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出来端上端，

    南梁来了刘志丹；

    志丹练兵又宣传，

    要把世事颠倒颠。

    ——华池民歌

    1．刘志丹播火南梁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而远离中央、远离南方的陕西西北和甘肃东部广大地区革命力量仍在较稳定的积累和发展，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继续向武装割据和创建根据地大踏步迈进。1927年2月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由其统一领导陕西、甘肃两省的工作和革命斗争。7月11日，根据党中央的批示，陕甘区委改编为陕西省委。到1927年8月前后，陕西地区党组织已发展到7个地委、33个特支、党员2177人，甘肃地区有特支4个、党员30多名。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先后组织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暴动相继失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刘志丹等西北革命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拥有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可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来创建红色武装？当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于1928年秋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要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入军阀内部从事士兵运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学习军事、培训干部，伺机建立革命武装。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北保安县（今改名志丹县）金汤镇一个秀才之家。因为农历八月生的，老爷爷捋着花白胡子一遍又一遍高声吟诵着“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就为他起学名“景桂”，字“志丹”。只是这学名，家里从来没人叫过，老老少少只管叫奶名“来生”。父亲刘培基是延安的秀才，刘志丹出生时，在金汤小学任教，后转而经商。

    当地人常说，“好男子不吃八年闲饭”，刘志丹6岁随母亲回到金汤镇北30里的山村老家——芦子沟，由爷爷带着边读书边干活，不到六七年的光景，就把四书五经读得烂熟了，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民国以来，这里还是官匪不分，到处抢劫拉票，百姓时刻提防着，所有粮食、贵重衣物都藏在山窖里，只留日用口粮和换洗衣服，一有动静，灭了灯火，夹起包包就跑，这叫“跑反”。一年大年三十，听见枪响，又是“跑反”，一家人都跑了，只有爷爷坐着不动，刘志丹忙去搀扶，爷爷说：“你们都走吧，我看家，要是真土匪，不会抢咱，咱家就这么几只窑，抢啥？要是官兵躲也躲不脱！”志丹见爷爷不走，自己也不肯走，爷爷叹口气说：“这是啥世道，我原以为搬到山沟里可以安居乐业，谁知道都是白想。我活到老跑到老！跑了一辈子，跑不动了，你们还得接着跑！朝代换过几回，皇帝变总统，总统变执政，变来变去，总不太平。”刘志丹说：“世上就没个能人，把老规矩变一变？”爷爷说：“谁说没有，打光绪年就变，变到如今，也没有变出个名堂。听说南边有个孙中山，主张均地，可又行不通。”刘志丹问：“为啥？”爷爷说：“如今的世界都是枪杆儿说了算！”刘志丹说：“他没有兵？”爷爷吧嗒着烟锅不言语。刘志丹说：“世上要是没有那些贼，又有吃穿，谁还‘跑反’！”爷爷叹息说：“也许有那一天，爷爷是看不到了。”

    刘志丹和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称他为干大（对长辈的尊称），平时随他一起劳动，有空时张万银总给小志丹讲贪官污吏的罪恶及李自成等农民起义为民除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孕育了少年刘志丹对旧势力仇恨的种子。后来他就读于永宁山（保安县政府所在地）县立高等小学堂。刘志丹开始接触进步老师，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志改变社会不平等现象。小学毕业后，刘志丹抱着复兴中华的愿望，于1922年徒步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考入陕北地区23县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算是陕北的最高学府。榆林位于长城南面，是陕西同蒙古商队进行贸易的中心。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想的影响逐渐波及偏僻的陕北，刘志丹迅速跟着时代的潮流，从此开始了他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时任校长的杜斌丞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他改革校政、民主办学、延聘名师。刘志丹入学后，学校先后从平津等地聘请李子洲、魏野畴、呼延震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由于他们积极传授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民主、改革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刘志丹因为和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在学生运动中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在他主持和进步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恶，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十分活跃。1924年，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志丹成为榆林中学的第一批团员，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不久，刘志丹接替了张肇勤任支部书记，1925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领导更加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刘志丹立即组织榆林中学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号召抵制日货，上街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

    1925年7月，刘志丹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从榆林到三原一千几百里，步行得走半个月，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结束，只赶上共进社大会的开幕式。进入会场，刘志丹拿过题字本写道：“共进！共进！同志们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进自有光明与幸福！”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他能言善辩，嗓音洪亮，面对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

    同年秋天，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派刘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里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刘志丹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他说服家庭，冲破校方阻拦，离开榆林，绕道山西，经京、津乘船南下，是年冬到达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博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不久转入炮兵科。刘志丹到校后，眼界为之一新，结识了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政治宣传科长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在军校他刻苦学习，严格训练，政治上也十分活跃。因对于南方气候和饮食不适，一度曾患疟疾，医生劝其休学，但他意志坚强，仍坚持学习，不曾懈怠。

    1926年10月初，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与唐澍、王尚德被派往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党联军工作，分配到总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不久被派往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刘志丹奉命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其军队和地方进行“清党”，将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他借“集训”为名，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在该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的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要“查明枪决”。刘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月下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共产党员押送出境，拟借湖北反动派之手杀害。刘志丹等20余人机警地躲过了反动派的暗算，辗转找到了党组织。刘志丹被组织安排到武汉军校和湖北省委工作。1927年冬，他离开湖北，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

    1928年，刘志丹、唐澍、康益民、吴浩然等陆续被派往实际上由中共组织控制的国民党西北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旅，加强领导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刘志丹、唐澍等于5月10日率许权中旅撤’离潼关，向华县高塘进军，部队在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第2天，与5月1日在渭华塬上已经爆发的农民起义武装相会，后在高塘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宣布许权中旅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大会宣布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许权中任总顾问。革命军近千人，所到之处，帮助农民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渭华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南靠秦岭、北到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被摧毁，打土豪，分财物，建起了5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群众热情唱道：

    不爱银子不爱财。

    光爱工农苏维埃；

    不爱金子不爱钱，

    光爱人民新政权。

    革命政权的建立，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从6月上旬开始，冯玉祥部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进攻。6月19日，宋哲元又调集三个师进行围攻，革命军于22日相继撤到洛河两岸，又遭李虎臣5个旅的进攻，战斗中唐澍壮烈牺牲，革命军被迫转入蓝田地区，只剩下200余人。

    渭华暴动，是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一次大演习，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刘志丹等人后来在陕甘边、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928年七八月间，刘志丹冒着被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情况和经验教训。

    同年秋天，省委派刘志丹等人回陕北工作，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继续开展军运活动。

    他回家乡保安县建立了该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并利用师生、同学关系，在县教育局当了一段“督学”，把一批革命失败后回来的共产党员安插到各学校。同时对陕北暴发的这场饥民斗争，给予了热切的关怀和及时的引导，广泛动员劳苦大众，沉重地打击土豪劣绅，打开了陕甘边界革命斗争的局面。

    1929年5月，刘志丹主持召开了陕北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分析了这场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势，决定进一步加强对饥民斗争的领导，建立农民联合会，发展党的组织；并大力开展军事活动，利用各种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进旧军队开展兵运工作、改造土匪武装、建立工农武装三种形式，把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开展土地革命。

    会议之后，刘志丹上定边、靖边，下合水，过南梁，亲自组织领导饥民斗争。1930年1月，刘志丹来到南梁地区，深入到南梁堡、南弯子、井岔沟、石咀子，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宣传马列主义，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启发教育哥老会成员克服封建思想，维护贫苦百姓利益，播撒革命火种。

    期间，刘志丹遇到了南梁山区饥民武装的首领赵连璧，向他讲述革命道理：“不能光为填饱肚子，要为天下穷人打算。”这里是个“三不管”地区，军阀统治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此聚义，封建社团哥老会、青红帮也在这里占据地盘。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国民党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不可在这里闹革命呢？赵连璧赞同刘志丹所讲的革命道理，遂联络那些占山为王的饥民武装，相机打进民团抓枪杆子，做武装斗争的准备。

    刘志丹又派出李力果等共产党员，以“皮客”（皮货商）、说书匠的身份为掩护，到南梁一带串联贫苦农民，进行秘密活动，联络饥民武装，指导饥民斗争。说书匠传唱的“斧头镰刀老镢头，砍开道路穷人走”等唱词，在南梁贫苦农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志丹又来到南梁堡、石咀子同郑德民、朱子清等哥老会头目拉话，谈古论今，晓以大义，陈述推翻反动官府的道理。哥老会里大多是些贫苦人，穷弟兄，要捏成一个疙瘩，齐心对付坏人，打倒欺压人的人，要郑大爷们跟上共产党走，不要上坏人的当，作地主豪绅的帮凶，引导他们拥护革命。

    这位郑大爷，原是横山下来的难民，弟兄几个，劳动多少年，种了几十垧地，累得腰直腿硬，还没有翻过身来。经刘志丹指点，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又见到刘志丹看重他，待人诚恳，也掏出真心话来对他。刘志丹的言谈举止，叫这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郑德民等发誓“要跟定老刘干一番替民伐罪的事业”。

    从此，南梁堡的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民的家里，成了共产党人在南梁活动的一个落脚点。

