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日出西山落，

    挣死挣活没法活。

    ——华池民歌

    受压迫，仇满胸，

    受剥削，一世穷，

    血债总要血来还，

    要想翻身靠红军。

    背上炒面上南梁，

    翻山越岭找红军，

    不怕山高沟又深，

    跟上红军闹革命。

    ——华池民歌

    这首民歌中所说的南梁，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惟一保留下的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是一块红色热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在这里点燃了陕甘边界武装斗争的烈火，领导创建了西北第一个革命政权，是全国所有革命根据地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块红色区域，在我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南梁是一个光荣与自豪相连的地方，是西北革命的圣地。

    南梁，是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的一个乡。位于华池县东50公里处，东南连林镇乡，西北靠山庄乡，东北与陕西省志丹县的吴堡乡、义正乡毗邻。乡政府驻荔园堡。这里是桥山山脉北段，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梢林密布，满眼是连绵不断的大山梁。

    那时，北边洛河川的人，总是向南一指说：“南边山梁上，好大的树。”灾荒年月，逃难的人大多从北面的榆林、横山来到了这里的大梢林，寻求活命。洛河川的人又说，“南边的山梁人口多了”，慢慢地人们都把这里叫“南梁”。

    准确地说，这里叫“南梁堡”。清朝末年，因为这里偏僻荒凉，兵匪如麻，百姓为防御兵匪劫掠，到处修了堡子，一有动静，都带上干粮背上铺盖，抱上娃娃，往堡子里钻。其实大股兵匪来了，也躲不住，是官兵要占堡子，是土匪也要占堡子，百姓还是得让着他们。虽然堡子不大顶用，但百姓还是年年修堡子。在中心山梁上，梁最高，堡子也就最出名，加之堡子修筑在南面的山梁上，老百姓就叫它“南梁堡”。慢慢地这南梁堡就成了几百里梢山地带的通称。

    现在人们传唱的著名民歌“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歌词中的“横山”，就是横亘在陕甘两省边界的子午岭桥山山脉，当时的老百姓把桥山叫“横山”，也就是现在南梁乡政府一带。这首民歌歌唱的就是刘志丹在桥山一带的南梁革命根据地闹革命的故事。

    南梁在葫芦河发源地各支流的川道上，周围数百里地分布着几十条山川沟岔，有平定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豹子川、大凤川、林锦庙川、二将川、荔园堡川、太白川。它们的中心就是荔园堡川的南梁堡，故这里称南梁地区，周围有荔园堡、林锦庙、东华池、太白镇、油坊沟、白马庙等八镇环绕，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莽莽苍苍的子午岭连绵数百里，碧涛千顷，云蒸霞蔚，镶嵌于林海之中的南梁堡，面川、靠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边陲要塞。南梁地区东西两侧，流淌着许多清澈见底的小河，像一根根血管一样，遍布南梁境内，哺育着这里的劳苦大众。东侧所有小河之水都汇集进洛河；西侧全部流水皆注入葫芦河。从这里向西跨过葫芦河直逼庆阳府；向东越过洛河水，可直去延安府；向北可远眺内蒙古大草原；向南能俯瞰八百里秦川。

    南梁古属雍州，是周人创业之地，南梁所坐落的桥山山脉中段，古叫子午山、鸡山、横山，今叫子午岭。在苍翠巍峨的子午岭中，古时候嘶鸣的马队和辚辚的战车踏踩出的秦直道，从这里穿过，自古就是陕甘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汉代坐在马背上的昭君王嫱穿越莽莽林海，经过这里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曾在此梳妆打扮，面南拜别故土父老，留下了“打扮梁”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地名。葫芦河两岸的百余座烽火墩就像历史的哨兵，是南梁历史兴衰的见证。

    西魏在南梁之东华池始置华池县，古城名叫库多汗，属蔚州。“群峰叠翠，三川相汇，东西北三城依山虎踞，呈犄角之势，为古代边防要塞”。北周时废。隋仁寿二年（602）在东华池复置华池县。大业十三年（617）为胡人梁师都占据，县废。唐武德四年（621）复置华池县，属林州管辖。贞观元年（627）废林州，华池属庆州。宋熙宁四年（1071）十月华池县废，并入合水县，西部仍归安化县，先为镇，后改为寨，明代巡抚马文升复置巡检司，清又改名为镇，民国二年（1913）民国政府废府治道，南梁为合水辖地。

    南梁虽然几经兴衰，却一直是葫芦河（古名华池水）流域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梁人民不断创造着经济、文化的历史文明。

