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雷声万里闪，

    来了红军闹共产。

    红军打仗真勇敢，

    白军见了吓破胆。

    ——华池民歌

    1．林锦庙会师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步步蚕食，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加强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陕西省委重视并加强了对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从而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

    1931年夏，在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正式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徐永昌（山西省主席）派3个师和1个炮兵团，大约1万人来“围剿”，敌人依仗人多，每占一村寨，就修筑碉堡，驻兵把守，游击队很难进村，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只能在山上打游击，依靠群众送点粮食充饥，而且时有时无，处境非常艰难。这时，山西省委的党组遭到严重破坏，失去联络。游击队中大部分干部是陕北人，最后，决定按照山西省委原来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到南梁和刘志丹、谢子长会合。

    1931年9月，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黄子文、拓克宽带领30多人渡过黄河到了陕北。拓克宽过黄河不久牺牲了，由阎红彦任队长。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最初陕北党和群众都不知道，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跑了。可是游击队的纪律很好，吃了群众东西都留下了钱和纸条，并到处张贴标语，当群众知道是游击队时，不但不跑了，反而热情接待。

    后来，黄子文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接上关系，陕北特委还动员了一些党、团员参加，部队扩大到50多人。并布置了任务：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的武装，建立陕北根据地。

    这时，又与杨鼎、杨琪、师储杰带领的商贩队（烟商的武装保镖）200多人联合在一起改称陕北游击队，在安定、安塞、延川一带打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在群众的要求下，杀了安定县的大恶霸张发华。在玉家湾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排，缴获了几十枝枪和部分马匹，还有不少弹药。当天打进了瓦窑堡。

    这一下，游击队的声势更大了，敌人便集中周围的白军和民团来进攻游击队。由于有群众的支持，经常抓到敌人的侦察兵，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常处于主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后来，敌人尾追游击队，没有根据地，站不住脚，游击队就向陕西、甘肃交界的山里转移。10月下旬来到陕甘边界南梁一带。

    南梁游击队在取得大风川、二将川战斗胜利后，在南梁一带部队休整。

    刘志丹得到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前来南梁会合的消息后，一面派刘景范到东华池一带活动、寻找；一面派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会师的准备工作。

    刘景范在东华池见到师大队（师储杰）、杨重远和白锡林，了解了他们部队情况。

    刘志丹和赵子实、刘景范一块又去师储杰那里商量，决定在林锦庙会合。随之，两支游击队开到林锦庙，会合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就是两个部队开往林锦庙。

    刘志丹伸出热乎乎的大手，热烈欢迎阎红彦，欢迎晋西游击队。

    阎红彦拉着刘志丹的手，兴奋地说：“我们早就听说了你的名字，今天总算聚会了。”话语里透着坦率和真诚。“我是个粗人，今后还要多多关照，包涵。”阎红彦还把一枝心爱的小手枪送给了刘志丹作为见面礼。

    刘志丹笑了。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却十分喜欢阎红彦，直爽、热烈的性格。他笑呵呵地回答：“你们不能客气呀！你们来了，南梁革命力量更加壮大了！只是我们的这地方太穷……”

    阎红彦坦率地说：“穷才要革命呀！我从前就是下苦的。”知心的话儿越说越近，越说越多，两支军队的领导人一见面就难以分开，都敞开胸怀，把心里话往外掏！

    三军相会，战友重逢，大家格外兴奋和亲热。当地群众吹着唢呐，敲着锣鼓，来庆贺游击队会合，唱起了《信天游》：

    半夜里来叫门，

    问你是哪部分。

    听说是咱们的队伍，

    赶快迎进门。

    喂马有乡亲，

    放哨有咱们，

    老刘队伍都缓好，

    打仗有精神。

    抱来大西瓜，

    送来鞋和袜，

    还有一篮篮大红枣，

    亲人快收下。

    羊肉煮一锅，

    端上热蒸馍。

    老刘喜欢吃荞面，

    赶快压饸铬。

    看到这热闹的场面，阎红彦说：“南梁老百姓真热情，有这个地方落脚，就能打开局面。”

    刘志丹微笑着说：“把土匪、民团一扫清，这里就可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基础。”

    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后，一直行军作战，没有休息机会，加之与陕西省委未接上关系，就决定在南梁堡一带进行休整，打土豪，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

    不久，部队又移驻南梁荔园堡一带，游击队消灭了南梁境内的荔园堡、金家湾民团和南梁周围的土匪武装，开展铲除恶霸打富济贫活动，迅速占领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出师告捷，声威大震。

    一时南梁川里，欢声荡漾，战马嘶鸣，刀枪林立，红缨似火，一派兴旺的革命景象。

    10月初，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指派，从西安到平凉了解党在陇东陈珪璋部队的“兵运”工作情况并找寻晋西游击队。

    当时，天气渐冷，战士还穿着单衣，又缺少鞋袜、弹药。队委会讨论时刘志丹说：“我原在陈珪璋部还挂了个十一旅旅长的名，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派人到平凉向陈要些衣服，以解燃眉之急，同时设法同省委接通关系。”他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于是就派马云泽作为代表，赴平凉与陈交涉。

    盘踞在陇东的军阀陈珪璋，土匪出身，是哥老会的“大爷”，江湖气息很浓。他有一定的兵力，还想继续扩大势力。当时，陈珪璋的警卫团长陈宝堂，在南梁一带寻找刘志丹，收编武装。马云泽就顺便和刘宝堂一起去平凉。

    在平凉，谢子长和马云泽相遇，向谢子长介绍了晋西游击队和会师的情况。11月中旬，谢子长、高岗、马云泽一同来到南梁。

    谢子长和刘志丹重新团聚，高兴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俩睡在南梁窑洞的热炕上，叙说着这几年的遭遇。

    谢子长说：“从1928年开始，我们多次在地方民团和军阀部队中搞兵运活动，每一次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我们想利用敌人，敌人也想利用我们。我们要想站住脚，就得搞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刘志丹说：“是啊！几年来，我们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斗争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自己的根据地。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人没脚后跟一样，是站不住的。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一带梢林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经过几年的曲折，刘志丹、谢子长共同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谢子长来到南梁，召开了党团会议，成立了游击队队委会，作为党的领导机构，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组成。谢子长任书记，一些重大问题，都经队委会讨论决定。

    这时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军阀急切扩充势力的心理，经过谈判，在保证独立的前提下，遂决定将部队暂编陈珪璋部，仍借用十一旅的番号，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辖两个团，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团，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陈珪璋部划给防地，解决供给。

