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他缺少了什么，学会他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学会表明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
——马斯洛我认为，心理学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某种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觉得有了信心，只要我们充分艰苦地工作，建立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的价值体系是可以实现的。
建立人本价值体系的必要性
从始至终，人本主义者总是企图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心理的价值体系，试图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价值体系，而不必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理论家，然而普遍性的实际效果来看，他们统统失败了。
这些不适合作为理论的大多数理论，依据的全都是某一些或另一些心理学假设。事实上，所有这些理论，实际上都能被证明是虚伪的、不适当的，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缺少某个方面。但是，我认为，心理学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某种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觉得有了信心，只要我们充分艰苦地工作，建立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的价值体系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有些问题还不是很完善，但我们了解怎样批判那些旧的理论，我们知道准备建立的理论的形态；而且多半我们也知道，为了填补知识上的缺陷，应该走向何方以及干些什么事情，才能使我们回答这些古老的问题：“什么是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人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把人教育成期望和喜欢过道德的生活的人？怎样才能把儿童培养成道德高尚的成人？等等。”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认为科学的伦理是能够建立的，而且我认为我们知道如何着手建立它。从长远角度考虑，只有健康人的选择、感受和判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好的。神经病患者的选择，最多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于保持神经病的稳定是好的。
体内平衡的自由选择实验
大量的研究实验表明，如果呈现给动物可供自由选择的对象足够多，那就可以看出，各种动物普遍具备选择有益食物的天生能力。研究证明，在不正常的条件下，躯体的这种智慧一般也能保留下来。例如，切除了肾上腺的动物，能够通过重新调整它们自我选择的食物，来保持它们自己的活力；怀崽的母兽为了适应胎儿成长的需要，会很好地调整它们的食物。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胃口绝不是完善的智慧，而且仅凭这些胃口是不能胜任的。例如，想一想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就能说明这一点。在碰上毒物时，低等动物比高等动物和人能更有效地保护它们自己；以前形成的选择习惯，完全可以给当前新陈代谢的需要投上阴影。而且在大多数人身上，特别是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能毒害这种躯体的智慧，尽管这种智慧永远不会完全丧失。
这个一般的原理与著名的体内平衡实验完全吻合，它不仅对于食物的选择是对的，而且对于各种其他身体需要来说也是对的。
这一点看来已相当明显，一切有机体，是更加能够自我管理的、更加能够自我调节的和更加自动的。有机体应当受到巨大的信赖，而且我们也正在学会坚定地信赖婴幼儿的内部智慧。例如关于选择食物、断奶的时间、睡眠的总量、训练控制便溺的时间、活动的需要以及其他的事情上，都更加信赖婴幼儿自己。
可是，我们目前也了解到，特别是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有病的人那里发现，选择者有好坏之分。我们已经认识到，尤其是从心理分析学者那里认识到这种行为的许多隐蔽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已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这方面我们具有令人吃惊的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充满了价值论的意义。小鸡在自由选择食物的时候，它们选择对自身有益食物的能力是完全有差异的。好的选择者变得更加强壮、更高大、更占优势了，这也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最好的东西。如果迫使差的选择者吃好的选择者选择的食物，那么就会发现，差的选择者变得比过去强壮、高大、健康、有优势了，不过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好的选择者的水平。
如果类似的实验在人身上也能做出，那么，我们大量重建各种理论就很有必要了。就人的价值理论来说，径直地依据统计，描述没经过挑选的人的选择，这不会是适当的。把好的选择者和坏的选择者的选择，把健康人的和病态人的选择，进行平均计算也是无益的。从长远角度考虑，只有健康人的选择、感受和判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好的。
神经病患者的选择，最多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于保持神经病的稳定是好的。脑损伤者的选择，也只能对于防止灾难性崩溃起作用，而切除肾上腺动物的选择虽然可以使自身免于一死，但这种选择对于一只健康的动物却有致命的危险。
在我看来，这是使大多数享乐主义者的价值论和伦理观沉没的暗礁。由病理激发的愉快同由健康激发的愉快是不能平均的。
此外，任何伦理的准则都必须考虑体质差异的事实，无论是小鸡和白鼠，还是人类，道理都一样，正如谢尔登和莫里斯已经证实的那样，一些价值对所有健康的人都是共同的；而另一些价值对所有人则不是共同的，而只是对某些类型的人或特殊的个体才有用。不过，特异的需要则产生特异的价值。我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可能对于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因而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价值。
个体的本质差异产生价值观，也就是说，个体本质的差异导致有关自我文化和世界各方面的偏爱。这些研究支持了诊疗家在个体差异上的普遍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这种经验的支持。这也是人种学资料的实际情况，这些资料说明，由于剥削、压制、赞同或非难等等因素的存在，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了人类体质潜能系列的很小一部分，从而弄清了文化差异的意义。这同生物学的资料和理论以及同自我实现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证实，器官系统坚持表现自身，简而言之，坚持活动，肌肉发达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
的确，为了自我实现必须使用它们，这样才能达到主观感觉上和谐的、没有压抑的和满意的活动。这是心理健康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有智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智力，有眼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眼睛，有爱的能力的人应当有爱的冲动和要求，这样才能感到是健康的。智能吵吵嚷嚷地要求使用它们，只有当它们被充分利用了的时候，它们的吵嚷才会停止。概括来说，智能就是需要，因而也是固有的价值，而且两者的关系已密切到这种程度，假如智能相异，价值也会因而有所不同。人在永恒地追求着终极的人的状态，但无论如何，这种状态本身可能是一种不同的形状和成长。我们仿佛要永远力求达到终极人的状态，但这却是一种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状态。
通向自我实现道路上的阶梯
现已充分证实，作为内在结构的要素，人不仅具有生理需要，而且也具有心理需要。但这些需要必须由环境给予最适宜的满足，才能防止疾病和主观上的不幸，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是一种缺失。它们可以称之为基本的需要、生物性的需要，可以把它们比做像对盐、钙、维生素D的需要一样的需要，因为，被剥夺生活必需品的人，持续地渴望它们的满足；剥夺它们造成人的疾病和枯萎；在“缺失疾病”期间，它们的满足能起治疗作用；稳定的供应可防止这些疾病；健康的（满足了的）人不再表现这些缺失。
但是，这些需要是以一种层次和发展的方式、以一种强度和先后次序彼此关联起来的。例如，安全需要是比爱的需要更占优势、更强烈、更迫切、更生死攸关的需要，而且食物的需要通常比任何的需要都强烈。此外，所有这些基本需要都可以认为是通向一般自我实现道路上的阶梯，所有基本需要都可以纳入这个阶梯之中。
我们如果把这些资料系统地排列起来，那么，我们就能解决哲学家为之奋斗了若干世纪但仍无作用的许多价值的问题。例如，只有一个人类的终极价值，一个所有人都追求的遥远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被不同的著作家分别称之为自我实现、自我现实化、整合、心理健康、个别化、自主性、创造力、生产力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著作家都一致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使人的潜能现实化。也就是说，使这个人成为有完美人性的，成为这个人能够成为的状态。
但实际上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有时这个人自己并不了解这一点，为了综合和阐明许多不同的资料，我们这些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心理学家创立了这个概念。就某个人本身来说，所有他所知道的只是：他是极端渴望爱的，而且他认为，如果他获得了爱，他就会永远快乐和满足。他并不清楚，在这个满足到来之后，他还有追求的目标；他也不清楚，一个基本需要的满足，就会出现另一“更高级”需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这个与生活本身同义的、绝对的、最终的价值就是在特定时期内支配他的一种需要，而且也是需要阶梯上的其中一种。因此，这些基本需要或基本价值既可以看作目的，又可以看作是达到一个终极目的的手段。
的确，有一个单独的、终极的价值，或者说人生的目的。然而，我们也有一个有层次的、发展着的、综合地相互联系起来的价值体系，这也是确实的客观情况。
这个需要层次的概念，也对于解决存在和形成之间明显的对立矛盾是很有用的。确实，人在永恒地追求着终极的人的状态，但无论如何，这种状态本身可能是一种不同的形状和成长。我们仿佛要永远力求达到终极人的状态，但这却是一种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状态。但有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并不是真理性的，或者说至少这并不是唯一的真理，还有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另一个真理。由于良好的形成过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绝对存在的暂时状态即高峰体验的奖赏。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经历了许多高峰体验，而每一次高峰体验本身就是绝对的乐事和完美，足以证实人生不需要比它们自身更多的东西了。这可以说是对这种思想——认为天堂存在于人生道路终点之外的某个地方的反驳。
可以这样说，天堂似乎就在我们日常奋斗生活的前面等候着我们，时刻准备让我们跨进并享受它。一旦我们跨进天堂，我们就能永远记得它，并且用这种记忆作为我们的能源，在我们自身遭受压力的时候支撑我们战胜困难。
还不仅限于此点。从绝对的意义上讲，一时一刻的成长本身也意味着有内在奖赏和内在乐趣。如果说它们不是高山式的高峰体验，至少它们也是丘陵式的体验，是自我证实的乐趣，是存在的微小瞬间。存在和形成之间并不彼此抵触和相互排斥。尽管自我实现的价值还没有现实化，但它们作为目标却是真实存在的。人既具有他正在是的那种人的特质，同时又潜伏着他向往成为的那样的人的特质。
自我实现与自我成长
我们是被迫发展健康成长的概念以及自我实现倾向的概念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个概念是演绎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假设这样的概念，人的许多行为就会丧失意义。在科学的原理上，这和我们发现必然有一个早已存在但迄今没有见过的行星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它的存在才能解释其他许多观察资料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断言，还有一些直接临床的和人格的证据，以及日益增多的测验资料支持这个信念。至少可以举出一种合情合理的、推理的、经验的实例，证明在人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向一定方向成长的趋势或需要，这个方向一般可以概括为自我实现或心理的健康成长。或者可以具体地概述为，向自我实现的各个方面和一切次方面成长，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内部的压力，指向人格的统一和自发地表现、完全的个别化和同一性，指向探索真理的、成为有创造力的、成长美好的人等等。人是如此构造的，他坚持向着越来越完美的存在前进，而这也意味着，他坚持向着大多数人愿意叫做美好的价值前进，向着安详、仁慈、英勇、正直、热爱、无私、善行前进。
但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提出要求什么和不要求什么的界限。就我自己进行的研究来说，它们大多是在被认为已经取得“成功的”成人身上进行的。我只有很少有关不成功的、掉队的人的资料。从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者那里做出的推论是完全可以承认的，从原则上说，完全能推论出人究竟能跑多快、跳多高、举多重。我们也可以推论出任何新生儿的能力。但是，这些实际的可能性，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统计资料、几率、可能性的任何东西。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向着完美人性和健康成长的倾向并不是人身上唯一的倾向。正如我们在同样的人身上，也可以发现死的愿望、畏惧、防御和退化的倾向等等。
尽管这些人在数量上很少，然而我们从直接研究这些高度发展的、最成熟的、心理最健康的个体中，能够学到有关价值的大量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普通人的高峰体验，学到关于价值的知识，这时他们暂时地自我实现了。这是因为他们是最完美的人。例如，他们是保留和发展了人类智能的人，特别是保留和发展了规定人的并把人同猿猴分开的那些智能。这符合哈特曼关于同样问题所持的价值论观点，他把好人看做是具备更多的规定“人”的概念特性的人。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些个体是发展更完善的人，他们没有固着在不成熟、不完善的成长水平上。我的这种做法，并不比分类学家选择蝴蝶的类型样本，或医生选择身体最健康的年轻人，更多地乞求于神秘、先验或机会。他们也同我一样，寻找“完善、成熟、健美的样品”作为标本。从原则上讲，一种程序、一种传统的做法是可以重复的。
完善人性，不仅可以根据已经确定的“人”的概念下定义，也可以根据人类常模下定义，而且它也可以有一个描述性的、分类的、能够测量的、心理学的定义。现在，从几个开端性的研究和不计其数的诊疗经验中，我们已经具有了有关充分发展、成长良好的人的特点的某种概念。这些特点不仅是可以进行客观描述的，而且它们在主观上也是奖赏性的、令人愉快的和起强化作用的。
在健康人的样本上，客观上可以描述并测量的特点有：更清晰、更有效地感知现实；更能接受经验；增进了人的整合、完整和统一；增长了自发性、表现性，充分运行，生气勃勃；真正的自我，牢固的同一性，自主，独特性；增长了客观性，超然，超越自我；创造性的重新获得；融合具体和抽象的能力；民主的性格结构；爱的能力等等。
所有这些特性都需要经过研究进一步证实和阐明。但是，这种研究是可行的，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对自我实现和良好成长也有主观上的肯定和强化。这就是生活中的兴味感、幸福和欣快感、安详感、快乐感、镇静感、责任感、对自己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的信任感等。背弃自我、固着、倒退，依靠畏惧而不是依靠成长过生活等的主观标志，就是焦虑、绝望、厌烦、不能享受、固有内疚、内在羞愧、无目的、无聊、缺乏同一性等这样的感觉。
这些主观上的反应也是可以进行研究和阐明的，而且我们具有适于研究这些问题的诊断技术。
在那些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进行真正选择的情境中，自我实现的人的自由选择，恰恰是我断言能够作为自然的价值体系进行描述性研究的东西。这和观察者的希望绝对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科学的”。我不是说“他应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而只是说“被允许自由选择的健康人选择了这个或者那个”。这就好像是问：“最好的人的价值观是什么？”，而不是问：“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或者，“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很显然，这种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信念——正是对好人来说有价值的和适意的那些东西，才是真正宝贵的和令人愉快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些发现可以推广到大多数人身上去，因为在我以及其他人看来，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自我实现。这一点在治疗、特别是在揭露性的治疗经验中看得特别明显，而且，至少从原则上说，大多数人都是有能力自我实现的。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断言的证实，即所有人都倾向于自我实现，除非现存的各种各样的宗教都不能被理解为人类渴望的表现。因为我们描述的自我实现者的特性，在许多方面与宗教强烈主张的理想是类似的。例如，超越自我，真、善、美的融合，助人、智慧，正直和自然，超越自私和个人的动机，脱离“低级”欲望而趋向“高级”愿望，增进友谊和慈爱，善于区别目的（宁静、安详、平和）和手段（金钱、权力、地位），减少敌意、残忍和破坏（尽管果断、正当义愤、自我肯定等很可能因之而上升）。
从所有自由选择实验中，从动力动机理论的发展中，从心理治疗的调查中，得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结论——我们最深蕴的需要本身不是危险的、邪恶的或不好的。如此一来，就打开了解决人的内部这些分裂的前景，也就是说，有了解决光明的和黑暗的、传统的和浪漫的、科学的和诗意的东西之间，以及理性和冲动、工作和娱乐、言语和前言语、成熟和幼稚、男性和女性、成长和倒退之间的分裂的前景。
同我们人性哲学上这种变化并行的主要社会情况，是一种迅速增长的倾向：把文化看作是满足、阻挠或控制需要的工具。现在，我们可以抛弃这样一些几乎是普遍性的错误了，也就是认为个人的和社会的兴趣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或者认为文明是控制、警戒人的本能冲动的主要机制。所有这些陈腐的原理都被这种新的可能性消除了，即健康的文化将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的肃清。
在体验时的主观快乐以及趋向这种体验的冲动，或希望和对这种体验“基本需要”之间密切的相关关系（这种体验对于他从长远来说是好的）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在健康人身上才会发现，只有这种人才既向往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又向往对其他人有益的东西，而且能全心全意地享受它，并且感到满意。从享受的意义上看，这样的人的德行本身就是他自己的报偿，他们自发地倾向做公正的事，因为这些事是他们愿意做的、他们需要做的、他们赞成的，以及做这些事是他们的享受，并且愿意继续享受下去。
人得了心理疾病，正是由于这个统一体或整个相关的网络，就瓦解成分离和冲突的了。这时，他愿意做的事，可能是对他自身不好的事；仿佛他做的这件事，他能不享有它；仿佛他享受它，而同时又可以不赞成它。于是，享受本身可能是有毒的，或可能迅速消失的。他开始享受的东西，可能后来就不再享受它。他的冲动、欲望以及享受，这时就变得对生活几乎没有指导意义了。随后，他必定要怀疑和担心冲动和享受会把他引入歧途。这样，他就陷入了冲突、分裂、犹豫不决的状况。简而言之，他就陷入了内部冲突状态。
从哲学理论的历史上来分析，许多二难推理和矛盾都被这个发现解决了。享乐主义的理论，对健康人起作用，但对病人却没有起作用。真、善、美扮演某种相关的角色，不过，只有在健康人身上，它们的联系才是强固的。
