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和唤醒存在价值，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的巨大发展。人会变得更坚强、更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
——马斯洛通常情况下，人内部沟通的障碍将间接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无论是来给予还是接受，人与世界之间的沟通，主要依赖于双方的同型性——结构或形式的类似。
影响学习沟通的间接因素
通常情况下，人内部沟通的障碍将间接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无论是来给予还是接受，人与世界之间的沟通，主要依赖于双方的同型性——结构或形式的类似。世界能传递给人的仅仅是他配得上的、应得的或“企望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能从世界接受的和能给予世界的，仅仅是他自身存在的。
正如李希滕贝格所说：“著作就像一面镜子；假如是一只类人猿向里看，绝不会有什么天使向外看。”
研究人格内部结构的根本目的：理解人能传递给世界什么，理解世界又能传递给人什么。每一个医师、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教师对此都有直觉的了解。
在这里，沟通是广义上的意义。概括了全部感知和学习过程，全部艺术和创造，概括了始发过程的认识次级过程的沟通。我想谈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东西，以及能触及我们的一切；谈我们无言语和无意识表现的东西，以及我们能清楚说出或构造的一切。
人具有外部类似困难的内部困难引出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我们应该期待我们和外部世界的沟通能随着人格发展的改善而改善，随着人格的整合和完整，随着摆脱人格各部分之间的内战而得到改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改善对实在的认知。因此，一个人能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变得更有理解力。尼采说：“一个人必须为自己赢得名望才能使别人理解他。”当然，这也表示他能看出偷窃的不存在，那又意味着人品在外表和举止中变得可见了，至少对于强烈感兴趣的观察者是如此，也就是说，人品把自身传递给那些能理解它并赞同它的人。
莫做自我灵魂中的窃贼
首先，应该搞清这里所指的内部沟通的失败是什么意思。从根本上说，最简单的例子是人格的分裂，而通常其中最富戏剧性、最熟知的是多重人格。凡是能够找到的这一类病历我都进行了审查，包括几例我曾亲身接触的，连带审查了不那么带戏剧性的神游和健忘症。在我看来，它们都落入一个一般的模式，我能作为一种初步的普遍的理论表达出来，它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会有些效用，因为它能说明我们所有人的某些内部分裂问题。
在我所知的每一例中，那个突然爆发进入意识并控制全身的“人格”是冲动性的而不是有控制的，放纵自己而不是克制自己，大胆、粗鲁而不羞怯，藐视习俗，热衷于享乐，侵犯他人、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不成熟。在我所知的每一例中，具有“正常的”或外现的人格的人是一种羞怯的或安静的或含蓄的人，往往多为女性，因循惯例并有控制，谦恭甚至能克制自己，不侵犯别人，“善良”，但往往胆小怕事，并容易受欺。
很显然，这是一种比较不极端形式出现的分裂现象，而且我们在所有人当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是冲动和控制、个人要求和社会要求、不成熟和成熟、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和承担责任等等之间的内部冲突。我们既在成为恶作剧的小淘气鬼，又在成为清醒、负责、能控制冲动的公民，在这些方面我们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减少分裂和更加整合。
顺便说，这也是对多重人格理想治疗的目标：保留两种或全部人格，但要有一种优美的融合，或在意识控制或前意识控制下的整合。
这些多重人格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交往。他们不同地谈话，不同地书写，沉迷于不同的活动，以不同的表现陷入情网，选择不同的朋友。在我接触到的一例中，“任性人格儿童”写一手大笔、散乱的字体，说儿童的口头语，并时有拼音错误；“能克制自己、受人欺压”的人写的字却是小心翼翼的、因循惯例的、守规矩的中学女生的手笔。
也可以这样说，一种“人格”渴望读书和学习，另一种却坚决排斥，因为他太没有耐性，也没兴趣。如果我们曾想到让他们一试的话，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在我们其余的人中，我们自己的那些遭到拒绝并被逐入无意识存在状态的部分也能突然发作，而且必然会如此，而且对我们和外界的沟通，不论是吸收和输出，都将产生公开的影响，既影响我们的行动，又影响我们的认识。要想证明这些是很容易的，一方面通过投射测验，另一方面通过艺术表现。
通过投射测验，与其说它表明世界在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组织世界，我们能从世界中取出什么，不如说我们能让它向我们说明什么，我们选择观察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在选择中拒绝倾听拒绝观察的是什么。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我们的表现面上，我们表现我们是什么，我们分裂到怎样程度，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相应地分裂、偏颇、片面到怎样程度。我们整合、完整、统一、自发以及能充分发挥作用到怎样的程度，那么，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完整、独特、有自己的风格、活跃并富有创造性，而不是受到抑制、习俗化和矫揉造作的，并成为诚实的而不是假冒的。
临床经验表明，这既适用于绘画和文字艺术表现，又适用于一般的表现动作，或者也适用于舞蹈、体育运动和其他全身活动的表现。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有意对他人施加的沟通作用，而且它也适用于我们非有意施加的作用。
我们自身内部的那些遭到我们排斥和压抑（出于畏惧或羞耻心）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是它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潜伏起来。我们人性中的这些潜在的部分可能对我们的沟通产生影响，它们往往都是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或者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是我们的一部分，例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支配了我”。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生物学现象，而且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文化的事情。我们必须讨论人性中的类似本能的因素，讨论那些人性内在固有的方面，而不论文化怎样，哪怕是在卑怯的方式下，它们仍将继续影响我们的表现。
文化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不是充足的原因。但我们的生物因素也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而不是充足原因。的确，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能学会一种口语。但同样真确的是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一只黑猩猩却不能学会说话。我之所以会这样说，因为我模糊地觉得沟通是太绝对化地在社会学水平上受到研究，而在生物学水平上研究得很不够。
追踪上述这一问题，探讨人格内部的分袭如何污染我们和世界的沟通，我将援引几个著名的病理例子。我引用它们还因为它们似乎是一个普遍规律的例外，这个普遍规律认为，健康的和整合的人会成为一个优越的感知者和表现者。有大量临床和实验的证据支持这一概括；例如，H·J·爱森克和他的同事的工作。然而也有例外迫使我们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控制和防御方面正在瓦解或已经瓦解的人。于是，这样的人倾向于溜回个人自身内部的世界，他和他人以及自然界的接触往往会被破坏。但这也包含着他和世界沟通中的某些破坏。对外界的畏惧，他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内部的冲动和呼声也变得十分高涨，扰乱了现实的试探。但也很真确的是，精神分裂患者有时表现一种局部的优势。由于他太陷于被禁止的冲动和始发过程认知，他偶尔会在解释他人的梦和探测他们深藏的冲动中显得非常敏锐。例如，探测他人隐藏的同性恋冲动等等。
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治疗精神分裂的医师自己就是精神分裂者。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报告，以前的患者能成为特别优秀和理解病情的护理员。这方面的有效性与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原理大致相同。我的一些朋友是精神病专家，他们现在正在寻求这种参与性理解，办法是用LSD（一种麻醉药）或墨斯卡林取得一种短暂的精神病体验。夸张一点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能从精神变态中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在“陶醉”型变态人格中。可以简略地描述他们为没有道德意识，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感，没有对他人的爱，没有抑制，很少控制，他们能相当有效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会变成伪造者、骗子、重婚罪犯、娼妓、靠机智而不是靠努力工作赚得生计。
这些人，一般不能理解他人的良心谴责、悔恨、无私的爱、同情、怜悯、内疚、羞耻心或难为情，因为他们的认知很贫乏。你自身不懂什么，你也不能认识或理解什么。它不能向你传递它自身，由于你是什么，所以它迟早会传递自己的信息给你。精神变态者，即使起初那么兴高采烈地无忧无虑，寻欢作乐，没有神经质，但他最终会被看作是冷酷的，可憎的和可怕的。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例证，它表明，病态虽然包含沟通的普遍切断，却也包含着在特殊的方面有更高的敏锐和技巧。在觉察精神变态因素方面，精神变态者是非常敏锐的，不论我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能认准并利用我们心中的骗子、膺造者、说谎者、偷窃者、伪装者、假冒行为，并能利用这种技巧谋生。他说“你不能欺骗一个诚实的人”，并非常相信自己具有探测任何“灵魂中的窃贼”的能力。当然，这也表示他能看出偷窃的不存在，那又意味着人品在外表和举止中变得可见了，至少对于强烈感兴趣的观察者是如此，也就是说，人品把自身传递给那些能理解它并赞同它的人。如果有人认为，一个过程必然先于另一个过程，那么他们肯定是误解了我的看法。我觉得，它们是并列的，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的开端，也就是说，接受外部世界的X，能有助于接受内部世界同样的X。
协调个人内部外部的关系
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能特别清楚地看出个人内部的沟通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两者的密切关系。请注意因为我的论点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每一个人（不论男或女）的内部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此处最极端的例子，男子妄想狂者经常有被动的同性的性关系渴望——一种想被强壮男子鸡奸和污辱的愿望。这一冲动极为可憎，不能为他所接受，他力图压抑它。他用投射法帮助自己否认他的渴望，把它从自身中分裂出去；同时让自己想别的事情，谈别的事情，并集中注意于有吸引力的主题。是他人要强奸他，不是他愿意被强奸。因此，这些患者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猜疑性，它能以最明显的哀婉情绪表现出来。例如，他们不愿让任何人走到他们背后，他们会保持背靠墙的姿势不动等等。
这听起来并不是很疯狂。女人，总是被看成引诱男人的妖妇。男子在爱上一个女子时会变得温柔体贴，不自私而且文质彬彬。假如他们生存在一种把这些作为非男子气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会迁怒于女子，因为她们使他们变得温柔多情，为了证明女人漂亮外表内隐藏的可憎灵魂，于是他们编写萨姆逊和戴莉拉的神话。他们投射恶意。他们谴责镜子，因为镜子有反映作用。
美国的女人，特别是“进步的”和受过教育的美国女人，她们经常排斥自身上很严重的依赖、被动和顺从，因为这些在她们的潜意识中意味着放弃自我或人格。于是，这样的女人倾向于把男人看作可能的统治者和强奸犯，并按照这样的理解对待男人，驾驭男人。
为了这样的理由以及其他理由，在多数文化中和多数时代中，男人与女人是彼此误解的，彼此不是真正友好的。从实际的客观情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彼此沟通一直是不好的，常常是一个性别统治另一个性别。为了能够相互生存下去，他们切断女人世界和男人世界的联系，并依据男女性格有很大不同而无交迭的观点进行彻底分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能得到某种类型的和平，但肯定不会有友谊和相互理解。心理学家关于两性之间改善理解必须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荣格派以特殊的明晰说明的心理学解决，但也是一般都同意的答案：性别之间的敌对主要是个人内部（他或她的内部）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间的无意识斗争的一种投射。两性之间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
假如在男子自身内部，他正在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确定为女性的品质进行战斗，那么，在外部世界他也会同这些同样的品质进行战斗，特别是当他的文化珍视男子气胜过女子气时。如果认为女子气是富于感情，或缺乏逻辑，或依赖性，或爱色彩，或对孩子温柔，他会惧怕他自身中的这些品质而向它们作战并力图成为反向的人物。他在外部世界中也会向它们作战，拒绝它们，把它们完全移交给女人等等。
在这里，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是一种极端二歧化的、非此即彼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方法，但哥尔德斯坦、阿德勒、柯尔齐布斯基等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这同一问题，我在心理学层面的说法：“二歧化意味着病态化；病态化意味着二歧化。”认为你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人，那么除了是一个女人，别的什么也不是，有这样认识的男人注定要同内部自己作斗争，并永远排斥女人。他懂得心理“两性”事实到怎样的程度，意识到非此即彼定义的专断和两极化过程的病因性质到怎样的程度，他在怎样的程度上发现差别能彼此融合并形成一定结构而不必彼此排斥和相互敌对，他也将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一个更整合的人，能接受并享受他自身内部的“女性”。假如他能和他的内部的女性和谐相处，他便能和他外部环境的女性和谐相处，更理解她们，减少对待她们的矛盾心情，甚至更赞美她们，因为他认识到女性比起他自己的衰弱得多的变式是多么优越。你肯定能和一位你所敬重和理解的朋友更好地交往，这和你同一位你惧怕、憎恨而深感神秘的敌人交往大不相同。要和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交朋友，最好先同你自己身内的那一部分交朋友。
如果有人认为，一个过程必然先于另一个过程，那么他们肯定是误解了我的看法。我觉得，它们是并列的，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的开端，也就是说，接受外部世界的X，能有助于接受内部世界同样的X。宏观的理论答案似乎在于把握整合的方向，摆脱分裂和压抑。当然，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学术运动自身也能很容易变成分裂的力量。
认识始发和次极两种过程
在那些必须成功地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人中，他们更强烈地倾向于抛弃内部心灵世界而支持作为常识的“现实”的外部世界。而且，环境越强硬，对内部世界的排斥必然也越有力，而对于一种“成功的”顺应说也更危险。于是，对于诗意、幻想、梦境、情绪激动的畏惧，在男人中比在女人中、在成人中比在儿童中、在工程师中比在艺术家中更严重。
还请注意，我们这里又有一个关于深刻的、西方的或许也是一般人类的二歧化倾向的例证，认为在可供选择的或不同的事物之间，一个人必须选择其一或另一事物，而这含有排斥未被选中对象的意思，好像一个人不能同时兼有二者。
我们又有了这样一种观点，无论是在游戏、诗意、美感、始发创造性等方面，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在自身内部对于哪方面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我们在外部世界中对那方面也会同样的盲目和耳聋。
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这个例子显得更加重要。在我看来，协调这种二歧化的努力对于教育家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出发点，而且有助于完全解决全部二歧化的任务。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客观现实的开端，能教育人类中止以二歧式的方式思考问题，学会以一种整合的方式思考问题。
对于那种过分自信和孤立的唯理论、唯文字论、唯科学论（这些论调正在集结势力），这是强大正面攻击的一个方面。宏观语义学家、存在主义者、现象学家、弗洛伊德主义者、禅宗佛教信仰者、神秘主义者、格式塔治疗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荣格派、自我实现心理学家、罗杰斯派、柏格森派、“创造性”教育论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无不这样认为，语言、抽象思维、传统科学是有局限性的。思维和科学曾被认为是控制黑暗的、危险的、邪恶的人类深层动机的手段。
但现在我们确实知道，这些深层动机不仅是神经症的源泉，而且也是健康、欢乐和创造性的源泉，我们开始谈论健康的无意识、健康的倒退、健康的本能、健康的非理性和健康的直觉。我们也开始希望通过这些方面达到拯救我们自己的目的。
宏观的理论答案似乎在于把握整合的方向，摆脱分裂和压抑。当然，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学术运动自身也能很容易变成分裂的力量。分裂因素显然也包括反理性主义、反抽象主义、反科学、反智力论。得到恰当说明和构想的智力是我们最伟大、最强有力的整合力量之一。在可行的高统治世界里，人人都有对世界和他人的感情，有大哥哥般的责任感和对世界的信任感，和世界打成一片的情感，而不是敌对感和畏惧感。
改善与世界沟通的理论基础
在我们试图理解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时，自律和同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我们会很容易地同意安贾尔的说法：在我们内部有两大意向或需要，一种趋向自私，一种趋向无私。从自律的自身看，它倾向于引导我们趋向自我满足，趋向和世界争胜的力量，出于它自身的法则愈益充分地发展我们自身内部独特的自我，亦即出于它自身内在的动力、心灵自生自长法则而非环境的法则。这些心灵的法则和外部现实非心灵世界的法则是不同的，是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这一对自身同一性的追求，或对自我（个体特征、自我实现）的探索，已经由于成长及自我实现心理学家的努力，对于我们肯定都很熟悉了，且不谈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学派的神学家。
但我们似乎也意识到有一种与上述倾向矛盾的倾向，而且是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放弃自我，使我们自己淹没于非我中，放弃意愿、自由、自我满足、自我控制、自律。由于它的病态形式，导致了血统、乡土和本能浪漫主义，导致受虐狂，对人的轻视，不是寻求完全在人以外的价值，就是寻求人的最低动物本性以内的价值，两者都出于对人的轻视。
我之所以在高自律和低自律之间进行区分，我希望这样做能表明，这些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同型性，并由此为改善人格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打下一个理论的基础。
人身上发现的自律和力量，在感情上可行的人与感情不可行的人是截然不同的。非常宽泛但并非不太准确地说，是世界争胜的人格的增强，这种争胜是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歧方式中进行的。在这种方式中两者不仅是完全分离的，而且是相互排斥的，好像彼此是仇敌，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自私的自律和力量。在这个丛林式的世界中，这样的人是凶狠的狼。在我最初用猿猴来研究“力量”的这些不同性质时，我把这称为专制的或法西斯的统治。在以后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它被称为不可靠的高统治。
在可行的高统治世界里，人人都有对世界和他人的感情，有大哥哥般的责任感和对世界的信任感，和世界打成一片的情感，而不是敌对感和畏惧感。这些人物的优越力量是为了欢乐，为了爱，为了帮助他人而利用的。
依据种种理由，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这些不同是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自律之间的不同，也是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同律之间的不同。我们也发现，这一区分使我们意识到自律和同律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彼此对立的；当人更健康、更真诚地成长时，高自律和高同律会在一起成长，一起出现，并最后趋向融合，构成一个更高的把两者都包括在内的统一体。在这种条件下，自律和同律、自私和无私、自我和非我、纯粹心灵和外部现实等等的二歧化都会趋向消失，并能看作不成熟和不完善发展的副产品。
在自我实现的人中，这种二歧超越可作为一件普遍的事情随时观察到，但它在我们大多数人中，只有在我们自我内部和自我与世界之间最高整合的时刻才能看到。在男女之间或亲子之间最高的爱中，当人达到力量、自尊、个人特征的极点时，他也同时会和他人打成一片，失去自我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我和自私。
在创造的时刻，在深刻的美感体验中，在顿悟体验中，在生孩子时，在跳舞时，在体育经验中，在其他我曾统称为高峰体验的时刻，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所有这些高峰体验中，人根本不可能明确地区分自我和非我。也可以这样说，人整合起来了，他的世界也整合起来了；他感觉良好，他的世界也显得良好了；等等。
首先请注意，这是一个实证的论述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或神学的论述，任何一个人都能重复这些发现。我可以确切无疑地断言，这是在谈论人的体验而不是超自然的体验。