    改编后，刘志丹、谢子长又派马云泽去平凉办理编制，领取军需印信等。

    同时，派高岗去西安，向陕西省委请示汇报工作。

    部队经二将川、城壕川移驻到庆阳县城东北60里外的新堡、城壕川张家沟门一带驻扎，休息整训。

    陈珪璋拨给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过冬军衣鞋帽一千余套、军饷3000余元、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西药1驮、军医、护士2名，我军缺乏的军装、军费、药品等困难迎刃而解，斗志更加旺盛。

    很快，陕西省委派交通员高岗，来传达省委指示：陕西省委认为应当整顿队伍，很快打出红旗，正式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省委要求把部队开到陕西三原、韩城一带平原地区或接近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据此，部队只好服从省委决定，离开南梁准备南下。

    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共有600余人，既有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人从山西带过来的晋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又有杨琪、杨鼎和师储杰等的“土客”武装，还有刘志丹收编的赵二娃、杨培盛、贾生财的部下。为了改造“土客”，联合友军，经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研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

    首先采用“拜把子”的旧形式，团结利用各方面力量，当时按年龄排了“八大兄弟”，即师储杰、杨琪、杨重远、谢子长、刘宝堂、刘志丹、马云泽、阎红彦。

    其次，游击队对干部战士进行军事训练，组织部队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即：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并对个别违犯纪律的战士进行了处理。

    南梁的腊月天，滴水成冰。此时还穿着夹衣的刘志丹、谢子长忘却了寒冷，白天，他们和战士们一块在雪地里摸爬滚打，进行操练。夜晚，组织大家学习交谈，整顿纪律。

    部队经过初步整顿，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加强了团结，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游击队员有了阶级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常识，明白自己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作战的，而且要利用一切机会为群众服务。

    2．西北反帝同盟军

    林锦庙会合以来，部队在南梁一带休整了两三个月，也打了些胜仗，队伍有了发展。

    这期间，全国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根据这种形势，1931年12月，陕西省委派省委军委委员荣子清来到新堡，再次传达省委指示：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到处组织“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了适应抗日运动的形势，省委决定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单独树帜，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样号召力大，容易发展。并任命谢子长担任总指挥。省委要求部队整顿后南下，向陕西关中移动，首先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发展。

    荣子清传达省委要部队开到关中去的指示后，在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整顿及供给问题时，领导层就存在着意见分歧：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有的主张按省委意图南下关中，刘志丹等人主张在南梁一带。这是“上山”跟“下塬”针锋相对。在部队整顿的问题上，一致认为部队成分复杂，需要整顿。但在整顿的方法上，有的认为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等人主张采取教育改造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在部队的供给问题上，有的提出体现官兵一律平等，每人每月发饷20元（后在柴桥子全体军人大会上宣布），刘志丹等人认为部队无固定经济来源，这种提法不可能实现。

    给省委汇报后，省委意见是要在关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并决定成立临时党委会，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和荣子清为委员。讨论结果，谢子长、荣志清同意省委意见，少数服从了多数。

    讨论是激烈的，解决问题是温和的。

    1931年12月下旬，部队离开南梁地区的新堡，沿子午岭东侧南下。

    1931年的冬天，南梁大风大雪，一夜之间，山川都变了样，天地间，茫茫一片。

    一阵紧似一阵的西北风，打着唿哨，尖啸着掠过南梁那片荒凉贫瘠的山梁，掠过堆着劳动成果的田野。

    天快亮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战士们立刻清醒起来，可能又要打仗，跳下炕就抓武器。

    雪下得正紧，队伍一出村，马上被雪吞没。

    靠近川道里的地头上，堆着一捆捆糜谷、小麻，有的被风刮倒，有的被雪埋住，像一个个坟堆。

    南梁一带，地多人少，多年养成一种习惯，秋天收割的庄稼，都放在地里晒着，等冬天农闲再慢慢地往回背。这中间，雀啄鼠盗，风吹雨淋，不知道糟蹋多少。指挥部动员部队抢运，到底也没背完。

    一杆红旗在队伍前面飘着，没有锣鼓声，没有鞭炮声，没有口号声……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着。

    只有一张张沉重的脸，一双双饱含着不舍、忧虑交织的眼睛。

    刘志丹默默走着，心里千头万绪，对这次南下，他感到有些迷惑。实际革命斗争，告诉他一条真理，要发展武装斗争，必须有一块根据地，张皮塬失败，职田镇被围，都从反面印证了这个真理。这一年他在桥山南北，实地调查，下决心给红军安排个可靠的落脚地，再向外扩展。

    刘志丹遍寻陕北大地，选中了南梁，如今脚未扎稳，就匆匆南下，背后无依靠，飘来荡去，势必要走过去的老路！怎么不让人忧虑！

    部队翻过几个沟，上到塬上。当地人叫“塬”，每块塬几里、几十里长，几里宽不等，塬和塬隔着深沟，从这个塬到那个塬，还得翻沟。

    到了六寸塬，击溃了陈珪璋部阻击的小股部队。

    1932年元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月明塬北柴桥子村，谢子长主持召开全体军人大会，荣子清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指挥部下设两个支队，一个警卫队。一支队有300多人，队长师储杰，下辖3个大队，大队长分别为阎红彦、杨鼎、雷恩钧。二支队有200多人，刘志丹兼二支队队长，下辖4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赵二娃、杨培盛、贾生财、唐青山。晋西游击队改为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共100来人。警卫队随指挥部行动。

    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旬邑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向谢子长授军旗，谢子长、刘志丹、荣子清先后讲话。

    反帝同盟军一成立，指挥部便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立的建军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执行体现人民军队本质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谢子长等还专门给部队讲解“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追我退”的十六字作战方针，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不打无把握之仗、无准备之仗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这些适应当时隋况、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随后，部队成立了党委会，支队均建立了党支部。

    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塬。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陕西省委派来一批学生，三原县辛字区、武字区和旬邑县地方党也组织动员一批青年充实了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发展到700余人。他们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标语，还同陕甘杂牌军联系，商讨抗日事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各项工作搞得十分活跃。

    部队到三嘉塬不久，派阎红彦去西安汇报工作，阎红彦从西安带回《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小册子，指示部队要学习这个决议和其他有关游击战争问题的文件。

    刘志丹、谢子长等把《古田会议决议》当宝贝，揣在怀里，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晚上他们俩偎在微暗的灯光下，一块儿辨认着印刷字迹不清的小册子，他们越学越感到亲切，越学心里感到越亮堂。

    《古田会议决议》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指出纠正的方法，给了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以思想上的武器和行动的指南。

