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张光斗一家四口借住在上海的岳母家里不太方便,朋友带来消息说,不如重回南京。想到南京的重要官员都已撤走,或许已经平静下来,他们就搬了回去。
这一年,解放战争进入了攻坚阶段。4月20日,中共和南京当局在北平的和平谈判最终破裂。20日晚和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安庆、芜湖间和镇江、江阴间以及贵池、湖口间的三道防线。23日一整天,南京简直成了一座“空城”。24日凌晨,解放军将五星红旗插上了总统府,解放了南京城,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没有打一枪一炮,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张光斗一家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司法部大楼大火连天的情景,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败走南逃的情景,亲眼看到了南京街头解放军军容整齐地躺着休息的情景。他看到人们扭着秧歌,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走向新时代!欣喜之余,他盼望早日恢复工作。
没过多久,南京解放军军管会派人来接管水电总处,并成立了水电总处保管处,由张光斗担任工程组长,领导他们的是一位不懂水利工程的解放军连指导员。他经常责骂张光斗等人,说他们过去是国家的走狗,欺压百姓,现在得认罪改造,为人民服务。这让大家颇感委屈,而且接连几个月,保管处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业务,只让大家拔草种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张光斗认为这种不结合工农实际的劳动锻炼是无法改造大家的思想的。他有些苦恼,又无可奈何。于是,他想到去教书,做一些实际的业务工作,或许还能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夫人钱玫荫也很赞成他去大学教书,希望能够稳定生活,改善环境。于是,张光斗致函清华大学工程院的施嘉炀院长,表明自己希望教书的志愿。施嘉炀是著名的水力发电学家、工程教育家。那时的清华经过八年战争的蹂躏,百废待兴,亟需大批人才,施院长很快回复张光斗,表示清华大学愿聘请他。但是,水电总处的领导不肯批准张光斗的辞呈。最后,经过多次谈判,华东工业处孙冶方处长同意张光斗以请假一年的形式去清华任教。
水利泰斗张光斗传第五章北上清华10月初,张光斗离开工作了十二年之久的水电工程机构,恋恋不舍地前往北京。到了北京,他们一家住在胜因院53号的照澜院姚家,慢慢开始适应北方生活。大儿子张元正进入成志小学上学。
到清华后,张光斗被聘为教授,待遇优厚,月供1100斤小米。他给土木系本科四年级讲高等结构力学和水利发电工程两门课程。由于清华过去一直沿用英文课本,上起来很费劲,他就开始编写中文教材,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初来乍到,每次在教育教学上遇到什么问题,张光斗都会虚心向其他老师请教,也经常做一些自我反思。例如,水利发电工程课的课时很紧,而且没有好的教学方法。张光斗经过长久反思,发现工程课以讲授基础理论和工程构造为主,使学生掌握设计方法,而生产实习则可以积累感性经验,所以教师应该充分把握这两个环节,将理论教学和实际运用结合起来。他的工作热情、爱国情怀感染了同学们,大家都很喜欢张老师的课。这一时期,张光斗还在北京大学土木系兼授水力发电课。1950年上半年,他给水利组的同学们上水利施工和水工设计两门课程。水利施工在当时是新开设的课程,主要的教学内容是施工组织和施工方法,由于缺少让学生实习锻炼的机会,他常常对自己的授课效果不太满意。
张光斗不但在教学上对自己要求严格,努力钻研,勤于思考,而且毫不藏私。他在美国垦务局学习期间收集的许多设计规范和技术备忘录在当时非常稀缺,很多单位纷纷向他借用。为了便于管理收藏和资源共享,张光斗索性把这些资料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的高度评价和诚挚谢意。而1937年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书籍和资料一直存放在上海岳母家,后来,他便就近捐献给了水电总局上海勘测设计院。
张光斗的工作态度和卓越表现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和肯定。1950年,他应邀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春节招待会。春节前夕,北京饭店的灯火分外明亮,分外美丽!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这里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春节招待会。张光斗一生中见过周总理不下数百次,而那个晚上是他与这位人民的总理的第一次谋面。
周总理向他走来,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问:“你是学什么的?”
