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
——马斯洛我个人选择的任务一般是“自由地思索”，是建立理论，是运用预感、直觉，并试图推断未来。这应该属于一种需要用全副精力去关注并投入的创新活动，而非验证应用查验的活动。
研究生命科学的新方向
可以这么说，我已试遍了心理学的各条道路，这些道路中有的已不在传统科学的领域。
在30年代，我逐渐对某些心理学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发现，那时的经典科学体系（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科学的”、脱离价值观的、机械形态的心理学）不能解答或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在我提出自己认为应当提出的问题时，也要想办法研究出一种新的心理学问题的方法来解答，这样，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哲学，它属于心理学，属于一般科学，属于宗教、工作、管理，也属于生物学。事实上，它已变成了一种世界观。
心理学现在已不是一个整体，它已变成了三个互不相干、互有支流的科学或科学集团。第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第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第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或“第三种力量”，这情形同现在的第一集团的情形一样，心理学中的许多小组织构成了它的全部并形成一个体系，而在这里谈论的正是这第三种心理学。
我理解这第三种心理学包括第一和第二种心理学，并曾创造“在行为主义之上”和“在弗洛伊德学说之上”等词来描述它。这对于那种中性和价值对立的、二歧式的倾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在肯定或否定弗洛伊德学方面。我是弗洛伊德派的，我是行为主义派的，我是人本主义派的，而且实际上我还正在发展一种可以被称为第四种心理学的超越心理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个人看法，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有一部分是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持有反对意见的，而不是把这些心理学包容在一个更大的超坐标的结构中。我认为，他们有些人在他们对于“经验”的新的热心中，正在反科学甚至反理性的边缘上徘徊。然而，由于我相信经验只是知识的开端（必要但非充分）。
我个人选择的任务一般是“自由地思索”，是建立理论，是运用预感、直觉，并试图推断未来。这应该属于一种需要用全副精力去关注并投入的创新活动，而非验证应用查验的活动。自然，后者是常规科学的脊梁骨。但我觉得，科学家如果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验证者，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探险者、开拓者、创造者都是独自一人而非一个群体，他们内心充满了畏惧和对傲慢、对骄横、对妄想的防御。他必须是一个勇气十足的人，不怕出头，甚至也不怕犯错误，清醒地意识到，他像波兰尼所强调的，是一种典型的赌博者，他在缺少事实的情况下达到试探性的结论，然后再用几年时间力求弄清他的预感是否正确。如果他的洞察力稍强一点的话，他自会被他的观点、轻离所惊呆，并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努力将一无所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提出了个人的预感、直觉和断言。
我认为，即使导致对全部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怀疑，也不能回避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我确信，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承袭的那种摆脱价值的、价值中性的、价值回避的科学模式，虽然在这些领域内要保持论据的纯净并排除教会对科学事业的干扰是必要的和合乎需要的，却完全不适合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摆脱价值的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问题显然是不适合的，要知道，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人文目标以及理解是需要个人的价值观念、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的帮助的。
我知道，在演化论的领域，有关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终极因这一类的论证曾热闹一时，但我也必须提出我的印象，我认为在人类心理学的水平上讨论和睦问题能使争论的焦点更明确，更不可回避。
对进化的方向是否能由纯偶然配置这一问题以及是否有可能对自然发生问题进行辩论存在着可行性。但我们进化人类个体时，这样的侈谈已不再可能。我们绝对不能说，一个人变成一位名医是纯粹出于偶然。应该认真考虑中止采取任何这样的看法了。至于我，已经厌恶这种关于机械决定论的辩论，甚至根本不愿陷入这种辩论之中。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
探索健康心理的新模式
现在，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心理学——关于人的疾病和健康的新概念。我感到这种心理学是如此令人激动，并如此富于惊人的可能性，甚至在它被检验和进一步确定之前，在它能够被称之为确实的科学知识之前，我就被它公开介绍的诱惑所屈服。
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实质上是生物基础的内部本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内部本性是“自然的”、内在的、特定的，而且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它是不能改变的，或是没有在改变。
每一个人的内部本性一部分是他自己独有的，另一部分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科学地研究这种内部本性，并发现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发明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完全可能的。
就我对它的了解程度来说，这种内部本性看来并不是内在、原初、必然邪恶的。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和保障需要、爱与归属需要、自我尊重需要、他人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基本的人类情绪，基本的人类智能，或者是中性的、前道德的，或者是纯粹“好的”，破坏性、虐待狂、残酷、恶毒等等，看来并非是内在的，相反，它们似乎是针对我们内在需要、情绪、智能等受挫后一种猛烈反应。愤怒本身不是邪恶的，畏惧、懒惰、甚至愚昧本身也不是邪恶的。不过，这些东西可以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邪恶行为，当然，它们并不是必需如此，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因果关系。人的本性远远没有它被设想的那样坏。实际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一般都被低估了。
在这里，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人的这种内部本性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而不是坏的，因此，最好的解决途径是让它表现出来，并且促使它表现出来，而不是压抑它。如果容许它指引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成长为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和快乐的人。
假如我们这个基本核心遭到否定，或者受到压抑，那么他就会得病，有时以明显的方式，有时却以微妙隐含的方式，有时得马上，有时得延后一段时间。动物的本能是强的、占压倒优势和清楚明白的，而人的这种内部本性却是弱的、娇嫩的、微妙的，而且容易受习惯、文化压力和对它的错误态度的影响，甚至被它们制服。
尽管这种本性很微弱，但是在正常人那里它极少消失，甚至在患者那里它也可能不消失。即使被否定，它也继续潜存着，总是迫切要求表现出来。
上述结论应该以某种方式与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必要性结合起来。训练、剥夺、挫折、痛苦和不幸的体验能够揭示、促进和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除非它们不是合乎需要的体验。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即这些体验与成就感和自己实力感有关系，并且因此与健康自尊感和自信感有关系。没有战胜、抵御和克服过这些困难的人，他会继续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对于外部危险来说，不仅确实如此，而且对于控制和延缓他自己的冲动的能力来说，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能力，这些冲动就不再可怕。
有必要说明一点，如果这些假定被证明是真理，那么它们就有指望成为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的价值体系，一个最终决定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我们关于人的自然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诉他怎样是好的，怎样是幸福的，怎样是富有成效的，怎样关心他自己，以及怎样爱护和激发他的最大潜力。这也回答了许多关于人格前途的问题。作为人类的成员和独特的个体，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要查明一个人真正的内情、底蕴是什么。
通过自我实现的研究，我们不但能够发现许多自身的错误、缺点，而且清楚地发现我们恰当成长的方向。除我们时代，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榜样和理想。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抛弃了所有这些榜样和理想。圣徒、英雄、有教养的人、侠客、神秘主义者统统不算数了。毫无疑问，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顺应良好的人。但顺应良好是非常苍白无力而又令人质疑的替代词。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完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全部潜能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内在本性自由地表现自己而没有被歪曲、压抑或被否定的人，作为我们的向导和榜样。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为了恰当地描述这种无意识的领悟和记忆，霍尼把这称之为“注册”。如果我们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种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耻辱簿上，而如果我们做了某种正直的、杰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荣誉簿上。从总体上看，最终的结果便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我们更尊重并认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更看不起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卑鄙无耻的、无价值的和讨人嫌的。通常神学家用麻痹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明知故犯的罪过。
这个观点只是对通常的弗洛伊德的描绘做了增添和补充，并没有全盘否定它。稍微简化一下这个问题，似乎这个问题由两部分构成，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了心理疾病的一部分，而我们为了使其更加完美，必须提供心理健康这部分。或许这个健康的心理学，将为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及把我们自己造就成更好的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样做当然要比询问“怎样才能不得病”会更加富有成效。
不过，我们怎样才能促进自由发展呢？自由发展最好的教育条件又是什么呢？性的？经济的？政治的？为了这种人的健康成才，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这种人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呢？
事实上，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态的个体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这同样也是实际情况。造成更好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增进个体的健康。换句话说，鼓励个人的成长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经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似乎无。个人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个人试图治愈自己的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则是十分困难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义上看待人格问题，这是对待人格问题的传统态度。斗争、冲突、犯罪、不道德、忧虑、压抑、挫折、紧张、羞愧、自罚、自卑感或无价值，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们不但妨碍行为的效能，而且它们是不能控制的。因而，它们自然被视为病态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把它们“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趋向健康成长的人们身上，所有这些症状也都发现了。在这种情形下你是应该感受到内疚、还是不应该感受到内疚呢？你是否设想一下，你是已经达到了精力的完善稳定、还是正在调整呢？顺应和稳定减少你的痛苦，所以它们是好的；也许它们也是不好的，因为它们抑制了你向更高理想的发展。
弗洛姆曾抨击了传统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主义的和相对论性质的。也就是说，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内化，而没有考虑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假定他们是罪犯，那么你会有怎样的良心呢？也许可以假定，你有一位厌恶娱乐而总是进行僵硬的道德说教的父亲？或者假定你有一位精神变态父亲？这样的良心是存在的，在这样的假定下，弗洛伊德是对的。
我们获得的理想资料大量来自这样的早期塑造，而不是来自日后阅读全日学校的书籍。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种成分，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另一种良心，而且我们或强或弱地具有这种良心。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良心”。这种良心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这种良心坚持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本性，要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内在本性微弱，或者因为任何别的好处或理由而否定它。所有这些人都深深地领悟到他们对自己犯下了错误，并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这种自罚不仅可以产生神经病，在这里同样可能重新恢复勇气、燃起正当的义愤和不断增长的自尊，从那以后就干起了正当的事情。简而言之，痛苦和冲突也可以达到成长和改进。
事实上，我是在有意识地抵制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区分，至少涉及表面症状时是这样。疾病就一定意味着有表面症状吗？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在你必须如此时，疾病就可能没有症状。健康就一定意味着没有症状吗？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在奥斯维茨和达乔集中营的那些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是健康的吗？这些人是具有病态的良心，还是具有美好的、洁净的、正当的良心呢？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能不感觉到冲突、苦难、压抑和愤怒吗？
概括地说，如果你告诉我你有人格问题，那么，除非我对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之前，否则我绝不能确定该说“好”，还是说“对不起”。这要取决于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可能是邪恶的，也可能是善良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心理学家对于受欢迎的、顺应良好的行为、对于犯罪行为在态度上的变化，谁会欣然接受这些呢？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受邻居势利小人的欢迎，不受地区俱乐部同伙们的欢迎，这样会更好些。这些行为对于什么事物顺应呢？在邪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专制的父母管制下，做一个顺应良好的奴隶、做一个服服帖帖的囚犯还有可能吗？甚至对于有问题行为的男孩，现在也在用宽恕的态度对待。为什么他有过失呢？一般这是由于病态的原因，但是，偶然也可能由于好的原因，这个男孩之所以会如此，可能仅仅是为了反抗掠夺、压制、怠慢、轻蔑和粗暴的对待。
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很显然，这取决于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呢？还是独裁者？是专制的父亲呢？还是打算让他的妻子依然是个孩子的丈夫？显而易见的，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对他的真正内在的本性的压制。因此，病态是对这种罪恶行径没有提出抗议。我遗憾地转达我的印象，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如此代价：产生各式各样的神经病和精神病。
也许在一些案例中，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和真正实现了拥有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和美的反应，更没有体会到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奇妙。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正视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必要性。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不幸和混乱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吗？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程度的限度是什么呢？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抛弃痛苦始终是坏的观念。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可能是好的和合乎需要的。溺爱意味着不让人们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包含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发展的意思在内。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生物学试验的最佳工具
我认为，既然要做生物的试验，就要选用优秀样品或高级样品，这样选择的结果是组建了最佳武器或工具。举几个例子：如在一次探索调查中，我曾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优越”的人，是较好的认识者和知觉者，甚至在感觉水平上也可能是如此。例如，如果他们证明能更敏锐地区分颜色的细微差别等等时，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我曾组织的一次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学试验”实验的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用当时能够利用的最佳技术——精神病学的交谈，投射测验，操作测验；等等——在布兰代斯大学对每一新生班进行总体测试。在一个班集体中，分别选出2%健康人，2%中等健康人以及2%不健康人，让3组分别利用12种感觉的、知觉的和认识的工具，检验过去临床的、人格学的发现——健康人是更好的现实观察家。我预计这些发现会受到支持，然后是继续追踪这些人，看他们大学生活的四年，然后根据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操作，对成就和成功的测试进行评分。
我还认为也有可能建立长期跟踪研究，由一个长期且稳定的领导进行下去，这种组织可以延续到下一代，甚至更久。我们的想法是最终证实我们关于健康的看法，追踪全组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有些问题很明显了，比如说跑步对强健身体抵抗压力等。我们也期望这种追踪能揭示不能预见的特征。特曼很多年前曾在加利福尼亚选择了一些高智商儿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测试，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他的一般性发现是，智力优越的儿童在其他各个方面也优越。他用巧妙的手法得出的推论是：一个人的一切合乎需要的特性都是正相关的。
这一类研究设计决定了统计学概念的改变，也改变了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我大力赞赏的是“成长尖端的统计学”。我的名称是从这样的事实得来的：最大的遗传作用是在一个植物成长的尖端发生的。正如有些青年人所说：“那就是作用的所在。”
人类学家们错误地把健康动机的快乐与病态动机的快乐强拽在一起，并由此得到一个错误的平均数，这样就等于把疾病与健康互相混淆，优良样品与腐败样品、善于选择者与不会选择者、生物学上健全的样品与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样品等等的混淆。
如若要研究人到底能长到多高，最佳办法很显然是直接研究那些个高的人；若要研究人的最高奔跑时速，那么，计算出总体“样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最为适当的办法是搜集奥运会短跑金牌获得者的资料，看他们能够达到的时速。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从整体上看，这还算是公平的。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表明，对人性的论述从来都是不够的。甚至当“优良样品”——那些圣贤和历史的伟大领袖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时，也有太经常的诱惑认为他们不是人而是自然的天才。优秀人才需要在优良的社会条件下成长。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
发挥人性潜能的基础
人的潜能发挥与“条件”是否良好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优秀人才需要在优良的社会条件下成长。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我认为，这可能暂时会使描述传统的生物学家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曾学会避免说“好”和“坏”这样的字眼。然而，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清楚，在传统的生物学领域中早已把这一类的事实认定为应当如此。例如，基因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为“潜能”，它们能通过物质自身中、细胞质中、有机体中，以及有机体自身所处地理环境中的直接环境的作用，实现或者不实现。
拿人与猴子和白鼠作比较发现，能使个体受到刺激作用的环境，对大脑皮层沿着正常有益的方向发展也起着独特的作用。在哈洛的灵长目实验室进行的行为研究达到了同样的结论。被隔离的动物的能力在一点点丧失，超过了一定限度或一定时间，这些丧失的功能将去而不返。杰克逊在巴尔港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让狗脱离人的接触，在旷野中和野狗撒野，时间一长，它会丧失驯化的可能，再也不能变成可供玩赏的小狗了。
