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来，红旗去，

    咱们南梁是苏区。

    穷人当家作了主，

    不受压迫不受欺。

    ——华池民歌

    1．成立南梁苏维埃政府

    1934年，革命委员会和军委会都驻扎在南梁堡附近的寨子湾等村庄，但经常活动的中心是荔园堡，这是个大村，户数和人口多，位于大川，地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等几个大川的交界，交通方便。荔园堡古城，在子午岭原始森林腹地，沟壑梁峁纵横，乔木灌木杂生，站在堡子上看不见南又望不到北，复杂的地形和茂密的植被使这一地带变得既荒凉而又神秘，堡内有城门楼、关帝庙，有作为戏台的清音楼，清音楼前有3600多平方米的平地，并且每隔几天有一次集市，所以开些较大的会，进行宣传群众的工作，大都在此地进行。

    1934年的夏秋之交，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就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政府，做了近两个多月的筹备工作。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吴岱峰、蔡子伟一起在陕甘边豹子川红军干校住了好些天，有时开会商量具体办法，有时分头进行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蔡子伟等同志为大会起草了《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以及其他准备提交大会通过后付诸实施的文件。

    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按照各方面人数的多少确定代表名额，代表的产生，是有阶级路线的，当时将农村阶级划分为雇农（无产阶级）、贫农（半无产阶级）、中农（小资产阶级）、富农和地主。为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府中的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对代表的选举作了明确规定：雇农每5人选举一名代表，贫农每10人选举一名代表，中农每20人选一名代表，富农地主没有选举权。工人、农民、军队、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

    那时，根据地落后，交通不便，在复杂的战争环境里，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刘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代表先由村上选，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

    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在当时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里，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

    1934年11月初，对于南梁荔园堡是个洒满泪水和欢歌的日子。

    历史把一个伟大的殊荣交在它肩上——

    陕甘边南梁工农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荔园堡古庙，它是那么古老，岁月的沧桑使它斑驳；一个平台挤在层层大山中，它是那么狭窄、孤单，它也是那么沉静，身边开来近千人马，竟然毫无动静……

    宋代戍边的兵家营寨的荔园堡，曾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近千年，今天共产党人把鲜艳的红旗插在这里，使得这座古堡又获得了新生，成为国人瞩目的地方，成为陕甘边革命的心脏。

    这时，南梁根据地，人人动手、缝衣织袜、筹款备粮、杀猪宰羊、书写标语……

    这次大会吸引整个红军、整个根据地，关帝庙前的树上、石头上、拴满了马，平时过庙会才用的关帝庙，一时人喊马嘶，风云际会。

    古老的荔园堡一片繁忙、喜庆的景色！

    处处是红旗，处处是鲜花，处处是标语，处处是笑脸。

    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的大厅里隆重召开，到会有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中选出的各方面代表100多人。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吴岱峰、黄子文、张庆孚（党中央代表）等领导同志，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和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等领导同志一起，认真商讨了有关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重大问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大决策。

    一时掌声如呼啸的山风，一阵一又阵，冲破关帝庙古老的窗棂，回荡在南梁明媚蔚蓝的天空……

    这些深居深山老林，祖祖辈辈受地主阶级压迫的代表们，听着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讲的革命道理、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方针，连连称好，高兴得了不得，有的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这开天辟地，第一回参加自己政府的会议、当家作主，你说怎能不高兴呢？

    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有关事宜和人选，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民主选举：

    主席 习仲勋

    副主席 贾生秀 牛永清

    政府秘书长 蔡子伟

    土地委员会委员长 李生华

    劳动委员会委员长 张钦贤

    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杨玉亭

    粮食委员会委员长 呼志禄

    肃反委员会委员长 郝文明

    工农监察委员委员长 惠子俊

    文化委员会委员长 蔡子伟（兼）

    妇女委员会委员长 高敏珍（女）

    保卫大队队长 郭锡山

    副大队长 宋飞

    《红色西北报》编辑部负责人 蔡子伟（兼）

    南梁山区的贫苦农民竟占了政府组成人员的半数。刘志丹代表陕甘边特委，把一颗用红布包裹着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四方大印，授给了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从此，陕甘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在南梁山区诞生了！它标志着陕甘边界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并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和赤安县苏维埃政府。

    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张秀山、杨森、吴岱峰、张庆孚、张邦英、王世泰、黄罗斌、高锦纯、刘景范、陈国栋、张仲良等同志为委员，统一领导陕甘边的革命武装力量。

    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民，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统一指挥根据地的赤卫军。

    还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

    华池县苏维埃政府，由贾生秀任主席，县址设在南梁的何沟门（今华池县南梁乡境内），下辖白马庙、玉皇庙、林锦庙、二将川4个区。

    这是自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华池废县860余年后，华池县又复置在南梁山区。

    赤安县苏维埃政府，由袁万祥任主席，县址设在南梁紫坊畔的桃树咀（今华池县紫坊乡境内），管辖当时庆阳县北部的紫坊畔、白豹川、脚扎川、三道川和保安县的吴堡川、樊川、义正川等红色区域。

    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会记住这个地方——甘肃南梁。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和地点……

    南梁军民经过无数艰难险阻，征服无数急流险滩，粉碎无数“围剿”进攻，今天终于在这古老的荔园堡建立政权了。

    这是20世纪30年代最响亮的一声惊雷……

    1934年的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农历十月一日），南梁地区晴空万里，红日高照，秋高气爽，鸿雁排空，霜叶火红。

    在荔园堡庙前广场的大戏台（清音楼）前，隆重举行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呈现出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

    早上，列宁小学学生、儿童团、少先队、赤卫军、红军干校学员、政治保卫队、机关干部、红军部队先后进入会场。除参加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外，南梁地区的红军，庆阳、合水、保安、安塞、靖边等各路游击队和18个赤卫军大队，以及从各游击区赶来的农民群众3000余人参加。

