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建刚

    一、对中日战争的“大胆假设”

    关于治学方法，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写了许多考证文章。20世纪30年代，胡适也曾用“大胆的假设”来预测中、日的局势。

    20世纪30年代初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同于青年学生的高调抗日，胡适希望与日本妥协，谋求几年和平喘息的时间。在胡适看来，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按照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贸然与日本开战，无异于民族自戕。

    然而，一个闻着肉味的老虎是不会放下口中的美餐的。充满虎狼之心的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逐步蚕食中国。面对这种情形，低调的胡适开始从国际局势的演变方面来找寻拯救中国的途径。

    1935年6月20日，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信中，胡适对中日战争的局势做出了自己的“大胆假设”：

    此时必须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作我们的一切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45页）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审视胡适的预测，我们不得不惊叹胡适的预见力。不过，胡适的这个预测，也并不是他自己的凭空想象。他的思想灵感，似乎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1933年8月，胡适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汤因比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在谈到日本时，汤因比从日本的国民性出发，认定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绝不会满足，它很可能还会侵略美国，而进攻强大的美国，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无疑于是开启其民族自杀政策。汤因比写道：

    况且，在某种情形之下自杀，本是日本民族的遗风。如果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了，整个日本民族毅然走上“切腹”的路，也不是绝不可能的事。（《胡适书信集》中册，第444页）受汤因比的启发，胡适在1934年4月29日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发表《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一文。文中，胡适除了介绍汤因比对日本局势的判断之外，还做出了他自己的论断，他写道：

    在日本这一只铁手套掷下之后，第一个牺牲者当然是我们自己。但我们在准备受最大最惨的摧毁的时刻，终不能不相信我们的强邻果然大踏步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胡适书信集》中册，第446页）二、对中日战争的“小心求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中国。应蒋介石的邀请，胡适前往庐山参加了牯岭茶话会。当蒋介石向胡适询问华北情形时，胡适直接诘问蒋介石：中央是不是真的不要华北地区的土地与人民了？

    胡适慷慨激昂的话让蒋介石非常动容。多年以后，王世杰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

    “你（指胡适）那天说的话颇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天下午，蒋先生见冯玉祥，冯也责备中央放弃华北。那天晚上，蒋先生在室中独自走路，，走来走去，到九点钟，忽下命令，令孙连仲、庞炳勋的军队开进河北。战局就此决定了。”（转引自：章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按照王世杰的说法，胡适的一番话坚定了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此后不久，蒋介石希望胡适前往美国，从事民间外交并派王世杰去游说。

    一向偏爱个人自由的胡适不想进入政府做官，他委婉了拒绝了王世杰。王世杰只好让傅斯年再去游说胡适。游说胡适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傅斯年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号啕大哭，他希望胡适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牺牲他最看重的个人自由，为国家分担自己的公民责任。

    傅斯年的哭谏，让胡适做出了他人生中艰难的决定之一。1942年9月10日，在给王世杰、傅斯年、钱端升、翁文灏、周炳琳、张忠绂的信中，胡适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出国五年，最远因起于我写给雪艇（即王世杰）的三封长信（廿四年六月），尤其是第三封信（廿四、廿六、廿七）；次则廿六年八月尾蒋先生的敦促，雪艇（即王世杰）的敦劝；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孟真（即傅斯年）的一哭。

    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到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耿云志、宋广波编《胡适书信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309页）胡适最终去了美国，后来更是做了驻美大使，成了“过河卒子”。对胡适的这一行为，许多囿于意识形态的人嘲笑胡适成了国民党的马前卒，成了国民党的帮凶与帮闲。这未免将胡适看窄了，胡适做驻美大使，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国民党，他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了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民众。在胡适眼中，党之上还有国，国之上还有人。

    胡适去美国做驻美大使，他的妻子江冬秀很不以为然，1939年9月21日，胡适专门写信给江冬秀，解释自己做驻美大使的原因：

    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胡适书信集》中册，第791页）此前，胡适已经对中日战争有了预测，当有人询问他应对战争的看法时，胡适的回答是：苦撑待变。苦撑在我，待变在日。

    苦撑，指的是中国方面。此时面对日本的侵略，没有其他国家援助我们，我们只好用空间换取时间，苦撑下去。

    待变，“待”的则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指的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变化。一旦日本侵略美国，美、中将结成抗日同盟，一旦有了美国的帮助，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自然也就有了保障。

    到美国之后，胡适旅行数万里，作了上百次的演讲，为中国的抗战鼓与呼。他的演讲，激起了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遭到日本大使馆的强烈抗议。当时，美国政府援助中国的最重要障碍是美国的《中立法》，为修改《中立法》，胡适付出了许多努力。此外，在胡适和陈光甫等人的努力下，中美之间签订了“桐油贷款”。

    这期间，胡适的一个重大贡献还在于他阻止了日本与美国谋求和平的努力。据罗家伦《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披露：

    1941年秋天，日本派莱栖和野村为特使，前往美国商量太平洋的和战问题，他们提出一个方案，要美日双方同意一个三个月的妥协。（《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115页）与胡适关系密切的罗斯福总统特地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征求了国民政府的意见之后，胡适竭力阻止了美国与日本谋和的行为。

    1941年12月7日上午11时左右，罗斯福总统约见了胡适，并对他说：

    那两个家伙（指日本特使莱栖和野村）来过了，我已经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请你告诉蒋委员长叫他放心，可是太平洋战事随时可能爆发，可能在菲律宾、关岛这一带。（《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115页）跟罗斯福聊完之后，胡适先是去了美国国务院查看动静，之后回到大使馆，就在他吃晚饭的时候，白宫来了电话，罗斯福要跟胡适通电话，电话中，罗斯福叫道：“胡适，Japs对我们在珍珠港用空军海军一道开始攻击了，战事已经开始，请你打电话报告你本国政府。”（《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115页）1945年，在跟罗家伦谈天时，胡适曾回忆他接到罗斯福这个电话时的心情，他对罗家伦说：“这时候我觉得大事已定，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去。”（《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115页）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胡适当时的心情。他当然有理由高兴，日本对美国的侵略，恰好证明了他对中日战争的预言，一旦美国参战，有了美国这个盟友，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就有了很大保障。

    果然，珍珠港事变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紧接着，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完成这一件大事之后，胡适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一次他睡得很沉，一下睡了两个小时。此时的他，完全可以休息了。他出使美国，就是为了“小心求证”而来，而他，终于求证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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