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阳光明媚，街上的起义运动似乎显得更有生气了。这样的运动一般都会结束在一小群人的手中，然后百姓们就会开始在各个群体中徒劳地寻求所谓的信息。如果所听到的流言版本和之前听到的稍有不同，就会莫名地喜悦满足。
我听到的第一个说法是绿地公园被武装军队控制了；第二个版本是绿地公园夺回了自主权；而第三个版本是那儿根本没有被控制过。最后信息汇总，真相是公园并没有被军队士兵所制约，志愿军从那撤退到了一处房屋，作为控制区。实际上就在外科医学院那儿，他们通过窗户和屋顶向外扫射。一架机枪被安在屋顶上；其余的都放置在对面谢尔本酒店、联合服务俱乐部和亚历山德拉俱乐部的房顶。由此，一场三角决斗横跨公园树木，在这些装备好的战略位置之间展开。
透过绿地公园设置的栏杆，能看到一些步枪和子弹带散在地上，还有被遗弃的萧索战壕和狙击孔。小男孩们奔跑着去看个究竟，又在一阵枪林弹雨中狂奔而出。他们不相信那些人真会杀了他们，但最后却还是真真实实地被杀了。
死去的马匹还僵硬地躺在在人行步道上，可悲。
今天上午，一艘炮舰驶入了利菲河，协助轰击了自由厅。这个厅是个被废弃的厅。传言说，当时它是空的。在进军邮局和绿地公园前，康诺利和他部下早就行军很久了。同样的信息来源也涉及了关于三千志愿军的消息。据说，他们从贝尔法斯特坐了短途火车过来，最终进驻了邮局。
在这一天，只有一个人走进了我这。他说，他已经去过顶楼了，还被志愿军瞄上了。所以因此推理，志愿军应该也控制了一些可以藏身的房子。我也去了屋顶那儿，待了半个小时也没有被瞄上，只听到从萨克维尔街的方向那儿传来的持续不断的开火声，还时而隆隆作响。
今天的《爱尔兰时报》出版了，其中刊登了一个新的军事文告，并发表声明说本国是和平的，还说萨克维尔街的一些房屋被夷为了平地。
外面栏杆上贴着一张单子，内容是关于军事法的宣布。
细读报纸上的声明，上面说到国家的和平统治是在于：比起真理，人民能更多地倾向于去读懂忧虑时期的状态；另一种说法是：国家是如此的和平，它却也可以用三种方式解散。有太多的平和，太多的沉默，但是要听到从都柏林之外传来的消息却要等待数时。
而此时阳光闪耀。这是愉快的一天，周围街区街道上的枪战还是一如既往的热烈而活跃。都柏林的街头却没有一个神色忧郁的行人。几乎每个人都精神抖擞，面带微笑。有一种身在国外的“民主感”，而我们的这座城市却是一位陌生人。私底下健谈善于交际的人，在大街上也变得没有什么公共约束或者不再紧张于公共礼貌了。人们都怡然自得地和旁人交谈，男男女女，毫无拘束。
所以我们这座城市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志愿军的？或者说之前是支持的，而现在是抵抗的？现在看来（写完一两天之后），都柏林是完全反对志愿军的。但在我下笔的那一天，还无法下定论。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无比的沉默。人们见面都相谈甚欢，滔滔不绝，却绝口不提关于这个话题的个人意见或想法。他们相互交换最新的新闻或者说是传言；对于听到的这些事件时不时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表示太突然；而对于支持与否，却丝毫不流露任何观点。
有时会听到有人说“他们肯定会被击败的。”当他表达了他此番预言时，旁边的人就会去猜想他是以开心还是悲伤的心态表达的。但事实上那些旁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也不会去追问他的想法。他们自己也不会进一步地去积极地举旗站队。
这是男人圈里的情况。
而女人们防线更低一些，或者也许她们觉得自己没那么多事要去惧怕。我所听说的大多数女人对志愿起义的看法不仅是不喜欢，而且是非常的敌对。最明显的是那些身着靓衣的阶级人群。而衣衫褴褛的那些平民，或者说是都柏林的女贫民们都表示出对立情绪。或者，用类似这样的话来表示她们的看法再贴切不过：
“我希望他们全部都被杀光光。”
还有——
“他们就应该都被射杀掉。”
事实上，射杀一直在进行，每个角落都是。阳光闪耀下，这些枪击声似乎不再那么险恶与压抑，生命在枪口下的爆裂与消逝也不再令人忧伤。
在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我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早已发生了变化。是的，现在杀人不再是件鬼祟的事情，不再像是疾病慢慢致死卧床病人那样的偷偷摸摸，杀人这件事已成为和你一起乘风在旷野奔跑打球的骑手，也许下一个瞬间你就因他致死。所有一切所谓的得病发病早已不再存在。现在，得病或者死亡才被当做是健康、振奋的状态。所以，都柏林这是在嘲笑自己这儿轰击的噪声，在这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没有一丝有关死亡的呻吟声。在这时候，夜幕降临的都柏林的家家户户间，机枪的鸣叫、步枪的轰鸣，重型机枪的低鸣代替了宁静。红色眩光布满了天空。夜里的都柏林大抵是无法微笑了吧。阳光下的她是那么无条件的活泼，至少比前一夜活泼。
