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动陕甘边各地群众声讨群丑奠定了中国抗战阵营。
——关中地委为刘志丹送的挽联
1．西北统一大决策
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而且也使蒋介石焦躁不安。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剿灭了南方各红色区域后，蒋介石急调陕、甘、宁、豫、晋、绥6省的7个师、33个团、共6万多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扑灭西北地区燃起的革命烈火。
马鸿宾部三十一师的3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第六团）共7个团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月牙形战线，向我南梁地区推进；胡宗南部6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地区，楔人南梁、照金之间待机；杨虎城部4个团摆在宜君、中部（即黄陵县）、洛川、鄜县、甘泉一带，固守咸（阳）延（安）大道，作为战略警戒；井岳秀部3个团进攻神府苏区，高桂滋部4个团进攻陕北苏区；晋军孙楚部3个旅和李生达部两个旅陈兵黄河东岸，堵我东进之路。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黄翰的建议，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两地共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
中共陕甘边特委由于要集中全力反对国民党三十五师、四十二师和六十一师的进攻，书记暂不能到会，以刘志丹为全权代表并率领红二十六军二团团长刘景范、副团长孔林甫及陕甘边第五、六支队，北上陕北参加联席会议。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于1934年12月由清涧、绥德转移到安定、延川，只待陕甘边同志的到来。
1935年初，天空蔚蓝，万里无云，风和日暖，阳光普照着陕北山川。
陕甘边特委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根据地的赤源县。当地军民这样唱道：
一队队骑兵一杆杆号，
一面面红旗朝北绕，
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
……
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中心区赤源县的水晶沟。1月21日，刘志丹由白坚陪同探望了谢子长的病情。
一进门，刘志丹就问：“老谢你的伤怎么样了？”
谢子长躺着，想起来，试了几下，都没能爬起来，只好伸出一只手，握着刘志丹的手说：“老刘，我早就盼望你来哩！”
看到这种情景，在场的人都流了泪。
谢子长说：“我的伤看样子好不了啦。陕甘边和陕北的军事工作，完全由你领导，这担子真不轻啊！我看这任务只有你承担了。”
刘志丹安慰他说：“老谢你要有信心活下去，党和人民需要你，我们离不开你呀！”据白坚回忆：刘志丹、谢子长讨论了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甘边、陕北党的领导，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两个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战略指导方针、战术原则，集中两军的主力兵团形成拳头，开展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各路游击队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党八十四师以及高举反帝抗日旗帜，争取瓦解白军政策问题；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分配土地等，双方交谈的意见都完全一致。只是在西北军委主席人选上，谢子长主动提出要刘志丹担任，但刘志丹再三推让，要请谢子长兼任西北军委主席。两人谦让良久，最后谢子长说：“我是军事特派员，就决定你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郭洪涛、高岗，白坚做记录。谢子长因病重、没有出席会议。
刘志丹传达了他和谢子长的共同意见，讨论了统一两地党政军的领导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工委书记，谢子长为军委主席，刘志丹、高岗为副主席。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怀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丢下未尽的革命事业，在他的家乡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人们为了纪念他，1935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把他的故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以示永久纪念。1939年毛泽东同志两次为他题词：“虽死犹生”、“民族英雄”。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枣树坪修建了谢子长陵墓，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亲自为谢子长墓写了碑文。
周家硷会议统一了两个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和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将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西北军委开始办公后，刘志丹根据联席会议精神，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2月28日《动员会》以第一号绝密文件发给各师、团党委，各游击队党委。
《动员令》在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形势后，着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此次“围剿”的规模虽大，但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弱点很多。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第二线，驱使非嫡系为先锋，而各派系又有自己的打算，都以保存实力和地盘为目的，只有高桂滋部冒险进犯。击溃该敌，即能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因此，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我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败高桂滋部的进攻，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动员令》还详尽地部署了我军的作战计划：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钳制敌六十一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开辟定（边）环（县）新苏区；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东区洛河川一带转移。《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反对游击习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夺取斗争的胜利。
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组建和《动员令》的发布，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做好了充分准备。
1935年1月15日，敌三十五师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向前推进。2月20日前后，陆续占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建立“战略村”，强迫群众移民并村，修筑碉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和赤卫军在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的率领下，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和打击敌人。他们在老爷岭的山头上搭起了许多毛毡帐篷，密林中竖起了许多红旗。四处伪造埋锅做饭的“炊烟”，再加上各山号角呼应，似有千军万马。白天，游击小组高举红旗四处活动；夜间，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了小股部队不断袭扰，迫使敌人在老爷岭以西滞留达一月之久。
4月14日，敌三十五师得知红二十六军主力已撤离南梁，便倾巢而出，越过天险老爷岭，占领了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南梁苏区沦陷。敌500多人紧紧追击转移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
4月16日，习仲勋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被敌人包围，习仲勋身陷敌围，在这极为险恶的情况下，政治保卫大队第三中队长王殿斌，冲破敌人重围，和战士宋子慕掷出最后几颗手榴弹，掩护习仲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进入白沙川。敌人随后紧追而来，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奉命阻击，掩护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脱险，这次阻击战，赤卫军打得只剩下梅生贵一人，终因伤重被俘，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于杏树湾。赤卫军、保安大队和机关人员，连续拼杀，又突破敌人的三次包围，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根据地。二十多天后敌人又追剿而来，党政机关迁至洛河川的阎家湾，六月上旬，迁到了洛河川夏寺湾。
在敌人“围剿”期间，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全部埋藏，将牛羊赶进山林隐藏起来。敌人杀害干部，活埋群众，焚烧房屋，企图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根据地人民以生命掩护革命干部和军队，使敌人终无所获。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敌人进行并村，实行法西斯保甲制度，将群众全部赶到二将川、白马庙川一带，制造“无人区”。把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村庄变成一片废墟。敌人四处张贴告示，悬赏银元三千，马两匹，缉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抓到贾生秀赏白洋1000块，马一匹。并将群众的牛羊牲畜当作缴获红军的“战利品”赶往庆阳三十里铺大本营。地主豪绅也乘机反攻倒算。