另外，如果印度儿童的脑损伤的原因在于食物缺乏蛋白质而造成的，又假如我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都和这一匮乏的形成有关，那么很清楚，人要成为良好样品就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容许他们实现他们自己的潜能。
我认为，没有一种生物哲学能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下生存发展，也更别提它能在政治上完全中立。我的意思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是直接参与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旨趣的问题，并且我也知道，确有某些生物学家出于对他们知识被废置不用的愤懑，不得不涉足政治，使他们的发现能够生效。但完全和这种状况无关。因此，现代生物学家应该意识到的是，只要他们开始对人种或其他物种进行规范研究，开始发展良好样品，那么，研究所有那些能导致良好样品发展的条件以及限制这种发展的条件也可以视为他们的科学责任。显然，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和进入社会。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史？我们能传授哪些技巧？什么东西会损害这种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这种抉择？
良好样品是代表全种的选择者
通过几十年辛勤的探索性研究，我终于认识到，能够作为生物学的试金石的人是那些最富创造力、最健康、最坚强和最聪明的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作为前哨的侦察员，或更敏锐的观察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较不敏锐者什么是值得我们珍贵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就能选择出良好样品，例如，那些在审美上对颜色、形式敏感的人，然后学会让我们自己顺从或听从他们对颜色、形式、纺织品、家具等等的判断。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这事我不去过问或插手，我相信，我也会在一二个月之内喜欢上这些优秀的观察家所喜欢的东西。那就好像他们是我，不过他们更敏感些，而且较少怀疑、迷惑和犹豫。我将他们作为我的专家，正如艺术品收藏家雇用艺术专家帮助他们收购珍品一样。查尔德认为，有经验的和老练的艺术家有相似的鉴赏力，这甚至是跨文化的。我并设想，这样的敏感不像一般人那样容易受时尚的影响。
至此我已明白，心理健康的人是受人欢迎的，他们喜欢的人也肯定受人们欢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已说过中肯的话：“优秀的人认为是好的，那就真正是好的。”
例如，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在是非问题上比一般人较少怀疑。他们不会只因为有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迷惑起来。我可以说，至少在我研究的被试者中，他们往往有趋向一致的是非概念，就好像他们在观察某一真实的身外之物一样，而不是在对那些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好恶进行比较。一句话，我曾利用他们作为价值的试金石，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
也可以这么说，伟大人物所珍视的价值也代表了我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会用全身心的精力去追求它，就像在个人身体的某种不可或缺的器官一样，也就是“论据”最终将会支持的价值。
我的超越性动机论在根本上是以这样的操作为依据的，即，选择优越的人，他们也是优越的观察者，对事实的观察、价值的观察也都是优越的，然后利用他们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人种的终极价值标准。
在这里，假如我愿意，我可以用远为单纯的方式措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选定的是健康人，那他们毕生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他们心中不灭的火焰是什么？什么才能使他们奋发向上？但我确实希望最好不要在这里弄错。我是有意对生物学家（并向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规范问题和价值问题的。
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些问题，兴许会有好的效果，如果真像我所说的那样，人是一个追求着的、选择着的、判定着的动物的话，那么，进行抉择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任何给人类下定义的努力中。但进行抉择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有效性和效率的问题。问题接着提出：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史？我们能传授哪些技巧？什么东西会损害这种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这种抉择？
当然，这些都属于古老哲学问题：“哲人在哪里？哲人是什么？”此外，也是古老价值论问题的新提问：“什么是善？什么是合乎需要的？什么是值得期望的东西？”
我应该再说一次，在生物学的历史表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要对我们自己的演化负责任。我们已经变成自我演化者。演化意味着选择，因此也意味着做出抉择，这也就是进行评价。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的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自己想让人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
连接主客观生活的关键因素
隐隐约约中觉得我们已处在一种生活的交界处，也已感到主观生活与客观生活的连接是一种趋势与必然。我期望，由于有这些新的迹象，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能有一个巨大的进展。
这一研究不是空穴来风，其中一项研究来自于奥尔茨，是被埋入嗅脑中隔区电极里，证明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当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种姿势，似乎想通过这些埋入的电极刺激它自己的脑时，它会一再重复这种自我刺激，只要电极仍然埋置在这一特定的快乐中枢。很明显，痛苦区或不愉快已显现出来，但当动物得到此机会时，一般会采取拒绝的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刺激对动物来说显得很“宝贵”（或合乎需要，或有强化作用，或有奖赏作用，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词），因此它宁愿放弃任何其他已知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等。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类似的人类论据能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也有一些主观意义上的快乐体验能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一类研究刚刚处在开始阶段，但已经在这一类不同的中枢之间做出某些区分，如睡眠中枢，食物厌足中枢，性刺激中枢，性厌腻中枢等等。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让这一实验与卡米亚的实验相结合，那结果定会很喜人，卡米亚实验利用了脑电图和操作条件进行，当α波频率在被试者自己的脑电图中达到一定点时，便给予被试一个可见的反馈。用这种方法让人类被试能把一个外部的事件或信号和一种主观感受的事态相关联，便有可能使卡米亚的被试建立对他们自己的脑电图的随意控制。那就是说，他证明一个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卡米亚有一发展广阔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在能被测试的条件下，一定水平的α波能引起一种沉思的、舒适的状态。某些跟进的研究以学会东方禅坐和沉思的人为被试，证明他们能自发地放射出那种“宁静”的脑电图，和卡米亚能让他的被测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已有可能教会人怎样去感受幸福和宁静。这些研究的革命意义是多方面的和极其明显的，不仅对人的改善，而且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非常重要。这里有很多研究计划足以使未来的大批科学家为之奔忙。被认为是不能解决的心身关系问题，终于已显得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对于一门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而言，这样的论据是关键性的。现在显然已有可能说，健康的有机体已有表露清楚、明了的信号的能力，这无疑宣告这个有机体的喜恶，以及认为合乎事态的标准是什么，称这些为“价值”是太远的跳跃吗？能说这是生物学上内在的价值，或似本能的价值吗？假如我们做出这样的描述、陈述：让实验室白鼠在按压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选择时，几乎100%的时间都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选择任何其他能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钮，难道这和“这个白鼠宁愿选择快乐中枢的自我刺激”有任何重要的区别吗？
我承认，“价值”一词在这里可用也可不用，或许不用这个词也能说明上面的问题，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至少是作为在科学家和一般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是更圆滑的手腕。我想，这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值得留心的是，我们十分认真的看待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等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类研究工作和理论探讨固有的特征就是面对一定程度循环论证的困境，这一点在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但我猜测在其他动物那里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种循环论证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良好的样品或健康的动物选择或偏爱某事物。”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虐待狂者、反常者、受虐狂者、同性恋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杀者做出的选择和“健康人”的不同呢？值得怀疑的是，把这种困境与肾上腺切除的动物能在实验室中做出赞许的动作相提并论是否正确，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而只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并处理而不是回避或忽视的问题。在人类被试那里，很容易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技术选出“健康人”，然后指出得到如此分数的人（让我们说在罗夏测验中，或在智力测验中），也就是那些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的人。但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我们正在利用各种方法证明其前景，证明反常、或谋杀、或虐待狂、或物恋的所谓“快乐”和在奥尔茨或卡米亚的实验中所表明的“快乐”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快乐。当然，这是我们供助我们主观的精神病学技术得知的。
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都能懂得，潜伏在神经症“快乐”或反常状态下的实际上是大量的烦恼、痛苦和畏惧。在主观领域自身中，那些对健康和不健康的快乐都体验过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他们喜欢前者而摈弃后者。柯林·威尔逊清晰地证明，性罪犯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克尔肯达尔也证明，相爱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性活动在主观上优越。
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有一定的证明意义，因此有研究的必要。它可以用来证明对生物学的人本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激进后果和涵义。我们当然可以恰当地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有机体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选择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长、生物学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们一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了。这一般地说是反专制的、反控制的。这让我回忆以前并仔细思考道家学派的观点，更信赖孩子在当代生态学和习性学中能更快生长和实现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用下面这段文字来解释预测和控制的论题：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的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我们自己想让人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我不愿走得太远，说到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我想说，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吵闹着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确实具有某种性质和我们主观上的自由感而不是受外界控制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能肯定地说，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
这一整套思考能引起的后果也是较普遍的，那就是它对科学家形象的影响。不仅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都将改变。已经有一些论据表明，举例说，高中女生设想科学家是怪人和恶魔，她们害怕科学家。例如，她们不认为他们是可供选择的终身伴侣。我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这样观点既是“疯狂的科学”电影的产物，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内容。
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对动物、对某些问题发号施令，进行工作，他是他审视的对象的主人。这一画面在观察“医师的形象”时尤其清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持刀者，和改革打交道的人等等。他显得是老板，是权威，是专家，是一个管事者，告诉人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心理学家有可能栽在这个“形象”上，心理学家就被大学生认为是操纵者、说谎者和控制者的代表。
如果我们付与有机体智慧又将如何呢？如果它可以很明显地得到更大的自主、更大的信任，能自我管理、自我选择，那么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或甚至父母，就必须反映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最简括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打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这似乎在表明，如果想知道鸭子的事，就要向鸭子询问，而不是要教导鸭子，同样对于人类儿童也要遵守此原则。在规定“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他们告诉我们，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优秀的心理医师已不再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把自己的意愿强求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患者自己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渴求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他这位患者是有益的，而不是对于医师是有好处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显而易见把我所说的设想和意义作为基础，但像这样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比如说大部分人要选择健康而不想患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一个颇为良好的向导，使人能达到“对于他本人是最佳的境界”。
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由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人都想成为人性丰满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亡。在我们作为心理医师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确实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以前对一种较健康的事态有过体验，那他就会舍弃使自己遭罪的那一套而去选择它。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适合具有道家意味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适合更有道家程度的科学家。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打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客观认识生活的途径
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物、对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我们是客观的，这时我们自己的愿望、畏惧和希冀已从观察中排除，这时超自然的上帝的意愿和安排也已排除。这自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并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确实，我们不能否认，在与非人类打交道时，这种方法确有可取之处，因为，它能起到一种客观促进作用，甚至同低等生物打交道时也有好作用。在这里我们也很超脱，无牵连，足以使我们能成为相对无干扰的观察家。一个阿米巴向哪里移动或者一条水螅喜欢摄取什么东西，对于我们不会有多大的关系。但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这种超脱变得越来越困难。
事实上我们都十分清楚，如果研究对象是猎狗，那我们把人类的意愿喜恶爱憎加入它们思想中，那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研究对象换成猴子或猿则效果更明显。当我们进而研究人时，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冷淡的、平静的、超脱的、无牵连的、不干预的观察者，心理学的论据已经堆积如山，难以想象有什么人不能捍卫这一立场？
不管哪一个有经验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着手一项社会或亚文化群体研究之前，都会检验自己的偏见等观念。这是一种避免预先判断——研究前的先入之见——的方法。
但我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我们自己身外、观察者身外的现实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达到客观。这种方法产生于对爱的领悟中，而此种悟念只能在有爱存在的人之间产生，而绝不会在没有爱存在的中间产生。在我看来，这一类的某些情况也适用于习性学文献。我对猴子的研究，我确信是较“真实”、较“确切”的，在一定意义上，在客观上也是更真实的，假如我不喜欢猴子就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了解。事实是我已经被它们迷住了。我变得非常喜爱我的个别猴子，对于我的白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喜爱。
我认为，劳伦兹、迁伯根、古达尔以及沙勒尔的报告之所以真实生动吸引人，全在于他对他们所研究的动物有“爱”的成份在内。最起码这一类爱能引起兴趣，甚至入迷，因而能有极大的耐心和较长时间的观察。妈妈迷恋她的婴儿，能最专心地仔细反复察看他的每一英寸，当然能比并不关心婴儿的某一外人（就最真实的意义说）更了解她的宝贝。我发现，在爱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是如此迷恋，以至细查、注视、倾听和探索本身便成为一种迷人的活动，能使他们无尽无休地这样做。对于一个非所爱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腻烦很快就会出现。
当然，构成爱的知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一个人的爱可以使人放松心情、放松防御，进而可以使他的心灵与精神袒露出来。一句话，他让自己暴露无余而不是躲躲闪闪。在通常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彼此是难以理解的。在爱的关系上，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有一点很重要，也很有趣，如果我们对某人或一件事物充满了爱和感情，那我们就不会想干扰她、改变她。我发现，对于你的所爱，你是准备放任不管的。在浪漫爱情以及祖父母亲情的极端例子中，被爱者甚至被视为完美无缺，因此，任何改变他人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或甚至是不诚的，更不要说改善了。
也可以这么说，由于爱，我们任其恣意纵容；也由于不愿意将爱改变成另一模样，我们对爱不加任何限制。在它的面前，我们可以是它的本性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看到它，而不是作为我们喜欢它成为或恐怕它成为或希望它成为的样子去看它。赞许它的存在，欣赏它的本来面目，能使我们成为不打扰、不操纵、不抽象、不干预的观察者。我们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不打扰、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的观察者，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这一特殊类型的客观。
我始终持这样的观点，这是一条通向某些类型真理的途径，但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一条，也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的。我们也正是从同样的情境里很清醒地认识到，喜爱、兴趣、迷恋也有可能歪曲有关对象的另一些真相。我要坚持说的仅仅是，在科学方法的全套设备中，爱的知识或“道家的客观”在特定情境中对于特定目的有其特殊的优点。假如我们能现实地意识到，对于研究对象的爱既能产生某些类型的觉悟又能造成某些盲目，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我希望我能研究得更深入些，尽管它包括“难题的爱”，道理很明显，只有表现出对精神分裂症的“喜爱”才能进一步了解它、研究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对精神分裂问题完全着迷的人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也会形成某处不平衡状态。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丛林动物一样。
引领社会发展趋势的大问题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真正关键的问题正在受着曼哈顿方案的攻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而且对于一切具有历史迫切感的人极端重要（这也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我愿把它添加在传统的标准中）。