    宋时南梁地区的荔园堡“十三族，强人二千二百二十一，壮马三百九十四，为八十二队”。大顺城“二十三族，强人三千四百九十一，壮马三百一十四，为一百四十一队”。南北朝、隋、唐、宋历代建立的莲花寺石窟、保全寺石窟，东华池、大凤川一带的众多寺院，豹子川石塔院双石造像塔，东华池砖塔，脚扎川石塔，大顺城、二将城、荔园堡、东华池城等古代建筑及窟址，成为南梁山区历史文明的佐证。

    南梁几百年前是个山清水秀、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方。直至清朝时，300多年的分而治之，在汉回两大主体民族中构成了极深的隔阂，隔阂伴随着疑忌，疑忌诱发冲突，而冲突每每不幸地被野心家利用，酿成大规模的民族仇杀。清同治五年（1866），陕西回民起义，回军首领白吉等占据董志塬。同年腊月下旬，回军从葫芦河西上，占据了南梁一带，直到同治八年（1869）二月退去。回汉之间相互仇杀，南梁田园荒芜，尸骨露野，村无炊烟，前后混乱十余年，盗贼纷起，人相食之，“人口锐减，十不存一”。元城老户高、马、周三姓原有六百余口，战乱后仅余十人。从此，这里断了人烟，成了无人区，逐渐成为梢林茂密、野兽出没之地。

    民国以来，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对南梁的袭扰从未间断，给南梁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痛苦。

    南梁一带先后被冯玉祥部孙连仲、陕军孙蔚如，还有杨子恒、杨万青、毕梅轩等多股军阀侵扰，扩充势力、争夺地盘。黄德贵、赵文华、谭世麟、张廷芝等地方军阀，为非作歹，鱼肉乡里。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以及陈珪璋部、胡宗南部、马鸿宾部等大小军阀你来我往，抓兵拉夫，劫掠烧杀、轮番袭扰南梁。

    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因拥戴当时的甘肃省长陆洪涛有功，坐镇平凉，控制陇东17县，任免官吏，截留税收，扩充军备，残酷盘剥，为所欲为，群众称其为“张狼”。张兆钾曾一次向17县商会征借白银2．7万两，向各县农民按丁征借白银3万两，以购买武器。张兆钾反冯（玉祥），曾以南梁为后方扩充军费，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肆意增征田赋，开征筑路捐，索粮要款，坑害百姓。在平凉设立陇东官银号，向各县派款60万元。私铸铜元、滥发纸币，掠夺人民。为收款，出动大批军警，四处催收，鞭打绳索，急如星火，高摊浮收，任意勒索，横行乡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麟，凭借其民团武装，挟县长、令属地，侵吞省府下拨各县的赈灾款，敲诈商界，盘剥百姓。

    这一时期，土豪劣绅乘机盘剥，兼并土地，农业生产破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异常困难。

    南梁几道川里的土地，几乎全被200多里外庆阳城里号称“八大家”、“七小家”、“三十多个匀合家”所霸占。他们在各村镇开着“商号”，有“出了庆阳城走三天，不住别人家店”的说法。

    “八大家”豪绅地主中的“裕茂隆”（商号韩少文）和“恒义兴”（商号李弟）霸占了南梁的绝大部分良田和几百里梢山。漫山遍野的荒地，无论是谁开的，都得给他们交租子。仅“恒义兴”一家就占有土地7万余亩，牛羊牲畜数以万计，出租土地1．8万余亩，每年收取租粮四五千石（每石合250公斤）。南梁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林锦庙川、东华池川一带居住的295户人家、480人、9730亩土地，被这两家地主占去4000亩。有54户、230人无地。白马庙川只有50户人家、290人、4500亩地，有4300亩被占去，有47户人家、287人无地。陕北吴旗的大地主韩大成也霸占了南梁白马庙川、玉皇庙川的数千亩地。南梁当地的十多户恶霸，将大片山林和良田据为己有、剥削佃户和雇工。

    南梁一带2．6万亩土地，被地主霸占去1．8万亩，占总土地的70％，而280多户农民仅占土地的30％左右，61．7％的农户是佃户。农民平均每人占土地不到5亩，而地主平均每人占土地达120亩之多。大部分农民破产流落。

    地主剥削农民的形式多种多样、手段残忍，主要有：1．地租剥削：地主租给农民土地收取租粮，数额占总产量的三至五成。2．雇工剥削：一个长工，每年最多挣得白元十七八个。3．高利贷剥削：债利为“大加一、合带五分”，即月息百分之十，到期不还，再加百分之五。借粮一般是春借秋还，利加三至四成，有的利息高达一倍。4．份养牲畜：三年一个本利对。5．典当：农民把土地以行情一半的价格当给地主（保留赎买权），然后又从地主手中租种，受地租剥削。6抵押：即指地借钱，到期无力偿还者，地权归债主。