面对残暴的强敌，红军转移外线向北、西、南三面进军。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南梁政府保卫大队在合水、庆阳游击队配合下，在悦乐黄大塬的田崾岘消灭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一个连，毙伤敌100余人。红三团和骑兵团在六寸塬围攻敌马鸿宾一○五旅几个连失利，红一团在金村塬瓦扇子与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也发生了一场激战。之后，红一、二团和骑兵团在刘景范等人带领下，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南线之敌。骑兵团东进宜川后，首先在延西川高桥一带由肤施（今延安）游击队配合，击溃延安守敌李发福部和民团300余人，接着先后在三十里铺和松树林，收缴两处民团枪枝一百余，得货物300余驮，随后在云岩俘敌民团兵48人，缴枪50余枝、军服200余套。骑兵团行军途中，遇敌民团，立即冲锋，压敌至屯石崾岘，聚而全歼国民党宜川民团250余人，当场击毙敌副团长马备三。骑兵团打出威风，南下黄陵、韩城一带，伺机作战，迫使南线之敌不敢轻举妄动。红一团进军宜君、中部一带开辟根据地之后，又返回陕甘边南区开展游击活动，迅速恢复了南区根据地。
红二团在南梁根据地东北和西北部向敌发起攻势，连战得手后，又南下解放了吴起镇，接着奉命配合主力红军解放了靖边城，开辟了定边、靖边大块根据地，庆北县政治保安队、庆北、庆阳游击队以元城、乔川为中心，在红二团的配合下，在庆北、环县、定边、保安一带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恢复了温台、柔远、城壕、白豹川等地区，成立了由李培福任主任的庆北办事处，领导群众进行恢复和扩大庆北根据地。
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在安定县白庙岔与陕北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在玉家湾召开两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行反“围剿”作战。
1935年5月7日，红军一天之内连打两仗，早晨敌人侵扰吴家寨，全歼敌高桂滋部一个营又一个连，毙敌50余人，俘敌450余人，缴枪500余枝。又进攻马家坪，歼敌一个辎重营，毙俘敌44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余枝、轻机枪20余挺，追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单军衣2000余套、银元数万枚，以及大批医药器械。主力红军得到充足补给，士气大振，敌则丧胆退缩，乘胜解放了安定城。
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召开会议，决定主力红军转外线作战，争取“红五月打通陕甘边苏区的联系”。会后，主力红军直捣延长守敌高桂滋部骑兵连老窝，29日解放延长县，生俘国民党县长和敌骑兵连长，毙俘伤敌骑兵、民团兵和矿警队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枝，轻机枪5挺、战马百余匹、无线电台一部。延川守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延川县获得解放。
6月4日，红军南下甘泉，去夏寺湾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稍加休整后，挥军北上，击毙了延安县民团总指挥李汉华，又相继夺取敌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和反动民团据点李家塔，生擒安塞县正在移交公务的新旧两任县长，歼灭反动民团900余人，夺取安塞县城。
李家塌地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交界处，是将两块根据地分割开的—个顽固堡垒。红军解放了李家塌，打开了两块根据地的通道。
28日，主力红军向靖边城的井岳秀部一个营及县警卫队、民团军600余人发起总攻，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激战，大获全胜，生俘国民党县长、民团总指挥等，解放了靖边县城。保安守敌眼见大势已去，星夜逃窜。30日，保安县城回到人民手中。
同年8月中旬，红一、二、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联合作战，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歼灭西渡黄河来犯的晋军孙楚、李生达部，毙俘伤敌2000余人、缴获轻机枪69挺、迫击炮6门、枪1900余枝，首开西北红军战史上一战歼灭敌一个整团又一个旅直属队、一个营的辉煌战例。
西北主力红军在刘志丹等人的指挥下，连战获胜，所向披靡，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共消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武装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枝、轻重机枪300余挺，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并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也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师9个团，共5000多人，武器装备得到更新和改善，每个步兵连都配了6挺轻、重机枪，还组建了3个迫击炮连。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装备也得到补充。
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神府、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区域，人口约有100万，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北线敌人彻底溃败。
这时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领导下经泾川赴陕北，马部奉命堵截，南线敌人亦龟缩回去，仓皇离去，从南梁退出。
9月，红军胜利回到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不要小看前面提到的这些数字。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各路红军正处在多灾多难之中，由于“左”倾路线的破坏，大批红军战士战死，惟独在中国偏僻的西北角，在“圣人布道偏遗漏”的陕甘边高原上，在南梁稍山里，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和南梁根据地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温暖的栖息之地，使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疲惫之师，有了一个落脚点，有了一个舔平伤口，恢复元气，东山再起的机会。
连成一片的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即为西北根据地。其中已经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有华池、庆北、新正、新宁、永红、赤安、安寨、淳耀、赤水、甘洛等，建立县级临时革命政权的有合水、靖边、鄜西、鄜甘、肤甘、肤施、中宜、红泉、赤川等。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其游击区含陕甘两省30个县，在甘肃陇东有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5县；在陕西有25县，即淳化、旬邑、耀县、同官、宜君、中部、鄜县、宜川、甘泉、延安、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清涧、靖边、定边、横山、吴堡、绥德、米脂、佳县、府谷、神木，总人口超过100万人。
2．红军长征过南梁
这时，从鄂豫陕根据地北上的红二十五军3000余人，在徐海东、程子华的带领下，经泾川、镇原、西峰、合水，于9月初进入南梁根据地的大凤川、豹子川、唐庄、碾庄、王街子、张岔等一带。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3000多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有不少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庄重严肃的脸上，还挂着明显的稚气。偶尔闪过一两个年龄稍大些的，都是腰挎手枪的领导，但实际年龄也不大，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是长者，也仅34岁。营团长们多是20出头。
就是在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后来产生了共和国的一名大将，三名上将和六七十位将军，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就是从这支队伍中产生的。
这支部队在1935年7月得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向甘肃进军的消息后，程子华等人毅然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到南梁根据地会合刘志丹。部队经陕西的周至、凤县进入甘肃的天水、隆德、泾川。在泾川城西四坡王村抢渡讷河狙击敌人战斗中，吴焕先政委壮烈牺牲。当部队渡过泾河，抵达合水板桥镇时，敌骑兵尾追而来，9月4日凌晨，徐海东命令参谋长戴季英带队出发，可是这位没有当上军政委的参谋长看了一眼命令，发了一通牢骚后倒头睡觉。徐海东带着前卫部队出发后，久久不见后卫跟来，又派人传送紧急命令。
可是，已经晚了。
敌人骑兵蜂拥而至，后卫团顽强抗击，才阻挡住追兵，200多名红军战士，在进入陕甘边区大门时，倒在了敌人的铁蹄之下。
9月初，长征中的第一支红军——徐海东率领下的红二十五军，跨进了南梁根据地。
9月初的天是蓝的，大地一片金黄，一片深情，覆盖着丰收的成熟，在远道而来的战士们的眼中，到处充满着新鲜和惊奇。
一切都弥漫着到家的亲切感：墙上白灰刷写的标语、村庄上空飘扬的红旗、白底黑字的苏维埃标牌、满耳响彻同志之间的问候……红二十五军健儿们的眼眶湿湿的。
9月7日，在豹子川，部队短暂休整，每个战士都洗了洗披满征尘的身子，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晚上，在豹子川的王街子召开了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选，大家一致同意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与此同时，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动员起来，发动群众，筹集粮草，欢迎远征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玉家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迎接有关事项。派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立即前往瓦子川迎接。红三团政委黄罗斌等同志前往刘家堡迎接二十五军先头部队。
9月10日，在永宁山召开了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的群众大会。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亲自召集干部讨论欢迎的有关事宜，并组织工作组分赴各根据地动员组织群众。
队伍以连为单位，进行了动员教育。其实不需要说什么，豪爽好客，是渗透在南梁人民血液深处的天性。从指挥员到战士，人人洗换了衣服，修剪了头发，准备了小礼物。有的小战士还在小礼物上用红线缝上“送给红二十五军老大哥”的字样。
红二十五军在南梁豹子川休整三天。当地群众见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红军和对待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一样亲切，他们又苦又累，又有伤病员，就行动起来，腾房让窑、磨面碾米、杀猪宰羊、捐献鞋袜、热情慰劳。