    大戏台上，悬挂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红色巨幅横标；大戏台下几千人云集在场地上，喜气洋洋，热闹非凡。会场四周，镰刀斧头红旗和各色彩旗交相辉映，迎风飘扬。

    10点钟鸣炮开会。当宣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会场上口号声经久不息。习仲勋主席接着讲了话，肃反委员长赫文明和工农兵各界代表都发了言。刘志丹讲话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这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在耀县、保安等许多县建立了县、区、乡政府，反动派还没有完全摧毁，我们的政府还在乡村。过去受剥削受压迫，就因为没有自己的政府。”讲到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杀戮同胞时，他顺手拿起红缨枪，端在手中，大声号召人民武装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顿时台上台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本侵略者！收复一切失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赤卫军、少先队千枝红缨枪在阳光下寒光闪闪。同时大会号召，要把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迅速传达下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土地革命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

    下午，在荔园堡马洼子台地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站在检阅台上。二、三路苏区人民代表站在观礼台上。当地男女群众、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员坐在大草坪上观看阅兵式。

    中共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检阅了红军、赤卫军、少先队。

    人民武装分列式开始了，前面是10多路纵队为先导的赤卫军、少先队，接着是红军干校学员，42师第二、三团和二、三路部分游击队（三路游击队是代表队），最后是骑兵团。

    在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下，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各路游击队、十八个赤卫军大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阅兵台前，并绕场一周，阵容无比壮观，骑兵团的200多匹战马昂着头，蹄声哒哒，给检阅的部队平添许多威武雄壮的气势，群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

    这天晚上，举行了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文艺晚会。演出了自编自演的“红军舞”、“红旗颂”，以及新戏、京剧、秧歌等文艺节目，举行了联欢活动。

    这天南梁满街都是笑脸，满街都是歌声……

    在偏僻荒凉的南梁山区，这样的盛会，在当地来说，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人们头一回见到了这么红火的阵势。老百姓奔走相告“我们几辈人都没见过这样的大阵势。”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会后又把这种革命的兴旺情景传向了四面八方，一传十、十传百，南梁越有名气了。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实现了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转变，标志着陕甘边苏区的成熟，是党和红军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南梁革命斗争的一次成功实践，带来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为各路红军会师大西北和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庆祝大会后刘志丹挥毫写下了《荔园堡阅兵》诗一首：

    陕甘儿女有豪气，

    赤手空拳争权力；

    今日武器抗肩上，

    队列阵阵成铜墙。

    2．十大政策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驻地搬到了距荔园堡10多里路的南梁堡寨子湾（今华池县林镇乡四合台村老庄窠组境内），因此群众习惯地称之为“南梁政府”。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随之移驻寨子湾。

    寨子湾，坐落在陕甘边界的分水岭上。依北面南的簸箕状沟掌上，沟掌下是巨大的山谷，沟底有泉水，依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之内，几座大山梁相交，周围是遮天蔽日的森林，又连接着陕甘两省的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平定川和瓦子川、白沙川、樊川、麻地台川等主要川道，地势险峻，林海苍茫，扼据要塞，进退相得。其深藏于密林之中，十分隐蔽，清静幽深，人烟稀少，远距离眺望，很难发现。进入寨子湾后，透过树隙远望，则视野开阔，群峰众壑，尽收眼底。

    整个办公机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址在寨子湾的西崾岘，有4孔窑洞，办公室、警卫班、政府主席习仲勋住室、伙房各占1孔；第二部分为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在东崾岘，与西崾岘隔一条沟，有6孔窑洞，西边3孔为办公室，东边为刘志丹及其妻子住室；第三部分为政治保卫处，位于政府和军委两大机构办公地址中间的半山腰，即上崾岘，有9孔窑洞，住百余人，两条小路分别通向政府和军委两院，这里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便于观察、瞭望，放哨、监视来犯之敌。

    山顶有哨所、炮楼、战壕，担任警卫，与政府、特委和军委的驻地形成犄角策应之势。

    白天，党政军工作人员和来访的群众，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来来往往，歌声笑语在山林中激荡；待到入夜，排排窑洞明灯闪烁，窗棂上影映着繁忙工作的人影，山头上站立着警惕的哨兵，又别是一番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象。这一切，给寨子湾这座险峰，更增添了无限风光。

    寨子湾，作为陕甘边区的心脏，红色摇篮。从此，犹如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指引着陕甘边界的革命斗争。

    在这里，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认真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以至群众生活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颁布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政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政劳资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肃反政策、优待俘虏政策和各种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行，推动了南梁根据地和广大陕甘边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一、土地政策

    早在1932年就开始了土地分配，取得了一些经验，其主要内容有：

    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

    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

    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逐步扩大，而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

    4．土地与青苗一起分配，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

    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

    6．红军家属有分地的优先权，红军战士参加分地。白军士兵不给分地，应分部分暂作公田。

    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

    8．争取与改造二流子（不务正业的人）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

    1．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

    2．成立牧场，养猪放羊。

    3．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的大事，边区政府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缴粮，也不缴“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

    4．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

    5．设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方便群众。

    6．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

    7．发行苏票，流通金融。

    8．党政军干部及部队战士的生活、办公等费用由财政委员会统一筹措、安排。官兵一致，不分等级。

    三、军事政策

    1．实行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可以自愿参加游击队，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按自愿原则编人红军主力部队。

    2．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件，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件，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件，颁发条例，严明军纪。“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十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一切缴获要归公。

    3．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

    4．奖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给予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

    5．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队干部。

    6．成立民间递步哨，由赤卫队员担任，帮助红军传递消息，侦察敌情。

    7．对牺牲的战士、赤卫队员、少先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

    8．兴办军械所，修理枪支、制造大刀、地雷、手榴弹等武器。

    四、对地方民团政策

    1．对靠近红军的民团则与之建立关系，互不侵犯。

    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

    3．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红军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

    2．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无法争取者，坚决消灭。

    3．其余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

    六、各种社会政策

    1．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有过较长时间的交往，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政府不直接出面干涉。

    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

    3．向群众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好处，并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

