困难的和复杂的。真正的自我，知道或真正需要的或不需要的，什么东西是适合的，什么东西是不适合的等等。在这些冲动声音的强度上，表现出巨大的个别差异。
在这些的内部天性中，有的是人类共有的特性（种族范围），而有的是个体独有的特性（个性范围）。爱的需要成为每一个人的特性是天生的（虽然在一定环境之中，后来它可能消失）。然而，音乐天赋给予很少的人，并且这些人在风格上彼此又有显著不同，例如，莫扎特和德彪西。
从“科学”的真正意义上去客观地研究这种内部天性，并揭示其本来面目，再配合内部观察和心理治疗，二者相辅相成。一个展开的人本主义的科学体系，必须包括这些依据经验的技术。
这种深蕴的内部天性的许多方面，或者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被主动压抑了，因为它们是可怕的、不被认可的、自我疏忽的，或者是“已被忘记了”（忽视了、不用了、未语言化的或抑制的），正如沙赫特所描述的那样。因此，许多深蕴的内部天性是无意识的，正如沙赫特所描述的那样。因此，许多深蕴的内部天性是无意识的。这不仅对冲动（驱力、本能、需要）来说可能是确实的。而且对于智能、情绪、判断、态度、分辨力、知觉等等，也可能是确实的。主动地压抑，要求努力和花费精力。有许多主动保持无意识的特殊方法，诸如否认、投射、反作用造作等等。然而，压抑不能扼杀那些被压抑的东西。这些被压抑的特性，仍然作为思想、行动的主动决定因素继续存在。
在人生的早期，似乎主动地压抑和被动地压抑大多都是作为对于父母和文化的一种反抗。
根据一些临床事实，压抑在幼儿或青少年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心灵内，文化上的原因，即出自某种恐惧，如怕被他自身的冲动湮没，怕自己完全崩溃、“瓦解”、破裂等等。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即儿童可以自发形成对他自身冲动的畏惧态度和拒绝态度，并且以后可能为保卫他自己而以各种方式反对这些冲动。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社会的要求就不是唯一的压制力量。可能也有心灵内的压抑和控制力量，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固有的、对立的精力投入”。
由于认知往往更易引起意识，并因此而导致改动，所以我们最好把无意识的驱力和需要同认知的无意识方式区分开来。初始过程的认知（弗洛伊德），或原始思维（荣格），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教育、舞蹈教育或其他非语言的教育方法，大都可以重新恢复。
在一生的早期，这种内部天性很容易消失，但到了成年时期，它虽然“软弱”却很少消失。尽管它们是被压抑的，但是依然无意识地潜伏着。如智力的声音（这是内部天性的因素），它虽然声音很低，但总是被听到，尽管是以被歪曲了的形式，即它有它自己的动力学时必须运用努力，由此可能会有厌倦感。这种力量是“健康意志”的、成长动力的、自我实现压力的，以及追求同一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正是它，使得心理治疗、教育和自我改进，在原则上成为可能。
但是，只有一部分通过发现，揭露和承认这个内部核心或自我是原本存在的，随着年龄增长而成熟起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自我创造。对于个体来说，一生是一个继续不断的选择系列，其中，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已形成的个人存在（包括他自己的目标，他的性格，他的责任感，他的自我力量或“意志力”等）。我们不能再认为人是“完全被决定的”，在这个短语里包含“仅仅由外在于人的力量决定”的意思。个人，在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范围内，是他自己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投射”，并且自己创造自己。
疾病是由一个人的本质内核受到阻挠、否定或压抑而引起的，不过它的表现有时明显、有时微妙曲折，有时突然，而有时又迟缓。这些心理疾病比精神病学联合会所列出的要多得多。例如，性格的混乱和失调，被看成比传统神经病甚至精神病对于世界命运有更大的重要性。从这个新观点看，新类型的病是最危险的。例如，削弱了的人或发育受阻的人，即丧失了规定人类的或个人的那些自我特性的人，个人的潜力发展不充分，无价值等等。
成长、自我实现或完美人性的欠缺，就是所说的人格一般性疾病。而且疾病的主要根源（并非唯一的根源）看作是受挫（即基本需要的受挫，存在价值的受挫，特异潜力的受挫，自我表达的受挫，以及人以他自己的风格和步调成长的倾向的受挫），特别是在生命早期的受挫。也就是说，基本需要的受挫，并不是疾病或人性削弱的唯一根源。
我认为，最初的这种内部天性肯定不是“恶”的，而是被称之为“善”的，或至少被称为中性的。表达这个内部天性最精确的方式是这样的说法，即它“先于善和恶”。对此，如果我们所说的是婴儿和儿童的内部天性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我们说的这个“婴儿”能顺利长成人的话，那么这种表述就要复杂得多了。如果这个个体是从存在心理学的观点、而不是从缺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些将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心理治疗、客观的科学、主观的科学、教育和艺术这些揭露和揭示人性真象的所有科学技术证实了以上的结论。例如，在长期揭露治疗的过程中，减轻了怨恨、畏惧和贪婪，增进了热爱、勇气、创造性、仁慈和利他主义，这就使我们得出结论：后者比前者是“更深的”、更天然的、更本质的人性；也就是说，我们叫做“恶”的那些行为，通过揭示治疗减轻了或者消除了，而我们叫做“善”的那些行为，通过揭示研究得到促进和加强了。