但这里人烟稀少，毕竟粮饷欠缺。这时正巧两个商贩赶着三四百只羊过来，部队负责人叫去谈话，他们慌忙跪在地上求饶。首长说明原委后，和气地让部下端上许多白花花的银元，说要全部买下他们的羊让战士们充饥，两名商贩只求饶了性命，哪敢接收银元，在首长的再三解释、催促下，他们才拿了部分银元。两人出门后，还半信半疑地念叨着：“天下还有这么好的队伍，和刘志丹的队伍一样。”
9月9日，徐海东在军部迎接了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
徐海东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似乎怕飞了一般。“可找到你们了”，半天他才说出一句话。
习仲勋沉静地望着徐海东，内心深处也翻卷着激动的浪花，他使劲地摇着徐海东的手，告诉他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向陕北开来”。
徐海东是个急性子，一听党中央、中央红军就要上来，立即说：“那我们赶快和志丹会合，商量一下迎接党中央。”
习仲勋说：“那我们马上走，志丹同志也正带着部队往永坪镇开进，准备在永坪镇迎接你们”。
红二十五军在南梁根据地行军、驻扎、休整4天，部队生活清苦、艰辛，但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旺盛，仍坚持学习操练，此起彼伏的嘹亮歌声、军号声不时地响彻豹子川的旷野山谷。
9月10日，“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离开豹子川，部队带上南梁人民支援的粮食和慰问品经高桥、安塞、蟠龙，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根据地军民夹道欢迎。
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赶到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刘志丹伸出热乎乎的大手，热烈欢迎徐海东，欢迎红二十五军。
徐海东拉着刘志丹的手，兴奋地说：“我们早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总算聚会了！”
徐海东认真地说：“我只是一个粗人，今后你要多多帮助。”话语里透出坦率和真诚。
刘志丹笑了。他虽然上过黄埔军校，是个知识分子，但却十分喜欢徐海东直爽、热烈的性格。他笑呵呵地回答说：“海东同志，你不要客气呀！你们来了，陕北革命力量更壮大了！只是我们这地方太穷……”
徐海东坦率地说：“穷才要革命啊！我从前是个穷窑工。”
知心的话儿越说越近，越说越亲，两支军队领导人，一见面就难以分开，都敞开胸怀，把心里话往外掏！这个晚上，他俩一直谈到深夜方散。
这就是人民军队！这就是红军的将领！他们没有地域之分，没有山头门户之见，一见面就像水和乳交融。
《信天游》这样唱道：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来到了南梁北洛河川，
劳动百姓好喜欢。
9月17日，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18日，在永坪镇举行了庆祝大会，成立红十五军团，下辖3个师，即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
部队经过几天休整，派出八十一师一个团佯攻甘泉，调动驻延安的东北军支援，其余大军在途径甘泉的崂山地区隐蔽，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师，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等千余人，随后，在阳泉歼敌一个营，敌人不得不改变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政策，10月25日，中共陕甘省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从永坪镇移驻瓦窑堡。接着，向榆林桥守敌进行了强攻，歼敌四个精锐营，俘敌1800余人。这次战斗的一大收获，是俘虏了曾当过张学良警卫营长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
徐海东等红军领导人备了茶果，去看望了高福源，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告诫他作为一名军人，一个东北军人，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你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你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正在被日本鬼子压迫糟蹋，你如果是个有骨气的军人，就应该打日本鬼子去，为什么要来打红军，在中国人面前充当英雄好汉！现在，大敌当前，应该枪口一致对外，不要睁着眼睛干瞎事，替军阀卖命打内战，成为民族罪人……朴实的语言，深刻的道理，严肃的口气，令高福源又感动又羞愧。
后来，毛泽东来到这里，又亲自接见了高福源，并将他放了回去，让他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这些卓有见识的举措，不但教育了高福源，也影响了东北军的一大批军官，对促成“丙子双十二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崂山，榆林桥战役，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粉碎了南线敌人的“围剿”，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
这期间，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甘边特委，积极进行了恢复南梁根据地的工作，9月下旬，高生荣、白凤武等同志率领游击队回到南梁，在荔园堡成立了华池战区，由白凤武负责战区工作。成立了战区保卫队，何兴胜任队长，郑兴才任副队长。在华池战区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立即行动，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开展生产自救，迅速消除敌人所带来的灾难，积极恢复战争创伤。各区、乡、村的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各区建立了赤卫军营，各乡都有赤卫军连。南梁又回到人民手中。
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梁土地革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统一后的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我党仅存的一块最完整、最巩固的红色根据地，成为后来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地。
3．党中央来了晴了天
永坪镇会师后，胜利不断，捷报频传，根据地一片欢腾，《信天游》一曲接着一曲，唱红了南梁根据地半边天。
山丹丹开花红又红，
红十五军团出了征。
徐海东刘志丹指挥妙，
崂山榆林桥打得好……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疾手的事，给热气腾腾的根据地泼了一盆冷水，刘志丹被保卫局逮捕了！
1934年初，王明控制的中央驻北方全权代表就派人来到陕北，纠正所谓“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他们以“钦差大臣”自居，对陕甘边工作横加指责，并把情况报告上海临时中央局。1935年7月，派出中央驻北方代表朱理治来到根据地解决“右倾反革命问题”，朱理治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西北工委会，传达《中共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中共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等五封指示信。会上，对革命形势未能作出正确估计，认为西北形势和全国一样，处在“伟大阶级决战之前夜”，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提出陕北党的任务是：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与陕南、四川以至甘肃、新疆、青海连接起来；军事上要“全面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要红军去攻打瓦窑堡、延安等城市。当时，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仍在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
对于上述决定，刘志丹先是有抵制、有斗争的。刘志丹认为这一主张完全脱离了敌人陈兵10万“围剿”根据地的实际。
8月下旬，朱理治等人来到文安驿召开前总会议，重申永坪会议主张，大反“取消主义”，为贯彻“左”倾路线的旨意，把对“左”倾路线怀疑，抵制的人，一律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大帽子。这次会议，实际上就为“肃反”定了调子，造了舆论。最后，朱理治决定强攻瓦窑堡。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刘志丹率部决定攻打瓦窑堡。瓦窑堡敌人早有防备，城内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成网、密无死角，城外沟壕纵横、陷坑相套、尖桩密布，刘志丹在会同指挥员察看地形后，决定放弃进攻，后决定打横山，原定偷袭，被发现变为强攻，激战半日，终未攻克，遂撤出战斗。
9月下旬，在永坪镇召开的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会师联席会议上，朱理治还是重复他在文安驿会议上的那一套，把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说得一无事处，声称“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前总都要改组”，要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等，强行改组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他们撤消了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免去惠子俊的书记职务，调清涧县的修械所当工人，免去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职务，任命聂洪钧为主席，杨琪被免去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职务，被迫离开部队去后方为部队筹备冬装。这样一来，他们把刘志丹等西北领导人从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排挤下来，安插“左”倾路线执行者担任要职，并继而打击那些跟着刘志丹闹革命，为创建苏区和西北红军有功的军事负责人。一场空前的大“肃反”的灾难落到了西北党政军干部的头上。
一时，根据地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积极筹划着夺权、抓人。在崂山战役前，他们颁布了所谓“赤卫戒严令”，在永坪镇先逮捕了蔡子伟、张文华、黄子文等所谓“来路不明右倾派分子”，并将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党中央代表张庆孚，诬蔑为“叛徒”，也逮捕起来，接着又逮捕了后方工作的张秀山、张文舟等同志。对这些同志施以酷刑逼供。
10月4日，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十五军团，刚刚获得崂山大捷后，他们指令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这时，从崂山战役缴获敌人的一个机密文件中，已得悉红军到达甘肃通渭、静宁地区，正向陕甘苏区挺进。
