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大刚

    动荡年代，很容易结识大人物，县人周光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50多年后，周先生在县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上，以十分恭敬的笔墨，写下一篇《陈毅元帅和我相处的年代》，回忆自己年轻时候与陈毅的7年交往，其中重点谈到了共同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

    “与大人物交往记”之类的文章并不少见，而周先生的“交往记”，读起来颇有趣味，其间也透露出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历史细节。

    当时周先生在成都第一期留法预备学校，与陈毅是同班同学，而“陈毅出生在小川北地带，乡音颇重，对学习法语颇为不利。至于R的弹音，大家都不易学好”。陈毅于是创造出一种方法，他“常仰面把清水注入喉间发出自然的弹动，很快就掌握好R弹音”。

    为什么必须学好法语？因为只有学好法语，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公费资助，否则只能自筹经费，一同前往。

    在留法预备学校学了一年之后，周先生和陈毅及陈的哥哥陈炎（注：后曾当过国民党第43军26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12月在四川乐山率部起义）参加考试，都在前30位之内。按照规定，只有前30位可以有政府的旅费资助。其余18位只能自筹资金。后来还有20位非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经权贵游说，也自筹资金，一道赴法。

    很多人后来很惋惜地设想，要是毛主席也一道赴法，晚年便不至于犯错误，云云。毛未能赴法，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学不好法语，二是没钱，三是甘愿留在中国了解国情。想来学不好法语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毛不仅学不好法语，相对发音较为简单的英语，同样学不好。毛主席的英文秘书林克回忆称：“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我领读，他跟着读。”这样一看，设想可以，惋惜就不必了。对毛主席来说，口音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某些走向，现在的影视剧一律让“毛泽东”讲纯正国语，实不应该。

    谈到对留法勤工俭学的资助，过去很多研究不太注意。周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省府拨款两万元作为资送赴法勤工俭学特款”。每生资助额达400元。而当时赴法费用为500～600元，很多贫寒学生还是付不起，2002年第6期的《湖南师大学报》所刊《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的原因探析》（郭细英、徐胜萍著）一文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各界的组织和支持，以政府为主，对赴法勤工俭学的经济资助，使这些贫寒学生得以成行：

    ——1919年1月，广东省长张锦芳训令各县知事选送学生赴法留学，并饬令由各县补助留法学生半数学费；——1919年7月，湖南省长张敬尧亲自批示，沅江县、浏阳县和湘阴县酌情办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川资。8月，长沙县决定对川资困难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每人补助100光洋。李富春、罗俊明是最早得到这100光洋补助费的留学生；——1919年12月，河南省议会通过了省长赵倜的提议案，决定用招生办法每年招赴法勤工俭学生20名，每人给予津贴700元；——1920年，湖南地方督军谭延闿捐赠16万元光洋，专用于湖南旅法学生还账及补习法文；——时任山西省督军的阎锡山也曾派人到北京与蔡元培接洽，在法文高等专修馆内特为山西省开办留法工业科两班。该省还为本省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留法学生各提供贷款270元，特殊情况的还能多贷一些；——浙江省议员王爱斯等也提出补助留法勤工俭学生旅费300元。

    1919年10月，安徽省赴法勤工俭学生沈宜甲在寄回该省的“第一次报告书”中，就各方面对勤工俭学的态度有个较为详细的记述：

    ——（留法学生）以湖南为最多，几占全数之半（注：最终四川人数第一，湖南第二）。而各省当道及本地名人皆极力提倡。如湖南则有熊秉山、杨怀中及该省教育厅帮理一切，且闻已设立华法教育分会；而学生之来法者，又多给以津贴，鼓舞其志气，此其所以人数为各省之冠也。

    ——直隶方面，则本会根据地，其发达情形自不待言。前次开中法协进会时，上自总统及各部总次长、段督办、李长泰等皆捐巨款；——且曹督军对于保定之预备学校，除捐款两万元以外，还捐机器三座，专为预备留法学生之用。