“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张光斗回答道。
总理亲切地说:“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很重要,黄河长江的防洪兴利任务很重,需要大家努力工作。”
张光斗接受《大家》栏目采访总理的话语是多么的亲切,总理的教导是多么的诚恳,那一刻,张光斗的眼睛湿润了。后来,张光斗用“毕生难忘,铭记在心”来形容他与总理的这次会面。他感受到了新中国对水利水电事业的重视,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感受到了自己当初留在国内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
1950年春节期间,清华大学在工字厅举行团拜会。张光斗与叶企荪、张奚若、刘仙洲、梁思成、张子高、周培源等著名教授学者会晤交流,倍感荣幸。正如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时的清华人才济济,才高八斗的学者专家数不胜数。这些大师都受过中西文化的洗礼,在本领域建树非凡,是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也是一代教育大师。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大家庭让张光斗倍感温暖,同事间的悉心交流让他备感亲切,这都成了他学习工作的新动力。
1950年半年,张光斗给土木系四年级水利组的同学们教授水工结构课程。这在国内是新开课程,当时没有教材,张光斗尝试编写配合教学的讲义教材,效果很好,这也成了他后来的专著《水工建筑物》的雏形。
转眼,1950年的夏天到了,张光斗请假教书的一年时间即将期满,水利发电工程总局人事司要求张光斗出任水利总局总工程师。可是,张光斗编写教科书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而水利总局的实际业务很少,所以他自己打算继续留在清华。经过多次请求,多方交涉,张光斗终于得到了续假一年留在清华的机会。
1951年,张光斗开设水利机械课程,同时继续编写教材。在讲授基础理论和基础构造时,经过认识思考,他把重心放在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精神上,并且逐渐养成了每个学年都更新讲义的习惯。学期末,清华大学工学院决定成立水利发电工程系,任命张光斗为系主任。为了配合建系工作,张光斗积极响应,认真准备。次年院系正式调整,清华大学工学院水利发电工程系诞生了。除了和土木系相似的基础课之外,水利发电工程系开设的技术基础课还有:水文学、水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钢筋混凝土学、工程地质学、工程材料学和电工学。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专业课除了开设水利发电工程方面的课程以外,还有其他水利工程方面的课程和电机工程课。同时,张光斗还积极筹建相关的试验室。
195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教职员和专科以上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代清楚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学校很快掀起了学习改造运动。该指示用词严厉,寒气逼人,但沉浸在欢乐中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浑然不觉引自http://dszb.whdszb.com/ydqy.htm。。
1952年,在清华大学内开展的改造运动中,张光斗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认为“科技无国界,应该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批判者说他宣扬美国科学技术,政治上有亲美、崇美、恐美的倾向;他的诚实正直和与人为善则被批评为思想上的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者言辞激烈,行动过火,虽然张光斗理解学生的年轻气盛,也深知自己没有错,但他毕竟因此在感情上饱受伤害——批判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青年学生!
改造运动的初衷是为了纯洁队伍,清除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但由于要求过急、过高而且方法简单,这一运动极大地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
1952年,张光斗续假已满,要回到水利发电工程局去。但清华大学新任校长蒋南翔不同意他离校,他便留下了。在张光斗自己看来,这也是人生的机遇,让他有机会为清华水利水电系的发展,乃至新中国的工程进程继续作出贡献。
在张光斗初进清华的那段时光里,政治上一边倒的倾向同样在高等教育中蔓延开来,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课程设置以及毕业实习等各方面都开始照搬苏联模式。年底,苏联教育专家来清华大学讲学,到水利系来的是高尔竞柯和倪克金两位教授。高尔竞柯给教师们讲授水工建筑物课,其授课内容理论和技术含量高,表达精炼到位,于是张光斗就把他的讲义翻译成了中文。
在这段时间里,张光斗一边要听课、校对讲义翻译稿,一边还得给学生们上课和辅导课程设计,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暑假期间,他带领学生们到水利工地进行生产实习。寒假期间,他整理实习大纲和计划,为学生们的毕业设计收集资料,做准备工作。
