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市民组成的军队或者志愿军中的劳工人数不会超过1万人，也难以达到这个数目。然而一些人认为，最近一次的起义是为了解决都柏林的劳工问题，而非出自国家利益或爱国情怀。这一说法基于一些灵活多变的事实。
这是个有趣的观点，但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
志愿军大概有200多名都柏林劳工，当命令下达时，更大规模的市民军队将无法行进。爱国理想几乎是每一个非工会成员的爱尔兰人的历史使命和重担，同时也激励着如此庞大的志愿军队伍。他们与劳工的联系更多体现在行动上，而非情感上。
有两个不同和对立阶级认为，劳工是志愿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像有人从两性角度去解释人生一样，有个阶级秉持经济理念，他们在人类活动背后发现了工资和利润的冲突。事实的确如此，但不应夸大。在爱尔兰，劳工并没有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每一种观点都认可其地位的重要性，但劳工的概念还没有在爱尔兰得到普及，正处于“上升”的过程。当这个国家面临劳工问题时，执政党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有两个人——拉金先生和詹姆斯o康诺利正视它，他们都是特别的人，充满了好奇心。
事实就是爱尔兰的劳工并没有成功组织任何活动，更不用说表示不满。这是缺乏自我觉醒的表现。在都柏林以外的地区，这种情况并不存在。整个国家的想象力相对局限，无法接受自由以外的事物，“统治者”的政策让我们忙于政治，无暇顾及社会理念。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可取的政策，而且到现在为止该政策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
在其它国家，劳工们早已习惯说出接受和拒绝，然而在爱尔兰，即使是在都柏林，他们的同行尚未尝试这种方式。但爱尔兰即将迎来自由，这种欲望相当明显，某种程度上早已路人皆知。他们理解的主题，拥有一套完整的语言，但他们不愿为了那些不了解或不珍惜的主题献身。
或许任何行动要想上升为全国范围，皆需要知识分子的振臂一呼以及经济上的不幸，当这些因素都具备时，那这次起义将势不可挡。在爱尔兰，在都柏林地区有组织的劳工示威，并不足以将其目标或色彩加注在志愿军身上，而恰恰是劳工的理想融合且消失在全国起义中。
毫无疑问，两年前的大罢工仍是都柏林劳工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然而，这段记忆对于那时的劳工或许不是那么苦痛。不过，当时人们对英格兰的憎恨，或者双方冲突的压力，都无法归咎于英格兰。当地商人，尤其是地方警察、掌权者和法院压制他们，因此他们才应是怨恨的来源。
游行示威的原因并不难懂。我无需推敲，便可知他们针对英格兰起义的原因，除非他们首先是爱国者，之后才是工会成员。
我不认为理想和现实在都柏林起义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但我认为这是该党派迈出的第一步，多年后爱尔兰将出现更大、更难以解决的麻烦。
或许不会出现更大的麻烦，因为联合行动在爱尔兰的发展慢中有稳，将整理我们的经济问题，如果英格兰民众觉得国家问题不应一次性解决，在这过程中还可以顺带解决。
詹姆斯o康纳利全心投入在国家和经济战营，他是个豪爽的人，愿意同情那些肆意浪费的人。
毫无疑问，他井然有序的战略大大帮助了志愿军。拉金先生处于爱尔兰劳工运动的中心，康纳利则是智囊。由于其在起义中的地位，他被处以死刑，现已逝世两天。
他在战争中严重负伤，经过细心照料才得以重新站起来，这一事实没有遭到过多的怀疑，他现已被击毙。
其他人也丧生了。我与他们并非深交，康纳利也不过是熟人一个。几个月以前，我见过他几次，但每次其他人都在场，他在这些场合很少发言。别人告诉我，他天生寡言少语。他是爱尔兰可有可无的备胎，但全世界的劳工都为他的逝去默哀。
曾经照料过他的医生在弥留之际称，康纳利平静地接受了死刑的判罚。在宣判的那个早晨，他就被枪决了。这位绅士对他说：
“康纳利，当你站着被枪决时，你是否会为我祈祷？”
康纳利回答道：
“我会的。”
他的访客继续说道：
“你是否会为那位刽子手祈祷？”
“我会。”康纳利说道，“我会为世界上做好自己本分的好人祈祷。”
他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我们可以肯定他遵守了那个承诺。他会为那位无暇为自己祈祷的人祷告，正如他多年来原本可为自己奋斗，却为他人而奔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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