其次请注意的是，这含有不同意各种神学陈述的意思。神学家认为，超越自我的界限意味着摒弃或否定或失去自我或个人特征。在普通人的高峰体验中以及自我实现的人们中，这些是越来越高的自律发展的终端产物，是达到自我同一的终极结局；它们是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不是自我湮灭的结果。
最后请注意，它们是暂短的体验，不是恒久的体验。假如这是进入另一世界，也总有回归日常世界的时刻。正如爱默生所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只能看到什么。”但现在我有必要再附加一句：“我们看到的什么又倾向于使我们相信它是什么和我们是什么。”
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对于更整合的人格来说，我们开始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认识它了，因为它影响着信息的接收和发出。例如，罗杰斯和他的同事的许多研究表明，当患者在心理治疗中有好转时，他以不同的方式变得更整合了，更“对经验开放”或更有效地理解，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更忠实地表现。这是我们实验研究的主体，而且许多临床的和理论的作者，他们在每一点上都赞同并支持这些一般的结论。
我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探索，但却获得同样的结论，这是一种对相对健康人格的直接探索。这些探索支持整合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方面的规定性；它们支持那个结论，认为健康人更自发，更善于表现，他们做出行为反应更容易、更全面、更忠实；它们支持又一结论，认为健康人能更好地理解（理解自己、他人、和现实的一切。尽管如我曾指出的，这不是一种一律的优越性。
有一个流行的故事，治疗师让精神病人说：“2+2＝5。”而神经症患者说：“2+2＝4，但我不能容忍它。”我或许也能附加说，无价值的人——一种新的病态——说：“2+2＝4，那又怎么样？”而更健康的人实际上会说：“2+2＝4，多么有趣。”
或者换一个方式进行解释。约瑟夫·鲍苏姆和我公布了一项实验报告，我们发现，看可靠的人照片上的面孔往往比不可靠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要热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仁慈心的投射呢，还是天真的投射，或是更有效的感知和理解呢？结果如何，仍有待未来的研究。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实验，以便能使被观察的面孔具有已知的热情或冷静的水平。然后，我们可以问，那些观察到或归属为更多热情的观察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他们对热情面孔或冷静面孔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有误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吗？他们是在要求自己喜欢他们的所见吗？
最后说几句关于存在认知的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现实最纯的最有效的观察和理解，尽管这有待于实验的检验。它是对认识对象的更真确更可靠的认识，因为它最超然、最客观、最少受到观察者的愿望、畏惧和需要的污染。它是非干预的、没有要求的、最能接受的。在存在认知中，二歧倾向于融合，分类倾向于消失，对象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观察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最容易发现。但我也曾在我所问过的几乎所有的人中都得到这种观察和认知的报告，是在他们生活最高潮、最快乐、最完善的时刻做出的。现在，我的观点是：仔细的研究表明，认识对象变得更个体化、更统一、更整合、更有趣、更丰富多采、更健康。而且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并能从任何一方开始。
也就是说，世界变得越完整，人也变得越完整。同样的，人变得越完整，世界也变得越完整。这是一种动力学相互关系，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信息的意义显然不只是依赖于它的内容，而且也依赖于人格能够对它做出反应的程度和范围。更“深的”含义只有更“深的”人才能理解。他的个子越高，他能看到的也越多。
正如爱默生所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只能看到什么。”但现在我有必要再附加一句：“我们看到的什么又倾向于使我们相信它是什么和我们是什么。”个人和世界之间的沟通关系是一种相互形成和彼此升降的动力学关系，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可逆的同型”作用。高水平的人才能理解高水平的知识；高水平的环境也倾向于提高人的水平，正如低水平的环境倾向降低人的水平一样。二者之间会相互影响以便使彼此更相似。这些看法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怎样相互帮助和彼此塑造。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和唤醒存在价值，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的巨大发展。人会变得更坚强、更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
人本主义教育的目标和内涵
在阿尔杜斯·赫胥黎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正处在一项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做出伟大综合创造的边缘。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最后的小说《岛》中有所阐述。虽然《岛》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为一部讨论人能变成什么样子的心理著作却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教育方面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在赫胥黎的理想国中教育体制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压倒多数的教师、校长、课程设计者、学校督察，让学生得到在我们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人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也不会常常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教授他们所教授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效率，即，在尽可能少的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情况下，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另一方面，少数倾向人本主义的教育家把培养较好的人作为目标，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目标。
传统课堂学习通常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使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很快就意识到，创造性会受到惩罚，死记硬背反而会得到奖赏，因而他们集中注意于教师要他们说些什么，却不求对问题的理解。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
实际上思想通常起阻碍学习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见，宣传、灌输和操作条件作用的效果统统都会消失。让我们以广告为例，对于广告的最简单的药剂。你可能在为广告的阈下效果和动机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为证明某一种牌子的牙膏有臭味，于是你就不会受世界上一切广告的影响了。
真相对外在学习的破坏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心理学班级对教授开的一次玩笑，当这位教授讲条件作用时，学生们密谋向他施加条件作用。教授没有发觉学生的恶作剧，开始越来越多地点头，到讲课快结束时他已在频频地点头了。当学生们告诉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时，他立即中止了点头。自然，此后学生不论怎样微笑也不能再使他点头。真相使学习消失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课堂学习确实是受到无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于真知而被破坏？
学生们已经浸透着外在学习的态度，并会像黑猩猩对拨弄者的技巧做出反应一样，自然会对分数和考试做出反应。在美国最好的某所大学中，一个男生坐在广场上读一本书，他的一个朋友走过他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读那本没有被指定的书？读一本书的唯一理由竟会是它可能带来外部奖赏。在外在学习的态度包围中，这样提问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说明大学教育中内在和外在方面的差异，举一个关于厄普顿·辛克莱的故事。辛克莱年轻时发现他攒不够大学学费，他仔细翻阅了大学学分制规则，发现有这样的规定：假如学生不能通过一门课，他将得不到这门课的学分，必须以另一门课的学分作为替代；对于这第二门课，学校将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已经为他的学分付过一次费了。辛克莱利用这一规定，故意让每门课都考不及格，结果赢得了自由的教育。
“赚取学位”这一说法概括了侧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传统的教育范式中，学生投资一定量的小时数（称为学分），然后便机械般地取得他的学位。大学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识都有以学分形式标明的“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所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是很少或全无区分的。例如，一学期的篮球训练正如一学期的法国哲学课一样赚取同样的学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学位被认为是最具有真实价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级学业前离校将会被社会看成是浪费时间，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剧。你们都听到过母亲悲泣诉说她的女儿中途辍学的愚蠢行为吧，为什么她要在高年级时去结婚，白白“浪费”她本来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学三年的学习价值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在理想的大学中，将不再有学分、学位、必修课。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想学习的任何东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行，我们在布兰代斯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并称它为“新生讨论会——理智生活入门”。我们宣布：这个课程不设必读或必写的作业，也不给学分，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课题。并且，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一个是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开业的精神病学家，并且期望通过我们对讨论会的说明和我们自己专业兴趣的说明能向学生表明谁应该来和谁不该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学生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有至少要对他的成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传统的学校教室里，情况恰恰与此不同，——那是强制性的，学生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进去听课。
在理想的大学中，任何需要内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学生群可以包括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儿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样（因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过感情和心灵学习）。大学将无所不在，它不再局限于一定建筑物和一定时刻，教师将是任何有体会并愿与他人交流的人。学习与生命同长，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为一种哲学启发的、高度教育的体验。
理想的大学将是一种教育的隐退，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学生们将选取种种主题，出席种种讨论会，虽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应走哪条路，但已在寻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技术教育。也可以这样说，理想大学的主要目标将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命的发现。
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实愿望和特征是什么，在哪种生活方式中它们能表现出来。你经过学习成为真诚的、忠实的，也就是让你的行为和言谈成为你内在感受真实而自发的表现。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避免真诚。你可能正处于一场战斗中，你的内脏正因恼怒在激荡，但假如电话铃响了，你仍会拿起话筒，亲切地应一声“喂”。真诚是虚伪向零点的下降。
有许多教导真诚的方法。训练组是一项尝试，它使你意识到你真正是怎样的人，你对他人怎样反应。途径是给你一个变得诚实的机会，说出你的内部真正在进行什么活动，而不是掩饰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们描绘为健康、坚强和鲜明的人，他们在感受内在心灵方面比普遍人更加灵敏、清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清楚自己不需要什么一样；他们内在的爱好告诉他们，某种颜色和另一种不协调，他们不需要毛衣，因为它使身上发痒，或肤浅的性关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相对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虚，失去和他们自身内在信号的接触。他们吃、喝、拉、撒、睡，都按钟点安排，而不是接受他们自己身躯的暗示。他们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标准为根据，从选择食物（它对你有益）和服装（它正时兴）到价值和伦理判断（我爸爸说的）都是如此。
我们非常善于使我们的孩子弄不清他们自己的内在呼声。某个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妈妈却回答：“为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喝点牛奶。”或者孩子说：“我不喜欢菠菜。”而她告诉他：“我们必须吃菠菜。”有能力察觉来自内部的这些信号是自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做妈妈的却弄得这些信号混淆不清，这对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益处。她也能很容易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菠菜，但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
有审美能力的人对于色调、外貌的协调、式样的适宜等等似乎比多数人有更清晰的冲动声音。同样，智商高的人对于理解真理、看出这种关系为真、那种关系非真似乎有强有力的冲动声音，正如有审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这个领带适合这件夹克衫而不适合那件一样。
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关于创造性和高智商之间有何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儿童似乎是那些有较强冲动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儿童。而非创造性的高智商儿童的冲动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他们变得遵循常规，总是期待父母或老师给予指导或启发。
关于伦理和价值问题，健康人也较有清晰的冲动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实现的人已经超越了他们文化的价值。他们与其说仅仅是某国人不如说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能客观地看他们的社会，喜欢它的某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
假如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教育就应该帮助人超越他们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作用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便有了一个如何才能克服他们的文化的问题。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你如何才能唤醒他对全人类的同胞意识，以便他长大成人以后能仇视战争并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呢？教堂和主日学校已经审慎地回避开这项任务，并以向孩子们讲授多姿多彩的圣经故事作为替代。
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应该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使命的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宿的发现。一部分要理解你是什么人，一部分要能够谛听你内在的声音，也就是发现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什么，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发现一个人的事业，或揭示一个人将为之献身的圣坛，发现一个人的终生事业有点像发现一个人的配偶。
在婚姻方面，有一个风俗要年轻人“进行实战”，和许多人接触，进行一、两次恋爱，在结婚前或许还要进行一次严肃的试婚。这样，他们才能发现他们在另一性别的成员中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时，那些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最终也恰恰能彼此发现并结识。在你寻找你的终生事业时，有时也有非常相似的事情发生。你感觉它很合适，或忽然你发现一天24小时似乎太短了，于是你开始抱怨人生的短促。
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有许多职业顾问根本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可能目的，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对于基本幸福所必需的。所有这一类型的顾问所考虑的只是社会对航空工程师或牙科医生的需要。没有一个人提及，假如你对于你的工作不满意，你就丧失了自我完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概括来讲，学校应该帮助孩子们观察他们自身的内部，并从这种自知中得到一系列价值观念。但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学校中并不讲授价值。这可能是从宗教战争时代传递下来的惯例。在那个时代教会和国家是分立的。统治者认为价值的讨论是教会的事，而非教会的学校只关心其他问题。在严重缺乏真正的哲学和训练有素的教师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不讲授价值也许还是一件好事，正如由于同样的理由不讲性教育一样。
对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结果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谈到一种内在的本质，谈到种族性，谈到动物性。这和欧洲存在主义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尤其是萨特的。
萨特认为，人完全是他自己的设计，完全是而且仅仅是他自己专断的、没有辅助的意愿的产物。在萨特和一切受他影响的人看来，一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种专断的选择、一种命令式的意志，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做什么事而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准则。萨特基本上否认生物学的存在，完全放弃了任何绝对的或至少是任何遍及全人种的价值。这非常接近于使强迫性神经病成为一种生活哲学，其中你能发现我曾称之为“经验空虚”的特征——不存在从内部发出的冲动声音。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大都更接近心理动力学家而不是萨特。他们的临床经验使他们设想人有一种本质、一种生物的性质、一个物种的成员性质。我们很容易就能说明“揭示”疗法能帮助人发现他的自我同一性、他的真实自我，简单地说，就是他自己的主体生物学，于是，他能进而实现它，“造成他自己”，进行“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种是唯一的一种物种，它发现自己很难为统一的物种。一只猫就是一只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猫似乎没有什么复杂性或矛盾或冲突，没有迹象渴望成为狗，它们的本能是非常明显的。但人种却没有这种明确的动物本能。我们的生物本质、我们的本能残余是微弱而难以捉摸的，而且它们很难把握，那些外在的学习比我们深蕴的冲动更有力量。这些人种中最深部的冲动处在本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的场所，它们在那里是非常微弱的、极端纤细娇嫩的，若想发现它们只有深挖，这也就是我说到的内省生物学的所在，生物现象学的所在。