众所周知,在建国初期,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我国高校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苏联教育经验的深刻影响。当时苏联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确实有其先进之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所帮助,但它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专业知识学习面过窄,理论基础薄弱,不重视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也不重视科学研究。张光斗在总结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时已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没有在成果报告上明确指出,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开始竭力避免负面影响的扩大。后来,他通过开展一些生产性的试验工作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试图予以弥补和改进。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张光斗和刘仙洲、梁思成、钱伟长等被选举为学部委员。中科院学部委员是国家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他们是国家科技方针政策的智囊团,并且领导着中科院的各研究所。当时中科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是竺可桢。张光斗被分在科学技术部,他们的主任是严济慈、茅以升和赵飞克。能够跻身这个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殿堂,与一代科技大师为伍,张光斗在倍感荣耀的同时,也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这一年的下半年,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在清华水利系的支持下,成立了水工研究室。该研究室主要做促进水利基础性研究的发展工作,下设泥沙组、水利组和水工结构组。其中,泥沙组着重开展泥沙冲淤规律的研究、水利组着重高速水流的研究、水工结构组则着重结构理论的研究。这主要是为了纠正国内科技教育不重视基础研究的弊端。当时,正在积极筹建水工研究室的张光斗,身兼研究室主任和水工结构组组长的重任。水工研究室主办《水利学报》,第一期就发表了张光斗的论文《重力坝渗流理论》,这是他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之一。
1955—1956年,中科院科学部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即将推广的科学规划,明确了发展科技建设国家的任务。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提出“任务带学科”的方针,指导具体科研。科技规划还提出了核能、导弹、电子、自动化四项应急重点任务,同时对自然科学学科做了规划。水工研究室根据苏联专家的提纲拟定了科学规划草案,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出发,提出急需解决的水利技术任务,并要求保证高水准完成。各项任务的草案经水利组会议讨论修改,并邀请生产部门、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讨论交流,修改整理,最后向领导组报告。这个时期,张光斗因忙于中科院的工作而无法担任学校的教学任务,但水工教研组和水工研究室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1957年,张光斗作为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前往苏联考察学习。代表团的任务是听取苏联科学院对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的意见,并商讨与苏联科研机构的合作事宜。在听取了苏联科学院院士有关水利项目的意见之后,张光斗、张子林、张昌龄作为水利组成员参观了苏联国家水文局、国立地质研究院、国立水工设计院、莫斯科土建学院、全苏海洋工程局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水利研究机构等。张光斗还得到批准,留苏学习三个月,在全苏水工研究院学习偏光弹性试验和塑性材料模型试验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回国前,他还买了一些试验仪器和材料带回去。
这次访苏,张光斗收获良多。11月7日,在十月革命的庆祝典礼上,他亲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赫鲁晓夫等领导人。看到苏联先进的新式武器、富丽堂皇的克里姆林宫、繁华的百货商场,他觉得苏联不但自身强大而且敢与欧美抗衡,故下决心多向苏联学习,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令他终生难忘的是,他还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的精彩演讲——主席勉励学生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著名的话语深深刻印在张光斗的脑海里,他决心努力工作,培养好中国的下一代。
回到清华后,张光斗为学生的毕业设计做筹备工作。从1958年开始直到1960年,大跃进运动使清华大学停课搞运动。1961年上半年,校长蒋南翔提出“三个阶段,两点论”的观点,即解放前、学苏、大跃进三个阶段,都有成绩和缺点,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学校开始进行调整,学生开始补课,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研活动都得到了恢复。水利系恢复正常教学后,经学校批准,成立了高坝和高速水流研究室,由张光斗担任主任。