    朱志清则以“说书匠”的身份，经常出现在南梁山区的村头院落，明说历代农民起义的故事，暗里传播刘志丹、谢子长“闹红”的消息，宣传革命道理。

    传说刘志丹编写的唱词，伴着三弦的琴声，通过朱志清的歌喉，巧妙地传遍了南梁山区。

    连年大旱，灾逼民反；

    苛捐杂税，官逼民反；

    若要不反，离死不远；

    大家起来，实行共产。

    陕北米脂“皮货商”杨培盛，干的营生是走村串户收羊皮、牛皮等皮货。这时他向镇川堡商人举债，在城壕川买了200多张皮子，还有一捆布驮在毛驴上，在南梁一带被土匪陶老三抢劫一空，把他也抓去，关了1个多月时间。碰见张常治和土匪是拈香弟兄，说他是个穷鬼，赊了一点本，办了一点货，你把他关上咋办，就这样把他放了。

    杨培盛东西被抢得光光的，无法回家，只好先住在白马庙的寨子上受苦，吃闲差，图谋一条活路。正处在贫困交加、走投无路的境地时，他和同守孝碰到刘志丹。听了他们的遭遇，刘志丹对他们说：“你回不了家就跟上我走吧，他们抢你的，你也去抢他们嘛，咱们这是‘文明土匪’，光抢财主，不抢穷人。如果愿意就跟我干。”刘志丹用老百姓拉家长的话，谈了很多干革命的道理，使杨培盛感到跟这个“穷老刘”，一定不会没有前景。

    他们答应了刘志丹。刘志丹说：在这周围活动些穷人，弄一些枪支，成立咱们的队伍。

    和杨培盛一块做生意的都是镇川堡人，也都亏完了，经过动员都跟了杨培盛。有十几个难民，拿着大刀长矛在南梁一带打游击。

    一次，杨培盛在外出的路上贴标语，看见一个民团兵提着一杆枪来催粮，杨培盛就先跟着他，走到一个弯弯上，就从后面绕过去，一把夺下他的枪，撒腿就跑，毅然闹起了革命。

    为了帮助杨培盛，刘志丹亲自串联王殿斌、王怀宝、张殿成等5名长工，利用张殿成的姐夫在刘老庄民团当团丁的关系，以给宁夏军阀苏雨生招兵的名义，巧妙进入这个民团盘踞的寨子，乘其不备，赤手空拳夺了4枝枪。刘志丹把这4枝枪，交给杨培盛，支持他去扩大饥民武装。

    这次夺枪斗争的成功，在南梁山区穷苦人民心中掀起了巨大波澜，他们明白：要翻身，只有夺取敌人的枪杆子，才能夺回被反动统治阶级夺走的一切。

    那时，他们都住在梢林里，刘志丹白天把标语写好。他们黑夜下山去贴。一次旦八寨子6个团丁拿了6条枪来，这些人大烟瘾犯了，刚好杨培盛他们带着大烟土，就给这些人抽，到了晚上，这些人抽了大烟都睡着了，他们就把枪给提了，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人。

    刘志丹等人还用通俗诗的形式发出布告，进行宣传，道出当时人民起来革命的原因：

    土豪劣绅加财东，

    剥削穷人真个凶。

    加以放账驴打滚。

    卖儿卖女还不清。

    要账手提棒棒子，

    打人不分老和幼。

    如今穷人要翻身，

    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

    他是咱们子弟兵。

    贪官污吏都打倒，

    我们要做主人翁，

    建立苏维埃政权，

    我们能过好光景。

    早在1927年10月清涧起义失败后，唐澍、谢子长带领起义部队，向保安、庆阳一带转移。1928年1月，游击队到达南梁豹子川时，只剩19人，分散隐蔽到群众家中，寒冬腊月缺吃少穿，靠打野物和采集野果充饥，战士宁肯自己野外露宿，也不打扰老百姓，所到之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吃了用了老百姓的东西照价付钱。给南梁一带老百姓留下了良好印象：打红旗的游击队真是好人的队伍！他们也听到过谢子长这样的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时刻不忘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爱护你们，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在南梁第一次树起了革命武装红旗，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革命影响。

    刘志丹到南梁，老百姓知道这支队伍是为贫苦人打江山的。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当年企盼好光景的陕北民谣，几乎把刘志丹视为救世的“圣人”，他代表了当地贫苦大众的利益。

    一时间“跟上刘志丹闹共产”的口号传遍南梁山区，一批极度贫困的庄稼汉和放羊娃跟着他，把争取生存、温饱的希望寄托于他举起的红旗。

    刘志丹在南梁山区播撒的革命火种，在南梁人民的心头燃烧，在南梁山区燃烧。等待着唤醒大地的春风。

    无怪乎，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施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民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乎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做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2．三道川兵变

    1928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以“六大决议”为指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变策略，做出了在地方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争取兵权，准备起义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到士兵中去，学习军事，争取改造旧军队，积极准备起义。同时决定，派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不久，谢子长也回到陕北，任军委委员，深入到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陕北、陕甘宁边界地区，领导和开展“兵运”工作。

    用“兵运”活动的方式来创建红军，这是刘志丹对当时全国普遍采用工农暴动方式创建红军思路的一种创新。

    他为此进行了长达3年的不懈努力，历经险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陕甘边境的地方杂牌军队多，民团多，土匪多，哥老会多。他们之间鱼龙混杂，良莠难分，既互相利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忙于中原大战，陕甘空虚，一些杂牌军乘机招兵买马，发展地方势力。

    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曾多次强调要把加强白军中的士兵工作作为当时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秋季，刘志丹回到陕北。1929年4月，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刘志丹传达了陕西省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并提出利用陕甘两省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掌握兵权，发动起义，创建红军。

    当时的陕北特委负责人杨国栋畏惧敌人的白色恐怖，反对开展“兵运”，以保存力量为借口，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

    会议经过争论做出决定，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白色的（即兵运工作，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灰色的（即改造工作，做绿林土匪的工作）、红色的（即革命武装，建立工农游击队），以白色工作为主，利用陕甘宁各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群众；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起义。在革命武装未建立之前，在地方军、民团、土匪、哥老会龙头大爷中，采取阶级分析方法，区别情况、灵活斗争，活动总称“兵运工作”。即通过亲戚、朋友、师生、同学、同乡等关系，派一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某些军队中挂名建军，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宣传、教育、争取士兵群众和进步军官“借水养鱼”。一旦时机成熟，即举行武装起义。

    1929年到1930年秋，陕北特委先后组织动员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东皎、高岗、贺晋年、王世泰、张秀山、高鹏飞等大批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打人陕北高自清、杨庚午，陇东谭世麟，宁夏苏雨生的部队，以及杨琪等人的商贩队中，开展“兵运”活动。

    1929年春，刘志丹与永宁山党支部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共同谋划，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利用合法手段使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先后打入国民党县政府民政科、教育科任科长，又逐个向教育界名人、开明绅士做工作，利用改选民团团总之机，挤走路仰之，选刘志丹为团总，曹力如为副团总，未发一弹把保安县民团变成了外白内红的革命武装，掌握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他们利用职权逮捕了好几个地主老财加以处决，这出于—个民团团长之手，是很怪诞的行为。

    1930年，国民党宁夏驻军骑兵第四十一师苏雨生部，乘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扩军，刘志丹、谢子长带领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该部。谢子长任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此后，又利用各种关系在苏雨生部第八旅十五团成立了以中共党员张东皎为队长的学兵队，组织30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学兵队学习，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

    正在苏雨生部队大发展时，五马（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马青宛）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了苏部。苏雨生残部从宁夏溃退到下马关一带，后南下投靠了杨虎城。

    刘志丹、谢子长脱离苏部来到庆阳县北部三道川（现属吴旗县），在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挂名建军。

    三道川位于陕甘边界，在甘肃华池，陕西定边县、保安县（今志丹县）的结合部，是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的势力范围。

    1930年春，谭世麟通过贿赂宋哲元取得旅长的头衔，并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做起独霸陇东的美梦。

    谭世麟部急于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条件是按人数多少封官，拉来1连人给个连长，拉来1团人给个团长，并划防地，拨给养。他久闻刘志丹这个“黄埔牌”的声望，请他来为自己整编民团军。

    刘志丹利用其父亲给的两枝枪和国民党保安县公安局长陈定邦给的13枝枪，又从保安县民团抽调了部分人马，寻找散落各地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邀集马锡五、卢仲祥、刘兆庆、赵子实、薛应昌等一批党团员和贫苦农民，在金汤镇组建1个营，共百余人。五六月间，部队开赴三道川，编为谭部骑兵第六营，下辖2个连，分驻三道川张家沟门、白豹镇。

    与此同时，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雷恩钧在宜川后湫天杨庚武部做工作，不久，将杨部周维祺营一百几十个人拉到三道川，驻齐家阳洼，编为骑兵第七营。

    当时，同到三道川驻防的还有土匪出身的小军阀张廷芝，此人原为苏雨生十六团的团长，驻军平罗。平罗兵败后，张廷芝带领几十个人投靠谭世麟。

    这些部队共同编为谭部直辖第三团。团部设在三道川的水泛

    谭世麟为团长人选同刘志丹商量：“你们谁当团长好，张廷芝还是谢浩如（谢子长当时用名）？”刘志丹说：“张廷芝靠不住，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他推荐谢当团长，谭遂任命谢子长为团长，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周维祺（与阎红彦同母异父，谢子长派阎红彦与周维祺住在一起），二营营长刘志丹，三营营长张廷芝。