    在这期间，谢子长、刘志丹用很大的精力抓了部队纪律教育，整顿了部队。

    部队从新堡往北柴桥子开拔途中，打开宁县盘克乡任掌堡寨子后，有人抢了老百姓的东西。在三嘉塬驻地，晚上也有出去抢东西。刘志丹、谢子长知道后十分生气。谢子长气愤地说：“这简直是土匪行为！哪里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不允许这么干！”

    他们下决心整顿部队，开办军事训练班，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争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实行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根据部队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学习，统一了部队思想，提高了认识，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改造工作，使指战员初步明确了建立红军的正确路线，提高了游击战术的思想水平，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奠定了基础。

    这时，部队开始改变过去只顾打仗的作法，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

    部队在整训、宣传群众的同时，打土豪解决供给问题。这时，发生了“三嘉塬缴枪”事件。

    当时年关将近，为解决年关供给，二支队派第一队队长赵连璧带一部分人外出打土豪。因为打击面过宽，并在1月31日永和集上抢了群众的东西，造成不良影响。认为赵连璧屡犯纪律，是土匪行为，非整顿不可。于是，部队一些领导人在锦章村召集一支队大队长以上干部开会，鉴于部队成分复杂，在打起红旗前，立即进行整顿，决定收缴二支队的枪。

    2月4日（农历大年初一）上午，部队在二支队驻地三嘉塬细嘴子南庄子的一家打麦场里集合，召开会议。杨重远主持会议，一支队站南半边，二支队站北半边。

    总指挥谢子长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又对烟贩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宣布收二支队的枪。

    赵连璧一听要收枪，两手按着两把盒子枪，站在旁边的警卫队长白锡林，见此情景，身子一转，开枪把赵连璧打死了，紧接着，赵连璧后面的枪也响了，当场打死了谷聚山、周毛牛，打伤2人。

    此时，部队大乱，阎红彦夺过1把矛子，一扬一压，高喊“不要动”。这时，杨培盛一见打死了赵连璧，掉头就跑了。随即，警卫队缴了二支队的枪。

    刘志丹站在旁边，莫名其妙，一个战士过去把刘志丹的枪也收了。

    吴岱峰问：“为什么收刘志丹的枪？”

    刘志丹说：“没关系，让他收去。”

    谢子长知道了，让把枪还给刘志丹。

    缴枪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回到窑里。刘志丹对收枪不满，谢对刘说：“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

    收枪后，向二支队宣布了政策：愿意当红军的留下，不愿意当红军的可以回去，但再不允许当土匪。当时，几十名农民出身的青年站出来，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其余人员愿意回家，给了路费，遣散回家。

    刘景范当时是赵连璧手下的副官，对收枪不满，第二天，他和杨培盛、马锡五等40多名干部及许多战士，含着眼泪离开同盟军，回南梁去了。

    这就是陕甘边区红军历史上的“三嘉塬缴枪”事件。

    这次行动，也震动了一支队内部。2月6日晚，师储杰即率旧部100多人出走，不久投靠了杨虎城。

    这次事件，大大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力量。

    50多年后的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批转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

    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缴另一部分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党中央对这次事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和定论。

    三嘉塬缴枪事件，是西北反帝国盟军领导层矛盾斗争的反映，本质上是陕西省委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

    3．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游击队初期的民主是极端的，官兵平等是绝对的。

    连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大小事都由委员会来作决定，胜利品也要由它来分配。一次打了胜仗，群众慰劳了两条哈德门烟，谢子长做主分给了伤员，士兵委员会就有人认为没有通过他们，说这种分法不公平。

    游击队没有专职的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和战士一样轮流做饭、喂马，一样轮流站岗放哨。马匹只分配给骑兵、交通员和病号骑，指挥员很少骑马。指挥员要是有一项战斗没有指挥好，或者有什么缺点，士兵委员会就要召开大会批评他。甚至是，只要有人不赞成他当指挥员，他就当不成了。

    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讲民主，是完全正确的，被撤职的人，也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后来，陕西省委带来了毛泽东同志写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介绍了江西苏区红军的一套制度。对于红军游击队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看到这个如何建设革命队伍的文件，刘志丹、谢子长高兴极了，就像一把钥匙，使游击队领导人的头脑开了窍，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央红军的建军原则来建设游击队，开始纠正部队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党内其他许多错误思想。

    接着游击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设置了参谋，成立了经理部、医疗室、列宁室（俱乐部），并规定了指挥员可以不喂马，不放哨了。

    红军游击队建立了这些制度和有了简单的分工后，领导干部摆脱了不少事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部队的建设和作战问题，部队很快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三嘉塬一带，虽比不上八百里平川，但也是平展展的。来到新地方，接连打几仗，情况不熟，处处被动。战士们都说：“麦子好吃，仗可难打。”

    游击队翻了几个沟，走过几块塬，在正宁和旬邑之间的三嘉塬，才跟省委来的干部接上头。

    头一个迎出来的是陕西省委派来的军委书记李杰夫。只见穿着黑长袍，围着一条灰色围巾，头戴烟色礼帽，戴着近视眼镜，一看便知是个埋头读书，不苟言笑的人。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十几个青年学生。李杰夫曾到过国外，又在上海受过训练。省委派这个人来，传达省委指示，要求立即打出红旗，执行游击战争纲领。

    李杰夫等人有些焦急，见面就说：“再晚来几天，我就接你们去了！省委已经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要我们尽快进军渭北，开辟新苏区。”

    当下召开队委会，讨论部队编制、人事安排和行动方针。李杰夫开头照例讲一段政治形势，从世界革命运动高涨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到九一八事变，从全国十八省水灾饥荒死人近亿，到三原农民拆房卖柴度日，远远近近的大小事件，差不多都能背了一遍，最后归根到一点，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必须积极进攻，把苏区扩大到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接着宣布了编制，指挥部下分大队、中队，还有直属部队、警卫队、骑兵队。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成立大会在三嘉塬锦章村一个打麦场上隆重召开。在一棵大树下，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上端高悬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红布会标，台两旁插着鲜艳的红旗和镰刀斧头旗，红旗迎着高原的寒风飘扬。

    台下每个小队前面都有红旗，战士的脖子上、骑兵的马头上、都挂着红带子。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列队广场。

    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宣布了陕甘游击队组成建制和指挥部及大队领导人任命。

    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编为2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和1个警卫队。队长分别是阎红彦、吴岱峰、强龙光、白锡林，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设立了党支部，并任命了政治工作人员。

    在激昂的欢呼和鼓掌声中，旬邑县委负责人第五伯昌代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了总指挥谢子长。

    谢子长举起红旗，当空一展，群情激昂，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和指战员一起欢呼雀跃。