    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无地种，只好租地主的地，或在地主占的荒山上开荒种地，租牛、借债、出卖劳动力度日。佃户要交极高的粮租，有五五分、四六分、三七分、二八分等数种，无论有收无收，租子不得短欠。大多数农民在交租后所剩无几，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佃户仅租地主一头牛，年租高达1．5石至2．2石，繁殖的牛犊却归东家。灾荒年月，粮不够吃，借粮都是借一加三的利息，借一斗还三斗，到期无法偿还，利上再滚利，就是人们说的“驴打滚”高利贷。农民婚娶丧葬，添置农具，穿衣买布，因天灾人祸，借贷或赊欠地主的债款，都是月息10％到15％，利变本，本加利，月月“驴打滚”。少得可怜的土地，有几个农民能按时偿还所欠的债务！这种“驴打滚”的高利贷，谁能还得起！有的背负的债台越筑越高，一生都还不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庄院、房屋被地主占去，顶了债务，落得个扫地出门。为了生活，只好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又承受地主的另一种剥削。

    当地人为“八大家”编顺口溜这样说：

    庆阳城，地势险，

    连着东西两架川；

    城里驻着八大家，

    东西两川全占完。

    八大家，心太馋，

    地租债利重如山；

    又开当铺又开店，

    穷人血汗要榨干。

    离南梁堡几里路寨子湾的高生华，是横山人，爷爷、父亲都是揽工汉，5岁那年，父亲背个铺盖卷儿，弟兄们跟着跑，逃到林锦庙，刚安下锅灶，今天谭世麟的兵来一趟，明天张鸿儒（张廷芝的父亲）的兵来一趟，见啥拿啥，还要抓人，逼得没法住，全家才逃到南梁堡。13岁揽工，16岁自己下苦，租庆阳“裕茂隆”的地。这里都是倒山种地，今年种这块，明年种那块。每年种30来垧地，平常年月，能打十二三石粮，按南梁石说，一石也有五六百斤，十二三石合六七千斤，可一细算账，就不顶事了。租子是包产一石七，闹了荒年，一颗不收，也得出一石七。牛是租的，一头犍牛，出租两石二，一头母牛一石五，养下牛犊，也是人家的，每年向官家交一石八。光这三宗，就出去了六七石，把大半拿走了。谭世麟的民团，本地民团来要粮；张鸿儒的兵、张廷芝的兵，都来要粮，三天两头踢踏门，连个数目也算不来。这还不算零星土匪。每年藏藏躲躲，一口人留不上几斗粮。因为每年不够吃，总得去借。借谁的，还是借“裕茂隆”的。出个条子，借一斗，一年三斗利，利上再滚利。每年不够吃，得借两石，利息就是六七石。要穿件衣服，还得跑到“裕茂隆”店里去买，没有现钱，赊下，还是利滚利。就是不穿布，穿件老羊皮，也不行，租的羊，也是人家的，三七分，人家七分他三分。死一只，得赔一只，穿件羊皮，也得折价，利滚利。过个红白喜事，买个零用，锅碗瓢勺，欠下账，还是利滚利。这样下来，每年还不清，越累越多，照这么下去，连子孙后代，都卖给“裕茂隆”了。

    这时，南梁地区又土匪蜂起。大大小小的土匪更是数不胜数，赵老五、薛大牛、毛不顺、梁占魁、陶老三、乔兴福、徐老幺、宋占彪等土匪多达52股之多。这些兵匪靠刮地皮供给，常聚众为祸，破堡劫财，杀人放火，肆虐乡里。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南梁人民，又常遭到土匪的抢劫，仅有的一点口粮、炕上的烂毡、破被，被一股一股的土匪抢去。军阀的部队过境，你来我往，其实和土匪没什么两样。

    南梁北边，洛河川的张廷芝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盘踞在南梁的北面，他的父亲、几个叔叔以及他众多的堂兄弟多是反动军官、土豪劣绅。张廷芝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他的父亲张鸿儒是个大财主，还当着井岳秀部队的副旅长。活动于吴旗、南梁一带，常纵部抢人，自己坐地分赃。还开着“赌场”，强迫穷人去耍，结果赢家都是他。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