据此，刘志丹等同志提出“红十五军团出击庆阳、环县之间，迎接中央红军”。同时，徐海东、聂鸿钧等同志对逮捕刘志丹等同志“考虑事态严重”，提出最好还是等待中央来到后解决。“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不仅不采纳，反而采取调刘志丹“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的欺骗手段，将这位根据地创始人逮捕起来，然后在前方抓人。
刘志丹奉命回瓦窑堡开会，在安塞真武洞，恰好碰上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这位通信员常送信，认识刘志丹，下马敬了个礼，便将一封送给红十五军团的急件交给他。
刘志丹一看是急件，怕误事，遂打开封口，抽出信一看，不由愣住了。原来，不是什么通知，而是一张密令逮捕自己和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逮捕令，被捕人一栏赫然写着“刘志丹”三个大字。
事情就是这般凑巧而离奇，逮捕令交到被捕人手里。
刘志丹面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
刘志丹思索了一下，头脑冷静下来。当时，这种随便抓人，随便杀人的事，不但在陕北，就是在中央苏区，在各个根据地，发生的还少吗？刘志丹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曾经保护过不少同志，也眼睁睁地看着不少同志含冤死去。今天这件事落到他头上，他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不过，他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比如，打发走通讯员，而后逃走。在南梁、在陕北，每一户庄稼人的院落都可以成为刘志丹坚不可摧的堡垒。但是刘志丹没有这样做。那种深植于血脉深处的对党的忠诚，使他只能有一种选择，惟一的选择。
刘志丹同志表现出了崇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荣辱，郑重地把信交给通讯员，让送给团部，他遂去瓦窑堡打算说服“左”倾路线执行者，宁愿自己接受审查，不要逮捕前线赤胆忠心的好干部。
他刚到瓦窑堡即被抓人监狱，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接受“党的审判”。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刘志丹的那匹枣红马，也因为跟随他转战多年，而犯下滔天罪行，列为刘志丹的“反党同案犯”被扣押。
事情就是这么离奇而滑稽。
而这一切滑稽的事情都是以“党的名义”而神圣地进行着。
一天早晨，徐海东的夫人周东屏敲开刘志丹妻子的门说：“刘嫂子，刘志丹军长被拘捕在瓦窑堡了”，妻子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刘力贞赶到瓦窑堡去看刘志丹，也被管制起来，强迫同桂荣带病在劳改队劳动。
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刘志丹5岁女儿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头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这次“肃反”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抓了起来，无一幸免，他们大搞刑讯逼供，残酷斗争，在洛河川已活埋200余名同志。
刘志丹的女儿和母亲一道去瓦窑堡城门附近看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
南梁根据地一时乌云翻滚，逆流汹涌。这期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错误“肃反”的灾祸也推向了南梁根据地，10月初，崔风鸣（后脱离革命）、王德胜（后携枪叛逃为匪被我击毙）等人来到南梁根据地极力推行“左”倾路线，改组了华池战区，执行极“左”的土地政策，对富农、地主实行“扫地出门”，不给其家庭成员任何出路，甚至把翻身农民也作为斗争对象，以“肃反”为名陷害干部，乱捕群众，使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武生荣，文化教育委员、列宁小学教师张景文等革命干部和一些无辜群众遭到残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安塞、保安、定边等地出现了“反水”现象。
同时，敌人增调兵力，完成对根据地新的“围剿”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革命根据地，一度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局面。
正当“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和红军陷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1935年9月21日，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甘南哈达铺，在这里从国民党的邮局获得了大量的报纸，当年七、八月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天津益世报》、《晋阳日报》等连篇累牍登载所谓“陕乱”、“全陕北3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枪有万余”、“现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相仿佛”，“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产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威势”。这些充满贬诉的报道，等于全方位地披露了陕甘、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消息。
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立即决定北上陕北，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途径镇原、环县、河连湾、洪德城、耿湾一带。之后兵分两路平行向东急行。一纵队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保护党中央机关从耿湾出发，在黑城岔附近击败敌骑兵，避开敌机轰炸，后经无量山、慕家油坊进入定边县和华池相交的木瓜岭，又经张塬畔、周小掌，10月16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夜宿左崾岘，17日，18日途经刑河沟、田百户城、周小掌、铁边城等地，于19日到达吴旗。二、三纵队在彭德怀、李富春、叶剑英、邓发率领下，16日从兴隆山进入华池，当天经乔川乡的艾蒿掌、王掌子、章老庄到铁角城、陶岔、章桥一带驻扎，下午红旗插上了铁角城的城头。各部队占领主要山头和险要隘口，在当地各村庄宿营，指挥部设在铁角城东老爷岭上的药王洞里。
工农红军一纵队和党中央机关经过乔川的周小掌时，毛主席渴了，他推开警卫员劝阻的双手接过一位老乡送来的开水一饮而尽，喝完后风趣地说：“这粗瓷大碗盛的白开水又甜又香，陕北真是个好地方。”7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件事在当地还传为佳话。
10月16日下午，彭德怀和叶剑英在铁角城城头观察敌情，彭总用望远镜看后，叶剑英刚接过望远镜观看时，富有战斗经验的彭总一把将叶剑英按倒在地，刹那间，一串子弹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好险啊！”两位将军爬起来，异口同声发出了惊叹。
红军到乔川时，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陶岔村农民秦满库看到红军衣衫褴褛，给养粮食缺乏、人身消瘦，为红军主动捐出黄米、黑豆6石（折合1500公斤），牛4头、羊50多只。
红军经过陶岔、铁角城，地势越来越低缓，天空越来越敞亮，在山岔沟峁上不时响起一阵阵清亮悠长的信天游——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受苦人跟定了刘志丹……
10月19日毛泽东带着部队到达陕北吴旗镇。
吴旗镇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川道上，浑浊的洛河水，载着古老的传说匆匆流过，这个是大将吴起行营的地方。
一切都那么亲切。墙壁上，用白灰写着：打土豪，分田地。一个破窑洞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吴起镇苏维埃政府。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这样写道：
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之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后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入进退失据之苦境中。……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吴旗后，就立即打听刘志丹在哪里，这时，陕甘边独立营正在吴旗附近活动。吴旗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景泉（刘志丹的堂弟）立即找到独立营长马福吉、政委龚逢春、党委书记张明科，带领他们去见谢觉哉，汇报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诬蒙冤、身陷囹圄的问题。谢觉哉立即领着张明科、龚逢春、马福吉三人，去见毛主席、周副主席，详细报告了“左”倾路线执行者乱捕乱杀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的情况，一直谈到深夜。
红军长征到陕北，到处都听见老百姓唱这样一支歌：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呀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这支歌很好听，长征过来的红军很快就学会了，觉得刘志丹在红军内部有着相当高的威望，陕北人民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就是见不上刘志丹本人，还听说被关了禁闭。
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到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后，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并派王首道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与刘向山、贾拓夫等同志带着他的亲笔书写的手令，代表党中央，前去陕甘晋省委所在地和拘押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的瓦窑堡，接管“左”倾路线执行者控制的保卫局，执行党中央的指示。
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的对他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能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这真是千钧一发之际。保卫局已经派人挖好了一个大坑，准备将刘志丹和一批高级将领活埋。王首道等人纵马冲入现场，高喊“刀下留人”，才使刘志丹等人幸免遇难。