    刘志丹、谢子长把各地被敌人打散的党员和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编入了部队，扩充了力量，准备秋季在三道川起义。

    这时，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委任谭世麟为庆阳警备司令，并给了个骑兵旅的番号，谭世麟让所属部队去庆阳参加庆祝大会。经研究决定刘志丹和杨树荣（姜兆莹）带一营20名骑兵前去庆阳参加谭世麟晋升警备司令和骑兵旅长的庆祝会，并帮助其整训部队，襄赞军务。

    谢子长领导三道川的部队进行训练，准备伺机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

    刘志丹拿着介绍信，去见谭世麟，受到热烈欢迎，谭当面称赞刘志丹治军有方，才略过人。开会时，邀请刘志丹讲话，刘志丹的讲话激隋豪放，博得了会场的热烈掌声。

    张廷芝投靠谭世麟纯粹是政治投机，目的是想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在三道川，他看中了周维祺的人马，便用金钱（耍赌故意给输钱），许亲（把亲妹妹许给周维祺作老婆）为诱饵，收买了周维祺。周应张的要求，派三十多名骑兵去宁夏下马关接应张离开苏雨生时，留在了那里的部队。

    这时，阎红彦在周维祺营中，他急于想找机会收编张廷芝的人马，便亲自带着39名骑兵随张去接部队。返回途中，张带队经盐池绕道安边。在井岳秀部骑兵团团长、张廷芝之父张鸿儒设的酒席宴上，张廷芝翻脸下了阎红彦的枪。只给阎红彦一些大烟，让回了安定。随后又在三道川缴了周营其余人员的械。

    张廷芝吞并周营之后，又马上派兵袭击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的营部。一名战士听到消息来给谢子长报告，谢子长出门探询情况，张廷芝的骑兵已冲到眼前，幸好敌骑兵认不得谢子长，还以为这个穿着朴素衣服的是个老百姓，便喝道：“谢浩如在哪里？”谢子长随口答道：“在里边，快追，不然就跑了！”乘机跑下沟脱了险。

    刘志丹的部队被打散。

    马锡五、卢仲祥、刘约三、刘兆庆、陶尔曼被张廷芝队伍捉去，关押了3个多月。

    兵运活动再次失败，史称此为“三道川事件”。

    此时，刘志丹带着从庆阳领取的军用物资返回三道川，走到白豹川闻变，即改道永宁山。张廷芝派1个营追刘志丹，追到永宁山（保安县政府所在地），在曹力如、王子宜等人协助下，设计把追兵营长蔺世昌骗到山上，连吓带训斥一顿，蔺带兵退去，刘志丹摆脱了张廷芝部队的围追，从后山石崖吊着绳子下山，去绥德、米脂寻找陕北特委。途遇谢子长，遂结伴同往。

    谢子长，又名德元，字浩如，1896年1月19日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农民家庭，先后在县城小学、西安省立一中、榆林中学读书。1922年秋天考入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创办民团，任团总。1925年赴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派他回陕北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他领导了北方最早的清涧起义，打开了陕西武装斗争的新局面。1928年参加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失败后，任陕北特委军委委员，在陕西、甘肃、宁夏做兵运工作。

    三道川建军失败，使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苦心建立起来的一点革命武装丧失殆尽，军运活动再次失败。

    这次失败使他们从过去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要组建一支真正的独立的革命武装，不能只利用现成的军阀部队，更不能同像张廷芝那样的反动分子搞联合，而是要准备条件单独干。

    3．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

    1930年10月初，刘志丹参加了在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待条件成熟时，再举行兵变，建立红色武装。会上，成立了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刘志丹主动辞去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决心集中精力组织和领导陕甘边界的武装斗争。

    不久刘志丹回到永宁山，与曹力如等商议建军事宜。他们召集三道川失散人员马锡五、刘约三、卢仲祥、王廷玉、马福吉等，并在永宁山民团抽调10多人，组建起一支革命队伍，群众称之为刘志丹游击队，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

    一天刘志丹同曹力如、王子宜等人正聚在一起研究消灭太白民团办法时，恰巧杨树荣从庆阳回到永宁山。带来谭世麟的口信，仍希望刘志丹担任其骑兵第六营营长，并要驻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尽力协助。

    原来，当初杨树荣参加完谭世麟的庆祝会，返回防地，行至半路时，刘志丹说：“你同其他同志从原路回去，我和卢连长回保安看一看党的活动情况。”杨树荣回到三道川的当晚，张廷芝兵变，跑出的战士给团部报告了情况。

    那晚，下着蒙蒙细雨，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道路泥泞，行走艰难，杨树荣人地生疏，一出门就跑散了，藏在一个山洞里，躲过了追兵。

    东、南、北面都不能去，就向西走，天明后，到山梁上辨清方向，走到了华池县的元城子，又顺川而下。

    到了庆阳，他把张廷芝袭击部队的情况汇报给谭世麟，谭大骂张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叹了一口气说：“刘志丹、谢子长两位多才能干，你能不能把他们请回来？”杨树荣想三道川兵变失败，正可再利用谭世麟发展革命武装，便一口答应他到保安请回刘、谢。

    谭世麟说：“路上土匪多，你一人走有危险，这里有合水太白二十四营的营副王凤珠，他们带着枪，和他们一起走，比较安全，我给安顿。”并给王营副叮咛，以后杨团副树荣（姜兆莹从井岳秀的军官团出来就改名杨树荣。第一次到庆阳，刘志丹写的介绍信上，介绍为中校团副）和刘营长到你处要好好招待。

    到了二十四营驻地合水，王营副向营长黄毓麟（绰号黄二子）传达了谭的指示。黄表示一定照办，并给杨树荣指了去永宁山的路径。

    根据这种情况，刘志丹与永宁山党支部遂决定将计就计，他们甘肃管，咱们陕西管，两省之间又不通气，利用这个空子，借机消灭二十四营这股反动武装，收缴武器，壮大游击队。

    刘志丹一方面派杨树荣先去太白，告诉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骑兵第六营将赴太白镇，请他们筹备粮草，先稳住他们。另一方面分头调集人马。并派人到苍沟马海旺大爷的崖窑上取回了那次从庆阳驮回来了的服装。大家一看，军衣、符号、臂章、官防一应俱全，只少一面旗子，马上叫来几个妇女做了一面上书“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大旗。

    人马调齐后，刘志丹将部队带进白沙川的密林中对队伍进行了战前动员和必要的训练。

    9月28日拂晓，趁着云雾迷漫，队伍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子，化装成民团军的刘志丹游击队骑兵29人向太白镇进发。人人穿着崭新的绿军衣，佩戴着臂肩符号。刘志丹骑着一匹枣红高头大马，走在前面。

    从白沙川到太白镇，要经过一百多里的梢林地带，这里古来有条大路，现在都是郁郁苍苍的梢林，到处散发着霉味，地面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腐叶，马蹄踩上去，好像掉如泥潭，战马不住的打着响鼻。战士们弯着腰，勒着缰绳，催马前进。

    下午进了太白镇，杨树荣迎上队伍，带到东南头一座烧坊住下。

    太白镇，坐落于南梁南边的子午岭茂密的丛林峻岭中。苗河和葫芦河由此汇入洛河。是一个北通保安，西连华池，东接富县，通往延安的咽喉地带。镇上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道，镇北面有一座残破的土城，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所筑。山镇周围，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景色如画，有“小江南”之称，战争年代，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刘志丹带着队伍驻进了烧坊。烧坊的掌柜叫李绪增，50多岁，以前在保安开烧坊，刘志丹认识他，这人年轻时，爱和别人打拳头，人们送他个外号——蒜客（大蒜头的意思）。他读过点书，仗义疏财，爱抱打不平，是绿林好汉一类人物。在保安得罪了豪绅，站不住脚，才逃到此地。一些闹革命的人，来往陕甘边境，经过太白镇，住他的烧坊，总是好酒、好肉相待。“蒜客”见是刘志丹的队伍，便热情地招待。

    当晚，在二十四营任班长的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来烧坊向刘志丹报告。这赵连璧，乳名二娃，同刘志丹是姑表亲，自幼死了父母，在刘志丹家里长大，1929年为逃避地主逼债，来到了合水民团当兵，后任班长。他胆子大，枪法准，南梁一带的土匪都怕他，称他为“赵二爷”。赵二娃报告了二十四营的内部情况，太白民团共有3个连，第一连驻在镇内一个骡马店里，二连驻在河北边的黄家砭，第三连驻在离太白几十里外的林锦庙。

    9月30日晚，在“蒜客”的烧坊里，几个人详细地研究了太白民团的一切情况。根据敌情动态，刘志丹认为，敌众我寡，宜斗智而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并制订了具体行动计划：刘志丹、杨树荣去见黄、王二营长，以商量军队住宿和粮草供应问题为名，借机活捉黄、王，并命其下令让部队缴枪。如果活捉不行，就打死。营副王子实和副官王庭玺作联络员，其余人跟卢仲祥留在烧坊招待二十四营其他官兵吃酒猜拳，见机行事。刘约三、魏佑民等人在河边警戒，观察黄家砭敌人的动静。

    随后，游击队即与民团军展开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活动。一面麻痹、迷惑敌人，一面继续深入侦察敌情。