    李杰夫、谢子长和农民代表黄子祥先后讲话。

    谢子长讲话说：“我们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是穷人翻身的队伍！我们要为革命牺牲一切！为人民打江山！”

    这天的军人大会气氛热烈，群情激动。游击队员们颈系“牺牲带”，表示要为中国革命不怕牺牲流血，奋斗到底。

    正宁、旬邑的农民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当地农民这样唱道：

    二月二，龙抬头，

    新正来了刘志丹。

    东靠黄河南靠山，

    大营扎在三嘉塬。

    红旗绕，

    走狗民团跑，

    土豪劣绅逃不了。

    此时刘志丹正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西北第一支红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标志着陇东革命武装斗争从长期以来隐蔽状态转向公开化，是一次转折性的变化。

    从此，镰刀斧头红旗在陕甘边界高高飘扬。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开始执行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改编的当晚即离开三嘉塬，第二天，攻占旬邑职田镇，没收了国民党驻镇保安团的枪支，捣毁区公所，逮捕当地8名大豪绅，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当众烧毁豪绅地主的账债契约，组织农民分粮抗捐。

    2月15日，在阳坡头打退杨虎城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淳化、旬邑3县民团500余人的进攻，毙伤俘敌七八十人，活捉敌连排长各1人，缴枪130余枝，大获全胜。

    这次胜仗，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首战告捷的一次战斗，震动了西北。

    20日，游击队到达香山寺，经四五天的休整，再到衣食村，在煤矿工人中开展了宣传，并吸收六七名工人参军。

    这时，富县、铜川、耀县3县民团来“围剿”，游击队击溃了庙湾民团，然后到宜君焦家坪，收缴当地民团及国民党军队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左协中团1个连的七八十枝枪。在艾蒿洼，打退了左协中团一个营的进攻，俘敌连长一名，缴枪20余枝。

    这次战斗中，童子班荣立战功，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

    陕甘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随后南下向关中、三原、淳化方向发展，遭敌人前堵后追，被迫回师陇东，依托子午岭梢山，在寺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陕甘游击队在上畛子打听到正宁南原农民自发起来抗粮抗款，遂于3月中旬开抵月明塬，一边打土豪筹集粮款，一边了解农民斗争情况。先后打了南邑西头秦慎德、永和赵元亨的土豪，并抓了秦慎德的儿子秦善丕和赵元亨为人质。

    当时，正值陕军十七师孙蔚如部与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在陇东火拼。陈琏璋溃败后，其残部在陇东各地索粮派款，横征暴敛。正宁驻陈部百余人，向四乡摊派粮款多达10万余元。农民不堪重负，组织起民团抗税抗款，湫头塬就有上五社、中五社、北八社3个民团，准备以“交农”方式围攻三河镇。

    国民党正宁县催款委员会马师爷、董师爷在湫头一带催要粮款，并吃酒作乐，群众十分气愤。号称“二疯子”的赵锁手持链枷棍把马师爷赶跑了。马师爷走时说：“要回县政府报告，带部队血洗南塬，（即山河以南的湫头，寺村塬）提几个头回去。”

    南塬群众惶恐不安。

    各社团团头击鼓，在苟仁寺齐集，商量对策。

    正在为难之际，听说月明塬来了红军游击队，便派巩世信、范西魁二人去联系。

    在此情况下，游击队决定就地组织群众，配合攻打三河镇，开辟革命根据地。派出骑兵到南塬联络，约定时间，军民联合攻城。

    山河镇是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驻有陈琏璋残部警卫团的一个排，公安局所属警察3个班，另有保安队队部武装10多人，总兵力不足百人。周围还有陈珪璋部混成旅1个营，步骑各一部分，由谢牛率领驻宁县早胜镇；警卫团2个排，由团副刘明发率领驻宁县平子镇。

    公安局警察二三十人在窦巡官的率领下，准备哗变内应，约定3月19日拂晓以拍手为号，开启东城门，放游击队进城。

    18日晚，湫头塬各民团四五百人在苟仁寺集合，游击队派人参加并作了动员。

    各民团在杜兴邦率领下连夜出发，次日晨赶到山河镇西柑柏村、移风一带。

    三嘉塬10多个村子的民团也在张彦升的率领下赶来参加。

    游击队主力从月明塬向山河镇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摆成两面夹击之势。

    正遇天刮黄风，尘土飞扬，土雾弥漫，加上冬雪初融，路滑难行，行军非常缓慢。游击队行至九龙畔时，不料因向导迷路，到城北九龙畔，发现方向不对，急速绕道返回，到达山河镇东关村，已错过约定攻城时间，只得仓促投入战斗。

    攻城一日无结果。

    城内内应的警察也因错过约定时间，未敢开启城门。秘密暴露，为首者窦巡官被捕杀，余被缴械。

    城西各民团群众在张圈沟垴与县保安队战斗一阵，砍伤了保安队长肖恩多，后因城上开枪射击，自行散去。

    第一次围攻山河镇遂告失败。

    第一次攻城失败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疙瘩，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定：到南塬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创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根据地。

    会后，游击队开抵寺村塬，部队分驻新庄子、西城、年庄子等村。

    乘着自发群众斗争隋绪的旺盛，即在湫头苟仁寺戏园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将原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元（绰号张聋子）任副总指挥。大会宣布了反动豪绅赵元亨的罪状，处决了赵元享及其走狗巩得功。

    游击队在东至子午岭，西至泛河畔，长约百余里的区域内，游击队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参加群众的会议，到各村张贴标语，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抗捐、抗税、没收土豪的田地，烧毁地主的契约，把土地、牛羊分给农民。以村为单位成立赤卫军小队、贫农团、农民联合会村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为筹备粮饷，扩大政治影响，游击队还到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的底庙等地打土豪。

    经过10多天的准备，陕甘游击队决定第二次攻打山河镇。

    3月31日晚，谢子长、杜兴邦分别率领游击队和赤卫军、群众千余人从寺村塬出发，到达山河镇东的路家崖窑和杨、巩二畔。

    赤卫军及群众主要任务是给游击队“壮营”，送水送饭，故再未前进。

    游击队继续向山河镇靠近，到达东关财神庙周围。

    4月1日，游击队从城东、北面同时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敌人钻入城内，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向游击队还击，双方对峙1日。4月2日，游击队继续攻城。

    下午敌驻早胜骑兵来援，绕城北向游击队猛扑，游击队迅速组织撤退，隐蔽在城东数里之西坡坳。敌骑冲过去，被游击队伏击，当场毙伤四五十人，锐气大减，急调头撤退。游击队反败为胜，一鼓作气将敌赶人城内。因敌依托坚城对抗，终不能克。当晚，游击队、赤卫军等陆续返回寺村塬。

