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福东

    1903年7月15日凌晨，几十名印度巡捕骑马持械，在捕头的带领下，簇拥着两辆密不通风的马车，风驰云卷般从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出发，过浙江路大桥，然后抵英美租界。他们奉旨拘拿《苏报》案被抓捕的章炳麟、邹容等6人前往会审公廨进行庭审。钟鸣10下，谳员（法官）孙建臣和英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迪比南等人升堂，然后控辩双方律师、翻译官和被告也先后进入法庭。

    上午十点一刻，庭审正式开始。

    按照《申报》的报道，章炳麟颇具个性，“长发毵毵然披两肩，其衣不东不西，颇似僧人袈裟之状”。邹容很西化，剪掉辫子穿西服。其他四名被告则仍穿传统华装。他们到了堂下，即一律双膝着地长跪，不再像初到会审公廨时那样倔强不驯。章炳麟被问及“得自何科”——有过什么功名没有？这是章炳麟的短板，他16岁参加县试的时候，癫痫发作，从此就放弃了科考。章炳麟看了一眼邹容，尔后微笑着给了一句章氏风格的答复：“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言下之意，科举犹如鸟窠。当时《申报》立场明显倾向清廷，在报道中反讽说：“殊不知‘满天飞’类于强盗诨名，章（炳麟）奈何竟当堂自认乎嘻？！”

    此次庭审颇为简单。代表中国政府起诉的洋律师古柏，指控《苏报》污蔑朝廷大逆不道，其刊文中有“与满人九世深仇”“保护中国不保护满人”及“排满灭清贼”之语，尤其是本月初五日，报中直呼皇帝之名指其为小丑，初十日又论说“有四万万之同胞不共戴天，仇杀满人及杀尽胡人方罢手，快哉！”等悖逆之词。《革命军》被认为尤为大逆不道。在法庭现场，邹容承认该书为他所作，章炳麟亦表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言出于自己手笔。尔后他们又被押回老巡捕房。

    真正的抗辩，要等到4个多月后的12月3日。英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迪比南以观审的名义继续出庭，谳员则由孙建臣换为邓鸣谦，此外还多了上海县知事汪瑶庭。《申报》对庭审的现场亦有描述，但过于简略。当时的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则在12月4日至17日连续登载庭审实录，颇为详尽。（注1）从中可以看出章炳麟、邹容等人的辩护思路。

    《苏报》案发后，因为清廷执法官员有意放水，被抓的6个人中，除了章炳麟有些名气外，其他均是小虾米——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回国的18岁学生。租界也在设法保护这些政治犯。这是《苏报》案庭审的大背景。

    再说章炳麟的个人小背景。章炳麟性情颇为古怪，平素不爱沐浴，喜深思辩论，是一个标准愤青。在此次被捕之前四五天，章炳麟还和爱国学社的学生大吵，结果被胡敦复等五六人按住手脚，章士钊的弟弟章陶严脱下皮鞋，连续打了他四五个大嘴巴，尔后大家一哄而散。（注2）在知悉清廷将要抓捕他们时，《苏报》馆主陈范决定暂避风头，章炳麟则一副英雄不怕死的样子。邹容算是章炳麟的子弟兵，也在章的鼓动下投案自首了。

    既然对陈范等人的避走非常不屑，章炳麟必然要在法庭上展现硬骨气。但随着牢狱生涯的延续，人的思维会发生变化。尤其在洋律师介入之后，一个清晰的辩护思路开始呈现，章炳麟和邹容表示自己对《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出版毫不知情。

    这个辩护策略，保证了他们既能维持在革命同仁间的良好声誉，又不至失去自由太久。中间还是有专业技术含量的。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他们希望以尽量小的成本（少坐几年牢）来获得尽量大的收益（因政治受难而积攒的声誉）。坐30年牢对革命声誉的提升未必比3年高太多，但却可能让被隔离囚禁的受难者失去了对现实的敏感理解，也错失时代变革所带来的产出。章炳麟和邹容未必有太精密的经济人理性计算，但意识中减少受难成本的念头却是明确的。

    1903年的中国，政府缺乏专业的现代法律理解。7月15日的庭审，只确定章炳麟和邹容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的作者，就认为证据确凿了。结果在12月的庭审中，章炳麟辩称自己从未给《苏报》写过文章，他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托人带到香港，通过邮局寄给远在新加坡的康有为，该文的草稿则丢进了废纸篓。至于这篇文章为何被出版，他一无所知。言下之意，或许康有为出版了它，或者谁从废纸篓里捡起发表，亦未可知。

    邹容则表示，他在日本读书时写了《革命军》，原稿放在东京的行李里。他回国后，发现该书已被出版，非常奇怪，还打算回东京调查此事。他也从未给《苏报》投过稿，而且现在觉得《革命军》里的观点错误，已转向社会主义。

    章炳麟和邹容当然是在说谎，他们对文章的发表与出版一清二楚。但这样的辩白，成功将法庭上的攻防焦点转移。辩方律师认为章炳麟的私人书信和邹容的课堂笔记，只是自由思想的一部分，如同日记，他们不应为自己不知情的出版后果承担责任。

    很难说章炳麟与邹容的辩护策略发生了多大作用。这两个“革命犯”主角，最后分别被判3年和2年监禁，罚做苦工，刑满释放后驱逐出境。原本可以杀头的罪嫌，最终却如此轻判，更多是得益于审判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进行，洋人在暗地里予以保护。政治犯的量刑，更多出于政治考虑，但带有技术含量的控辩攻防，经由自由舆论的传播后，本身亦成为政治运作的一部分。

    《苏报》案占据了一个先机。在此之后，类似的政治案件遵循了收益递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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