    10月1日早，太阳刚冒花花，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刘志丹、杨树荣来到二十四营营副王凤珠住处，刘志丹和杨树荣坐在炕边上，王坐在对面。刘志丹和王营长拉了几句闲话后，很认真地说：王营长，我们马上又来一百多人，怎么个住法？……还需要些粮草，想和黄营长商量一下。

    因为两天来彼此都很熟了，王营长想了一会就写了个条子，叫卫兵去请黄营长和副营长穆寿禄。这时，刘志丹给赵副官使了个眼色，赵副官领会了刘志丹的意思，立刻跑到烧坊里，告诉卢连长做准备。过了一会，黄营长来了，他走进房子与刘志丹打了个招呼，然后坐了下来。

    刘志丹的卫兵路四，人称神枪手。这几天，他已经和黄毓麟、王凤珠的卫兵搞得挺热火。王营长的卫兵很狡猾，路四叫他“小兔子”。黄营长的护兵是个大个子，路四叫他“大汉”。当时，路四一面放哨，一面同“小兔子”、“大汉”闲聊。忽然，“小兔子”把“大汉”叫房里去，路四便在门外偷听。只听“小兔子”说，王营长叫我们注意，不对就先下手……“大个子”说，我听营长说，王营长胆子太小，他们都是些细腿子（指刘志丹他们都是学生出身），敢把咱怎么样？“小兔子”骂“大汉”是傻瓜。说着说着，两个人走出房来，站在王营长的门口，动也不动。路四着急了，拿出一包哈德门香烟，对“大汉”说：“请你和你伙计来抽烟。”“大汉”拉着“小兔子”的手跑来，路四递给他俩每人一支香烟说：“抽吧，是营长给我们的。”三个人在外面抽了起来。

    屋里的王营长端着烟盘子，让刘志丹和黄营长上炕抽烟，刘志丹再三说不会抽。只有黄营长上了炕，刘志丹正盘算着怎样下手，突然外面“叭”的响了一枪，紧跟着赵副官司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黄营长，你的兵变了！”

    王营长听说兵变，正要掏手枪，刘志丹抽出枪对准他的脑袋，“叭”一下子就结果了他的性命。黄营长正要往起爬，又被杨树荣一枪打死了。

    原来刚才那枪是路四打的。路四正在外边和两个护兵谈着，“小兔子”一溜烟跑到马棚里拉出两匹马。路四问他：“拉马干啥？”“小兔子”胡应答。路四见势头不对，心想不能让他跑掉。正在着急，刚好赵副官当即点头示意，路四就一枪打倒了“小兔子”。吓得“大汉”把枪一扔，跪下哀求饶命。

    这时候，在“蒜客”的烧坊、院子里，摆着好几桌酒菜，卢连长等几个人提酒壶给黄营长的官兵灌酒，有的人已被灌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没醉的还在吆三喝四地猜拳行令。

    卢连长听见枪声，酒壶一扔，枪口对准敌人，大喊一声：“缴枪！”此时，所有的人都把枪口对准了敌人。

    这时，赵连璧举起枪大声说：“兄弟们！刘志丹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咱们都是受苦人，还是跟他们走吧！”

    敌人的一个排长愣了一下，就准备抵抗，被卢连长一枪打倒。其他的敌人乱作一团，有的钻进桌子底下，有的把枪甩下就跑，有的还在抵抗。双方经过一阵激战，敌人被全部制服。

    刘志丹收拾了敌人头目后，急忙赶往烧坊，刚出大门，迎面跑来四个人。刘志丹喊了一声：“缴枪！”四个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当刘志丹赶到烧坊时，这里的战斗已基本结束，少数钻进老百姓草堆和炕洞里的敌人，也被搜了来了。缴了40多杆枪，15匹骡马，30头毛驴。

    黄家砭的敌人第二连听到街上枪响，都冲出来向山上跑。这时，卢连长带着人马从烧坊赶来，同刘志丹、魏佑民一块，带了20多个骑兵追去，又缴获10多匹马，8杆枪，其余的敌人跑散了。

    中午，“太白收枪”胜利结束，太白人民的祸害被除掉了。

    部队准备出发，镇子上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挤在街头欢送，刘志丹讲了几句话，就带上队伍向林锦庙急进。

    走到距太白镇30里路的枣刺砭，恰巧碰上敌人第三连连长马建有的两个随从在道旁放马，刘志丹缴了他们的枪。问道：“你们连长呢？”“在这里一相好家里。”随从答道。

    刘志丹带人捉住了马建有，收了一枝手枪，把他捆在马上，当晚二更时分赶到林锦庙，逼马建有交出了全连的20余枝枪和马匹，然后把他释放了。

    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六七十杆，骡马几十匹。

    “太白收枪”的枪声，打破了南梁千百年的沉寂，启发了南梁民众翻身得解放的觉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

    这就是南梁历史上的“太白收枪”，是共产党人在南梁地区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从此，开创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历史。

    4．刘志丹游击队

    智取太白后，队伍换上红旗，一路歌声来到白沙川，开了庆祝联欢会。

    为了减小目标，迅速发展，刘志丹把人员枪支分成三部分。赵连璧带领一部分人在南梁地区组织饥民武装；同守孝带领一部分人在太白拉队伍；刘志丹自己带领一部分人到保安、永宁山、镰刀湾、安塞地区活动。

    刘志丹给赵连璧交待：“我给你几条枪，几个人，你在南梁一带，再搞一支队伍。”赵连璧说：“我以为自己有了枪，有了队伍，再不离开你了，想不到还是让我走。”刘志丹笑着说：“咱们需要快发展，你那里人熟地熟，好活动，过去你弄过枪，心眼儿也灵动，你能再搞支武装队伍，咱们两支队伍会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你想想看！”赵连璧高兴地说：“只要你信得过我，我就干个样子看，我明早就走，不搞成队伍不来见你。”刘志丹同时对同守孝说，你也带上一些人马到合水、庆阳、宁县三县交界地，再搞一支队伍。

    刘志丹带着队伍回到永宁山。国民党县长崔梦九（曾是共产党员）较开明，对刘志丹说：“你们现在人数多了，风声也大，这里离延安只有100多里，你们不能长在这里住了。”县公安局长也说：“你们这些人，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一人拿两三条枪。”就和刘志丹商量把部队撤到离保安县较远的地方。

    于是部队就撤到永宁山南的瓦子川，在石峁弯安下指挥部，竖起“人民革命军”的旗帜，队伍撒出去几条川。

    那是一个火红的冬天。定边集、刘家老庄、旦八寨子附近，都有人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标语到处贴的都是：“推翻旧政权！”“实现工农民主政权！”“穷人要翻身！”“打倒土豪劣绅！”。

    开了会，拉了话，打了土豪，又分牛羊牲畜，群众还拉着战士，要捻香“拜把子”，一生一世做弟兄，这是这里的风俗习惯，照他们的想法，拜了把子才是最亲近的人。

    老百姓对部队的叫法各种各样，有的叫“革命军”，有的叫“游击队”，有的叫“红军”，有的叫“刘志丹队伍”。说来说去，都是一家人。

    部队先后消灭了保安、安塞等地一些民团，打土豪，分牛羊，扩大了政治影响，震动了陕甘边，几个县都传遍了刘志丹拉起队伍打富济贫的消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军，在短短的2个月内，部队发展到250余人，编为两个中队，卢仲祥、魏佑民分别担任中队长。部队多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队伍，党团员约20多名，建立了党支部，杨树荣担任支部书记。地方上的贫农团，雇农工会，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一块块牌子高高挂起，一杆杆红旗迎风飘扬。

    打罢真武洞、镰刀湾回来，缴了许多枪，连打了几个胜仗，收了二三百农民战士，刘志丹觉得也该整顿整顿、训练训练，就把队伍集中到石峁湾大练兵，打靶、上操，又讲军事、讲政治。

    《信天游》歌声随着飞雪，漫天飘舞……

    李闯王造反黄河边，

    刘志丹练兵石峁湾。

    要把那世事颠倒颠，

    受苦人跟上刘志丹。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面前，陕北军阀井岳秀慌了。

    他有个老习惯，清早守着大烟灯，抽到半晌午，长起精神，才问公事。自从刘志丹打了太白民团，他就不那么自在了。睁开眼头件事就是叫参谋，问南路的情况。那些消息，也叫他心惊，一个说，保安东岭上出现了革命军；又一个说，革命军到了南边瓦子川的大梢林。安塞县报告，革命军打了真武洞；靖边县又报告，革命军又打了镰刀湾民团；穷苦人都跟上共产党走了。打土豪分牛羊，抗粮、抗款、抗税，到处组织农民会、贫农团、妇女会。南路几县都风传着：“红了，红了！”

    井岳秀坐卧不安，下道命令：着驻延安的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旅长高双城和驻守保安县的高雨亭营“围剿”。限期三个月，不肃清“革命军”，就要撤职。

    高双城着了忙，如今天寒地冻，不要说打仗，光走路也扒层皮。

    队伍出动几天，四望茫茫川道，漫天飞雪，哪里去找革命军的踪影。

    5．风雪子午岭

    刘志丹已得到延安区委送来的消息，当下开了队委会，做出决定，避实就虚，转移合水。又给几个干部派了任务，抽一个人到山西买弹药，同时给特委送信；派人到苍沟，设个后方留守处，托苍沟马海旺大爷照看。通知部队吃罢过年饭，早早睡觉，后半夜出发。