    军阀混战，谁有枪谁就有权，谁有钱就有权。这些军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随意委任官吏。那些有钱有势的土豪、地主便成了当地的最高行政头目。县下面有区、区下面有“排头”，一个排头管一片，替官府摊派粮草，收捐收款。还有“寨头”，就是堡子头，一个堡子一个头，大部分是官府指派。官府管不到的地方，老百姓就推选一个。一个排头管10家百姓，由他们为所欲为。

    乡绅富户打出保境安民的口号，纷纷组建民团，以保庄护财。每个区都有民团，堡子里住着团丁。民团团头、排头和寨头往往就是同一个人，占据堡寨、抽丁派款，美其名曰“保境安民”。这些民团和惯匪没什么两样，打家劫舍，三天两头抢东西，这股子过去，那股子又来。南梁地区，主要的民团就有白马庙郭万城民团10余人，8枝枪；玉皇庙王占才民团，10余人，6枝枪；二将川民团阎登第，4枝枪；南梁民团，团总白子文；紫坊畔阎庄民团，20余人，20枝枪；荔园堡民团，驻阎家堡子，团总赵富奎，60余枝枪。在这一带流传着“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的民谣，这正是兵匪成灾的真实写照。这些民团头子、土豪、地主和反动官府、军阀互相勾结，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肆意横行，给南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南梁一带的官府、军阀随意向贫困农民征粮征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牲畜税、血税、印花税、维持费、粮秣费、枪炮修造费、棉衣单衣费、鞋袜费、年节费、民团捐、门牌捐，什么都得上税，样样摊捐。

    有款名“懒款”，鸦片泛滥，荼毒人民，为政“寓禁于征”。吸烟有“膏捐”，贩烟土有“土税”，种烟有“烟亩罚款”——不种烟的罚“懒款”！

    政失常轨，法悖天理。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后，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

    “陕北的农民赤贫如洗，土地贫瘠，工业极不发达。”“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偏僻。”“从黄帝、孟姜女时代起，这里的老百姓就住在不怕空袭的窑洞里。”

    “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农民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税捐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法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特别在甘肃，不止一两种重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我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收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一个传教士告诉我，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

    民国四年（1915）南梁又增收新税5种。这样残酷的横征暴敛，却谁也不能反抗、拖延。有不按期交纳的，排头、团丁上门催逼，警吏严刑逼收，每次还得要再加收鞋脚钱，如有人反抗不缴税捐或迟交，轻则鞭打绳拴，抓进私牢，重者诬为“通匪”，酷刑致残或者弄得家破人亡。两家大地主，都住在200多里以外的庆阳城，出动大批团丁下乡收租子。团丁随意多收多要，横行乡里，百姓也没有办法，只好交，否则就拉到庆阳上门去交，或者遭殴打。这里流行着一首《催粮员》的民谣，读了它，真有些“苛政猛于虎”的感触。

    催粮员，真有钱，

    一年能刮几千元。

    行动骑的是大马，

    带的差役比狼馋。

    皮鞭拷，房梁悬，

    先纳两块上路钱。

    小百姓，实在冤，

    出酒钱，出肉钱，

    还有跑路鞋袜钱，

    卖了牛羊又卖田，

    还得卖儿完正捐。

    谭世麟、张廷芝等大小军阀还用扩兵的办法搜刮钱财。扩兵的办法是，穷人“摊兵”，就是给每户派当兵的名额。如果不愿去，出钱也行，摊一个兵要出50元。穷苦百姓谁愿意去当兵，千方百计弄钱，只要能不去当兵。中农以上人家“摊官”，地主、豪绅“摊大官”。官可以做，但班长要出100元，排长要500元。

    官、兵、匪祸纷至沓来，土豪劣绅、地痞恶棍肆意搜刮，南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更加苦难深重。政治上没地位，生活上贫困，人民可以说是穷的光溜溜的，没有衣裳穿，身上的破棉袄都是碎块块，包不住棉花。炕上没有铺盖，有的连块席片子都没有。稍好一点的还有件光板黑羊皮袄，白天穿，晚上盖，下雨天毛朝外。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看门的瘦狗。

    人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借歌浇愁，抒发自己心中的怨愤和无奈。这首《卖老婆》民谣，就唱出了普遍性的社会时政民情，诉说着一个家庭的无奈。山区人有两不卖，一是土地，一是老婆，当时的贫穷可略见一斑。