这一天的战斗在蒙特街大桥那儿持续着。志愿军已经夺下三间房子，并把他们和桥梁一起改成了堡垒。据报道说，这个据点的军方伤亡人数很大。传言还说志愿军持有了南都柏林联盟的控制权。
士兵们抢夺下了吉尼斯啤酒厂，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对手已经在附近夺下了另一个酒厂，这两者之间一直持续枪战。
沿着运河的林森德这边的这场战斗看似轻松拿下。据说戴姆大街的好多区域都被志愿军占领了。我走到了戴姆大街，但并没有看到志愿军的人影，也没发现有任何枪击声从屋子里传出。后来，圣三一学院的顶楼（和那些窗户）完全控制住了戴姆大街区域，所以志愿军应该不会潜伏在这条街上。
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其他时间，这条热闹的街道宽阔而冷清，只有旁边小道的街角有一小撮人在张望着什么；而后面学院绿地的格拉顿雕塑那儿却好不热闹，好像在对着圣三一学院强调着警告责备的气息。
宣言书今天宣布了，警告所有人早上五点前和下午七点后都不准出门。
不过当下还早。没有任何形式的新闻消息发出，但各种谣言却开始迅速传播，一会儿一条盖过一条，一会儿一条又否决了另一条。都柏林完全与英格兰消息隔断，与整个外界也切断了联系。或者说，都柏林与爱尔兰其他所有地方也都隔绝了联系，没有任何消息能够透露进来。我们海陆都被封锁了，但目前看来，好像这也影响不了什么。
与此同时，信仰开始滋生，大家开始认为志愿军能比想象的坚持更久。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以为这场暴动会在发生的第二天早上结束。但现在，暴动已经持续三天了，人们已经开始设想它会一直持续下去了。大家已经几乎开始对志愿军怀有敬佩之情了，因为大家都以为第一第二天他们就能被击退了，然而他们势单力薄却能坚持到当下，这种精神早已让这座城市蒙羞。
人们说：“他们肯定会被击败的。”这陈述句的语气几乎就是一句疑问句，他们继续说，“但他们在促成一场像样的战斗。”在爱尔兰，被打败似乎不是件要紧的事，但没有作战，不敢作战才事关重大。“他们总是出去参与战斗，即使总是失败。”的确，爱尔兰的历史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一样。
从圣三一学院顶楼发出的枪击开始变得疯狂而残暴。我穿过戴姆大街走出了一段距离，走到底到了码头，伴随着这些枪击声，终于到了巴拉斯特办公处。但是超出巴拉斯特办公处再多走一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圣三一学院还有其他地方倒出来的铅足够让你淹没在其无止境的烟雾中。我站在一家名叫“凯利”的渔具店对面，望过去看奥康奈尔大桥和萨克维尔街。这个红砖店面的渔具店一半在码头上，一半在萨克维尔大街。此时正在被轰炸着。
我数了数，有六部不同的机枪正在对其疯狂扫射，还有从四面八方飞射过来的不计其数的步枪扫射在窗户上。在大约半分钟的间隔里，还有一枚重型枪械的炮弹穿过窗户，掷入屋中，弹片强烈地撞击着四周的墙壁。
轰炸持续了三个小时，建筑们被红色的烟尘云雾包围。步枪和机枪子弹嗒嗒嗒地扫射在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重型机枪也不放过一寸土地，子弹穿透窗户捣烂了屋里的一切。
人心在此时被吞噬，那些人就像是蹲在一座死亡火山中，无力逃脱。我对自己说：“那个房子里，应该连一只苍蝇都没法活下来吧。”
没有一个窗户里有看到人影，也没有任何回击。整座房子如死亡般空寂，我想屋子里的人全都死了吧。
然而，突然之间，街战的场景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虽然我知道房里空无一人。我对自己说：“他们已经用斧头砸开墙壁，到了隔壁房子，正端坐着呢；或者他们早就从天窗那爬出，坐在离这半个街区远的屋顶上呢。”然后我又想他们应该已经掌控整条萨克维尔大街，一直到邮局了吧。后来事实证明这猜想是对的，而我清楚的知道，就在此时萨克维尔街注定会有悲剧发生。
我又继续去观察轰炸情况，但我不再像之前那样为此感到撕裂般的痛苦了。离我这几码远的地方站着四个人，又有其他十余人聚集在通道上。一个神情激动的女孩儿从远一点的那群人中朝我们这走来，对着我们这喊了一通有史以来我听过最下流的话。她把他们一个个地骂过来，然后又对着他们大喊大叫又哭又闹的，带着那种只有女人才有的执拗，和无止境的生气闹别扭的功夫。
她咒骂了我们所有人；她诅咒说除了被炸牺牲的那些人，世界上所有人都要得病；她又责备那些聚集在通道上的人至少应该去大路上进军示威，至少这样能够证明他们是值得骄傲的男人，是不怕吃子弹的男人。而她自己在此时，早就已经不知不觉把自己拖入了危险地带。她早已站在了子弹可及区域，却还在那骂骂咧咧了半个小时，说那些个男人至少得像她一样，敢在枪眼下说话。