只有在为数很少的人那里，自我实现才是相对完成的“事态”。但在大多数人那里，自我实现只是希望、向往和追求。然而，还没有达到的“某物”，在诊断上显示为指向健康、整合、成长的驱力。投射测验也能探测到作为潜能的这种倾向，但不是作为外显行为，正如X光能够控测到有外部表现之前的早期病变的情形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某人是什么和他能成为什么，对心理学家也是同时存在的。因而，就解决了存在和形成之间的二难推理。潜能不仅仅是“将要是”或者“可能是”；而且它们现在就存在着。尽管自我实现的价值还没有现实化，但它们作为目标却是真实存在的。人既具有他正在是的那种人的特质，同时又潜伏着他向往成为的那样的人的特质。根据人内部倾向，人竭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忠于自己的职守，成为真正的、自发的、真正表现的人，在他自己深刻的内涵中，寻求他活动的根源。
自我实现的“本能”论
在自我实现、自我、真正人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工作的思想家团体，相当牢固地制定了他们令人信服的理论：人有使他们自我实现。根据人内部倾向，人竭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忠于自己的职守，成为真正的、自发的、真正表现的人，在他自己深刻的内涵中，寻求他活动的根源。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式的建议。我们应当充分地警觉到这一点，大多数成人并不知道怎样成为真正的人。如果他们“表现”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可能不仅给自己，而且也可能给别人带来大灾大难。也可这样说，对强奸犯和肆虐犯的这种问题：“我为什么就不该信任和表现我自己呢？”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
作为一个思想团体，这些著作家疏忽了几个方面。他们包含了这些没有搞清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真正地行动，那么你就行动得很好；如果你从内部发射出活动，那么这些行为是好的和正确的。显然包含的意思是：这个内部的核心，这个真正的自我是好的、可信赖的、合乎道德的。这个论断与人有实现他自己的倾向，那个论断是可以分开的，而且是需要分别证明的（我认为是这样）。此外，这些人很明确地回避对这个内部核心进行决定性的阐述，即它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遗传而来的。也可以说，他们在谈到这个内部核心时，并不像谈任何其他东西时那样详细。
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本能”论，或者像我宁愿采用的概念——基本需要论。我们要抓住原始的、固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由遗传决定的需要、冲动、渴望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人的价值的研究。我们不能既玩弄生物学的策略，又玩弄社会学的策略，我们不能既断言文化创造了每一样东西，又断言人具有遗传的天性。这两种对立的说法不能共存。
在本能领域中的所有问题里，关于攻击、敌视、憎恨、破坏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知道得最多但实际上知道的却很少的一个问题。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是本能性的；大多数其他动力心理学家则断言，这些并不是直接本能性的，任何时候这些都是由于类似本能的或基本的需要受到挫折而引起的反应。这些资料另一个较好的而且是可能的解释，它强调这是由于心理健康的增进或恶化而引起的愤怒的质变。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愤怒是对当前情境的反应，而不是产生于过去的性格累积。
也就是说，它是对现实中当前某种事物的反应，例如，它是对不公正、剥削或侵犯的现实主义的效应性反应，而不是由于很久以前某人犯的错误而现在把仇恨错误地和无效地发泄到清白的旁观者身上。愤怒并没有随着心理健康的到达而消失，而是采取了果断的、自我肯定的、自我保护的、正当义愤的、同邪恶作斗争的等等形式。这种健康人很容易成为比普通人更有战斗力的、为正义而战的战士。
总之，健康的进攻行为采取人格力量和自我肯定的形式。不健康的人、不幸的人或被剥削者的进攻行为，有可能带有恶意、暴虐、盲目破坏、跋扈和残忍的味道。这就意味着，需要控制、延迟、限制、放弃自己的要求，以及忍受挫折和自律。只有对自律负责的人，我们才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干，因为这样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
探究控制和限制的问题
探究自律的原因是摆在内在道德论者面前的另一个问题。通常，自律只有在自我实现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身上发现，而在平常人身上并没有发现自律。
在具有完美人性的人身上，我们发现责任和愉快是一回事，同样，工作和娱乐、自私和利他、个人主义和忘我无私，也是一回事。我们只知道他们是这种情况，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即这些健康的人，只是实现了许多人都能够实现的东西。然而，我们也面临这种严酷的事实：达到这个目标的人是如此之少，在100或200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人达到。
从原则上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美好的和健康的人，因此每一个人类都是怀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也必然觉得悲哀，因为实际上成为好人的人为数甚少。如果我们打算找出某些人成为好人、另一些人没有成为好人的原因，那么，研究自我实现者的生活史，查明他们是怎么达到这种状况的，就成了我们十分注意的研究课题。
我们已经知道健康成长最主要的先决条件，以及最基本需要的满足病。不过，我们也认识到，无节制的纵欲和满足也有它自己的危险后果。例如，精神变态的性格，“口唇性格”，无责任感，不能承担压力，不成熟性，某种性格紊乱等等。虽然研究的发现很少，但是已有大量适用的诊疗和教育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做出合情合理的猜测。
年幼儿童不仅需要满足，他们也需要学会限制他的满足，他应当认识到其他人也在寻求满足，即使是他的父母亲也在寻求满足，就是说他应该认识到，其他人不仅仅是他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就意味着，需要控制、延迟、限制、放弃自己的要求，以及忍受挫折和自律。只有对自律负责的人，我们才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干，因为这样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另一类事实和价值的整合来自我们称之为接受的态度。在这里，与其说融合来自现实的改善、是的改善，不如说来自应该按比例的下降，来自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因而更有可能达到。
整合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方式
另一类事实和价值的整合来自我们称之为接受的态度。在这里，与其说融合来自现实的改善、是的改善，不如说来自应该按比例的下降，来自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因而更有可能达到。
我所说的这个意思能从治疗过程得到阐明，这时我们对于自己过于完美的要求，我们对于自己的理想形象在顿悟中破裂。当我们容许自己也有某些怯懦、妒忌、敌意或自私的观念时，那完美勇士、完美母亲或完美逻辑家和理智者的自我意象就会崩塌。
这通常是一种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真切认识。我们会感到有罪、堕落、毫无价值。我觉得，我们的是“距离我们的应该”极端遥远。
但是，我们在成功的治疗中经历接受的过程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从憎恶自己向顺从的态度转移，但从顺从中我们有时又进而会想：“那终究不是一件坏事。那的确完全合乎人性，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亲爱的妈妈有时会恨她的宝宝？”甚至有时我们还会看到自己走得更远，达到一种对人性充满爱的接受，并且由于对失败的充分理解，最终会认为人性是合意的、美丽的，是一种光荣。
例如，一位妇女起初对男子气满怀恐惧和憎恨，但最终会喜欢它，甚至会因它而生成宗教的敬畏感，直到狂喜的地步。起初被认为是一种恶的东西，最终能变为一种光荣。这位妇女重新确定她对男性的看法，她的丈夫能在她眼前变成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苛责，放弃我们关于孩子应该如何的规定，放弃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我们完全可以从孩子那里体验到这一点。我们能偶尔在怎样的程度上这样做，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把他们瞬时视为完美的，那一瞬间确实能给人以极敏锐地感受为美丽的、非凡的、十分可爱的。我们关于意愿和希望的主观体验，也就是不满足的体验，于是，它能同满足、同意以及同应该出现时我们所感受的定局的主观体验相整合。
我引用阿兰·瓦茨的一段话来注释我的意思：“……在死亡来临时，许多人都有一种奇异的感受，不仅觉得能接受一生中已经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且觉得那也是他们所愿望的。这不是在迫切需要意义上的愿望：它是对不可避免和愿望两者同一的意外发现。”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到罗杰斯的各种小组实验，它们都证明，在成功的治疗过程中，自我理想和实际自我逐渐接近整合。用霍尼的话说：“真实的自我和理想化的形象缓缓地被改变并移向整合，逐渐变成同一的东西而不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更正统的、弗洛伊德的关于粗暴的和进行惩罚的超我的概念也与此类似，超我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能按比例降下来，变得更和善、更认可、更亲爱、更自我赞同。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就是个人对个人自我的理想和个人对个人自我的实际觉知逐渐靠拢，能容纳自尊并因而也能容纳自爱了。
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分裂人格类型和多重人格。在这样的病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总是过于因循的、谨小慎微的、假正经的，拒绝潜在的冲动以致完全压抑这些冲动，弄得他只能从自己的心理病理的、儿童般的、冲动的、寻求快感的、无控制的方面的全面突破得到满足。二歧化会使两种“人格”都受到歪曲，整合将引起两种“人格”中的真实改变。从专断的“应该”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拥抱并享受现在的“是”。
有几位罕见的心理医师，利用揭露的手段作为对患者的一种贬抑术。他们撕掉患者的假面具，使其露出最初的真实面目。这是一种控制战略，一种胜人一筹的本事。它变成一种社交攀比的形式，一种使自己感到有力量、强大、占优势、高超、甚至飘然欲仙的方法。对于某些自视不高的人，这是一种使他们能够变得敢于与人亲近的办法。
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意味着被揭露的东西（畏惧、焦虑、冲突是低级的、不好的、罪恶的）。例如，弗洛伊德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都不曾真正喜爱过无意识而仍然大都把它说成是危险的、罪恶的，必须受到控制。
幸运的是，我认识的多数医师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说，他们关于人的深层内涵知道得越多，他们也越喜爱它们，尊重它们。他们喜爱人性，不会依据某一先已存在的定义或柏拉图的本质作为衡量标准，不会因为人性达不到某一境界便谴责它。他们发现设想人是英勇的、纯洁的、聪明的、有才华的、或杰出的是有可能的，甚至当这些人是患者，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和“罪恶”时也一样。
用另一种方式说，假如一个人更深入地观察人性而感到以前的幻想破灭，那就等于说一个人曾有过一些幻想或期望那些不能实现的或见不得阳光的东西，也就是说，那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例如在我的一项性研究中有这样一位被试者，她丧失了对宗教的信仰，因为她根本无法尊敬这样的上帝——她竟会发明一种淫猥的、肮脏的、和令人作呕的制造婴儿的方式。
我又想起中世纪不同僧侣的记述，他们深为自己的动物本性（例如，排粪）和他们宗教追求的不相容所苦。我们的专业经验使我们能对这种不必要的、自己制造的愚蠢置之一笑。
概括来说，肮脏的、罪恶的或野蛮的已被看成是基本的人性，因为它的某些特征已被先验地确定为如此。假如你把排尿或月经定为肮脏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体也是肮脏的。我曾认识一个人，他每次与妻子性交之后都被内疚和羞耻的痛苦所折磨。他是“语义上的”邪恶，专断定义的邪恶。因此，以一种更接受现实的方式重新定义是一种缩小是和应该之间距离的方法。统一认知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看到直接的、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东西，看到目标价值，它不仅可能实现而且现时就存在我们的眼前。
整合统一应该成为的意识
最佳条件下的事实即价值。应该成为的已经实现。我已经指出过，这一整合能沿着两个方向之一发生，一是改善实际状况使它更接近思想；另一是让理想按比例下降，让理想能更接近实际存在的事物。我现在在附加另外一个途径——统一的意识，这是一种能在事实中同时发现它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性；既可把它视为此时此刻，同时又把它视为永恒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是能在特殊中并通过特殊看到普遍，能在暂时和瞬时并通过瞬时看到永恒。
用我自己的话说，这是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的一种整合——当沉浸在缺欠领域中时意识到存在领域，或当沉浸在存在领域中时意识到缺失领域。
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禅宗道家或神秘文献的任何读者都能理解我所谈论的问题。每一位神秘论者都曾力图描绘具体物的这种生动性和特殊性，同时又描绘它的永恒、神圣、象征的性质（类似一种柏拉图式的本质）。而现在，除此以外，我们又有了许多实验家（例如，赫胥黎）的这一类描绘，描绘用幻觉药剂进行实验的效果。
这种认识的普通一例就是我们对儿童的认识，在原理上，任何儿童都可能变成任何东西。他有巨大的潜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任何东西。假如我们有任何敏感性，我们观察他们时如果能意识到这些潜能并肃然起敬，这一特殊的婴儿可能被认为有可能是未来的总统、未来的天才、未来的科学家或英雄。实际上，他此刻确实在现实的意义上也具有这些潜能。他的事实性的一部分正是他体现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对于任意一个婴儿来说，任何丰富而又充分的观察都能看到这些潜能和这些可能性。
同样地，对任何女人或男人任何充分的认识都包括他们的神秘性、牧师的可能性，在真实而有限的人类个体中熠熠闪耀出来的神秘物展现在你的眼前：他们维护什么，他们能成为什么，他们使我们想到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得到什么诗情画意。例如，一个敏感的人看到一位妇女喂宝宝吃奶或烘烤面包，或看到一位男子汉保护他的家庭免遭危难时，怎么可能总是无动于衷？
一位医生若想成为一位优秀而合格的医师，只有对他的患者有统一的认识。他必须能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把他看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庄严的人，同时又意识到患者有缺欠的，他是不完善的，他需要接受改善的治疗。患者作为人类一员的这种尊严是需要注意的，无论患者所做出的事情多么可憎，我们都有必要尊重任何一位患者。这是废除死刑运动中所蕴含的那种哲学，包括禁止过度贬抑个人或禁止残酷的和异常的惩罚。
我们要想具有统一的认识，就必须既认识人的圣洁庄严的一面，又认识他的世俗亵渎的一面。看不到这些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基本的象征的性质肯定是一种下降，降到具体的、物的水平，这因而是一种局部的盲目。
统一认知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看到直接的、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东西，看到目标价值，它不仅可能实现而且现时就存在我们的眼前。这也是一种我曾能够教给某些人的方法。因此，在原理上，它使我们看到，有意地、自愿地整合事实与价值的可能性就在我们面前。读荣格、埃利亚德、坎贝尔或赫胥黎的书而又使我们的意识不受到恒久的影响，不使事实和价值靠拢在一起，这做起来非常困难。我们无须等待高峰体验带来整合？某物被了解或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自发地“要求”特殊的行动。
寻找做应该做的正当事
我从韦特海默引一段话作为研究事实的向量性质问题的开始：
什么是结构？七加七等于多少，这种情境是一个带有空隙、缺口（空位）的系统。可能以任何方式填满缺口。一种填法——十四，就它在整体中的作用看，是和情境相符的，适合缺口的，在此处是这一系统中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它适当地处理了这一情境。另外的填法，如十五，就不适合。它不是正确的填法，它是任意确定的，是盲目的，或破坏了这一缺口在这一结构中所具有的作用。
这里，我们有“系统”概念，“缺口”概念，不同“填空”、情境需要的概念；有“需求性”。
如果一条数学曲线有一个缺口（某一部分缺少点什么），情况也类似。要填满缺口，从曲线的结构看，往往有一些限定条件，某一填补对于结构是适合的、明智的，正确的；其他的则不符合需求。这和内在必要性的老概念是有联系的。不仅逻辑运算、结论等等，而且发生的事情、主体的作为、存在的状况，也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合理的或愚蠢的、合逻辑的或不合逻辑的。
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公式：给定一情境，或一个带有一个空位的系统，某一填空是否正确，往往取决于这个系统或情境的结构。这里存在着一些需求，在结构上决定的需求，存在着纯理论的明确判别可能性，能分辨哪一种填空适合情境，哪一种不适当，哪一种违背了情境的需求……这里坐着一个饥饿的儿童，那边有一个男人在盖一间房子，缺少一块砖。我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一只手拿着一块砖。我把砖递给饥饿的儿童，把香气四溢的面包递给了那个男人。这里我们有两种情境，两个系统。对于填空作用来说，我的分配是盲目的。
接着，韦特海默在脚注中附加说：
在这里，我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如阐明“需求”概念等等。我只能说，通常对“是”和“应该”的简单分割必须改正。这样一种秩序的“决定”和“需求”是客观的性质。
《格式塔心理学文献》一书的大多数作者也有类似的论述。事实上，格式塔心理学的全部文献都证明，事实是动态的，而不只是静态的；它们不是无向量的（仅有数量），而是有向量的（既有数量，又有方向）。在哥尔德斯坦、海德尔、莱温和阿施的著述中甚至能找到更有力的例证。
事实在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它并不只是仅仅躺在那里。它们自行分类；它们完成自身，一个未完成的系列“要求”一个美好的完成。墙上卷曲的画需要弄得平展；未完成的课题总是不断打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为止。糟糕的格式塔会使自己成为较完美的格式塔，不必要的复杂印象或记忆会使自己简单化。音乐的和谐要求正确的和弦才能达到完美；不完善的趋向完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指向它的恰当解决。我们总是这样说“情境的逻辑要求……”。
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品格，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以说“否”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建筑家谈论地基的需要；画家会说那块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一位服装设计师会说，她设计的服装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配成套；啤酒和汉堡配套比和罗克福配套更好；或像某些人说的，啤酒“喜欢”一种乳酪胜过另一种。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特别证明生物机体的“应该”。一个受损伤的机体不满足于它的现状，不安于受损，它努力着、敦促着、推进着；它为了重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不断和自身作战、斗争。丧失了某一能力的统一体力争变成一个新型的统一体，使已丧失的能力不再危害它的统一。它管理自己，制造自己，再造自己，它肯定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换句话说，格式塔和机体论心理学家不仅有“是”的洞察，而且有“向量”的洞察（应该的洞察？），而不是像行为主义那样的“应该盲”，认为生物机体仅仅是被“做成”那样，而不是自己也在“做着”，也在“要求着”。如此一来，弗洛姆、霍尼、阿德勒也可以说有“是”和“应该”的洞察。有时我认为所谓的新弗洛伊德派主义是批判和继承了弗洛伊德（他缺乏充分的整体观）和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学说，而不仅仅是背离弗洛伊德的异端。