也就是说，寻求自我同一性、寻求自我、寻求自发和自然的必要方法之一：闭上你的眼睛，隔断噪音，摒除杂念，放下一些事务，完全以一种道家的和承受的方式使自己放松。这里的技术就在于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会想到什么。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由联想、随意浮游，而不是有什么固定任务的活动。而如果你这样做取得成功，并懂得怎样去做，你将会忘记外部世界及其嘈杂声音，并开始听到一些微小的纤细的来自内部的冲动声音，来自你的动物本性的暗示，这些感受不仅来自你的普通的种族本性，而且来自你自己的独特本性。
这种现象不但有趣而且很矛盾。我一方面谈到揭示或发现你的特质，在全世界发现你和每一个他人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我又谈到发现你的种族性、你的人性。
正如卡尔·罗杰斯所说：“当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个人的同一性时，进入作为特殊而独特的自我越深，我们也越能发现整个人的种族，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会很容易使你想到R·W·爱默生和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发现你的种族性到足够的深度，这两方面将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懂得如何成为丰满的人意味着两种活动同时进行。你在主观上体验什么是你所特有的，你为什么是你，你的潜能是什么，你的风格是什么，你的步调是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身体的趋向如何，你个人的生物因素引你到何处，即你和他人有何不同。在这个过程的同时它又是了解一个人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了解你和他人有何相似之处。
教人了解生活的可贵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假如生活中没有欢乐，就不值得生活。很遗憾，许多人从未体验过欢乐，体验过那些我们称之为高峰体验的全面肯定生活的极少的时刻。弗洛姆既谈到能经常体验欢乐的乐生者，也谈到似乎从未体验过欢乐时刻的欲死者，这些人对生活的理解是微乎其微的。后者会追逐他们生活中的各式各样愚蠢的机会，换个方式说，他们为了摆脱自杀的痛苦念头，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意外事件来拯救他们。
在逆境下，如在集中营中，有的人认为生活每时每刻都很珍贵，不断地为求生而斗争，而另一些人却任自己毫无抵抗地走向死亡。我们研究发现，只要你能给那些进行局部自杀的吸毒上瘾者提供某种有意义的生活作为替代，他们放弃吸毒是很容易的。心理学家曾把酗酒者描绘为极度沮丧、厌烦生活的人。他们形容这些人的生存为一种无尽头的平板经历，没有任何高潮和低谷。柯林·威尔逊在他的著作《新存在主义导论》中指出，生活必须有意义，必须充满高度紧张的时刻才能肯定生活使它有价值。不然，死的愿望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谁甘愿忍受无尽无休的痛苦或烦恼？
我们知道儿童也有高峰体验，这在童年期是很常见的。我们也知道，传统的学校制度是一种压碎高峰体验、禁止它们出现的极端有效的工具。在教室中，老师很难容忍儿童欢娱的景象，而且他们不是自然地尊重儿童。自然，一间教室坐满35个孩子又要在一定时间内教完一节课，这种传统的模式会强迫教师比她教学生学习体验一种欢乐感时更注意秩序和安静。但一些官方的教育哲学和师范学院似乎由此得出一个不言自明的想法：一个孩子过得快活是危险的。要知道，甚至学习阅读、减法和乘法这样的困难任务（在工业化社会中是必须的）也能弄得很有吸引力并成为一种乐趣。
幼儿园教育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死的愿望，小学一年级能做些什么来增强生的愿望呢？也许它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孩子得到一种成就感。儿童在帮助某一比他们自己幼弱的孩子完成某件事时能得到很大的满足。不加管辖和约束能使儿童的创造性受到鼓励。由于儿童模仿老师的态度，老师能受到鼓励变成一个欢乐的、自我实现的人。父母把他们自己歪曲的行为模式传递给孩子，但假如教师的行为较健康、较坚强，孩子将转而模仿教师。
如何才能实现理想式教育呢？首先，不像作为讲课者、条件者、强化者和老板的教师的流行模式，道家的辅导者或教师是承受型的而非干扰的。
我有一次曾听说，在拳击界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觉得很不错并想当一名拳击手，到体育馆找到一位负责人说：“我希望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愿列入您的门下，我愿受您管教。”在拳击界，那时要做的事是试试他。好的经理会挑选出一位职业拳击手并说：“领他去拳击场，和他打几个回合，让我们看看他的能耐如何。让他把他的本事全使出来。”假如证明这位拳击手有希望，是一个“天生的”材料，好的经理就会接收他并训练他，看他是否能成为一位拳击家，一位更好的拳击家。
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风格是一种天赋，是给定的，他只能在给定的风格上建造他的未来。他不是一切都从头来过，他也不会让新生忘掉他已经懂得的，完全按一种新的模式来练习，那等于说，“忘掉你的身体类型”或“忘掉你的所长”。他承认他的现状并依据他自己的才能把他培育成一位他有可能成为的最佳拳击家。
我深深感觉这是能够使很多教育界起作用的方式。假如我们要成为辅助者、顾问、教师、引导者或心理治疗家，我们就必须接受有关的人并帮助他理解他已经成为何种类型的人，他的风格是什么，他的能力倾向如何，他适于干什么，不适于干什么，我们建造的基础是什么，他的有价值的原材料是什么，有价值的潜能是什么，我们造成一种接受他的本性的气氛，使他的压力减弱甚至消失，使畏惧、焦虑和防御降到最低的程度。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关心他，欣赏他和他的成长和自我实现。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像罗杰斯派的医师，他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怀”，他的和谐一致论，他的开放和他的照顾。的确，现在已有证据表明这能“使他显露出来”，使他有所表现，有所动作，有所尝试，甚至出错；让他自己为人所见。在这一点上的适当反馈，如在训练小组或基本的交朋友小组或非指示咨询中常见的那样，能帮助他发现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必须懂得珍视儿童在学校中的“闹剧”——他的狂想、入迷，他瞠目结舌的惊讶，他如醉如痴的热情。至少，我们以欣赏他冲淡的狂喜，他的“兴趣”，他的业余癖好等等。这些对发展有很大的助益。特别是能引向艰苦作业——坚持不懈的、全神贯注的、富有成果的、有教育意义的作业。
相反，我觉得也可以设想高峰体验、敬畏、神秘、惊奇或完美成就的体验都是学习的目标和奖赏，既是它的开端也是它的终局。假如这对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等等是真实的，我们也不应该试着把这些研究扩大为儿童的高峰体验的来源，这显然已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我在此有必要指出一点，我所得到的支持这些提示的有限知识和经验大都来自聪明的有创造力的儿童而不是迟钝的或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或病态的儿童。但我也应该说明，我在辛那侬社区中、训练组中、Y理论企业中、伊萨冷型教育中心中、格罗夫型幻觉剂研究中、莱因型精神病患者研究中，所得到的有关这些被认为前途无望的成年人的经验和其他这一类经验，已经告诉我绝不要事先就把任何人一笔勾销。
内在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要看到儿童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儿童的安全、归属、爱和尊重等需要得不到满足，他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儿童这时没有焦虑，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知道他属于这个世界，有人尊重他，需要他。在辛那侬的大部分吸毒者都曾提到，他们经历过一种几乎缺乏任何需要满足的生活。辛那侬社区里能创造一种气氛使他们觉得似乎自己是4岁的孩子，然后让他们慢慢地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在那里他们的基本需要能够一一得到满足。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使意识保持清新，使我们能不断地觉察到生活的美妙无穷。在传统的教育文化中，我们往往变得失去敏感，以致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劳拉·赫胥黎有一个小巧的立方形放大镜，你能插入一朵小花，然后观看立方镜各边的光线在花朵上的变化。注视片刻以后，观察者能忘怀一切并由此引起幻觉体验，似乎在观看一件东西的绝对具体的方面和它存在的美妙。保持日常体验清新的极佳方法是想象你就要死去，或和你朝夕相处的别的什么人就要死去。
假如死亡真正威胁到你，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事物，比你平常更密切地注意一切。假如你知道某人就要死了，你绝不会不带我们经验中常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专断本质去看他，你会更集中注意且更亲切地看他。你必须向定型倾向作战，绝不要让你自己以惯例态度对待任何事情。从根本上说，不论是历史、数学或哲学课，最好的教育方法都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其中的美。我们有必要教我们的孩子领会统一与和谐，领会禅宗的体验，能够同时看到短暂和永恒，能够在同一个对象中看到圣洁和亵渎。
再一次强调，控制我们的冲动是很有必要的。弗洛伊德治疗过分压抑者的日子早已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恰好相反，是每一种冲动都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但请注意，这里的控制并不是指过分压抑或无限度地压抑。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一套阿波罗式的控制系统，使控制和满足在一起发生作用，使满足带来更大的愉快。例如，他们知道，假如你坐在一张摆满美食的整洁桌前吃东西那将更为惬意，尽管准备烹调和收拾桌子要有更多的控制。在性欲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
理想教育的任务之一是超越虚假问题，并力求解决严肃的存在生活问题。一切神经症问题都是虚假问题，邪恶和痛苦的问题才是最真实的，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必须正视。是否有可能通过受苦达到高峰体验呢？我们曾发现，高峰体验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感情的欢乐，一种是理智的启示。两者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例如，性高潮在情感上可以是极为满意的，但不会以任何方式给人以启发。面临痛苦和死亡时，可以产生一种非欢乐的启示，如玛加尼塔·拉斯基的著作《欢乐》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有大量研究资料讨论死亡心理，而且我们也确实从中发现，有些人临近死亡时确能体验到启示，得到哲学的卓识。赫胥黎在他的著作《岛》中，举例阐明一个人如何带着和解和承受的心情死去，而不是以一种不庄严的方式被人世抛弃。
学习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选择者是内在教育的另一个侧面，你能教你自己进行选择。你面前放着两杯葡萄酒，一杯廉价的，一杯昂贵的，看你喜欢哪一杯。你是否能闭上眼睛分辨两种牌子的香烟有何不同。假如你不能分辨，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曾发现我能分辨好坏葡萄酒，因此我宁愿多花钱买好葡萄酒。另一方面，我分不出松子酒的优劣，因此我总是爱买便宜的松子酒。既然分不出优劣，你何必再分呢？
所谓的自我实现是什么？我们希望理想的教育制度造就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呢？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他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那么，是什么动机驱使他变成如此忙碌而胜任的人呢？一个原因是，所有自我实现者都有一个他们信仰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使命。当他们说“我的工作”时，指的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使命。假如你问一位自我实现的律师他为什么进入法律界，什么东西能补偿那许多繁琐事务的劳累，他最终会这样向你诉说：“原因很简单，我一看见有什么人捉弄另一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那是不公平的。”公平对于他是终极价值，他说不出他如此重视公平的原因，正像一位艺术家说不出他为什么美一样。
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会做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是为了终极价值的原故才那样做，这些终极价值似乎又是为了捍卫一些具有内有价值的原则。他们保护并热爱这价值，假如这些价值受到威胁，会惹得他们恼怒，激发他们行动，并往往做出自我牺牲。这些价值对于自我实现的人不是抽象的；它们是自我实现的人的一部分，正如他们的骨骼和血管一样。永恒的真实、存在价值、纯真和完美不断地激励着自我实现的人。他们越过了两极，力图看到潜伏的浑一，他们力图整合一切，使它内容更丰富。
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些价值是类似本能的吗？是生命体中固有的吗？就像对爱的需要或对维生素D的需要是生命体中固有的那样？假如你从你的食谱中排除所有的维生素D，你身体的机能将因此而减弱、甚至会导致死亡。
依此推断，我们也可以说爱也是一种需要。假如你剥夺了你的孩子们的所有的爱，那会杀死他们。医护人员已经懂得，得不到爱的婴儿会由于感冒而夭折。我们对真理的需要也是如此吗？我发现假如我被剥夺了真理，我会得一种古怪病——我好似患妄想狂一样，不相信任何人，怀疑每一件事，寻求每一事件的暗含意义。这种顽固的不信任肯定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真理的剥夺会导致一种病态——一种超越性病态。超越性病态是由于一种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疾病。
美的剥夺也能引起疾病。审美方面非常敏感的人在丑的环境中会变得抑郁不安。那很可能会导致很多不良症状，例如，头痛、精神低落等等。
我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美的和丑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当被试者在一间丑陋的屋子里判断所看到的人面照片时，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精神病、妄想狂患者或危险人物，这表明在丑的环境中人的面孔并由此推及人本身看起来也不好。当然，丑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依赖于你的敏感和你能不能较容易地使注意力从令人不快的刺激物转移开。进一步看，生活在一种不合意的环境中和龌龊的人在一起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假如你与美的和正派的人相处，你会发现你的精神较好，自己也随着提高。
公正是另一种存在价值。历史曾提出大量事例说明，当人们长期被剥夺了公正时会发生什么事。在海地，人们弄得对每一件事都怀疑，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不互相信任，认为一切的背后都隐匿着阴谋。
我对虚无的超越性病态非常感兴趣。我曾遇见过许多年轻人，他们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他们正在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心理病兆，所有条件显示他们能达到自我实现。
但他们受到了破坏和干扰。他们怀疑任何存在价值，包括人过30都会拥护的一切价值，并认为真理、善良、热爱等一类字眼完全是空洞的陈词滥调，甚至他们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丧失了信念，于是，他们能够做的一切仅限于以一种毫无意义和破坏的方式表示抗议而已。假如你没有价值生命，你可能不致成为神经症患者，但因为你和实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歪曲和扰乱，所以你会受到认识病和心灵病的侵袭。
假如存在价值像维生素和爱一样不可缺少，又假如它们的缺失能使你生病，那么，人们谈论了几千年的宗教的或柏拉图式的或理性的生活似乎便成为人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是由许多层次的需要构成的，层次系统的基部是生物性需要，顶部是精神性需要。和生物性需要不同，存在价值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高低层次的。
一种存在价值和另一种是同样重要的，每一种都能依据其他各种予以说明。例如，真必须是完善的、美的、内容丰富的，而且是十分奇特；在奥林匹斯山神传说的意义上，它还必须是爱开玩笑的。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等等。
假如存在价值能依据彼此的概念互相说明，我们将能依据因素分析原理得知，有某种一般因素在所有这些存在价值的背后——用统计术语说，有一个G因素。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碎玻璃，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献身于真理的科学家和献身于公正的律师两者都是献身于同一使命，他们每一位都已经发现，一般价值中最适合他的那一侧面就是在他的终身事业中所利用的那一面。
存在价值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能超越许多二歧式，如自私和不自私，灵与肉，宗教和世俗等等。假如你在做你所热爱的工作，献身于你最崇尚的价值，你会成为尽可能“自私的”而同时又成为不自私和利他的。假如你已经把真理作为你内心最珍贵的价值，就像它是你的血液一样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么，假如你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一种谎言流传，你就会如芒刺在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你自身的边界将远远超出你个人私利的范围而包容整个世界。
接着我们讨论“宗教”和“世俗”的二歧式。我在童年接受的宗教仪式似乎非常可笑，它使我对宗教完全失去兴趣并毫无“寻找上帝”的念头。但我的宗教界朋友，至少那些已经超越类似把上帝看成又有皮肤又有胡须那种认识水平的人，却像我谈论存在价值一样谈论上帝。超越的神学家认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已经成为这样的问题——如宇宙的意义，宇宙是否有一个发展的方向等等。宗教传统的本质是追求完善，揭示价值信奉。许多宗教团体开始公开宣称，宗教的外部装饰和标志，如礼拜五不吃肉等等，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害，因为这会混淆视听，使人忽略宗教的真谛。
由于享受并献身于存在价值的人使他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成为神圣的，因此他们也更能享受这种满足。对于那些能从存在价值的角度也如从需要满足的角度一样彼此相待的爱侣，性交也能变成一种神圣的仪式。要体验精神生活，无须在高山上打坐10年。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认知存在价值，就能使肉体和它的一切欲望成为神圣的。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和唤醒存在价值，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的巨大发展。人会变得更坚强、更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一套合理的价值指导自己的选择，人会主动地改造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趋向心理健康的运动也是趋向精神安宁和社会和谐的运动。假如教育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如同垃圾一般无用。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学会成长，学习向哪里成长，学习分辨好坏，学习分辨合意和不合意，学习选择什么和不选择什么。
高峰体验的学习动力
假如你随意挑出一本讨论学习心理学的教科书，据我看，它的大半内容都会不切“人本主义”主题。大部分这样的书都会说学习是联想的获得，是技巧和能力的获得；对于人的性格，那是外部的而不是内在固有的东西，对于人的人格和人自身也是如此。拣起钱币或钥匙或财物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也像拣起强化物和条件反射一样，那在某种很深刻的意义上看是很容易消耗掉的。你获得了一种条件反射，那又有什么关系；假如我对一个蜂音器的响声的反应是流口水然后这又消失了，事实上对于我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没有丧失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什么。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些大本的讨论学习心理学的书没有多少重要性，至少对于人的核心、人的灵魂、人的本质说是如此。
受到这一新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启发，产生了一种新的学习、教导和教育概念。简要地说，这样的概念坚持认为，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人的目的，人本主义的目的，与人有关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人形成丰满的人性，人种能够达到的或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度的境界。说得浅显一些就是帮助人达到他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
在教授学习心理学课程时，这样的目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出非常认真的转移。它将不是一个联合性的学习。一般来说，联合性学习一般说肯定是有用的，特别是对于学习那些没有根本意义的事情或学习那些最终可以调换的手段或方法来说是极为有效的。我们必须学会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假如一个人需要记住某一外语的词汇，他将通过死记硬背学会它。联合的定律在这里是有帮助的。或者，假如一个人要养成驾驶中的各种自动的习惯，例如对红绿灯的反应之类，条件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一个技术化的社会中，它是重要的、有用的。但是，就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说，就自我发展和自我完成说，或就“成长为丰满人性的人”说，这些最高的学习经验是非常不同的。
在我的经历中，这样的经验远比上课、听讲、记忆头部十二条神经和解剖人脑、或记忆肌止端、或在医学院上生物课或其他这一类课程中所学的同类知识更重要。