    腊月二十九日，除夕全军大会餐，一时窑里窑外，端锅的，拿碗的，提壶的，送盘的，忙碌起来，猪肉味、羊肉香，窜了一道庄。划拳的、喝酒的、说笑声、喊叫声，震翻山沟。

    后半夜，雪下大了，队伍悄悄集合，冒着漫天飞雪连夜出发。

    雪不停地下，积雪渐深，脚步愈沉，行军一天一夜，夜里过了子午岭，到了平定川，人困马乏。侦察员报告，东边敌人追来了。部队连夜行军，骑马的走路，走路的骑马，互相照顾过了葫芦河。又走一天到了太白镇西边，要翻过桥山中段，马乏了，打死也不肯走，人只好下来。鸡叫三遍，爬上山顶，甩脱了敌人，队伍停下休息。

    山岭上风急雪猛，找到避风处，打柴烧火，围起来，背靠背，坐着在地上睡着了。

    寒风吹，大雪飘，渐渐人也埋在雪花里，透过雪花，传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刘志丹突然冻醒，睁眼一看，一片雪光，天亮了。满脸满身是雪，站起来立感彻骨的寒冷，上下牙得得打架。低头一看，士兵们横躺竖卧，身上都盖了一层雪，像些雪丘。

    刘志丹怕冻坏了战士，忙招呼大家起来。值日班长，吹响了哨子，大家集合，拉着马，踏雪出发，正月初三到了固城川。

    固城镇，位于合水县东，沟壑纵横，梢林茂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历来为山大王出没之地。

    太白收枪后，赵连璧回到南梁一带利用刘志丹给的5枝枪，拉队伍。不久他动员数十名贫苦农民入伍，并收编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队伍很快扩大到100多人。同守孝在太白一带也发展了100多人的队伍。

    刘志丹带领游击队到合水后，赵连璧、同守孝带200多人的队伍来会合。此时，在陇东民团军中当排长的贾生财从民团军中拉出40多人，瓦岗川民团团总唐青山也率40多人来固城会合，部队增加到400多人。

    游击队在东村召开干部会，会了餐，又研究编制，配备干部。经过几次协商，几方一致推举刘志丹任总指挥，并决定各部队暂时不改名称，不打乱编制。

    游击队在固城的麻峪村对部队进行整编，共编为4个连，刘志丹担任总指挥。一连连长卢仲祥，二连连长赵连璧，三连连长杨培盛，四连连长贾生财。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刘志丹讲话说，这支联合部队大部分是穷苦出身，或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或是受地方、官府的逼迫才拉起队伍，现在会合一处，人多力量大，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和衷共济，坚决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地主武装斗争到底；部队要体察老百姓疾苦，决不损害群众利益；拉出山林，打豪绅，解决给养，不断发展壮大。

    蒋介石听说网中的鱼逃脱了，气得大骂陕西无人，下令通缉刘志丹，赏金1万大洋。

    麻峪整编后，游击队在固城川和宁县的盘克塬一带边打土豪，边打土匪，筹备粮饷。

    红军在斗争中，有一套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的办法。在盘克塬，开始，老百姓不明真相，总把游击队当土匪，一见队伍就早早奔（跑的意思）了。刘志丹就教育部队严格执行纪律。队伍每到一处村庄，把老百姓家的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吃了饭，碗也要洗得净净的。水缸担得满满的。吃了老百姓的粮，要统计出米多少、面多少，开个条条把钱放到碗里，藏在“灶君爷”怀里。老百姓回来一看说：“看！这不像是土匪吧！吃了饭还给留钱！”以后群众再见了游击队，也不跑了，还专门打扫几孔窑洞，让队伍住。

    刘志丹还教战士见老百姓不能高声说话，见老汉叫老爹，年纪大的叫老哥，年纪小的也叫老哥，让老百姓相信我们是穷人的队伍。当时部队设有指导员，专门做群众宣传工作。刘志丹常说：“群众宣传好了，我们就能打胜仗。群众宣传不好，没有人替你通风报信，就要挨打。”

    这一带也是山区，山里有沟，沟上有塬，塬上有人，人家不多，给养、弹药补充很困难。

    2月24日，部队开到张皮塬，与陈珪璋部蒋云台的第五旅遭遇。敌步兵、骑兵配合猛攻，游击队仓促应战，顽强抵抗，从上午打到下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敌人在正面进攻难以得手的情况下，派骑兵绕道从东面抄了游击队的后路。游击队终因伤亡过大，子弹打光而撤出战斗。赵连璧、贾生财冲出包围，带少数部队钻了梢林。

    这次战斗，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部队剩下不足100人，并连夜撤到麻子掌。

    天明，敌人又来围攻。人无粮，马无草，枪无弹，处境不利，刘志丹决定迅速摆脱敌人，指挥部队钻进了芦峁梁大梢林。

    芦峁梁是桥山山脉中段的大梢林，周围几百里内，几乎断了人烟，一眼望去，梢林枝丫交错，葛藤盘纠，阴阴森森。

    鹅毛大雪，无声地飘落，高山、河流，荒原，全都披上洁白的雪被，四野一片银白。严寒和饥饿，像两根绳索，勒得战士们喘不过气来。

    大雪封山，弹尽粮绝，部队驻在深山老林的破窑洞里，饥寒交加，粮食吃完了，战士守着古窑洞烧起柴火，拿着粗瓷碗轮流煮开水哄肚子。刘志丹在火堆旁，拿根棍棍拨着灰里烧的黑豆，这是仅有的粮食，看见熟了，就送给伤员，自己也喝开水。部队只能靠拣拾野核桃、打猎充饥。

    刘志丹等燃起一堆篝火，围拢在一起，又笑又说。大家一天水米未进，又饥又寒，他鼓励大家不要灰心：“尔格（现在的意思）不要怕苦，我们是先苦后甜，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他还自己编歌子教大家唱：

    领导苏联的革命，就是共产党，

    讲主义，举革命，为了救老百姓。

    苏联的革命成功，至今十六年，

    全国的工农兵，人人都平等。

    中国的工农革命，苏联来帮助，

    我们武装起来，拥护红苏联。

    雪不停地下，故事接着讲，天照样冷，大家一起烤着火，唱着老刘教的歌，拉着家常话，度过寒冷难熬的夜晚。

    面对重重困难，刘志丹等负责人开会分析形势，这里不是长住之地，伤员得不到照料，粮食得不到补充，打听消息也困难，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是敌人不来，没有群众部队也无法生存。研究决定：通过哥老会龙头大爷（指开山头的，凡这个山头上的人全归他管，不分省份、县境，龙头大爷下面有行衣大爷，行衣下面有兄弟会），解决困难。派马锡五、陈鸿宾、贾生财给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也是哥老会龙头大爷）送去1匹骡子、200两大烟土，作为见面礼，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交涉粮草、子弹供应。

    刘志丹闹共产，罗连城早已有闻，开始害怕刘志丹把他当做太白民团的黄二子来打，就说：“思来想去，这事麻烦，刘志丹心大、事大，麻烦也大！”

    马锡五、陈鸿宾解释说：“你想想看，当初刘志丹没有一人一枪，这些人为啥跟着他走，许多人放着大官不做，硬要跟他当兵，睡雪窝子，钻烂窑洞，吃没吃，穿没穿，也不抱怨，这又为什么？不就是他一心为穷人打天下，不怕老哥生气，你谁都能得罪，就可别得罪共产党！别人的日子长不了，这共产党干事可是子子孙孙，一代接一代。”一席话说的罗连城放心了。

    罗痛快答应让部队开赴小石崖，得到罗连城的接济，送来了猪肉、大米，供应粮秣，补充子弹，安置伤员，休整20多天。

    在此期间，失散的赵连璧找到小石崖，请示刘志丹怎么办，刘即派贾生财、赵连璧到南梁一带打游击，暂时不要过来，有事也好互相照应。

    6．职田缴械

    为了渡过难关，刘志丹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再次与苏雨生谈判联合，以便休养生息。马锡五、陈鸿宾通过苏雨生的副旅长谷连舫（谷连舫在榆林中学当过教员，是刘志丹的老师）到彬县与苏雨生谈判，双方谈妥，收编为其部属。

    1931年3月，游击队离开小石崖，经石底子、关门子、马兰、刘家店等地，一路南下开抵旬邑职田镇，整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杨树荣、陈鸿宾任团副，下辖2个连。有了合法的地位，部队不仅换上了军装，而且还领到了部分生活费。

    这时，刘志丹派杨树荣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听取了汇报后，明确表示同意刘志丹的决定，并给予了相应的指示。

    3月底，陕西省委又派高岗以巡视员身份来到部队，带来省委的指示，省委的指示是写在拆开的《红楼梦》字缝里，放在点心盒中带来的。省委同意刘志丹的决定：“利用补充团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准备打红旗。”寻找机会把部队拉出去，打击敌人。

    在职田镇，部队活动了3个多月，部队一方面加强学习和军事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方面与附近驻防的苗团积极发展统战关系，争取和游击队合作。同时在职田镇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解决部队给养，救济百姓。

    但苏雨生对部队存有戒备，既不好好拨粮，又不按时发饷，使部队面临吃粮困难，花钱没有的困境。一天，陈鸿宾带一班人到职田镇下原大地主刘日新家催粮，刘日新家存有千余石粮食，部队要刘交出300石粮食，他惜粮如命，刘只交了一部分，再死活不给，战士把刘日新拉了几下，踢了几脚。刘日新自认为被羞辱，便于当日上吊死了。