我始终这样认为，事实的许多这一类动力特征、这一类向量的性质，恰恰落入了“价值”一词的语义范围。至少，它们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歧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这种二歧之分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循惯例而不加思索地认为是科学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许多人认为科学在道德上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关于目的或应该没有任何需要注意的。就这样，他们给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敞开了大门，那就是说，假如目的必须来自某处，又假如目的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便只能来自知识以外的什么地方。
“事实性”创造了“应该性”。这一点通过一些易懂的阶段引导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概括。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导到这些事实的“应该的”性质的增强。事实程度产生应该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
应该由事实创造。某物被了解或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自发地“要求”特殊的行动。某物被理解的越清楚，也变得越“应该”，它也变成行动的更佳向导。
从实质角度来看，当任何事物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合性。它“要求”某些行动的向导，那么，引向最坚决的行动的最容易理解和最好的向导就是非常确实的事实；事实越真确，它们也就越是行动的好向导。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不能确定的诊断例子。大多数青年精神病医师在诊断中总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他们完全不能肯定那是怎么回事。当他参照许多其他诊疗意见和一连串相互印证的测试，又假如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观察并做过反复核实时，他会变得十分肯定，例如，确诊患者是精神变态；于是，他的行为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向肯定改变，向坚决和有把握改变，变得确切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如何去做。这种确定感武装了他，使他敢于反对患者亲属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看法，反对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仅仅由于他没有怀疑，所以他能排除对立径直行事。
以另一种方式说，他理解了问题的真相。在这一认知的作用下，他能够不顾他可能加之于患者的痛苦，不顾患者的眼泪、抗议或敌意，毫不犹豫地破浪前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便不再惜力。诊断的确定意味着治疗的确定，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伦理决断。
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也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道德的坚定是怎样来自事实的确定的。在读大学期间，我曾研究过催眠术。大学有一项规定禁止催眠，理由很简单，也许认为它不能成立。但我确信它能成立（因为那时我正在做这件事），并相信它是通向知识的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必需的研究途径。我的无所顾忌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甚至不惜说谎或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不过是做必须做的事，因为我敢绝对肯定它是一件应该做的正当事。请注意“应该做的正当事”这一短语，它同时既是一个认知词，又是一个伦理词。
另一个例子：当父母犹豫不决时，孩子是软弱的；当孩子自信时会变得坚强、肯定而明确起来。假如你确切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是什么，你就不会瞎摸，即使你的孩子哭喊、有痛苦或抗议也一样进行。假如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个箭头，或者假如你知道你必须动刀才能救孩子的命，你就能毫不手软地去做。
知识给我们带来明确决断、行动和抉择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了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因为如果让它烂肚子里就会死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所有这一切都和苏格拉底的观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抛弃为可能。不仅如此，而且杰弗逊的全部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充分的知识引导到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一个人也要靠同样地倾听它的本性和呼声，靠对它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它的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它自然发展才能发现如何正确对待世界。
达到最大可能“应该认识”的条件
如果一个人能仔细地、如道家那样倾听自己内部的呼声，就能为自己被铸造、被引导、被指引找到正确的东西。好的心理医师以同样的方法帮助求诊患者——让他听到笼罩全身的内部呼声，他自己本性的微弱命令。要知道，按照斯宾诺莎的原理，真正的自由是由接受和必然、真实的本性所组成的。
同样地，一个人也要靠同样地倾听它的本性和呼声，靠对它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它的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它自然发展才能发现如何正确对待世界。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有这种情况。在用餐时，只要我们知道关节在哪里，怎么掌握刀和叉，即对有关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假如事实已被充分了解，它们就会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这里还蕴含有这样的意思：事实是不会高声说话的，理解事实是不容易的。要能听到事实的声音必须保持安静，非常接受地谛听，以道家的方式谛听。那就是说，假如我们希望让事实告诉我们它们的应该性，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洗耳恭听，这种方式可以称为道家的——静默的，不作声，安宁的，充分地听，不干预的，受纳的，耐心的，尊重眼前的问题，谦恭对待眼前的问题。
健康成长从来没有什么人有了充分的知识还会去作恶，这是一种关于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说法。虽然我们不能走得那么远，（因为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还有除无知以外的恶行），但我们仍然可以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把对事实的无知看作恶行的主要原因。这等于说事实自身在其本性范围内有一些暗示，告诉我们应该对它们做些什么。
用钥匙开一把难开的锁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最好也用道家的方式进行细心的摸索。我想我们都能理解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时是最好的方法，解决几何学问题、治疗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选择以及道德意识问题等等，是非问题也应如此。
这是接受事实的应该性质的必然结果。假如有这种性质存在，我们就必须认清它。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们应该研究那些能使我们达到最大可能“应该认识”的条件。只有在与人性标准对照时，“好人”才能下确切定义。同样，这个人性标准几乎肯定是程度的问题，即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是更有人性的，而且，“好人”、“好的样品”是最有人性的。
发掘人性最好的样品作参照
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给人性下定义这种论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固有的困难，并且把握住这些困难。而且，这个定义的每一成分都需要再定义。当我们用它们写作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在沿着一个圆圈的边沿走。在这里，我们暂时还不得不承认这种圆圈。
只有在与人性标准对照时，“好人”才能下确切定义。同样，这个人性标准几乎肯定是程度的问题，即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是更有人性的，而且，“好人”、“好的样品”是最有人性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人性具有如此众多的规定性特征，每一特征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某一特征自身在确定人性时又是不充分的。而且，许多这种规定性特征本身又是程度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地、严格地区分开动物和人。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哈特曼的公式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好人的好，要看他满足或符合“人”的概念的程度如何。
从某种观点上看，这确实是一种很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且是我们一直不知不觉地在使用着的一种解决方法。第一次做母亲的妇女问大夫：“我的孩子正常吗？”大夫明白她的意思而不深究她的用词。动物园管理人员去买老虎，他会寻找“好的”样品——真正有虎性的老虎，即具有所有明确规定的虎性并且发展充分的老虎。当我为实验室购买宿条猴时，我也会要求猴性好的宿条猴，不要那些怪异的或异常的猴。如果我碰上一个没有卷曲尾巴的猴，那么它就不是好的宿条猴，尽管它的某些特性对于一只老虎来说可能是极好的。对于好的苹果树、好的蝴蝶来说，也是同样。分类学家选出新种的“典型样品”，把这个样品存放在博物馆中，成为整个种的范例。在规定这个种的一切性质上，这是整个种群中最佳样品、是最成熟的、最没有残缺的、最典型的个体。在选择“好的雷诺瓦”（1841年至1919年，法国画家）或“最佳鲁宾斯”（1577年至1640年，法兰德斯画家）时，掌握的也是同样的原则。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发掘人类最好的样品，这个人具备适合这个种的一切要素，他具有发展得很好并充分起作用的人的一切能力，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没有那种伤害主要规定性的、绝对必要特征的显著疾病的人。这些人可以被当作“最完美的人”。
从现在来看，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的是仲裁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个文化标准可以压倒和淹没生物心理学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我们要面对驯养问题，也就是说，要面对人工的和受保护的生物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人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认为是被驯养的，特别是在我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人身上更是如此，例如脑损伤的人、年幼的儿童等等。最后，我们需要区别牛奶场场主的价值和奶牛的价值。
就这个时代的状况看，人的本能倾向比文化的力量要弱得多，所以，要梳理出人的心理生理学的价值，总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有困难也好，没有困难也好，反正这个任务是可能的，而且这个任务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极重要的。
我们研究上的巨大问题，于是就成了“选择健康的选择者”。实际上，这一点己做得相当好了，像医生现在能够选出身体健康的有机体那样。在这里，巨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也就是健康的定义和概念化问题。请记住这一点，基本的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这些高级的和低级的价值、较强的和较弱的价值，比较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价值，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防范现实引退的价值措施
我们意识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仅重视真、善、美，而且也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体内平衡的价值：和平和宁静，睡眠和休息，顺从，依附和安全，防范现实和引退脱身，甚至希望死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叫做成长价值和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人越是成熟、坚强和健康，就越追求成长价值，越少追求和需要“滑行的”价值；但无论或多或少，他仍然需要二者。这两组价值总是处在辩证的关系中，形成动力的均势，而且这些就表现在外部行为上。
请记住这一点，基本的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这些高级的和低级的价值、较强的和较弱的价值，比较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价值，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需要不是二歧式的，而是排列在一个整合的阶梯上的，也就是说，这些需要之间是相互依赖。请允许我说，施展特殊才能这种高级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断满足支持着的，即使处在不活动状态这种安全需要也没有消失（所谓不活动状态，我指的是在一顿美餐以后的那种食欲状态）。
这意味着向较低级的需要倒退的过程总是作为一种可能性保留着。在这个前后关联中，绝对有必要把它看作对于整个有机体的完善，看作是“更高级需要”的存在和活动的先决条件；绝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反常的或病态的。安全是热爱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而热爱又是自我实现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也应当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像“高级价值”的情况一样。这也是很明显的，它们彼此处在辩证的和动力的联系之中（或者，正如我更喜欢说的那样，它们是层次整合的，而不是两歧式的）。
最后，我们必须对付明显的、描述性的事实，在大部分公众的大多数时间内，低级的需要和价值要比高级的需要和价值占优势，即这种低级的需要和价值产生强烈的倒退拉力。在好的或相当好的生活环境下，而且只有在最健康的、最成熟的、最发展的个体身上，才更经常地、坚定地选择高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已有满足低级需要的坚实基础，通过满足需求，低级需要就活动或休眠了，就不再产生向后倒退的拉力；而且，很明显，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假设，又须假设有一个好的社会。
有一种过时的传统说法，人的高级本性依赖于人的低级本性，需要低级基础做基础；没有这个低级的基础，高级基础就无从谈起。这就是说，对于人类来说，如果没有已经获得满足的低级本性做基础，人的高级本性就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高级本性的最好途径，是首先实现和满足人的低级本性。另外，不论什么时间，人的高级本性好的或较好的环境条件是人的高级本性依赖的基础。
这里的含义就是，人的高级本性、理想、抱负和能力并不依赖本能的抛弃，而是依赖本能的满足（当然，我所说的“基本需要”同传统的弗洛伊德的“本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尽管如此，我的这个说法还是指出了重新审查弗洛伊德的本能论的必要性。实际上，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与弗洛伊德的生和死的本能所隐喻的二歧性，有某种同型性。
也许，我们可以运用他的基本隐喻，而同时又修正他的具体说法。不过，前进和倒退、高级和低级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正由存在主义者用另一种方式予以说明。除了我力图使我的说法更接近经验和诊疗的材料，更能进一步肯定或否定之外，我没有发现这些说法之间有任何巨大的差异。所有这些“对立面”，实际上是层次整合的，特别是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更是如此。而且，摆脱二歧式和割裂，使表面上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趋向整合，也是治疗的正当目标之一。
存在主义的人的两难困境抉择
即使最完美的人也不能摆脱人的基本困境人。人既是被创造的，又是天使般的；既是强大的，又是软弱的；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既是动物性的，又是超动物的；既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既是畏惧的，又是勇敢的；既是前进的，又是倒退的；既是向往完善的，又是害怕完善的；既是一个可怜虫，又是一名英雄。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力图向我们讲明的事情。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赞同他们的看法，因为对于任何心理动力的和心理治疗的最终体系来说，这个基本困境是首要问题的两难困境和它的辩证法，而且对于我们是适用的，我觉得对于任何自然主义价值论来说，它也是基本的问题。
然而，对于抛弃已达3000年之久的、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模式之内的、二歧式的割裂和分离习惯（“A和非A彼此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但是你不可能具有二者”）来说，它是极端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学会整体论的思考，放弃原子论的思考。
所有这些“对立面”，实际上是层次整合的，特别是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更是如此。而且，摆脱二歧式和割裂，使表面上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趋向整合，也是治疗的正当目标之一。我们的天使般的品质依赖而且要求我们的动物性品质。我们的成人性不仅不应该抛弃孩子气，而且还应包含它的优良价值，它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级价值和低级价值是以层次方式整合在一起的。从某种程度来看，价值是由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发现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也是人自己创造和选择的。发现并不是获得我们借以生活的价值的唯一方法。
创造固有价值的可能性