这女孩儿很年轻——大概19岁吧——披着个常见的披肩和显示出她阶层的围裙。她有着一个漂亮的脸蛋，还有青春姑娘所有的美丽温柔的苗条曲线。但她的每一句话都有着成堆的脏字。唉，不过她用的那些词汇并不等同于她的情绪，因为她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字句有力而不用到低级词汇——这就是为什么无意义的谩骂整天充斥在人们的耳边。
她对着我讲了一分钟话，我看到她的眼神就像小猫一样柔软，她的语言也如同她眼睛一样温柔。她问我要火柴点烟，但我没有火柴，我还跟她说其实我也想要点烟。几分钟后她就拿了根火柴过来给我，然后又重新开始无止境地用那些脏话去编织出成百上千的蠢话。
大概在五点的时候，对着凯利渔具店的枪击开始减弱。
在没经验的人的眼里看来，那些枪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事后他们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墙体看似坚固如初地站立着，屋内也没有被殃及。但事实上从屋顶到地下室，整座建筑裸露的就像一个狗窝。房子里没有了楼板，空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塌下来的房顶、楼板和家具，废墟一片。屋内一切都被砸碎，粉碎成碎屑和灰尘。唯一保持原样的只有弹片袭来时整片掉下的砖块。
步枪已经开始射向街道另一侧的房子了，一家名叫“霍普金斯与霍普金斯”的珠宝商店。这些子弹射到砖块上比直接射中更来的响亮。每一发对着红砖的射击都化成了纷纷散落的红色烟尘。大概总共有三四十发子弹射向了这家珠宝店，直到一道奇怪的裂痕出现，枪击才缓了下来。
在这整个期间，都没有从志愿军那边传来的任何回应。我想他们肯定是军火不足。这应该是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我对自己说，所有这一切都会在几天内结束，他们很快就会被搞定。生活又将重新开始，除去多了一些新修的坟墓，一切将如初，一直到这发生的一切连同想象出来的部分都一起变成这个种族的历史与传统。
我跟旁边的一些人聊了会儿，发现大家一样愿意分享和交换我之前在城里其他地方听到的新闻消息。同样，当触及到他们的个人看法时，他们也一样地不愿透露丝毫。不过他们其中有两个人，虽然也是小心慎重地在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他们是我在这场暴动中碰到仅有会表达出对志愿军钦佩之情的人。他们没有表示站在志愿军这一边，同样也没有去反驳他们什么。他俩其中一个是劳工，另一个是一位绅士。后者的说法是：
“我是一位爱尔兰人，（指着我们身前，在窗外爆炸的炸弹），我讨厌看到对其他爱尔兰人做这些事。”
他从其他城市过来都柏林过复活节假期，却无法出城离开都柏林回家了。
那个劳工——大概有56岁——他很平静地谈及这场暴动。他是那种我很少接触的人，但我着实惊讶于他简单又出色的话语。他的想法太平和太镇定了。他觉得劳工在这场起义中扮演着比想象中更重要的角色。我提到说自由厅已经被炸毁了，驻军不是投降了就是被杀了。他回复我说炮舰那天早上其实已经开进了利菲河，并把自由厅炸得粉碎了。不过，他又补充到说里面并没有人。所有劳工志愿军早已经跟随康诺利进军去邮局了。
他说劳工志愿军团可能有一千号人左右，至少有八百人吧。他又说劳工志愿军——或者按他们自称的叫市民军——一般都很注意不会透露人员数目的。
他们一直宣称他们拥有大约250人，也从没在任何时候列队行军超过这个数目。
在工作的那些人，他继续说道，每次都是不同的人在游行。警方也知道这情况，但他们觉得市民军有着世界上最废的势力。
但事实上，这些人并不是被弃者——你不是，他说道，就算一个康诺利倒下来了，这股力量中的劳工们也会按照训练好的秩序，按规矩轮流着站出来。他们表示反对警察，因为两年前的罢工行动中警察对他们实施了无比野蛮的行为，但也因此他们暗下决心，再也不会如此无规章秩序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了。
是的，这位同志他相信市民军的每一位成员都和他们的领导者齐首并进，参与了示威行军。
“我知道这些同志们”他说道，“不会畏惧任何事，而且，”他又接着说道，“他们现在就在邮局。”
“他们有什么机会？”
“无任何机会，”他回答道，“他们从没说过他们有什么机会，他们也没想过他们会有什么机会。”
“你觉得他们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他对着已经被重型机枪轰炸过的房子，点头示意了一下，说：“会很快将他们这样连根铲除的。”
“我要回家了”，他紧接着说道，“他们会去想我是死是活的。”他沿着那条弥漫着悲伤气氛的大街慢慢地走远了。稍过了会儿，我也走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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