    4．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次尝试

    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攻打山河失败以后，部队在寺村塬周围各村活动，指挥部设在张进明家。部队分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了雇农会、贫农会、妇女联合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游击队很快发展成1000余人的队伍。筹备成立寺村塬72村革命委员会。尽管山河城里驻着不少白军，周围的敌人有好几个团，但由于群众封锁消息，豪绅地主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进城向敌人告密和求救。所以，游击队可以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土地”、“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敌人也根本摸不着游击队的活动。

    接着以村为单位选举农民代表，每村1人，选出贫雇农占优势的农民代表72人。其中贫农40余名，雇农10余名，其余为中农。选副主席费了点事，因为那时对成分提得严，条件是要家穷、有威信。为找一个最穷的人，把全寺村塬的人都考虑遍了，结果摸到了车家沟的张进元。这人的家里很穷，弟兄父子5人常年给人拉长工，一家光棍，可是这人胆子大，嘴头能说，语言流利，做事有胆量，大小场合他不怯，因此，就摸准了他。另一个是西城的唐贵荣，是个中农，非常老实，憨厚，在群众中有威信，也被选为对象。

    4月3日，东到五倾塬，西到永和以西，北至西郎河川，南至旬邑，正宁交界地区之内，共计72村的赤卫队、贫农团代表和游击队战士1000多人，在寺村塬新庄子山神庙前场上，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推翻正宁县的国民党豪绅地主统治，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委员15人（农民10人、其中回民1人，游击队5人），常务委员7人。李杰夫任主席，当地农民张进元、唐贵荣任副主席。

    谢子长先讲话，内容是宣传革命的道理。讲完话，接着选举副主席，群众没人说话，后来谢在台上提出叫张进元、唐贵荣当副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群众齐声说同意。完毕，张进元上台讲话，声音很大，精神饱满，说了几句把人都惹笑了。

    接着宣布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等委员会。

    各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村由5名委员组成，小村由3名委员组成。

    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没收所有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一部分分给中农、贫农、雇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改组赤卫队，设正副大队长各1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正副总队长各1人，参谋1人。以同样组织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

    农民代表会的各项决议即将执行之际，敌人来“围剿”，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在无红军作后盾的情况下，设立在新庄子西洼的革命委员会机关不得不撤退，停止工作。

    这次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经过20多天的群众工作，建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是建立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要学习、锻炼和实践。在当时红军力量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集中20多天做群众工作是难能可贵的。

    革命委员会虽然没能存在下来，但它的影响深远，在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是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政权的第一次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当地群众这样唱道：

    一九三二年，

    红军起首月明塬。

    谢浩儒、刘志丹，

    领导人民把身翻。

    打开仓，把粮放，

    车子推，口袋掂，

    家家户户吃白面，

    常开会，常宣传，

    打碎旧天换新天。

    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期间，接到旬邑县地下党组织的报告：旬邑县城守备松懈，队委会遂决定奔袭。4月13日，游击队攻克旬邑县城，消灭守敌1个排，缴获步枪20余枝，机枪3挺，子弹1500余发，炸弹7箱。后因部分敌兵逃入北山魁星楼据险死守，游击队退出县城。

    这是陕甘游击队战史上打开的第一座县城。

    5．马踏十三县

    4月18日，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从西安来到部队。

    当天晚上，杜衡传达省委指示，省委认为，陕西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特别是关中道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党在群众中有影响。要游击队深入关中道，配合正在开展着的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影响，扩大武装力量。

    随后，部队在旬邑县马家堡，在杜衡的主持下，撤销游击队总指挥部，并以两打三河失利，指责游击队“游而不击”、“梢林主义”、“上山路线”、“土匪路线”、“流寇思想”、“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消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由二大队、警卫队一半和骑兵队一半组成共200余人，支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五支队由一大队和警卫队一半组成，支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

    按支队分别成立党组织，队委会也随之解体，分散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军阀各有打算，蒋介石和杨虎城都看上了甘肃。

    杨虎城估计：日本人如果一再进攻，蒋介石还是不抵抗。山西的阎锡山是个老滑头，也不会拼老本。万一山西不保，陕西就成了前线。自己不找个退路怎么办？就看上了新疆。去新疆势必先占甘肃。再一层，他虽然帮蒋介石打败了唐生智，蒋介石才把陕西交给他，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两人中间总隔着一条沟。说不定蒋介石翻手就来收拾他。不得不防一手。占上甘肃和新疆，也好对付蒋介石。

    蒋介石又是一个算盘：新疆是中苏边境，拿到手，一来可做他日对付苏联的准备，二来可防中国红军取得苏联的援助，也得先占甘肃。

    甘肃军阀多如牛毛，陈珪璋、马廷贤、马仲英、马鸿宾、雷仲田、鲁大昌等等，各有几千人，各占一块地盘，最大的军阀是陈珪璋，占据陇东十四县。这些人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好比饿狗抢骨头。杨虎城近水楼台，抢先插进一条腿，自知甘肃一口吞不下，便先稳定陇南的鲁大昌，联合势力最大的陈珪璋，共同打兰州的雷仲田，给陈珪璋许下条件，拿下兰州，让陈珪璋当甘肃省主席兼第一路警备司令。没想到一打下兰州，陈珪璋还没有上任，杨虎城的部下杨子恒就把他打死，把部队消灭了。

    军阀们正在甘肃闹得火热。

    刘志丹从湘赣边界斗争经验中体会到，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期，红军战略必须逐渐推进；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时期，战略可以比较灵活些，这个道理合乎实际。跟湘赣边界不同的是离开了南梁，没有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定基础”。不过能打些小仗，扩大队伍，补充弹药，按目前情况看，也是重要任务。

    部队开始行动，先打了旬邑的羊坡头，又打旬邑城，放火烧了县政府，打开监狱放出200多名犯人，捉来豪绅，用绳子拴着，在街上游，当场烧了政府的账目，给饥民分了粮食。

    打了几个胜仗，士气起来，刘志丹按原订计划，向西南走，过泾河，急行军，到永寿的长宁、南坊、赤乾几个镇子，迅速消灭了民团，领导饥民分粮、分财物、宣传政策，撒下革命种子。接着扫了乾县、永寿、礼泉等几个镇子，回头又威胁铜川，三原告急，西安震动。

    豪绅地主跑到城里呼救喊冤，青年学生也闹起来，围了省政府，打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闹得火烧眉毛，顾不住眼前了。