我们必须区分开弗洛伊德的超我与良知和固有的内疚。前者在原则上是把别人即父亲、母亲、教师等的赞许和非难拿到自我中来，而不是来自这个人自身。这时的内疚（良知）是由于对他人非难的再认识。
一个人背着自己的内部天性或自我，脱离自我实现道路的结果就是固有的内疚，它证明了本质上自我非难的合理性。因此，固有的内疚不是文化相对的，像弗洛伊德的内疚那样。固有的内疚是“确实的”、“应得的”、“正确的和适当的”或“恰当的”内疚，因为它是同这个人内部现实深处的某种东西不一致，而不是同他偶然的、任意的、纯粹相对的心胸狭隘不一致。就这方面说，看来固有的内疚，有应得的时候，对于个人发展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它不是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去逃避的症状，而是一种有助于真实自我和潜在性现实化成长的内部指引。
我并没有认真考察，“恶”行为是否应归结于无端的敌意，残酷的破坏性，“无耻的”侵犯。敌意的性质如果达到类似本能的程度，那么人类将会有一种前途。如果敌意只是一种反应（对坏待遇的反应），那么人类就有完全不同的未来。我的看法是，大量的证据表明，盲目的破坏性敌意是反应性的，因为揭露治疗削弱了它，并把它的特性变成“健康的”自我肯定、坚强、有选择的敌意、自我防卫、正当义愤等等。在任何情况下，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全都发现了勇敢和愤怒的能力，当外部情境“要求”这种能力时，他们就能够让它自然地表现出来。
在儿童身上这种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很容易看到健康儿童身上，也会发现正当愤怒，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的，即反应性攻击。以后，儿童大概就学会了怎么控制他的愤怒，怎样表现和何时表现他的愤怒。
无论是在儿童身上，还是在受压抑和“不被重视”的孩子式的成人中，都可能由于无知和儿童式的曲解和信条造成文化所谓的“恶的”行为。例如，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敌对，可归因于儿童希望独占父母的爱。仅仅由于他的成熟，基本上他就能够认识到，他母亲对于兄弟姐妹的爱，是同母亲爱自己能够和谐共存的。因此，不友爱的行为可能出自对于爱的孩子气的看法，而这种看法自身是无可厚非的。
从更普遍的、广泛人种的观点来看，实际上那种被文化教养中称为恶的需要，是不应该被认为是恶的。如果人得到承认并受到热爱的话，那么许多狭隘的、种族主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举一个例子，把性行为看作在本质上是恶的，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纯粹是胡说八道。
通常被看作是对于善良、真理、美好、健康、智慧的憎恨、敌意、嫉妒（“逆价值”）的，大多（尽管不是全部）是由丧失自尊的威胁决定的，正如说谎的人被诚实的人、丑陋的女孩被美丽的女孩、懦夫被英雄所敌视那样。每一个优越的人都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自己的短处。
但是，命运的合理与公正的终极存在问题显然比这要深刻得多。有病的人可能嫉妒健康的人，虽然他比健康的人没有更多的功过。
邪恶行为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眼中，都被看成是反应性的而非本能性的。这种看法包含有这样的意思，虽然“恶的”行为人性之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是从来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但是，当人格成熟和社会改善时，仍然可以期望减轻。
仍有好多人认为，“无意识”复归和初始过程的认知肯定是病态的、危险的或恶的。心理治疗的经验慢慢地使我看到了其他方面。我们的深处也可能是好的、美妙的或称心如意的。而且这一点，从调查研究热爱、创造性、娱乐、幽默、艺术等根源的普遍发现中已变得清晰了。它们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内部的、深刻的自我中，即扎根在无意识之中。我们必须“复归”于内部的深刻自我之中，才能重新获得并享受和运用它们。
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他人与自我的承认、热爱和尊重、就很可能造成心理上的不健康，或者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得到尊重，不然就不可能有心理的健康（但反过来说，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得到尊重就会出现心理健康，也不一定对，因为其他前提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
还未达到年龄上成熟的心理健康，被称为健康的成长。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如自我完成、情绪成熟、个体化、生产性、自我实现、真实性、完美人性等等。
健康成长在概念上不是独立的，因为现在通常把它定义为“指向自我实现的成长”等等。一些心理学家，径直以一个穿串的发展目标、目的或倾向的概念为依据，认为所有尚未完成的成长现象，只是沿着通向自我实现的一些步子迈进。
自我实现具有各式各样的定式，但一致同意的坚实核心还是能看到的。所有的定义都承认或者都含有：承认并表述了内部核心或自我的实现，即那些天赋能力、潜能、“完善的机能”、人类和个人实质有效性的现实化；它们全都表现为极少出现不健康、精神病、人类和个人基本能力的缩减或丧失。