这期间,张光斗开始着手主编专著《水工建筑物》。这是国家水电部专门为本科水工专业学生编写的教材,集结了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四大高校的著名教授合作编写。作为一部面向全国的通用教材,质量和水平的要求都相当高。编写小组召开成立大会,讨论全书提纲,确定框架,分配章节。每章写好初稿后由主编逐节逐句地审查,提出意见,再交作者修改。有时,修改幅度很大,甚至有几节内容全部推翻重写,对语言字句也反复推敲以求精准。待每章写好,开会讨论定稿之后,才算完成。历时三年,在N次会议之后,集体智慧的结晶终于浮出水面。水利部请专家审稿后表示非常满意,最后交由科学出版社,准备出版。
1963年春,张光斗和水电部的沈泔卿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参加国际拱坝计算会议。在这次大会上,张光斗听到了许多拱坝计算的论文,深受启发,比如,用有限元法来计算拱坝的方法非常灵活好用。在大会上,张光斗宣读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讲拱坝计算的,另一篇是讲拱坝结构试验的。与会期间,他还遇到了加州的校友克劳夫,两人相谈甚欢结为好友,促成了双方的科研合作。
1963年暑假,高教部和水电部派高坝考察团去法、瑞两国考察高坝建设,张光斗出任团长,随行的团员有李鹏、陈益昆、纪云生、顾兆勋和祁庆和等。当时的法国拥有欧洲最大的水利研究所——夏都水利实验所,设备先进,规模宏大,不但有水工试验槽、试验池、真空试验箱、水轮机试验台、两向波浪池,还有核反应堆流体力学试验台,这让他们的中国同行大开眼界,赞叹不已。可惜由于时间紧迫,张光斗一行没有来得及深入学习。他们还随法国电力公司的陪同人员参观了那时世界最高的莫伐桑拱坝、夏斯当厂房顶溢流拱坝和法兰脱头坝等,见识了许多创新之处。
在瑞士,他们得到胡根博士的热情接待。他们参观了新型大坝,了解到瑞士大坝都非常轻巧,混凝土质量高,也非常重视施工技术。另外,瑞士重视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每砍一棵树就要补种上三棵。这一点,让张光斗等感触颇深。
除了出国考察学习,张光斗极为珍视三尺讲台。一生在讲台上足足站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张光斗始终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习惯——几乎年年都要写新教案、增添新内容。即使在古稀之年,患了白内障,拿着放大镜他也这样坚持。他常说,你老教一本书,这是教书匠,不是教师,教师就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改变。
张光斗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课内和课外相联系。他的学生——水利系教授张仁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张老上课时的情形:“张先生讲专业课非常生动,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过去的专业课总是传授理论知识比较多,实际应用的内容讲得比较少。而张光斗拥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过程都非常了解,经常会讲些具体生动的例子,同学们都非常感兴趣,觉得与实际联系得很紧,收获很大,比如水利系1965届毕业生陈士贵终生难忘张老的水工结构课,他说:“他的课不光讲书本知识,还有很多工程实际,同学们都像听故事一样。”
2 栉风沐雨修水利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规模空前的水利建设中,张光斗渊博的学识、杰出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挥。
官厅水库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官厅水库工程局成立于1949年年底。经张任教授推荐,张光斗到官厅水库工程局任工程顾问。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它格外受重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先后到此视察。张光斗参加了官厅水库枢纽规划,和土坝、溢洪道、泄洪洞的设计。由于缺少年轻有为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和张任每周六都去工程局工作。一次,张光斗的老朋友兰荫写信来,要他给刚在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研究院获得理科硕士学位的冯寅介绍工作。兰荫是张光斗在美国垦务局一起共事过的朋友,冯寅毕业后也在联邦垦务局工作过。于是,张光斗就把冯寅介绍到官厅水库工程局工作,后来两人合作得十分愉快。当然,大多数时间张光斗还是在清华负责日常工作。
春节后,水利部请张光斗、须恺、刘钟瑞、李维弟、冯寅等人到官厅水库做地址勘察。那日,怀来县漫天大雪,寒风刺骨,堵住了他们的路途。张光斗只好买了一瓶二锅头在旅馆驱寒。次日清晨,他们骑着毛驴上现场,晚上住在山顶的小破庙里,奇冷无比。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仔细勘测了坝址的地形条件,确认土坝设计的原方案可以使水库具备防水、供水的功能,先修水库,以后再造水电站。
1950年冬,张光斗跟随施嘉炀副院长考察了吉林丰满水电站和沈阳东北水利总局。他们还去了申窝水库工地,在看了当地的坝址地形和地质条件之后,注意到当地可利用鹅卵石做粗骨料的优势,提出修建百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坝的建议。在大伙房水库,张光斗帮助设计了土坝、旁侧溢洪道、泄洪隧洞兼发电洞和调压井。
1951年,张光斗负责黄河下游第一座引黄灌溉工程——黄河人民胜利渠的设计任务,他首次大胆尝试,破堤取水,将滔滔黄河水引入两岸的农田,为下游的引黄灌溉开辟了新路。
总之,张光斗常年出差在外,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他先后指导参与的工程有河南泾洛河水电站、广东新丰江水电站、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四川紫坪铺水电站、黄河三门峡工程、浙江瓯江水电站、黄河龙门水库、湖北丹江口工程、黄河陆浑水库、四川秀湾水电站和渔子溪水电站。他还参加过一些发生事故的水利工程的善后处理工作,比如曾诱发地震的广东新丰江水电站、北京永定河马岭水电站河岸滑坡和三门峡水库的泄洪排淤,等等。