    正在这时，蒋介石跟日本人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腾出手“全力剿共”，同地方势力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陕西绥靖公署也忙着调兵遣将，组织8个团的兵力，要在关中同红军决战的阵势。

    队委会研究如何应战，杜衡一见敌情严重，六神无主，把“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都扔到脑后了。对如何冲出“围剿”，提不出一点办法，又想脱身。刘志丹提议，红军向南梁转移，变被动为主动，待机破敌。杜衡贮说：“钻梢林是农民意识，是一种脱离无产阶级的倾向，绝对不能去。”争来争去，杜衡最后宣布：“进军黄龙山，黄龙山离西安近，山南是韩城，建立韩城苏区是上策，进黄龙山是中策，呆着不动是下策，这也是省委的正确方针，要坚决执行！”

    随后，杜衡借口回省委向中央汇报，离开了部队。

    刘志丹只盼杜衡快走，免得碍手碍脚。既然不许去南梁，也只有上黄龙山。

    刘志丹发现一种奇妙的巧合，杜衡怕红军回南梁，敌人也怕红军回南梁，所以不惜血本，派出重兵，从北往南压，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围歼。

    5月上旬，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统一指挥，集中行动。5月10日，两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这时部队发展到500多人。

    在刘志丹指挥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冲破缺口，变被动为主动。游击队转战富县、洛川、宜君、黄陵等地。部队在苦水镇、石板消灭了几小股敌人。过黄陵的隆坊镇，顺手牵羊，又消灭敌人一个营。随后部队进到洛川县的吉子岘，正在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不料一部白军化装成群众混进来。

    当游击队离开的时候，枪响了，部队边打边退，抄小路涉过了水深齐腰的洛河。

    正逢大雨，说也奇怪，山洪猛冲下来，河水陡然长了好几尺，敌人追到河边，望着滔滔的洪水干瞪眼。这件偶然的事，马上被群众作为神话传开来，都说红军是“神军”。

    隔了两天，红军奔袭鹰儿窝白军。鹰儿窝离驻地100多里，隔了一架山，部队连夜急行军，第二天下午，趁敌不备，一竿子捣进去，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俘虏吃惊地说：“怎么神不知鬼不觉，你们来了？难怪老百姓说你们是神军”。

    红军快速东进，冲破井岳秀的堵击，随后又南下，进了宜川县的集义镇。

    部队在这里住了三天，召开群众大会，分粮分物。以后那里就流传几句歌谣：“天旱盼雨水，人穷盼志丹。”

    红军继续往前走，到韩城的涝井，过了端午节，休整了一天，又到韩城北乡。

    这时敌人从大荔调来一个旅和一个炮兵营，还加上五个县的民团，分三路追来，红军边打边走，天黑赶到黄龙山西边。红军马不停蹄，直向照金、白水边境，再绕铜川城北，来到照金。

    自从红军打进旬邑县城，西到永寿、乾县，切断西兰公路，回头又打了个大圈子，遍地开花，把敌人都调动过来了。

    部队半月走了13县，历经9战，8胜1负，歼敌1400余人，百姓称为“马踏十三县”。还编了歌谣，到处传唱：

    马踏十三县，

    威名震西安；

    五月打韩城，

    县官发了懵；

    西安哇哇叫，

    调来同州兵。（同州，即大荔县）

    6．紧急关头

    1932年5月底，红军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强敌进攻，受到很大损失，遂辗转回到陇东地区。

    刘志丹率主力红军200多人来到宁县麻子掌。

    由于战斗失利，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层在行动方向中产生了严重分歧。为此，在麻子掌召开队委会。会上，李杰夫等认为部队长期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怎么能受得了，提出南下，把部队拉到三原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打游击，说那里条件好，工作好开展。也有人提出北上。

    刘志丹等主张依托桥山，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因为桥山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可东去陕北，西进陇东；能扩大骑兵，步骑配合作战。

    双方争执不下，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陕北人回陕北，关中人回关中。刘志丹一再表示：我们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还是要行动一致，开到山区整顿，以准备再战。但刘志丹的意见未被采纳。

    中午，在大树下召开的军人大会上，未取得一致意见，会后，要南下的70余人站出去了，北上的130余人站着没动，为了争人争枪争马几乎火并，部队各驻一村，准备分开行动。

    正在这时，阎红彦、杨琪率少先队100余人由黄龙山区来到麻子掌附近的梁掌堡，了解到红军游击队将要分开活动的消息，即分别找刘志丹、李杰夫做工作。同时，南北双方都派人去说服阎红彦、杨琪，争取到各自一边。

    阎红彦支持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就地开展游击活动。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政委李杰夫2人，亲自见阎红彦，没等把话说完，阎红彦直截了当的指责黄子文：“你这种做法，是分裂共产党、瓦解红军，是革命历史罪人。”批评李杰夫说：“你是省委派来的党代表，又是游击队的政委，把这个问题不能适当处理，如果把部队分开搞垮了，看你向省委怎么交待。”当时，黄、李二人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又说：“我是哪里也不去，就地游击，建议双方人员都不要走，明天开会讨论讨论。”原来主张分家的干部也考虑到党的利益，认识到分开的弊端。

    于是，第二天部队到梁掌堡，召开扩大的队委会。阎红彦讲了部队不能分开的道理，参加会议的同志听后，一致认为阎红彦党性强，站得高，看得远。

    刘志丹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但是有的同志对刘志丹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刘志丹耐心解释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

    由于阎红彦会前分别做了工作，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作出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的决定。同志们一致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总指挥。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借口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

    陕甘游击队到盘客塬进行了短期休整，并进行了整编，将原两个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1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

    梁掌堡会议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避免了游击队的分裂，使游击队行动的决策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情况，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7．首次成功起义

    1932年至1933年上半年，陕西省委为粉碎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围剿”，配合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把牵制敌人兵力，瓦解敌军力量，发动革命兵暴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在甘肃先后发动了两当、凤翔路口、两次靖远、天水、蒿店以及兰州北门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因为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都失败了，唯西华池起义在陕甘游击队的配合下取得成功。

    西华池是庆阳到宁县以至人陕的要道，是合水县的一个重镇（现为合水县政府所在地）。1932年6月，谢子长靖远兵败回陕途中，派兰州的杨林、苏生儒、高明璧转道庆阳，在十一旅搞兵运工作。来到西华池，在国民党新十一旅特务营搞兵运工作，伺机举行兵暴。

    1929年开始，我党在这支军队中的兵运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在部工作，党的组织基础较好。特别是特务营，高鹏飞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平时注意对士兵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思想教育，并注意发展党员，加强组织建设，高担任连长的一连，班长以上干部和连部勤务兵多数都是党员。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由高直接掌握，可以左右局势。

