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建刚

    1926年，国民党北伐的时候，胡适正在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当时，留英学生沈刚伯曾询问他对国民党的态度。胡适回答说：

    “我本来是反对暴力革命同一党专政的。当时革命既已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27页）当时，胡适认为：“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喜欢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哲学，而不是像某些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说的苏联公社。”（江勇振《日正当中：胡适》下册，第391页）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对国民党的这一误判，1927年的胡适对国民党充满期待。

    胡适对国民党的期待，在他回到上海之后，很快落空。他完全不能适应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一开始，由于跟蔡元培的良好关系，胡适还曾参加国民党的教育委员会。但是，当他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说“不”的时候，国民党大佬吴稚晖公开斥责胡适是反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以胡适（时任私立中国公学校长）为首的新月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这时的胡适，与国民党针锋相对，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完全不能认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为了迫使胡适屈服，国民党迟迟不给私立的中国公学立案，直到迫使胡适辞职为止。

    20世纪30年代，胡适前往北大教书之后，他与国民党的关系缓和了很多。随着抗战的爆发，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往美国寻求援助。但此时的胡适，对国民政府也并不是完全认同，他虽然做了驻美大使，但他是为了国家，而非国民党。

    然而，1946年底，当国民党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宣布由训政走向宪政的时候，胡适不顾朋友的劝说，毅然决然参加了国大，并作为国民代表大会主席将通过的宪法亲手交到了蒋介石手中。

    在胡适前往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之前，他在北大的老朋友周炳琳曾竭力劝他不要参加。在周炳琳看来，这次国民代表大会是假的，蒋介石完全没有实施宪政的诚意，但胡适却不这么看，他非要参加这个大会，两人吵来吵去，吵得面红耳赤。

    胡适为什么非要参加这个国民代表大会呢？这要从胡适的政党观说起。

    当时，胡适将世界上的政党分为两种类型：甲式政党、乙式政党。甲式政党是欧美式普通政党，人们可以自由入党自由脱党，享有各种自由。乙式政党则是苏俄式政党，入党与脱党都有一定困难，其政党工作作风与欧美式政党截然不同。

    在胡适看来，国民党原本属于苏俄式政党。但国民党的这次行宪，则意味着国民党从苏俄式政党向英美式政党的转变。在胡适看来，国民党这种政党形式作风的转变将会给国家的制度转型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胡适给予了巨大支持。纵观胡适与国民党的恩怨情仇，胡适这一次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似乎意味着他对国民党的正式认同。

    参加完会议之后，胡适还对英国大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47年3月18日胡适日记记载：

    “五点访英大使Ralph Stevenson。我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是最后阶段，只认为是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胡适对英国大使所说的这些话，估计在跟周炳琳争论时，也曾说过。对此，周炳琳自然不同意。不过，对胡适的这些说法，王世杰非常赞同。1948年3月22日，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

    “关于政府改组问题，目前形势似乎既不易写成一个剧本，尤其不易有唱角。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改组如能实现，尽管像是一种形式的改变，其影响绝不是形式的。兄对英使的讲话是一种深刻的看法。政治上我们不能看轻了形式的重要性。

    “日昨枚荪（周炳琳）来谈，弟曾提出两点：一、他应该尊重一个八年在外的人（指胡适）的冷静见解。二、蒋先生（指蒋介石）在过去七八年间，思想和性格的变迁是极慢的，但是我相信是极根本的。”（张友仁编《周炳琳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第283页）在胡适、王世杰看来，让国民党一下子推行真正的宪政，自然很难。但是，只要以国民党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认定了宪政的大目标，只要他们不否定宪政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胡适等人就会支持这个政府。因此，王世杰才会对胡适说：“这次改组如能实现，尽管像是一种形式的改变，其影响绝不是形式的。……政治上我们不能看轻了形式的重要性。”

    而且，在王世杰看来，蒋介石虽然在思想和性格上变迁极慢，但是这次从思想上转移到民主宪政上来，这是极为根本的思想变化。如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氏父子在台湾所推行的白色恐怖来看，王世杰的这个判断未免隔靴搔痒，但是，蒋氏父子毕竟还承认民主的价值，至少还会做做样子。

    在这件事上，胡适、王世杰的政治智慧可能就在于：他们希望通过蒋介石为民主装门面的行为，通过这些预留的政治缝隙，弄假成真，并由此使中国的制度建设真正走上轨道。“叶公好龙”虽然是假的，但叶公至少知道“龙”是个好东西。附庸风雅的人似显庸俗，但至少还知道风雅的价值吧。

    不同于胡适，周炳琳判断蒋介石所推行的民主，一定是假民主、假宪政，是虚伪的。所以周炳琳不抱丝毫希望，他绝不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民主形式的重要性。

    对1947年国民党结束训政走向宪政的行为，当下学者已经有了高度评价，刘仲敬在《民国纪事本末》中评价说：

    “孙文行宪三阶段论，五权宪政论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立宪政体与二十世纪全能国家之中间过渡状态，于真正全能国家社会革命缺乏预见，以至行宪始于兵火仓皇之际。法统徒具形势，强人玩弄神器。”

    “虽如是，法统形势之有无，仍然关系甚大。何也？所谓立宪政体，不外乎观念形式高于事实权力之婉语。大凡有形态政治，无论如何虚伪，改组为立宪政体，无非在既有框架内调整比例，其道甚易。赤裸暴力，事实政权鄙视虚伪形式，因自身无所依傍，无中生有，火中取栗，其道甚难。”（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258页。）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弄假成真似乎远远优于推倒重来。后来台湾政局的变化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建立在戡乱条款基础上的戒严法一旦解除，制度转型之路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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