    刘日新是旬邑一带有名的大地主，在国民党省党部还挂着名义，仗着有钱有势，常跑西安。他的自杀自然引起全县绅士告状，联名告到陕西省政府，说刘志丹是共产党，又在旬邑搞“渭华暴乱”，煽动百姓闹共产。再加上刘日新的一个儿子在苏雨生部当营长，直接上告到杨虎城处，杨虎城即命苏雨生严加追查。

    苏雨生正欲借机吃掉刘志丹的游击队，接到命令后，先以商量军事机密为名，把刘志丹召到彬县，专门设宴招待，并同车去游彬县花果山、水帘洞。当回到苏部时，苏下令缴了刘志丹的枪，上了12斤重的脚镣，关进彬县监狱。

    苏雨生派骑兵、步兵2个团包围了职田镇，勒令游击队缴械。二连突围进入了子午岭山区，被李培霄饥民武装收编；一连全体指战员听说刘志丹被押，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但是，大家又考虑到拼起来容易，也解恨，刘志丹怎么办？弄不好敌人会对刘志丹下毒手。除此而外，敌人兵强马壮，拼的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几个负责人经过反复考虑，向对方提出了5个条件：缴械后立即释放刘志丹，并保证安全；缴械后不愿当兵的外，全部在彬县旅部当兵；缴械后不许搜士兵腰包；缴械后若有回陕北的，给路费、路条；不许打骂、侮骂士兵。一连为保证刘志丹安全而缴械，被编为苏部运输队，目的是为休整队伍，伺机拉出。对方基本答应了上述条件，将一连全部缴了械。但过了些日子还不放刘志丹，部队赶快派一连党支部书记史智给省委送信。

    苏雨生部队任“参议”的共产党员白冠五，在旅部见到了刘志丹。刘志丹让他通知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他们稳定官兵，防止内部发生动乱；向17路军指挥部做工作，说那个姓刘的豪绅是在军民纠纷中受了惊吓，加上年老有病，故而身亡，和共产党没有关系；这事要快解决，不要让国民党省党部插手。

    第二天，白冠五找到马锡五、刘景范等人转达了刘志丹的指示，研究了营救的办法，一是找副旅长谷连舫，他是个性情温和、处事稳妥的人，比较同情革命。17路军方面，请杨虎城的高级参谋杜斌丞先生帮助。再称刘志丹病重，要求保外就医。

    正在关键时刻，杜斌丞先生因公来到彬县。杜先生当即致电17路军总部，声明这次事件乃是职田镇军民失和，行为有失检点，乡绅刘某从中调旋无效，故而气急交加，致使旧病复发，不幸身亡，并无共产党之情由。刘营长丧父，理应同情，但讼词失真，宜实事求是，善加安抚，望顾全大局，兵是为上云云。

    谷连舫也对苏雨生陈说利害。苏雨生勉强答应。接着大家又称刘志丹患重病，请求保外就医。谷副旅长又愿具结作保，苏雨生只得顺水推舟，大家即把刘志丹接出来，住进后稷祠。杜斌丞离开彬县时，又给刘志丹留下1把三号盒子枪、10条子弹、100元钱，鼓励他继续创业。

    游击队被编为苏雨生直属运输队，七八十人，驻在彬县城外东关娘娘庙。说是运输队，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运过，处在半受监视半受训的境地。

    7．平地风波

    当时，陕西省委有个计划，即准备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因此，派高岗、马志贞到彬县，指示刘志丹去平凉与陈珪璋谈判，将李培霄千余人的饥民武装收编为1个旅，归属陈部，收编后，再改造成自己的部队。

    刘志丹一听，皱了眉头，分明是虎口夺食，省委领导机关住在西安，不了解自己的队伍，下的指示同实际不相符，不执行，说不遵守纪律，硬去执行，就得碰钉子。苏雨生这面事还没了，又打陈珪璋的主意，这太牵强了。

    刘志丹就对高岗说：“你给反映一下，请省委多研究研究，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不能太依靠这种做法，联合得自己有力量，不然联合也是纸上空谈，共产党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光凭三寸不烂之舌取相印。”高岗说：“我也想不通。省委的指示，也不能说不正确，可是一实行起来就出毛病。”

    第二天一早，刘志丹一面派马锡五到南梁与刘兆庆、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联系，一面动身赴平凉。

    刘志丹去平凉陈珪璋部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陈珪璋有个团长叫刘宝堂，是保安县人，同刘志丹有亲戚关系，此人虽是老粗，但非常重义气，敬重刘志丹。所以刘志丹想到他那儿暂时住一段，寻找机会重新组织部队。二是在狱中他认识了陈珪璋的副官李勤甫。李勤甫受命去天津购买驳壳枪，回来路过彬县被苏雨生抓住，扣了两打驳壳枪。两人在狱中谈的非常投机，遂成为朋友。李同刘志丹一同出狱，他邀请刘志丹去陈部，并说鼎力相荐。

    刘志丹、白冠五等人同坐陈珪璋部李副官找的一辆货车去平凉，在途中，趁客商歇息吃饭，单独和刘志丹在一起时，白冠五满怀激情的写下了四句诗：

    未曾识面早心知，

    难忘彬州罹难时。

    灵犀虽通咫尺远，

    团圆抚肩恨见迟。

    刘志丹看后，当时挥笔答白冠五四句：

    丹心绵绵欲诉君，

    五中耿耿千秋铬。

    西出阳关击螃蟹，

    旭日东升满地红。

    1931年7月，刘志丹由彬县到平凉，经陈珪璋部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引荐，与陈珪璋谈判，陈委任刘志丹为新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陈鸿宾（后为朱理凯）任参谋长，驻防宁县早胜一带；并派刘宝堂率1个步兵营同往，协助收编李培霄部队。

    陈珪璋委任刘志丹当旅长，一方面是想利用刘志丹，知道刘志丹手下有人；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甘肃各地小军阀割据，统治陇东14县的陈琏璋正在四面楚歌之中，彬县驻有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的骑兵旅；张廷芝在庆阳以东也想乘机霸占陈珪璋的一部分地盘，李培霄领导的饥民武装在正宁一带活动。尤其是张应坤、杨万清、毕梅轩3个旅开始在镇原一带联合进攻，想占陇东地盘。陈珪璋处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委任刘志丹当旅长，想利用刘志丹收编李培霄，牵制张廷芝和苏雨生，这样，陈部就得以集中兵力在北线作战，集中打张、杨、毕等部。同时，陈珪璋部的黄埔军校学生只有刘志丹1个人，因此，陈对刘志丹很看得起，在刘志丹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给他旅长职务。刘志丹也利用陈珪璋给的名义和防地，招兵买马成立军队。刘志丹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总要把陕北青年组成一支革命队伍”。

    党派进陈部搞兵运的共产党员张秀山，随刘志丹来到宁县，设立了办事处，收容张皮塬、职田镇失散人员。

    王世泰闻知刘志丹的确切消息，便带在苏部运输队的部分队员前来归队，彬县党组织还派来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学兵队。很快集中起四五十人的队伍。

    在与李培霄谈判中，因满足不了李的条件，李拒绝收编。

    当时，陈珪璋部的谢牛、蒋云台两个旅也都在设法收编，结果收编不成，将李部打散。

    在此之前，陕北军阀井岳秀部、河套土匪高广仁带着七八百人在宁县境内哗变，投靠陈珪璋，被编为十三旅，驻兵早胜镇。苏雨生背叛杨虎城，欲北窜宁夏，杨要陈珪璋在陇东堵截，陈命令刘宝堂部队到宁县早胜一带进行拦击。

    刘宝堂到达早胜镇三四天之后，高广仁突然再次哗变。这次哗变不仅缴了刘宝堂4个连的枪，顺手把刘志丹十一旅的枪也收了，押着刘志丹、刘宝堂及所有被缴械的人向合水退去。

    高部北窜时，一路烧杀抢掠，途经合水店子塬，攻开安吉堡子，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残酷屠杀，杀伤70余人，并掳去青年妇女数人。到了合水县城东关骆驼巷，被蒋云台骑兵团打散，刘志丹及其部队被解救，驻合水东关。

    第二天晚上，刘宝堂进城见蒋云台谈早胜事件经过，蒋云台对刘宝堂说宁县失守是刘志丹十一旅没有守住，要抓刘志丹。

    刘宝堂回到东关，急派副官告知，蒋云台找岔子说刘志丹防务不力，丢失早胜镇和宁县，要逮捕他。其实这是借口，真正的原因一是蒋早就想收编李培霄部扩充自己的力量，没料想刘志丹先行联系，导致李培霄出走陕西，因此迁怒刘志丹；二是刘志丹率军在太白收枪时，打死的黄团总的儿子就在蒋云台手下当连长，这位连长提出要亲手打死刘志丹“替父报仇”。

    刘志丹知道消息后，便带着王璧成（因为王是“哥老会”成员，对这一带熟悉，可以得到哥老会的保护）连夜冒雨脱身到蒿嘴铺贾生财处，经贾掩护躲过了蒋云台的追兵。

    他们又翻了几座山，跑了几十里路，到了姚家园子，在那里正遇上姚姓人家请纸匠扎糊金斗银斗之类的祭品，人家态度很冷淡，刘志丹给画了几个画，博得称赞，说这是“贵人遇难”，便留他们住了下来。

