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是局外人，因为拥有大概3万人的爱尔兰队伍正与英格兰对抗，而非反对她。仅仅都柏林一个城市，基本上所有贫苦家庭的父亲、兄弟或者儿子，都奋战在反抗英格兰的前线。整座城市揭竿而起，与志愿军们顽强战斗，没有军队能够击溃他们。这也许是一个大胆的陈诉，因为重型机枪就能摧毁他们。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爱尔兰民众认为这场起义带给他们无以言表的悲伤和哀痛，但这绝不是一场卑鄙和胆怯的战争。
如果我们的同胞在英格兰军队服役中被无辜杀害，我们没有理由置身事外，更无法信服；但如果我们的同胞在与英格兰军队对抗中被杀害，而且他们的兄弟恰巧在那支英格兰军队中服役，这就引出了问题的纠结之处，但我们别无他法。一切已经发生，我们只能努力抹平战争的伤痛。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天降大任之时，当所有人都退避三舍时，必定有勇士挺身而出。但扛起重担的并不都是伟人和优秀之士，并非所有凡夫俗子都只想着羊排和美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并无意图将起义中的相关人士理想化。几年后，他们的国家将一如既往地对他们做出公平的论断。
我认识的领军人物并不是伟人，而且并不聪明，他们是学者，而不是思考者；他们是思考者，而不是行动者；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跃上巅峰，他们并不渴求与众不同。
于我而言，他们都是好人，所谓的好人就是希望没有不幸，行为举止无私且健康。无人生还比知道托马斯o麦克多纳更为糟糕，至少我从未亲耳听见麦克多纳对任何人不友好或出言不逊。据说他的诗作具有重大意义；根据某一衡量标准，事实的确如此。如果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他的死亡，那将是件意义非凡的事情。他受审后被枪决。他和年轻的太太育有二子，与家人从此天人相隔并非易事。人们说他临死之前回想起美好的过往时，肯定备受折磨，这是多么地痛苦。与强权对抗时，我们都是宿命论者，但我希望，当士兵将他押赴刑场时，忧愁能远离他。
我也认识拉伊利，但并不亲密。我只能说他是个有幽默感、充满活力的绅士。他是个有想法且健谈的人，嘴边总是挂着笑容。
我也认识普伦基特和皮尔斯，但并不亲密。年轻的普伦基特永远不会给别人留下激进分子的印象。跟皮尔斯和麦克多纳一样，他也会写诗，三人的作品不相伯仲。他偏爱古灵精怪的东西。他学习埃及语和梵语，还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爱好发明和看戏。他受审后被判处死刑，已被枪决。
至于皮尔斯，我不知如何评价他，更不知如何说起。如果说起这场起义的理想主义者，那毫无疑问就是他。如果问起世界上最不适合被砍头和起义的人，那毫无疑问也是他。至于他人说起的品质，那些成就这位起义军事将领的品质，我从未真正“触摸”或感受。这些人都没有吸引力，拉金先生具有吸引力，但我觉得皮尔斯跟其他人都没有吸引力。然而恰恰是他号召了如此多的民众加入到起义队伍中。
民众就是要找到权力、行动或才智的中心，从而团结起来。我认为皮尔斯之所以成为领导者是因为他是性情中人。他并非心浮气躁，而是在不同角度，人们会觉得他遭受的远比享受的要多。
他拥有权力；他的亲密朋友们开始为自我欲望和利益行动。他的校长们没有定期领到薪水。他没有支付他们薪水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身无分文。要是换作别人，这个解释显然不成立，但在他身上，这个解释合理可靠，甚至小孩都能理解。这些校长们并没有弃他而去。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报酬迟迟没有着落，他们都被孩子必须接受教育的理想冲昏了头，心甘情愿地留下来。他的一个学生说，对皮尔斯撒谎一点儿都不好玩，因为无论谎言多么离谱，他总是坚信不疑。他建立，整修和改善他的学校，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学者们，不知怎地，他总是能找到为这些孤注一掷的希望奋斗的人们。
我认为，他不是“信仰上帝”，而是当某些事需要完成时，他不顾逻辑、经济和权力地完成了。他说过，这件事必须完成，而且如今只有一个人能做，那我会去做。他卯足劲去完成这个任务。
想起这些不得不挑起血腥且孤寂工作的人们，不禁感到惋惜。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呐喊，“噢！太可恨了，”怒吼后他们毅然扛起了这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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