接着，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沿洛河川顺流而下，到达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所在地夏寺湾。在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又向聂鸿钧、朱理治询问了这次“肃反”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当即指示说：“把刘志丹都逮捕了？要慎重！考虑一下吧！”
同时，党中央决定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同志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经过以董必武为首、李维汉等同志参加的5人小组审查，很快于11月7日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百余名幸存者，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王首道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接见了刘志丹同志，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11月下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进驻瓦窑堡后，又立即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
周恩来在接见刘志丹时，第一句就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刘志丹心情很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副主席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周恩来和刘志丹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高兴地对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还亲切地安慰刘志丹：“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他同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窑洞的火炉旁，十分亲切地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周恩来也赶到瓦窑堡亲自过问并辨清这一冤案后，当面怒斥那个保卫局长：“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
毛主席还严厉批评铸成这次错误“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撤销了保卫局长戴季英等人的职务。并给予党纪处分，正确地处理了这次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
这一道道喜讯传来，根据地的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正如一首信天游唱的：
毛泽东一到乌云散，
南梁大地重见了天……
刘志丹出狱后，就告诉刚挨过整而情绪激愤的陕北干部：“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全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忍受政治上未彻底平反，职务上安排不公的现状，仍然勤恳工作。从而使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个“山头”集合到一起的干部很快能打成一片，共同壮大陕甘边根据地。
这次错误“肃反”，党中央十分重视，相隔7年之后，1942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决定》，指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与此同时，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在“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一鼓作气攻克了张村驿和四个敌军据点，全歼守敌，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粮食，扫除了敌人楔入南梁根据地南大门的反动据点。
此时，南梁根据地内“左”倾错误“肃反”的乌云迷雾，被一扫而光。当年，他们把刘志丹称为“清官”，深情地传唱颂扬；此刻，他们把党中央、毛主席比喻为“救星”，欢乐地唱道：
千里雷声万里的闪，
中央红军到了陕甘；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苏区一片火红，蒋介石却极度惊慌。
蒋介石在峨眉山上听说红军主力到了陕甘边，一面心情忧郁哀叹，“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一面驱动东北军对陕甘边发动进攻，不甘心“未竟全功”，仍想“竟全功”而“亡毛”。
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东路一个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路四个师由庆阳、合水沿葫芦河方向前进，企图夹击刚在张村驿会师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斗。决定先吃掉东路的第五十七军的一○九师，牛元峰部。
直罗镇距南梁根据地仅数十多里，位于由南梁二将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发源的葫芦河畔，与南梁山水相连，早已是南梁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这是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铺在镇子中间，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寨的寨墙都大部完好，镇子的外面，有一条小河缓慢地流过。
这是打伏击十分理想的一个地方。
为了防止敌人利用东头那个废寨子作据点，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将寨墙拆毁。
毛泽东在下寺湾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役部署。他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地说，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
红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牛元峰上钩。
11月20日下午，敌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带领部队，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长驱直入，钻进了红军的“口袋阵”。
21日拂晓，一颗信号弹升上洁净无尘的天空。枪声炒豆般的响起来。牛元峰从被窝里爬起来，慌忙组织部队向南突围，正好遇上迎面而来的红十五军团，只好退向北面。又遇上无坚不摧的红二师王开湘、杨成武的第四团。来回逃窜，十分狼狈。不到两个小时，一。九师大部分被歼，牛元峰带着一些人，龟缩进了被拆毁的寨子。
太阳渐渐的升高，牛元峰满脸虚汗，接连向他的军长董黄斌发电求救。
救兵虽然派出，但到不了直罗镇，在半途就被红军击溃，在黑水寺，一○六师被歼了一个团。
夜幕降临时，牛元峰嗓子也喊哑了，知道待援无望。想趁黑夜带残部逃跑。他似乎忘了，夜晚本来就是红军的天下。
距直罗镇西南不到20里的一座小山老牛湾，成为牛元峰的生命最后归宿。
直罗镇战役，敌一○九师全军覆灭，师长牛元峰被我活捉。歼灭敌人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多人，毙敌1000多人，缴获枪支3000多枝，机枪170多挺，迫击炮8门。其余敌人闻风丧胆，当即纷纷撤退，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对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辉煌胜利，毛泽东评价极高：“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召开的军营干部会上，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分析了这次战役取得胜利的四条原因，最首要、最基本的是“团结”。
他说：“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兄弟般的亲密团结，是取得这次胜利的基本原因”。
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这时候唱响的。
这首歌的歌词，是程坦写的。程坦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秘书长时，就了解了一些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便依照“布告”内容，逐条编写成歌词。当时，刘华清任团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帮助程坦将歌词填人流行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歌》曲调中，发表在《红旗报》上，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了。
4．两省两区一分区
1935年11月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的会议决定，陕甘晋省、陕甘边区和陕甘边南区党政机构撤销，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同月，中共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宣布成立。陕甘省下辖陇东的华池、庆北和陕北的中宜、肤施、红泉、宜川、甘洛等8县。经过几个月艰苦斗争，基层组织完全恢复，撤销华池战区和庆北办事处，成立华池县，马仰西任中共华池县委书记。神府特区辖神木、府谷、神城、佳芦、赤绥、新民和吴堡7县。关中特区辖陇东新正、永红、新宁和陕西的淳耀、赤水共5县。
红军为突破“围剿”，广泛开展抗日运动。1936年2月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和中央红军并肩作战，渡河东征，沿途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欢迎，有的专程跑来看望刘志丹，战士们宿营地经常挤满慰问的群众。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孺着拐杖来看望刘志丹，人们问他，你双目失明怎么能看见刘志丹？她说看不见也要摸一摸，刘志丹站到老人面前，拉着大娘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刘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泪说：“你带领红军打敌人，真是咱陕北老百姓的救命人。”第二十八军与红一团在文白镇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兴县、临县、离石，最后打到山西省中阳县，包围了中阳县三交镇的敌人，4月14日刘志丹视察攻击突破口时，左胸中弹，伤及心脏，不幸牺牲，时年33岁，刘志丹死后，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
当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顿时为之震动。
24日，西北根据地首府中央机关和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刘志丹。王世泰起草了悼词，周恩来致悼词，并扶灵柩安葬。