出于这种考虑，就不要去压抑这个内部天性，而最好是引出并促进它，至少也要承认它。纯粹的自发性，由自我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不受控制的、信任他人的、非预谋的表现所组成，即由受意识干扰最少的心理力量所组成。控制、意志、谨慎、自我批评、测试、深思熟虑，是自发表现的阀门，这个的阀门是由精神世界之外的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强制造成的，其次是由心灵自身的畏惧强制造成的。在不太精确的程度上来说，大量来自心灵的畏惧对心灵的控制，是神经病的或精神病的，在本质上或理论上是不必要的（健康的心灵是不可怕或不可憎的，因此，没有必要对它存戒心，像历史遗留的情况那样。当然，不健康的心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控制往往能被健康的心理、深刻的心理治疗、或比较深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可所削弱。然而，也有一种对心灵的控制不是出于畏惧，而是由于有必要保持心灵的整合的、有结构的和统一的状态（固有的对缺失的精力投入）。并且还有一些很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控制，这种控制在实现能力和探索更高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是必要的，例如，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运动员，其精湛的技艺来自艰苦的劳动。但是，当这些控制变成自我的时候，就最后被超越而变成自发的方面。我建议把这种合意的和必要的控制，称为“阿波罗式的控制”，因为它们并不使人对满足的合理性产生疑问，反而是要通过对满足的组织、美化、定步速、设计和加味来增进愉快，例如，在性、吃、喝等活动中的情况那样。这种控制与那种压制的控制，形成鲜明对照。
这种自发性和控制的变化之间的平衡，相对应着心灵的健康状态和环境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平衡。长久的纯粹自发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按照它自己的、非心灵的规律运行的世界上。在梦、幻想、爱、想象、性行为中，在创造性、艺术工作、智力使用和自由联想等等的第一阶段中，很可能是纯粹自发性。但纯粹控制也不是永远可能的，因为那样心灵就不存在了。因此，教育必须对准两个目标，控制的培养与自发性和表现性的培养。
在我们的文化中，在历史的这个时期，有必要调正天平支持自发性，有必要调整我们的能力，成为表现的、被动的、非意志的、信赖意志和控制以外的过程，不预先考虑，有创造力的等等。但是，必须认清这一点，一直有并仍然将有另一些文化和地域，在那里，天平很可能是偏向另一边的。
如果给予健康儿童在他正常发展中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相信，他会选择有益于他的成长的事。他这样做，是由于这样体验和感觉良好，能提供愉快或快乐。在这里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他比任何别的人都更好地“了解”什么事情对他是有益的。一个宽容的社会制度，并不意味着成人能径直地满足他的需要，而是使他有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有可能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即不干涉他。为了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充分地信任他们和充分地信赖成长的自然过程是必要的，即不要干扰太多，不迫使他们成长或强迫他们进入预定的设计，不是以专制的方式，而是以道家的方式让他们自然成长和给予适当帮助。
虽然这个主张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被曲解得特别离奇。道家的不干预儿童和尊重儿童，对于大多数这样的人经常是很困难的，他们倾向于把这一点解释成绝对的容忍，纵容、溺爱，过分的保护，担心一切危险，禁止冒险，给他东西，为他安排愉快的活动。尊重儿童自己内部信号的爱和没有尊重的爱是完全不同的。
达到健康和自我实现主要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基本需要的受挫，这些结论与“承认”自我、命运、个人呼唤是并列的。这个结论与认为压制的社会制度、怀疑、控制、管辖是必要的，以及认为在人的深处有基本的、本能的邪恶，形成鲜明对比。子宫内的生命是完全满足和无挫折的。禁欲主义、自我克制、有意抵制机体的需要，往往会造成一种削弱的、发育不全的或残缺的有机体，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只是为数极少的、特别坚强的个体。
把基本需要的满足经常理解为意味着物、东西、财产、金钱、衣服、汽车等等，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理解。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能满足那些在身体需要满足以后出现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是：保护、安全感，相属关系，如在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集团、一个班组之中的友谊、感情和爱，敬重、赞许、尊严、自尊，适合于一个人天赋和智能的最完美发展的、自我实现的自由。
这些基本需要似乎是相当简单的，而且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已有少数人能够看出它们的意义。由于最低等和最紧迫的需要是物质的，例如食物、庇护所、衣服等等，所以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一点扩充为主要是实利主义的心理动机，而忘记了还有更高级的、非物质的那些需要，也是“基本的”需要。