    杨林带着谢子长的亲笔信，交给高鹏飞，转达谢子长的意见，与高鹏飞商量后，认为条件成熟，即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

    举行兵暴取得一致意见之后，遂派党员、班长宋廷璧持信去盘客塬找陕甘游击队联系。刘志丹、阎红彦回信表示赞同他们立即举行兵暴，游击队3天之内不离开盘克塬，以接应起义部队，要他们周密部署，慎重行事，保证万无一失。

    接到回信，高鹏飞立即召开党支部委员会，具体研究行动计划。决定7月9日暴动。又对武器弹药的准备、部队调动、宣传鼓动、后勤供给等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7月9日早饭后，副营长潘立庭邀高鹏飞去营部打麻将，高便借机稳住营部。

    下午饭后出操，一连有意比二连迟出半小时，曹胜勇、苏杰儒把全连集合起来，进行了兵暴动员，全连一致拥护。随后，率一连突人操场，收了二连架起的枪支，命令二连的全体官兵集中待命。

    杨林、赫维新带勤务兵宋万才，号兵康健民等10余人，与高鹏飞一起解除了潘立庭等人的武装。

    高鹏飞到操场上宣布特务营一、二连全体官兵正式武装起义，在场官兵一致拥护。接着宣布了几条纪律，进行了临时整编。

    天黑后，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开赴盘克塬。

    10日上午，在武洛与前来接应的强龙光、杨森带领的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相遇，晚间与游击队主力会合。

    12日，陕甘游击队在湫头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热烈欢迎全体兵暴部队参加红军。随后，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除一小部分编入骑兵大队外，其余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

    西华池起义成功，削弱了西北军阀在陇东的统治，发展了人民革命武装，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促使大批农民参加革命，部队很快发展到步骑兵500余人，开赴正宁的湫头、陕西旬邑一带休整。

    西华池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石英秀部队长期开展兵运工作的结果，陕甘军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

    这次起义成功与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推动、配合密不可分，整整瓦解敌两连170多人的兵力，对国民党西北军阀是一个沉重打击。

    8．分散游击

    陕甘游击队在湫头、五顷塬活动期间，陕西省委派李艮（即愚痴）来到游击队“巡视”，其任务是“为了实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造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而直接的任务则是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这本身就表现了陕西省委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和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不信任。

    李艮到游击队，不顾大敌当前，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六七天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与二十六军”问题；批判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派出战士在五顷塬分配土地，并限令20天内分配完毕，建立临时革命政权；为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又在游击队队委会外组织了“秘密队委”。

    陕甘游击队400多人，而且在距敌人据点较近的开阔塬区活动，敌人随时准备进攻，所以不能长驻在一个地方，须经常变换驻地，用游击战术和敌人周旋才能生存。

    李艮完全不顾这种严峻的客观现实，却提出20天内在五顷塬进行土改，建立根据地政权。五顷塬是正宁湫头塬北端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500多亩土地。刘志丹、阎红彦提出建立根据地政权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李艮不听，反而给扣上“逃跑主义”、“梢林路线”的帽子。

    游击队员、干部到群众中动员分配土地时，有的老人就说：“娃呀，分地是好事，可是我们不敢要。白军、民团一来你们跑了，我们要下地，全家性命难保”。这些情况向李艮汇报后，但他不以为然。

    游击队连续开会，无休止讨论。

    国民党部队驻山河的晁团乘机进占从湫头到寺村塬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完成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

    游击队的指挥机关还整天在会议上无休止的争吵，全然不顾敌人进剿的现实，未做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李艮在敌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认识到五顷塬、寺村塬有丧失的危险。

    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又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和强攻硬拼，提出“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命令部队进行“平原战，阵地战，进攻战。”

    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连打3次败仗。

    第一仗，8月13日，强攻王郎坡寨子。王郎坡是一个东、北、西三面临沟的土围子，东面由一条窄崾岘和湫头塬畔相连，东寨门口有一座吊桥。寨内驻敌六七十人，枪械弹药充足，外围且有援兵。在没有准备、毫无胜利把握的情况下，李艮却让游击队强攻这个敌据点。战斗打响后敌人把吊桥抽掉，居高临下用火力封锁了东寨门，游击队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勇猛冲锋，搭的云梯够不着，扔上城墙的手榴弹炸不响，却遭敌密集火力扫射，一天攻不下，伤亡五六十人，只好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

    第二仗，18日，游击队撤到三嘉塬后，如果绕到外线，本可以摆脱敌人。但李艮在死守思想支配下，又转回死守五顷原，立足未稳，尾追之敌骑兵已经赶到，游击队被迫应战，由于敌强我弱，只好边打边撤。在战斗中，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曾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以大量杀伤，歼敌百余，游击队也牺牲30多人，损失骡子10余匹，不得不东撤到高凤坡。

    第三仗，游击队到高凤坡，当晚再次转移到三嘉塬，驻前马塬、狼牙洼、秦曲。19日晨，敌步兵又从南庄子、细嘴子包围上来。游击队边打边退，从秦曲打到狼牙洼，又从狼牙洼打到前马塬。9时许，退到菜头湾山顶上。不料从雕翎关方向追来的敌骑兵已到山下，堵死了游击队退路。在腹背受敌、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恰巧这时沟壑山梁上大雾骤起，能见度极小。游击队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才得脱险。当游击队撤到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部队遭受挫折，伤亡惨重，局势非常严重。

    这次游击队在湫头、五顷塬活动1月多时间，由于指挥上的错误，再次遭到严重挫折。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部队损失过半，队委会解散，根据地丧失。

    部队在马栏休整时，广大指战员无法容忍李艮的错误，甚至有人提出要处死李艮。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李艮只得离队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

    游击队休整后，分散游击10余日，又集中起来在照金地区活动。

    8月下旬，陕西省委对李艮本人作了严肃处理，但仍强调改造游击队右倾机会主义，调整了阎红彦总指挥职务，陕西省委重新任命谢子长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揭开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可是，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等人，却竭力反对刘志丹、谢子长所坚持的南梁为中心的正确主张，强令部队“向陕西关中道移动”，进军西安附近地区，建立“城市苏区”。又派李杰夫任游击队政委，打击、压制正确意见。这样，刘志丹拟在南梁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期间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少，部队曾几易总指挥，也难以改变“左”倾路线造成的艰险局面。

    8月底，谢子长得到省委任命后，星夜赶到游击队驻地。

    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游击队负责人商议后，将部队带入旬邑、耀县、淳化交界的照金一带山区，这里北面与南梁一带相连，层峦叠嶂，地势险要，便于游击队活动，不利于大部队作战。