从某种程度来看，价值是由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发现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也是人自己创造和选择的。发现并不是获得我们借以生活的价值的唯一方法。自我探索发现某种单一的东西，手指只指向一个方向，需要只能用一种方式满足，这是很愚蠢的看法。几乎所有需要、智能和天才，都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满足。虽然这种变式是有限的，但是，它仍然是多样化的。天生的运动员，有许多运动项目可供他选择。
爱的需要可以由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是以多样化的方式给予满足。天才的音乐家，单簧管可以给他带来快乐，长笛也一样能给他带来了快乐。一个有杰出智慧的人，对于做一名生物学家、化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满足的程度可能是相同的。对于任何有良好意愿的人来说，有极其多样的事业和职务，能把同样的满足奉献给他。也许我们可以说，人性的这种内部结构是柔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或者说，人性的内部结构可以沿着某一特定方向生长，也可以沿着多种方向共同成长。
尽管一位优秀的测验学家或治疗专家，很快就能以一般的方式发现一个人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是什么，并能给他颇为恰当的职业指导等等，不过，选择和拒绝的问题仍然不可避免。
此外，当成长中的人朦胧地看到一系列命运，他在其中可以依据机会并按照文化的赞许或谴责进行选择时，当他逐渐把自己献身于选择时，自我制造和自我创造的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医疗事业、纪律、艰苦劳动、延迟愉快、强制自己、铸造和训练自己，这一切都变成必需的了。不管医生是如何热爱他的工作，为了成为医生，他还是有那种必需忍受的、不合意的工作要做。
我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一点提出来。经过成为一名医生来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成为一名好的医生，而不是一名差的医生。这个理想，肯定部分是由他自己创造的，部分是由文化赋予他的，部分是在他内部发现的。他想象一名好医生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一点是有决定作用的，像他自己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有决定作用一样。我个人认为，心理分析和其他揭露疗法都只是展现或揭露了一个人本性内部的、生物学的、似本能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一部分无疑是偏爱和渴望，还可以认为是固有的、生物基础上的价值，尽管这是微弱的价值。
揭露疗法有助于探索价值
哈特曼否认道德规范能够从心理分析的发现中引伸出来。在这里“引伸出来”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心理分析和其他揭露疗法都只是展现或揭露了一个人本性内部的、生物学的、似本能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一部分无疑是偏爱和渴望，还可以认为是固有的、生物基础上的价值，尽管这是微弱的价值。
一切基本需要以及个体所有天生的智慧和天才，都可以归入这个范畴，至少在古老的、外部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只是说它们是人性固有的东西，而且如果否定它们或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导致病态，因而也就帮助了邪恶，因为病态和邪恶尽管不是同义的，但它们肯定是部分交迭的。
雷德里奇也有类似的主张：“如果探索疗法变成了探索意识形态，那么，正如惠利士所清楚地指出过的那样，这就一定会失望，因为心理分析不能提供意识形态。”当然，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意识形态”这个词，这自然是对的。
不过，这样一来，某种很重要的东西就会被忽略了。尽管这些揭露疗法并没有提供意识形态，然而，它们肯定有助于揭露并至少提出了固有价值的赤裸裸的原基或雏形。
换句话说，揭露治疗和最深刻的治疗能够帮助病人揭露他模模糊糊追求的、向往的、要求的那种最深奥的、最内在的价值。因此，我坚持认为，正确的疗法是同寻求价值有关系的，而不像惠利士所断言的那样，是无关的。我确实认为这是可能的，不久我们甚至可以把治疗定义为寻求价值，因为从本质上来看，治疗最终所寻求的同一性就是寻求一个人内在的、真正的价值。特别当我们回忆起，提高自我认识（认清自己的价值）与提高对别人和对一般现实的认识（认清它们的价值）是一致的时候，这一点更明显了。
最后，我认为，过分地强调自我认识同道德活动（以及价值信念）之间的巨大鸿沟（假设的），这本身可能就是思想和行动间的中断特别萦绕于怀的征兆，这种情况在其他特点上并不如此普遍。这很可能也概括了哲学家古老的两难命题：“是”和“应该”、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困境。
我对于健康人、处在高峰体验中的人、设法把自己好的着迷性质和好的歇斯底里性质整合起来的人观察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来说，不存在这种不能联接起来的深渊和中断；在他们那里，清晰的知识一般都涌现出自发的活动和道德的规范。也就是说，当他们知道了什么事情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就去做这件事。在健康人身上知识和行动的割裂还保留在什么方面呢？它们只在现实和存在的固有割裂、真正割裂的方面保留着，而不是在假设的割裂问题上保留着。
这个猜想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就能被证实到怎样的程度。深蕴疗法和揭露疗法不仅作为疾病的消除法，而且也作为合理的价值揭露技术。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地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指导普通人实践的参照理论
“正常”和“反常”已几乎没有什么大用了，因为它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含义。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一般的词。
关于正常，人们一般来说是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日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传统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
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我决定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问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曾有许多专家付出努力，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
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却只有相当少的讨论。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专业的和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正常和异常。曾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的意思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去担忧自己的孩子，她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搅。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这样的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忧”。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如此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以至于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对它重新产生了兴趣。E·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的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对于这些心理学中的许多人，所有这种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制定正常行为规范的标准
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我也要注意一下关于“正常”的各种意义上解释的尝试。
人类行为的调查可被人为地缺乏完全评价，因为它只告诉了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是什么。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例如，金西博士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对科学家很有用的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像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
这个词通常被用来表示赞成习俗的依据，因为人们已无意中将其与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起来。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由妇女吸烟引起的争辩。妇女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宽松裤子，在公共场合握手也是不正常的。当然，如果是指“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但这对于她来说，还暗含着“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是病态的”，这就完全错了。后来习惯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因为，到了那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
与神学的标准一起来掩盖习俗，是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像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放在心上。
文化作为正常、健康、良好或适意的一种根源，可以相对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是适应人的概念。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被视为不正常。
一个人对自己文化及外部环境的适应往往是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的过程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扭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完全能够改变现实。
使用“正常”一词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是把它用于形容没有疾病、伤痛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临床习惯。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理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
发展适用全人类的正常新概念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会少得多，因为他们发现的东西会多得多，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确凿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关于一般化的，广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将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
德鲁克发表这样一种观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健康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树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健康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然后是实用主义和英雄主义交替上场。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他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个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我来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的实质，虽然这个新概念刚开始或许有些教条化。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
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观点：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
第三，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很明显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这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这一概念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各种流派的心理分析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发现了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他们的理论中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拥有非常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得了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的假设，但也必须看到，他还不了解真正的人性。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
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做奴隶就是他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
区别正常的新旧概念
如果我来总结、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哥尔德斯坦、E·弗洛姆、K·霍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概念，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处学得，单凭才智或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这也是我们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的另一优点。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与理性相对立的是人的情感和类本能的性质，它们一直在相互冲突、厮杀。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立的而是协作的。
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误解和曲解了理性。正如E·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
我们不得不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我们如果对于人称为好的某些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拥有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我们凭经验就可以回答那些技术哲学家的反论，如幸福未必比不幸福更好。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主动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解释了众所周知的关于手段与目的价值命题的一般哲学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依照惯例也能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
下面有一些完全符合事实的经验之谈：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鱼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好多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他们对我们现实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但我要说，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前者这一用语比后者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这个词就根本不合适。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儿童。
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如果这么考虑，大家也不妨认为，性格深处蕴藏着爱的人却可能有行为上的劣迹。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有着微弱的、含糊的残余，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扼杀在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之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如同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和性质。但是却很难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人的内在本质，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表面上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脆弱而不强大。
研究人内在本质的特殊条件
总体来看，我们已经肯定，人的内在本质，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表面上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脆弱而不强大。
之所以说这些需要和素质上的潜力就是固有趋势，是因为我发现了十二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以最重要的四个为例。第一，这些需要若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要若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性格（导致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好更健康。第三，在自由的状况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表现出来。第四，在相对健康的人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它们。
我们不能光靠对有意识需要的内省或者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来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因为，从现象学上看，人对神经病的需要与内在固有的需要的感觉极其相似。它们同样地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得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们需要有某种不同的客观变量能够与之联系，与之协调。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病、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确信，恶劣的进攻性行为其实不是基本的，而是反应性的；是结果，不是起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一个较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增加了。