但我们不能忽略同样的危险性来源于完全的没有挫折、痛苦或危险。一个人必须获得挫折耐受力才能成为坚强的人，必须学会把物质现实理解为对于人的愿望在本质上是中立的，必须懂得热爱他人像热爱自己一样，享受他人需要满足的乐趣像享受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一样（不是只把别人当作手段）。有安全、爱和尊重需要的满足作基础的儿童，可以从适度的挫折中得到锻炼，并且由此变得更加坚强。如果要求他们的负担超过他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从而使他们被压倒，那么，我们就把这叫做创伤性的，并且认为它们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我们了解物质世界、动物和其他人的本性是通过它们或他们对我们的顽强阻挠，从而也就学会了区分希望和现实（哪些事物有希望成为现实，哪些事物以完全无视我们希望的方式在继续进行），因此才有可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并在必要时去适应生活。
而我们了解和扩展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局限，则是通过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和苦难，并面对失败。在伟大的斗争中可以有巨大的享受，这个享受能够取代畏惧。此外，这也是抵达健康的自重的最好途径，自重不仅建立在别人的赞许上，而且也建立在实际的成就和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现实主义的自信上。
溺爱就是说儿童没有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由父母来代替取得他们需要的满足。溺爱倾向于把儿童婴儿化，阻碍他的力量、意志、自我坚持的发展。在溺爱的一种形式中，可以教会儿童利用别人而不是尊重别人。在溺爱的另一种形式中，包含着对儿童自己的力量和选择缺乏信任和尊重，这在本质上是恩赐和蔑视，而这可能促使儿童形成自卑的感觉。
为了有可能达到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有必要认识到，智能和器官系统极力要活动、表现自己和得到使用与锻炼；也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使用是愉快的，而不用则容易导致痛苦。强壮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而且确实也运用了它们，以便“感觉良好”并得到自我和谐的、成功的和自由活动的感觉（自发性），这些是健康成长和心理健康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智力、对于子宫、眼睛、爱的能力来说，也同样如此。
能力一直在呼喊，而且只有它们被很好地运用时，才会停止呼喊。这就是说，智能也是需要。使用我们的智能，这不仅是乐趣，而且对成长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使用的技能、智能和器官，可能成为疾病的中心，不然就衰退或消失，从而使整个机体遭受削弱。
心理学家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就他的目的看有两种世界、两类现实，自然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强大的事实世界和意愿、希望、畏惧和情绪的世界，那个按照非心灵法则运行的世界和那个按照心灵规则运行的世界。除特殊情况以外，这种区分不是很明确的，毫无疑问，幻想、梦和自由联想是合乎法则的，然而这完全不同于合乎逻辑的法则。这个假设并不否定两种世界是有联系的，甚至也不否定二者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尽管心理学家一直倾向于承认这一假设为不能解决的哲学问题，但他们中的多数或绝大多数还是以它作为行动的依据。任何治疗学家必须这样设想，否则他就进行不下去。这是心理学家回避哲学困难和活动的典型，“仿佛”某种假设就是确实的了，即使它还未能得到证实。例如，“责任心”、“意志力”等的通用假设就是这样。健康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有同时在这两个世界之中生活的能力。
从动机的观点看，不成熟可以作为按照缺失需要的层次来满足缺失需要的过程来同成熟相对比。成熟或自我实现，从这个观点来看，意味着超越了缺失需要。于是，这种成熟状态就可以描述为超动机的或非动机的（如果缺失被看作是唯一动机的话）。也可以把成熟描述为自我实现的、存在的、表现的而不是获得的。这种存在的而不是希望的状态，被认为是自我的性质、成为“纯真的”、成为一个人、成为完美人性的同义语。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形成过程，与一个人的存在显然有区别。
通过认知能力或怀感能力的方式，也能把成熟与不成熟区分开来。不成熟认知和成熟认知，已由维纳和皮亚杰极好地描述过了。现在我们可以在缺失认知和存在认知之间增加另一区别。缺失认知可以定义为是从基本需要或缺失需要，以及它们的满足和受挫观点组织起来的那种认知。也就是说，缺失认知可以称之为利已认知，在这种认知中，世界被编进我们自己需要的满足组和受挫组，世界的其他特点被忽视或被掩盖了。
对象的认知，按着对象真实的自我和它自身的存在，不涉及它需要满足或挫折的性质，即基本上没有涉及对象对于观察者的价值，或它在他身上的作用，这样的对象认知，可以叫做存在认知（或超越自我的、或非利己的、或客观的认知）。和成熟并行的事物并非说就是完善的（儿童也能以忘我的方式进行认知），但是，一般来说，随着日益成熟的个性或个人同一性的稳固（或一个人自己内部本性的认可），存在认知变得更容易和更经常了，这多半是确实的（即使缺失认知对于一切人、包括成熟的人来说，是生活在世界上所必需的主要工具，上述观点也是确实的）。