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像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恸。“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情。
东征结束后，1935年5月1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以示纪念他。
1941年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兴建陵园。
1942年，刘志丹牺牲6周年之时，毛主席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之间，不会磨灭的。”
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近万人，在延安为刘志丹进行隆重的移灵、公祭大会，朱德代表中央和人民红军致辞。
5月2日，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为其举行公祭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政军领导人先后题词。
毛主席誉其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赞其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朱德称其为“红军模范”。
1943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
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还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天群众落不落泪。我看有些干部死了，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不会觉得他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的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这是对刘志丹一生的最高褒奖。流传至今的有关刘志丹的许多革命故事和民谣颂歌，不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的公正评价吗？
1998年刘志丹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这次东征历时75天，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根据地。
红军东征不仅震动全国，也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怀着“探寻红色中国”的愿望，秘密经陕西来到陕北，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纪实文章，在世界上产生了轰动。
1936年5月，党中央发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是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办法。对此，蒋介石不但不响应，反而又调胡宗南部集结在陕甘大道，拦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派遣马鸿逵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防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以“二马”防堵我军西进。同时命令第五十七、六十七军、西北军第三十八军进攻陕甘苏区，以嫡系汤恩伯部和晋军西渡黄河，协同进攻陕北苏区。
党中央决定先打顽固而又兵力分散的马鸿逵、马鸿宾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局面。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5月18日在延川县大相寺联合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红军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组成红军西征野战军。
西征第一仗，攻打曲子镇，活捉“野骡子”。
“野骡子”是马鸿逵骑兵一○五旅的旅长，本名叫冶成章，因性情急躁，打仗凶猛，因姓”冶“被人们称为”“野骡子”，他是马鸿逵的一名爱将。
红一军团在吴旗集结后，经华池县南梁、山庄、柔远、悦乐、直向曲子、环县方向隐蔽前进。
1936年6月1日，先头部队进至曲子镇附近。
曲子镇是庆阳通往宁夏的咽喉，为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也是西征红军要夺取的第一个目标。曲子镇古城方圆不过一公里左右，城墙高约7米，厚约两米，城四周有碉堡，城外有一丈多深的护城河，易守难攻。当时，镇内驻有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一。五旅一部和保安大队王占英部共300多人。
“野骡子”在完成堵截红军部署后，他带骑兵于前一天晚上回到镇内宿营。
当天下午3点，红军向曲子镇发起了进攻，在火力的掩护下，不到一个小时，红军即登上城外东南角的一个碉堡，用火力控制了城墙，将敌骑马团团副单有禄打死在城南角上。很快红军在城的东南角打开了一个缺口，全团战士迅速往前冲。由于缺口小部队展不开，战斗进展缓慢。
左权、聂荣臻亲临指挥，调整战斗部署，红军很快攻了进去。
冶成章确实凶猛，他亲自指挥残部抵抗，子弹打完了，又到县政府抬来几十箱手榴弹，与红军对峙。不久被红军压到东北角居民区。冶成章依然十分悍勇，带着残余部队，光着膀子，举着大刀，从巷子里往外冲。被红军一阵猛射，将他压缩进一户老百姓窑洞里。红军想活捉他，多次喊话，他置之不理，又让他的勤务兵去劝说，冶成章仍然不缴枪，直至第二天天明，跟随他的5个人中4个人负了伤，在大家纷纷劝说下，他才开门投降。
我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对被俘的冶成章等敌军官一面给其治伤，一面进行教育，最后相继放回宁夏。
6月3日，左路军又在马岭、阜城歼灭敌三十五师步兵6个营，击溃骑兵两个营，俘敌1100余人，内有营副、连长多名，并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
红军西征，历时3个多月，横扫了盘踞在靖边、定边和环县一带的马家军，开辟了800里新区，俘获敌人2000余人，缴枪2000余枝，战马500匹。从而控制了南北大道，打开了西进大门，迫使宁夏“二马”困守区内，轻易不敢再和红军斗争。
1936年5月，为了配合红军西征作战，在新开辟的地区尽快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决定撤消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机关驻吴旗镇，6月由南梁建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迁至环县河连湾。原陕甘省的大部分党政干部调往陕甘宁省，华池县移交陕甘宁省管辖。李富春任陕甘宁省省委书记，马锡五任主席，王世泰任保安司令。
陕甘宁省一成立，地方干部跟随西征红军前进，解放一处就建立一处政权。到10月，已建立了包括华池在内的曲子、环县、赤安、赤庆、豫旺（后撤销，建定环县）、豫海、定边、安边、盐池、固北等11个县级政权，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曲子县委刘昌汉任书记，李培福任政府主席，先后成立八珠、马岭、合道、木钵、土桥、天子（即天池）、曲子、悦乐8个区，人口共3．15万。环县县委习仲勋担任第一任书记，先后成立环城、洪德、胡家洞子、山城、黑城岔、郭家塬（后撤销）、马坊塬7个区，共约2．4万人口。赤庆县于1936年10月在元城建立，慕春隆任县委书记，陶贵耀任政府主席，辖元城、五蛟、铁角城、罗儿崾岘、八株、铁边6个区，共1．45万人口。
陕甘宁省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省、县党政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8月，省委、省政府在河连湾召开各县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物资迎接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三件大事。各县组织宣传队深入山区广泛宣传抗日道理，开展革命活动。
1937年，由于国共两党谈判取得新的进展，和平局面已经形成，9月，陕甘宁省正式撤消，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另划分为三边分区和庆环分区，华池、曲子、环县、固北、定环5县划归庆环分区。中共庆环分区马文瑞任书记，行政督察公署专员马锡五。辖5县27个区，133个乡，471个行政村，人口约10万人，党员2740人。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早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南梁苏维埃政府是西北最早的工农民主政府，它是西北共产党人历经千辛万苦，在全国率先彻底摆脱错误路线的干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西北共产党人创造性的应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理论的成功实践；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形成的重要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南梁革命斗争功不可没，光耀千秋。
正如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
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
至今，南梁根据地人民传唱着：
老刘呀大恩人。
老刘呀救命星。
全凭你领导闹革命，
穷人才翻身。
土地呀有土地，
牛羊呀有牛羊，
全凭你领导闹革命，
咱们把家当。
自由呀多自由，
平等呀真平等，
全凭你领导闹革命，
才有好光景。
5．毛泽东给华池县长的题词和“面向群众”
1936年4月，红军东征回师，接着5月又开始了历时半年的西征。
南梁人民又在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下，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保卫后方，支援前线，为扩大和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时期，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军优属、统一领导、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陇东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国共双重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历史上称之为统一战线区。
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三三制”建政原则，即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占1／3，非党左派的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中间派占1／3，吸收党外人士和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
华池县1937年在温台大沟门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全县辖国民党庆阳县悦乐、柔远一带和合水东北部莲花寺一带，划为9个区，47个乡。