对于我来说，第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是我经历过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改变了作为心理学家的我，他使我曾非常热衷追求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使我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容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有了第二个孩子，又懂得人甚至在诞生前就是多么不同，至此，我不可能再依据那种相信人能教任何人学任何事的学习心理学来思考问题。或者那种华生的理论：“给我两个婴儿，我能使一个成为这样，一个成为那样。”他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孩子。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任何父母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造就自己的子女。孩子们自己使自己成长为某种样子。如果孩子太坚持自己的意愿时，我们充其量能做到的和我们经常能施加的最大影响不过是作为某种被孩子反抗的对象。
另一个远比我曾得到的任何特殊课程的教育和任何学位更为我所重视的深刻的学习经验是我的人格心理分析：发现我自身的同一性、我的自我。另一个基本的经验是结婚，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经验。就教育意义而言，这肯定远比我的哲学博士学位更重要。假如一个人想的是我们都想要的那种智慧、那种理解力、那种生活技能，那么他必须想的问题就是我称之为内在的教育、内在的学习，学习做一个一般的人，然后再学习做这个特殊的人。
我现在正忙于把握住这一内在教育概念的一切副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能告诉你一些东西。在我看来，传统教育具有严重的不足或缺陷。假如你按照这一框架想问题，想到成为一个好人，又假如你对你在高中学过的课程提出问题：“我学的三角课如何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声音就会回答说：“天晓得，它根本不能。”从某种角度来讲，三角学对我是浪费时间。我早年的音乐教育也不很成功，因为它教一个深深爱好音乐并对钢琴极为迷恋的孩子不要学它。我有一位钢琴老师，他实际上是告诫我不要接触音乐。我只好在长大成人以后重新自学音乐。
请注意一下，我已经在谈论目的。这是对19世纪科学和当代职业哲学的革命性的扬弃，职业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技术而不是一种关于目的的哲学。因而我曾拒绝把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客观主义当作讨论人性问题的理论，因而我曾拒绝那来自历史偶然的整个科学模式和它的全部工作，这种偶然曾使科学从研究非人格、非人的物。实际上从没有目的的物作为开端的，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和化学，直到它们变得脱离价值、价值中立使纯描述成为可能时，才真正有所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弄明白，重大的错误在于：这一从研究事物发展而来的模式曾不加思考地应用于对人的研究。这是一种可怕的方法，它是无成效的。
大多数建筑在这一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心理学，是以客观主义、联想主义、脱离价值、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式为依据的，当它由无数细小事实构成像珊瑚礁或像一座座山一般堆积起来时，肯定不是虚假的，但却是琐细的。我愿在这里指出，为了不致低估我自己的科学，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知道大量对人确有重要关系的事情，但我要坚持说，对人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大都是由非物理主义的技术学会的，也就是由我们已经越来越明确意识到的人本主义科学技术学会的。
在一次林肯中心节的开幕仪式上，麦克莱施谈到世界形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错误不在于科学的伟大发现——无论什么知识和什么无知，有知识总是比无知识好些。错误在于知识背后的信念——知识将改变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识没有人的理解就像一个答案没有它的问题一样，是无意义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可能达到，是艺术的工作创造了人的观点使知识转变为真理……
就某种意义而言，尽管我理解麦克莱施为什么这样说，但我仍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谈论的是缺少这一新的革命、缺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知识，也就是缺少那样一些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仅放弃要成为脱离价值和价值中立的想法，而且要真正承提发现价值的必须任务和责任——依据经验，发现、证明、核实人性自身中固有的那些价值。这一工作现在正在积极地进行着。
麦克莱施所说的观点也许适用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只有在你还不知道有新心理学的情况下才是适当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达到”，那在过去是正确的。现在它不再是正确的了。现在已有可能搜集那些有助于人类理解的知识，在它内部带有价值暗示、有矢量、有方向的知识，走向某处的知识。
拒绝这样的观点：“艺术的工作创造了人的观点使知识转变为真理。”我们最好讨论一下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某些标准区分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据我所知，在艺术批评领域中还不存在。它们刚刚开始存在，我愿留下一个经验的暗示。一种可能性刚刚开始浮现，我们将会有某些客观的标准分辨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
假如你们的处境和我相似，你们就会知道在艺术中我们已陷入价值的全盘混乱。在音乐中，正试图证明约翰·凯奇有某些胜过贝多芬的优点，或胜过爱尔维斯·普瑞斯利的优点。在绘画和建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混乱。
我们不再有任何共有的价值。我不愿浪费时间去读音乐评论，它对我毫无意义。艺术批评也一样，我也已经不读了。我发现书评也经常是无益的，存在着一种全盘的混乱和价值标准的无秩序状态。例如，《星期六论坛》曾发表了一篇赞扬让·简奈某一低劣著作的评论。这是一位神学教授写的，简直是一团混乱。评论说，恶现在已变成善，因为这位教授在玩弄词句时似乎有矛盾的现象：恶假如成为彻底的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善，从而也就有了对鸡奸和吸毒的美的狂想。对于花费大量时间力图从这种事的痛苦中解救人的可怜的心理学者来说，那是不可理解的。一个已经成长的人怎么能把这种观点向青年推荐作为伦理学的一种引导呢？
假如麦克莱施说艺术作品能引导人到真理，我想他挑选的一定是一些特定的艺术作品，但他的儿子也许并不能被引导。于是，麦克莱施实际上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因为这一点无法说服任何人。我想这可能是某种信号，表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在转过一个拐角，某种新事物正在发生，有了一些可以觉察到的差异——不是兴味或专断价值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以经验为根据发现的，它们是正在被发现的新事物，并由此产生各式各样关于价值和教育的命题。
发现之一是人有高级需要，他有类似本能的需要，那是他的生物资质的一部分。例如，需要得到荣誉，需要受到尊敬，需要有自我发展的自由。高级需要的发现带有各种革命的涵义。
发现之二是我对社会科学曾提出过的论点：许多人开始发现，物理主义的、机械论的模式是一种错误，它已经引导我们……到何处，到原子弹，到美妙的杀人技术，如在集中营中看到的；到艾希曼（纳粹军官，曾执行命令屠杀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我们是不能用实证主义哲学或科学驳倒艾希曼式的人物的，那是不可能的，直到他死他也不懂他错在哪里。就他而论，没有什么错，他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假如你忘掉目的和价值的话，他确实做得很漂亮。我要指出的是，专业科学和专业哲学就是奉献给忘掉价值这种命题的，就是排除价值的。由此必然把社会引导到艾希曼、原子弹，或天知道到哪里。我认为，这种把好的方法（或才能）和内容（与目的）分割的倾向会引起这种危险。
对于弗洛伊德做出过的伟大发现，我们现在能够有所添加。我们现在正在改正他的一个大错误理念——无意识仅仅是不合乎需要的恶，但无意识也含有创造欢乐、幸福、善和它自身的人的伦理和价值等等的根苗。我们现在发觉到，有健康无意识这种东西也如有不健康的无意识一样。新心理学正在全力研究这一点。事实上存在主义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家正在把这种理解付诸实践。各种新的疗法也在实践中。
因此，我们有一个好的意识和一个不好的意识，还有一个好的无意识和一个不好的无意识。而且，就某种非弗洛伊德的意义考虑，善是真实的。弗洛伊德之所以会犯错，因为他受到自己的实证主义的局限。请不要忘记，弗洛伊德是一位物理主义、化学主义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位神经学家。他的一项白纸黑字的宣誓，曾表示要发展一种心理学能完全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就是他献身的目标。当然，他自己已证明他的观点不能成立。
说到我宣称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一高级本性，问题在于我们对它做出怎样的解释？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是还原论的，而且他把它解释掉了。假如我是一个仁慈的人（这是一种反作用造作），为了掩盖我要杀人的愤怒。从某种程度来看，这里的杀人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是一种试图遮丑、压抑的方式，是一种防御手段，只是为了使我不致认识到这一个事实——是一个真正的谋杀者。
假如我很慷慨，那是针对吝啬的反作用造型，我在内里是真正的吝啬。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说法。现在已很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例如，他为什么不说杀人是对爱他们的一种反作用造作？同样，这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一个结论，而且，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更真确的。
但让我回到主要的想法上来，回到科学中这一令人兴奋的新发展、历史中这一重要的新时刻上来。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股历史潮流的中间。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的，如果再过150年，历史学家对于我们的时代将说些什么呢？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正在进行着的？什么是已经完成的？我相信，构成报刊大标题的许多东西已经完成了，只要我们努力坚持下去，人类“生长的尖端”是现在正在成长并将在一二百年内繁荣昌盛起来的东西。
历史学家将谈论这一运动是历史的冲击，而现在，如怀特海德曾指出的，当你得到一个新的模式时，一个新的范式时，当有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老的说法有了新的定义，现在意味着另外什么东西时，你会突然得到一种启示、一种豁然开朗的醒悟，你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
例如，我所谈论的新事物引起的后果之一是对弗洛伊德某一论点的直接否定，否定以经验为根据的（非伪善的、或专断的、或先验的、或从愿望出发的），否认在个人的需要和社会、文明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固有的对立。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办法设置条件使个人的需要变得和社会的需要协调一致而不是对立，使两者为同样的目的进行工作。我的这个观点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陈述。
另外，关于高峰体验的陈述也是以经验为依据的。我们曾研究高峰体验，问过成组的人和单个的人这样一些问题：你生活中最欢乐的时刻是什么？或如某一调查者所问的，你曾体验过超常的欢乐吗？有人可能会认为，对一般人提这样的问题可能仅仅招来白眼，但实际上却有许多回答。很明显，超常的欢乐都是作为个人的感受隐秘保存着的，因为在公开的场合是不好说的。这些欢乐使人难为情、不体面，它们“不科学”，因为这对许多人意味着一种根本的罪恶。
在我们对高峰体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激发物和许多能激发高峰体验的经验。显然，几乎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数的人，都有高峰体验或狂喜的时刻。或许也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在你的一生中唯一最欢乐、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或许像我所提出的如下问题问自己：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你对自己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世界看起来有何不同？你觉得自己像什么？你的冲动是什么？如果你在变化，你改变得如何？就经验报告的简单统计而论，音乐和性是两种最容易取得高峰体验的途径。
鉴于对性的讨论还不成熟，我愿把性教育撇开，我敢肯定，有一天我们会不再把它当成笑料，而是认真对待并教导儿童，正如说音乐、爱、卓见、美丽的草坪、逗人的婴儿等等许多通向天堂的道路一样，性也是其中之一。它们碰巧是最容易的途径，最广泛存在的，最容易理解的途径。
就我们鉴定和研究高峰体验的目的看，我们很有必要提出一系列激发物的名单。由于名单太长，需要概括说明。似乎任何关于真正卓越、真正完善的体验，任何关于趋向完全正义或趋向完美价值的经验，都可能引起高峰体验。当然实际并不是如此。但这是我对许多我们集中研究过的事物要做出的一种概括，而且在这里我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说话的。这听起来不像是科学的谈论，但这是一种新的科学。
我曾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说明，已经出现了自亚当和夏娃以来的真正的生育改进之一。这是一篇论述高峰体验的文章，是一种关于自然生育孩子时的体验，这能成为高峰体验的强大源泉。我们知道应该如何鼓励高峰体验，我们知道以怎样的方式生孩子才最有利于产妇得到一种伟大而神秘的体验，这也可以说，一种宗教体验——一种萌发，一种启示，一种醒悟。由于在相当数量的高峰体验中会随着带来我曾称之为“对存在的认知”那样的结果，因此，人们在交谈时提出这样一种说法——简直变成一种不同的人。
我们必须为所有这些未耕耘过的、未研究过的问题提供一套新的词汇，这一“存在认知”实际上含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说的认知的意思。你可以说这差不多等于一种幸福的工艺学——纯卓越、纯真理、纯善等等的工艺学。是的，为什么不可以是欢乐、幸福的工艺学呢？我必须添加一句话，这是唯一已知的、在父辈中诱导高峰体验的技术。当我的妻子和我开始在大学生中进行这些调查时，我们偶尔发现了许多值得探讨的线索。其中之一就是，虽然妇女谈论生孩子时的高峰体验，男人却没有这样说过。
现在我们有办法让男人也能从生孩子的过程中得到高峰体验了。这在某种浓缩的意义上表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在改变，看事物不同了，有不同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此后永远趋向幸福的生活。现在这些都是论据，是通向隐秘体验的种种途径。由于这一类资料很多，所以我最好说到这里为止。
在很多的高峰体验的报告中，我发现很多来自我们或可称为“经典”的音乐。我还没有发现任何高峰体验来自凯奇的音乐或来自安迪·瓦霍尔电影，或来自抽象表现派绘画等类艺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发现。带有伟大欢乐、狂喜入迷、似乎看见另一世界或另一种生活水平等等的高峰体验报告都来自经典音乐——伟大的经典杰作。我也必须报告，这融化于或融合成舞蹈或韵律。只要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它们之间的确没有什么不同，它们融合在一起了。我甚至可以附加说，当我谈论音乐把它当作通向高峰体验的一条途径时，我当然把舞蹈也包括在内了。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韵律的体验，甚至最简单的韵律体验——好的伦巴舞（古巴人的一种舞蹈）或孩子们能用鼓敲打出的鼓点，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把这称为音乐、舞蹈、韵律、体育，或别的什么东西。对躯体的爱、对躯体的觉知、对躯体的崇敬显然是通向高峰体验的良好途径。好像这些反过来讲，又是通向“存在认知”，认识柏拉图式的本质、内在价值、终极存在价值的良好途径。请注意，我在这里用了“好像”这个词，因为这不是有保证的，但在统计上是很有可能成为良好途径的。这种认知又是有治疗效果的，它既能促进疾患的治愈，又能促进趋向自我实现的成长，即趋向丰满人性的成长。
换句话说，高峰体验往往是有结果的，它们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音乐和艺术在一定意义上有同样的作用；这里有某种程度的交迭。只要一个人能保持他的目标端正，知道他在干什么，意识到他正在走向何处，高峰体验能像心理治疗一样有助益。我们一方面肯定能消除症状，如陈腐思想、焦虑的消除等等；另一方面，我们能发展自发性、勇气、奥林匹斯山神或上帝般幽默之类的东西，以及发展感性觉知、躯体觉知等等。
最普遍发生的情况是，音乐、韵律和舞蹈是发现自我同一性的最佳途径。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它能使这种类型的诱因、这种类型的刺激对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腺、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情绪发生种种作用。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我们只是还没有足够的生理学知识，弄不清为什么会如此。但这是的的确确的，是我们不会弄错的体验。它有点像痛楚，那也是不会弄错的体验。
也就是说，体验上空虚的人不知道他们自己身内正在进行着什么事情，只能靠钟表、日程安排定律、常规或邻人的暗示生活，并且通常受他人左右，音乐、韵律和舞蹈是发现自我是怎么一回事的一种途径。很不幸，这种人在人口中占很大部分。这里有来自内部的信号，有内部喊出的声音：“天啊，这多好，这是肯定无疑的。”这是一条通道。我们实现自我实现和发现自我的途径之一。自我同一性的发现是通过冲动的声音得到的，通过倾听你自身内部的主要部分、倾听它们的反应、倾听你内部正在进行的活动得到的。这也是一种实验的教育，假如我们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它将引导我们进入另一平行的教育设施、另一种类型的学校。
数学也能引起高峰体验。实际上，数学和音乐同样美妙。自然，有一些数学教师是极力防止这种情况的。直到我30岁时，直到我读到某些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时，我才懂得数学也可以作为一种美学来研究。从学习另一种文化的意义上讲，历史学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或古生物学、或科学研究也能如此。
在这里我想再提出我的论据。假如杰出的创造者、大科学家、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谈话方式就是高峰体验。科学家的形象必须改变，它正在让位给一种对于有创造性的科学家的理解，这样的科学家是靠高峰体验生活的。他生活只是为了迎接光荣的时刻——这时一个问题解决了，这时他通过一架显微镜突然间看到事物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显现，这是启示、萌发、豁然开朗、理解、狂喜的时刻；这对他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对此是非常非常羞涩和难为情的。他们在公开场合拒绝谈论这方面的感受，要采取非常非常精心的安排才能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我曾设法完成了这一任务，现在我们已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假如一位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认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遭遇嘲讽，他将会羞赧地承认，他确曾有过高度激动的体验，例如，当一项关键的相关关系得到证实的时刻等等就是如此。他们仅仅不愿谈对这些事的感受，至于通常的教科书，更不会劳神讨论这样的问题。
假如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那么，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断言，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现在这种状况。换个方式说，假如我们在哲学上也有足够的洞察力，我们将有可能利用这些体验，利用这些极易引起狂喜、极易使人得到启示的体验，使人豁然开朗、极端幸福、欣喜若狂的体验。我们将有可能利用它们作为一种模式来重新评价历史教学和任何其他教育工作。
最后，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问题，而且我敢肯定地说，这对每一位从事艺术教育的人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音乐、艺术中的有效教育，要比通常的“核心课程”更为接近我这里所谈论的那种内在教育——一种以学习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为一项基本任务的教育。假如教育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如同垃圾一般无用。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学会成长，学习向哪里成长，学习分辨好坏，学习分辨合意和不合意，学习选择什么和不选择什么。在这一内在学习、内在教导、内在教育的范围内，我认为，艺术，特别是我曾提及的那些艺术，是非常接近我们的心理和生物的核心的，非常接近这一自我同一性、这一生物同一性的，因此，这些课程不该被认为是某种搅拌过的奶油或奢侈，而必须使它们变成教育中的基本经验。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教育能够成为无限和终极价值的一种闪现。这一内在教育最好能有艺术教育、音乐教育和舞蹈教育作为它的核心。我想，把舞蹈作为第一项选择给孩子们，对于2至4岁的孩子它最容易学的仅仅是节奏。这样的体验也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模式或手段。如果想把其余的学校课程从它们已经陷入的脱离价值、价值中立、无目标的无意义状态中挽救出来，我们也许只有这一条途径。利用工作来达到低级需要的满足，是发展水平较低的人的反应，而习惯上将工作看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则是神经症需要的满足或作为教养期待的一种反应。
价值生活的生物根源