知觉如果想达到更真实的程度，就必须在觉察对象真实的、内在的或固有的完整性质的意义上达到无欲望和无畏惧的程度。因此，客观的目标和任何现实的真实的描述，都受到心理健康的促进或抑制。神经病、精神病和成长的受阻，从这个观点来看，全都同样是搅乱了知觉、学习、记忆、注意和思维的认知上的毛病。
更好地了解高级和低级的爱是认知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可以在缺失认知和存在认知、缺失动机和存在动机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将缺失的爱同存在的爱区别开来。同别人没有完美良好关系的人，尤其是儿童，就可能是没有存在的爱。存在的爱和它蕴含的道教信任态度一起，对于教育是特别需要的。对于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即我们可能按照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对待它，我们不妨以这样的态度看待自然界，好像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
必须指出，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有显著区别。我们一直在大量论述自我，而没有涉及人们之间以及或大或小的团体内部的关系。我论述过的那个一般人类的归属性需要，包括对于社会生活、相互依赖、亲属、伙伴关系和兄弟情谊的需要。在辛那侬、依萨伦型（两种以促进心理健康和改善人际关系为宗旨的群众性学术组织）教育、嗜酒者互戒协会、训练组和交朋友小组，以及许多更小的经由兄弟情谊的自助组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最基本的方面，我们是社会的动物。当然，最终，坚强的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超越团体。然而，必须认清，这种力量也是依靠他的团体才在他身上发展起来的。
自我实现虽然在原则上讲是容易的，但实际上发生的几率却很小。对于这一点，在各种水平的论述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包括我们熟知的一切精神病理学的因子在内。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主要的文化上的原因，即确信人的内部本性是邪恶的或危险的，认为它是一个难于达到成熟自我的生物学上的决定因素，也就是确信人类不再具有能明确告诉他们干什么，以及何时、何地和怎样行动那样的强烈本能。
在以下两种看法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但极其重要的区别：一种看法认为，精神病是对于自我实现成长的阻碍、回避或畏惧；另一种是按照医学方式看精神病，认为它好像肿瘤、毒物或细菌从外部的侵袭。对于我们的理论目标来说，人的削弱（人的潜能和智能的丧失）是比“疾病”更为有效的概念。
除了报偿和愉快，成长也会经常伴随着许多内在的痛苦。每前进一步，都是踏进陌生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领域。成长也意味着放弃某种熟悉的、良好的和令人满意的东西。它经常意味着支离破碎，甚至有点轮回之前死亡的意思，带来的后果是怀旧、畏惧、孤独和哀痛。成长也经常意味着放弃比较单纯、容易和轻松的生活，代之以更需要的、更负责的但更困难的生活。前进的成长是不顾这些损失的，因此它需要个人的勇气、意志、抉择和力量，也需要来自环境的保护、同意和鼓励，尤其对儿童来说是如此。
所以成长或缺乏有必要看作两种力量之间的辩证组合，即促进成长和阻碍成长（倒退、畏惧、成长的痛苦、无知等）。成长和缺乏成长都有不利和有利两个方面。未来在前面牵引，但是过去同样在后面拖拉。不仅有勇气，而且也有畏惧。完全理想的健康成长的道路，在原则上是增加有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条件，以及缩减不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条件。
体内平衡的倾向，“需要还原的”倾向，以及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都不是成长倾向，而通常是有机体的防御的、减少痛苦的姿态。但是，这些倾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永远不是病理学的。这些倾向通常比成长倾向占有优势。
有一个自然主义的价值体系暗含在这一切之中，这种副产品表现为依据经验描述人类和个体最深刻的倾向。通过科学或自我观察研究人，可以发现他正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对他来说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以及什么会使他觉得善良和什么将使他感到羞愧，为什么选择善行对他来说通常是困难的，以及邪恶的诱惑又是什么等等。注意，“应该”这个词没有使用的必要。同样，关于人的知识对人来说只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意义。
神经病是内部核心被否定的表现，而并非内部核心的一部分，是在畏惧的掩盖下对内部核心的一种防御、一种逃避。神经病通常是以隐蔽、伪装或自我挫折方式寻求基本需要满足的努力为一方，和对这些需要、满足及有动机行为的畏惧为另一方之间的折衷产物。神经病的需要、情绪、态度、行动的表现，完全不是内部核心和真实自我的表现。如果施虐者、剥削者或性反常者说：“为什么我不该表现我自己呢？”例如杀人，或者说：“为什么我不应该实现我自己呢？”对他的回答就是，这样的表现是错误的而不是表现似本能的倾向或内部核心。