给予基本的内在需要以满足可以滋生健康，但给予神经病需要以满足却不会产生这种效果。给予一个有能力的神经病追求者以所有他想要的能力的满足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病。而且要充分满足他对能力的需要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他多少，他仍然会感到不满足。神经病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受到阻挠，对于基本健康，几乎没什么两样。
但与此相反的是类似于安全、爱的需要。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的确会滋生健康，它们的挫折的确会导致疾病。
与此类似的是对于如智力或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个人的潜力。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的资料。这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一旦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阻碍和挫折，尚不被我们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发展起来。
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是成就最为显著的方法。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特别是我们拥有像罗夏测验和主题理解测验这样的投射测验法。
科学家在研究和描绘正常状态时可以通过对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和人类潜能实现的意义。假如我们知道优秀人物是怎样的或能够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人们（那些最想变得优秀的人）就可以效仿完美的典型从而改进自己。
研究最充分的固有趋势的实例是爱的需要的研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及的全部四个用于区分人性中固有和普遍的东西与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的方法。
首先，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病进行最深入的探索时，几乎所有治疗家都承认，将会多次发现生命早期爱的匮乏现象。一些试验不完全的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
其次，这些疾病，尤其对儿童来说，尚未达到无力回天的地步，那么给患者以感情和慈爱是可以治愈的，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任务是使患者得到能使他痊愈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感情的童年与健康的成年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要。
另外，如果一个儿童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扭曲和受到世事的熏染，他将选择感情而不是非感情，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
儿童喜欢和蔼仁厚的教师、家长或朋友，而不喜欢怀有敌意、冷酷的家伙。这个很普通的现象证实了我的观点。婴儿的啼哭告诉我们：他们要感情，不要冷漠。巴厘人的情况就是一例。巴厘成人不像美国成人那样需要爱。痛苦的经历迫使巴厘儿童放弃寻求和期望爱。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训练。在被强迫不要求爱时他们也痛苦万分。
最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健康成年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享受过充满爱的生活，给予过也承受过爱。并且，他们也都爱他人。最后一个似乎违反逻辑的现象是，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需要爱。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爱。
能使我们的论点更有道理、更明了的完美的佐证可以由任何营养缺乏症来提供。假设一个动物缺盐。首先，这会引起病状。第二，额外补充的盐会治愈或有助于治愈这种病状。第三，缺盐的白鼠或人会主动选择盐多的食物，即，异常地大量食盐；而且人会表达主观上对盐的渴望，并会说盐好吃。第四，我们发现，健康的机体若已经吸收足够的盐，就不会特别渴望或需要它了。
爱的需要也和盐的需要一样，机体可能为了维持健康，防止疾病而努力满足它。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就像汽车由于构造如此而需要汽油一样，人体也需要盐和爱。
我们已经大量地谈论了良好条件和许可范围等。这些都涉及到在科学工作中进行观察时往往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这等于在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才是事实。”我只想指出，虽然允许可能对于我们的实验目的最为有利，但为了教育考虑他人和意识到他人的需要的品德，允许本身也不必充足。
显露人本性的良好条件
我们转向是什么构成了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的问题，看看现代动力心理学的观点。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要点是机体具有自己固有的、轮廓模糊的本性，那么，显然它是非常脆弱、微小的，不像在低等动物身上那样强大，难以抑制。低等动物对于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绝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然而，人类对爱、知识或者某种人生观的需要却并不是明确的、强烈的，相反，是很微弱的，它们用低语而不是喊叫来表达自己。
必须创造特殊的条件，把为了发现一个人需要什么以及他到底是什么的能力表现出来，并具有满足的可能性。
大体上，这些条件可以总的概括为允许满足和表现。如何知道怀孕的白鼠吃什么最好呢？我们让它们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对它们吃什么，何时吃，吃多少，怎样吃顺其自然。我们知道，按个别的方式给婴儿断奶对婴儿最为有利，即，在对他最为合适时给他断奶，但怎样确定这个时间呢？我们当然不能去问婴儿，也不用去请教保守的儿科专家。我们给婴儿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自己决定。先给他流质和固体两种食物，假如他对固体食物感兴趣，他自己会自然地断奶。同样，我们也已经学会通过创造一种允许、接受和满足性的气氛来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爱、保护、尊重或者控制。
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气氛对于心理治疗很有帮助，只有在这种气氛中，心理治疗才具有可行性。我们发现，在广泛的可能中自由选择的方法，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中都是有用的，例如，女囚犯在教养院选择同寝室的伙伴；大学生选择教师和课程等等。在这里我回避了有益的挫折、纪律，以及对满足加以限制这些棘手但却重要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虽然允许可能对于我们的实验目的最为有利，但为了教育考虑他人和意识到他人的需要的品德，允许本身也不必充足。
所谓良好的环境，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的：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料，然后放开手脚，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切莫忘记，有机体经常选择自我克制和延误，以有利于他人等等；而他人也有要求和愿望）。自由选择的局面并不一定适合于普通成年人，它只适合于未遭损害的人。病人、神经病患者会进行错误的选择，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胆略进行正确的选择。
建立心理上的乌托邦
我一直欣欣然于理论上建立一个心理学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被我叫做健美精神。根据我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我们能否设想一下，假如1000户健康人家移居一处荒原，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设计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发展怎样一种文化呢？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济体制、性关系、宗教呢？
除了以经济情况为首的某些问题以外，有一些问题我非常有把握。其中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自由放任但是充满爱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大大超出我们现已习惯的范围，人们的愿望将受到比现实社会中更大的尊重。人们将不会过多地互相干扰，这样易于将观点、宗教信仰、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或者异性方面的趣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
总之，这些精神优美的居民将会一贯表现出宽容、尊重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阻碍别人（对此暂不阐述），他们允许人们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进行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的最深层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显露出来。
要记住，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它是由成年人构成的。自由选择的局面并不一定适合于普通成年人，它只适合于未遭损害的人。病人、神经病患者会进行错误的选择，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胆略进行正确的选择。当我们谈论人类进行自由选择时，我们指的是健康的成人或者人格尚未扭曲变形的儿童。关于自由选择的大部分有效的试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我们通过分析心理治疗过程，同样具有临床上很好的效果。虽然良好的环境可以培育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完备，此外，为了强调精神和心理的力量而不是物质和经济的力量，必须对良好环境的解释大加改变。
环境与人格的辩证关系
在我们试图理解正常这个新概念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时会遇到环境与人格的问题。这个概念似乎引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结果：完美的健康需要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事情似乎并不是绝对按照这个公式发展的。
尽管现实社会是很不完美的，但我们仍可以在其中找到极为健康的个人。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人，但是他们的确已经达到我们所能设想的优秀程度。或许在和平时代这个文化中，我们刚好对人能够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认识不足。
个人能够比他所生长和生活其中的文化更健康，这是研究工作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论点。之所以有这种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健康的人有超脱周围环境的能力。这就是说，他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活。
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是过分出格，那民主性会给他以非常广泛的自由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健康人并不在表面上引人注目，他们不着奇装异服，风度和行为也不异常，他们有的是内在的自由。由于他们不为他人的赞扬和批评所左右，而是寻求自我肯定，可以认为他们在心理上是自主的，即，相对独立于文化。内在自由似乎比外部自由更重要。
我们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良好的环境可以培育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完备，此外，为了强调精神和心理的力量而不是物质和经济的力量，必须对良好环境的解释大加改变。如果这个将正常状态与完美的健康等同起来的观点成立，那么，不但关于个性心理学的概念必须改变，而且关于社会的理论也需要改变。
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的正常本质
我们在这里谈正常的本质。我们几乎将它等同于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完美境界。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实际上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但又被掩藏着。它是潜在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
由于希望或愿望不是发现的概念，而经验研究的结果却是。所以我说，正常的概念是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个全然自然主义的价值系统，对于人性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可以扩大这个价值系统。这种研究可以解释这个古老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怎样才能过健全的生活？怎样才能富有成效、幸福、内在安宁？”当机体因为某些价值被剥夺而患病、萎靡不振时，我们因此而得知它需要什么，即，它重视什么，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他最重要的。
最后一点，较新的动力心理学中的重点问题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选择、自我认可、冲动意识、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传统的关键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它的理由是，人类的深层本质是危险的、罪恶的、贪婪的、掠夺性的，教育、家庭训练、养育孩子、一般的文化适应，都被看作是控制我们内在的黑暗势力的方法。
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观念会由关于人性的这两种不同概念产生。在某种情况下，社会、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约束力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到满足和实现。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粗浅直接的对比。实际上一种概念不可能绝对正确或不正确。但两种典型的理想化的对比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
如果这个将正常状态与完美的健康等同起来的观点成立，那么，不但关于个性心理学的概念必须改变，而且关于社会的理论也需要改变。但最关键的是，我们能经常在健康人身上初步发现这种关于世界的存在认知，而且它又可以相应地作为健康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健康心理能够超越环境限制
在众多对心理健康的讨论中，我希望将一个可能已被丢弃的观点保留下来。我看到的危险是，用顺应时代、顺应现实、顺应社会、顺应别人来鉴定心理健康的陈腐观点生活，以新的而又更老练的形式复活。这就是说，一个可信赖的或者健康的人，可以抛开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忽略他的自主性，不靠他自己内部精神的和非环境的法则，不是把他作为超越环境、独立于它或与它斗争的方式下定义，而是以环境为中心的思想来给健康人下定义。例如，控制环境的能力，在同环境的联系中是有能力的，适当的、有效的和游刃有余的，工做出色，很好地认识环境，与环境相处融合，在环境条件下是成功的等等。
从另一方面说，环境、工作的分析和任务的要求，不应当作为个体价值或健康的主要依据。人不仅有对外的定向，而且也有对内的定向。一种超出精神中心的观点，不会适用于给健康心灵下定义的理论任务。我们一定不要陷入以“对什么有用”的思想方法来给优秀有机体下定义的陷阱，仿佛他是一个机械装置而不是他自身，仿佛他仅仅是达到某种外部目的的工具。正如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学，它也很直率而清楚明白地表达这种观点：心理是对现实的反映。
我重点讨论怀特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重新考虑动机》，以及伍德沃斯的书《行为的动力》。我之所以选择这些文章，是因为它们是极好的高度精致的成果，是因为它们促进了动机理论巨大的飞跃发展。我完全赞同他们所论述的一切。但是，我觉得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他们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我提到的那种危险，即，虽然熟练、效力、胜任可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顺应现实，但是，它们依然是顺应论的演绎。
我认为，我必须超过这些论述（尽管它们是也足以让人信服），才能清晰地认识要超越环境，不依赖环境，坚定地反抗它，同它斗争，小看它，或者违背它、拒绝适应它。因为，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论来说，只有心灵外部的成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心灵之内的健康包括在内。
我也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去认真对待沙利文式的尝试，因为他给自我下定义时只是简单地根据他人对一个人的评价，这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的做法。在这里，健康的个体性被完全抛弃了，并非说不成熟的人格就不是这样，它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健康的、充分成长起来的人，而他肯定是以超越其他人的看法为特征的。
为了给我的确信找到依据，即为了理解完全成熟的（真正的、自我实现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健康的）人，我们必须保留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区别，请注意下述提出的简单考虑。
首先一些资料来自我1951年发表的论文《抗拒文化适应》。我报告说，我的健康研究对象表面上是承认习俗的，但私下里对这些习俗则是随心所欲的、马马虎虎的和超然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接受这些习俗，又能脱离它们。
我发现，实际上他们全都平静地、幽默地抵制文化的愚蠢和缺陷，用或大或小的努力来改进它们。如果他们认为斗争是必要的话。他们明显地表现出与这些缺陷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现在援引这篇论文中的一段话如下：“爱慕和赞同与敌视和批判各种比例的混合状态，表明他们从美国文化中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是好的东西，而抵制他们认为是坏的东西。一句话，他们权衡和鉴别它们（根据他自己的内部标准），然后他们自主采取决定。”
他们也表现出对一般人的非同寻常的排斥性，以及对独处的令人惊讶的喜好和需求。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可以称他们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他们自己的性格法则统治的，而不是被社会的法则统治的（只要这些法则彼此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美国人，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类的成员。”接着，我假设：“这些人可能具有较少的‘国家的性格’，同喜欢他们自己文化的那些不太发展的成员相比，他们可能更喜欢彼此跨越了文化界线的人。”