第一个和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我们必须有许多较好的人，否则我们极可能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一般动物一样。这时应该做的是为“好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此定义在上面已有种种体现，而这种定义的论据己多得完全能够说明曼哈顿方案中的人。我自己觉得有信心，相信这一轰动一时的伟大计划是可行的，而且我确信，我能同100个、或200个、或2000个局部问题或附属问题打交道，它足够使巨大数量的人忙个不停。好人也同样被冠以自我演化的人，充分醒悟或有潜力的人，能奋发向上、自我实现的人等等。
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而且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这纳入现实的轨道。
同为重大问题的也不乏存在，就如造就良好社会这一大问题。要知道在好人与好社会之间有灵敏反馈的关系，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彼此是绝对必需的条件。我撇开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另一个目标。
这里所提的良好社会是属于全人种、全人类的，是大同社会，我们己对自律性社会的安排作了初步讨论。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做出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或者趋向恶行或者趋向善行。主要重点在于社会缺席的安排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和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指出某些社会潮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那些大的工业化文化中，在它身上已无自私和不自私之分。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安排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安排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我们的所得税一类的经济措施，它从任何单个人的好运道中吮吸利益给予全社会。这和营业税恰成对照，它起的不是吮吸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汇集作用。
在这里我不得不郑重声明，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魏因贝格在他著作中所说的大多数工业技术上的利益、进步和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利益，在实质上只能认为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自身。这表明，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进交付在好人手中，否则这些改进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此时，令人惊讶的是，我增长了对生命的眷恋、对疾病的征服以及对痛苦、悲伤的躲避。
问题的焦点在于：谁想使恶人活得更长？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和在一场竞赛中先于纳粹完成它的军事利用。原子能在某一希特勒手中——有许多希特勒掌握国家大权——当然不是好事，那是很大的危险。同样，其他的技术改进也存在类似的规律而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某一希特勒现在是好？还是坏？
而这同时也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恶人是否继续发展下去变成一个更凶恶、更有威胁的人呢？因为先进的技术给予他们的力量更大。很有可能某一极端残酷的人在某一残酷的社会支持下不会被打败。我认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胜利，反叛会成为不可能，实际上他的帝国也许会延续1000年或更长久。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生物学家以及一些心怀善意的人，凭借他们无与伦比的能力从这两个大问题考虑，从而赞成并支持我的想法，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脱离价值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不得不再进行一次强调，科学只能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中产生，这也是波兰尼所说的。科学自身应该是一部伦理学法规，如布罗诺夫斯基所说的，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固有价值，那么，所有各种后果都能由于我们自己为这一固有价值服务而产生。
我要再附加一条作为第三个论点：科学能寻求价值，并能在人性自身中揭示这些价值。实际上，我要宣告说，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达到一定水平，这一说法似乎有了一些道理，尽管还没有适当的和最后的证实。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什么东西是对人种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的内在价值。几种不同的操作曾被用来指明这些在人性内部建成的价值是什么。我再重复一次，这既是就生存价值的意义说的，也是就成长价值的意义说的。成长价值指能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性，更幸福，更完满实现自身潜能的那些价值。
这说明我知道这些所谓的生物学家研究工作方案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一项是研究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之间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疾病，甚至无一例外，都能称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那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追索任何躯体病的起因达到足够的深远程度，他将不可名状地发现心理内部的、个人内部的和社会性的变量也成为有关的决定因素，但这绝不是要使肺结核或骨折弄得神乎其神。通过它可以发现，贫困也是一个影响肺结核研究结果的因素。
无独有偶，邓巴尔在研究关于骨折的医疗效果时，也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心理因素在内。作为这一研究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对于易出事故的个性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我或许还可以说“鼓励事情的环境”也一样。于是，甚至一次骨折也是心身的和“社会躯体的”，假如我可以仿造后一个词的话。所有这些都在说，甚至传统的生物学家或医师或医学研究者，在力求减轻人类痛苦、苦难、疾病时，最好也能对他所研究的疾患采取更多的整体论看法，比他以前更注意心理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例如，今天已有足够的论据指出，进攻癌症的富有成果的广阔系谱也应该包括所说的“心身因素”。
换一种说法，精神病学疗法能去除疾病，使其心理健康，并可以使生活得以延长且质量更高。
不仅低级需要的剥夺可能引起疾病——在传统意义上称为“缺失症”的疾病，而且这对于我称为超越性病态的那些问题也适用，这里指的是已被称之为精神的、哲学的或存在主义的那些不适或失调，这些也可能不得不称为缺失症。
简单地说，某些人类疾病和缺失症可由从属关系、爱、尊敬、安全和保障等基本需要的不同满足而引发。总体来看，这可以称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基本需要满足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公正、秩序、法律观念、统一性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受到剥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或缺乏这些价值，能引起我描述为一般的和特殊的超越性病态。
我始终这样认为，它们同坏血病、糙皮病、爱的饥饿等一样，都归属于一个连续系统。此外，传统上证明需要的方式，如对维生素、矿物质、基本的氨基酸等等需要的证明，一直是首先正视某一不知起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病源。也就是说，假如某物的被剥夺能引起疾病，它就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本着最终目的相同的原则，我一直在认为基本需要和超越需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生物性需要，也就是说它们的不适应引起肌体的不适。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利用一个新造的词“类似本能”来表明我的坚定信念，这一论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要是和人类机体自己的基本结构有关联的，有某种遗传基础蕴含在内，虽然这可能是很微弱的。但是它也使我坚信不疑，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的、神经学的、内分泌学的基质或躯体装置的发现能在生物学水平上说明这些需要和这些不适。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情形都会很明了，“改进”问题变成了一个只涉及到手段的改进问题，当然也不涉及到真理。更强大的武器在邪恶的人手中只能造成更强大的愚蠢或更强大的邪恶。
预测未来问题的荒谬之处
有这样一个情况值得担忧，一些讨论我们的世界在下个世纪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文章频频在会议、电视、报到、杂志上亮相。我曾浏览这些“文献”（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但更多的是受惊恐而不是受到启发。足有95%的文章在讨论纯技术的变化，完全撇开了善和恶、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有时全部的事业似乎完全是非道义的。有大量关于新机器、修补器官、新品种汽车、火车、或飞机——以及更大、更好的冰箱、冷库、洗衣机之类的讨论。的确，这些文献有时也会谈一些超常规武器，还有时说一下人类灭亡的可行性，这些只不过在危言耸听而已。
依我看，这是对问题的真实性的模糊表现，要知道，与会者都不是研究人的科学家，其中有很多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地质家，在生物学家中很大比例的与会者出身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生物学家中很大比例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即与其说是描述型的不如说是还原型的生物学工作者。偶尔应邀谈论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特长也在于专业技术方面，信奉一种无价值观念的科学。
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情形都会很明了，“改进”问题变成了一个只涉及到手段的改进问题，当然也不涉及到真理。更强大的武器在邪恶的人手中只能造成更强大的愚蠢或更强大的邪恶。即，这些技术的“改进”事实上可能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另一种说法则令我更加不安，这就是所谈论的2000年的问题，都是以物质为中心论题的，例如：如何占有更多的物资，如何进行海底开发、增强食品生产能力等等。
或者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描绘许多预测的半瓶子浅薄性质：它的很大部分仅从存在的事实出发作无用推断，是从现状出发简单投射出曲线。如照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据说到2000年会有更多得多的人；照现在的城市增长速度计算，到2000年会有如此这般的一种都市环境等等。好像我们在掌握或计划我们自己的未来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好像我们不能扭转现在的趋向，即使我们不赞成这些趋向。例如，我一直在强调，为了这个世界，为了未来，必须把人控制在一个界线以内，这一建议应尽快落实，假如人为此愿意这样做。对于城市的结构也可以这样说，还有汽车的结构，或空中交通工具等等也一样。我觉得，这一类从情况进行预测的本身就是那种没有价值观念的、纯描述的科学概念的一种副产品。讨论物本身，像它们处在自身本性状态中的样子，只有在它们是自我生效时或内在有效时，它们的固有价值和自身价值才无须证实。此时此地的状态，现在被充分体验，现在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过去的重复或未来的序曲。
重新定义存在心理
存在心理学也可以称为本体心理学，超验心理学，完善心理学，目的心理学。在这里，我们先定义它的论题、研究问题以及研究范围。
讨论的重点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或工具；它研究人内心对目的状态、目的体验的满意程度和愉快程度；人，自我作为目的，是庄严的、独特的、不能类比的，和社会上其他任何一人都同样可贵，而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这里的手段只能是目的活动的技术。讨论物本身，像它们处在自身本性状态中的样子，只有在它们是自我生效时或内在有效时，它们的固有价值和自身价值才无须证实。此时此地的状态，现在被充分体验，现在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过去的重复或未来的序曲。
讨论终结和末端状态——完成、顶点、终局、结局、全体、极致、完美，此种状态是没有任何缺欠的状态，不再有任何需要的状态，不可能再做改善的状态。纯愉快的状态——欢乐、幸福、狂喜、入迷、实现、现实化。希望实现的状态——问题得到解决，愿望得到批准，满足需要，达到目标，梦想成为现实等等的状态，已经在那里的状态，到达那里而不是正在努力争取到达那里。
高峰体验，也就是纯粹成功的状态，一切否定的暂时消失。完成和终局的不愉快、悲剧状态，只要它们能产生存在认知。失败、无望、绝望、防御瓦解的状态，价值系统的无能为力，面临真正犯罪的深渊，所有这些在有足够力量和勇气的情况下，都能迫使人达到对真理和真实的认知，而不是作为一个目的或作为一种手段。
觉得完美、认为完美是什么样的状态？如何定义完美？理想、模式、极限、范例、抽象又该如何定义？人，作为他潜在的存在，或可以被设想为完美的、理想的、模式的、真诚的、丰满人性的、范例的、超凡的、值得模仿的，或在这些方面具有潜势或向量——在最佳境遇下他会成为或能成为的样子，或作为潜势存在的人，他正在逐步趋近人性发展的理想限度，但绝不会一劳永逸地达到。他的注定目标、他的命运，这些理想的人类潜能使我们能从理想中推知心理治疗、教育、家庭训练、成长的极致、自我发展等等的至远目标。
讨论内核的定义和人的规定性特征——他的本性，他的“固有内核”或“内部核心”；他的本质，他现时存在着的潜能；他的必要条件——本能，体质，生物本性，内在固有的人性。这使定量说明“丰满人性”、“人性程度”或“人性萎缩程度”成为可能。
欧洲又是如何定义哲学人类学呢？“必要条件”，规定性特征（人性概念的定义）与典范——榜样，柏拉图的理念（理想的可能，完美的观念，英雄，模板，冲模）区分开。前者是极小值，后者是最大值，是纯粹的、静态的存在，而且是前者力图变成的最终状态。例如，人是无羽毛的两足动物。而且，人类成员资格是全或无的，不在其内，就在其外。
无欲求、无目的状态，无缺失性需要，无激动、非竞争、非努力的状态，享受奖赏、得到满足的状态。这些状态能取得极大收益，不但能让一个人的兴趣、希望、目的完全处于视野之外，而且能在某一时刻让一个人完全放弃自我的个性，继续作为纯认知的主体，能清楚地观察世界。
无畏状态；无焦虑状态，勇气，无碍的、自由的流动，无抑制、无阻挡的人性。
超越性动机在一切缺失性需要、一切缺失和要求得到满足以后的行为动力；成长动机；“非激发的”行为；表现；自发性；纯（始发的或整合的）创造的状态和过程；纯此时此地活动在可能的范围内“摆脱”过去或未来；即席创作；人与情境或问题的相互吻合，人与环境相互融合作为一种理想限度的运动。
关于希望或注定的目标、使命、命运、天职、自我完成的描述、实证以及临床上或人格学上或心理测量上说明的状态（自我实现，成熟，充分发展的人，心理健康，真实，真正自我的得到，个体特性的完成，创造性人格、自我同一性、潜在势能的领悟、确认或实现）。
存在认知与心灵以外的客观现实打交道，集中于实在的性质而不是正在进行认识活动的自我的性质或兴趣。看透人或物的本质、颖悟。存在认知发生的条件。高峰体验。最低点或孤寂体验。死前存在认知。严重精神病倒退状态下的存在认知。存在认知式的治疗洞察。对存在认知的畏惧和躲避；存在认知的危险。
（1）存在认知印象的性质。在存在认知下所描述的和完美推断的实在的性质，即在最佳条件下的描述和推断，实在被设想为不依赖于观察者，非抽象的实在（参看关于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的解释。）
（2）存在认知观察者的性质。真实，因为超脱、无欲念、不自私、“无偏见”、道家思想、无畏、此时此地（参看关于纯洁认知的注释）、承受、谦虚（不骄傲）、没有得失的考虑等等。我们自己作为最有效的实在观察者。
超越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被遗忘时的状态（被吸引，集中注意，着迷，高峰体验，低点体验），无关或有阻碍或有害时的状态。宇宙、人、物、经验它们之所以永恒、完美，就因为它们无时间、空间所限。
神圣的东西；崇高的、实体的、精神的、超验的、永恒的、无限的、唤起敬仰的、绝对的；敬畏状态；崇拜、供奉状态等等。“宗教”虔诚状态，就其自然主义的一面而言，从永恒看的日常世界、日常的物和人，统一的生命，统一的意识，暂时和永恒的融合状态，局部和普遍、相对和绝对、事实和价值的融合状态。
单纯状态，用儿童或动物作为范例。存在认知，用成熟的、聪明的、自我实现的人作为范例。单纯感知，典型的状态是对重要和不重要没有分辨；事事都有可能出现，也同样充满趣味；形和基很少区分；只有雏形的环境结构和分化；手段和目的很少分化，因为事事自身通常同样有价值；没有未来，没有预知，没有预警，因而没有惊异忧虑失望期待预测焦虑排练准备或烦恼；一件事情像另一件一样有可能发生；无干预的承爱；接受发生的一切；几乎没有抉择、偏爱、挑选、分辨；对有关和无关很少区分，很少抽象、怀疑。
单纯举止，即自发，表现，冲动；没有畏惧、控制、或抑制；没有狡诈，没有别有用心的动机；诚实；无畏；无企图；无计划、无预谋、无排练；谦恭（不骄傲）；当未来未知时，没有不耐烦；没有改善或改造世界的冲动——单纯和存在认知有很多交迭，或许它们将来会证明是完全等同的。
终极整体的状态即是指宇宙的整体、全部实在，要一种统一的方式看的实在；每一事物也都是每一别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和每一事物有联系；这只不过是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所致。帕克的宇宙意识。对世界一部分的着迷观察就好像它是整个世界。看某一事物就象它是所有的一切，这是一种技术，就好比摄影中的扩充、剪裁、放大等等。切断对象和他物的一切联系，从背景中突出出来，去掉它的嵌入状态等等，让它显现自身，而且是绝对地、新鲜地显现。观察它的一切特征，而不是依据效用、危险、方便等等概念进行抽象。一物的存在即全物；进行抽象必然会从手段的观点进行观察并使它脱离物自身的领域。
超越分割、离散、互相排斥，超越排中律。
观察到或推论出的存在特征或存在价值。存在王国（参看存在价值表）。统一的意识，参看有关存在价值操作定义的备忘录。
二歧或两极、对立、矛盾已得到解决——被超越、相结合、相融合、整合的一切状态。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理智和感情，冲动和控制，信赖和意愿，意识和无意识，相反的或敌对的利益，愉快和悲哀，眼泪和笑，悲剧和喜剧，阿波罗（太阳神）和狄俄尼索斯（酒神），浪漫和经典等等的二歧统一。一切能使对立转化为协作的整合过程，如爱、艺术、理智、幽默等等。
在世界上，在社会中，在个人内部，在本性中，在自我中，一切的协同状态。自私变得和不自私同一的状态，即当我追求“自私的目的”而必须为其他每一个人造福的时候；当我成为利他的而使我自己也得益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二歧已得到解决并被超越的时候。能使美德得以报酬的社会状态，即在美德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奖赏的时刻；当德性、直爽、智慧、优美、诚实等等不会代价太高的时候。能培养和鼓励存在价值使之实现的一切状态。能使人易于从善的状态。阻止怨忿、反价值和反道德——对卓越的仇视和畏惧，对美、善、真等的仇恨和畏惧的状态。一切能增进真、善、美等等之间相关关系的状态，使这些美德趋向理想统一的状态。
它能使人所处的境遇向超越遗忘、整合与解决等状态转化。例如，高峰体验，存在幽默和笑，“愉快的结局”，存在公道的胜利，“有价值的死”，存在爱，存在艺术，存在悲剧或喜剧，一切整合的时刻、行动和领悟等等。从整体上看，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唯一完整的东西是整个宇宙。任何个体都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切断了固有的联结和关系，为了暂时的、实际的便利才如此。
优化个人本性的存在心理
在这里，存在包含世界的万事万物，也包括宇宙、一个物或一个人，“似乎”那就是全部存在，全部实在。从整体上看，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唯一完整的东西是整个宇宙。任何个体都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切断了固有的联结和关系，为了暂时的、实际的便利才如此。它也蕴含宇宙意识的意思，并表示层次整合而不是二歧化。
它指代“内核”，个人的生物本性——他的基本需要、能力、爱好；他的不能再简化的本性；“真正的自我”；他的内在的、根本的、固有的本性；同一性。由于“内核”既是遍及全种的（每一婴儿都有被爱的需要），又是个体的（只有莫扎特才是完美莫扎特式的），这个说法能表示“成为丰满人性的”或“成为完全特异的”。
存在不是紧张控制、干预、命令等，而是“表现一个人的本性。”含有一只猫就是一只猫的意思，而不是说一位女性扮演者是整体女性，或一个小气鬼“试图”成为慷慨的。它指代不费力的自发性（像一个聪明人表现出智慧，像一个婴儿显得孩子气那样），使最深层的、最内在的本性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在这里要明确一点，因为不易达到自发性，所以大部分人只能处于“扮演者”的水平上，而没有成为他们理想中的人。
因此，它也意味着诚实、坦荡、自我揭露。多数运用过自发性的心理学家暗自抱有未经充分审查的想法，认为神经症不是最深层本性的一部分，也不属于内核，还不能归于人的真实存在里，而勉强算是一层表面的人格，它掩盖或歪曲了真实的自我，即，神经症是对真实存在、对一个人内部生物本性的一种防御。而“试图”就有成为实现的可能，它比不试要强上百倍，因为不试就等于放弃了希望、放弃了成功。
存在可指代“人”、“虎”这类类别概念。这样一种概念具有规定特性，以特定的作用表明它的成员资格包括什么，排除什么。就人类心理学而言，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任何一个人既能看作是“人”这一概念或类的一员，又能看作是某一独特类如“爱迪生·西姆斯”的唯一成员。
退一步来讲，类可以使两种毫无关联的方式运用起来，或尽量扩大或尽量扩大规定。尽量减少规定能使类几乎不排除任何一个个体。这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划分等级的依据或以任何方式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区分。一个人或者是类的一员，或者不是类的一员，或在类内或在类外。两者必居其一。
除此以外，类还能以它的完美范例（楷模，英雄，理想的可能性，柏拉图的理念，推演到理想的极限和可能）来规定。虽然说这种用法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应注意它的抽象和静态性制裁。在描绘能找到的现实最优秀人物（自我实现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是绝可完美的）和另一方面描绘理论上的纯范例概念（从现实非完人的描述出发进行推演构成的）之间有很深刻的区别。
“自我实现的人”这一概念所表明的不只是那样一些人，而且是他们趋近的理想极限，这应该不难理解。我们习惯于蒸汽机或汽车的蓝图或图解，那自然绝不会和我的汽车或你的蒸汽机的照片相混。
这样概念的提出使我们能够把本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区别开来，它其中所含的标准能区分真实的和不真实的，真的和假的，必需的和可以省却的或可以牺牲的，长远的、永恒的和过渡的，不变的和可变的。
存在可表示事物变化发展的结束，而不指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如在下句中表明的这样，存在心理学和变化心理学能和谐一致，儿童，虽然单单是他自己，却能向前运动并成长。这听起来非常像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因”或末端，最终的产物。当然，这是一种诡谲的说法，因为我们有似人化的倾向。说橡籽“试图”成长，它不是这样的。它不过“是”一个婴儿。
正如达尔文不会用“试图”一词解释进化，我们也要尽量采用这一用法。我们只能把它向它的极限成长理解为它的存在的副现象，解释为同时期的机制的“盲目”副产品和过程。存在的特征也就是存在的价值，可以类比为人性丰满者的特征，存在的特征体现在存在的价值上，就如同一切理想心理治疗（道家的不干预）的长远目标；理想人本主义教育的长远目标；某些类型的宗教的长远目标和表现；理想的良好社会和理想的良好环境的特征。
人性丰满者的性格特征
存在的特征也就是存在的价值，可以类比为人性丰满者的特征，存在的特征体现在存在的价值上，就如同一切理想心理治疗（道家的不干预）的长远目标；理想人本主义教育的长远目标；某些类型的宗教的长远目标和表现；理想的良好社会和理想的良好环境的特征。
真：诚实；真实；坦率；本份；丰富；本质；应该；美；善良；洁净和未掺假的完全。
善：性本善；形态匀称；活泼；单纯；广泛；完整，完善；完全；独一无二；诚实。
完整：统一；整合；倾向单一；相互联结；单纯；组织；结构；秩序，不分离；协同；同法则和相结合的倾向。
二歧超越：承认，坚决，二歧、两极、矛盾、矛盾的整合或超越；协同，即对立转化为统一，敌对者转化为相互合作或相互鼓励的伙伴。
活泼：过程；生机盎然；自发；自我调整；充分运转；改变着又保持原样；表现自身。
独特：独具的色彩；别于他人的特征；不能类比；新颖；可感受到的特性；就是那样；不像任何别的东西。