    ——山东方面，则该省有国会议员王纳等组织华法教育分会外，该省省议会、教育厅更是发给学生每名四百元之旅费，并以后常年津贴数百元；且各生县中，给常年津贴数百元。

    ——山西方面，则有励精图治之阎锡山省长，自闻留法勤工俭学会之发起，即立派选学生九十一人至北京预备，其费用则由省县分担；且其外更提先派遣学生来法，近已到二三十人，凡该生等学成后，皆须回本省服务。

    ——四川方面，则除该省前办有预备学校外，此次熊督军以数万元送第一次留法学生六十余人来法，以后并常年如期由预备学校毕业后即以公费送来。（注：此说与周先生所述略有差异。）赴法勤工俭学能够大规模兴起，离不开法国政府的支持。事实上，法国政府极为赞成“华工学校”的开办，不仅借给校舍，每年还给津贴1万法郎；1919年7月，法国政府赠送500张赴法船票给赴法勤工俭学生；1921年1月，法国政府嘉许福建留法预备班，并寄赠1500法郎表示赞助。

    以政府资助为主，在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达到1700人之多，这也导致赴法者思想复杂、派系很多，但是，多数还是抱定“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目的，而“像蔡和森那样在出国前就对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并明确去法国是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并不多”。

    1919年9月底，初到法国，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呢？

    在周先生的笔下，一开始他们的宗旨仍然是“勤工俭学”。周先生自己被分派到法国西部勒拿佛港附近“史莱德大铁厂”学习钳工，同车间的法国老工人以前参加八国联军到过北京，他亲手教周先生如何学习。法国老工人每日工资高达50法郎，比学徒工资高5倍，令一同学习的6名华人学徒十分羡慕；李富春则与周先生在同一个长案上学习钳工；李维汉在另一个车间，勤奋地学习翻砂技术。

    但是周先生等人在这个工厂干了10个月，尚未“转正”成为正式工人，多数人便离开了。没有“转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当时“法国经济一天天不景气，工厂关门也一天天加多”。恰在这时，周先生家里寄钱来了，他离开了工厂，到巴黎赁屋而居，寻找出路。

    到了巴黎，周先生与陈毅兄弟重逢，原来陈毅兄弟一到法国就生病住院，病愈后被派到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而正好蔡和森、向警予也在该校学习，于此可见，陈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最初的领路人即是蔡和森。几个月后，陈毅也到工厂工作，不过一进工厂就遇上经济不景气。

    1921年1月，经济不景气，很多勤工俭学生失业，为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华法教育会也在这个时候，宣布与之脱离经济关系，不再提供经济资助。周先生等人为此三五成群向使领馆请愿。

    而陈毅认为，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于是同周恩来、蔡和森一道，组织起来掀起“反饥饿、要工作、要读书”运动，2月28日当天，约400人集中在使馆附近的公园，对驻法公使陈箓发出喊打之声，陈不得不由法国武警护送进入使馆，与此同时，武警又用警棍打散示威者，绝大多数被打入地铁，几个人被拘。

    之后，中法政府合组“中国青年监护委员会”管理赴法勤工俭学生，硬性地将允诺发放的每人每天5法郎的生活费拨入指定的几所学校，迫使学生入校学习食宿，周先生和陈毅等50人搬进一所叫作“阿尼尔商专”的学校食宿。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5亿（注：一说3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担保条件是印花税、验契税和成渝铁路、两粤铁路建筑权。而这一时期，也恰好直、皖、奉三系军阀争夺最激烈，购买军火无疑用于作战，且以国家利益为抵押。借款活动本来是暗中活动，结果“泄密”了，这引起勤工俭学生的愤怒。