    4．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者，实行救济。以群众救济为主，政府救济为辅。

    七、肃反政策

    1．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

    2．对确有罪证的反动豪绅、地主，坚决杀掉，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一概不杀。

    3．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主犯处理从严，对从犯处理从宽。

    4．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处决，不秘密杀人。

    八、知识分子政策

    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进行培养。

    九、对白军俘虏的政策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严禁随便杀俘虏。

    十、文化教育政策

    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年教育。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到1935年初，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作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分别建成了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同时国民党又开始了对两块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此形势下，对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已经十分必要。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根据地赤源县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

    同时，在严格执行刘志丹为红二十六军制定的“临阵脱逃者处死刑，破坏武器者处死刑，强奸妇女者处死刑，缴获胜利品不归公者处死”等18条纪律的基础上，又根据刘志丹的提议，制定了这样一条法规：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刘志丹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政权建立之后，把廉洁当做头等大事。这些法规的实行，严明了党、政、军纪，保证了对人民的利益秋毫无犯和为人民清廉理政，深受根据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用品到办公所需的笔、墨、纸张，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规定统一配发。待遇很低，军队每天每人供给小米1斤，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子自备。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总是互相谦让，互相体贴，关系十分融洽，谁也没有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了艰苦为荣的革命风格。

    当时，由于畜力缺乏，机关工作人员吃的小米都是自己推着碾子去碾。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推着碾子碾米，这种事谁也不感到稀奇。数九寒天，冷风刺骨，刘志丹还和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衣衫。这年秋天为逃避敌人捕杀迫害而携带全家来到南梁的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当得知刘志丹被冻得经常腰、腿发疼，就找来许多旧的、新的、各色各样的碎布块，一块一块地拼凑着缝起来，给刘志丹缝了件棉袄。可是，这件棉袄他只穿了几天，就送给行军掉到河里的一个战士穿去了。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明确规定，“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于豪绅、地主，并向敌人夺取”；“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缴‘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

    政府对群众不收税，但是对剥削阶级是收税的，没收他们的现款和物资，因此，所收的税都是直接的。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苏维埃政府只对10％的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一部分款，对小商人不征款。另—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人民群众认识到苏区对他们的重要，自愿大量的捐献粮、钱、布匹给红军。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采取成立农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等办法，自力更生，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尽管当时经费困难和粮食短缺，根据地群众自愿地给政府的“欢迎粮”和物资，都一概被婉言谢绝。相反，边区政府却以极大的热忱和努力，尽量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在整个苏区范围内，边区政府对作战或因公牺牲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赤卫军战士、少年先锋队员，均给予埋葬费和抚恤费；对红军家属和革命烈士遗属，均实行优待和照顾；对社会上的孤寡残废人员，除依靠群众给予扶助外，政府均给予救济；并对贫雇农的困难，也尽力予以解决，边区政府曾一度对雇农也实行供给制，发给他们棉衣、单衣、鞋袜、毛巾等物。那时的南梁山区，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衷心爱政府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军委和政府的驻地在寨子湾，但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并不经常住在这里，他们经常生活、工作在人民群众中间，同南梁军民患难与共，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红军部队里，刘志丹就有“活地图”、“老伙侠”、“老马侠”种种美称，一直被战士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刘”。习仲勋当时只有21岁，这位年轻的边区政府主席，则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小主席”、“小伙子”、“娃娃主席”或者直呼其名。惠子俊，是从西安一个兵工厂投奔红军来的修械工人，原在南梁红军修械所工作，他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重要领导职务之后，仍然保持着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经常和修械工人们在一起，为红军修枪炮、造子弹，大家还是那样亲热地叫他“惠师傅”。在这些看来似乎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却同南梁人民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至今，在南梁一带还传着他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动人的故事，也流传着人们编的许多“信天游”：

    刘志丹，是好汉，

    精脚片子打裹缠：

    腰里别的手榴弹，

    断（追）得白军跑不洴（音ban，跑不及）；

    刘志丹，是好汉，

    不拿架子蛮和善；

    半月二十常见面，

    和咱老乡好熟惯。

    3．根据地建设

    南梁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关心群众，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大的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地建设主要有：

    （一）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不改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在中国不存在单纯代表农民的政党，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代表人物，或者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或者只是说了一些空话。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地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向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

    土地革命也就是土地改革，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南梁的革命武装从成立之日起便开始执行土地革命战争总任务，游击队除了打仗以外，每到一处都要开展打土豪、分土地的斗争。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委员会，专职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大部分区域分配了土地。但在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上，各个发展阶段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寺村塬时期，开始是打土豪分财物，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没收土豪的粮食、牲畜和其他财物，而不没收分土地。以后又在五顷塬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村的全部土地，但由于苏维埃政权还不巩固，群众未发动起来，群众不敢要地，因为红军一走，土豪劣绅又要去了他的土地，实际是明分暗未分。加之，陕甘边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历来就是广种薄收，农民所受的痛苦，首先是土匪、灾荒、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所以进行土地革命时，群众对分土地并无多大兴趣，而对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红军一宣传，群众就问“什么时候实行”。当红军打了一些土豪，分东西给群众时，有几十里路以外的农民前来分粮食衣物。

    照金时期，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富农和祠堂、庙宇的土地，根据人口与劳力结合的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补充。并采取谁租种就分给谁的办法，将没收的土地首先分配给应当得地的贫苦佃农，在田间插标写牌确定其地界。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的土地2000余亩，金盆乡分了耀县大地主李客，陈家坡地主梅生玉土地5000余亩。

    南梁时期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是根据1928年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起草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一《井冈山土地法》。结合南梁山区的实际，制定了具体详细的土地政策，打土豪先是废除债务、烧毁契约，其次是分配粮食、牛、羊等浮财。处于南梁苏维埃政府中心区的庆北、华池两县，都开展了土改。