    叫声张老哥，

    我想卖老婆，

    老婆跟我受可怜，

    穷光景实难过。

    大的七八岁，

    小的两三岁，

    撇下怀抱的，

    谁要给给谁。

    不是我心狠，

    实在是家穷，

    娃他妈你别伤情，

    先设法逃活命。

    “甚至上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不会比原来的那个更坏’。”这是斯诺发出的感慨。

    1928年大旱，秋田无收，冬小麦不能下种，发生严重饥荒。1929年（民国十八年）持续大旱，从春到夏，又干旱了100多天，滴雨不见，地都荒了，田野寸草不生。夏无收、秋无望。民国十七年三月九日落雨至十八年四月十九日，长达13个月未曾下雨，这就是南梁人民永远忘不了的“民国十八年大年馑”。

    南梁地区全境绝收，到处是灾荒，农民吃野菜、荞麦柴、猪衣子、树叶、树皮、草根，甚至吃观音土充饥。一个一个穷人被活活饿死，—个一个穷人被观音土活活胀死。天天都有人家哀号送葬的哭声。每百斤白面要卖到25块银元，麦子、小米每斗售价达15块银元，秋谷粗粮每斗也要10块银元的天价，草根树皮几被食尽，百姓尸体乱陈。

    为了活命，卖掉了财产，卖掉了土地，又被迫卖儿卖女，让儿女去逃条活命，来换得斗儿八升粮食。许多穷苦人家拉着打狗棍，拿着要饭碗，带着儿女沿门乞讨，逃亡异地，妻离子散。

    灾后瘟疫流行，到处是乞食灾民，眼睛都饿绿了，饿殍遍野，野狗争食，惨不忍睹。

    1929年3月，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致电南京政府称：

    甘肃多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

    同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视察甘肃灾情后，致政务院电称：

    “甘肃灾民二百四十余万”，“平凉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尽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

    这是1928年至1929年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600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实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就在那灾荒可怕的年月，官府火上添油，只顾催索七捐八税。地主还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户必须交租。甚至外出逃荒期间也要如数征收税捐，而且反动官府向农民征收的税比正常年景增加了近一半，军阀、民团的维持费等税捐增加20％以上。军队过境、摊派粮草、拉夫抓差，几乎每天都要出几条人命。

    天灾、人祸、兵燹、匪患，官府、军阀、民团和当地的排头、堡子头、民团头的盘剥、压榨，更加深了本来就走投无路的南梁人民的苦难，把南梁人民抛在了死亡线上，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南梁人民奋起同命运抗争，自发地同官府做斗争。

    南梁地区北边的洛河川成千上万的饥民，拿着大刀、矛子、锄头、扁担，打着大旗，浩浩荡荡，漫地卷来，抗粮抗税，围城打县，和官府对抗，官军打得厉害就散，官军走了又聚。个个还挂上红肚兜，说是喝过符水，就变成“硬肚”，刀枪不入。饥民成群结队，拧成股，随着沙尘滚动，男男女女，扶老携幼，从这个山头游到那个山头，从这条川走到那条川。草根树皮都被吃光，山沟里有丢弃的娃娃哭叫。饥民们造了反，联络一些侠义志士，抱成一个膀子，起来同官府、土豪劣绅对抗。

    南梁杨树渠以打猎为生的赵连璧等人，组织饥民、占据梢山、撤旗造反、抢富济贫、打开地主劣绅占据的阎家洼窨子，开仓放粮，闹得地主老财心惊胆战。

    乔河的田老五，聚集起百余名贫困农民，组织起“红枪会”，活动于二将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一带，烧香起誓，除暴安民，打击土匪，反抗官府、军阀，在华池参加“红枪会”的约600余人。

    洛河川成千上万的贫困农民，连续聚集起来，向土匪豪绅“借粮”，抗拒官府的税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饥民斗争。

    庆城人赵文华同陈珪璋、汪飞西等人，联合饥民暴动，打出“打富济贫”的旗号，闯州过县，饥民纷纷响应，盲目跟进，活动于子午岭山区。暴动队伍达到数万之众，后来发展成地方武装。赵文华战死后，陈珪璋当了司令，演变成独霸陇东一方的地方军阀。

    南梁葫芦河两岸，饥民们成群结队拿着口袋装夺得地主的粮食，被称为“口袋队”；有的扛着镢头，挖地主的粮窑、仓库，被称为“镢头队”，饥民们挖掘地主藏粮，成群结队的去吃大户。

    南梁堡的郑德民、石咀子的朱子清组织了“哥老会”、“扇子会”等，打击封建军阀势力。

    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1935年任《大公报》记者，在西北采访后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说道：

    由于交通隔塞，政治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肃接境地区的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一以抵抗官府之无厌征收，再以图一般有为分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带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

    这些斗争充分显示了南梁人民敢于反抗、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梁地区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

    广大贫苦群众反压迫、反剥削、求生存的烈火一触即燃。正如：“干柴积薪，一点火星都不得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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