就定义说，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他们的全部基本需要（包括归属，情感，家，尊重和自尊）都已得到满足。这就是说，他们有一种有所依归感，有根基感，他们的爱情需要已经满足，有朋友，感到为人所爱，值得被爱，他们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职责，能得到他人的敬重，并有适当的价值感和自尊。
反过来说，就这些基本需要受挫的意义说，就病理学的意义说，这些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不会产生任何焦虑，不觉得无保障、不安全，或者孤单、受排斥、无根底或被隔离，不觉得不被人爱、被拒绝、或不被人需要，不觉得受轻视、被人瞧不起，不觉得毫无价值，也没有任何自卑和无价值的受伤感。
这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例如，鉴于基本需要被认为是人类的唯一动机，因此有可能而且在某些场合也有必要说，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无动机的”。这是把这些人归入东方哲学的健康观一类，认为健康是超越追求，超越欲望或需要。这一点与古罗马的斯多葛派看法相同。
或者说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在表现而非争取，他们是自然的、自发的和从容不迫的。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好处，即符合对神经症的看法，认为神经症可以理解为一种争取机制，是一种合理的（虽然愚蠢而可怕）努力，以求满足更深层的、更内在的、更生物性的自我需要。
但就某些目的说，最好也能提问：“追求自我实现的动机是什么？自我实现中的心理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促使他行动和奋斗？什么驱策（或牵引）这样的人？什么吸引他？他希望得到什么？什么使他恼怒，使他献身，或自我牺牲？他觉得对什么热心，专心？他重视什么，企求、渴望什么？
显然我们需要区分两种动机，一种是自我实现水平以下的人的普通动机，即受基本需要所激励的人的动机，另一种是他们所有基本需要都已充分得到满足，因而主要不再受这些需要所激励，而是受“高级”需要所激励的人的动机。因此，我们最好称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的这些高级动机和需要为“超越性需要”，并在动机范畴和“超越性动机”范畴之间进行区分。
已经很清楚了，虽然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可能是超越性动机的先决条件，但它却不是充足条件。我有个别的研究对象，在他们那里，显然的基本需要满足和“存在性神经症”、无意义状态、无价值状态等等是并存的。超越性动机似乎并不会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后自动到来。我们还必须说到“对超越性动机的防御”这一补充因素。为了便于理解和理论上的成立，这意味着有必要对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提出附加定义，即他不仅没有疾病，基本需要有充分满足，能积极运用他的能力，而且受到某些价值观念的激励，那是他所追求、探索并甘愿为之献出忠诚。
每一个这样的人都献身于号召、事业、热爱的工作或“他们身外的”某项任务。
在对自我实现的人进行直接考察时，我发现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忠于自己事业的人，献身于某一“他们身外的”任务，某一事业或责任，或心爱的工作。这种献身精神非常突出，我们能用事业、使命等过时的词汇恰当地说明他们对“工作”的忘我而深厚的激情和热忱。我们甚至还能沿用命运或命中注定这样的词汇。我有时甚至谈到宗教意义上的奉献，把自己奉献给为某一特定任务而设的祭坛，某一自身以外而又大于自身的奋斗目标，某一非个人的事业。
关于命运的概念，用这一词汇来表达某一印象其实并不恰当，当你倾听追求自我实现的人谈到他们的工作或任务时，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你会觉得那是一项心爱的工作，而且，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干这件事的，对于这件事他是那样的适合，似乎这件事正是为他准备的。你很容易会感到那好像是一种先天设定的和谐，或者，像是完善的爱情或友谊，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你为了我，我想着你，在最美满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工作就像一把钥匙和一把锁那样彼此吻合相依相随，或者像唱出的一个音符和钢琴键盘上弹出的某一曲调交响共振。
以上所论述的一切对女性研究对象来说，甚至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也似乎适用。我至少有一位妇女被试完全献身于尽母亲、妻子、家庭主妇之责。她的事业，你可以直接称之为养育的孩子、侍奉丈夫、维护亲友。这方面她做得非常好，而且就我所知，她是以此为乐的。她全心全意地爱她的命运，从不想别的什么事情，并能竭尽全力去做。另一些妇女研究对象对家庭生活和职业工作曾做出种种结合的安排，给人以同样的献身于某事的印象，似乎这件事情既是可爱的，又是重要的，值得去做的。有些妇女也曾使我不禁认为，他们会把“要一个孩子”这件事本身当作最充分的自我实现，至少那段时间内是这样，但我也承认，我也对妇女中的自我实现持保距态度。
在理想的情况下，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要求配合得很好，“我需要”和“我必须”一致。
我往往有一种感觉，在这样的情境中，似乎我能把这一由两重性创造出统一性的交互关系（或合铸，或整合，或化学反应）的两类决定因素拆开，而这两类决定因素能各自独立变化并且在真实地改变着。其一可以说是个人内在的反应，如“我爱孩子（或绘画，或研究工作，或政治权力）胜过一切。我疯狂地爱，……我难以控制，我需要……”。我们可以称这为“内部的要求”，它的感受是自我沉迷而不是责任。它和“外部的要求”不同而且是分隔开的。后者宁可说是对环境、情境、问题、外界要求于个人的东西的一种反应，就像一场火灾“要求”扑灭，或一个无助的婴儿需要人照顾，或某个明显的不公正要求纠正一样。
在此，人感到的简直可以说是责任或义务或职责所在，无可奈何地被迫做出反应，不论他原先的计划如何，想做些什么。这宁可说是“我必须，我不得不，我被迫如此”，而不是“我要如何”。
多亏有那么多的美妙时刻提供出理想境界，把“我要”和我“必须”统一起来。内部要求和外部要求配合得很好。这时，观察者会由于他所见到的强迫性、不可抗拒性、先天性、必然性、和谐性等等所达的程度而吃惊。而且，观察者（正如有关的人一样）会觉得不仅“它不得不如此”，而且“它应该如此，那是正确的、合理的、恰当的”。我常常感到这两方面相互依存，这种“二合一”有格式塔（完形）的性质。
很难判定是否可以把这些仅仅称为“意向”。因为那可能表示，它的发生仅仅是出于意愿、目的、决断、或计算，而并不充分着重面对潮流而宁愿顺从命运同时愉快地拥抱命运的主观感情。理想的情况是，人也努力去发现自己的命运；命运不仅是做出的，构成的，或判定的。它是认识到的，仿佛一个人始终不由自主地等待着它。也许更好的说法是“斯宾诺莎式的”或者“道家的”抉择或决断或目的——甚至意志。
最形象的描述方式是用“陷入情网”来比喻将这些情感传递给那些不能直觉地、直接地理解的人，这显然不同于尽责，或做合理的或合逻辑的事。至于“意志”，说起来也只能用于非常特殊的意义。而当两个人彼此十分相爱时，双方就都会懂得磁铁是怎么回事，铁屑是怎么回事，同时两者结合又如何？
这一理想情境能引起幸运感，也引起矛盾心理和自卑感。
而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也可以用这些比喻来传递，即他们的幸运感，巧遇感，感恩之情，敬畏心，庆幸这一奇迹的发生，惊喜他们的入选，感到有一种骄傲和惶恐的奇特混合，以及对不幸者的同情胜过了沾沾自喜，那是人人都能在爱侣中发现的。
当然，幸运和成功的可能也会使各式各样的神经症畏惧、惭愧感、逆反价值、约拿（《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比喻带来不幸的人）综合症等等都进入活动状态。只有克服了这些对我们最高可能性的防御，才能全身心地追求最高价值的实现。
这种水平已经超越了工作和娱乐的二歧化，必须放在更高水平上来对报酬、其余爱好、休假等加以说明。
他是他自己那样的人，或他就是他自己，或他在实现他的真我，这是对这样的人的最高有意义的评估。一个抽象的说法，从这样的观察向终极而完善的理想的推论大致是这样的：这个人是世上最适合这一工作的人，而这一特定工作是世上最适合这一特定人的工作，最适合他的才华、能力和爱好。他是为它准备的，它也是为他准备的。
我们承认这一点并有所感受后，便会自然进入存在和超越的话题范围。现在我们只能以存在语言进行富有意义的谈话了（“存在语言”，神秘水平的交往等等）。例如，在这样的人那里，很明显，工作和娱乐之间通常或习惯的脱离已经完全被超越。那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和娱乐之间肯定已无区别。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娱乐，他的娱乐就是他的工作。假如一个人热爱他的工作并从中得到的享受胜过世上任何其他活动，假如他在工作的任何中断以后都热切希望再重返岗位，回到它那里去，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一个人被强迫去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并称之为“劳动”。
例如，关于“休假”一词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的意义。在这样的人那里，常可观察到，在他们的假期中，在他们完全有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做什么的时期中，在他们对于任何其他的人都没有承担什么外部的义务时，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愉快地并积极地献身于他们的“工作”。或者，“想得到某种乐趣”，寻求某种消遣，这时又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是他的“责任”、职责、义务呢？什么是他的“业余癖好”？
金钱或报酬或薪水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显然，最美好的命运，对每个人而言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因为做了他热爱的事而得到报酬了。这正是或几乎完全是我的许多（大多数？）研究对象所遇到的情境。自然，金钱是受人喜爱的，也是被人们所需要的。但它肯定不是最终的需要，不是目的，也不是终极的目标（存在水平上的工作），由于它自身固有的奖赏价值，使金钱或薪金支票转变为一种副产品，一种副现象。这自然和大多数人的情况不一样，大多数人是为赚钱养家糊口而从事他们并不情愿去干的业务。存在领域中钱的作用肯定和缺失与基本需要领域中钱的作用有所不同。
对这些问题如果在猴子和类人猿中已做出调查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我的论点，即这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问题。最明显的例子自然是关于猴子好奇心的大量研究文献，和关于人类对真理的渴望与满足的其他先驱研究。但在原理上同样容易做到的是探索猿猴和其他动物的审美选择，不论是否在驯化的条件下，试验的对象选样是否健康，或者是在较好或较次的条件下进行选择等等。对于其他存在价值如秩序、统一、公正、合法、完全等也一样，在动物和儿童中，这些都应该是有可能进行探讨的。
但很显然，“最高”的往往被认为是“最弱”的，可有可无的，而且不是迫切的，也就最少自觉、最容易被压抑。基本需要，由于占优势，可以说是推进到行列之首，因为它们对生命本身更必需，对肉体健康与生存更不可少。不过，超越性需要也确实存在于自然世界和普通人中。在这一理论中并不需要超自然的干预，也没有必要任意发明存在价值，它们并不是由经验所得，也不是逻辑的产物，或意志行为的结果。其实任何人都能够揭示或发现存在价值，只要他愿意并能够重复这样做。许多这样的命题能够公开处理或演示，即同时由两位或更多的研究者发现。
我敢肯定对高级的价值生活的研究的成功进展，因为可以假设它能随科学的调查研究而且处于科学的势力范围之内。高级价值生活知识的发展不仅能增进人的彼此理解，而且开辟了自我改善和人类改善以及所有社会制度改善的新的前景。当然，显而易见，我们无需想到“同情的策略”或“精神的技术”便惶恐不安：很明显，它们一定会和那种“低级的”策略和技术截然不同。
热爱事业的人一般都能把自身融入工作中去，而且工作也成了他们本身的标志性特征，工作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假如你问这些，自我实现的、热爱工作的人：“你是谁？”或“你是什么人？”他肯定会依据他的“职业”回答，如：“我是律师”；“我是一位母亲”；“我是精神病学者”；“我是艺术工作者”；等等。即，他告诉你，他把他的职业或任务和他的身份、他的自我等同起来。通常会成为他整个人的一个标签，即变成他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或者，假如你问他：“假定你不是一位科学家（或一位教师，一位驾驶员），你想作什么人？”或者，“假定你不是一位心理学家，又会怎么样？”我想他肯定是一阵茫然，陷入沉思，久久无法作答。或者，能成为一种逗趣，彼此逗着说笑。实际上，回答是“假如我不是一位母亲（或人类学者，企业家），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我就成了另一个人。我无法接受自己成为另一个人”。
这就像你面对着“假如你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时所产生的困惑的反应。
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所心爱的职业通常已成为他自身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可等同于、结合于、内投射于自我。它成为他的存在的一个不可分解的方面。
我没有向某些尚未完全满足需要的人故意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自己认为，上述结论对于某些人（他们的职业对于他们是一种外部的工作）是不大适用的，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工作或职业能变得在功能上成为自主的，即，他仅仅是一位律师而不是一个脱离律师的什么人。
他们所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可看成是自身价值的体现。这些任务是深受欢迎的（是内投射的），因为它们体现了这些价值。即，最终所爱的是这些价值而不是工作自身。
假如你问这些人他们为什么热爱他们的工作（或者，更具体地说，什么时刻他们才能感到工作中的较高满足，有哪些奖赏使得一切必须的劳作变为有价值的和能较轻松承受的，或有哪些高峰时刻或高峰体验），你会得到许多特殊类型的回答。
你当然还可得到很多“目的答案”——如“我只是爱我的孩子罢了。我为什么爱她？就是爱嘛”；或“我能从提高我的工作业绩中得到很多欢乐，有价值的成就，不论它们（令人满足）的程度如何，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它们是内在的强化因素。
特述类型回答列举表
由于带来公正而感到高兴。
由于制止了残酷和压榨而感到高兴。
自我实现者的动机和满足，通过他们的工作和其他途径得到的（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
和谎言与虚伪进行斗争。
他们希望好心有好报。
他们以做好事为乐。
他们赞美守信、才华、美德等等。
他们避免招摇、名望、荣耀、受爱戴、受祝贺，或至少是不奢求名誉。不论怎么说，名誉似乎被看得很淡薄。
他们似乎喜欢愉快的结局，美满的完成。
他们不需要曲意结交每个人。
他们总是选择自己的少数几个目标；不是对广告、对运动、或对他人的督促做出反应。
他们更喜欢和平、安宁、文静、适意等等，而不喜欢躁动、格斗、战争等等。他们不是各条战线上的一般战士，但在“战争”中能过得快活。
他们憎恨罪恶的得逞，也憎恨在罪恶面前退缩畏惧。
他们是善于惩罚罪恶的人。
他们力图矫正事态，净化不良情境。
他们似乎也很精明、现实，不常有不实际的时候。
他们设法以某种方式做到既热爱现实世界同时又力求改善它。
无论如何都有希望能改善人、自然和社会。
他们喜欢有效率，厌恶没有效率、拖拖拉拉。
他们的战斗不是起因于敌意、妄想狂、自大狂、权力欲、反叛等等，而是为了正义。那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观察表明他们对他们的孩子总是非常喜欢，他们能在帮助孩子成长成才中得到很大乐趣。
他们不需要或不寻求或甚至非常不喜欢奉承、称赞、出名、地位、威望、金钱、荣耀等等。
感激的表示，或至少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幸运。
无论如何他们似乎都能很现实地分清善恶。
他们在一项工作中能迎接挑战。
有机会改善环境或改善操作是一种巨大的奖赏。他们能从改善事物中得到乐趣。
他们有一种下意识追求高尚的行为。那是优越者的责任感，就像见多识广的人有耐心、能宽容，如对待孩子的态度。
他们憎恨（并与之斗争）腐败、残暴、恶意、不诚实、浮夸、假冒和伪造。
他们极愿把事情做好，“工作做得出色”，“把需要做的事情做好”。这许多说法加在一起等于“创造好的作品”。
当老板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有权使用公司的钱财，有权选择扶助某些事业。他们喜欢在他们认为重要的、美好的、有价值的事业上花自己的钱，以行善为乐。
他们力求使自己从幻觉中解放出来，勇敢地正视事实，撕去伪装。
他们为人才浪费而深感惋惜。
他们不做卑鄙的事，也憎恨别人做卑鄙的事。
他们会被神秘的、未解决的问题、未知的、困难的问题所吸引，而不是被这些问题所吓退。
他们能把规律和秩序引入杂乱无章的情境或肮脏不洁的情境，并因而深感满足。
他们往往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机会发展他的最高潜能，应该有公平的机遇，同等的机会。
他们勇于承担责任（并能克尽自己的责任），当然也不惧怕或回避他们的职责，他们响应职责的呼唤。
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
他们喜欢看到并帮助他人自我实现，特别是青年人的自我实现。
他们喜欢看到幸福，并促进幸福。
他们由于认识高尚的人（勇敢的、诚实的、有效率的、直爽的、宽宏的、有创造力的、圣洁的、等等）而得到很大快乐。“我的工作使我接触了许多杰出的人”。
他们崇尚较高的效率，使行动节奏更敏捷，更紧凑，更简单，更迅速，更少花费，能做出更好的产品，用较少的办法去做，程序简单，异常灵便，不那么费力，有安全防护，更“文雅”，不那么艰苦。
可以设立较少的几个范畴来将这些得到奖赏的时刻进行分类。我也很清楚，最好而且最“自然”的分类大都是或完全是属于一种终极而不能再简化的抽象“价值”，如真理、公正、美、独特、新颖、严密、简洁、善、干净、效率、爱、诚实、单纯、改善、秩序、文雅、成长、清洁、真切、宁静、和平等等。
专业对这些人来说不是功能自主的，而是一种载体，一个工具，或直接看成是终极价值的化身。对于他们，举例说，法律的职业是达到正义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或许我能以下述方式传递我对这种细微差别的感受：对于某一个人，他喜爱法律是因为它的正义性，而另一个人，一位纯粹的脱离价值的专家，也可能喜爱法律，但仅仅把它看作一套自身可爱的法则、判例、程序，它们和运用它们的目的或产物无关。可以说他爱的是运载工具本身，并不涉及它的目的，就像一个人爱一种游戏，那是除了作为一种游戏如下棋以外再无其他目的的。
有几种对以某一“事业”、某一职业或某一的自居作用的区分方法必须学会。一种职业能成为达到隐蔽的和压抑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正像它能成为一种目的自身一样容易。或者，更恰当地说，它能受缺失需要，甚至神经症需要的激励，也像受超越性需要激励一样。它能受一切或任何那些需要以及超越性需要的激励以任何构型做出多重决定或过度决定。“我是一个律师，我爱我的工作”，从这样简单的陈述中无法了解我。
我意识到，我们更有可能发现一个人的“工作”受超越性动机驱动而不是受基本需要激励是在他更接近自我实现、更接近丰满人性等等。对发展水平更高的人，“法律”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寻求正义、真理、善良等等的途径，而不是为了经济保障、赞誉、地位、威望、优越、支配他人等等。
当我提问：你最喜欢你的工作的哪一方面？能给你最大的愉快的是什么？你能从你的工作中得到满意的刺激往往定在什么时刻？当我提出这一类问题时，这样的人更容易以内在价值的概念，以超个人的、超越自私的、利他的满足等等概念作为回答。例如说，看到公正的实现，完成了一件好事，真理取得进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
这些内在价值或许多等同于存在价值或至少大部分与存在价值有交迭。
之所以存在价值和终极价值或内在价值十分被接受，是因为我一直在对我的不够坚实的资料进行研究时是这样设想的，因而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很清楚，在它们之间有相当大量的交迭，而且还可能接近相等。我觉得利用我对存在价值的说明是合乎需要的，因为存在价值可以用那么多不同的操作方式做出规定性的说明。那就是说，它们是在许多不同调查路线的终端发现，因而让有的人猜测在这些不同的途径如教育、艺术、宗教、心理治疗、高峰体验、科学、数学等等之间更符合理论。
假如事情真是如此，我们或许发现另一条通向终极价值的道路，即“事业”、使命、天命，也就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的“工作”。自我实现或人性更丰满的人显示，不论他们职业内外或工作劳动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对存在价值的热爱和由此而得到的满足。
也许可以这样说，所有基本需要都得到充分满足的人就转而受内在价值的“超越性激励”，或不管终极价值以何种方式出现，它都能或多或少起作用。
还可以说：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主要是受到超越性需要——存在价值的超越性激励，而并非受基本需要激励。
自我与非我之间的界限已被超越，因为那种内投射说明自我已包含了世界各个方面。
这些存在价值或超越性动机因而不再单单属于心灵或机体。它们是内部的，同样也是外部的。超越性需要，就它们是内部的来看，和一切外在于个人的所需，两者是互为刺激与反应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慢慢变得模糊，即趋向整合在一起。
这说明已经瓦解了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分，世界与个人的分化较少，因为世界已被纳入自我的轨道。他变成一个扩大的自我，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假如正义或真理或合法性现在对他那么重要使他和它们打成一片，那么，它们现在何在呢？在他的皮囊内还是皮囊外呢？此刻这种区别已接近于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自我不再以他的皮肤作为边界。内部的光现在似乎和外部的光没有区别。
肯定简单的自私已被超越而必须做出较高水平上的规定说明。例如，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可能把食物让给孩子吃，这能比他自己吃得到更多的快乐（自私？不自私），他的自我已大到足以包容他的孩子，伤害他的孩子等于伤害了他。很明显，这个自我不再能等同于那个生物学角度的个体，那是从他的心脏沿着他的血管供应血液才存在的。心理的自我显然能大过他自己的躯壳。
热爱的事业、价值肯定也与亲爱的人一样，能被并入一个人的自我并成为自我的规定性特征。例如，许多人那么热情激昂地投身于防止战争或反对种族歧视或贫民窟或贫困的活动，因而他们完全愿意牺牲一切，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且很清楚，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躯体才这样做的。
某种人的东西已超出他的躯体了。他们是为了捍卫作为一般价值的正义，为了全人类的正义，一种作为原则的正义。攻击存在价值就等同于攻击任何一个把价值并入自我的个人。这样的一种攻击已变成一种人格的侮辱。
融合了个人最高的自我和外部世界，有时意味着融合自我与非我，但这不仅适用于自然世界，而且也适用于其他的人。那就是说，这样一个人的自我的最受珍惜的部分，与其他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受珍视的部分是同样的。这样的自我是相互交迭的。