    土地分配是从1934年夏天开始的，各区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各乡、村都有一名土地委员，土地委员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动贫雇农，调查各村的土地占有情况，丈量核实土地面积，组织和领导群众分配土地和财产。当时，主要就是没收地主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川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地能力按户划块。先分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的，而在边沿区域仍然执行的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

    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原任土地委员长张步清是横山人，本来家庭出身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经济地位起了变化，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并开始进行雇工，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不积极，工作拖沓，当刘志丹等人批评他时，他却说：“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其他富农地主）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刘志丹听了非常生气，“关键在于张老头，他变了，怎能把运动搞下去呢！”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你不把土地委员换了，看土地革命能搞下去吗？”后来研究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任命李生华为土地委员长，这一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成，李生华年纪轻，工作热情高。

    刘志丹、习仲勋等亲自深入调查、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指导分地工作，他们还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及时纠正偏差。

    1934年6月，习仲勋同志亲自带游击队打了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没收粮食500余石，牛100多头，羊2000余只，银元1000枚，大部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庆阳大地主兼商业“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的储粮仓库，大开仓门3日，就地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

    由于当时根据地比较巩固，政策较合理，加之领导亲自动手，干部得力，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真正发动了群众，分配土地运动进行的非常顺利，所以很快形成了土地革命斗争的高潮。

    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运动热火朝天，到处是烧毁契约债据、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和财产的繁忙景象。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在分配土地的同时，划分阶级成分，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分非常重视，以做贫雇农为荣耀。华池、庆北两县共定地富300多户，占总农户的5％。

    正如群众所说的，在打土豪后相信刘志丹，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1937年国共合作，将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以利团结抗日，为了保护农民既得利益，这年冬天颁发了土地证。

    实行了土地革命，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要要求。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主剥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他们甚至把老百姓炕上的毛毡卷走。每当夜晚狗一咬，老百姓就惊慌四逃，不得过安宁日子。红军游击队消灭了土匪，过上了安宁日子，又分配了土地，分到牛羊、畜牧业发展了，粮食产量增加了，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地了不得。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革命、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上认识到红军、游击队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就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这是南梁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减轻农民负担，与民生息

    陕甘边界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牲畜极其缺乏，虽然获得了土地，但在生产上仍然困难重重。边区的工农政权一成立即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主要是：①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打土豪”解决。土豪拉到根据地，向他们要钱，由他们的亲戚出面“仪价”，或者要物，特别是根据地奇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等。出了钱或出了物之后，小一点的豪绅便放回去，民愤极大的就杀掉。杨森带骑兵团在韩城、长武一带拉了许多豪绅，弄到不少财物，解决了根据地经济方面许多迫切需要。行动非常成功，在政治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曾一时轰动西安，震惊了敌人，城里立刻大哗：“红军真厉害，人多得很哪？”②经营红军公田。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③兴办小牧场。那时，南梁地区牲畜很少，几乎没有牛羊，土匪常来抢劫，有钱人都将牛羊赶走了，因缺乏牲畜，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为此红军派出小股部队，打入敌占区，捉土豪、抓劣绅、收浮财、赶牛羊，分配给根据的农民群众扶持群众发展生产。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作军用。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所需的耕畜。④组织互相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兴办荔园堡互相合作社时，边区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三团一次捐款50多元。⑤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特别是政府明令宣布不向农民征粮和接受农民捐献粮，使南梁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激励了他们搞好生产，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三）开设集市，发行货币，促进流通

    南梁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保证商业自由，不干涉经常的商业市场关系，还采取保护政策，允许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

    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为调剂余缺，促进流通，根据地开设了集市。照金时期在薛家寨山下停子沟设了集市，5日一集，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它生活日用品。

    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群众交易很困难，农村经济十分萧条。边区政府在荔园堡设了集市，每月开市三次，逢一为集，每月阴历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为了把集市贸易巩固下来，刘志丹曾组织秧歌队、社火班子、皮影戏剧团在街头演出，宣传群众，扩大影响，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荞面饸恪的，卖羊肉的，卖其它小吃的，还有卖熟米、细粮、马料以及蓝布做的鞋。市场上牛羊骡马、山货农具、日用百货，样样齐全，吸引了周围几个县的客商。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人来人往，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繁荣景象。几乎每逢集日，习仲勋叫几个人去走一走，群众把他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通过各种办法，同国统区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羊畜、烟土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棉花、布匹、盐、药品和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给我们运进来。这样久而久之，一些商人因受到革命影响，思想进步了，逐渐变得同情革命，有时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给苏区输送货物。每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白纸、油墨等物品，在集市上购买土特产品、牲畜，带走大烟土和白洋。

    集市过了一些时间市场出现低潮，有时候集市上来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刘志丹亲自访问群众，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候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地区经济，把财政彻底夺回到人民手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在南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为苏票），建立边区政府自己的金融系统并禁止了国民党的货币在苏区流行。在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造币厂只有三名工人，其中一名就是1934年在元城“抓”的那位开明绅士高明山，他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技术设备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高明山经反复试验，就地取材，用手工制成布制苏币。印制苏币很简单，没有机器，完全靠手工刻版，采用木刻版印在白洋布上，盖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的蓝色印鉴，涂以桐油即成。共发行布币3000元，票面分壹圆、伍角、贰角、壹角4种。苏币与银元等值。但一开始，人们对布币持怀疑态度，上集市只观光，不做买卖，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4个苏币银元兑换处，客商可以用布币直接兑换银元。时间长了，携带方便的布币终于使用开了，集市也逐渐活跃起来，苏币取得了很高的信誉。

    当时苏币发行量不大，但价值很高，花壹角钱，能买到许多东西，物价十分稳定，人民非常赞成和拥护。

    （四）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这里没有一所学校，全南梁地区仅有地主、官吏、商人等6个人识字，大多数人目不识丁，文化之落后，文盲之多，达到了罕见的程度。老百姓过年写对联没办法，将锅底下的墨黑刮下来，用水和好，抹在碗底，再印在买来的红纸上，横印四个圆圈作横批，左右各竖印7个圆圈作为一副对联，贴在门上。