对个人而言，任何一种神经病化的需要、情绪或行动都是智能的丧失。他不用阴谋诡计的或不符合规范的方式，就不能做或不敢做某事。另外，通常他已经丧失了他的主观幸福，他的意志，他的自我控制感，他的愉快能力，他的自我尊重等等。他的人性已经被削弱了。
我们已经知道，精神病的原因是没有价值体系的状态。人为了生活和理解，需要价值结构、人生哲学、宗教或宗教代替物，与需要阳光、钙或爱在意义上大致类似。这些我叫做“理解的认知需要”。那些由于没有价值而引起的价值病，可以分别地称为缺乐症、无目的症（颓废）、冷漠、不道德、绝望、玩世不恭等，这些价值病也可能变成肉体上的疾病。在价值的间歇期中，所有由外部提供的价值体系已证明是无效了（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例如，没有能为之献身的任何东西。所需要的但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不懈地寻求它，而且他已经变成一个危险人物，随时会扑向任何期望得到的东西，不论好的或坏的。对这种疾病显然需要一种疗法。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有益的人类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是我们可以信仰的，并能够为它而献身（愿意为它去死），这是由于它是真理，而不是因为我们被告之对它要“信仰和有诚意”。在理论上讲，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世界观有实际可行性。
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成人价值观念的不确定造成了儿童和青少年中的许多的障碍。作为一种后果，许多年轻人不是靠成人的价值观念生活，而是靠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生活。这种价值观念当然是不成熟的、愚昧的，而且大量是被青少年混乱的需要决定的。这些青少年价值一个极好的投射（具体化）是牛仔、“西部”电影迷，或青少年犯罪团伙。
所有的二歧思维方式在自我实现的水平上被公认为是不成熟的，由此，许多的二歧式宣布解体，原来的对立统一成整体。自我实现的人，有很强的倾向要把自我和非自我整合为更高的、超指标的统一体。工作倾向于同游戏一样；职业和业余爱好成了同样的事物。当任务是愉快的，而愉快又是任务完成的时候，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分离和对立的。最高级的成熟显示出包含着孩子般的纯真品质，而且我们发现，健康儿童又具备一些成熟的、自我实现的品质。内部和外部、自我和所有其他事物之间的分离，变得模糊和隐退了，而且在人格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它们被看成是能够相互渗透的。所以说，二歧式是精神病态的起因和结果，是人格发展和心理活动较低水平的特点。
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自我实现者往往倾向于将弗洛伊德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综合起来，即意识的、前意识和无意识的，或伊特、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式的“本能”和防御机制不彼此对立了。冲动更多地被表现出来，而较少受到控制，而控制又不那么刻板、固定不变、引起焦虑了。超我变得较少苟刻和惩罚，而且较少同自我对立。初级和二级认知过程成为同等有效和宝贵的（取代了诬蔑初级过程为病态的观点）。的确，在达到“高峰体验”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壁垒往往会一起倒塌。
这与早期弗洛伊德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主张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明显地二歧化：彼此排斥，有对抗性利害关系，即作为对抗性力量而不是作为互补或合作的力量，一个比另一个好。
还有一种健康的无意识和合乎需要的回归的意思包含在这一观点中。而且我们也包含有综合理性和非理性的意思，我们推断，非理性在其恰当的位置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健康的、合乎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
健康人能在另一方面更具整合性。在他们那里，意动、认知、情感和运动彼此较少分离，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即为了同一目的没有冲突地协同工作。理性思维的精细推论，善于得出与盲目欲望相同的那样的结论，人想得到的和喜爱的那些东西，恰好是对他有益的那些东西。他的自发反应好像是事先经过慎重考虑似的，显得那么正确、恰当、高效。他的感觉和运动反应，是那么彼此密切关联。他的感觉通道更是相互联结（观相术的知觉）。此外，我们都知道唯心主义的困难和危险，在这里，能力被想象为排列成二歧式的森严等级，在分离的顶端有理性，而不是在整合中有理性。
从健康的无意识和健康的非理性向更深处延伸，就会使我们对纯抽象思维、言语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局限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完善地描绘世界，那么为前语言的、不能言喻的、含有隐喻的、初级的过程，具体的经验，直觉的和审美的认知形式，安排适当的位置是必要的，甚至在科学上这也是真理。现在我们知道：创造性有它的非理性根基。