另外，其他对于价值与自我结合的重要后果诸如对外部世界中或他人中的正义与真理的热爱。你能在你的朋友追求真理和正义时感到欣慰和快乐，而在他们离开真理和正义时感到由衷的悲哀。这是容易理解的。但假如你看到自己成功地接近真理、正义、美和美德时又如何呢？当然，你也可能会发现，在一种特殊的对一个人自己的超脱和客观态度中（我们的文化对此没有留下位置），你会爱你自己，赞美你自己，像弗洛姆曾描述过的那种健康的自爱那样。
能自尊自重，自我欣赏，自我慰藉并自我激励，自觉有德，值得爱，值得尊重。因此，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也可能会保护他的才能和他自己，好像他是某种东西的载体，那是他自己同时又不是他自己，他可能会成为他自己的卫兵。
利用工作来达到低级需要的满足，是发展水平较低的人的反应，而习惯上将工作看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则是神经症需要的满足或作为教养期待的一种反应，但很可能这只是程度大小不同。或许，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潜在地）受超越性动机支配。
这些人，虽然实际上是为法律，或为家庭，或为科学，或为精神病学，或为教学，或为艺术在工作着，服务于工作的某一惯常类别，受它的激励，忠实于它，但似乎也受到内在的或终极的价值（或终极的事实，或实在的各个方面）所激励，而职业只是这些价值的载体，这种印象是我通过观察并与他们交谈而得到的。例如，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行医，或在操持家务中，或主持一个委员会，或有了一个孩子，或写作中，究竟有哪些深感愉快的时刻？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真、善、美，为了建立秩序、公正、法律和完美而工作，假如我把上面的具体报告归结为十来种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些报告说明了他们的渴望是什么，什么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珍视的是什么，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是为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工作。很明显，这种价值不在终极价值范围之内。
我没有着重去选择一个特定的控制对象或非自我实现的人来作为研究对象。我可以说，人类的大多数是一个控制组，的确如此。关于一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不成熟的、神经症的和濒临病态的人，心理变态者，我确有相当大的把握，从未产生疑义，他们的态度是以获取金钱、得到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以存在价值）为中心，是纯习惯，受刺激制约，是神经症的需要，是常规和惰性（未经审查的或无疑问的生活），是做他人所指示或希望去做的事情。然而，这一直观的常识或自然主义的结论，对于较细致、较严格控制和有计划、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结论的审查，自然也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我明显地意识到，其实很难区分被我选为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对象和其他的普通人。我相信，我所研究的每一位自我实现的人多多少少都符合我的上述说法；但同样的事实是，其他不那么健康的人也有些人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存在价值支配，受超越性动机支配的，特别是那些天赋较高的人和处境特别幸运的人尤为突出。也许，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超越性动机支配。
除了纯习惯或常规或功能自主，其他多种动机活动的渠道都可以看作事业、职业或工作的传统类别。它们可以满足或徒劳地寻求满足任何一种或所有各种基本需要以及典型的神经症需要。它们可以成为一种“演出的”渠道，或成为“防御的”活动，正如成为真实的满足一样。
既有我的纯习惯印象的支持，又有一般的心理动力理论的论证，我最终发现，最真实而又最有效的说法是：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习惯、决定因素、动机、和超越性的动机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形式中同时起作用的，这一形式更倾向于以一种动机或决心而不是以其他多种动机为核心。这就是说，发展水平最高的人都是在更高程度上受超越性动机支配的，比一般的或较弱的人较少受基本需要的左右。
另外，这里也有“混淆”因素的作用。我曾报告过我的印象，我的自我实现研究对象似乎能够很容易并坚决地为他们自己“找到方向”。这和那种广泛流行的价值混淆形成高度的对比。不仅有混淆，而且存在着一种颠倒是非的奇怪逻辑，一种对于善良的（或力求成为善良的）人的下意识的敌对，或无端排斥优越、杰出、美、才华等等。正如纳尔逊·阿尔格兰所说：“政治家和知识界的人都使我厌烦。他们似乎太虚伪；近来我看到很多人包括妓女、家贼、卖破烂的等等却似乎相当真实的人。”
这种仇视我曾称之为“对抗评价”。我有时直接称之为尼采式的忌恨。
内在价值必须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包含在人或人性的完满定义之内。那么，如果我们要给真实自我、自我同一性、真诚的人的最深层的、最真切的、最基本的体质方面下定义，那么就要做到概括全面，我们不仅必须容纳人的体质、气质，不仅涉及解剖学、生理学、神经学和内分泌学，不仅考虑他的能力、他的生物学类型、他的基本的类似本能的需要，而且必须包括存在价值，也就是他的存在价值。
这应理解为对萨特型的武断存在主义的毫不留情的否决，萨特认为是命令创造了自我。存在价值同样是他的“本性”的一部分，或他的标志性特征的一部分，和他的“低级”需要并存，我的自我实现研究对象中至少是这种情况。存在价值必须包括在任何关于人或丰满人性或“某人”的所有终极价值定义中。
的确，存在价值在多数人中并不十分明显或未能实现（未能成为真实的、起作用的存在）。但是，它们被包括在人类所有个体的潜能之内。自然，也要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现与此矛盾的新论据。最终还必须考虑到严格语义和理论建设，如在一个低能儿中我们将赋予“自我实现”概念哪些含义？我坚信，不管怎样这至少会适合于某些人。
这一价值系统也应该包含在关于充分发展的自我或人的概括全面的定义，这是被他作为超越性动机的一种价值。
这是一些类似本能的内在价值，它一方面能避免疾病，另一方面可以达到充分的人性或成长。由于内在价值（超越性需要）的被剥夺而引起的疾病，我们可以称之为超越性病态。因此，“最高的”价值，精神的生活，最高的人类抱负，也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主题，它们也属于自然世界。
另一个论题也是来自关于我的研究对象和普通人之间的观察和对比。这个论题是：可以将基本需要称为类似于本能的或生物学上必要的理由很多，但主要是因为人需要基本的满足以避免疾病，避免人性的萎缩，并且，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为了趋向于完善，以达到自我实现或丰满人性的实现。
我的强烈印象是，对于自我实现追求者的超越性动机也有完全适合的极其相似的情况。在我看，这些超越性动机也是生物学的必需，为了避免“疾病”以及实现丰满人性。由于这些超越性动机是生命的内在价值，不论单一的或联合的都是如此，这就等于说在性质上存在价值是类似本能的。
这种来自存在价值或超越性需要或存在事态被剥夺的新兴“疾病”，起初并没有被看作病态而做出这样的说明，当然例外的是无意中或暗指时，或者，像弗兰克尔所说的那样，仅仅非常一般和泛泛地提到，还没有分析，化为可以调查研究的形态。一般地说，它们曾受到宗教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永久的讨论，受到惯常的心灵学和宗教缺陷的束缚，而不是物理学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讨论。
作为精神病学的或心理学的或生物学的“疾病”或发育不全或衰弱症，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又和社会学的以及政治上的失调之类的问题有交迭。
这些应恰当称之为为人性萎缩的“疾病”不妨叫作“超越性病态”，而且是由于无论局部还是总体上的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后面的表是在我以前用各种操作得到的有关存在价值的描述和分类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其中有一些列出的疾病虽还未发现，但也可作预测未来的参照。它们将在怎样的范围内被发现并得到说明，我的印象和假设也将在怎样的范围内得到印证。我曾以电视世界，特别是电视广告作为研究各种形式超越性病态的丰富源泉，如内在价值的庸俗化和破坏，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资料垂手可得。
一般超越性病态
厌倦；无聊。
生活本身的无价值，生活不再是自身的确证。
存在的真空。
理智因素的神经症。
生活热情的丧失。
无意义。
失去享受的能力；无所谓。
哲学性危机。
无感情，退隐，命定论。
无价值状态。
生活失去神圣的光彩。
异化。
颓废，沉沦，无目的。
无欢乐。
精神上的不适和危机，“干巴”，“枯燥”，呆滞。
无望，麻木，失败，停止竞争，屈服。
完全被动、无助感、丧失自由意志。
极端怀疑。
绝望，极度苦闷。
价值生活的抑郁症。
想死；生活放任；生死无所谓。
觉得自己无用，不为人所需；无效状态。
郁郁不乐。
牢骚满腹。
“无目的”的破坏，怨恨，肆意破坏。
徒劳。
犬儒主义；对一切高级价值不相信，丧失信念，或以还原论解释一切。
疏远长者、父母和权威，脱离任何社会。
存在价值和超越性病态对照表
存在价值能致病的剥夺对应的超越性病态真不诚实无信念；不信任；犬儒；怀疑主义；猜忌。正义不公正无保障；愤怒；犬儒主义；不信任；无法无天；混乱的世界观；极端自私。秩序无规律。混乱。权威破产。不牢靠。疲惫。丧失安全感，不可预测。有必要警戒，惊醒，紧张，戒备森严。单纯混乱的复杂；不连贯。瓦解。过于复杂；混淆不清；迷惑，冲突，失去方向丰富；完整；全面贫乏。极端。沮丧；不自在；对世界不感兴趣。轻松自如吃力疲劳，紧张，笨拙，粗野，僵硬。自我满足机遇；偶然；偶因论。依赖于观察者（？）。依赖成为责任。活跃；发展死气沉沉。生活机械化。死气沉沉。机器人化。完全被动感。运动的丧失。厌倦；丧失生活热情。经验空虚。独特性千篇一律；可以互换。丧失自我感、个性感。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人互换，无个性特征，觉得没有人需要他。美恶极端自私。仇恨；排斥；厌恶。犬儒主义。完美有缺陷；草率；低劣手艺，滥竽充数。沮丧（？）；失望；无所事事。必然偶因论；不一致。混乱；不可预测。不完全。警戒。完成；终局未完成永远的未完成感。无指望。中止努力和竞争。试也无用。兴致勃勃幽默丧失冷酷；沮丧；抑郁寡欢；丧失生活热情。丧失享受能力。富有意义无意义。无意义。失望。生活乏味。美丑俗气。特定的不愉快，丧失情趣，紧张，疲倦。市侩气。苍白。统一；整体混乱。原子论。丧失内部的联系状态解体；世界正在“崩溃”。专断。超越分岐非白即黑。丧失梯度或程度感。强制的极化。强制的抉择。非此即彼的思维。看什么都是一场决斗或战争或冲突。低协作。简单化的生活观。上表中有些情况是一个很初步的尝试，不应看得太重，只能作为对未来研究的一种提示。这些特殊的超越性病态似乎是与一般超越性病态的“基”相对的“形”。
我曾唯一详尽讨论过的特殊超越性病态是第一种，或许这一对于说明其他超越性病态的进一步尝试可以作为一个促进因素，我认为要做到那一点是完全可能的。我想，认真看一下宗教病理学文献，尤其是神秘主义传统的文献，会有启发。
另外一些线索还可以在“风格独特”的艺术、社会病理学、同性恋文化群等领域中，或者在喜欢挑剔的存在主义文献中找到。存在心理治疗的病历，心灵的疾病，存在性的空虚，神秘主义者的“干涸”和“贫瘠”，由于一般语义学者的解剖而弄得二歧化、抠字眼和过于抽象，艺术家所极力反对的庸人习气，社会精神病学家所谈论的机械化、机器人化和丧失个性，异化，自我同一性的丧失，过分的惩罚，牢骚、抱怨和无助感，自杀倾向，荣格所说的宗教病态，弗兰克尔的理智失调，精神分析学家的性格障碍——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价值紊乱无疑也是有关的资料来源。
总的来说，这种存在价值的满足或实现能增强或实现人的潜能，那种紊乱、疾病、病态或萎缩又确是丰满人性或人的潜能的一种减损。由此则可知道，这些内在固有的终极价值可以被看作类似本能的需要，与基本需要的论题范围及层次系统是相同的。
这些超越性需要，虽然有某些特征使它们和基本需要区分开，但仍然处于和例如维生素C或钙等类需要相同的论题和研究范围。它们也被包括在广义的科学领域之内，肯定不应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的独占财富。心灵的或价值的生活于是也落入自然的王国中，而不是一个相反的和对立的王国。它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敏感的研究对象，而且在理论上也终将成为神经学、内分泌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课题，只要这些科学有了适当可供利用的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讲富贵而失落年轻人的超越性病态来自内在价值的丧失，来自受挫的“理想”，来自对社会的幻灭感，误认为社会仅仅被低级的或动物的或物质的需要所支配。
那么大胆一点可以说：是内在价值的饥饿造成了那些低级需要已得到满足的有钱人的社会病态。换一个说法：有钱、有特权、基本需要已得到满足的高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恶行大都是由于“理想”的受挫，那是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的假设是，这种行为可以是一种复合型，一方面是继续寻求某种信念，一方面是由于失望而愤怒（我有时能在某一年轻人中看到完全的失望或绝望，甚至怀疑这一类价值的存在）。
很明显，那种全世界普遍的狭隘到愚蠢程度的动机理论也可导致这一受挫的理想和偶尔的绝望。撇开行为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理论——或称非理论（它们简直无视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采取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否认态度），还有什么理论能适合这些年轻人呢？
不仅所有的现实科学和正统的教育心理学，不能提供给青年什么有益的东西，而且指导绝大多数人类生活的主要动机理论也只能带他们走向沮丧或犬儒主义。弗洛伊德派的学者，至少在他们的正式著述中（虽然在良好的治疗实践中有所不同）对于所有高级的人类价值仍然一直采取还原论的态度。最深层的和最真实的动机被看作是危险的或肮脏的，而最高的人类价值和美德实质上是骗人的，是“深层的、黑暗的、肮脏的”东西披上羊皮之后的假象。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大体上也同样是令人失望的。绝对的文化决定论仍然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公认的正统教义。这种说法不仅否认内在的高级动机，而且有时甘冒否认“人性”本身的危险。不管是东方的或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基本上是实利主义的。我们不能不对经济学的“科学”抱怨几句，一般地说，它不过是一种全然虚假的人类需要和价值理论的高等技术处理产品，这种理论仅仅承认低级需要或物质需要的存在。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青年人深感失望和幻灭？他们得到一切物质的和动物的满足而又并不快乐，不像他们被告知可以期待的那样（不仅是那些理论家而且父母和教师的习俗智慧以及广告家无孔不入的灰色谎言都曾这样说过），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别的结果呢？
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建议把诸如“永恒的真理”、“终极的真理”等交付给教条主义和宗教主义，这也是对高级人性的一种否认。它实际是说，寻求真理的年轻人肯定不会在人性本身中找到它，他必须到一种非人的、非自然的源泉中去寻求终级的东西，这样的源泉已经受到许多理智的青年人的怀疑和明确的拒绝。
我所以集中讨论青年人“受挫的理想”，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研究的热门，但是，我认为无论什么人的超越性病态也都来自“受挫的理想”。
外部的剥夺不仅可以导致价值饥饿，而且也容易导致我自身的心理矛盾及反向价值。
不仅外部的价值剥夺可引起我们的超越性病态，而且我们自身的最高价值剥夺也会引起可怕后果。我们不仅受到吸引，而且也深感敬畏、震惊、战栗、恐惧。那就是说，我们往往有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我们设防抵御存在价值。压抑，否认，反作用造作，或许还有其他一切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都是可供利用并已被用来防范我们内在的最高价值，正如它们被动员起来防范我们内在的最低价值一样。自卑和差距感能引导到对最高价值的回避。怕被这些价值的高大所淹没也能导致回避。
由此可以得出合理的基本假设：由自我剥夺而引起超越性病态，就像由外部加强的剥夺引起一样。
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更占优势层次。
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具有同样的被需要的基本特征，对人是必需的有益的，所以说它们处于同一层次整合系列，即在同一连续系统中和同一论题范围内，它们的被剥夺会引起“疾病”和萎缩，它们的“充足供应”能促进丰满人性的成长，趋向更大的愉快和欢乐，趋向心理上的“成就”，趋向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一般地说，趋向更经常地生活在存在水平。即，它们都是符合生物学需要的，都能促进生物性的成功。不过，它们的不同也是可以较容易明确说明的。
生物性的价值或成功一直是只从消极面看的，如生命的简单耐力，生活能力，疾病的避免，自己及后代的生存。但也指生物进化成功的积极标准，即不仅指生存价值，也指臻于完善的价值。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满足有助于造成“较好的样品”，生物的优胜者，在优势等级上的较高者。不仅表现在更强壮、更优胜、更成功的动物有更多满足，更好的生活地域，更多的后代等等——不仅表现在弱小的动物优势等级较低，更可能牺牲，更容易被吃掉和更少可能繁殖后代，更可能挨饿等等，而且较好的样品还能过一种更多满足、更少挫折、更少痛苦和恐惧的完善生活。
我不想过多地去描述这种动物快乐——但我认为那完全能做到——却能合理地提问：“一位印第安农民和一位美国农场主在生物生活以及心理生活方面是否一模一样，尽管他们都繁殖后代？”
首先一点早已明确了，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强烈得多，紧迫得多，或者说，它在层次等级上要占优势。这样说是作为一种概括的统计陈述，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有些人会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或一种独特的敏感，使超越性需要比他们的某一基本需要更为重要和迫切。
其次，基本需要可以称为缺失性需要，具有各种缺失性需要的特征，而超越性需要似乎具有“成长需要”的特征。
超越性需要自身彼此之间也有相互作用，但一般来说却不存在优势等级。但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它们可能往往是按照特异才能和体质不同而有高低层次的排列。
但在我看来，超越性需要并非按照优势层次排列，它们的力量是均等的，存在价值或存在事实也与此类似。另一种说法——就其他目的看有意义的说法是，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他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或高低层次，或优势等级，那和他自己的才能、气质、技能、能力等等是相应的。“美”对于某人可能比“真”更重要，但对于另外的人可能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
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待，某一种存在价值都要受到大多数或其他所有存在价值的制约。或许它们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统一，每一特定的存在价值换个角度看简直能被当作一个整体。
我强烈意识到，是全部其他存在价值充分恰当地规范了其中任一存在价值。即：真，充分完善地说明，必然是美，善，完满，正当，简单，有秩序，合法则，生动，全面，单一，超越分歧，不费力，和有趣味的。同样的，美，充分加以说明，必然是真，善，完整，生动，简单等等。似乎所有的存在价值都具有某种统一性，每一单个价值似乎是这个多面体的一个侧面。
在人类生物学中，价值生活（精神的、宗教的、哲学的、价值的等等）与“低级的”动物生活处于同一系统之内，而绝非二歧化、互相分隔和排斥。它因而很可能是遍及全人类的，超越文化的，尽管它必须由文化促进才能实现，才能存在。
也就是说，精神生活是我们生物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生物生活的“最高”部分。
这意味着，精神生活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它是人性的一个规定性特征，没有它，人性便不成其为充分的人性。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内部核心、人的种族性的一部分，是丰满人性的一部分。纯自我表达或纯自发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超越性需要也能表达到怎样的程度。“揭示”或道家疗法或存在治疗或言语疗法或“个体发生”技术应该能揭示和增强超越性需要，也如揭示和增强基本需要一样。
这些超越性需要也应该能被深层诊断和治疗技术最终揭示出来，因为我们“最高层的本性”也是“最深层的本性”，虽然听起来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价值生活和动物生活并非处于两个分隔的领域，并不像大多数宗教和哲学所设想的那样，也并不像古典的、非人格的科学曾设想的那样。原则上精神生活（沉思的、宗教的、哲学地或价值生活）能由人自己的努力得到，因为它处于人类思想管辖范围。尽管它已经被古典的、脱离价值的、以物理学为模型的科学斥为非现实的，它仍然能由人本主义科学重新肯定为研究的对象和技术的对象。
这样一种广阔的科学必须研究永恒的真实，终极的真理，最后的价值等等，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愿望为出发点，是人性的而不是超人的，是合法的、科学的课题，召唤我们进行调查研究。
这样的问题显然难以从实践方面进行研究，因为占优势的是低级生活，高级生活似乎很少有发生的可能。由超越性动机支配的生活有太多的先决条件，不仅要有一系列基本需要的先期满足，而且要有大量“良好的条件”，这才能使高级生活成为可能，即，需要克服良好环境经济的匮乏，必须有可自由利用的多种选择，同时要有使真实有效的选择变为可能的条件，还必须有协同的社会制度等。一句话，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说明，高级生活仅仅在原则上是可能的，绝非极有可能，或很容易实现的。
有一点需要非常明确的解释，我不妨说，超越性动机是所有人中普遍存在的，因此它超越了文化，为人类所共有，而并非由文化任意制造出来。这一论点必然会引起误解，请让我做如下说明：超越性需要在我看来似乎是类似本能的，即有一种可以鉴别的继承性，遍及全人类的决定作用。但它们是潜在性，而不是现实性。它们的实现分明而绝对地需要文化的促进。但文化也可能不足以使它们实现。
的确，这恰恰是全部历史中大多数已知文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所以，要说明某种文化促进或压制自我实现，丰满人性和超越性动机的程度，必须有一种超文化的因素，它能从某一文化的外部和上方批判它。文化能和人的生物本质协同作用，也能和它敌对，但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
因此，我们可能会陷入语言的泥淖，而无法说明是否每个人都渴望高级精神价值和存在价值。我们在原则上当然能说这样一种渴望必须被认为是在每一个新生儿中都有的潜能，直到后来发现了新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最好的想法应该是：这种潜能假如丧失了，也是在出生以后丧失的。就社会现实的方面也可以打赌说，大多数新生儿由于贫困、剥削、偏见等等将不能实现这一潜能，将不会上升到高层次的动机水平。