    当时，苏区的教育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重点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儿童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提倡兴教办学。将已在林镇小河沟建起的列宁小学，移至荔园堡的转嘴子继续办学，郝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这在南梁是破天荒的一件事。翻身的南梁群众用红布为孩子们缝书包，把衣服洗净、高高兴兴送到学校。当了几代“睁眼瞎子”的农民听着孩子们跟着老师朗读“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的课文时，不禁热泪滚滚，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

    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只有三孔窑洞和两间房子。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凳子，扫锅黑当墨汁，设备十分简陋。

    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诸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我爸爸是农民，在地里耕种；我哥哥比我大，拿刀杀敌人”。这些教材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课教材。

    教员张景文是从西安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千里迢迢投奔南梁根据地的第一位女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毅然离开繁华的都市，撇下年幼的孩子，迎着初春的寒冷，翻过山沟、穿越森林、趟过河水、长途跋涉十多天，来到了南梁。边区有文化的人奇缺，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领导见到她，如获至宝，立即分配她搞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她写的一手好字，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两手同写两行字，同起笔同落笔，所写文字的意思正好能接上。她先担任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后派到列宁学校任教。

    她性格活泼开朗，逢人爱说爱笑，平时光着脚穿一双黑方口偏带鞋，到群众家里把鞋一脱，光着脚坐在炕上同群众拉家常、讲革命，群众和游击队人员都亲热地叫她“张放心”。

    张景文上课时嗓音洪亮，对学生态度好，讲课通俗易懂，教学效果非常好。学生有60多名。学校还有红二十六军三团的12名先锋队员，大多是十三四岁的孤儿，张景文对这些孤儿非常关心和照顾，衣服破了她给缝好，手脸脏了她给洗净，甚至娃娃衣服上的虱子，她晚上坐在油灯下一个一个地给抓掉。学校同时还开设了军事课，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格斗、拼杀，培养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

    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起来以后，又在太白、九只窑口等地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南梁山区，书声琅琅，翻身农民，喜上眉梢。

    1935年春，国民党对南梁根据发动第二次“围剿”，南梁政府东迁，列宁小学也停课解散。张景文和在学校的红三团的先锋队员跟着红军来到洛河川下寺湾。在离开学校时，她对同学们说：“大家把仇恨记在心里、把课本藏起来、扛起红缨枪、同敌人作斗争，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学校也一定再会建起来的。”

    当年在这些红色学校上过学的孩子，后来有的参加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党的优秀干部，为革命造就了一代新人。

    这不仅在南梁教育史上，而且在陇东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苏维埃政府还很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让一个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或上了年纪的人，一开始朗读短句，在识字的同时吸收其中的思想。对认字多的，还给予奖励，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其它奖品。

    部队也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一边识字。

    同时，南梁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妇女放足委员会，颁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博、劝诫吸食鸦片烟、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南梁山区掀起了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浪潮，出现了一个到处是破旧立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他们这样欢快地唱道：

    婆姨女子脚放开，

    头发剪成短毛盖，

    男当红军女宣传，

    革命势力大无边。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分别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两份报纸，龚逢春和蔡子伟分别担任主编。报纸上发表的多是红军的战报及党和政府的决议，刊物版面不大，相当于现在的8开纸，用的是油光纸，印刷是油印的、印油有红、黄、黑三色，刻蜡板主要是席德仁，他的字迹工整漂亮。印报纸的两台油印机，是高明山利用同学关系，自己花钱在西安为南梁政府购买的，《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这两份报纸，就是用这两台油印机办起来的。刊物为团结教育人民、建设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在乡村、机关、学校和部队广泛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大力提倡工农兵群众占领文化艺术阵地，相继建起了列宁室（俱乐部），办列宁会（即周末文艺晚会或文娱活动），逢年过节，乡村的秧歌、社火也闹起来，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空前繁荣。

    这一时期，传统的陇东民间文化第一次赋予了革命的内容，产生了大量的以歌颂刘志丹、歌颂红军、歌颂共产党和要求翻身解放为主题的革命歌谣，使陇东民间文化开始了它的新生。是那个火红年代里出现的一个火红的艺术景观。它赋予了各种古老的文艺题材以新的思想内容，紧紧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创造的大量民歌，饱含着对共产党、红军、刘志丹无限的信任和盼望。

    （五）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大力培养干部

    刘志丹、谢子长从开始创建红军就对军事干部、革命骨干的培养工作十分重视。在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就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组织干部学习游击战争。后来这个训练班扩大为军政训练队，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学习讨论游击战术和部队建设等问题。1933年春又创办了随营学校，吴岱峰任校长，学员二百余人，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只是处于“随营”性质的初创阶段。

    1934年秋天，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部队和地方都需要大批干部，为适应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0月初在荔园堡正式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军区委员会成立之后，红军干部学校改为军政干部学校。校址从荔园堡迁到豹子川的张家岔。学员主要是红军、游击队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各级苏维埃政府派来的地方干部。

    张岔，在豹子川河源头的两条河的交汇处，这里山高沟深，古木参天，荒无人烟，平时人迹罕至。学员开始住在清朝同治年间战乱之前修的五孔旧窑洞里。学员又动手挖了些新窑，安上门窗，窑内盘上土炕，作为宿舍和讨论场所，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活。

    教学内容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议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尖兵活动、班排连进攻、游击战术等，还开设了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和文化课程。同时兼搞生产。训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军事素质和增加游击战争常识等。

    刘志丹担任军事课教员，也讲授社会发展史，他亲笔编写了包括“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等内容的讲授提纲。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等同志，分别担任政治、文化、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其它课程的教员。因为学员程度不高，文化课以扫盲为主。同时还为部队训练了十多名司号员。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正规的教室和像样的教学设备，每人一枝铅笔和几张麻纸。干校生活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较少，一日三餐大都是糜子米饭，大家都叫“黄米杠子”。羊肉常吃，有时是“黄米杠子烂羊肉”。学员们白天学习、训练、劳动，夜晚排排窑洞灯光下、看书、讨论、唱歌……充满着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氛。