这种超越文化的典型，有怀特曼和詹姆斯，他们是纯粹美国人，然而他们也是非粹纯的、超文化的、整个人类的国际成员。他们是全世界的人，并非和我们是美国人有什么矛盾，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美国人。同样，马丁·布伯这位犹太哲学家，也是超越了犹太人的。葛饰北斋（日本风景版画家）是纯粹的日本人，又是一名全世界的艺术家。
很可能，任何普遍的艺术是不能没有根基的。纯粹地区性的艺术，不同于置根于地区但又已经变成广泛一般的——人类的艺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记起皮亚杰的儿童，直到他们成熟到能把这个包括在那个之中、并把二者同时纳入层次整合之中时为止，这些儿童不可能理解既是日内瓦人又是瑞士人的原因。
在这里，我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的超然、独立、自我管理的特点，以及在内部寻求指导生活的价值和法则的倾向。
我们只有很清楚地区分这些，才能为反省、沉思以及所有进入自我的形式，抛弃外部世界来寻求内部呼唤的形式，找到理论支持。这个包括了所有顿悟治疗的所有过程，在这一类治疗中，抛弃外部世界是绝对必要的，达到健康的途径是经由转入幻想、转入初始过程的。一般来说，这是恢复内在心灵的过程。心理分析的范畴有可能达到超越文化的程度。在任何比较充分的讨论中，我肯定能论证这种意识自身的享受和体验的价值。
其实我们关于心理学的东西都可以从对于健康、创造性、艺术、娱乐和爱的兴趣中学到。从这些探索的种种结果中，我将为我们的目标选出一个结果来强调，而且，这是对人性的底蕴、无意识、原初过程，以及对古代的、神话般的和诗意的东西，在态度上的变化。因为不健康状况的根基首先是在无意识之中发现的，所以我们就倾向于认为无意识是丑陋的、邪恶的、疯狂的、肮脏的和危险的，而且倾向于认为原初过程是歪曲真理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些底蕴也是创造性、艺术、爱、幽默、娱乐的源泉，我们可以开始说健康的无意识、健康的倒退了。
尤其我们对原初过程的认知可以开始重视，并且认为它和远古式以及神话式的思维一样都不是病态的。现在我们为了获得某种不仅有关自我而且有关世界的知识，就可以进入原初过程的认知状态了，对于这些知识二级过程是无识别力的。这些原初过程是正常人性或健康人性的要求，任何综合的健康人性理论都必须把它们包括在内。
假如你认为这个观点正确，那你必然会对这样的事实进行深入思考：它们属于心灵内部、有自己固有的标准和规律。它们主要不是适应外部现实，或被它塑造，或者是为对付它而装备的。人格的某些表面层次分化出来照管这项工作，但如果认为整个心灵等同于这些应付环境的工具，就丢掉了某些我们不应该丢失的东西。适合、顺应、胜任、控制、对付等，这些全都是心灵中心主义的词，因而是不适合描述整个心灵的，因为它有一部分与环境没有关系。
在所有领域，我都批判了那种认为一切行为都是有动机的大众理论，因为行为的应付方面和表现方面有重要的区别。在这里，我将强调，表现行为或者是无动机的，或者是比对付行为较少动机的（依据每个人对“有动机的”含义如何理解而定）。在更纯粹的表现行为形态上，它们与环境的关系很小，而且没有改造或适应环境的目的。适应、适合、胜任或控制这些词，不适用于表现行为，只适用于对付行为。现实中心主义的完美人性理论不克服巨大困难就不能处理和体现“表现”。理解表现行为的自然中心点是在心灵内部。
只要集中注意任务就不难发现两种效能结构——有机体内部的和环境的。不相干的东西就被推到一边，而不予以注意。各种有关的智能和信息在占统治地位的目标、目的的指引下排列它们自己，这就意味着，重要性变成按照有助于解决问题，即根据有效性来确定了。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帮助的东西，就变成次要的了，选择就成为必要的。所以，抽象地说，这就意味着对某些东西是忽略不计的、不注意的、排斥的。
但就像我们知道的，根据有用性的认知，任务定向、有动机的知觉全都被卷入丢掉某种东西的效能和胜任之中了，这种胜任被怀特定义为“有机体与其环境进行有效相互作用的能力”。为了使认知变成完全的，我已证实，它必须是超然的、无兴趣的、无欲求的、无动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照对象自己的本性，知觉到它自己客观的、固有的特点，而不是把它抽象为“有用的东西”或“有威胁的东西”。
只要我们努力想去控制环境或使它产生效用，就必然会对完全、客观、超然不干预的认知可能性造成损害，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成正比例的。只要我们任其自然，我们就能完善感知。再者，根据心理治疗的经验，我们越是渴望做出诊断和行动计划，我们所做的事就越无益。我们越是渴望治愈疾病，它就越是长期不愈。每一个精神病研究人员，都必须学会不力求治好，不变成急躁的。在这种场合以及许多其他场合，屈服就是克服，恭顺就是成功。道家和禅宗佛教徒采取的这条道路，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数千年前，就看到了我们心理学家刚刚才意识到的事情。
但最关键的是，我们能经常在健康人身上初步发现这种关于世界的存在认知，而且它又可以相应地作为健康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我也在高峰体验（暂时的自我实现）中发现了存在认知，这就表明，甚至就与环境的健康关系说，控制、胜任、有效这些词所提示的主动目的性已远远超过明智的健康概念或超越概念的需要。
可以预见，感受剥夺作为这种无意识过程的态度改变后果，对健康人引起的应该不仅仅是恐惧，而且还有愉快。也就是说，由于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就使内部世界进入了意识，以及由于内部世界是受健康人更多认可和享受的，所以他们应该更有可能享受感觉的剥夺。
为了更明确无误地理解这一观点，我要强调指出：为了真正的自我而倾向内部，这是一种“主体的生物学”，因为这必须包含一种努力，把自己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的、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需要、智能和反应，即自己生物的个体性，变成有意识的。但另一方面虽然听起来可能是矛盾的，但也确实是体验自己的种的特性，即人类共同性的途径。也就是说，它是体验我们与一切人的生物学上亲密关系的方法，而不管他们有什么外部环境。
这些关于健康理论的考虑使我们清楚看到：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自主的自我和纯粹的心灵。一定不要认为它只是适应的装置。
即使是在我们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必须为和平环境以及恶劣环境的受纳关系提供理论的位置。
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生物学、社会学的分支。但是，不仅仅如此，它也有它自己特定的范围，这就是心灵的那些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或模仿的部分。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人们的理解不同了，思维不同了，学习不同了。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心理治疗是我们揭示出与人的表层人格强烈对比的最深刻本质的依据和最佳技巧。
揭示人的表层人格的最佳技巧
让人不解的是，心理治疗分析一直不被实验心理学的人们所重视。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人们的理解不同了，思维不同了，学习不同了。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心理治疗是我们揭示出与人的表层人格强烈对比的最深刻本质的依据和最佳技巧。他们的人际关系及其对待社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人格）无论在表面或是深层都有所改观，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等等；（有时）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上升了。然而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五花八门的这类著作中，心理治疗法这一术语也没有被收到索引中去。
只举一个例子，学习理论毫无疑问至少可以说能从对于婚姻、友谊、自由交往、耐力分析、职业的成功、治疗力量、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不提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
另外，一系列同等重要有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探究仅仅作为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一个准例，即作为社会心理学分支的心理治疗关系，也被人们发现了。我们可以描述出患者与治疗者至少有三种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独断的、平等的和放任的，而每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候有着各种特殊的适用性。不过准确地说，在儿童俱乐部的社会氛围中，在催眠的方式中，在政治理论的形态中，在母子关系中以及在类人猿的种种社会组织中，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均有所发现。
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肯定会随着对于治疗目的与目标的任何彻底研究而暴露出来，对科学中不重视价值这一基本的科学正统信条产生疑问，揭示出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诸医学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展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适用的价值体系，难怪人们一直对此避而不谈。还有另外许多示例可被用以证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进行有七种主要方式：通过表露（行动、释放、宣泄），如列维释放疗法所示；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给予支持、担保、保护、爱恋、尊重）；通过威胁的转移（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通过洞察力、知识和理解的改善；通过建议或权威；直接攻其病症，像在不同的治疗中那样；通过肯定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为了人格理论较一般的意图起见，它还设立了一系列方式，按照这些方式，人格沿着文化上与精神病学上所认可的方向变化。
其中我们对追踪治疗素材与动机理论之间存在的若干内在联系最感兴趣。需要的满足是通向全部治疗的最终明确目标，即自我实现之中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治疗肯定需要一定的人际基础，因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需要才有可能得到满足。一系列基本需要（其满足物构成了基本治疗药物，如安全、归属关系、爱和尊重等）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
只得承认仅仅在较简单的治疗方面我才有足够的经验。那些主要在精神分析（较为深奥）疗法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药物是顿悟而不是需要满足。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了对于自我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变得能够按照实际状况来理解和接受个人的与人际的现实性之前，他们绝没有可能接受或吸收基本需要的满足。
我们如果能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就不难发现，顿悟疗法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需要满足。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变化付诸实现之时，顿悟才是富于成效的。大致区分一下简单的、短期的需要满足治疗与深奥的、长期的难度更大的顿悟治疗之后，会认识到这一区分具有可观的启迪价值。
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这些众多的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要满足是可能的，这就为治疗技能极大的拓展给非职业人员（非职业疗法）开辟了一条理论通路。顿悟疗法显然可以当成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才能掌握它。对于非职业疗法与技术性疗法之间二分法的理论重要性的不懈追寻将显示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观点：虽然顿悟疗法既深奥而且还含有若干的附加原则，但如果我们能从研究选择抑制或满足人的需要的后果出发的话，它们都能够被人透彻理解。这和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治疗法及人种成长的研究封闭起来，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来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多数职业治疗家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不是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东西出乎意料地漠视。
简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治疗法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因此，我们必须从较简单的治疗现象入手，然后再过渡到讨论顿悟的问题。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顺理成章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心理疗法与人格成长
我们将许多事实集合起来并不可能造成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相处融洽。
心理治疗存在于社会的任何形式之下。巫师、术士、巫婆、村落的年老女巫、僧侣、宗教师以及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有时总是能够完成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的确，通过完整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通过更为微妙的性格及价值紊乱的治愈，伟大的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解释，毋庸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却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同的心理疗法派别各执己见，有时颇为激烈。然而，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临床的心理学家偶然碰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每一个思想流派的继承治疗从而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见到过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是由医生甚至是精神病学者治愈的，而这些医生就我所知，从未受到过可以确切称之为心理疗法方面的任何方式的任何训练（这还不算学校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我们显然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进行经验的与科学的诘难，并且依据其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起另一种来所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事实，治疗结果的出现与理论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
就算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比如说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众所周知，分析家们普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单纯的治疗效果上。有些天才的分析家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人视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
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却也少得可怜，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天才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中存在着基本程度的确定的相互联系。
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思想流派大师虽然自己是最称职的治疗家，但他在传授给学生们这种能力时却是难上加难，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家的人种毫无差别，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就会干的和老师一样出色，而且极可能超过他们的老师。
有一种普遍的经验适合于任何类型的治疗家。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绝对很难想象。
有的治疗结果无需治疗家开口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忠告。一小时之后（在这一小时里她喋喋不休地说，我则保持沉默），她心满意足地决定了这个问题，对我的忠告深表谢意，然后离去了。
对于年轻患者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中，日常生活的主要经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这是就治疗作用这一术语的全部含义而言的。良好的婚姻，工作愉快成功，发展良好的友谊，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曾经偶然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治疗家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等。
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职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
好多精神分析家看到治疗的效果进展是在他人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
治疗家还注意到，在接受治疗者的妻子中，有丈夫相伴随的进展中将会很快发现成功疗法的迹象。
现实中的一些特殊情形深具讽刺意味，那些从未受过专业的治疗训练或未熟练的人却亲自应付或至少是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病例。我个人在这一领域里的切身体会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里有此体会的一定大有人在。
有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生所受训练极其有限，甚至到了贫乏的程度。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他们才步入心理学，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迷狂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感官现象上，条件反射的细节上，无谓的音节上，白鼠走迷宫的游戏上，不过一种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的朴素的实验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训练相伴而生。
心理学家是外行人眼中的心理学家，是生活的指路灯，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离婚，为什么会滋生仇恨，为什么有人会变成神经病，他需要经常集中精力去应付这类问题。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精神病学者并且从未听到过精神分析法的小城镇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他也就能够静下心来投入必要的训练了。
令年轻的心理学家们惊讶的是，这些探索性努力竟然可以奏效。他对失败早已作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自然常常难免，但是对于那些他未抱希望的成功做何解释呢？
还有一些更出乎意料的经历。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实质的、详细的各类型人格的病例史，按照我的训练情况，我完全是出于偶然地治愈了我正致力探究的那种人格扭曲。