的确，在现实中存在着机会的不平等。我们也应该明智地承认，成年人的情况是各有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哪里度过一生，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心理病态的程度和总量等等。但完全放弃超越性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社会战略问题看，且不说别的），而这在原则上对于仍然生存着的人都适用。“不可救药的”终于已经“治愈”了，不论就精神病的意义和自我实现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在辛那侬就有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对于未来的新兴人类，我们更不应放弃这种可能性，如果放弃就是最大的愚蠢。
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精神生活是从人的生物学本性起源的。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性，其先决条件是健康的“低级”动物性，即两者是在层次系统上统一成一个整体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这种高级的、精神的“动物性”非常胆怯和微弱，非常容易丧失，非常容易被更强大的文化势力扼杀，因此它只有在一种支持人性并积极促进人性最充分发展的文化中才能广泛实现。
考虑到这些我们能够解决许多无谓的争端和歧义。举例说，假如黑格尔的“精神”和马克思的“自然”实际上是处在同一的连续系统中而有层次地整合起来的（通常，这也称为“唯心论”和“唯物论”），那么，这一层次连续系统的性质便能为我们提供多种答案。例如，低级需要（动物的，自然的，物质的）在十分具体的、实证的、操作的、有限度的意义上要比我们所说的高级基本需要占优势，后者又比超越性需要（精神，理想价值）占优势。这就是说，生活的“物质”条件有充分的理由优先于高级理想（比后者占优势，更有力），甚至也优先于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文化等等，在明确可以规定和限定的方式上说也是如此。
这些高级的理想和价值绝不仅仅是低级价值的副现象，它们具有同样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实在的性质，尽管在力量、紧迫或先后方面有所不同？但在诸如神经系统这样的优势层次系统及强弱次序中，高级和低级都同样是“真实”的和人性的。你肯定能从斗争的观点看历史，为丰满人性而斗争，或为一种内在的、严肃的理念而斗争，即，从自上而下的观点看历史。
最初的、基本的或终极的超因或许可以按从下而上从物质环境中找到，于是你能承认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自利是一切人性的基础。”但那是就自利占有优势的意义上说的，如把自利当作一切人类动机的充分说明就不正确了。对于不同的理解目的，两者都是有价值的理论，都有可派定的心理学意义。
一定程度的精神性很可能是完善物质论的，结果，而这一点我们要论述关于个人内部和社会内部发展的事实。我大惑不解，为什么富裕能解放某些人使他们追求成长而同时又使另一些人固结在“实利主义”的水平上。完全同样可能的是，宗教家要培养精神价值，最好从衣、食、住、行等等入手，那要比布道更迫切需要。
将低级的动物性和高级的精神性、价值性及宗教论中最高等性放入同一阶层中（以便说明精神是高级动物的性质），这样可使我们超越多种分歧。例如，恶魔的呼唤，堕落肉欲、邪恶、自私、自我中心、自我追求等等，都已经从神圣的、理想的、善良的、永恒的东西、我们最高的抱负等等分化出来并互相对立了。有时，圣洁的或最好的品质被认为处于人性范围之内。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善良已被排除于人性之外，在人性之上，是超自然的。
我好像记得，恶或最坏的东西始终是大多数宗教、哲学或意识形态所倾向于承认为人性固有的，甚至我们“最坏的”冲动有时又被外化为撒旦的呼唤等等一类的东西。
虽然原则上我们“最低级”的动物本性始终被认为是“好的”，但现实中却往往自动化地被诬蔑为“坏的”。或许，这种对我们低级动物本性的诬蔑或多或少上是由于二歧化的本身（二歧化形成病态，而病态又促进二歧化，那在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常常是不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超越性动机的概念应该能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以便解决所有这些（大都是）虚假的二歧式。
快乐和满足能在层次系统上从低到高进行安排。欢乐主义理论因此也能被看作是从低到高直到超越性欢乐主义的排列。
作为超越性需要的满足，存在价值也是一种最高的幸福。
必须看到别有一种快乐的层次系统，例如，痛苦的解除，通过热水浴的满足，和好友相处的愉快，听伟大音乐的欢乐，有了孩子的幸福，最高爱情体验的喜悦，直到和存在价值的整合，而且这样的意义往往重大。
欢乐主义、自私等问题的解决可来源于这样的层次系统。假如把最高快乐包括在一般快乐之中，那么在非常确切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性丰满的人也只不过在追求快乐，即追求超越性快乐。或许我们能称这种追求为“超越性欢乐主义”，并指出，在这一水平上不再有快乐和责任之间的矛盾，因为人类最高的责任不外是对真理、正义和美等等的责任，而那也是人类所能体验的最高快乐。而在论述的这一水平，自私和不自私之间的相互排斥也消失了。
对我们好的对任何别人也是有益的，使人满意的也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的嗜好是可以信赖的、合理的和明智的，我们享受的是对我们有利的，追求我们自己“最高的”善也是追求一般的善等等。
从低级到高级的秩序比如初级需要欢乐、高级需要欢乐和超越性需要欢乐，这意味着含有各种操作和可检验性。例如，我们上升越高，在发现这样的人越少，先决条件越多，社会环境必须越好，教育质量必须越高等等。
一切“主体生物学”的技术都适用于精神生活的教育，因为精神生活也是类似本能的。
由于精神生活（存在价值，存在事实，超越性需要等等）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那是类似本能的，因而精神生活在原则上是可以内省的。它有“冲动的呼唤”或“内部的信号”，这虽然比基本需要微弱，但还是能“听到”，因而它能归入“主体生物学”的规程中。
原则上讲，凡是能够发展我们的感性知觉、躯体知觉，我们对内部信号的敏感性原则与训练都会适用于我们内在的超越性需要，那些内部信号来自我们的需要、能力、体质、气质、躯体等等，即可以用于培育我们对美、对法、对真理、对完善等等的渴望。或许我们还能发明像“体验上的丰富”一类的词汇来描述那些对自我内部呼唤特别敏感的人，在他们那里，甚至超越性需要也能由内省发现并充分享受它。
这种体验上的丰富在原则上应该是“可教导的”或可恢复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或许要适当利用致幻药剂，利用依萨冷式的非言语方法，沉思和冥想技术，对高峰体验或存在认知的进一步研究等等。
希望不会被人误解为神化内部信号，或称之为内部发出的呼声，“良心的微弱呼声”。在我看，自身体验的知识肯定是一切知识的开端，但又绝不是一切知识的结尾。它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足的。内部发出的呼声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在最聪明的人中也难免。无论如何，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有可能就会以外部现实检验他们的内部命令。
我们必须有条理地对自身体验的知识进行实际的检验和印证，因为有时即使被一位地道的神秘论者内部肯定的事情，经检验也或许是恶魔的呼声。让个人内部肯定胜过一切其他来源的知识和智慧不能说是明智之举，不论我们多么重视内部体验也不能如此。
应该这样说，在最高水平的明晰性（阐发、觉醒、调查、存在认知、神秘感知等）上存在价值可被称为存在事实（或终极实在）。当最高水平的人格发展、文化发展、明晰性、情绪解放（没有恐惧、抑制、防御）和无干预都彼此和谐时，这时便有理由肯定，不依赖于人的实在能极清晰地以它自身的本性被看到，极少受观察者的干扰。这时，实在被描绘为真的、善的、完全的、整合的、活跃的、合法则的、美丽的等等。
也就是说，传统上被称为“价值”的词与那些可以最准确最恰当地说明所见实在的描述词完全相同。超越了生活的高水平、事实与价值融为一体。很明显，那些同时既是描述的又是规范的词有理由被称为“整合词”。
在这种融合的状态下，“对内在价值的爱”等同于“对终极实在的爱”。对事实的忠诚在此也变成对事实的爱。最严格地力图达到客观或感知，尽可能减少观察者以及他的恐惧、希望和自私计算的影响，能产生一种情感的、审美的和价值论的结果，一种我们最伟大、最明晰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宗教领袖所追求的结果。
对终极价值的思索也表示对世界本质的思索。寻求真理（充分规定的）可以和寻求美、秩序、独特、完善、正确（充分规定的）完全一样，因而真理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存在价值被发现。于是，科学变得和艺术、爱、宗教、哲学完全融合了。关于实在本质的一项基本的科学发现也成为一项精神的或价值论的印证。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便不会用“冰冷的”、纯认识的、理性的、逻辑的、超脱的、无牵连的同一对待真实事物。这种实在也唤起一种热烈的感情反应，一种爱、忠诚、献身的反应，甚至唤起高峰体验。不仅真实的、合法则的，有秩序的、整合的等等，而且善良、美丽、可爱等都是最佳状态的实在。
换成另一角度，我们也可能被说成是在提供对广大的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答案，例如关于哲学和宗教对于生活意义的探究等等。
此处所提理论带有一定的假设性质，允许被检验和印证，但也可能经受不住检验。它是由具有不同科学可靠水平的事实组成的一种网络，包括临床的和人格学的报告以及纯属直觉和推测的材料。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我相信它能得到证实，我敢担保证实的到来。但你们不要太相信，即使它看起来是对的，即使对它很满意，你们也应该更审慎些。它终究是一套推测，可能是真实的，但最好经过核实。
假如存在价值和一个人自我相符合并成为规定性特征，这是否表示，实在、世界、宇宙因而也和自我符合并成为自我的规定性特征呢？这听起来像是经典的神秘论者和世界或和他的上帝融为一体，它也使我们想起东方对这一意义的种种解释，如说自我这时已融化于整个世界并已消失了。
我们能否说这是在提高绝对价值的可能性使之更富有意义呢，至少是表明实在自身可以说是绝对的呢？假如这一类的事情证明是富有意义的，那么它仅仅是人本主义的呢，还是超越人类的呢？
我们已经把这些词所有能传达的意义都列举出来了。我提及这一点仅仅因为我想大开门路，集思广益。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人和自然不仅是相互包容和接纳的，而且它们之间至少也要有一点同型性才能相似相容。自然已使人演化形成。人和超越人的东西的沟通因而无须说成是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的”体验。
海舍尔宣称：“人的真正的完成依赖于人和超越他的东西的沟通。”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具有正确性，但需要阐明这一点。
在人和他的超越性实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能和这种实在融成一片，把它归并在他关于他的自我的规定性中，对它的忠诚就像对他的自我的忠诚一样。于是他变成它的一部分，它也变成他的一部分。他和它相互交迭。
这种观点使它与人的生物进化论沟通起来。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他和自然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同型性。即，他不能和人类之外的自然完全不同，不然，他现在就不会存在。
事实上他生存下来了，那就证明他和自然的相容性，说明他为自然接受了。他同意自然的要求，并且，作为一个物种，至少在存活的范围内，一直顺从这些要求，自然没有处决他。从生物学的观点说，他很明智，能接受自然法则。如果他敢于抗拒，那将意味着死亡。他和自然和睦相处。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必须和自然相似。它的部分含义或许就是与自然的融合。或许他面对自然的激动（察觉它是真、善、美的等等）会有一天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认识或自我体验，一种自身存在的方式，充分作用的方式，就像回故乡一样，一种生物的确实性，“生物神秘主义”等等。或许我们能把神秘的或高峰的整合不仅看作是和最值得爱的东西的沟通，而且也是和一个家庭成员的真正一部分相整合，因为他们是一家中的兄弟姐妹，并且也可以说就是家庭成员间的和睦相处。正如墨菲所说：
……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信服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我们基本上和宇宙一致而并不陌生。
生物学或进化论中对于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的这种解释，就像精神的也等同于宗教的体验一样，它让我们认识到，把“最高”和“最低”或最深对立起来的看法是过时的，我们最终必须超越它。在这里，从所未有的“最高”体验，人能设想的和终极实在的欢乐整合，也能同时看作是我们最基本的动物性和种族性的“最深”体验，是对我们与大自然同型的深刻生物本性的支持。
在我看来，正像海舍尔所说的那样，这种经验主义的或至少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使我们认为不必把“超人类的”看作非人的和超自然的或非自然的。人和超越人的东西沟通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体验。尽管宇宙不能说是爱人类，它至少能说是以一种非敌意的方式接纳人，容许人生存下去，容许他成长起来，并且有时也容许他有极大的欢乐。
存在价值并不是我们个人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对它们的感觉反应。存在价值在我们内部引起一种“必需感”以及一种自愧感（自觉不相称）。
至少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存在价值和我们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区分开，虽然这很难做到，但最好是这样。这一类对待终极价值（或实在）的态度有：爱，敬畏，崇拜，谦恭，尊崇，惭愧，惊奇，诧异，赞叹，高兴，感激，畏惧，欢乐等等。这都是一些描述人的内心感情及认识反应的词汇，表达一个人看到某种不同于他们自身或至少能从文字上分开的东西时的感受。自然，人在强烈的高峰体验和神秘体验的时刻越是和世界整合的，这些自我内部的反应也越少，自我作为一种分离的实体也越消退。
除理论的和临床上的重要作用外，保持这一可分性的主要理由是并不多见的强烈的高峰体验、启示、寂静、狂喜及神秘融合，即使在最敏感的人中，一天也难有多少这样非凡的感受时刻。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相对宁静的对终极价值的沉思和欣赏中（而不是在和它们的高度整合中）度过的，那是在深刻的启示中显露出来的。因此，谈到罗伊斯型对终极价值的“忠诚”是很有益处的，讲责任、职责和献身也同样。
有了这种理论结构，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对存在价值的反应当作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随意或偶尔做出的。综上所述，更自然的会认为这些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要求、命令、呼吁做出的，是相宜的、合适的、正当的、合乎需要的，就某种意义说，我们觉得存在价值是值得甚至有权要求或命令我们的爱、敬畏和献身的。人性丰满的人可能只得做出这样的反应。
我们还应注意，看到这些终极事实（或价值）往往使人尖锐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无价值、不合格和残缺，他的根本存在的渺小、有限和力不从心，仅仅能作为一个人或人类的一员。
因为超越性动机（成长动机）必须描绘其不同于基本需要的特征，所以描述动机的词汇必须是层次系统的。
内在价值和我们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之间的不同导致我们用一套层次化的词汇代表动机（取本词最一般和最广泛的含义）。和各种需要上升到超越性需要的层次相应的是满足、快乐或幸福的层次。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记住，“满足”概念本身在超越性动机或成长性动机的水平上已被超越，这时满意是没有尽头的。幸福的概念也是如此，在最高水平上，幸福也能变为无止境的。这时它可能容易变成一种无边的哀愁或清醒或非感情的沉思。在最低的基本需要水平，我们当然可以谈论被驱动，极度渴求、力争或急需如何，例如，当窒息或感受剧痛时就是如此。
当我们沿着基本需要的阶梯上升时，欲求、希望或宁愿、选择、想要等一类的词汇会变得更贴切。但在最高水平，在超越性动机水平，所有这些词汇都变得不适合主体的心境了，而热望、献身、企求、爱、崇拜、景仰、敬重、被吸引或入迷等一类词汇才更适于描绘被超越性动机所激起的情感。
我们当然还必须正视一项这些情感之外的困难任务。要找出一些适当的词汇以传达感到的适当、责任、合宜、纯正、爱本质上值得爱的、需要甚至命令爱、要求爱、应该爱的对象等等的含义。
有一种分离仍然被设定在需要者和他的所需之间的所有这些词中。我们怎么描述当这一分离已被超越而在需要者和他的所需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或整合时所发生的情境呢？或者，在需要者和就某种意义说需要他的东西之间的整合？
同样可以称之为对自由意志决定论二歧化的超越。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人自由地、愉快地、全身心地拥抱自己的决定因子。人选择并幻想自己的未来，不是强迫的，不是“自我削弱的”，而是亲善的，热情的。而看得越深，这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整合也越“自我和谐”。
“庆贺”、诱导或行为表现的主观状态是存在价值所需要的。
我们必须同意海舍尔对“庆贺”的强调，他说明那是“一个人对他所需要或尊崇的事物表示敬意的行为……它的实质是要人注意生活的崇高或庄严的方面……庆贺是分享较大的欢乐，参与永恒的演出”。
必须记住，最高的价值之所以比主观的状态更容易研究，是因为它不仅是承受式地为人欣赏和冥想，而且往往也引导到表现的和行为的反应。
我们又发现了“应该”的另一种现象学意义。我们觉得庆贺存在价值是合适的，正当的，是让人乐于承担的责任，似乎这些价值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似乎这是起码应该做的，似乎是出于公正、恰当和自然，我们也应该保护、促进、增强、享有并庆贺这些价值。
从教育学和治疗学角度出发，区别存在水平和缺失水平，并认同两者间语言上的差别是有好处的。
对我自己而言，具有极大效用的是区别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永恒领域和实用领域。仅仅作为一个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为了生活得好些和丰满些，为了自己选择生活道路而不是承受被动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帮助。
尤其是青年人，极易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忘记终极价值。极常见的是，我们仅仅是反应者，可以说仅仅是对刺激进行反应，对奖赏和惩罚、对紧急情况、对痛苦和畏惧、对他人的要求、对肤浅的东西进行反应。至少刚开始时必须拿出一种特殊的、自觉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注意转向内在的事物和价值。例如，也许是寻求实际的独处生活，或受伟大音乐的陶冶，与善良的人相处，领受自然美的影响等等。只有经过实践，这些战略才变得简易而能自动进行，使人甚至无须想往或尝试就能生活在存在领域中，生活在“统一的生活”、“超越的生活”、“存在的生活”中。
为了清晰地意识到存在价值、存在语言、存在的终极事实、存在的生活、统一的意识等方面，我认为这种词汇的教导也是有作用的。这种词汇当然有些笨拙，有时让人迷惑，但确实有一定的作用。无论如何，它已证明在设计调查研究方面具有操作上的效用。
在这方面我还可以得出一项亚假设：高度发展或成熟的人（“超越者”？），甚至彼此第一次相遇，就能用我所谓的存在语言在生活的最高水平上相互快捷地交往。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仅仅是：它表明，似乎存在价值只对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才真正存在并容易被察觉，而和另一些人的交往虽然也可以是确切的，但这种交往只能发生在较低和较不成熟的旨趣或意义水平上。
我不清楚这一假设是否能顺利通过检验，因为我发现，有些人能运用这一词汇而并不真正理解它，就像有些人能口若悬河谈论音乐和爱而并不真正体验什么是音乐和爱一样。
另外还有一些更加模糊的印象：和这种用存在语言如交往处在同一层次的可能是一种很深的亲密关系，一种共同的情感交流，分享共同的忠诚，进行同样的工作，意气相投，休戚相关，仿佛是在侍奉同一个主人。
“内在的良心”和“内在的有罪感”具有极深的生物根源。
受到弗洛姆关于“人本主义良心”的讨论和霍尼对弗洛伊德“超我”的再控的启发，其他人本主义作家已同意在超我以外还有一个“内在的良心”，以及“内在的有罪感”或“内疚”，作为一种由于出卖了内在的自我而应得的自我惩罚。
我相信，超越性动机论的生物根源能进一步阐明并充实这些概念。
霍尼和弗洛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由于反对弗洛伊德本能论的特定说法，或因为忙中出错而接受了社会决定论，从而拒绝接受生物论和“本能论”的任何解释。
人的个人生物学无疑是“真实自我”的一个必要成分。成为你自己，成为自然的或自发的，成为真确的，表现你的同一性，所有这些也都是生物学的说法，因为它们表示接受一个人的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结构上的、神经的、内分泌的和类似本能的动机的本性。这样的说法既符合弗洛伊德的思路又符合新弗洛伊德派的思路（且不说罗杰斯的、谢尔登的、荣格的、哥尔德斯坦的等等）。它是对弗洛伊德探寻道路的一种澄清和矫正，弗洛伊德那时可能仅仅对此有过一丝念头。我因此认为它是符合“后弗洛伊德”传统的。
我想弗洛伊德曾试图以他的种种本能论来表示一些类似的意思。我也相信这个说法是对霍尼以“真实自我”概念试图说明的原理的一种承认和修正。
如果能够证实我对内在自我的更生物学的解释，则必定会支持对神经症犯罪和内在有罪的区分，反抗人自身的本性和试图变为非人类会诱发内在有罪。
不过看了以上的观点后，我认为内在自我应该包括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在理论上，对于真理或正义或美或任何其他存在价值的一种出卖必然引起内在的有罪感（超越性犯罪），一种应得的和生物学上合理的有罪感。这可能意味着：痛苦最终是一种祝福，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做对我们有害的事情。
当我们出卖存在价值时，我们受伤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受伤，而且，这也表示对“需要惩罚”的一种认可，它也可以从积极方面说成是希望，通过赎罪能再一次感到“清白”。
由这一理论出发的许多最终的宗教职能可以日趋完善。
存在价值如果从人类一直在寻求的永恒和绝对的观点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目的服务。它们是凭自身的权力存在的，不依赖于人类神出鬼没的妄想。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明出来的；它们是超越人类的，超越个人的；它们存在于个人生活之外；它们能被设想为一种完美。可以设想，它们能满足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望。
但是，通过一种列举的意义来看，它们必然属于人类不仅是自我的而且是自我本身。它们要求受到崇拜、尊敬、祝贺，要求人为它们做出牺牲，我们值得献身于它们。思考它们或和它们整合能给予我们作为人所能企望的最大欢乐。