    在这里遇到马锡五，贾将刘、马等人送到太白附近夏家沟赵连擘驻地。

    刘志丹留马锡五帮助赵连璧整顿部队，自己与王璧成、李万才去平定川、南梁一带。这就是“早胜事件”。

    刘志丹离开合水时，指定张秀山负责部队工作，并委托张转告全体党员，留在陈珪璋部队积极创造条件，寻找机会搞兵变，为革命拉出武装。之后部队编入刘宝堂部开赴平凉。

    收编李培霄饥民武装失利，是刘志丹打着军阀旗号建军的又一次失败。

    8．遍访南梁

    “太白收枪”以来，奔波转战，从1930年8月的“三道川事件”，到1931年8月份的“早胜事件”，陕甘边的“兵运”工作一年内连续失败，根子在哪里？刘志丹陷入深深的苦恼和思索中。

    失败的沉痛教训，使刘志丹深刻地认识到，最主要的是没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利用地方军阀作掩护，只能是权宜之计，必须把革命武装的建立同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发展。这样就必须深入山区农村，建立红色政权。他说：“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难免会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

    他深切体会到，革命要成功，必须走毛泽东、朱德开创的井冈山道路，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赤卫大队、县赤卫部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一套办法”。只有想方设法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武装，陕甘边革命斗争才会有前途。

    刘志丹一连走了几天，也没敢踏实地吃碗饭，睡个觉，进了南梁地区的平定川，已累得腰直腿硬，坐在石头上休息。

    刘志丹说：“这不要紧了，进了梢林就像到了家一样。”

    刘志丹在这一带曾经来过，老百姓也熟悉。

    天黑摸到平定川的老场，这村子只有几家人，有个老婆婆正在喂猪，忙迎上去说：“啥风把你们吹来了，快来歇歇。”

    刘志丹忙说：“你老人家还康健？”

    老人说：“好着呢。”忙着扫炕端水。

    顺便叫儿子去村头放哨。又叫媳妇忙做饭。

    两个人什么也顾不得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见炕上摆着一桌子饭菜，闻着香喷喷的。老婆婆送上一碗荞面，刘志丹忙接住碗说：“又麻烦你老人家了。”

    老婆婆说：“你们出门在外，累成这样，吃得上啥？回到家里，还不该吃口舒服饭。”说着又去端面。

    刘志丹端碗就吃，吃了几口，把碗放下，见老婆婆又端来几碗，便问：“大妈，你们家新荞面收下了？”

    老婆婆笑着说：“好吃吧！我们媳妇巧？”

    刘志丹说：“巧媳妇能把陈荞面做成新荞面？”老婆婆见瞒不住，只得实说。

    原来去年的养面早吃完了，家里没一把白面，老人家见刘志丹远道而来，不做个像样饭，心里过意不去。

    知道刘志丹爱吃荞面，婆媳俩摸黑上到山上，割了些已基本成熟的荞麦，回来揉下颗粒，放锅里烤干，擀面杖擀烂，过了细箩，才做成荞面。

    刘志丹听了，无心再吃。刘志丹说：“你这样待我，日后我不敢再来了，哪有吃青苗子的。”

    老婆婆笑着说：“你呀，快别说这话，只要你们闹成了事，把心摘下来，我老婆婆也舍得。去年咱们军队分过粮就走了，地主老财又得了势，穷家小户谁不盼你们回来。”边说边又换上热面。

    刘志丹笑着说：“有你们这样的人，咱们准闹成事，等着吧，过不了几天，咱们的部队就回来。”

    吃过饭，放好枕头说：“你们只管睡，老汉和儿子轮流放着哨。”

    倒关了门走了。

    这件事在陕甘宁边区曾传为佳话，多次见诸当时的报端刊物，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南梁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拥护革命。

    接着刘志丹他们来到了苍沟马大爷家，下到地窨子里，看了设在这里的修械所。修械所里几个河南工人，一边修枪一边研究造枪，还添了一些修理工具。

    刘志丹几次路过南梁，都没有停留多久，这次刘志丹和马锡五回到南梁，钻梢林、爬高山、食野菜、饮山泉，遍踏南梁数百里梢林，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考察，下决心调查研究人民的生活状况。

    他们从曹家圪崂来到南梁，又到井岔沟，顺便去看一个远亲白文秀，打听都说没这个人，只有个毡匠姓白，见到这个人，原来就是白文秀。穷人有名字也叫不开，毡匠就成了本名。

    白家住的土窑破炕，没铺没盖。白毡匠正在赶毡，身上满是羊毛，一脸胡子茬。

    刘志丹问起这几年的情况，他话刚出口，嗓眼就哽塞了。婆娘见男人这样，又见到老家来的人，便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好你呢，不知道我们的苦，前年一家人几乎饿死，拉根棍子讨饭，才从林锦庙逃到这里……幸好他早年学过赶毡，眼下刚糊住口，不然这几件骨头早烂了……”

    白文秀知道刘志丹闹革命，要跟上走，刘志丹说，这回我也要在南梁扎根，不走了。

    刘志丹回到南梁，贫苦农民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晚上来了十几个贫雇农，跟刘志丹一块拉话。刘志丹给他们讲闹共产、闹红军、穷人翻身的道理。向他们了解情况，直到东方发白，大家才散。

    刘志丹了解到，南梁周围几百亩土地，都属于庆阳两家大地主，漫山遍野荒地，无论谁开了都得给他们出租子。这几年从陕北逃来的难民年年增加，劳动力越多，这两家地主收的租子越多。他们住在庆阳，只派人下乡收租子。当地几乎所有地主都和官府勾搭，真正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天又来到南弯子郑大爷家，郑大爷是哥老会龙头大爷。哥老会，原是一种无业游民的封建行帮组织，在下层社会很有势力。梢山地区，文化落后，又加官府压迫，人们有难无处求助，不少劳苦农民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想求个互相帮助，在乱世中为了保家保命。其口号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哥老会也确实神通广大，官府办不到的事，它能办到，官府探不到的消息，它能探到，官府到不了的地方，它能到。讲起义气，颇似梁山好汉。

    哥老会也有严格的组织，哥老会龙头大爷，指开山头的，凡这个山头上的人都归他管，不分省、县境。龙头大爷下面有行衣大爷，行衣下面有兄弟会。当时，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势力很大，活动面广。

    1930年春，刘志丹在保安县永宁乡，由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明等人介绍加入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大爷。他利用大爷身份先争取大爷伙，后争取兄弟伙，在他的影响下，陕甘宁地区哥老会积极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

    马锡五就是保安县的龙头大爷，教过书，为人正直，刘志丹去找他，向他讲革命道理，马锡五听了十分敬佩，说：“你是做大事的，我虽比你年长，但你是我的先生。”后来马锡五参加了共产党，经他联系各地大爷，很快就有200多“哥老会”成员参加了革命。马锡五后来成为一名法律专家，人称“马青天”，还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安定县龙头大爷李仲英在1936年当了29军军长；保安县苍沟哥老会大爷马海旺家，一度成为刘志丹的兵站，马海旺后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副主任；华池县哥老会郑海旺大爷跟随红军，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第二天，郑大爷请来五六个陪客吃饭。这些人见了刘志丹，都跪下磕头，刘志丹说不必多礼请坐下说话。这是哥老会的人拜头目，头回见面，都要磕头。刘志丹说哥老会里的兄弟，要捏成一个疙瘩，打倒欺压人的人，又讲了要革命，要推翻反动官府的道理。随后又跟大家干了一杯酒。

    散席后，郑大爷又交代，大家听清了，刘大哥叫咱们抱成一个膀子，同心对付坏人，你们出去都警醒些，听到啥风声都要报告。

    那几个人，素来和郑大爷交厚，都说请大哥放心，如有三心二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刘志丹在郑大爷家住了几天，和郑大爷拉话，讲道理，讲共产党对哥老会人员的政策。这位大爷是榆林逃来的难民，弟兄几个，劳动多少年种了几十垧地，累得腰直腿硬，还没有翻过身来。经刘志丹指点，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又见刘志丹看重他，待人诚恳，便也掏出真心来对刘志丹。

    刘志丹和马锡五离开南梁堡走了好几天，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从这道川到那道川，见个农民就拉话，刘志丹发现许多人少言寡语，一诉起苦来，就像大河开闸。有人看着笨手笨脚，他们一旦看到出路，眼里就有了神采。

    刘志丹心里已有了底子，觉得这地方，正合需要，只要扫清民团、土匪、封建势力，这几百里深山地区，就一定会成为革命根据地。这里两省三不管，地多土肥，只要没有剥削，百姓好好生产，粮食就多。百姓又多是难民，容易闹革命。只要有一支红军给他们撑腰，真可以闹出名堂。

    他们从平定川到瓦子川、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从南湾子、寨子湾到南梁、荔园堡、四合台、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在南梁山区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考察的刘志丹，对南梁一带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经济、地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里也具备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建立根据地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

    首先，复杂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就里是桥山山脉中南段。北起环县定边，南到淳华耀县，雄伟的桥山山脉纵贯南北，绵延数百里。连接陕甘宁3省18个县，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梢林茂密，交通不便。以这里为依托，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这里几百里大梢山，山大沟深，有险可依，回旋余地很大，同时，地广人稀，有粮有草，利于屯军养马，养精蓄锐，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