完善：没有什么是多余的；也不缺少任何东西；一切都在合适的位子上，无须改善；恰当；正是如此；适宜；正当，完全；不可超越；应该。
必需：逃脱不掉的；只有与那保持一致，不能有一丝不同那样就很好。
完成：结束、结局、符合规定；事情宣告结束；格式塔不再改变；目的实现；终点和末端；没有缺失；全体；命运的实现；终止；顶点；圆满封闭；生命还没开始，生命的结束。
公道：公正合理；应该；适宜；成体系的性质；只有；不能脱离；无偏私；不偏袒。
秩序：合法则；正确；没有多余的东西；完善安排。
单纯：专一；纯真且稍有无知；基本构造；问题的中心；不转弯抹角，仅仅必需的东西；无修饰，没有多余的东西。
丰富：分化；复杂；错综；全体；无缺失或隐藏；都在眼前；“无所谓重要或不重要”；什么都是重点部分，没有非重点；一切顺其自然，无须改善、简化、抽象、重新安排。
不费力：从容镇定、不慌乱、容易、轻轻松松地完成。
欢娱：玩笑；欢乐；有趣；高兴；幽默；生气勃勃；不费力。
自足：独立性强；需自己，不需别的人或工具突破环境；超越环境；分立；依据自己的法则生活，同一性。无论哪种存在价值受到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与之相联的病态，或某种针对性不适，或一种人性萎缩感，也就是说，存在价值也是上述意义上的“需要”（我们为了完成自己或变成丰满的人而渴望得到它们）。
实现存在价值的良好条件
最初所见到的有自我实现功能的人的描述特征跟研究者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熟识的那样，还有颖悟、接受、自我超越、认知的新鲜、更多的高峰体验、社会情感、存在爱、非力争、存在尊重、自我实现的创造性。
这种情况也可见于大多数人，虽然说他们的偏爱、需要很浅弱。假如有相当好的环境条件和相当好的选择者，作为自我实现的人的偏爱、选择、迫切需要、价值，见于他们自身，见于他人，见于外界中，但要有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和非常好的选择者条件。任何存在价值偏爱可能性的增大有赖于选择者心理健康的增进、环境的合作和选择的力量、勇气、活力、自信等等的增强。
假设：存在价值是很多人（大多数？所有人？）所深深渴望的（能在深蕴治疗中发现）。
假设：存在价值能满足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无论你是积极追求，还是消极渴望，存在价值带来完善、完成、实现、宁静、命运实现等等感受。在引起良好效果（治疗和成长的效果）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
向调查研究者报告的世界的特征（或这类特征的迹象），这些特征是高峰体验者在种种高峰体验的世界中领悟到的。而一些如创造体验、理智领悟、体育运动、躯体感受、爱的体验等可以证明这些资料，也能得到某些宗教著述方面的印证。
高峰体验者对调查研究者所阐述的自我特征却是阐述敏锐的同一性体验，它包括一切价值，除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可能是例外；此时此地的性质、非力争的价值，可以认为是有针对性的阐明；诗意的交流。
调查研究者观察到的高峰体验者的行为特征，而另一些存在认识也不例外，只要你有充足的力量和勇气。例如，某些山麓体验；某些最低点和孤寂体验（精神病倒退、面临死亡、防御的崩溃、价值关系的幻觉、悲剧和悲剧体验、失败、面临人的困境或存在主义的两难处境）；一些教理智和哲学的著作、构建和洞察；关于过去的存在认知（“拥抱过去”）。论据的这一“操作”或来源自身是不充分的，即，需要其他的证实。有时支持其他操作的发现，有时和那些发现矛盾。
被观察为“优秀”艺术的特征；例如，绘画，雕刻，音乐，舞蹈，诗，其他文学艺术以外的一切价值。
一项试点实验：儿童的非写实绘画由艺术裁判按十分制评级，一种标准是从“最大一般美感值”到“最小一般美感值”，另一组裁判按十分制评价“完整性”，又一组评价“活泼性”，第四组评价“独特性”。这项试验儿童的非写实绘画能力的实验明显根据绘画所体现出的潜质是能作为有关艺术家健康胜过随意判断的依据的。
对不同年龄的人而言，智慧、心性以及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性是同年龄成正比的。对以十进位为区分的不同年龄的人的美、善良、智慧和健康进行评级，每一项评级由不同的裁判组做出。这些评级理所当然属于正相关，要求三十多岁的人相关值要高，而四十多岁人的相关性还要高。假设迄今只得到偶见的支持。
假设：以15种存在价值为标准对进行评级表现“杰出”的小说的存在价值性要高于“贫乏”的小说，对于“杰出”音乐和“贫乏”音乐评级结果也同样。非规范的陈述也是可能的，要明确，有哪些音乐、画家以及语言对提高个人特征有益、诚实、自足或其他存在价值，或能以范例说明这些价值？还有哪些著作、诗词是更成熟的人所爱好的？如何利用健康人作为“生物学的试金石”？
各年龄段儿童心理健康的增进和减退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我们仍可以看出，健康的增进意味着趋向种种并全部存在价值的运动。学校、家庭等等的良好外部条件可能被认定是引向心理健康或存在价值的。用可以检验的假设来表述，那就是，心理上更健康的儿童，例如，要比不那么健康的儿童更诚实（更美，更有德性，更完善等等）。健康可以用投射试验测定，或用行为选样或精神病学诊断或典型神经症的症候鉴别。
假设：优秀的教师有引导他的学生向存在价值靠近的责任。
非规范的问题：哪些条件能增进儿童中的整合作用，哪些条件能使之削弱？如诚实，美，娱乐，自足等等。
事实证明单纯完善、完成、秩序和抽象真理是“优秀的”存在形式。这些证明能被认为而且常常被认为是非常美的。一旦做出以后，它们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而且确实容易。这一追求完美的运动对美好的企盼、期待以及渴求，已被一些人视为需要，或已被粗线条地类比为一切机器制造者、工程师、生产工程师、工具制造者、工匠、企业或军队中行政工作者和组织管理的专家等等。这些人也是上面所说的存在价值的追求者，这可以从他们对下两种情况做出的选择而选出来。
例如一台精致简单的机器，和一台特别必要复杂的机器；一个平衡的锤子，和一个很不平稳的锤子；一架“充分”运转的引擎，和一架部分运转的引擎等等。更健康的工程师、工匠等等会自发地证明更希望他们的一切产品具有存在价值或接近存在价值，这些产品比由那些较不成熟的工程师、工匠等等制作的存在价值较差的产品更受欢迎，卖更高价钱等等。另外，诸如一些“好的”尝试、“好的”市场发行、“好的”交易也适用于存在价值。
有相当一部分建议揭露、洞察心理治疗家，当他们达到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时，他们不会忘记谈到人性丰满的、真挚的、自我实现的、有个性的人，或某些近似的说法，既就描述的意义也就理想、抽象概念的意义这样说。当逗引出进一步的细节时，这往往意味着某些或全部存在价值；真诚、义举；统一；主动；接近成功；完善的和未发掘之间的活动，本质充分表现，成为一个人可能成为的一切并接受一个人深蕴自我的一切方面，不费力，自如地发挥作用，有能力娱乐和享受，独立，自主和自我决定。我怀疑任何医师会真的反对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种，尽管有些人可能还想追加。
罗杰斯对成功和不成功心理治疗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作了很多试验，但这些试验都符合一个主题：存在价值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这种做法在心理治疗之前和以后还可以用来检验未经验证过的假设——治疗还能增进患者的美和他对美的享受的敏感和渴望。对于自我实现幽默感的一组类似假设也是可以验证的。
试点实验：一项长达两年之久的关于大学生魅力的试验表明，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均变得漂亮了且吸引力也加强了，因为在小组成员的生活中有增强的自爱、自尊，更多的乐趣（出自对他们更深的爱）。一般来说，假如我们强调治疗的揭示面，不论它所揭露的是什么都在一定意义上早已存在了。所以，不论揭示疗法采取何种形式，它所揭示的内容都极有可能是生命体所固有的；即，它的本质、它的最深处的实在是在生物学上给定的。
揭示疗法所驱散的东西因而证明是，或至少表明是非固有的或非内在的，而是偶然的、表面的，是生命体获得的或强加于生命体的，能体现存在价值。由于揭示疗法的使用而增强的证据这时起了证明的作用，认为这些存在价值是最深层、最基本、最内在的人性的属性或规定性特征。这个大命题在原则上可以验证。罗杰斯的“趋向和离开”的疗法的提出扩大了可能性的范围，研究一些有助于趋向存在价值和助长脱离存在价值的运动。
存在价值里包括一些“人本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从教育的长远目标，当然更包括非语言性的（舞蹈、乐器等）教育的目标，加上各式各样的心理治疗附加物，那很可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就是说，这种教育半有意识地需要像理想的心理治疗一样的最终结果。目前所做出的研究和一些就要实施的方法是可以和“创造性”教育进行类比的。在教育方面也像在治疗方面一样，能够看出有随着有效规范概念盘旋上升的可能性——即，能使学生最佳“存在化”的教育是“良好”教育；这样的教育能帮助学生变得更诚实、更善良、更美、更整合等等。也许这也适用于高等教育，当然这只是把它作一种达到目标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一些大的神学和非神学宗教，还有这些宗教中合乎教义的教法与神秘主义的说法。它们总是宣传：有一个上帝，他是大多数存在价值的体现；理想的、宗教的、上帝的臣民是最能表现或至少渴望得到这些上帝般存在价值的人；而一些礼仪以及上下级的管理都只不过是一种为达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天堂是这些价值的所在或状态或达到价值目标的时刻。拯救、赎罪、皈依，都是对上述真理的接受等等。
由于这些命题是由选出的证据支持的，它们需要一种处于它们自身之外的选择原则；也就是说它们只能保持和心理学相一致，但不能作为证明存在心理学的证据。宗教的文献是一个有用的储库，等待着智者的挑选和利用。至于上述的其他命题，我们可以把事情掉转过来并作为待试的理论命题，例如说存在价值是“真正的”或有作用的、有效益的、有帮助的宗教的限制词。这一标准现在也许能由禅宗和道家和人本主义的一种结合体系达到最佳的满足。
事情往往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外界各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而抛弃了存在价值，这些不利的条件包括集中营，监狱，饥饿，瘟疫，恐怖，周围的敌意，被遗弃，无依托，价值系统的广泛崩溃，价值系统的不存在，无希望等等。现在还弄不清楚为什么少数人在这些完全同样的“恶劣”条件下能趋向存在价值。但两种趋向的运动都是可以验证的。
把“良好条件”等同于“协同”，本尼迪克特就这样认为：“社会体制的条件，能使自私和不自私相结合，对立矛盾能得到妥善安排，使我追求‘自私的’满足时会自动地帮助他人，而当我试图利他时也能自动地奖赏并满足我自己；即自私和利他之间的二歧或两极对立已经解决并被超越。”于是又假设：好社会的含义就是美德能得到流行的社会。越充分，存在价值的体现就越明显；不好的社会条件或环境条件是使我们的个人利益相互敌对或相互排斥而使我们彼此拆台的条件，或使个人满足（缺失性需要）供应短缺以致不是所有人都能满足需要，除非以危害他人为代价。
在良性且充足的条件下，对美德及存在价值的追求不用付出代价或付出很少代价；在良好条件下，有德行的事业家在财政上是更成功的；在良好条件下，有成就的人受人爱戴而不是受人仇视或惧怕或忌恨；在良好条件下，赞美也更有可能（和爱欲或权势无关）。
我们应当确信：“好”的工作和“好”的工作条件是指那些能更加接近存在价值的工作；如，人在不那么合意的工作中最珍视安全和有保障，而人在最合意的工作中往往最珍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是良好环境条件的一个特例。这里又暗含着趋向非规范说法的可能性，如说哪一类条件能促进完整、诚实、特异风格等等的形成，从而以“引向存在价值”的短语取代“良好”这个词。
在“重建生物学”的操作中发现，基本需要的层次系统和它们的优势顺序有着相当大的关联，这些需要的受挫引起神经症，也许不会等到太久远的一天，我们将得到十分敏感的心理学工具，足以验证一个假设：无论哪种存在价值受到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与之相联的病态、或某种针对性不适，或一种人性萎缩感，也就是说，存在价值也是上述意义上的“需要”（我们为了完成自己或变成丰满的人而渴望得到它们）。
无论如何，现在已有可能提出一些可以调查的问题，那是迄今还没有调查过的：“生活在一个不正直的世界中会有什么影响？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丑陋的世界，一个分裂的、破碎的世界，一个死气沉沉、静止不动的世界，一个腐旧而又不思悔改的世界、一个有失公正合理的世界，一个墨守成规的世界，一个不容独处或独立的世界中会有什么影响？”
“良好社会”所蕴含的另一个含义是它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不同要求，提供自我实现和人性完成的可能性到怎样的程度。除这一说法以外，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命题：“良好社会”（和不好的社会对照地看）提倡、珍视、争取、促进存在价值的实现。这也可以用非规范的词句说明，抽象化理想的心灵实现存在价值是能够达到令人举世闻名的效果的，由此可推知，协同社会与良好社会达到同一。真正的爱体现在不作要求、不求回报，能从奉献中得到乐趣，当然更不能带有狡诈和预谋。
导致盲目性的爱的因素
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清晰性、迷惑性，但什么时候才体现？又体现哪种呢？
当爱变得对于对象本身非常深切、非常纯洁（无矛盾心理）时，对象的善就成为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看它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这时对象由手段而跨越到目的这一阶段（有了我们的容许）。这里可以举苹果树为例：我们能非常喜爱它，不想让它成为任何别的东西；它成为那样子我们就很高兴。任何对它的修理（包括善意的）都使它变得不像苹果树或违反了原来固定的生活。它看来是那样的完美，我们甚至怕碰它，怕削弱了它。自然，假如它被看成是完美的，便没有改善它的可能了。但实际上，事物往往是不完善的，是需要加以改进的，改革者头脑中的“完美发展”画面。据他看，要比苹果树自身的最终结局更好；即他能比苹果树做得更好，他懂得的更多；他能比它自身更好地塑造它。
所以我们认为，要把狗改变成另外样子的人不是真正喜爱狗，而且这样会引起那些实实在在爱狗者的怒气，或按照来自某一杂志的形式有选择地育种，弄得它神经质、病病恹恹、不怀胎、不能正常生育、患癫痫病等等。但这样的人确实自称是爱狗者。那些培育矮树的人，或训练熊骑自行车或训练猩猩吸烟的人也一样。
真正的爱体现在不作要求、不求回报，能从奉献中得到乐趣，当然更不能带有狡诈和预谋。这有利于较少的抽象（或选择对象的局部或某些属性或个别特征），较少的对于整体的观察，较少的原子化或分解。这等于说，这里有较少主动的或强求一致的结构、组织、铸型、或削足适履，以求符合理论或先定概念。也就是说对象应服从整体性，要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换句话说要留有本来面目。对象较少按照有关或无关、重要或不重要、形或基、有用或无用、危险或不危险、有价值或无价值、有利或无利、好或坏、或其他自私的观察标准被测定。对象也不那么容易被成规化、类化，或纳入某一历史序列，或只看作一类的一员，作为一种类型的一个样品或一例。
而这无疑代表着有关对象的整体和局部都受到了同等待遇的关注。每一部分都会成为有趣的和奇妙的；存在爱，不论是对爱侣、对婴儿，对一幅画、或对一朵花，都几乎总是能保证这种普遍分布的，以强烈和着迷的关心进行的观察。
带整体印象看有缺陷的局部就会发现缺陷原来也很迷人，也充满魅力，因为它们赋予对象以特性和个性，因为它们使它成为它本身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因为它们是不重要的、外在的、非本质的。
从中不难发现，存在爱者往往不忽略一些细节，相反的是非爱者或缺乏爱者会忽略这些细节，他会更容易地看到对象自身性质的本来面目，接受它本身的资格和存在方式。它自己娇嫩的、软骨的结构更容易屈服于承受的观察，这种观察是非主动的，非干预的，不那么傲慢的。这也就是表明，它是被人所熟识的，从认知角度看，要比一种结构被认知者强加于它时更由它自身的形态所决定。后一种认知者会更容易成为太粗鲁、太不耐心的，太像屠夫肢解动物尸体一样，为了他自己的口味挑挑拣拣；太像霸权者要求一切听他号令；也太像雕塑家，只是按照雕像而去填充粘土。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指由选择者内部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选择，是冲破社会阻力而得到增进的，是由独立人格而不是依附人格由年龄上的成熟以及力量、勇气、真理、知识和清醒的意识得到增进的，而不是由于软弱和畏惧。
如何做到真正的选择
大量的事实证明，存在价值多数情况下是在“健康人”（完善的、自我实现的性格）或最伟大的、最受人尊敬的、最得民心的人那里得到承认和体现，这是全部人类史的记载。这是否是他们为人赞誉、爱戴、被认为伟大的原因？
一些动物实验证明，加强的习惯或己熟悉的学习会使动物的效能灵活性降低。例如，肾切除的白鼠就是如此。关于熟悉作用的实验证明，人们会继续选择和偏爱低效能的、烦人的、起初不喜欢的东西，假如以前有10天以上被迫选取了这些东西的话。一般的经验也支持这些发现。例如，良好习惯的形成就体现了这种特性，事实证明如果偏爱习惯或熟悉的东西的人会变得更胆怯、更焦虑、更强烈、更僵化、更带强制性、更神经质。临床证据和某些实验证据表明，自我力量、勇气、健康和创造性更有可能使成人和儿童宁愿选择新的、不熟悉的、不习惯的东西。
从适应性上看，熟悉能够切断存在价值的倾向，只要适应了，坏味也就没坏味了，惊人的事也变得习以为常了。恶劣的条件适应了便不再引人注目，即不再被意识到，即使它们的恶劣影响可能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例如，持续噪音、持续丑恶或长年缺乏食物的影响。
选择是双向的，即在同等条件、同一时候有不同的事物可供选择。举例说，因习惯于重播质量很差的留声机便宁愿选取这种机具而不要高保真留声机。习惯于高保真的人宁要高保真。但当两组人都面对两种选择——质量低和质量高的音乐重播时，两组人最终都选择了高保真机的较佳重播。
两种以上的事物在一起而不是在两地时，分辨起来更容易些。我们可以预期，在两幅画中选取较美的，在两瓶酒中选取较纯正的，在两个人中选取较活跃的，这种选择光可供选择的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更靠近时也更有可能。
假设有一些从1级到10级质量不同的物体，例如烟、酒、糖等供选择结果很可能是习惯级的可能选择1级，假如唯一可供选择的品种处于另一级，如10，但有可能这个人将选择2而不是1，选择3而不是2等等，这样最终引导到选择10。可供选择的对象必须在上述谈论的范围内，等级不能相距太远。不可不论的是，拿一些价值相差不大的东西让那些偏爱高质量东西的人选择，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较高一级的。
在上述的各种意义上，揭示洞察疗法能被看作引向“真正选择”的过程。在成功的治疗以后，做出真正选择的能力要比治疗前大得多，因为决定的因素体现在体质上而非文化上，是由本身而不是由别人或集体内部的人所决定。选择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畏惧已极度缩小等等。成功的治疗增强了喜欢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以存在价值为榜样。
对于精神受到创伤、受到消极限制、一般神经质的人，对于害羞、胆怯的人，对于狭隘的、贫乏的、受强制的人，对于僵化的、定型的、因袭习俗的人来说，较好体验会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可能惧怕尝试这种体验，或惧怕体验这种爱好，或可能拒绝这种体验，抑制它，压抑它等等。这种性格上的制约大体上也适用于体质的和获得的两种决定因素。
实际上，选择和认知的自由受社会暗示、不合理的广告、宣传等因素影响，选择的对象可能被误解，然后被误选。这种有害的影响在遵奉的人中比在独立、坚强的人中更大。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由使我们能够预测，这种影响在年轻人中比在年长人中更大。但由于浅薄、无知以及隐瞒真相甚至说谎和对情境缺乏认知意识造成了受宣传、虚假广告、权威暗示以及隐蔽的阳性强化的影响，这一类影响的大多数都能消除，只要使无知的选择者自觉地意识到他是怎样被操纵的。
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指由选择者内部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选择，是冲破社会阻力而得到增进的，是由独立人格而不是依附人格，由年龄上的成熟以及力量、勇气、真理、知识和清醒的意识得到增进的，而不是由于软弱和畏惧。满足这些条件的每一种都应该能够增高存在选择的百分比。
在价值的层次系统中，存在价值属于最高层次，但它也由基本需要的层次系统所决定，也受缺失需要与成长需要优势等所影响。一般地说，如果有两种缺失需要满足，更占优势的是“较低的”一种，它会被优先选择。因此，可以期待的对存在价值的高度可能的选择机会，在原则上依赖于较低的、更占优势的价值的先行满足。由此我们可以对许多事情进行前期推断，比如说安全需要有保障的人的被选性要高于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人。真而不是假，美而不是丑，善而不是恶等等。
这意味着一个古老问题的重述：在什么意义上“高级乐趣”（如贝多芬）比“低级乐趣”（如爱尔维斯·普莱斯利）优越？怎么能证明为什么人会“耽于”低级乐趣？这能教育吗？特别是这能教给一个不想受教的人吗？
什么能“抗拒”高级乐趣？得到的普遍回答是高级乐趣在感受上要比低级乐趣要高出很多。但必须有上述所有特殊的实验的条件才能使人有能力做出真正的选择，即有能力充分地和自由地比较这两种感受。成长在理论上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高级”感受优于“低级”感受，因为“低级”满足会变得令人厌烦。
另外，体质等身体因素对选择和价值也有所影响，比如说鸡、试验中的白鼠、林中动物在出生时就出现了选择上的差异，特别是对有益食物的选择；就生物学的意义说，有些动物是善择者，有些是非善择者。假如任后者自己选择食物，他们会得病或死亡。儿童心理学家曾以非正式的方式报告过人类婴儿的同样情况，儿科专家等也有过这一类的报告。一切生命体在满足自身和抗拒外来侵害的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异，另外，在对选择的满足上，不同类型的身体也不一样。神经症是对选择能力、存在价值、真正需要满足等等的强有力的破坏者。我们甚至有可能依据对生命体健康不利的选择说明心理上的不健康，如毒品、酒精、不好的食物、坏朋友、不合适的工作等等。
除了上述所说的决定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文化条件，关于事业、食物的选择等就属于这类，要强调的是，经济工业条件也很重要；如大规模的、追求利润的、成批销售的工业在向我们提供例如廉价的和优质的服装方面是非常好的，但在供应优良的、无毒的食物如无化学物质的面包、无细菌的牛肉、无激素的禽类等等方面则是非常不好的。
因此，我们期待存在价值更受以下几种人的喜爱：更健康、成熟的人；年长的人；更坚强、更独立的人；更有勇气的人；更有教养的人；等等。能促进存在价值为更多人所选择的条件之一是巨大社会压力的消除。
这些说法适用于不喜欢单纯用“好”、“坏”、“高”、“低”等词的人，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这些词在操作上的规定性说明。例如，非人的战神（罗马神话）会问：“什么时候、谁、在什么条件下，真理而不是虚假会被选中？整合而不是解体、完善而不是不完善、秩序而不是紊乱会被选中？等等。”
这种说法能更好地表述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但不管这些词如何，人都证明具有善恶两种冲动，并在善恶两种方式中行动。自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回答哪一方面是更深、更基本或更类似本能的。为了科学调查研究的方便，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改换一个提法：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时候谁将选择存在价值，即成为“善良的”？什么使这一选择的可能性缩小或增大？处于什么性质的社会，这种选择才最有可能进行下去？或者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传统？这些问题又引出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人变得“更好”？我们怎样才能改善社会？存在主义者在个体孤独性所作的努力，对制订有关决定、责任心、自我创造和自身同等概念有着促进作用；而且，它也使得孤独性与直觉和神入，与爱和利他，与自居作用，以及与一般人之间的神秘交往，变得更令人困惑也更迷人了。
心理学从存在主义那里学到什么
从“存在主义中适合于心理学家的是什么”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从科学角度看非常含混不清和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然而，我们也能够发现大量有益的东西。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存在主义中并没有很多全新的启示，像已经含在“第三种势力心理学”中的思潮那样使人有一种紧迫的、确定无疑的、敏锐的和再发现的感受。
按照我的看法，存在主义心理学实质上只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这是根本的重点，认为同一性概念和同一性体验是人性和关于人性的任何哲学和科学的绝对必要的东西。之所以把同一性作为根本概念，主要是因为它比本质、存在、本体论更能说明问题；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我觉得，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也是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用实验证明的方法来研究它。
然而，从相反的角度看，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在同一性的研究上取得了“决定性”进步（奥尔波特、罗杰斯、哥尔德斯坦、弗洛姆、惠莱斯、埃里克森、默里、墨菲、霍尼、梅以及其他人）。而我必须说，这些人是更清楚和更接近原始事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比杰曼斯、海德格尔、雅斯佩尔斯等人有更多的经验依据。
存在主义心理学所注重的是知识经验，而不去借助概念语言：抽象范畴的东西。存在主义信赖现象学，它把个人的、主体的经验作为建立抽象知识的基础来看待。
然而，许多心理学家也是从同样的重点出发的，更不用说心理分析学家留给我们的种种深刻印象了。