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一个学生询问我一般的忠告时，我就建议他去试试职业心理疗法并且解释说为什么我认为是必要的，他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解释一下心理学疾病的真相等等。有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消除现存的病症。
非专业人员比职业治疗者这类现象更为常见。实际上，应该认识到有些精神学者只不过不情愿相信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罢了。然而这很容易核对，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中，在社会工作者中，这类经验十分普遍，这还不算牧师、教师与医生。
只有依靠动机的、人际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现象。显然有必要注意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者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他向患者证明至少他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者都被理解成这样一个人：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病人也就能够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依托，从而就变得不那么脆弱、不那么焦虑了。
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有坚强的后盾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所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比起单单借助于已知过程的解释来，如果我们能予以基本需求满足以更大的意义，从而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有所补充的话，则这种解释要广泛得多。有些治疗现象是与这些满足同时出现的，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顺理成章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从根本上说，心理疗法不是一种唯一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物质在所有“良好”的人伦关系中都可以找到。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途径
基本需求只能在人际间得到满足，这是通过对于友谊、婚姻等等的人际关系的最科学分析得到的结论。这些需求的满足准确地说就是那些我们已经称作基本满足物的东西，即，安全的给予，爱，相属关系，价值感与自尊。
我们在分析人的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对良好关系与不良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区分。这一区分可以在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的程度之上，富于成果地实现。一种关系（如友谊、婚姻、家长、孩子之间的关系）将被（按照十分有限的方式）界定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良好关系，其良好程度于它扶持或增进相属关系、安全与自尊（最终是自我实现）；以及不良关系，其不良性在于没有任何的扶持或增进。
山川、丛林甚至动物都不能满足这些。只有从他人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理想的尊敬、保护与爱，也只有面对他人，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奉献这一切。而这一切恰恰发现是我们的融洽的朋友、融洽的情侣、融洽的父母子女、融洽的教师与学生所彼此给予的。我们从各种类型的良好人伦关系中追求的恰恰就是这些满足。恰恰是这些需求的满足成为产生优秀人材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它反过来又是全部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直接的目标的话）。
由此我们得出的总结推论是：从根本上说，心理疗法不是一种唯一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物质在所有“良好”的人伦关系中都可以找到。假如心理疗法从心理疗法的本质是良好或不良人际关系讨论的观点成立的话，它的这一侧面肯定会引起更大的重视。
如果能够仔细剖析一下作为我们良好人际关系范例的良好友谊的话，我们发现它们所提供的满足物要比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多得多。相互间接的坦率、信任、诚实、缺少敌意都可以被看作是除去其表面之外尚具有（附带）的表露性、宣泄性的释放价值。一种健全的友谊也允许表现出大量的服从、松懈、幼稚和愚蠢，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险，并且别人所爱所尊敬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勇气或作用，我们就能还我们的本来面目，感到软弱的时候正好是软弱，感到迷惘的时候得到保护，希望推卸成人义务时变得天真幼稚。
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说，一种真正良好的关系也能增进顿悟，因为一位好友或者丈夫会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提供分析性解释的等价物。
我们对于可以笼统地称之为良好人伦关系的教育价值的东西，一直读得很少。我们的欲望不仅仅在于求得安全、被人所爱，还在于不断地求知，充满好奇，揭开面纱，敝开心灵。此外，对于我们架构世界，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赋予意义的基本哲学冲动，我们也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只要良好的友谊或长幼关系在这方面提供出更多的东西来，就会或应该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实现于良好的治疗关系中。
我们完全可以就这一明显事实（因此而被忽略了）说几句话，即爱与被爱具有同样大的幸福感。但是现实中，爱的公开冲动被当作性的与充满敌意的冲动而被严加禁止——或许更有甚者。在极少几种关系中，也许只在这样三种类型的关系中我们才被允许公开表示爱慕之情：家长与孩子之间，爷孙辈之间，已婚者和情侣之间。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些关系中，它们也会让人很容易感到受压抑，并且混杂着尴尬，犯罪感，敌视、发生作用、为支配地位而斗争等等。
鼓励爱与情感冲动在强调治疗关系中只发表过极少的言论。只有在这里（也在各种“人格完善”小组中）它们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符合人们理想的东西；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努力清除了不健康的杂质，得到了净化，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这类事实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必要重新估价弗洛伊德关于移情与反移情的观点。这些来自于疾病研究的观点在涉及健康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它们必须加以扩充，把健全的与不健全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统统包括进去。
至少可以指出三种不同性质的人伦关系：支配与从属的；平等相待的；疏远或任其摆布的。这些关系连同治疗者与患者关系已被大量地说明过了。
治疗者可以把是看作其患者的主动的、起决定作用的、掌管一切的上司或者他可以作为一项共同任务的参与者与患者联系在一起，或者他也可以把自己变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静的、毫无感情的镜子，永不参与，永不带有（人为）人性地接近、永远保持分离。最后这一类型是弗洛伊德介绍的，但另外两种类型尽管正式些，实际上更加普遍，它们是唯一适用于正常人的情感的标志，因为精神分析的对象是反移情的，即非理性的、病态的。
正如水是鱼赖以生存并能从其中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样，如果治疗者是患者得以获得他的必要治疗所需物的媒介，那么考虑这种关系时必须从什么样的媒介最适合什么样的患者而不是从性质的角度。我们必须防止仅仅选择一种媒介作为研究对象，而把其他媒介一概排斥在外的做法。在优秀治疗者的治疗方法中要说发现不了所有这三类媒介以及其他尚未发现的媒介那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至此可以推断，普通患者将顺利成长在一种温暖、友爱、民主的伙伴关系中。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并非最佳的气氛太多了，根本不允许我们把它变为规则。对于较为严重的慢性稳定性神经病病例说来这点尤为真实。
绝不能让那些将仁慈视为软弱的支配性较强的人任意滋长对治疗者的轻视。严格地控制、明确地限制随意性对于患者最终的获益将是必要的。朗克派们在讨论治疗关系的局限性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另一些人出于情感视为圈套或陷阱的忧虑，因而不能离群索居，否则就会害怕一切。深藏的罪恶感“要求”惩罚。轻率的、自我危害的东西需要确定的命令使其免遭难以挽回的自我伤害。
治疗者应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他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不允许有什么例外。毫无疑问的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原因，他会自我地倾向于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但是就其患者的利益考虑，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个体出发，对任何病例而言，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关系，那就无法设想心理疗法的其他任何资源会产生什么效力。这点大致成立，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永远不会被轻易进入也不会被轻易打破。然而纵使患者是与他所深恶痛绝的人或者是与对它抱有忧虑的人呆在一起，也根本用不着浪费时间去自我防卫、挑衅以及企图激怒治疗者作为自己主要目标。
总之，即使一种理想化的人伦关系的构成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须被看做是心理疗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就是配制全人类所需的基本心理药物的最佳媒介。
这一观点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意。如果为病人提供那些他本来完全应该是得自于良好人伦关系的特质就是心理疗法的最终本质，那就意味着心理学上的病人是从未与他人建立过良好关系的人。这与我们前面把病人界定为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尊敬等等的人的定义并不相悖，因为他只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这一切。这么一来尽管这些定义似乎成了同义反复，但是每一个定义都把我们向不同的方向引导，使我们得以领略治疗的不同侧面。
为心理治疗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这是为疾病所下的第二个定义产生的后果。心理治疗关系被大部分人看成是没有办法的措施，最后的援兵，因为大体说来只有病人才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它也就逐渐被人认为，甚至是被治疗者本人认为不过是像外科手术那样诡秘的、变态的、反常的，一种不幸的必要之物。
显然，这种态度绝不同于人们进入像婚姻、友谊或伴侣关系等有益情况。但从理论上讲，心理疗法类似于友谊，正如它类似于外科手术一样。那么就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健康的、令人梦想的关系，甚至是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人类理想关系类型之一。
从理论上说，人们应当盼望它，迫切占有它。这就是从以上的考虑中应该得到的推断。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常情。当然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识到了，但是它一定没有被神经病人固执地拘泥于病患的必然性加以完全的解释。不仅患者而且许多治疗者肯定都是用对于治疗关系本质的误解来解释它的。我发现当解释通过上述途径交待给潜在患者的时候，他们更乐于进入治疗之中。
可能描述为技巧训练的疗法诸层面中的一个层面，是疗法的人际界定的另一后果，这些技巧训练是：建立良好的人伦关系（慢性精神病患者不经特殊帮助无济于事）；证明这点具有可能性；以及发现它是令人愉快的和富于成果的。那么也就可以期待通过训练的转化他就能够与他人形成稳固深厚的良好友谊。
可以推测，他就会像我们大家一样，从我们的友谊中，从孩子中，从妻子或丈夫中，从我们的同事中，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药物。从这一观点看，疗法还可以以另一方式界定，即，它使患者有所准备以便独自建立令人向往的良好人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对健康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心理药物。
在理想的关系中，患者与治疗者应彼此选择，而且这一选择应超越名誉、金钱、技能和技巧训练，进而建立在普遍的人类互爱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阐明：它至少会缩短治疗的必要时间，使它对患者和治疗者说来显得更容易，更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治愈，使全部经验对两者都有裨益。这一结论的其他必然的结果将是从理想上说两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经验、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应当更为接近。
现在一定搞清楚了，治疗者的人格或性格结构即使不是至为重要的问题，也必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必须是这样一个人：能够轻松地进入心理疗法的理想的良好人伦关系之中。还有，他必须能够对各种各样的人，甚至与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和善、充满同情心，他必须是能够有把握地给予他人以尊敬。
就心理学意义而言，他就本质上是一个平等待人的人，即他以尊敬的态度看待他人只是由于他们是人，是具有独立人性的人。一言以蔽之，他在感情上应该是可靠的，他应当具有健康的自尊。此外，他的生活状况就理想上达到这样的良好程度致使他不再为个人问题所困扰。他应当是婚姻幸福、手头宽裕、广交良友、热爱生活，一般说来能够过得愉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好地揭开这一被精神分析者过早封闭的问题，即正式疗法期限结束后，治疗者与患者间一系列的社会性接触也被关闭了，这一点甚至发生于它们正在进行的过程之中。从逻辑上讲，我们已致力于打破那些阻挡心理疗法渗入他人关系与生活事件的封锁，因为我们已扩充并描述了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及使它产生的特殊药物。
心理疗法作用的良好人伦关系
从逻辑上讲，我们已致力于打破那些阻挡心理疗法渗入他人关系与生活事件的封锁，因为我们已扩充并描述了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及使它产生的特殊药物。存在于普通个人的生活之中帮助他向着上述心理疗法的终极目标前进的那些事件与那些关系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起心理疗法作用的，就算这是非专业的，并没有受益于职业治疗者。可见心理疗法研究的一个课题是探究良好的婚姻，良好的友谊、良好的父母、良好的工作、良好的教师等所带来的日常奇迹。从这种看法中直接产生的原理是，当患者能够接受和控制治疗关系时，技术疗法应该更依赖于引导患者进入这些关系中去。
与职业者不同，我们无需担心交付给业余者保护、爱与对他人的尊敬这样一些重要的治疗工具。尽管它们自然是极具威力的工作，但绝不因此成为危险的工具。我们可以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爱某人、尊敬某人但绝不可能伤害他（除非偶然的神经病患者无论如何其病情已经极不景气了）。如此期待是正当的，关心、爱与尊敬这些力量几乎永远只会带来好处不会带来害处。
接受了这点，我们就有理由确信不仅每一个普遍人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治疗者，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这一推论，应该认可它、鼓励它、普及它。至少这些可以被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基本要素的东西能够名扬天下。
大众心理疗法（运用大众健康与个人药物之间对比的相似性）的一个清楚的任务即是将这些事实传授别人及散播与世间，肯定每一位教师、每一位患者、理想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理解它们、运用它们。人们总是到他们所尊敬、所爱慕的人那里寻求忠告与帮助。心理学家、宗教家们也就没有理由不使这一历史现象程式化、理论化、并宏扬到普遍性的程度。愿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每当他们恫吓他人或没有必要地侮辱伤害或者摆布、排斥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心理学的创发力量，即使这些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希望、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学上的民主、慈爱以及勇敢这些心理治疗的力量能够深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心理疗法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对抗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
心理疗法与良好社会
我们讨论一下与良好人伦关系等同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定义和内涵。这一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他的成员，反过来就意味着良好。依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帮助、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伦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伦关系。
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基本需求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视与驾驭。
尤其应说明，治疗的或者病理的后果是由社会的压力与制度的压力造成的，使更大的、基本的及次要的收益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真实。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另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别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
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足以明白不能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一个社会折衷一下，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等。
我更着重的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培养力量与健康培养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社会明显地具有两种不稳定平衡的摇摆不定性。这些力量得不到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文化的主观阐释是我们抛开上述一般观点而转向个人心理学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实际性问题。按照这一观点，对于这一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到太多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可以理解当他的邻人审视同一个文化、同一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