    学员们编了歌谣，描绘当时艰苦的学习生活，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

    喝的山泉水，

    吃的糜子饭；

    睡的五孔窑，

    穿的羊毛毡；

    上山去种地，

    下山把书念；

    敌人来“围剿”，

    勒马和他们干。

    红军干部学校在荔园堡举办了第一期，历时1个月时间。在豹子川张岔，办起了两期。第二期70多天，第三期3个月。前后3期共培训干部300多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地方政府工作，成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中一支骨干力量。

    （六）实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

    南梁政府十分重视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刘志丹从革命实践中认识到：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相当多，他们虽然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都有反抗统治阶级的感情，抓住这一点改造他们。

    在建军中组织赤卫队，再编成游击队，再提升为工农红军。在解决兵源上，除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武装外，一是从事兵运工作，从国民党军队中拉出一部分举行起义；二是实行“匪运”收编民团及当时所谓的土匪，改造成游击队；三是利用民间哥老会组织发展自己的武装。广泛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陕甘边界哥老会极多，采取团结争取的办法，不少哥老会为我掩护过伤员，或帮助过其他革命工作。

    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生活上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并允许富农分得一份好田。这不仅有效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使地主、富农也有了安身立命之本，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对于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孤立和打击极端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对于国民党杂牌军，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

    （七）建立后勤保障体系

    南梁根据地在豹子川、小河沟设了修械所、医疗所、被服厂等后勤保障工厂。红军游击队的武器都是缴获敌人的，大部分用这些武器进行战斗，而且就连这样的武器也不是每个红军战士都有，有的战士还得拿大刀、长矛、铁叉去打仗。所以修好一枝枪，就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在豹子川设了修械所，由马锡五负责，开始只有几名工人，后从西安兵工厂来了一些工人，王泰吉部队起义带来十几个工人，修械所共有几十个人。工具简陋，材料十分缺乏，特别是制造子弹的底火。惠子俊、冯永贵、王家朝、陈随儿兄弟俩、刘平安等人因陋就简，一边修理部队送来的旧枪支，一边摸索制造步枪和手枪子弹。原料没有，一边从西安购买底火及药品，一边搜集铜元和麻钱，熔化后制造子弹和手榴弹壳子。再一个就是搜集旧弹壳，加工处理后再使用。游击队也下了命令，打仗用过的弹壳必须收回。火药是用土办法配制的黑色火药。修械所在照金时，还制造了一种“麻辫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是在弹壳上绑上几根麻，用一段铁丝压上几根火柴头，装在已经装好药的弹壳上，扔出去就响，有一定的杀伤力。后来，用土办法制造地雷，有拉火的，也有踩火的，杀伤力很大，是游击队的“最新式武器”，红军和敌人展开地雷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建立了前线修械组织，随营学校培养一部分军事干部，另一部分就是修械工人。他们跟着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抢修武器。

    南梁的李青山，为当地农民打制铁器、农具，为猎户修枪制枪，人称李炮匠，是南梁革命初创时期枪械修理员和秘密联络员，1931年夏，在给阎洼子赵富奎民团修理枪支时，为红军游击队转送出一些步枪部件，并帮助游击队活捉了赵富奎，缴枪54枝。1933年冬，红军在南梁成立修械所，李青山又是技术员。

    红军还建立了被服厂，给部队做冬装，缝补军衣，做鞋，做军旗。这时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也来南梁，组织井岔沟附近农村妇女为干部做鞋、缝补军衣。刘志丹关切地说：“同志们找点布很不容易，做好衣服，剩下的布头一定要保存好，战士们衣服破了好补。”高明山把苏币制成后，又被调到南梁政府的被服厂工作。用他会画画、油漆、剪裁的手艺，在被服厂当师傅。他同工人们一起为红军研制出了统一的军装。这种军装是把白土布用糜草灰染成灰色，做成八角帽，中山装，军帽上缀有五角星。1934年11月7日，召开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大会，红军参加检阅时，穿的就是被服厂高明山他们制的军装，显得既威武又大方。刘志丹高兴地称赞：“高明山是我们的红军里的大能人。”

    南梁政府施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在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革，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写的，贫农在十二个方面得到利益：第一，分了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粮食；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粮食；第六，过去讨老婆非出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费用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是取得了政权。这样，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的，农民的积极性普遍高涨，这对于削弱敌人，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重要作用，它完全是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府。

    4．西北第一个边区政权创始地华池县

    华池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苏区，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华池”指庆阳的北部区域。宋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华池县废改为寨、后为镇，并入合水、庆阳县，再无华池县的编制。随着南梁苏区的开辟与发展，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11月7日，与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860余年后，始恢复华池县的建制。

    南梁革命政权的建立，在现华池县境内相继成立了华池、赤安、庆北3县。

    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11月7日与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同时宣布成立，辖林镇、南梁、山庄乡和紫坊畔的一部分。随后在南梁何沟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00多人，正式成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会议选举贾生秀为主席，副主席李彦，政府设秘书和土地、肃反、财政、粮食委员会。全县划分四个区：

    一区管辖小河沟、豹子川、东华池、算账沟、林锦庙一带，主席高生荣；

    二区管辖马莲岔、郭峁畔、玉皇庙一带，主席崔生荣；

    三区管辖荔园堡、何沟门、白马庙川、白沟门、郭峁湾一带，主席白生贵；

    四区管辖刘坪、二将川、周园子以北地区，主席边海旺。每个区分别设三个乡苏维埃政府。

    1935年9月进犯南梁根据地的马鸿宾部被击退后，华池县改为华池战区，原来的四个区合并为白马、林镇两个区。战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南梁李家沟门，崔凤鸣任战区党委书记，高生荣任政府主席；战区保卫队，蒋成英任队长，接着成立了战区共青团委和妇联。1936年春庆北办事处遭袭击后，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并成庆华县。不久，陕甘省委决定撤销庆华县，仍恢复华池县，辖白马、温台、柔远、城壕5个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高生荣。