那么首先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并没有与欧洲的哲学家拉开距离，美国心理学家一直在大谈此问题，然而依然没有理解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在不同国家中同时产生的发展本身就表明：独立地达到同一结论的人全都反应他们自身之外的某种真确的现实。
或许可以这么说，除个人自身以外的价值观念都已不复存在。许多欧洲的存在主义者大都认同尼采的结论——上帝死了有所反应，或许对马克思死了这个事实也有所反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解决任何基本的价值的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向只有转向自己，转向内部，要不然的话，价值观念就没有立锥之地，值得一提的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还有一些信奉宗教的存在主义者。
可贵的是，存在主义者使心理学的研究有了极需的哲学基础，而这一点无疑给心理学帮了大忙。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失败了，尤其是对于医疗和人格心理学家来说是这样。无论如何，基本的哲学问题肯定会再次公开讨论起来，而且也许心理学家将从中获得未经证实的哲学观点。
欧洲存在主义核心思维能接受的关系是：论述人的抱负和人的局限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存在主义。这和同一性问题的关系并不可能那样遥远。一个人包含现实性和潜在性两个方面。
有一点可以让人确信无疑这种差距能造成心理学革命化。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支持这个结论，例如，投射测验的、自我实现的、各种高峰体验的（在这种体验中，差距被跨越了）、荣格心理学的、各种神学家的文献等等。
而且，人的双重本性的整合方法问题（的生物本性和神圣本性），人的低级本性和高级本性的整合方法在这些文献里得到体现。总的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和宗教把人的本性分成两部分，并教导达到“高级本性”的方法是放弃和制服“低级本性”。然而，存在主义却告诫说是二者同时规定着人的本性特征，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弃，它们二者只能整合起来。
幸运的是整合方法中的一些如智能幽默、悲剧、游戏、艺术等已被我们所认知。我想我们应把注意力更集中在这些整合方法上。
我思考人的双重本性这个要点的另一结果，是认清了某些问题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永远不可能解决。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理想的、真正的人，完美的圣人。像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那样，把人的潜能作为当前可认知的现实来进行研究。这一点听起来也可能仅仅是字面的问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要提醒一下，这正是以一种想象的方法对那个古老的、还没有答案的问题的探询：“什么是治疗、教育和培养儿童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真理和另一关键问题也包含在这里面，甚至于包含“真正的人”的第一种认真的描述，即这种真正的人依靠他已有的美德，对他的环境，事实上是对普遍的社会都能采取一种新的关系。他不仅在各个方面超越他自己，而且他也超越他的文化。他抵制文化适应，他变得更超然于他的社会和他的文化了。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变了很多；作为局部群体的一员，他变得少了一些。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很难被人类学家和神学家所承认，所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将会有一番争论。然而，这一点显然是“人类终将得救信念”的基础。
我们发现欧洲作家非常重视被他们称为“哲学人类学”问题，他们曾努力为人作个定义，试图解释人与任何其他生物、人与物，以及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人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呢？对一人是如此重要的、没有他人就不再成为人的东西是什么呢？
综合起来看，在美国心理学里没有这个研究课题，包括花样繁多的行为主义也没有这个概念，至少没有一个人认真正式研究过刺激反应的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以及他愿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弗洛伊德对于人的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没有人的可以实现的希望、人的神圣的品质。弗洛伊德，所提供的最全面的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的体系与许多当代心理学家所揭示的东西毫无关系。
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自我构成太绝对化了。萨特尔和另一些人说：“自我如同一项设计。”自我完全是由个体自己继续不断地而且是独断地选择创造出来的，仿佛他几乎能反映自己制造成为他决定成为的任何东西。很明显，这种极端形式能起到夸大的作用，这种夸大作用是与生理学和体质心理学相矛盾的。事实上，这恰恰是十足的愚蠢。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主义者，存在主义治疗家，罗杰斯派和个人成长心理学家，全都是更多地谈论发现自我和揭露疗法，而且也许都对意志、决定，以及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确实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方式，强调得不够。
的确，我们知道这两组学者有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社会学化不足而心理学化过多。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充分强调独立存在的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即个体之外的如贫困、剥削、国家主义、战争和社会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巨大能量。在这些力量面前，正常头脑的心理学家肯定不会否认无能为力的地位。
然而，心理学家的首要课题是人，而不是脱离心理学范围的社会决定因素。同样，在心理学家看来，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力量也太绝对了，并且达到了忘记人格、意志、责任心等自主性程度。当然，把这两部分人看成专家比看成瞎子和蠢人更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发现自己的时候也在揭露自己，甚至于知道如何让自己去做。这一意见的冲突是能依据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于责任心和意志的问题应当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力量和勇气的问题也应该敬而远之。心理分析派的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人的这种伟大的变量。至于行为主义者，这仍然是他们尚未接触的问题。
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听到过奥尔波特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学所发出的号召，但是对此还没有做多少事情，甚至医疗心理学家也没做什么事。现在，我们得到来自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推动。我确实认为，对抗这种推动将是非常困难的，对抗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假如研究个体的独特性不符合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的话，那么，对于这种科学的概念来说，则是更加不妙的事情，它必须准备接受再创造。
现象学也是美国心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有一段历程但若以整体而论，它已无活力可言。欧洲的现象学家用他们极端谨慎和费力的论证，重新教了我们理解另一个人的最好方法，或者极少能教给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方法，这就是进入他的世界观，能够以他的观点查看他的周围世界。当然，从任何实证主义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是粗糙的。
存在主义者在个体孤独性所作的努力，对制订有关决定、责任心、自我创造和自身同等概念有着促进作用；而且，它也使得孤独性与直觉和神入，与爱和利他，与自居作用，以及与一般人之间的神秘交往，变得更令人困惑也更迷人了。我们认为这些是当然的事情。假如我们把它们看作是需要解释的奇迹，这将更好些。
另外，存在主义作家特别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是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奥性，它是与浅薄、表面的生活对立的。浅薄、表面的严肃性和深奥性，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且它们也有实际操作上的意义，例如在心理治疗上。我（和其他人）对这种事实有了日益深刻的印象，即悲剧有时可能是有治疗性的；而且当人们被痛苦驱使进入治疗时，正如存在主义者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浅薄在心理学中也不起作用。
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其他派别有这样一个功能，那就是帮助我们认清分析推理、概念推理、言语推理的局限性。他们是号召回到任何概念和抽象前的原始经验上去的一方。我认为，这等于证明：对20世纪西方世界整个思想路线包括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批判是正确的，科学与哲学二者都亟待重新审查。
科学理论上的革命是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激起的变革中最重要的革命。我不应该说“由它激起”，而应该说“一起帮助”，因为帮助打破科学的官方哲学或“唯科学主义”的还有许多别的力量。需要克服的也不仅仅是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割裂，事实上，一些变革之所以能发生，也主要是因为精神和原始经验的内涵所造成的，这些变革的影响范围涉及到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例如，节俭性、简明性、精确性、条理性、逻辑性、优雅、明确性等，全都属于抽象王国而不是经验王国。
我承认存在主义文献中的刺激物对我影响深远，而且我也准备接受它，但这不等于说我对心理学中的前途问题是完全陌生的。我想，对于任何人格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它也不是完全陌生的。C·比勒、奥尔波特、哥尔德斯坦的著作也会使我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努力解决现存人格中未来的动力作用问题，并使有关概念系统化。例如，成长、变化和可能性必然指向未来前途；潜在性和愿望、希望和想象也是一样；凶兆和忧虑也指向未来（没有未来也就也就没有神经病）；假如这无法与活跃的未来取得联系，那自我实现还有什么意义可谈，最终的人生也极有可能是个完形。
我们关于“这一问题”在存在主义者的基本和主要意义中得到一番启迪，而这又与斯特劳斯在梅主编的文集中所说的保持了一致。我认为这样说是公正的：“没有什么心理学会是完善的。”如果它不能集中体现这样的概念的话，即认为人在他的内部含有他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现时是作为动力积极地活动着的。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是完全可以被视为非历史的，我们也要明确一点，原则上未来就是不知道或说未发生的，这意味着，一切习惯、防御和应会的机制全都是可疑的和两可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只有灵活创造的人能真正地驾驭未来，只有这种人才能满怀信心、毫无畏惧地面对新奇的事物。我坚信，我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谋略研究，目的是回避新奇事物中能引起的焦虑，办法是使人相信未来仍然像过去一样。可以肯定地说，心理学现行的发展缺乏应有的高度，而我会探查产生这些阴暗面的根源和摆脱这些阴暗面的方法。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人类生存的社会信仰根基
人性是全部人类关系和人类文化的基础，然而，人类对人性了解得太少，以致五六十年代的人性理论大多是不正确的。对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此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建立在错误的人性上，且有些理念很荒唐，现在有相当一批心理学家正在这种错误理念的指导下工作着。这些偏见和假定由于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因此它们也就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
在这里，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偏窄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误区，即心理学所揭示人类的消极阴暗一面要比揭示积极方面要多得多，也就是揭示丑恶的多，揭示真善的少。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应是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弗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
可以肯定地说，心理学现行的发展缺乏应有的高度，而我会探查产生这些阴暗面的根源和摆脱这些阴暗面的方法。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本质了解得透彻与深刻，努力研究出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中的起源，还要充分了解它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造成心理闭锁的根源
我认为用一些特定的理论去解释心理学的压抑和闭锁问题是徒劳无功的，要知道这不是一个表面的瑕疵，而显然是全身的疾病。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疾病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
心理学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的世界观与正宗教、经济学或社会结构的观念一样。例如，这种心理学太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过于着重实利和成功的结果，以致很少对获取这些成果所使用的手段加以批评。它过分注重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而忽视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目的以及价值，结果整个理论陷入了非道德与混乱。它对行为进行强调，而对主观生活则不与理睬，它不属于杰弗逊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属于汉密尔顿主义，它过于达尔文和清教徒化，过于焦虑、认真、冷酷；很少注意感官享受、肉俗欲、异教徒的快乐、嬉戏、悠闲，并远离鉴赏家的生活观。它常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在审美与感情方面都很空洞。
过去由于历史上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这样，动力心理学就注定成了消极的派生物。我们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对神经病人以及其他病人的研究。
心理学失去平衡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心理学家的性格结构所致，最初，这创造了心理学，后来，心理学家又维持了它。要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就应仔细研究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心理学，研究有创造性的发现者和他的模仿者之间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对立，例如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我们还要研究发现者与这个发现的组织者以及有关的行政官员之间，前方战士与后方把炮擦得发亮、蹲在屋子里的炮兵部队之间同样无法避免的冲突。
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本质了解得透彻与深刻，努力研究出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中的起源，还要充分了解它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换言之，我认为造成心理学闭锁的根源与其说是在心理学中，不如说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经过、宗教的综合影响之中。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
解除自我限制的手段
心理学的压抑性受一些因素的控制而不能自行纠正，而这些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又呈停滞状态。因此，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
语义性的方法被普通使用，它使用起来方便直接，只需把科学用一些已知和过去的东西来限制既可。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的。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认为在一个令自己舒服且自己熟悉的技术概念的环境里工作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然而错误就在此产生。
K·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该文指明，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对想知道自己寿命有多长的期望到底有多高？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出人们标准的寿命。
的确，在事实上，我们从最初作为标准的小组中取得了理想表的平均值，而这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许在某种非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本身却是不正常的。75%的幼儿在5岁前就夭折，这在过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体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
我们要想理解只有坚信这个信念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信念的涵义，最好途径就是借助默顿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预言的实现。
假定黑人不该接受教育，而且这种观点牢不可破，那么，为黑人建校就是无需的举动了，如果没有让他们上学的学校，那他们就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生的全部恶果。而迷信、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
我们对于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熟悉，那就是贵族政治综合症：羊群与牧羊犬；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可实际上，在人们受他人领导并依照行事时，人们往往失去了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自主性。换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W·克勒曾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作过郑重的批评，而且还就通过顿悟来学习认识动物与通过永远靠试验和错误来认识动物作过一番争论。克勒指责说，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迷宫也绝不可能实现顿悟。他指出，在那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天才的人也只能用同白鼠一样的方法来学习，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克勒声称这个迷宫为动物显示其能力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4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4英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一种方法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他测量的最高高度是顶棚高度，而不是个人的身高。
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这些方法可用来也只能用来证明，一个人像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
弗洛伊德、霍布斯、叔本华、汉密尔顿创立的人性理论的依据仅仅是对人类最恶劣的研究。这种情况就如同我们研究被迫乘木筏在大洋上漂流、没有水和食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并以此作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径。以这种方法，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绝望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识，汉密尔顿是从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进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则过多地从神经病患者中概括出一般。处于艰苦环境、生活困顿、无教育机会的人群成为霍布斯和其他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因此得出的结论不适合生活的教育较好的人群。我们可以称此为低限度心理学或者残废心理学或者贫穷心理学，但绝不是普通心理学。
心理学的自我贬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普遍的文化倾向，心理学家们更钦慕的往往不是心理学，而是技术先进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尽管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显然是新的尖端，是最为重要的科学。
这样，就有了学其他科学的嫌疑，普遍的做法是把人当作一件无生命的物体或机器来对待处理。然后，假如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完全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第二步再次失败，这才勉强地、很不舒服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较其他任何生物种类都更为复杂的种类的一个成员。然而他很少被当作一个不同于任何人的个人来研究，我们尚没有奥尔波特提倡的那种表意符号心理学。
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是绝不会在诸如机器、猫或者老鼠身上发现，而也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竟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
严格地说，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而且一些现状得不到像潜力那样广阔的发展空间，测量法真的需要发展了，现在我们只能测量他现有的身高，而不会测量他将来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他现在的智慧。因此，除非憎爱分明一种数学方法来测量现状所趋近的理想极限（微积分意义上的极限），否则，对于现状的测量就会过于悲观。
至此，我要提出一个带感情色彩的论点，原因在于我强烈感到悲观和泄气就是由它产生。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他对于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有限制，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
当初，我们梦想致力于世界和平，也曾想天伦之乐，而现在只想为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些服务，也想再多培养出一些心理学家，或者在监狱中建立更好的职业指导系统。单纯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门外汉或者科学感到鼓舞或振奋或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