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的。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是：疗法可以被当作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上大多数成员都主观上产生病态时。
心理疗法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对抗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这么说，在基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者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
如果将心理疗法大力推广开来，心理治疗者每年就有千百万个求助者，那显然这些与社会本质抵触的微小力量将会变得强大起来，那么社会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变化将偶尔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伦关系的温馨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影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变化。或许学习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人格完善”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排除病态，如果恐怖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来自于社会之中，尽管这会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类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
这一套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从而极易被误解，至少它对人们的误解是一种诱导。也许用不着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修理及幻想的东西），并且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良好状况如何？社会的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固有的困难角度看，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
完美无缺的人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但我认为，人类比起人们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至于完善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见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了可能。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人中间、家庭中间、人群中间都可以得到，那么对于人说来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两人、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依好坏等级排列起来。
另外我们了解了很多改进两者、群组与社会以便排除异常变化的可能性。改进个人可能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进步”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特殊现象，并不应当期望太深。
精神分析者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动用顿悟。在东方，精神启悟者和引导者经常也会支持这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丰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教训，这些人现在正献身于扬弃自我实现的“强刺激”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如下所述，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显然是持续深化的表述。普通社会越是健康，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才是病态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验得到帮助或者治愈。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极可能被接受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治愈也就越是容易，因为有足够多的东西来扶持。良好的生活经验、良好的友谊等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减弱直至消失。显而易见，这类易于试验的若干定理是完全成立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有可能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问题：“在最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种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就算这样，只要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研究敞开的话，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的可能性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小。为有利于神经病需求满足，当基本需求满足被人放弃之后，它们经常甚至得不到人们的追求与渴望，即使它们被提供出来，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
现代心理疗法训练与理论角色
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的可能性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小。为有利于神经病需求满足，当基本需求满足被人放弃之后，它们经常甚至得不到人们的追求与渴望；即使它们被提供出来，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从上述这一连续整体中得出一个论点：为患者提供怜悯于事无补，因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误解它，最终拒绝它。
顿悟疗法就这一点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别的疗法都不顶用，建议不行、宣泄不行，病症治愈不行，基本满足不行。因此超越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步入了另一个天地，那是一个被其自身法制所统辖的地方，在这里所讨论的全部原理若是不经修改或限定便不再运用了。
技术疗法与非职业疗法之间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区别，我们在它的早期并未为它添加任何东西。然而后来必须这么做，因为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发现开始，心理学发展正将心理疗法从一种无意识的技巧转变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应用科学。而且存在着一些适用的心理治疗工具，但它们并未自动地适用于良好的个人的，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些智力超群再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些新技巧的严格训练的人。它们是人为的技巧，不是自然的或无意识的技巧。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可以不借助于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而被传授。
我只谈一谈这些技巧当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产生顿悟，也就是说努力使他的无意识的欲望、冲动、禁锢、思想对他说来成为有用的（发生分析，性格分析、抵触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这一工具使得具备必要良好人格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比起只具备良好人格却没有职业技术的人来大占优势。
造成顿悟的技巧似乎始终没有超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外。自由联想、梦境解析、日常行为意义的阐释是治疗者帮助患者获得意识顿悟的重要途径。还可以任意举出一些可能性但都是一些次要方面。导致某种方式的人并利用这一分离的松弛技巧以及各种技巧并不比所谓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纵使它曾被更好地运用过。
其实这些技巧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技巧，只要他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接受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适当训练课程。不错，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在使用它们的功效方面存在着个人的差异。从事顿悟疗法的一些学者比起另一些学者来具有更好的直觉。我们可以看到被我们归为良好人格的那类人比起没有具备这类人格的人来将会更为有效地适用它们，所有的精神分析学院都包括对学生的人格要求。
能够意识到心理治疗者自我理解的必要性，这是另一个弗洛伊德给予我们的伟大发现。当治疗者的这种顿悟的必要性被精神分家承认的时候，持另一种见解的心理治疗者们尚未正式承认这是一个错误。
从这里描述的理论中得出，使得治疗者的人格变得更好的任何力量因而也会把他变成一个更好的治疗者，精神分析或治疗者其他深刻的疗法能够有助于这点。即使有时它没能完全治愈，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疗者意识到那些可能成为他的东西，意识到他内心之中冲突与受挫的根源。结果，当他与患者交往的时候，他就能够忽略自身的这些力量，并且调整它们。由于总是意识到它们，他就能够用理智来控制它们。
治疗者的性格结构曾经是比他所学的任何理论及他所运用的意识技巧都更重要的因素。但是这种重要性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出色的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的重要性已经渐渐削弱，这种情况会愈来愈明显，而他的训练、他的才华，他的技巧、他的理论已经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尽可以放心，将来有一天它们会成为决定因素。
我们曾称赞过心理疗法的这些技巧是出于这些简单的原因：首先是过去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疗者可以获得，其次是因为在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领域里它们永远都有用武之地。靠抛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找牧师或是精神分析者不再是理智恰当的了。高明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把直觉手段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们看到改善后，职业心理治疗者不会被利用来服务于消除担忧、给予支持及其他需求满足的意图，因为我们将从非同伴中得到这一切。一个人将为简单满足疗法或释放疗法无能为力的疾病而来，而这些疾病只有那些不是被外行所运用的职业技巧才容易接近。
从上述理论中却有可能推导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假如疗法能对相对健康的人们起作用，那就可能使技术疗法重点针对最健康的人。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改变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者以及存在分析者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占用来训练、教育以及分析年轻的治疗者。教育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对于一个治疗者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认为在暂时放开顿悟疗法这一主题之前，有必要将它与需求满足之间隐含的二分法分辨一下。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顿悟（冷静的，不带情感的认识）是一回事；机体的顿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学派有时谈到的彻悟就是承认这一事实：仅仅对于基本病症的认识，甚至再加上对于病源的认识以及对于它们在当今心理机构中能起作用的认识本身常常是不具疗效的。同时不应该有情感的体验，经验的真实再现，宣泄以及反作用。也就是说，彻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顿悟通常是意动的，需求得到满足或受到挫折的体验，是真实地体验到被人所爱、所遗弃、所鄙夷、所排斥或所保护，这是一种更有趣的论题。分析家所谓的情感最好被看作是对于实现的反应，比如，父亲真心爱他是把他当做梦幻地复活了一个20岁青年的经验（受压抑、或者被曲解至今）的人，或者通过切实地经历了恰当的情感体验，他猛然意识到他原来一直对自己钟爱的母亲心存恨意。
我们称这种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动的成分同时并存的丰富经验为机体的顿悟。但是假设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主要研究情感的体验。我们必须不断地拓展这一经验以便容纳妥协成份，我们最终应当发现我们是在谈论机体的或整体论的情感等等。对于意动经验来说也是这样，它也将拓展到全体有机体的非机能经验。最后一步将是意识到除了研究者方法的角度不同外部机体顿悟、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最初的二分法将被轻易地视作过于拘泥于原子论从而无法达到主题的人为之物。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他缺少了什么，学会他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学会表明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
自我心理疗法与认知心理疗法
自我疗法与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相比而言，从理论上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同时又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他缺少了什么，学会他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学会表明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我们完全可以说，按照这一理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比起他们所意识到的更有可能自我治愈在普遍存在的大量的轻微失调。
爱、安全、归属关系、尊重他人几乎成了对付情境紊乱甚至是对付某些轻微性格紊乱的灵丹妙药。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拥有爱、尊敬、自尊等，他就能够有意识地把它们寻觅到。当然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会比试图无意识地补偿它们的匮乏来得更好、更富于成效。
即使许多人已经获得了这种能力，使他们能比一般人在更大程度上能够自我治疗，他们也仍旧有很多需要向职业人员请教的问题。首先，在严重的性格紊乱或存在性神经病方面，清晰地理解产生、诱发或维持意动力量是很必要的，此后对于病人的治疗才能超越单纯的改善效果。正是在这里造成意识顿悟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必须得到运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换这些工具而只有受到过职业训练的治疗者才能运用它们。
就永远治愈而言，一旦一个病例被认为是严重的了，那么来自于外行、来自于迷信的帮助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这是自我疗法的基本局限性所在。自从这一观点最初被表述以来，有关自我疗法方面的有趣著作已出现了。他们的主张是：个人他自己的努力能够逐渐达到职业分析家所达到的顿悟，但却不是那一层次的顿悟。这一点并没有遭到大多数分析者的否定，但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样做就得需要病人具有超常的努力、耐心、勇气以及坚持不懈。
我相信，对于许多论及人格完善的著作来说，同样的情形也是真实的。它们当然可能是会有所助益的，但没有职业者或是“导师”、宗教领袖、向导等的帮助，人们绝不应该依赖它们以期产生巨大的改观。在小组疗法中，他不仅学习如何同至少一人建立这种良好关系，而且在治疗者的监督下，开始同整整一组其他的人一起实践这一能力。
完善人格的心理疗法
能够使小组疗法获得更大的尊重是我们心理治疗方法的最终含意。我们大量地强调过这一事实、即心理治疗与人格完善是一种人际关系，基于前面的原因，我们应当感觉到把一对人扩充为一个更大的且很可能会大获裨益，如果普通疗法可以被想象成二人理想社会的缩影，那么小组疗法就可以被想象成10人理想社会的缩影。我们已经具有试验小组疗法的强烈动机了，也就是说节省金钱与时间以及使得心理治疗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具有更加广泛的可能性。
但除此以外，我们目前的经验材料表明小组疗法与学习小组可以做到个体心理疗法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当患者发现小组的其他成员是同病相怜时，发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冲突、他们的满足与不满，他们的潜在冲动与思想在社会中可能已经是十分普遍的时候，他们也就易抛弃单一感、孤独感、犯罪感或罪恶感。这就削弱了这些潜在的冲突与冲动诱发精神疾病的力量。
在治疗的实际实践中暴露出另一个期待，患者在个人心理治疗中至少要同治疗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人们也就希望他能够将这一能力发展到他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去。他常常可以奏效，但有时却也无能为力。在小组疗法中，他不仅学习如何同至少一人建立这种良好关系，而且在治疗者的监督下，开始同整整一组其他的人一起实践这一能力。一般说来实验的结果已经得到了，尽管不会太辉煌，却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我们急于进行更多的小组心理疗法的研究的原因，恰恰因为这种经验的材料及理论的推论，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心理疗法颇有前途的先导者，而且还因为它肯定会教给我们许多普通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有关广义社会理论方面的知识。
所有的小组疗法都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敏感度训练，还是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研究班和实验班。尽管程序不同，但可以认为它们都具有所有治疗者相同的遥远目标，即自我实现，充满人性，更加充分地利用种属与个人的潜力等等。像任何一种心理疗法一样，到了称职者手里它们就会创造出奇迹来。然而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理解在非专业者控制下，它们会无济于事或者带来危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
这一结论自然不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完全同样的结论对于外科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职业者说来同样真实。我们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外行或非职业者如何能够选择颇具能力的治疗者（或内科医生、牙医、宗教师、启蒙者、教师）避免选择能力平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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