    于是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迅速联络巴黎的华人组织1300多人，其中华工队就占700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说到会有300来人），在哲人大厅（公共集会场所）要求公使陈箓答话，而陈箓并未到场，按周先生的解释，是陈箓知道“勤工俭学阵营中有不少五四运动参加者和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惧不敢来”。而派出王姓一等秘书和沈姓二等秘书前来。果不其然，王秘书“官僚气十足，意图把运动镇压下去，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遭受签字认罪的大大失败”。

    把中国使馆一等秘书打得“头破血流”一事，金版《周恩来传》并未提及，只是说“会上宣读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在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的讨论”。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则虚构了一个叫“宗旭之”的人物，到会提交一份“修正案”搅局。

    不过无论周先生、金版《周恩来传》和文艺作品《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如何记述不同，经此一击，大借款告吹，勤工俭学生大获全胜。

    经此“拒款运动”，勤工俭学生与中法政府的矛盾已经严重激化，代价很快需要付出。

    中国政府方面似已发现，勤工俭学运动已偏离当初“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成了一场海外版的“五四运动”，于是把刚刚“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办的“中法里昂大学”入学权给予了新从国内招收的另一批学生，结果招致勤工俭学生的不满，照周先生的说法：我们“来法较早，更加有权学习”。于是挟拒款胜利之余威，陈毅、周恩来等人发动了“占校运动”。结果，法国方面以搞“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罪名，将其中104人，包括周先生在内，驱逐回国。

    不过此驱逐尚算文明，中方领事馆给每人发四等舱船票一张，另有500法郎的零花钱。法国方面也给这些人发了“肄业证”，在马赛的总领事署以西餐招待一番。

    发轫于1907年的勤工俭学运动，历经14年有余，掀起高潮之时，便很快宣告终结。

    不过拉长历史的视野，可以发现，这场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实在是有些低估了。

    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主要研究的是西方社会问题，如果它不远万里传到东方，而它的东方信徒中却少有人亲眼到西方近距离观察过西方社会，那么它渗入中国的时间将更为漫长。而中共早期著名人物、第一代和第二代核心领导成员，有过赴法勤工俭学经历或参与其事的，不在少数，他们口中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亲力亲为，对普通党员和群众来说，更有说服力。

    其次，大部分勤工俭学生赴法不久，就遇上法国经济不景气，对这一群体政治上的“左倾”化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赴法之际，法国在所有人心目中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全体赴法者心目中的楷模，不仅工业发达，可以从其“实业”经验中找到“救国”办法，而且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同时法国又是世界文化教育先进国家，也可以找到“救国”道路。但是一场经济不景气，很快使很多法国人失业，勤工俭学生也面临饿肚子的威胁。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恰好是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如果之前很多人还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么最直接体验的“失业”，简直成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再次，不能不说，当时的北洋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勤工俭学运动投入了巨大热情，但事与愿违，这场运动并没有按照事先设定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方向发展，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造就掘墓人。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勤工俭学生归国后，周先生与陈毅兄弟先后到了北京，进入中法大学，还有数年深交。此后，一同赴法的同学也逐渐产生了分化，据周先生记述：1929年，周先生有机会在南京上海一带漫游，遇到当年的勤工俭学生时，已有陌生感。有一次，竟然在上海街头遇见陈毅兄弟二人。

    话说某天，周先生在外滩坐电车，隔着玻璃门，忽然看到三等车厢里陈毅兄弟二人正在同看一份报纸，陈毅是长衫打扮，俨然大学生派头，哥哥陈炎衣冠楚楚，类似一名小政客，周先生本拟上前打招呼。可是当在三大公司下车时，人多拥挤，找不到陈毅兄弟二人了。陈毅当时正在苏区做“梭镖师长”，为何到上海？周先生当时不得而知。

    不过事有凑巧，几日后，周先生却在街头巧遇陈炎：

    “孟熙（注：陈炎字孟熙），仲弘（注：陈毅字仲弘）来上海吗？”周先生问。

    “你胡说，莫造谣！谁说的？活见鬼！”他答。

    周先生只有向他赔笑脸，不敢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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