提高心理研究境界的方案
我有一个能马上见效的方案，这个方案对许多事情的局限有着防止作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淘汰精神病人、精神变态者、神经病人、充分适应病态文化的人、不适应健康文化的人、不善用自己能力的人或者自己独特能力的人、基本需要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满足的人，而只选择相对完善的人类代表作为试验对象。
所以，如果我们打算研究人类心理学，就要使用那些心理健康、成熟的人以及自我实现和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比通常符合一般标准或者正常的人更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与目前的消极心理学，——由研究病人或者普通人而产生的心理学相比，通过研究人而产生的心理学完全可以被称为积极的心理学。
经过这样严格的筛选，剩下的研究对象也就为数不多了，这也使我们陷入了困境：如何为每个小组提供足够的人选以作研究之用。我克服了这个困难，同时又基本上坚持了原则。我的方法是：在任意选择的100个普通大学生中挑选最好的一个（精神最健康的1%），其他的99%被当作不完美、不成熟或者有残缺的样品淘汰掉。这种方法遵循了传统的林奈分类法的惯例：选择充分发展的、各方面完善的、人类的所有特点在其身上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作为人类的典型抽样。
这种研究接近完美程度的方法，能够解决理想与现状之间和潜能与已实现的能力之间的矛盾。
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
我认为，这种措施所产生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副产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能使研究的门路拓宽，会自动放弃价值不大的研究课题。心理学家们很有可能会自动发泄更高水平的志向，并且更加无法容忍人为的方法上的局限性，低限度的技术以及作茧自缚的研究观念。
作为提高心理学研究境界的后果，至少可期待有下列类型的改变：
为我们的实验选择不同的内容和主题。
使用有区别的词汇。例如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表明，许多主观者需要用起同类相别作用的下角标志加以限定；心理学需要增加许多新的积极的词汇。
心理学的新的中心概念，其中自发性、认可、自我选择、自主性只是一部分而己。
心理学统计、理论研究，实验设计的不同方法。
许多传统的对立和两极分化的消除。
心理学能对文化起着不同层面的冲击，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对传统宗教的一次入侵。
减少对技术的强调，增加对性格发展的强调。
对于一般水平人的不满，对于调节、适应的概念的不满，对于是什么的不满。
心理学教科书目录的变化以及研究生训练的变化体现了心理学任务和范围的重新定义上。现在的教育主要训练孩子听话，不惹大人生气，不干扰大人的活动等，而更理想的教育是以能使孩子成为自我实现的人为教育宗旨的。
理想心理教育的宗旨
人究竟怎么做才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仁慈，又怎么做才会使自己的性格趋于完善，增强辨别真善美的能力？怎样从独特的经历、从灾难、婚姻、生儿育女、成功、胜利、恋爱、患病、死亡等等中学习？怎样从痛苦、疾病、抑郁、不幸、失败、衰老、毁灭中学习？
平时有许多属于沟通的东西，而被当作联合学习：它是固有的，为现实所需要，而不是相对的、偶然的，反复无常的。
自我实现的人对重复的轻视逐日增加，他们看不起与人交往和随意的奖励，通常形式的广告很可能对他们不起作用。面对广告的自吹自擂，它所宣传的商品的声誉和派头以及广告愚蠢、毫无意义的重复，他们很不易为之动心。这反而可能引起消极的后果——他们不是更可能而是更不可能买这商品了。
事实上大多数教育心理学都只注重手段如学位、奖状、评分等级等，而不去看什么目的，如良好的审美力、知识、理解力。
我们对于获得情感态度、趣味和爱好了解不足，“心灵的心理学”被忽视了。现在的教育主要训练孩子听话，不惹大人生气，不干扰大人的活动等，而更理想的教育是以能使孩子成为自我实现的人为教育宗旨的。教育应该教给孩子坚强、自尊、有正义感、抵制控制和利用，抵制宣传和盲目地适应文化，抵制暗示和时髦。对此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我们对于那种无目的的和无动机的学习所知甚少，例如，那种完全从自身兴趣出发的学习。在知觉这个总概念下，我们还可以包括用希望、梦想、幻想、创造性、组织和安排来建设性地控制现实。
心理盲目性的研究范畴
知觉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对错觉、曲解、错误的有限研究，韦特海默把它称之为心理盲目性的研究，为什么不再加上对于真觉、阈下知觉和无意识知觉的研究？良好趣味的研究不算吗？真、善、美的研究不算吗？那么审美知觉呢？为什么有的人具有发现美的眼光，而另一些人没有呢？在知觉这个总概念下，我们还可以包括用希望、梦想、幻想、创造性、组织和安排来建设性地控制现实。
无动机、无偏见、无私的知觉、鉴赏、敬畏、景仰、无选择的注意。有大量对于陈规俗套的研究，却几乎没有对于新鲜的、具体的、柏格森主义的现实的研究。研究弗洛伊德所谈的那种游离注意。
健康者凭借了什么东西把未来预测得更准？把现实问题解决得更稳妥？对人们的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呢？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够容忍或者享受未知的、无结构且意义不明的、神秘的事物？为什么健康人的希望和愿望对他们知觉的歪曲程度这样小？
这是因为健康的人，各种机能联系性比较强，这其中也包括各种感觉，这些感觉使联觉在原则上成为对于独立的感觉的孤立研究更为根本的研究。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系统与机体的运动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相互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
对于内在意识，存在认知，启发、超越各人的和超越人的知觉，神秘体验和高峰体验的认知方面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欢乐比痛苦消逝得更快？如何使欢乐、满足、幸福感常新？我们能否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不会对它们熟视无睹？
积极情绪的正面影响
积极的情绪可以表现为神情愉快：坦然从容、满足，也可由怜悯、同情、博爱引起。
对于嬉戏、高兴、玩耍、游戏、消遣没有充分的理解。
狂喜、鼓舞、热情、振奋、快乐、异常欢欣、幸福、神秘体验、政治和宗教上的皈依体验，情欲高潮所产生的情绪。
心理病态者与心理健康者之间的区别在斗争、冲突、焦虑、内疚、挫折中得到充足的体现。在开朗者身上，这些情绪才能够是好的影响。
对于情绪的组织性的和其他好的、适意的作用的研究比对其瓦解性作用的研究少。在什么情况下，情绪与知觉、学习、思想等的功效的增加有关系？
认识的情绪方面，比如，顿悟使人情绪激昂，了解使人沉着，对于恶劣行为的深刻理解产生接受和宽恕。
爱情和友谊的感情方面，它们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健康者的认知、意动以及情感之间是相互配合的，绝不是对抗性或相互排斥的，对此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找出基本的机制排列。比如，健康人的下丘脑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与众不同吗？我们必须了解，如：意动和情感的动员怎样帮助认识，认识与意动的合作支持怎样影响情感等等。应该把心理生活的这三方面放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它们。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心理学家把吃、喝、抽烟等感官满足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把鉴赏力放在次要位置上。
建设尤赛琴的背后是什么冲动？什么是希望？人们为什么编造、设计、创造关于天堂、健康生活和更好的社会的想象？
景仰意味着什么？敬畏和惊异又各代表了什么？
如何使对灵感的研究更进一步，又怎样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为着更好的目标奋斗？等等。
为什么欢乐比痛苦消逝得更快？如何使欢乐、满足、幸福感常新？我们能否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不会对它们熟视无睹？人类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动和内驱力的攻击，但人们对此已有所防御。当然，盲目的冲动也会出现，但不是单独出现，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就完整了。
冲破盲目防御的内驱力
父母出于什么动机而喜爱自己的孩子，而人们要孩子的动机又是什么？他们为孩子甘作牺牲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有些行为被他人看来是牺牲，而父母却不感觉如此？
研究正义、平等、自由，研究对于自由和正义的渴望。人们为什么会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斗争呢？为什么有人会不计个人利益帮助遭受蹂躏、遭受非正义对待的人以及不幸的人？
人类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动和内驱力的攻击，但人们对此已有所防御。当然，盲目的冲动也会出现，但不是单独出现，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就完整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研究了挫折的致病作用，忽视了它的“导致健康”作用。
体内平衡，均衡，适应，自卫本能，防御以及调节，这些仅仅是消极的概念，我们必须补充积极的概念。一切似乎都是旨在保护生命，很少努力使生命有意义，他的困难不是挣饭吃，而是在不吃饭的时候保持不厌烦。假如从自卫本能的角度上我们把机能心理学用来对有用的研究，那么它的外延，超越人性机能心理学就是从自我完善的角度来研究有用。
人们往往不注重高级需要以及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区别，而这种态度的后果将使人们更感沮丧。满足导致的不是欲望的终止，而是在暂时的满足之后，高级欲望和高水平的挫折的出现，以及重新恢复不平静和不满足。
食欲，爱好和味道，以及野兽般的，生死攸关的饥饿和不顾一切的食欲。
希望完美，追求高尚的情绪渴求（相当于挂正一幅歪斜的画、完成一件未完成的工作或苦思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冲动）。尤赛琴冲动，改进客观世界，纠正错误的欲望。
弗洛伊德以及学院派心理学家对于认知需要的忽视。
美学的意动方面，审美需要。
我们虽还不十分明了英雄们、爱国者以及殉道者的行为动机，但我们也知道如果只用弗洛伊德主义的“不过是”和还原论是解释不清健康人的。
那么是非心理学和伦理、道理心理学呢？
科学心理学、科学家心理学，知识心理学，关于对知识的追求的心理学，关于追求知识的冲动，关于哲学冲动的心理学。
鉴赏、冥想、沉思。
通常似乎是把性交当作怎样避免瘟疫的问题来讨论。这种看法错在把性交的弊端扩大化、严重化、单一化，性交或者应该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消遣，而且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医疗和教育手段。提高智商的有效智力、常识、判断力等的法宝有哪些？我们只知道什么东西不利于它们，而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它们有利，是否可能出现智力心理疗法？
限定智力的思想倾向
我们限定智力的思想应倾向于根据现在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智商的整体概念与智慧涵义不一样，它属于纯技术概念。比如，戈林的智商很高，但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却是个蠢人，他无疑是个恶人。我不认为确立高智商这样一个具体的概念有多么大的害处。问题仅在于，在一个以此限制自己的心理学中，更重要的主题——智慧、知识、洞察力、理解力、常识、良好的判断力——被忽视了，以利于智商，因为它在技术上更令人满意。当然，对人本主义者来说是个恼人的概念。
提高智商的有效智力、常识、判断力等的法宝有哪些？我们只知道什么东西不利于它们，而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它们有利。是否可能出现智力心理疗法？
一个智力的机体概念？
这种智力测验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背景相关联？客观的概念无偏见、被动地对现实的本质做出反应，不掺杂任何个人或自我的成分，问题中心而不是自我中心的认识。
认识和思维的界定
见解的改变、皈依；精神分析的顿悟；突然理解；原则知觉。
智慧与良好的趣味、道德、仁慈等的关系是什么？
纯知识的性和生产的研究在心理学中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关于思维，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新颖、独创性、产生新思维，而不是为在思维研究中使用的先定智力测验寻找答案。既然最佳状态中的思维是创造，为什么不研究它的最佳状态？
柏格森主义的直觉。所谓直觉的人怎样如此迅速地得出正确结论？
科学和科学家的心理学。哲学和哲学家的心理学。
如果一个身体健康、思维也极其灵活，那他不仅仅有杜威型的思维。即，由某个打乱均衡的问题或者麻烦所刺激，问题解决后即消失。思维同时也是自发的、愉快的，并且常常自动地、毫不费力地产生出来，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对这样的人来说，做思维动物是享受，他们用不着在受折磨或烦恼时才产生思维。
思维有时也是相混的，无方向性、无组织性及无动机无思维。幻想，梦想，象征主义，无意识思维，稚气的情感的思维，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这些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都是生产性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方法，健康者得以做出那么多结论和决定，它们在传统上与理性对立，但实际上与理性是合作的。
客观的概念无偏见、被动地对现实的本质做出反应，不掺杂任何个人或自我的成分，问题中心而不是自我中心的认识。人们的能力是能够用心理治疗的方法而加以改进的，而忽略对治疗后的人格的研究则是失去一个了解人们最佳状态的机会。
心理治疗的目标和目的
我们应该把任何形式的自我实现的失败都归在心理病理学病例，这其中包括健康人和精神病患者，尽管前者的状况不像后者那样明显、紧急。
积极地理解心理治疗的目标和目的有一定的意义。当然，对于教育、家庭、医疗、宗教以及哲学的目标也应这样看待。应该强调好的和成功的生活经验的治疗价值，例如，婚姻、友谊、经济上的成功等等。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比病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要广，临床心理学还可以研究幸福、成功以及满足的个人实例。临床心理学既可以研究健康又可以研究疾病，既研究强健、勇敢、仁慈的人又研究软弱、胆怯、残酷的人。
病态心理学不应该仅限于研究精神分裂症，还应该研究像玩世不恭，独裁主义，失乐症，丧失价值观念，偏见、仇恨、贪婪，自私等等这样的问题，这些表现在价值观念看来都是严重疾病的表现。而从技术角度看，早发性痴呆、强迫性行为以及忧郁症也是严重疾病的表现，因为它们限制了效率。不过，如果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当时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倒台，那是上帝的赐福，可不是灾祸。
按照积极的注重价值的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努力方向使人在价值意义上变坏或使人得到空间的阻碍。因此，从社会角度看，玩世不恭当然比抑郁症更重要。
既然肯为犯罪行为耗费时间，为什么不同时研究遵守法律，参与社会，社会道德感，社会感情？
除了研究好的生活经验的心理治疗作用，如婚姻，成功，生儿育女、恋爱、教育等等，我们还应该研究坏体验的心理治疗作用，特别是不幸，也包括疾病、匮乏，挫折、冲突等等。健康者甚至似乎能将这类体验化弊为利。
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人对于生活的希望，对于死亡的抵抗，他们的热情。
由于对病人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人格动力、健康以及调节的有关知识，而现时对健康人的研究将改善这些知识，也能直接教给我们心里健康的知识。而且我肯定，还将教给我们远远多于我们现有水平的关于神经病、精神病，心理变态和超越性的心理病理学的知识。
对能力、智能、技术、技艺的临床研究。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有所失调，我们对智者的研究要比对低能者的研究少得多。
如通常所说，挫折理论是残废心理学的一个好例子。许多关于儿童养育的理论都以最初弗洛伊德的方法将儿童设想为一个纯粹保守的机体，紧抓住已经完成的顺应，没有继续新的顺应，按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的欲望。
直到现在，心理诊断的技术应用在病状的诊断上，而非健康的检查上，我们没有为自我力量、健康、自我实现、创造力、疾病抵抗力来测验，主题理解测验或者明尼苏达多祖人人格检查表的常模。大多数人格调查表仍旧遵从伍德沃斯最初的模式，它们开列了许多病状，好的或表示健康的测验评分就是对于这些病状缺乏反应。
人们的能力是能够用心理治疗的方法而加以改进的，而忽略对治疗后的人格的研究则是失去一个了解人们最佳状态的机会。
对于“高峰者”和“非高峰者”的研究，即对有高峰体验和没有高峰体验的人的研究。动物心理学对于研究那些人类与灵长类共有的特点是有帮助的，然而，对于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和比动物更高级的能力的研究却力有未逮。
限制人性发展的动物研究
饥和渴是动物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课程，我们之所以没有进行一些高级课程的研究，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白鼠是否有任何可与我们对于爱、美、理解、地位等的高级需要相比的东西。用目前动物心理学家所掌握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这种绝望的老鼠的心理学最要不得，这些老鼠不是被逼在死亡线上，就是由于害怕电击和疼痛而萎缩逃避。在这样一种处境里，人类是很难认识和发现它们自身。类似一些研究也在猴子和猿身上实验过。
从重视程度上考虑，对理解和洞察力的研究要比对智力的高低水平、思维的简单而复杂程度以及机械识记、盲目联系学习法上要重得多。对于一般动物的研究常使人忽视动物智力的高级水准。
当哈日邦德指出一只老鼠能够同人一样绕出迷宫之后，迷宫就不应当再作为研究智力的工具。我们早已得知人类比动物具有更高的学习本领，任何不能显示这一区别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测量一个在低矮的屋顶下弯腰弓背的人的身高，在这种情况下，测量所得到的只是屋顶的高度。以迷宫作测量智力工具的游戏是无法测出其智力高低的，也不能探知老鼠的潜力有多大？这种传统研究方式只能造成一种结果——限制人性发展。
显然，以高级动物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关人类心理的成果。值得深深反思的是，研究对象为动物的研究势必把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扼杀，比如说惭愧心理，运用符号和语言的能力、爱情、幽默感、艺术审美力、良知、内疚感、爱国主义、理想追求、诗歌与音乐创作，哲学与科学研究等。
动物心理学对于研究那些人类与灵长类共有的特点是有帮助的，然而，对于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和比动物更高级的能力的研究却力有未逮。社会制度、文化本身经常被视为一种改变、强迫或抗拒个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确视为满足心愿，加速成功、创造美满的力量。文化是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一系列的机会？文化塑造论很可能是长期同病态心理打交道的结果。
文化是问题还是机会
在健康人身上，模仿、暗示、仇恨、敌意等属于次要力量，因此社会心理学不应只注重它。
应当研究民主制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研究民主的人际关系，民主的领袖。研究民主政体的权力，民主制之中人民的权力，民主领袖的权力。研究无私的领袖的动机。健康的人厌恶对他人有控制权。低上限的、低等动物的权力概念过多地控制了社会心理学。
原来的社会心理学只注重对竞争的研究，而很少对利他主义、友好无私、合作的研究。而且，对于自由和自由人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位置。
文化是怎样改进的？异端的存在有哪些好作用？我们知道，没有异端，文化绝不能前进或改善。异端没有得到更多的研究的原因在哪里？它们为什么一直被视为病态畸形的东西？它们为什么不属于健康范畴？
在社会领域内，对兄弟般的关系，平等主义的研究应受到对阶级、社会等级，以及统治的研究的同样的重视。
谈及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原动力作为文化，原因在于文化的力量强大，但同时，它也受到人们更强健、更健康的抵抗。文化适应只在某种程度上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于独立于环境的情况，应进行研究。
民意测验的基础是不加判断地接受关于人的可能性的一个低限度的概念，即，假定人们的自私或纯粹的习惯决定着人们的表决结果。这是事实，但只是人口中99%的不健康者的事实。健康的人至少是部分地根据逻辑、常识、正义、公平、现实等等来投票、贩卖或做出判断的，甚至当出于狭隘、自私的考虑，这样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如此。
在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寻求领导地位的人往往是为了有机会进行服务而不是控制别人。为什么这个事实遭到如此严重的忽视？尽管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它一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重要力量，但一直完全遭到忽视。很明显，杰弗逊绝不是因为权力能为自己带来私利才寻求领导地位的，而是他感到他应该奉献自己，因为他能够将需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们应当把研究对象定为有责任感、社会义务感、社会道德心，以及诚实、正义的人，这样才更有意义。
应当研究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为原则、正义、自由、平等而战的战士，研究理想主义者。
应当研究偏见、冷落、被剥夺以及挫折的积极作用。心理学家很少研究病态心理的丰富的多面性，遭到排斥也有好的后果。特别是那种值得怀疑或内容不健康的文化更应该摈弃，虽然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一种痛苦，但确确实实是件好事。自我实现的人常常这样自我排斥，他们对于自己不赞同的亚文化群退避三舍。
相对而论，我们对于暴君、罪犯、心理变态者的了解远比对圣徒、骑士、行善者、英雄、无私的领袖的了解多得多。
习俗有好坏之分，好习俗积极、健康，是健康与病态社会中互相对立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也是如此。
善良、慷慨、博爱、慈善在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被提及。
富有的自由主义者，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托马斯·杰弗逊他们不惜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为正义和公理而斗争。
能够反映对犹太人和黑人关心友爱的书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但描写对犹太人、黑人敌意的书却多得不计其数，这反映出我们侧重于敌意，而忽视了对利他主义、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关心。
应该研究运动、道德、公理、正义感以及对他人的关注。
有关爱情婚姻以及友谊等方面内容应作为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部分而被进行研究和探讨。但目前这些问题很少被教科书涉及。
心理健康者对于推销、广告、宣传、意见、建议、模仿和威望的抵制能力以及独立自主性要比一般人高，这些心理健康的标志应该由应用社会心理学家进行广泛研究。
成长趋势和内在力量的成熟，社会心理学必须摆脱这一桎梏，它应当研究具有活力的因素。
除去心理学家无人能够提供人类经验性的价值观念系统，这一任务本身引发了众多的问题。
实际上，心理学的研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以失败而结束的，因为它被作为一门技术而应用在已知领域。实际上，二次大战后心理学研究没有取得新的成果，尽管某些研究可能获得进一步发展。许多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与那些只关心赢得战争、不关心赢得和平的目光短浅的人为伍。他们只把战争视为一场军事角逐，而没有揭示出战争的实质，战争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之间的斗争，但心理学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特性，没有任何原则把技术与科学加以区别，也没有任何价值理论使人们认清什么是民主的人民，认清为什么而战，认清战争的侧重点在哪里和应该在哪里。
这些心理学家只研究涉及手段的问题，而不研究有关目的的问题，他们既可以被民主的力量利用，也可以被纳粹主义利用，他们的努力甚至几乎无助于本国抵抗独裁的力量的增长。