    庆北指庆阳城以北，今华池县的中南部地区。1934年春庆阳游击队开辟了庆北苏区，建立了庆北游击队。红四十二师党委又派惠子俊、强家珍、马仰西到庆北一带建立苏区。5月，在华池县柔远城子成立了庆北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后又在武家河、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一带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并组建了3个农民联合总会，发展党员50多名，在杜家河、武家河、和城壕建立了3个中共党支部。建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6月在华池温台杜家河庙里召开群众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庆北办事处。办事处兼有党政双重组织，机关先后驻温台田窑、定汉龙木庄。辖柔远区苏维埃政府。办事处设在田窑李培福家中，办事处主任边金山、秘书长马仰西。文化委员马仰西（兼）、土地委员李培福、肃反委员朱培福、经济委员李培福（兼），劳动委员党生喜。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撤销。

    1934年5月，在紫坊畔成立赤安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11月7日，在吴堡川朱家沟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主席边金山。辖今华池紫坊畔乡一部分和陕西的白豹川、吴堡川、脚扎川一带。县址设紫坊畔大榆山桃树咀。1937年秋赤安县撤销，白豹、水泛、吴旗3个区划归华池县，1942年，吴旗县成立，上述区域均划归吴旗县。

    1934年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在柳湾沟柏树掌成立，机关驻定汉乡龙木庄，庆北指庆阳城以北部分地区，辖今华池县的柔远、温台、定汉、城壕乡和悦乐镇一部分。政府下设秘书和文化、土地、肃反、劳动、财政委员会，主席强家珍，副主席高世清。全县两个区，田河为一区，主席李培福，下辖高河、温台、悦乐、城壕、白岔沟门5个乡苏维埃政府；柔远为二区，主席张天孝，下辖打扮、张岔、庙巷、温嘴子4个乡苏维埃政府。1935年秋，改田河区为温台区，并新设城壕区，主席黄兴仁。庆北县亦逐步向五蛟、元城一带发展。

    元城一带在1934年前属蒋管区（即国民党统治区），1934年后逐渐发展为游击区，1936年红军西征路过元城，建立元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光升，后为肖拐子，副主席周治珍，下设7个乡。同年12月，在元城区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苏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陶贵耀，副主席李志明。下设内务、经济、粮食、财政、土地等部门。辖元城、八珠、铁角、箩儿崾岘四个区。1937年5月苏庆县撤销，元城区并人华池县。中国共产党在庆北县的组织有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三个支部。1936年春，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合并成立庆华县，庆北县撤销。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有游击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1933年至1935年1月，在南梁先后建立游击队9个，赤卫军大队5个。

    庆阳游击队1933年成立于南梁何沟门，活动在二将川、柔远一带，杨培盛、邵怀德、张志孝先后任队长，习仲勋、王宝珊、张秀山先后任指导员、政委。合水游击队1933年11月成立于华池豹子川的王街子，活动在东华池太白一带，张振东、王志林、赵生先后任队长，孙铭章、刘约三先后任指导员。保安游击队1933年成立于南梁小河沟，活动在南梁、陕西甘泉洛河川一带，刘约三任队长，王荣任指导员。庆北游击队1934年春成立于华池柔远川，活动在柔远、温台一带，赵占魁、李树林先后任队长，任有升、赵志善先后任指导员。定边游击队1934年秋成立于乔川李崾岘，队长黄兴仁。华池保卫队1934年11月成立于南梁，队长何兴旺、副队长保兴才。庆北游击队1934年冬成立于华池县怀安乡的坪庄，活动在怀安、元城、陕西的吴旗头道川一带，大队长王荣，党代表杨占鳌。环县游击队1934年成于在华池县五蛟、元城一带，队长王怀刚。华池保卫大队，1935年春由华池保卫队扩编，大队长黄克秀，指导员刘培清。

    1934年春，南梁地区同时成立5个赤卫军大队，约1000余人。1934年秋，成立了3个少先队，共约100人，主席王生金。

    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过程中，少先队、赤卫军、地方游击队是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他们不仅有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而且肩负着配合正规红军作战，开辟苏区的使命。

    1933年秋，在华池成立的群众团体主要有农民联合会，贫农团、妇女会等。最早的群团组织是1933年秋天成立的金岔沟门农民联合会，主任白扬珍，副主任贺二，之后，白马庙、玉皇庙、平定川、太白、东华池普遍成了这些群团组织。1935年初，柔远一带成立7个农民联合会，分管武家河、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等20多个地方农民联合会。

    华池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县之一，1934年建立人民政权，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各根据地纷纷陷落，是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从1934年建立政权，未中断保留至今的县级人民政权，全国只有华池一县。

    5．南梁旗帜飘扬

    南梁政府成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建政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南梁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发展，使这里成了一个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成为当时全国“最文明、最先进”的地方之一。许多革命经验在这里创建，许多新思想在这里涌现。

    陕北、榆林、横山一带及周围的穷苦农民纷纷投奔南梁，西安等地一些追求真理的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从敌占区千里迢迢来到了南梁。1935年春，南梁一带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之前的290多户2400余人，增加到1000多户，6000多人。

    1935年春天，南梁根据地从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的贫苦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挥鞭催牛，精心耕种，处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春播景象。山坡上、川道里，到处是春播的人群，到处都传来翻身农民从心窝里飞出的悠扬、动听的民歌：

    自南梁来了刘志丹，

    咱们的日子不一般。

    打倒了土豪和老财，

    推翻了军阀和赃官。

    没地的农民有了地，

    没穿的穷人有了穿。

    自己动手来自己吃，

    再没有杂税和苛捐。

    就连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妇女，也唱出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跟上哥哥上南梁，