对于描述现实总体来说，语言是不够的，而且必定永远是不充分的，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会舍弃更多的现实，即我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它通常是高度抽象的、言语的和严格确定的），经常使我们看不到没有被抽象包含的那一部分现实，这就是说，知识使我们更能看到某些东西，但是又使我们更容易忽略其他东西。抽象的知识，像它的有益那样，也有它的危险。
在抽象、言语和教条主义的科学和教育中，找不到原始的、具体的、艺术的经验和位置，尤其是没有把自我内部主观的东西放在充分恰当的位置上。例如，机体心理学家们肯定会同意，在理解和创作艺术中，在舞蹈中，在（希腊式）运动和现象学的观察中，更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是符合需要的。
方案、略图、蓝图、纲要、草图以及某种尽最大可能简化的抽象画法，是抽象、分析思维的顶点。我们对世界的丰富性则可能作为罚金失掉了，除非我们学会了尊重存在的认识、带有爱和关心的知觉、流动的专注力，学会了尊重所有那些使经验丰富而不是使它枯竭的东西，世界的丰富性才不致失掉。“科学”不应当扩展到包括两类认识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
健康人汲取无意识和前意识的能力，运用和尊重初级过程而不逃避它们的能力，承认冲动而不总是控制它们的能力，能够毫无畏惧的自愿复归的能力，这些都是培养创造性的主要条件之一。从而，我们就能够理解心理健康同创造性以某种普遍形式联系得如此紧密的原因（除了特殊的天赋以外），以致使某些人几乎将它们通用。
健康与理性和非理性力量（意识与无意识、初级过程与二级过程）这两者之间的整合联结，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心理健康的人更有享乐、热爱、笑、逗乐、幽默和遐想的能力。而且一般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容许、尊重和享受高峰体验。而上述这一切，使得我们对于学习，特别是对于那种尽信书式的学习是否有助于儿童向健康前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人类生活以及心理学和教育的一个中心部分是美的理解和创造以及美的高峰体验。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高峰体验，都是个人内部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世界内部的分裂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分裂的整合化。既然健康的一个方面是整合，那么高峰体验也就是向健康的前进，也就是健康本身，即瞬间的健康。而且这些体验是对生活的确认，它们使生活富有价值，这些肯定是对“为什么我们不全都自杀”这个问题回答的重要部分，另外还包括高峰体验自身便是有价值的等等。
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超越人类的所有问题。冲突、忧虑、挫折、悲痛、创伤和内疚，在健康人身上几乎都能被发现。一般地说，日益增进成熟的运动，是从神经病的假问题到真实的、不可避免的、实在的问题的运动，这些问题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即使是最理想的生活，问题也不可避免。尽管他并不是神经病患者，但他也可能被现实的、合乎需要的、必然的内疚而不是神经病的内疚（这种内疚不是合乎需要的和必然的）所折磨，即被一种内在良心（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所折磨。即使他已经不会再形成问题，这里也仍然保留着存在问题。我们应当忧虑的时候而不忧虑，这可能是疾病的预兆。有时，自命不凡的人不得不受些惊吓才能恢复明智。
自我实现不是全然一般性的。自我实现是经由女性或者男性完成的，这对一般人性来说是优先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首先是健康地实现了女性的妇女，或健康地实现了男性的男子，然后才可能自我实现一般人性。
也有一点证据证明，不同的体质类型，以稍微有点不同的方式实现他们自己（因为从实际来说，他们有不同的内在自我）。
努力摆脱儿童在他弱小时为了适应强大的、无所不能的、神一般的成人而使用的技巧，是完美人性健康成长的另一关键方面。他必须用坚强而独立的技巧，并且自己也成为父母，从而来取代这些儿童式的技巧，特别是抛弃独占父母的爱的愿望。要学会爱其他人，他必须学会满足自己的而不是父母的需要和希望，他也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父母来满足这些需要，必须放弃出于畏惧和为了获得父母的爱而形成的伪善，必须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去做好事。他必须发现他自己的良心，并且放弃作为唯一道德指南而被他内化了的父母的良心。他们必须成为负责的而不是依赖的，必须有享受这种责任的能力。所有这些依靠软弱适应强大的技巧，对于儿童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在成人身上被认为则是不成熟的和发育不全。他必须用勇气取代畏惧。
由此看来，社会或文化一方面可能促进成长和自我实现，而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碍抑制成长。成长和人性的根源从本质上看是在人体之内，而不是由社会创造和发明的，社会只能促进或者妨碍人性的发展，正如园丁能够帮助或者阻止蔷薇生长一样，但是他不能强迫它变成一棵橡树。纵然我们知道，文化对于人性自身，例如语言、抽象思维、爱的能力的实现，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这仍然是真理；然而这些根源，是作为潜在性、在人的种质中先于文化而存在的。