秋季开始，边区、县、乡采取民主方式，进行普选。冬季，抗日民主政府进行了第一次改选。
选举用“投豆豆”的方式投票。“投豆豆”就是给每个候选人准备一只碗，碗口用红纸蒙着，中间开一小孔，碗上写上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向被选人的碗里投豆子，最后以豆子的多少计算得票数目。
这在当时，是一种最实际、最直接、最民主、最简便的投票方式。
选举气氛空前热烈、民主，9月进行了选民登记，11月在大沟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人，选举产生了县政府，李培福当选县长。
选民积极投身于民主选举活动，享受到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焕发了人民抗日和生产建设的热情。
后在1941、1942、1945、1946年又分别举行了普遍的乡选，把选举各级参议会代表与选举乡村干部统一起来。选举后人们用民歌形象地记录了选举的情况：
金豆豆，银豆豆，
颗颗不能随便丢；
选好人呀办好事，
步步引咱走正路。
穷乡僻壤的南梁，沸腾着抗日救亡的热潮，回响着民主运动的涛声，开创了一个团结、民主、进步的新局面。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梁根据地，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各界的抗敌后援会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非常活跃。
华池县后援会建立了抗日民众武装，除奸反霸，维护地方治安，为抗日前线的八路军训练和输送兵员。为了显示抗日武装力量，华池县后援会还举行了自卫军大检阅，2000余人参加。
现在，本来还很贫穷的南梁人民肩上又多了一副支援抗战的担子，他们毫无怨言，积极组织生产自救，踊跃交纳救国公粮，帮助部队运输给养，捐钱捐物慰劳将士，自愿报名参军参战，坚决保卫后方治安，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同时，南梁人民认真进行自我教育，组织群众扫盲学文化，发展社会教育，同几千年的旧传统实行决裂，树立无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1939年在柔远下李沟门办起了五年制学校，学生120余人。
妇女放足和婚姻自主活动进一步开展，18岁以下女子放足达到80％以上。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1940年后，国民党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禁止任何粮食、物资流入边区、企图困死八路军。
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开展大生产运动。
南梁根据地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贯彻边区政府提出的“农业为主，工商业次之”的生产自救方针，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解决军需民食、支援革命战争。
南梁军人民一齐动手，开垦荒地，从事多种经营，试种棉花。为了提高生产效率，30％的劳力参加了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唐将班子、请牛会、伙种队等劳动互助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38年，建起木炭厂、油坊厂、马勺厂、打猎厂、瓦盆厂、织布厂等工厂。大部分农民实现了“耕三余一”，有些达到了“耕二余一”、“耕一余一”，实现了丰衣足食。全县从1938年至1942年共开荒地14万亩；1941年在10天内由元城给环县、合水运粮500石（约12．5万公斤），驮送公盐4800驮。曾在7天内完成征粮1000石（约25万公斤）任务，被评为征粮模范县，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
党政机关积极开垦荒地、养猪烧炭，开设作坊，解决粮食自给和办公费用，减轻农民负担。华池县委、县政府除病员外，共有23名工作人员，1942年计划开荒56亩，实际开荒102亩。元城区小农场种地50亩，每年收粮12石（约0．3万公斤）左右，树立为县上的生产模范单位。白马区每人平均种地20亩，每年产粮达18石（约0．45万公斤）多，达到了自足有余。1943年各级政府的开支收入60％是自己生产收入的。
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在大生产运动中或是开荒种粮、种草、养猪、烧木炭，或是搞手工业、运输、商业，都各显神通。发展自给经济，这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不论是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还是工作人员，一般战士，都以劳动者姿态，亲自参加劳动。农忙季节上午劳动，下午办公，形成了制度。1942年8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华池县自县长以下的干部具备着许多宝贵的优点，他们对革命事业忠诚，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作风踏实朴素，积极性高，责任性强，凡上级布置的任务都能不折不扣的完成，较陇东各县为快。”县长白国明帮助李家湾组织起了变工队，自任变工队长。他当年种棉花2亩，蓝叶（一种染料）1亩，开荒5亩，捻毛线5斤，全年不领津贴、鞋袜和毛巾，并节省小米7斗。县委书记高伯祥帮助妻子赵维英制订生产计划，1934年纺线20斤，种地一垧，养猪1口，鸡5只，每天识字两个。
《解放日报》曾在总结华池县农业生产发展经验时载文报道：“特别是奖励劳动英雄，在1937年就开始了，在悦乐三乡崖窑畔，一个姓刘的妇女，种地10多垧，打粮4石多，政府开会给奖，从此群众的生产情绪就发展了。”1943年4月18日，温台区五乡召开群众大会，马锡五亲自给外号“气死牛”的开荒英雄张振财奖耕牛一头，木匾一面。张振财、李湖、高隆清等人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生产工作者及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张振财被树立为特等劳动英雄，选入主席团，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城壕村曾多次评为边区的模范村。华池县长李培福被中共西北局授予“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为他题词“面向群众”。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同志给李培福题词“面向群众”，还专文介绍了他的模范事迹。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深入，耕地面积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开展，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粮食够吃有余，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减轻，富裕户增多，赤贫户减少，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大大改善，吃、穿、用基本自己解决，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各级财政经济从严重困难中解脱出来，渡过了难关，保障了供给，巩固了后方，支持并保证了长期抗战，改变了经济基础，提高了党政军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干部，为国家全面建设积累了经验，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陇东驻军也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1942年秋，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团，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率领下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小凤川、豹子川屯垦。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割野草、劈荆棘、垦荒滩。提出“一把镢头一杆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全团学习南泥湾精神，取得了“屯田政策”的丰硕成果。部队规定每人每年开荒30亩，交细粮3石。在开荒中开展劳动竞赛，每人每天开荒最多达到4．5亩。
1944年11月七七○团主力出征离开大凤川时所立的石刻纪念碑记载：“经过三年之劳动创造，我团已开地三万四千亩，修筑营房四百余间，为了便于军民运输，修竣凤川抵合水之大道五十余里及凤川口木桥一座。并操有作坊手工业、山货、割漆等副业生产数十种。现在粮食仓满，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这是多么惊人的不朽业绩啊！
大风川屯垦和陕北的南泥湾屯垦一样著名，解放后拍的电影《我们是八路军》对豹子川开展大生产活动作了真实的记录。部队靠自己的双手，实现自给有余，不向地方要粮，多余地就送到延安去。
那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因长期住窑洞患了关节炎，手都举不起来，要用虎骨酒治疗。三八五旅部队知道消息后，组织人员在子午岭森林中打了两只老虎。那时没有公路，都是梢林小路，准备用马驮，可是马一见老虎怕得要命，不肯驮，只好用人来抬。抬到太白镇后，用群众借给的一辆手推车，送到甘泉，上了公路，再用汽车拉到延安。
同期，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在校长彭绍辉、政委张启龙率领下，3个大队和1个校部直属女生队4700余人，那些尚很年轻的红色学子携带镢头、枪杆、笔杆“三件宝”，也迁到东华池一带，先后进入东华池、豹子川、大小凤川，在深山老林开挖窑洞、修筑校舍、开荒种地、练兵习武、学习文化，建立“革命家务”。打了450余孔窑洞，盖起了能容纳2000余人的大礼堂。当年开荒8197亩，收获细粮1250石（约31．25万公斤），蔬菜52万公斤。
1944年，全校生产粮食折合细粮共5650余石（约141．25万公斤），养猪1300余头，养羊1100余只，牛100余头，蔬菜全部实现自给。学校还开办了饭馆、粉坊、纸厂、酒坊、磨坊、木器厂、砖瓦厂等手工作坊，有房屋及石箍窑洞70多间，包括教室、宿舍、饭堂、大礼堂、俱乐部、会议室、商店、邮局、照相馆、体育场等设施，在南梁的大山深处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大生产中，学校坚持教育和训练，开设了政治、军事、文化三门主课，其中文化课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和俄语等课程，取得了学习、生产双丰收。
1946年，内战爆发，抗大学员立即投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师生离校时，给政府留下余粮7000余石（约135万公斤）和大礼堂、窑洞、房屋，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难忘的怀念。
抗大七分校在南梁山区历时3年多，不但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这批干部成为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中坚力量。文工团长陈博解放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第二大队队长任白戈解放后成了作家。
在东华池城外的一个山坡，因抗大七分校的一个女生队曾在这里住过，这里就取名“女生洼”，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完全可以想象出当年那些战士学子们，与山水相依、与森林为伍、与野兽较量，一边学习、一边劳动，锤炼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打造着崭新坚实的知识根底、为革命献身的壮志豪情。