社会制度、文化本身经常被视为一种改变、强迫或抗拒个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确视为满足心愿，加速成功、创造美满的力量。文化是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一系列的机会？文化塑造论很可能是长期同病态心理打交道的结果。以健康心理为对象的分析表明，文化是提供各种愿望满足的水库，这一观念同样适合于经常被看作是起塑造、训练、影响个性作用的家庭。合理的目标也就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不管这一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
引导生活的崇高目标
每个人都应该把拥有良好的人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之一。良好的方法是一个人获得不竭动力的保证。而刚毅顽强的精神，作为一种向上的因素，使他的动机保持稳定并受到刺激。人生最好是有一个较高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就是在生命的海洋“随风漂流”，他们没有考虑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漫无目的的生活是十分危险的，每一个不想遭遇灾难和毁灭的人，都应该立即警醒，终止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流。
生活中没有固定目标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让他烦恼、恐惧、忧虑。他的承受力就像一根苇草一样脆弱，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摧折。干任何事情，他总是要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他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最终，他也不能逃脱失败和不幸。
因此，软弱无能往往是和生活没有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只有树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才能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坚持一贯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迟钝愚蠢，只要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也会取得一定的成绩。莎士比亚指出：“一棵质地坚硬的橡树，即便用一柄小斧去砍，那斧子虽小，但如砍个不停，终必把树砍倒。”
迪士累利先生说过：“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就注定要匍匐在地。”乔治·哈伯特极有见地地写道：“职业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标定得较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要让精神消沉，一个壮志凌云的人肯定会比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有出息。”
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的和思想目标的人，毫无疑问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苏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远离开起点。即使你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会让你受益终生。
合理的目标也就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不管这一工作是多么微不足道。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训练，你才能逐渐地注意力集中，才能养成果敢的性格，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为你将来完成更高的目标打下基础。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必然要涉及到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拥有自由，而积极地去“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承认你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你必须承认你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任。
如何自由地选择生活路线
人命定是自由的。我们通过我们所作的自由选择创造我们自己，我们有能力选择不同的行动路线。
但是，我们常常如此深深地沉溺于成规之中，陷入到现实的例行要求和从众的压力之中，以至于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选择，更谈不到这样去做了。我们的抱怨常常远远超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阻挠我们意图的人身上。
“只要那个人没有毁掉我的前程，我就要……”
“要是我有机会遇见那个好人……”
“要是我能碰到好运气……”
“只要我能清除掉我习惯的倾向，我就……”
“要是其他人像我一样的可靠和体贴……”
“要是我具有多种经历的优势……”
“要是世界不变得如此激烈的竞争……”
“要是给我提供了展示我才能的机会……”
这些抱怨以及其他无以数计的类似抱怨，与“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主宰”的观点格格不入。人们普遍地认为命运主宰着他们，他们从未有足够的机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从未感到自由、从容地把握着我们的命运之舟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相反，我们常常感到被人控制，不顾一切地试图防止我们命运的小船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倾覆。
最终的结果是，当人们想“自由”时，他们常常凭幻想做出浪漫的结论，认为自由就是“摆脱”担忧和责任，想象存在着一个任何事都是可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界。然而，尽管这个幻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这却是对自由的错误和不现实的理解。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中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个选择反映了你真正的愿望和最深刻的价值观，坚决抵制迫使你的意志自由向外部的或内心的力量妥协的压力。
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必然要涉及到个人的责任，个人的责任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拥有自由，而积极地去“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承认你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你必须承认你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任。当你获得成功时，对你的成功承担全部责任很容易，但是，当失败发生时，人们就倾向于躲避掩盖，或责备他人，或谴责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
我们上述所列的“要是……”的几种抱怨，就很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心态。许多人都表现了这样的信仰：如果不是外界原因的干扰，我们就能达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解释不过是借口而已。设法逃避自由的努力是不合逻辑的，它们代表了否定自由和责任的软弱和不真实的企图。
显而易见，你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但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你的遗传基因不仅仅决定你的性别、种族、身体特征，而且也影响你的人格。例如，使同性别的双胞胎（因此具有同样的基因“指纹”）在出生后就分开，并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对其所作的研究得出了有争议的（虽然复杂的）结果。数年后，尽管他们在出生后的经历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有的双胞胎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举止和幽默感，相同的子女人数，相似的职业和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基因因素的影响。
我们知道，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儿童的确就像海绵一样，他们吸取他们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我们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兴趣以及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所有这些和其他的特质都要受家庭、朋友和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为他人着想、承诺和守信等正确的价值观就会代代相传，而种族主义和暴力等消极的行为，也是通过这个过程而得以长期存在的。
如果我们的基因遗传和环境条件在塑造我们自己的人格方面具有如此大的力量，我们又何以有可能认为我们能进行自由的选择呢？尽管在我们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要受到环境和遗传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思考在不断地成熟。
你的经历不仅在逐渐丰富，而且你还会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并从中学习。你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人的看法，而是逐渐地具备了对他人的意见进行审视，并确定它们对你是否有意义，你是否应该接受的能力。因此，虽然你可能与你的父母或你所接受的主流文化有很多共同的信仰，但是，也可能在许多其他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你的父母可能会认为性生活应从婚姻开始，或认为对职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工作有保障，但是，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会与你的父母迥然不同。
对你的人格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你的遗传基因和早期的经历可能会决定你人格的框架，但是，你未来的自我究竟怎样则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例如，你的人格可能综合了你父母许多积极的品质，而摒弃了你不喜欢的品质——如脾气急躁。你能决定不让这个脾气在你的人格中占据主导地位，或不恰当地表现出来。用坚定的意志，你可以成功地控制和改掉这个脾气，虽然其中偶尔也会有失误。
换句话说，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你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倾向，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你个人的目标对自己的人格进行再塑造。同样，如果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你不满意的品质，如胆怯、害羞、悲观、迟钝、消极等，那么，你会意识到这些品质并不代表你的一生都是如此，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塑造你自己，使自己成为你所满意的人。这就是自由的本质，自由的选择意味着要正视现存的环境，从有限的条件中做出选择，努力按未来的目标重新塑造现在。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一种观点。自由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总是包括具体的选择自由和有限的可能性。在分析你的人格时，你可能会感到你也常常缺乏自信心，并被毫无安全感所困扰。在回顾你个人的历史时，你可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是由于你的父母批评多而表扬少、不能给予形成稳定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所需要的个人支持而造成的。你可能发现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其他的因素也对你这种情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离婚或求职遭到拒绝等痛苦和令人失望的事情。所有这些经历都会对你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且，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被改变了。
因此，对你来说，重要的是：你现在打算做什么？你该如何对待这些事情对你现在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是自由选择的切入点。虽然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你可以控制你如何对待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可以选择让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继续影响你的人格，你也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来超越这些影响，塑造你的未来。
人并不完全是被决定和被限定的，人可以决定他自己，无论他是向环境屈服还是勇敢地面对它们。换言之，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人不是简单地存在着，而总是决定他的存在是什么，以及以后他会成为什么。无论我们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我们总是保留了人的自由的最后仅存的东西——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个人态度的能力。
当然，变化并不会立即就发生。你的人格发展到目前的状态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你对你的人格进行认识和重塑也需很长的时间，这就像改变一条巨轮的航程：你需要转舵来改变方向，但是，该轮过去的力量使得转舵只能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激进的方向改变。人格的变化也同样如此，有意义的改变是一个过程，但是，通过转舵确定新的航程，并坚定地走下去，你就会发生改变。
假使自由的力量能创造和改变人们的生活，由此你可能会合乎逻辑地认为，人们将会热情地拥抱这个力量进行自由的选择。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行动。实际上，人们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处心积虑地去设法否定和逃避他们的自由。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责任。当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取得了成功时，他们通常就很愿意承认他们的自由，但是，当结果是失败时，他们就会逃避责任。
这种对责任的恐惧和逃避明显地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在此你不妨想想你工作单位的情形。工作取得了成功，受赞扬和奖赏常常是上层的事，上层的大小官员们自己举杯庆贺，享受着成功的果实。虽然下层的人可能也值得分享荣誉，得到奖赏，但是，他们的作用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被遗忘了。而在失败的情况下，情况则恰恰相反——谴责和处罚的对象是下层的员工，最终，最底层的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愈益明显的倾向，即通过成为一位受害者而逃避责任。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为这个“新的受害文化”的成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一来能使他们在道德上处于无辜者的有利地位，并避免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还能通过法律制度获得经济上的赔偿。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有所作为，经济上富足，事业上成功——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就是受到了他人的伤害，他人就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确信他们不仅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们有权逐渐地增加“权利”的范围——而不承担与这些权利相伴随的责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把权利和责任分割开来。人们注视着他们的权利，但是，责任感却日益萎缩，因此，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认为一定是某人的错误。
从自身以外来解释自己不幸的原因，当然有一定的诱惑性，但是，这种态度最终不仅不会取得任何结果，而且还会导致个人的尊严、自尊和自由的丧失。相反，如果你能完全地承担个人的责任，那么，你就能通过你所作的选择，自由地塑造你的命运。
自由是由深思熟虑的选择组成的，这些选择能反映你真实的自我：你真正的愿望和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因素限制你的自由，甚至完全压制你的自由。这些限制你自由的因素，既可能来自于你自身以外——外部的强制力，也可能来自于你自身——内在的强制力。虽然外部的因素可能会限制你的自由——如受到监禁或从事一项没出路的工作，但是，由你自己内在的强制力所带来的限制，则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如，人们之所以一般会有拖延和吸烟的毛病、忍受焦虑的煎熬、感到抑郁和消沉或人际关系紧张，不是因为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相反，他们常常是以他们意识不到的方式而使自己成为受害人。
为了消除强制力，首先，你必须意识到强制力的存在。例如，如果某人强迫你以某种方式进行思考或感觉，你只有在意识到这种现象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无安全感或感情幼稚等属于个人的问题，那么，你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形成内在的力量驱动你的行为。一旦你达到了这种深刻的认识水平，你就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使用恰当的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许多人对自由选择的性质并不了解，也有的人存在着许多疑惑，因此，下面我们有必要对有关自由的几个主要的误解进行考察。
许多时候，我们进行的选择并不自由，因为选择是在他人的强迫下做出的。例如，如果你受到了一个行凶抢劫者或一位野蛮人的威胁，身体面临着受到伤害的危险，那么，你所作的选择就是对这些威胁做出的反应，明显地感觉到不自由。同样，如果你在工作中，不得已而向有权解雇你的人向你施加的不合理压力屈服，那么，你所作的选择很明显就会受到这种环境的限制。
这些对你自由的限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外部的强制力，因为它们是促使你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进行选择的外部影响力。虽然绑架人质、索要赎金以及敲诈等是这种强制力极端的表现形式，但是，强制力也有许多早期的形式。政治领导人诉诸恐吓、对熟人微妙的操纵、乞丐暗示的威胁、有权人进行的性骚扰等，是限制你自由的外部强制力的普遍表现形式。
把自己从外部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的方法是，消除它们或使其成为无效，只有如此，你才能做出反映你真实愿望的选择。例如，如果你的选择受到了野蛮的丈夫或不讲理的上司的限制，那么，你或者必须改变他们的强制性行为，或者你必须摆脱这种环境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受到了你所居住的地理位置的限制，那么，你或许必须通过搬家才能增加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关于自由的第二个误解，干扰着人们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因为它鼓励人们被动地接受他们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条件。然而，充分地行使自由意味着你要积极主动地创造现实没有提供的选择的可能性。这种能力既涉及到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精神进行批判的思考，也涉及到通过创造独特的可能性来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例如，如果你在工作中需要完成一个项目，你不应该只考虑原有的条件来实现你的目标，而是应该积极地寻求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你与某人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处境，你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来进行选择，而是应该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人们往往满足于坐在那里，听任环境决定他们的选择，而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精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塑造环境。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思考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他们有责任去塑造和改变的可锻造的环境，这样就能使他们放手去最大限度地行使他们选择的自由。
“没有人是自由的，他是自己的奴隶”。这句格言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虽然你可能认为你能进行自由的选择，因为你不是能见到的外部强制力的受害者，但是，你的选择可能的确是不自由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选择可能是内在的强制力的产物，一些非理性的冲动限制奴役着你。即使你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选择，“愿望”本身也不代表你最真实的自我——你内心最深刻的愿望和价值观。
尽管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外部的威胁能强迫人们进行选择，但事实的确存在。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对人的限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人的自身，这种内在的限制使人们无法进行源于他们真实的自我的选择。你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源于你真实的自我，或它是内在的强制力的产物呢？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你必须批判地思考你所处的境遇，以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下面的一些问题能指导你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你感到你能进行一个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如果愿意的话，你能很容易地“做出相反的选择”吗？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你感到你的选择超越了你意识的控制，你受到一种不反映你真实自我的力量的“控制”，在某个方面，某种冲动“支配”着你？
你的选择丰富了你的经历，为你的生活增加了成功、幸福等积极的品质了吗？或者你的选择为你带来了消极的后果，损害了你努力要实现的许多积极的目标了吗？
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行选择，你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解释吗？或者你对解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感到不知所措，而只是说：“我无法控制自己。”
当人们吸烟成病时，他们常常感到，他们不是在进行一个自由的和没有限制的吸烟选择，因为对他们来说，要戒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相反，他们常常感到他们被习惯所困扰，尽管他们也曾作过无数次的戒烟的尝试。