    其次，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陕甘边区远离陕西、甘肃国民党统治中心西安、兰州，虽在两省管辖之下，但都鞭长莫及。陕北、宁夏为井岳秀、马鸿逵所统治，关中则是杨虎城的势力范围。陇东有陈珪璋以及谭世麟的民团武装，三边、保安又有地头蛇张廷芝。南梁地区正好是这些割据势力的结合部。这些地方军阀，各自为政，他们同属国民党杂牌军，有的是反蒋的，有的是随风倒，极不统一。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各保实力。在对待红军的态度上，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步调不一致。所以这里是反动派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加上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部队中不同程度地建立了统战工作，因而有利于红军游击回旋，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根据地的建设。

    再次，贫苦农民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陕甘边区阶级分化严重，土地高度集中。历来是被压迫阶级起事成军的地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高迎祥、张献忠，太平天国的残部刘四等就是从这里起家的。地主残酷的剥削压迫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自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高迎祥（李自成的舅父）是安塞人，张献忠是吴旗镇后街人。太平天国的残部刘四，在南梁北部边界，搞起过4万人的武装，坚持了几年。辛亥革命的郑思成和后来的张九才，都先后领导了南梁北部一带的农民起义。1915年以张九才为首的抗税斗争席卷陇东16县和南梁北部，发展到数万之众。从1925年起，南梁周边地区农民纷纷组织“红枪会”，抗税抗捐。连续几年都发生包围县城“交农”罢耕事件。1928年新庄王瑞珊哥老会举事成军，号称“宁正起义”。石鼓邵三纲组织“红枪会”起义，与王瑞珊及庆城的傅明玉联合抗粮，一时形成声势。1928年到1929年陕甘大旱，三料未收，饥荒严重，草根树皮几乎被吃光。农民纷纷组织“镢头队”、“口袋队”吃大户，求生存。在当时的情况下，广大贫苦农民只有起来反抗才会有一条生路，革命情绪已是一呼百应，农民的革命要求非常强烈。

    最后，党和红军从这里发轫，植根于群众之中。南梁地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和红军的干部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对南梁及周边地区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群众疾苦和愿望要求了如指掌。刘志丹生在保安，长在陕甘，对陕甘边区地理非常熟悉，素有“活地图”之称。他熟悉某村某户有几孔窑洞、几盘炕、几口锅。他懂得在地少人稀的山区，群众最迫切的愿望是打土豪，分配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租，不纳粮，不派款。所以，党和红军的举措都能合民心，顺民意，从而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关系融洽，对刘志丹不称“总指挥”、“师长”，而叫“老刘”。

    因此，南梁无论在政治、经济、地理方面都具备了武装割据条件，刘志丹高兴地说：“这里是桥山山脉中段，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两省交界地，敌人统治困难，咱们活动方便。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咱们可以从这里出发，把红旗插遍西北。”

    从渭华起义到进军陕北，从陕北几次进军又南下平原地区，又从平原地区到定点南梁，陕北红军的发展，走过的就是如此曲折艰难的道路。

    9．西北第一支革命武装

    刘志丹在吸取“兵运”失败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又积极探索，采取改造“绿林”武装、“土匪”武装的办法创建革命武装。这种构想在开始时是作为“兵运”的补充提出的，随着“兵运”的屡屡受挫，这种方式终于成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建西北红军的主要方式。反复的“兵运”挫折和改造“绿林”的成功实践，刘志丹以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胆略、气魄和无畏精神，百折不挠地推动西北革命武装斗争，发展了我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建了西北第一支革命武装。

    在陕甘边界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地区，有很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因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生活无着，才被迫铤而走险，上山为匪。这些绿林武装与豪绅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引导，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

    1931年秋，在南梁山区经过两个多月考察的刘志丹，来到葫芦河倒水湾。

    自张皮塬失败和职田镇被缴械后，赵连璧、同守孝先后回到南梁地区，聚集旧部，从头干起，这时，已各自拉起一支队伍。同守孝被叛徒李庚娃打死后，队伍和赵连璧合在一起，约200余人，在太白一带活动。杨培盛在平定川也拉起几十人的饥民武装，贾生财则设法取得合水蒿嘴铺民团团总的合法身份，招募饥民、壮丁，也搞起了有百余人的武装。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梢林，杀富济贫，反抗国民党官府及豪绅的压迫。

    根据建立南梁根据地的设想和南梁山区革命武装的形势，8月，刘志丹奔走于这三支农民武装之间，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人提高了思想认识，树立了革命信念。当时，军阀陈珪璋以营长头衔来收编赵连璧的队伍，赵连璧毫不犹豫地说：“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陈珪璋当营长。”

    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杨培盛部驻地，并派人通知赵连璧率部前来会合，再次进行整编。这就是南梁革命斗争史著名的“倒水湾整编”。全队共400多人，分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为军需。

    数年来，刘志丹奔走于陕甘边界，经历千辛万苦，终于使自己的革命武装在南梁山区诞生了。游击队当时未正式命名，群众都称之为南梁游击队。

    刘志丹建立起了陕甘边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兵运”工作的基本结束。

    倒水湾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一时被几百名指战员住的满满的，到处是欢歌笑语，一派兴旺景象。

    游击队的人员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农民，二是旧军队。为了将从未受到大革命风暴洗礼、成分复杂、作风涣散、纪律松懈的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刘志丹始终坚持党对部队的统一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使南梁游击队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同时，刘志丹精心安排，在三年“兵运”活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坚强的党的军政干部，在南梁游击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整编后，党在游击队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一批党员骨干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在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斗争及至西北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党在组织上对部队的政治领导。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组织部队在南梁周围打土豪、分粮食，解决部队给养，减轻群众负担。

    倒水湾整编后，部队在附近游击战争的开展，影响很快在这里传开。敌人极为震惊，慌忙调来部队向南梁游击队进攻。盘踞三边的张廷芝经三道川、紫坊畔由北直扑南梁，来到二将川。同时，陈珪璋的一个营，由南边来“围剿”。陇东合水民团也乘击由南向北进犯南梁大凤川。很明显，敌人企图南北夹击我军，阴谋将刚刚诞生的红色武装扼杀在摇篮中。

    刘志丹想，在梢林里可没你们占的便宜。决定利用南梁一带的梢林和良好的群众条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马上布置部队：杨培盛、贾生财带二、三大队对付南来之敌，赵连璧带一大队北上牵制张廷芝。

    时已深秋，细雨绵绵，战士们冒雨行路，淋得透湿。一大队连夜进抵二将川，部队驻在张廷芝必经的山庄白沟口。选择有利地形，隐藏待敌。

    天亮晴了天。

    羊出山时分，侦察员回来报告，张廷芝的营长蔺士昌，领着骑兵来了。赵连璧听说，忙把队伍埋伏在梢林里，把老羊皮袄一撩，跑上山洼观察敌情。

    果然是蔺士昌带着四十多人，骑着高头大马，从北面大模大样的过来了。

    赵连璧心想把这些马夺来才好，便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叫一个中队诱敌追击，自己带两个中队埋伏下来，准备夺马。

    蔺士昌一队人马，都斜挎着枪，扯开嗓门唱着小调，嘻嘻哈哈的，慢慢走着。

    忽然前面山坡上“叭叭”响了两枪，有人叫道那是刘志丹。

    蔺士昌忙叫快追。过了二将川河顺着山坡，都上了山。

    山坡上密密麻麻的长满山刺、沙棘，马进不去。

    蔺士昌叫着“下马去追，不要让跑了”！一时都下了马，叫几个人把马牵上。

    赵连璧见敌人走远了，跳起来打个口哨，战士们一拥上去，夺了马，守马匪军慌了手脚，乱放两枪，急忙逃命。

    蔺士昌听见山下枪响，知道中计，忙吩咐手下往回跑。

    山上的游击队返身追下来，匪徒连滚带爬，窜进北沟，又被赵连璧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死伤近半。此战缴枪20余枝，战马40多匹。

    这伙人出来四条腿，转眼变成两条腿。蔺士昌无心再战，连夜逃回老窝。

    南犯之敌，拉上合水民团打头阵。

    杨培盛、贾生财设下了埋伏，刚一接头，杨培盛8枪打死8个，战士们又活捉30多人，收了30多枝枪。彻底打垮了合水民团，迫使陈珪璋部退出南梁地区。

    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1个骑兵连，接着消灭了合水太白民团，收缴了旦八寨子民团的部分枪支。贾生财又联络谷聚山、张天禄，先后从陈珪璋部队中拉出五六十人参加游击队，使部队扩大到500多人。

    一时游击队名声大振，敌人惶恐不安，军民扬眉吐气，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在军事上站住了脚，政治上扩大了影响。当地群众高兴地唱道：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真勇敢，

    他带领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刚刚诞生的南梁游击队虽然没有被正式命名，但它毕竟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公开打红旗闹革命。它是我党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军阀番号而创建的红色武装，开创建西北红军先河，标志着陕甘边区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这支部队建立起来后，刘志丹总结以往开展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开辟南梁游击区，终于探索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1935年范长江在《中国西北角》一书写道：

    然而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向、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同一致的社会运动，他针对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子给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再加以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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