比较社会学由于超越和包括文化相对论而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较好的”文化能满足所有基本人类需要并容许自我实现。“较贫乏的”文化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对于教育同样是真理。促进自我实现成长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在我们将文化理解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时，“顺应”的概念成为“好的”和“坏的”文化的一个问题。我们必然要问：“什么类型的文化或亚文化能‘妥善地调节人’去恰当的适应呢？”很清楚，顺应与心理健康不是必然的同义语。
自我实现（在自主意义上）的完成，使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意识和自私更有可能了。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使人更容易成为人类的一员，即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部分并入比自己更大的整体之中。充分自主是最完美的人化状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也是一样，即一个人只有经过成功化的经验（儿童似的相依性、热爱、关怀别人等）才能获得自主。谈论人化的水平（越来越成熟）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区别“低级人化”（畏惧、弱点和倒退）和“高级人化”（英勇、完美、自信、自主），“低的涅”和“高的涅”，趋向没落的统一和趋向上升的统一。
由下述事实引出一个重大的存在主义问题，即自我实现者（高峰体验者）有时会游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生活，也就是生活在外部客观世界中，生活于内部心灵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由心灵规律支配，而不是由外部现实规律支配），即生活于体验、情绪、需要、畏惧、希望、爱、诗意、美、幻想的世界中。这与生活在非心灵的现实中并适应这种现实是不一样的，这个非心灵的现实，是按照他不理解的规律前进的，而且这个现实对他的本性来说不是必需的，尽管他依靠它生活。他毕竟还能生活在其他类型的世界上，如科学幻想小说所创建的世界。
不畏惧这种内部心灵世界的人，能享受它达到这样的程度，使这个心灵世界，在与更为艰难劳累的、承担外部责任的“现实”世界、奋斗和竞争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和谬误的世界的对比中，能达到类似天堂的状态。这是真实的，即使比较健康的人也能比较容易和愉快地适应“现实的”世界，而且历经了较好的“现实的考验”，但却始终没有把它与他们的内部心灵世界混淆起来。
很显然，一旦使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混淆起来，或任何一个现实和体验产生障碍，都会造成严重的病态。健康人能够把它们二者都综合在他的生活之中，因而没有抛弃任何一个现实，并能够主动前进和后退。如果我们不能摆脱世界的束缚，那整个世界就会变成贫民窟，那么，似乎矛盾而实际并不矛盾的事实是，那些患病的、病态的和“最低的”东西能变成人性中最健康、“最高”方面的一部分。陷入“疯狂”不过是由于无法确信自己是否心智健全的人受了惊吓的原故。教育应当帮助这种人同时生活在上述两个世界中。
心理学中行动的作用可由上述主张导致不同的理解。有目的、有动机的竞争和奋斗，有目的的行动，是心灵世界和非心灵世界产生对话的一个方面或副产物。
人必须去适应外部世界，因为缺失需要的满足是来自外部世界而非内部世界。例如，考察现实、认识外部世界的性质，学会区别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了解人和社会的性质，学会延迟满足，学会把将成为危险的东西掩盖起来，认识这个世界哪些部分是令人满意的，以及哪些部分对于需要的满足是危险的和无用的，学会受赞许的和被允许的获得满足的正当途径和满足的技巧。
世界本身充满了趣味、美丽和吸引力。探索它、操纵它、同它竞赛、仔细考虑它、欣赏它，全都是被激发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行动（认识的、运动的和审美的）。
但在初始阶段，有的行动却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甚至毫无关系。纯粹有机体的本性、状态、力量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努力的表现。而且注视和享受内部生活本身，不仅自身是一种“行动”，而且是在外部世界中的行动的对立面，即它导致肌肉活动的平静和停息。等待的能力是能够推迟行动的一个特例。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传统会在人身上发挥作用。我们应当从成长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中，认识到未来也以理想、希望、任务、课题、计划、目标、未实现的潜力、使命、命运等形式，体现在现实的人身上。对于人来说，一个没有未来存在的状态，是一种凝固的、绝望的、空虚的状态，对他来说，时间很可能是无限“延伸的”，当大多数活动的组织者努力失败时，会使人陷于无结构和非整合的状态。
如果现实地生活而不要奢求，因为该来的终究要来，那么这时形成过程就暂时停止了，而它的期票就以最终形式兑现为酬金，即高峰体验了。在这个高峰体验中，时间消失了，而希望则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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