吸烟给一个人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消极的因素，包括对他自己及他周围的人健康的损害、牙齿有锈斑、呼吸困难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们认为吸烟能减少忧虑、抑制食欲、缓减社会的压力等。但是，吸烟只能是治标之举，而不是治本之策。总的说来，吸烟最终的后果是消极的。
想戒烟的大多数人对解释他们为什么吸烟的原因感到不知所措，而只是说：“我无法控制我自己。”
现在我们使用这些标准对吸烟进行分析。习惯性吸烟似乎明显是一个内在的强制力的例子。当然，虽然吸烟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可能要考虑你生活中其他的事情。虽然你可能发现，做出别吸烟的劝告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你面对巧克力包奶油小蛋糕的诱惑，面对缺乏安全的恐惧感或严重的消沉抑郁时，你可能就不会很容易地接受这类简单的劝告了。
有的内在强制力来源于他人的期望，而我们渐渐地在无意之中把这些期望“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例如，在你的生活中，某人可能要求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依从，你可能逐渐地把这种期望内化，真的认为表现出这种自我克制是你自由的选择。不过，虽然你在表面的层次上可能能使自己确信，但在一个较深的层次上，很明显你放弃了你的心理自由，而服从了他人的要求。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很难挣脱虐待的和破坏性的夫妻关系的原因：他们不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虐待的或破坏性的，相反，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自由选择。
在你全部的社会生活中，这种同样的心理模式不断地出现。希望被爱、被人接受、被人尊敬，适应社会整体，得到他人的奖赏，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不过，虽然你可能努力地使自己确信，但是，你在对这些压力和需要做出的反应的选择常常真的是不自由的，因为促使你行动的驱动力不是来源于你自身，而是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你自我意识的程度。
自由选择要求你能意识到社会的压力和期望，你能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对它们做出反应。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关键的自我意识常常是缺乏的，因此，我们的行为是外部操纵的结果，而不是源于自我的选择。
大多数人确信，只要他们不过分地被外部的力量所驱使去做某事，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自己的，如果他们希望某个东西，那是他们想要它。但是，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存有的一个大的幻觉。我们的许多决定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由外部给我们建议的，我们成功地说服了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所作的决定，但其实我们是在服从他人的期望，被害怕孤独隔绝和对我们的生活、自由和舒适的较为直接的威胁所驱使。
即使你可能认为你在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你对内在的或外部的强制力的反应所作的是“虚假的选择”。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对你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某些因素，所以，你生活在玩偶的幻觉中，你的每一项活动都被你看不见的提线所操纵。
虽然每个人都参与了某些虚假的思考和虚假的选择，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如果你是一个对你的信仰和选择进行反省、推理和批判思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是一个“内在导向”的人，即你是一个独立地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人。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很少对你的信仰和选择进行批判思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是一个“他人导向”的人，也即你是一个受他人的期望或你几乎不能控制的内在力量决定的人。
真正的自由要求我们具有对“自我”进行反省、推理和批判思考的意志和能力，缺乏这些能力，我们就会处于成为“虚假的自我”的危险境地之中。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既然你的自由常常受内在的和外在的强制力所限制，因而你的责任就会被减少，因为这些内外的强制力似乎是你无法控制的因素。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仍然是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感觉到你自己所承受的限制，主要是你以前进行选择的结果。例如，虽然你现在可能感到迷恋某些药物，或处于身心上受到虐待的夫妻关系之中，但事实上，你的这种被奴役和束缚的状况是多年来就发生的。
现在，你可能感到你深陷其中，甚至想象不到会有不同的可能性。然而你的处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你进行的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就如同用线慢慢地把你的手缠住，一开始，你很容易挣脱，但是，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就会逐渐地达到这种程度：没有外界的帮助，你就无法使自己得到解脱。在此，寻求这样的帮助仍然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因此，你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
但是，周期性的抑郁消沉、恐惧、情绪不安以及其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也应该对这些情况负责吗？虽然我们已“进步”到对几乎每一种病症，特别是心理领域，都有药可治的地步，但是，我们需要回首去审视，在上述情绪失调中思考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常常在无意之中，通过我们的思考和选择使情绪失调得以存在，甚至使它们得以强化。
当然，在严重的、慢性的和长期的情绪失调的情况下，专业的治疗帮助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较为常见的并影响我们发挥潜能的失调病症，如果我们能做到清晰的思考和自由的选择，我们就常常能想方设法，努力地冲破这些障碍和困难。
在现实的生活中，以上抽象的观点如何能发挥作用呢？让我们考察一个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很熟悉的例子：抑郁。请想想你上一次抑郁的情况。你对前途感到倦怠、目标不明确、悲观了吗？你感到这种低落的情绪即使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是无力改变的吗？
对慢性的抑郁症有两种传统的解释：
第一种，它始于由来已久的心理疾病，反映了悬而未决的童年期精神上的冲突和无意识的愤怒，它需要数年的临床治疗来进行分析和改善。自然，这种方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即使如此，这种症状也没有把握彻底治好。
第二种，它始于大脑的化学失衡，需要服用抗抑郁的药。实际上，这些化学的治疗不仅对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正变得日益普遍，而且对一般的病人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正寄希望于科学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简便的治疗方法，帮助他们治愈复杂的心理疾病。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服用药片就能“治愈”抑郁症，或许我们用同样的药物手段就能治疗任何的情绪疾病。
如果对抑郁症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那么，它是在什么地方遗弃了自由呢？从表面上来看，抑郁似乎是一种如此普遍和衰弱的内在强制力，以至于用任何认真的方法谈论选择的自由都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如何能为他们似乎明显所无法控制的处境而负责呢？另一方面，如果能说明抑郁症常常是人们进行选择的结果，他们能在其生活中通过不同的选择来祛除这种病症，那么，很明显，自由和清晰的思考就是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走向幸福和成功的关键。
生活力量的感觉如何？你使用了哪些方法来消除抑郁症？它们是成功的吗？为什么你认为抑郁症最终能被消除？
首先要意识到，即使当你处于抑郁症这样强有力限制的痛苦中时，你仍然能够进行选择。
同样，当你感到特别的抑郁时，你可以选择向抑郁屈服，让它剥夺你过有意义和有作为的生活的愿望，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战胜抑郁。你用什么武器来打败这个始于你自身的敌人呢？你具有思想的力量，能够进行批判的思考，清楚的推理以及自由的选择。这也正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的非常直接和容易使人误解的方法。顺应不良的行为和神经过敏的情感，都是基于不合逻辑和自我毁灭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改变你思考的方式，可以把行为和情感转变到积极的方面来。
虽然这种疗法把重点放在无意识的童年期创伤和长期的治疗上，但实际上所有严重的情绪疾病——如抑郁——和神经过敏的行为都是“不良的思考”的结果。不明晰、不合逻辑和方向错误的思考会产生心理疾病，通过清除不恰当的思考模式，这些心理疾病可以得到缓解和减轻。艾利斯通过研究发现，个人通过选择他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改变思考的模式。以前学者们认为，人们的思考或是被内在的心理驱动力所“推动”，或是被外部的力量所“拉动”。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控制他们的思考，也就能够控制他们如何感觉和如何行为。
假定你正耐心地排队等候公共汽车，这时，突然有个人猛地从后面推了你一把，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是有意地推你，那么，你很可能会感到很气恼或甚至是愤怒。现在，假定当你转过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时，你看见那个推你的人戴着一副墨镜，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向前探着路。你现在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如果你认为那个人是个盲人，你可能对你最初的愤怒感到很尴尬，认为你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现在，假定每个人都上了汽车，你把这个人领到了座位上，他摘下墨镜，开始读报，现在你的感觉又如何？是的，你肯定明白了一切。我们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情绪反应，直接建立在我们对事情如何思考的基础上。当你的思考变化时，你的情感也会发生变化。
“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是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方法，它是建立在以下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神经过敏的倾向常常是天生的或是在童年期就有的，但是，这些倾向由于个人不断重复早期就有的神经过敏的信念而延续下来。
既然情绪是密切关联的，是人的思考的产物，那么，神经病就是由错误的、不合逻辑的信念组成的，这些信念导致某人会用自我毁灭的方式去感觉和行动。
人们可以通过改变他们不正常的思考模式，并代之以明晰的、理智的思考模式，来清除他们身上这些自我毁灭的倾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出那些不断反复，使人们的情绪失调和行为失当的不合逻辑的信念，向这些信念提出挑战，并代之以正确的信念，最终达到对影响生活每个方面的个人生活哲学作基本的调整。
这种“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的方法在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方面，被证实为特别有效。因此，让我们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抑郁这个问题上，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个方法如何运作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你就能够把它运用到你生活的任何领域，使你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幸福。
慢性的抑郁症是一种被意识到的思想失调，是对世界悲观认识的自然结果。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不幸降落在一个悲观者身上时，悲观者对此反应的方式是抑郁：“这完全是我的错，它将永远地持续下去，它将损害我所做的一切。”这种反应是习惯性的和自动的，反映了一种在塑造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思考模式。当同样的不幸降落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身上时，他的反应方式是尽量减少挫折和不幸感：“这个错误主要是由环境造成的，无论如何它会很快地消失。此外，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这种反应方式在帮助乐观者深处逆境而不抑郁是很有作用的。
悲观者对不幸的这种习惯性的消极反应方式，反映了错误的和不合逻辑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带来许多的情绪问题，其中包括抑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用正确的信念代替错误的信念，以确立新的思考和反应模式。例如，悲观者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解释风格”，学会像乐观者那样去思考和感觉，“解释风格”是悲观者习惯性地向他们自己解释事情为什么发生的方式。你的解释风格反映了你对自己和世界的基本信念——它体现了你的生活哲学。
你是一个可尊敬的、有价值的人，还是一个一钱不值的人？你能完善你自己并提高你生活的质量，还是你对有意义的改变无能为力？你的解释风格反映了“你心目中的世界”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随着你对自己不断地重复音信——这也反映了你的解释风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就会建立塑造你人格的思考和感觉的模式。
例如，假定你刚知道两周后你将失去你的工作，你对就业的前景感到很渺茫，每个人面对此种情况都会有这种心理体验。虽然同样的事情可能既会降临到悲观者的头上，也会降临到乐观者的头上，但他们对此所作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从中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解释风格。让我们来作一个比较：
1、个人化：正如这些陈述所反映的，悲观者倾向于指责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不幸，从而导致削弱自尊心，他们的结论是他们毫无价值，才能平庸，不值得人们去爱。相反，乐观者清楚地看到了外部的环境在其不幸中的作用，他们能够客观地评价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失败，乐观地面向未来，更好地完善自己，这样使他们的自尊心比那些不断责备自己的人更强。当好事来临时，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悲观者习惯地把荣誉和赞扬送给外部的环境和人们，而乐观者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自己应受到赞扬。
2、永久：正如上面所陈述的所表现的，悲观者倾向于把不幸看成是永久的、一系列消极的事情，它们总要发生，并毁灭他们的幸福。相反，乐观者则倾向于把不幸看成是暂时的，把消极的事情看成是他们能克服和战胜的暂时的挫折。从积极的事情来看情况也恰恰是相反的：悲观者倾向于把成功和幸福看成是暂时的，而乐观者则坚信这样的成功和幸福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3、渗透：最后，正如上述陈述所反映的，悲观者认为，不幸的事情会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表明他们的生活是一场失败。相反，乐观者认为，消极的事情是特定的和孤立的，与生活的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联系。在积极的事情方面，两者恰恰也是相反的：悲观者认为他们的成功仅限于那一件事上，而乐观者则把成功看成是他们生活获得全面成功的标志。
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学习、工作、运动、健康，甚至是长寿——乐观者都比悲观者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就像才能和动机在取得成功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乐观可以被看成是继才能和动机之后第三个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当你面对逆境时，不能给自己说泄气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乐观技能，它能使你学会一系列新的认识的技能和态度，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重塑你对世界的看法。这种新的看法会使你获得解放，给你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的力量，这种选择能反映你最真实的和真正的自我。当你学会了这些积极的思考技能时，你也能把它们传授给你的孩子和你生活中其他的人。
你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努力要实现的幸福生活是什么？
幸福生活不像美德、满足、离世或愉快一样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也不是像得到调整、实行和实现这类的目标状态；也不像是驱动力或减少紧张那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相反，幸福生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终点。但是，是什么方向呢？根据罗杰斯的观点，“构成幸福生活的方向是当心理自由能指向任何方向时，由全部的有机体所选择的东西”。换句话说，幸福生活的核心就是通过真正的自由选择来创造你自己，把自己从外部的和内在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当你过着这样的生活时，你就可以在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发挥出你的潜能，就能够完全地向你自己敞开心扉，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体验自己内心的力量。你就不仅能较清楚地意识到像恐惧、失望和痛苦等这样的情感，并坦然地接受它们，而且也能体验到勇气、体贴和尊敬这样的情感。你就能完全基于自己的体验生活，而不是通过防御和否认而把它们都排除在外。
你怎么能知道你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最有利于创造你想象中的自我，并实现幸福生活呢？随着你达到了心理的自由，你的直觉就变得越来越可信，因为它们反映了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你真正的愿望和你真实的自我。当我们受到内外强制力对我们自己的阻碍时，我们的直觉就会受到曲解，其结果常常是自我毁灭。
如前所述，你需要对自己作明晰的思考，有一个乐观的解释风格，因为它能使你尽可能地用最有成效的方式来对待生活。当你达到了这种思想明晰和精神和谐的境界时，“感觉不错”——你的反映意识和常识的证明——就是对你应该进行的选择的一个有力的和可信赖的指导。在这种良好的状态中，所进行的选择将有助于你创造一种丰富的、令人振奋的、具有挑战性的、有激励作用的、有意义的和有所作为的生活。它将使你不断地发展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潜能。要培养你稳定和综合的自我感，除了做到移情以外，形成个人的独立感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一个成熟的批判思考者，移情和独立这两种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摆脱虚假自我的途径
你的自我感要通过你一生的努力才能得到强化。要培养你稳定和综合的自我感，除了做到移情以外，形成个人的独立感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做一个成熟的批判思考者，移情和独立这两种品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儿童以及成人处于强大的从众压力的环境之中，这种压力有时明显，有时隐蔽，但却始终存在。如果你不从众，我行我素，你就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是一名儿童，你面临着被社会排斥、失去爱、非难、惩罚的危险。如果你是一个成人，不从众则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使你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紧张，受到社会的谴责。
然而，从众行为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不从众少，特别是在从众意味着按照与你的“真实自我”相冲突的方式行动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在世人面前不得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就像一位演员扮演了一个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生活中不同的人要求你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造成的。
有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违心话”，以避免对他人不必要的冒犯；穿我们并不喜欢和欣赏的流行服装；承担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去做的工作。在与此类似的例子中，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强大的，你就会做出符合自己愿望和思想的真正选择，而不使你真实的自我受到损害。但是，如果你内在的自我是软弱的，在外部要求和压力下感到畏缩，那么，你就极有可能失去你真正的自我。
对个人来说，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总是从外部寻求怎样思考、怎样感觉以及怎样行动的提示，因此，逐渐地你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正确的自我观作行动的指导，你就会事事依靠他人，没有他人的指点和同意你就不知所措，感到内心很脆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展示给世界的自我是经过精心伪装后的自我，而不是你真正的自我、你的“灵运动”。
没有真正的内心自我来指导你的选择，并把它建立在真正被爱的基础上，那么，你就不可能与他人建立在感情上很成熟、能够互相移情的关系。建立在虚假自我基础上的关系只能是虚假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流于表面，而且极不稳定。
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问题上，并不是非此即彼。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两个极端——软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分裂的、完全“虚假的”自我和强大的、有活力的、有安全感的“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某一点。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你可能发现你自己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地方。
但是，无论你处于哪个地方，你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即你怎么才能远离虚假的自我而走向真实的自我？换言之，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乐观、有爱心、尊重他人、乐善好施、慷慨、灵活、移情、有创造性和成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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