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联主席、著名诗人柯仲平和音乐家张寒晖，迎着边区军民大生产和文化卫生建设的高潮，来到边区大生产模范村——城壕村，创作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边区十唱）歌曲，对边区军民火热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真实的记录：
四二年呀么嗬嗨，
大生产呀么嗬嗨，
边区的男男女女，
西里里里嚓啦啦啦索罗罗罗呔，
齐动员呀么嗬嗨。
自力更生呀么嗬嗨，
丰衣足食呀么嗬嗨，
西里里里嚓啦啦啦索罗罗罗呔，
为抗战呀么嗬嗨。
这首从南梁深山川谷里传扬出来的嘹亮而铿锵有力的《军民大生产》，唱红了陕甘宁边区，唱遍全中国，唱进了亿万中华儿女的骨子里，是鼓舞干劲的劳动号子，是激发斗志的号角，是万古不衰的精神之歌。
到1945年，边区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南梁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经济干部。
6．革命战争的后方
南梁解放区是抗日根据地的后方，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试验区，也是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成为新中国的雏形。八年抗战和战争期间，南梁人民参军参战、踊跃支前、流血牺牲、无私奉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解放战争时期，南梁革命根据地又成了陇东、关中、三边分区党政领导机关和西北军民战略转移与战略反攻的落脚点、出发点和总后方。
1947年春，国民党调集23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2月，在陇东分区专署召开的县长联系会上，副专员李培福在报告中指出：1947年是一个战争年，总的工作方针是一切为自卫战争的胜利。全区紧急动员，为粉碎蒋军进犯，保卫边区，保卫陇东，解放西北而战斗。
南梁人民响应政府号召，掀起了打击敌人、保卫家乡的新高潮。人民劳武结合，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全县设立瞭望哨12处，经常有2人执勤，发现敌情鸣枪报警，设关隘哨22处，夜间民哨40处，昼夜警戒。
南梁人民在直接支援解放军的同时，还采取多种间接方式支援前线，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锄奸反特，保守人民解放军的秘密。民兵李德海发现为敌搜罗情报的特务阎怀，追到悦乐镇用斧子将其砍死。几个群众发现敌特朱孝侦察温台区政府驻地，即报告政府将其活捉。1947年6月，在元城镇压了投敌分子4人，接着又在悦乐镇压投敌分子6人。
1947年5月下旬，彭德怀、习仲勋率领的西北野战军，挺进陇东，发起了陇东战役。部队翻过子午岭，来到了南梁根据地。习仲勋、刘景范、王世泰等同志，一路上给大家讲述着刘志丹、谢子长当年在南梁根据地闹革命的故事，一面追思着一件件往事，寻找着当年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5月28日，部队在南梁东华池休息时，他们还访问了一些老党员、老红军、老房东。当消息传开，南梁山区干部群众欢欣鼓舞，热情慰劳，家家户户磨面碾米、杀猪宰羊，把军粮、猪羊肉、鸡蛋、菜蔬送到部队。干部、游击队给解放军带路、侦察敌情，群众严密封锁消息，使我军迅速包围了窜犯华池老解放区的将台、悦乐的敌人。我军总指挥部设在悦乐张方塬。
5月30日，在悦乐、将台全歼国民党骑兵第2旅第3团和马鸿宾部81师60旅179团，生俘骑兵第2旅少将副旅长陈应泉、上校团长汪韬和马鸿宾的上校团长马英邦以下1500余人，缴获战马394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获得出师陇东首战大捷。战斗结束后，彭德怀、习仲勋到悦乐短暂停留，表扬了华池干部、群众支援革命战争，英勇对敌的顽强精神。
接着西北野战军又收复了曲子、环县等地，陇东广大地区重新获得了解放。
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县——华池县，1934年建立政权，一直到1947年全区获得解放，成为全国建立县级人民政权，以至延续到全国解放，没有中断，全国惟华池一家，成为解放最早的县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南梁根据地人民，响应“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号召，开展了战勤服务，供给粮草，抢救伤员，动员兵源，锄奸反特、侦察敌情、巩固后方等工作，有力的支援了西北野战军主力的战斗。
这时，华池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既是与敌人斗争的前沿阵地，又是我军党政机关开展活动的可靠后方。甘肃工委、陇东分区、关中分区、三边分区与庆阳、环县、曲子、合水、镇原、志丹、黄陵、正宁、宁县、定边、靖边等县的党政机关，以及延安大学和边区政府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转移来到了南梁地区，先后来到悦乐、城壕、柔远、二将川、紫坊畔、刘坪等梢林地区驻扎。陇东分区机关在刘坪召开了整风大会，后移驻元城、悦乐、张湾等地。胡乔木、江隆基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在这里开展了土改运动。边区政府机关也曾驻在华池，在粉碎敌人进攻之后陆续返回原地。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南梁军民、干群之间结下了鱼水深情。广大人民群众视部队和干部如亲人，不仅倾其所有养育他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收容安置伤病员，掩护将士和革命干部，不少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
1947年，白马区七乡90余户人家，救护伤员千余名。林镇小河沟农妇董凤鸣，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冒着全家人被杀头的危险，接待并照顾好了17名伤员，被誉为“伤员之母”。
1949年1月19日，马步芳袭击我陇东分区机关驻地——元城，途经际安，挨户搜查，我两个游击队员藏在一倪姓老太太家中，匪兵发现追问时，这位老妈妈把游击队员认作自己的亲生子，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子弟兵。马匪军到元城，陇东分区机关和贸易公司已转移，当地农民高刚带孙子以放羊为掩护，暗中保护陇东分区贸易公司藏起来的3大窑物资。当敌人捉住他拷问时，他不仅不供，还使眼色让孙子去给游击队报信，引开敌人，结果遭敌杀害。18岁的杨宽天，放羊时遇到马匪兵问路，当他得知敌人要去追杀分区贸易公司人员时，便连说“不知道”，匪军脱掉他的上衣，用杀头来威胁，他说“杀了我也不知道！”。匪军照着他迎面就是一刀，额上鲜血直流，他仍然坚贞不屈，匪军又连砍几刀，杀害了这位老区人民的儿子。
马鸿宾占领南梁期间，李培福与两名干部在夏家沟李德宝家中养病，一天，敌人逐户搜查，群众掩护李培福等安全转移。李德宝父子遭敌毒打，守口如瓶，拒不说李培福等人的去向。儿子被打死，李德宝被押解西安。“西安事变”后方得释放。县四科科长毛羽鹏在南梁遭国民党军队俘获，当晚就被当地梁毡匠等人营救，藏于梢林之中。梁毡匠给他送吃送喝，送毛毡，站岗放哨，直至毛羽鹏安全脱险。
战争年代，南梁人民忍饥挨饿，收养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弱子幼女，并用热血和汗水抚养他们成长，解放后，又把他们送到住进大城市的父母身边。陇东地委宣传部长宋养初和妻子杨兵，带着在战火中诞生的儿子宋心鲁，艰难的在华池的大山中转移。在遭到敌军的追击情况下，怕孩子的哭声暴露党机关的目标，他们只好将孩子寄养在柔远镇刘沟村田桂英家中，已有5个孩子的田大妈承担了抚养革命后代的任务，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用乳汁喂养着这个孩子，还经常背着孩子钻梢林躲避敌人追捕，直到全国解放，才亲手将宋心鲁交给宋养初夫妇。
人民解放军打仗全靠两条腿跑，鞋袜消耗量极大。制做军鞋成为支前的一件大事，妇女们利用劳动空闲和晚上，在油灯下赶做，不仅完成了政府下达的“任务鞋”，而且做了许多的“慰问鞋”。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南梁人民为部队做军鞋41800余双，平均每个妇女做军鞋接近20双。
组织担架、运输队是一项长期的有组织的支前任务，部队打到哪里，担架队、运输队就跟到哪里，为部队抢运伤员、弹药和粮食。当时政府规定凡是成年男子和能驮70斤以上的牲畜都有支前义务。1949年，为支援一野解放大西北，华池把能驮70斤以上的牲畜和牛马车全部组织起来，为部队赶运粮食和军用物资。华池百余担架队跟随部队走渭北、宜川、平凉、宝鸡、兰州、武威等地，行程2500余公里，日夜不停的抢救伤员，转运物资。担架队员张安德在兰州攻克狗娃山战斗中负伤后，又坚持从火线背下3名伤员，第4次上阵地时触雷牺牲，其英名永远留在兰州战役的光辉史册中。战争结束后，部队把“巩固边防”的锦旗赠给华池担架队。
1943年到1949年，华池人民支前动用人工265万多个，畜工104万个，运粮12404石（约310．1万公斤），饲料2969229公斤。
解放战争三年时间，华池4万多人的小县供养着3个分区，10多个县的机关干部、家属以及过往的部队和许多游击队。解放军战士在华池县群众家中吃饭留下的条据，全国解放后，用了3年时间才清理登记完毕，那些破旧的碎纸片合起来有几十公斤重。
从土地革命到全国解放，华池县为人民军队送走了3360多名青年参军，相当抗日战争后期全县人口的10％，男性青壮年的60％，其中180余人献出了生命。林镇乡沟口村仅8户人家，30余人，参军的就有9人，白大妈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上了前线。
艰苦的革命战争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西北解放初期，华池曾输送了许多干部到新解放区担任领导工作。1948年调往新区干部64人，1949年60人。现在在本省和外省工作的高级干部20多人，中级干部70多人。解放战争中，全县受物质奖励的民兵、干部42人，立功47人，大会表扬60多人。
陕甘边根据地的发端、演变到以南梁为中心的鼎盛时期，还有以后进一步的发展；从1930年10月“太白起义”算起到1949年10月，共19年时间，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横向比较它在所有革命根据地中是历史最长的。
南梁根据地是一块奉献巨大的土地。
南梁的土地上，洒遍了革命先烈们的血和汗，养育了革命的千军万马，培养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也留下了宝贵的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面向群众、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财富和难忘的思念，南梁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2年后，一座高大的纪念塔在南梁荔园堡拔地而起。胡耀邦主席亲笔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南梁革命纪念馆”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至今，南梁老百姓依然深深地怀念那擎起火把闹革命的先辈们，从这条沟到那条河，斜阳落山时，满山而游的信天游就像炊烟一样缓缓飘起：
千里雷声万里闪，
来些红军闹共产。
共了安边共横山，
南梁川里扎营盘。
红旗插上寨子湾，
革命名声传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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