在这里也给予了“不朽”一个十分确定的和经验的意义，因为这些价值作为一个人的自我的规定性特征体现在他身上，在他死后仍继续存在，即，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他的自我超越了死亡。
对于有组织的宗教所努力完成的其他职能来说也是这样。显然地，所有或绝大多数的宗教经验都能吸收到这一理论结构中并能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或以一种可以经受检验的说法表现出来，这些经验是任何传统的宗教都曾描述过的，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同意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整合
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的最佳时刻的概括，是对生活最愉快时、对入迷、狂喜、幸福、最大欢乐体验的概括。我发现这样的体验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如创造时的入迷，爱情成熟的时刻，完美的性体验，父母的爱，自然分娩的体验，以及许多其他体验。我用高峰体验作为一种泛指的和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发现所有这些欣喜若狂的体验都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的确，我已发现有可能构成一种概括的和抽象的图式或模式描绘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个词使我能够在同一时刻谈论所有或任何这一类体验。在这里，我之所以解释高峰体验这一概念，因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最容易和最充分地证明事实与价值的整合的问题。
当我问到我的被试，在高峰体验时刻他们觉得世界有何不同时（当然，被试者必须曾有过高峰体验），我得到的答案也能图式化和概括化。实际上也只有这样做才无缺陷，因为没有别的方式能包容我所得到的成千的词或描写。我把来自百十来人在高峰体验时刻和以后对世界的描绘所用的大量词汇熔铸和浓缩为：真，美，完整，二歧超越，生机勃勃，独一无二，完善，必然，完成，正义，秩序，简单，丰富，不费力，娱乐，自足。
虽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浓缩和熔铸，但却毫无疑问，任何别人也会得到同样的特征表。我认为那不会有很大不同，至少不会超过同义词选用或个别描述词的差异。
这些词都是很抽象的。不抽象又能怎样呢？因为每一个词都有任务在一个标题或一个项目下包容许多种直接的体验。这必然意味着这样的标题是广泛概括的，换句话说，是非常抽象的。
这便是描绘高峰体验中所见世界的各个方面。这里可能有着重点或程度上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在高峰体验中，世界看来更纯正、裸露，更真实，比在其他时刻看来更美丽。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被试报告中，这些被认为是描述性的特征是有关世界的事实的描述。它们是关于世界外观或世界看来像什么的描述，他们甚至声称，这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描述。它们和新闻记者或科学观察家在目睹某一事件以后所做的描述类似，属于同一的范畴。它们不是“必须”或“应该”陈述，也不仅仅是研究者愿望的投射。它们不是幻觉，它们不只是情感状态，缺乏认知的参照。它们被报告为一些启示，一些关于现实的真正的和确实的特征，那是他们过去视而不见的。
然而，人类在3000年有记载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学会一件事：知道这一主观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的证实，必须有某种办法核实宣称的真理，对成果的某种测试、某种实用的测试；我们必须以某种保留、某种审慎、某种清醒态度研究这一引进说法。有太多的思想家、先知、预言家在绝对肯定的感受以后已最终证明是不正确的。
这种幻灭的体验是科学的历史根源之一：对个人启示录的不信任。正式的、经典的科学长期以来曾拒绝私人的启示录，认为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可是，我们（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正处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开始阶段。在我们的心理治疗体验中，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患者中和我们自身中见到偶尔的启示、高峰体验、孤寂体验、顿悟和欣喜若狂的时刻，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也已意识到，虽然它们令人难以意料，但它们有一部分肯定是非常真实的。
只有化学家、生物学家或工程专家才会继续怀疑这一又老又新的看法，即真理可能以这种又老又新的方式出现：在一阵冲闯中，在一种情感的启示中，在一种迸发中，通过破裂的围墙，通过抗拒，通过畏惧的克服出现。我们是一些专门同危险的真理、同威胁自尊的真理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非人格领域，这种非人格的科学怀疑主义也是无根据的。科学的历史，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突然而狂喜地洞察真理的故事，这一真理随后才由更多缺乏想象力的工作者缓缓地、小心翼翼地、谨慎地给予证明，他们的作用更像珊瑚的昆虫而不是雄鹰。例如，克库雷关于苯环的梦就是源于想象的。
大部分的人的想象力是很狭隘的，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对假说的审慎核实，弄清他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但是，只要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就不能不学习如何培养高峰体验的洞察力的想象力，然后像如何运用资料那样运用它们。其他存在知识的例子——对迄今尚未觉察的、高峰体验中的真理的真切感知——来自那种由存在爱而获得的清晰性，来自某些宗教体验，来自某些团体治疗的亲密关系体验，来自理智的启示，或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
一种证实存在知识的崭新可能性展现出来。在三所不同的大学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能治愈大约50%的酒精中毒症。我们得知这一巨大福音、这一意料不到的奇迹都非常高兴，但当我们冷静下来时，由于我们都是不知足的人，我们不免要问：“那些没有治好的人怎样了？”我从何弗医生的一封信中摘引一段话作为说明，这封信的日期是1963年2月8日：
我们曾有意地利用高峰体验作为治疗手段。我们给服用LSD和墨斯卡灵的酒精中毒者提供高峰体验的条件，利用音乐、视觉刺激、言语、暗示，以及任何我们能对高峰体验起作用的东西。我们治疗过500个酒精中毒者，取得了一些一般规律。其中之一是：治疗后有节制反应的酒精中毒者大多数都曾得到过高峰体验，相反的，几乎任何未曾得到高峰体验的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也取得了有力的论据说明感情是高峰体验的主要成分。当LSD被试首先服用两天的青毒胺时，他们有一种体验和通常从LSD得到的相同，但有明显的感情衰减。他们观察所有看得见的变化，能引起思想中的各种变化，但在情感上是平淡的，他们是非参与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些被试没有得到高峰体验。此外，只有10%在治疗后效果较好，而在几项较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中，我们期待的治愈率是60%。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主题：这同一张描述现实、描述世界的特征表单，虽然是在某些时刻所见的但也恰好和那些被称为永恒价值、永恒真实的特征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老相识，也就是说，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同意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再强调一次，我的第一次陈述是公之于众的，也是在科学领域内的。任何人能做同样的事；任何人能自行核实；任何人能利用我曾用过的同样程序，并且，假如他愿意，也能客观地把他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做的回答记录在磁带上然后公之于众。
也就是说，我报告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可重复的、可以肯定或否定的、假如你愿意，甚至可以定量。它是稳定的、可靠的，因为当我重做时我能得到近于相同的结果。甚至以19世纪科学最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定义看，这也是科学的陈述，它是一种认识的陈述，是一种对现实、对宇宙、对外部世界的特征的描述，那是讲话者和描述者身外的被感知的世界。这些论据能经受传统的科学方式的检验，它们的真或非真都能判定。
然而，正是这同一的关于世界看来如何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陈述。这是最鼓舞人心的生活价值；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这是人们愿意用努力、痛苦和折磨为代价去换取的价值。这也是一些“最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最经常地光临最优秀的人物，在他们的最佳时刻、在最佳情况下来临。它们是高级生活、美好生活、精神生活的限定词，而且我还可以附加一句，它们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的长远目标。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品性，所以受到我们的崇敬；这些品性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圣贤、甚至我们的上帝的特性。
因此，这一认识的陈述和这一评价的陈述应该等同了。事实和价值等同了。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和那个被珍视、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应该成为的世界被是的世界所取代，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整合。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原故不得不干，最终却为了它自身的原故为人所喜爱。即使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
如何将手段价值转化为目的价值
几乎任何手段价值都能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就要这样做。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原故不得不干，最终却为了它自身的原故为人所喜爱。即使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也就是说，从一个简单的手段变成一个目的、一种价值自身，即实体化了。有一个日本电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癌症死亡临近时，原本最沉闷的办公室工作也变得实体化了。
生命必须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不论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也是另一种整合事实与价值的方式：一个人能使事实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那样的，并因而使它成为那样的。但我认为，神圣化或统一的观察和实体化有所不同，尽管两者有交迭。自我实现的人既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
自我实现的人对事实和价值的认识
若干年前，我曾报告说，自我实现的人既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前者从那时以来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后者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当然，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因为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在我的印象中，这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那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我称之为存在的认识的东西，或对他、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概括来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而且，这一应该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这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到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到对一套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100万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那地毯本来就是灰色的，而且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的、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应该盲”。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像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因此，他们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可能是有益的，除非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同一对象的应该面不可以分开。我相信，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我的自我实现被试者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我觉得应该附加一句，应该盲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尽管这可能使问题复杂化。作为一个例子，让我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应该盲。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的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
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软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时代确实不怎么样，但不能忽略她们机体内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有机会就能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现在的是”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不管怎么说，我的信念是，“价值”概念不久就会被废弃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多，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东西，而且历史也太长。另外，这些各式各样的用法并不经常意识到，因而造成了混乱。
构建人性中更高级的价值体系
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有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的价值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间的古老对立是排斥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像我们可以研究蚂蚁、马、橡树的价值一样，我们也能够研究人的最高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人在健康成长的时候，倾向、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价值是什么，而在染上心理疾病的时候，失去的价值又是什么。
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健康的人和其余公众区分开时，我们才能有成效地研究人的最高价值；至少是在历史的这个时代和供我们使用的技术还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如此。我们不可能把神经病态的向往和健康的向往加以平均，并由此提出有益的成果。
在我的意识中，这些价值是创造或构建的，也是揭示的；它们是人性自身结构中固有的；它们来自生物上的和基因上的发展，但也有文化上的发展；我是在描述它们，而不是在发明它们、设计它们，或渴望得到它们。这种看法与萨特尔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这里，为把这种观点以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提出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环境中的人、各种健康程度的人、各种年龄段的人的选择或偏爱。作为研究者，我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有研究白鼠、猿猴、神经病患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
我们通过这种研究，可以避免价值观上许多不相干的和令人迷惑的争论，而且这样的研究还有一种优点，强调了计划的科学性，完全消除了先验性。不管怎么说，我的信念是，“价值”概念不久就会被废弃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多，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东西，而且历史也太长。另外，这些各式各样的用法并不经常意识到，因而造成了混乱。我经常想，干脆把这个词抛弃，选用一个更特定的、因而较少混淆的同义词，一般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这种更自然主义的、更描述性的、更科学的研究，还有这样的长处，它能变换问题的形式，从负载过重的问题转移到能够依据经验检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先已负载着隐含的、未经审查的价值的“必须”和“应该”问题转移到普通经验形式的问题。例如，人在自由选择时遇到的问题，何时？何地？何人？多少？在什么条件下？等等。
我的另一些主要假设是所谓更高级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等，与我们在相对健康的（成熟的、发展的、自我完成的、个别化的）人处在好的境况、并觉得自己最好和最强时的自由选择中所发现的东西很近似。
或者，这个假设可以用更有描述性的方式表达：当自我实现的人觉得强大的时候，如果真正的自由选择有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就自发地倾向于选择真而不是假、善而不是恶、美而不是丑，倾向于选择整合而不是分裂、快乐而不是悲伤、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独特性而不是老一套等等，概括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我描述为存在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一个辅助性的假设：同样可以在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身上轻微地看到选择这些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存在价值可能是普遍的人种价值，它们可以在健康的人身上最显著地看到，而且，在这些健康的人身上，这些高级的价值极少被由焦虑引起的防御价值降低成色，也极少被那种我归入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降低成色。
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假设是，在总体上说，健康的人所选择的东西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在生物学的范畴内说，肯定也是这样；在其他意义上说，也可能是这样。在这里，“对他们是有益的”意味着“有助于他们和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我猜想，对健康人是有益的东西（被他们选择的东西），从长远来说，对不太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好的选择者的话。说明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是，与不健康的人相比，健康人是更好的选择者。或者把这个论断倒过来。
我建议，我们观察和探索自我实现者的选择结果，然后假定这些选择结果是整个人类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们这种最佳样品，假装看成是生物学上的分析物，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更灵敏的变体，能比我们自己更快地意识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时，再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也就是说，如果设想有充足的时间，那么我们最终也会选择他们迅速选择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朦朦胧胧地察觉到的东西，他们能敏锐而清晰地察觉。或者说，我们迟早会看到他们选择的智慧，随后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再假定，从大体上来看，高峰体验时察觉到的价值与上述选择价值是一样的。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假设，只为了表明选择价值只有一种。
最后，我假定，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作为偏爱或动机存在于我们最佳样品身上的存在价值，也是描述“好的”艺术品、普遍的大自然，或好的外部环境的价值。人内部的存在价值，与在宇宙中察觉到的同样价值是同晶型的，而且，这些内部的和外部的价值之间，有相互促动和相互加强的动力关系。
这里只是说明一个意思，这些命题是断言人性内部存在最高价值，并有待于在那里被发现。这与那种古老的、传统的信仰——最高的价值只能来自超自然的上帝，或来自某种人性自身之外的源泉——是尖锐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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