    此时，敌人从富县、铜川、耀县，向陕甘游击队发动了“三路进剿”。

    谢子长、刘志丹沉着指挥，诱敌深入，9月12日向进占照金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击毙了民团军总指挥谢党芳，生擒耀县民团团总，歼敌400余人，俘获甚多。接着，谢子长、刘志丹又将部队埋伏在照金西南的安子洼。9月15日，敌何高候一个团向照金进发时，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指挥游击队出其不意向敌人发动伏击突袭，把1000余名敌人全部击溃，击碎了敌人的“围剿”。

    当日部队撤离照金，向北转战，9月17日，部队北上进抵南梁山区太白镇，才摆脱了敌人。

    部队在太白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北上奔袭保安县城，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9月24日夜，游击队绕道行军90里，分路包围保安县城，准备25日拂晓发起突然袭击。但一路部队走错了路，天亮才把部队集合起来，仓促发起进攻。同时，敌人发觉我军意图，从延安调来两个连加强防守，使我军战斗再次失利，伤之甚大。接着又在瓦子川、墩儿梁打了两次败仗。在墩儿梁，我军击退反扑尾追之敌后，即向南梁地区的麻地台川等地转移。

    这时，我军由于长途行军作战，鞋子破烂、丢失，部队已疲惫不堪。时值秋冬之际，严寒将至，病员大增，部队衣食无着，一时士气低落，困难重重，军心浮动。

    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亲自为部队做饭，给战士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以官兵一致的模范行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这种爱兵行动，被战士编为歌谣来唱：

    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红军上陕北，保安失败回。

    退在墩儿梁，敌兵又撵上。

    撑住打一仗，两家都没伤。

    夜住麻地台，战士没鞋穿。

    老刘坐灯下，连夜打麻鞋。

    麻鞋打成了，老刘忙做饭。

    士兵睡醒来，热饭放面前。

    官兵同甘苦，好比亲兄弟。

    失败不灰心，齐心杀敌人。

    10月1日，部队转移途中，在墩儿梁又遭到敌陇东警备旅两个营的袭击，再战失利，谢子长也负了伤，我军不得不退到南梁地区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梢林里。

    连战失利，士气低落；伤寒病流行，伤病员大增，医药奇缺，粮食经费也发生了困难，敌人还到处“围剿”。

    面对重重困难，在合水的莲花寺召开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党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兵分四路，发动群众，打击土豪，筹集粮款、军用物资，渡过难关。

    刘志丹带领70多人到合水拓儿塬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多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领骑兵队到照金、耀县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带30多人留守平定川、豹子川、瓦子川一带，照看60多名伤病员和少先队员。并与陕北特委取得联系，请求调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红军。

    谢子长带领伤病员在这里度过了异常艰苦的寒冬。

    子午岭的冬天，滴水成冰，谢子长和大家一样穿着单衣，群众借给一件皮袄，供放哨的轮流穿。部队住在没门窗的窑洞里，衣服单薄，缺铺少盖，有些同志就围着被子，用烂毡片和烂布片包着脚。

    晚间，更是难熬，北风刮来，犹如冷水浇身，大家捡来树枝燃起烤火。坐在火旁等待天明。实在困的不行，就等柴火把地皮烧热后，把火堆换一个地方，把灰烬扫尽，大家轮流在烤热的地皮上睡觉。刚睡下烫得难受，但越睡越冷，常常被冻醒。半夜三更，寒风刺骨，实在难熬。就这样，还要时刻警惕敌人来袭，不得不经常转移地方。

    吃的东西更困难，战士们钻进梢林里捡树籽，翻山越岭打猎，以解决口粮问题。群众经过最大努力送来点粮食，只能加野菜煮成糊汤，大家分着吃。特别是少年先锋队员们，饿得面黄肌瘦，一个个皮包骨头似的，穿着破烂的衣衫，冻得发抖，实在可怜。部队曾打算把他们分散到群众家中打短工，形势好转了再归队。可是，他们说啥也不肯离队，部队只好作罢。

    调治伤员更没办法。没有药物，老百姓就给他们挖草药、献单方。谢子长亲自用草药、烟油和冬瓜瓤给伤员们调治伤口。在火堆旁细心地用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然后敷上草药。

    战士们伤的伤，病的病，没吃的，没穿的，谢子长却指着前面莽莽苍苍的山林乐观地说：“你们看，这山春天绿，秋天黄，现在叶子落得光光的。有兴旺的季节，也有枯黄的日子。我们革命也一样，有胜利，也有失败。现在树叶落了，明年又会出来。现在我们遇到了挫折，只要我们不悲观，不怕失败，最后总会胜利的。”

    他又说：“熬过冬天，春天就会到来！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

    在谢子长的亲自护理下，高鹏飞、强龙光等大部分伤病员病情好转了。

    各路分散游击的队伍也陆续回到了南梁，12月中旬，在二将川、葫芦河会合。

    刘志丹到合水的拓儿塬段家庄一带，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粮筹款。先后打了固城川的杨四娃、瓦岗川的吴茂森、黑木庄的高攀贵等土豪，除将没收来的财物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外，为游击队筹备了不少给养。

    阎红彦、杨重远、杨琪率领的骑兵队先经上畛子、小石崖、转角、马栏到三原武字区，既无战机，又未搞到物资，随后北上秦陇古道，来到灵底寨，遇见50多驮烟商，搜出380余包（每包150两）大烟土，又经过小石崖，上畛子到拓儿塬、段家庄一带，回到了平定川，带回了大量的现款、物资、药品，解决了部队的困难。

    休整一个时期后，在谢子长率领下，抽调30多名战士和骑兵队，护送谢子长北上陕北，途经安塞时，发现由宁夏经三边、安塞贩大烟土的商队驻在真武洞的大殿里，经详细盘查，搞到大烟180包。骑兵队向北前进，在徐家沟又遇见陕西韩城大奸商马贩子赶的300多匹马，骑兵队用大烟土换了几十匹马，扩充了80多名骑兵，随即南下二将川，与刘志丹会合。

    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分兵游击，筹集到不少粮款和物资，不仅解决了游击队的困难，还将一批款子送给陕北特委和中央北方局，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这就是我们的部队，我们的红军，在物质生活如此贫乏、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的情况下，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游击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中不勇敢，今天在红军里很勇敢，能克服困难，战胜一切，这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1932年12月下旬，部队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谢子长、刘志丹率游击队再出桥山，南下淳化、照金一带，开展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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