    你骑骡子我骑马，

    剩下毛驴驮娃娃。

    一首《悄悄把誓发》这样唱道：

    妹妹十七哥十八，

    二人悄悄把誓发，

    跟上红军闹革命，

    瞒着村里财东家。

    还如：

    人人都说革命好，

    我跟上哥哥上南梁。

    你当兵来我宣传，

    咱二人闹革命多喜欢。

    就连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山大王，也率部弃暗投明。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黄龙山区有以贾德功、梁占奎为首的绿林武装2000余人，贾德功自称师长，梁占奎自称团长。梁部营长郭宝珊，出身贫苦，自幼逃荒要饭，拉过长工，当过矿工。因国民党当局的剥削压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是被“逼上梁山”当山大王的，其部自称义勇军。自1931年后，郭宝珊就受到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影响，刘志丹曾多次给他写信、捎话做工作，争取他弃暗投明。郭宝珊先做到不伤害红军，以后进而掩护红军伤病员。1934年夏，刘志丹派黄罗斌去黄龙山，再次动员郭宝珊参加革命。郭宝珊此时一方面向往革命，同时又怕蹈杨谋子覆辙，犹豫不决。1934年夏秋，国民党十七路的杨志恒部威逼利诱贾德功、梁占奎。10月，贾、梁率部2000余人开往庆阳，接受杨志恒收编，郭宝珊营同行。途经合水太白时，陕甘边区军委派人与郭宝珊联系，并送去补给品以示慰问。在红军的感召下，郭便通过哥老会关系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接受改编。当这支部队到合水城关时，刘志丹又派军委供给部长马锡五前往接头，又送去马匹和其它礼物。贾德功、梁占奎部队到达庆阳，杨志恒部队已撤离陇东。国民党军队六十一师杨步飞部、三十五师马鸿宾部派3个旅的兵力，将庆阳包围，迫其接受改编。在这种情况下，郭宝珊率本部1个连于11月26日起义，绕道环县兴隆山进入庆北苏区。庆北苏区党组织负责人马仰西亲自去接头，并派人去南梁汇报。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红三团、骑兵团到新堡接应掩护。12月16日，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并宣布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西北抗日义勇军编3个大队，归红四十二师指挥。

    南梁，以它强烈的感召力号召和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翻身闹革命，求解放。陕甘边特委和政府在普遍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妇女、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积极地进行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1934年冬，相继召开了庆北、甘洛、安塞等地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庆北、甘洛、合水、安塞、合水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根据地的区、乡、村苏维埃政权。1935年春，成立了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由马文瑞任主席兼书记，将宜川、甘泉等地群众自动组织的300余人的“抗捐军”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由郝志德任司令员，建立了红宜、赤川、肤施（延安）等县临时革命政权，扩大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4年冬到1935年春，边区开展的“扩红”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政府明确规定：实行自愿的兵役制，由政府动员，群众自愿参加，愿加入红军的先在游击队经过一段训练，再编人红军主力部队。当时苏区到处是投奔南梁当红军、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送夫当红军的动人情景，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了起来。许多贫苦农民自愿参加游击队、赤卫队，使革命武装力量到了源源不断地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1935年春，以华池、合水等县游击队为主，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刘景范任团长。同时，关中游击队编为红一团，张仲良任团长。至此，红二十六军有了红一、二、三、四团和抗日义勇军2000余人的兵力。各县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军增加到5000多人，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随着陕甘边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当局又部署了新的“围剿”。这次是采取分兵蚕食的办法，逐步向中心区域推进。红军主力骑兵团在吴堡川，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战。随后，在第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垮了谭世麟在庆北根据地西北部边沿的五蛟和刘坪守敌。

    陕甘边区军委了解到曲子镇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城内敌人正集中5个区的民团和县保安大队集中整训，约500人，加上县政府的大小官员和职员，约近1000人，民团团长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率部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我部决定派骑兵团与庆阳游击队配合，长途奔袭曲子镇。首先，庆阳游击队的侦察员装作做小买卖的，有钉秤的、修箩的，还有补锅修壶的、小炉匠，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和群众闲聊，把城里的情况侦察清楚，日头偏西，他们又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到别的地方去了，无人在意。骑兵团于11月15日由南梁出发，在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第三、四中队会合，共有步骑兵近300人。骑兵团长赵国卿、政委高锦纯及庆阳游击队负责人张志孝等在悦乐召开了军事会议，制订了具体作战方案。红军部队连夜出发，路经辛家沟、孙家湾子，消灭了庆阳县孙家湾子民团。游击队员紧跟骑兵团一路小跑，趟过冰冷的环江，沿川北上，急行军一夜赶到曲子附近。天刚放亮，骑兵团一连一排在排长柴正祥的带领下，提前到达曲子，压马后化装进城。大部队16日拂晓前赶到曲子，天亮发起猛攻，预伏红军也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保安队有的还在熟睡，突遭袭击，乱作一团，稍做抵抗就四散逃走。团总李恒泰被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20多人逃到曲子镇北打瓜洼山上，被红军包围俘获，战斗进行半个多小时就胜利结束。这次战斗，击毙了国民党曲子区长朱文成，俘敌李恒泰、崇敬义部下近百人，缴获枪支、子弹及其它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战斗中国民党环县县长郑致中住在城西的寨子中，听见枪响化装逃跑。战斗结束后，红军在曲子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3人。缴获的粮食和衣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群众，一部分武器弹药武装了庆阳游击队。当晚，红军部队撤离曲子镇，回到南梁。接着红二团、骑兵团攻楼坊坪，取得了这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当地群众编的顺口溜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描述：

    刘志丹、习仲勋、

    杨培盛、张秀山，

    他们来到马岭川，

    组织了庆阳游击队，

    抓枪杆子来占地盘。

    三二年、九月天，

    配合二十六军打民团

    先占孙家湾，

    后攻曲子县，

    杀了李恒泰，

    收枪百余杆

    土匪民团一扫光，

    丢掉愁容换新颜，

    红旗插上阜城山。

    曾经草木葳蕤的南梁，一杆招展的旗帜，一束革命的火种，一种自由的曙光，照亮群峦，照亮陕甘，最终红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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