建国初期,在张光斗指导设计的工程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密云水库。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大搞水利建设,京郊大地到处轰轰烈烈,先后建成了十三陵水库和怀柔水库。可是这两座水库库容不大,只能有限地解决北京的用水问题。当时北京附近的两条河流即潮河和白河直接威胁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北部广大地区的安全,于是,在大搞水利建设的形势下,修建密云水库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张光斗(左三)在密云水库调研密云水库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密云县中部。修建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委主持的工程项目,中央有关部门先把密云水库的潮河部分交给了清华水利系。
清华水利系负责的潮河水库主坝址在南碱厂。为做好设计及施工工作,水利部派出以总工程师冯寅为首的权威专家组长驻工地,而水利系几乎所有的师生都投入到了密云水库的设计工作之中,学校还组织了电机系、建筑系、土木系的一些教师协助工作。设计组以张光斗教授为首,学生则以1958年毕业班为骨干,一起负责密云潮河部分的初步设计工作。这项工程设计作为58届同学的毕业设计,可称得上是“真刀真枪”。
经过水利系和相关工作人员仔细地现场勘察,发现此次工程相当复杂,规模上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师生们做过的工程较少,经验不够丰富,要他们承担如此的重任,张光斗心里很是没底。
周总理视察密云水库1958年6月,“真刀真枪毕业设计”出炉了。7月,张光斗代表水利系向市委和市政府报告了密云水库的潮河设计方案。经过推算,他们认为潮河水库设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建成之后实际效益巨大。一方面,水库建成后,可将潮白两河下游的防洪标准提高到300年一遇;另一方面,它还能为北京市供水供电,水流量可达28.1立方米每秒,预计灌溉农田400万亩,发电装机9万千瓦。这次汇报得到了市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密云水库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7月26日,张光斗得到通知,让他速去潮河坝址,因为周总理将亲自来勘察现场。密云水库是首都主要饮用水源基地,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最大水面188平方公里,蓄水量43.75亿立方米,相当于40个金海湖、50个怀柔水库、80个十三陵水库、150个昆明湖,首都市民每喝三杯水中,其中就有两杯来自密云水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密云水库的修建倾注了无数的心血。总理仔细勘察了地形,认真听取了张光斗等人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和修建水库规划设想的汇报后,还提出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认真论证和优化对比,最后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规划坝址。之后,周总理还向张光斗询问国外水库建设的情况。
总理问,是否白河水库与潮河水库必须同时修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白河与潮河水库必须同时运行才能发挥作用。周总理建议两个水库由同一家单位设计。于是,经北京市委同意,白河水库的设计任务也交给了清华水利系。之后,总理又来过两次。因为水库建设要淹没16万亩耕地和迁移4万余农民,总理亲自访问水库地区农家的生活生产情况,千叮咛万嘱咐,要北京市委做好水库的移民工作,保障农民迁移后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
8月,周恩来总理来到清华视察学校举行的毕业设计展览会,对同学们的设计感到很满意,还把北京市河网化的设计任务也交给了清华同学。看到“真刀真枪毕业设计”使自己在政治、教学、生产、科研、劳动五大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同学们欢呼雀跃,大受鼓舞。
不久,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决定正式修建密云水库。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水利部、北京市委和天津市政府直接领导,成立三人领导小组总负责的“建设密云水库总指挥部”。水利电力部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由张光斗任院长和总工程师,领导清华水利系的教师们赶做白河水库的初步设计图。
1958年9月1日,密云水库举行开工典礼。张光斗一边负责设计工作,解决工程技术上的问题,一边指导和审核设计,夜以继日,非常忙碌。密云水库开工之后,清华各系总计有100多名师生参加了设计,参加其他工作的同学先后逾200人。
谷兆祺,1952届清华学生。在回忆当年参与密云水库的工作情形时,他意味深长地说:“50年代建造密云水库这么大的一个水利工程,条件是极为艰苦的。清华的师生除了几位年长教授住在工棚中外,所有年轻师生全都住在半地下的土窖里,即在地上挖个坑,上面做一道矮围墙,盖上席子,搭上通铺就是我们的宿舍。1959年和1960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师生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不足30斤,几乎没有什么副食供应,大家都得在半饥饿状态下去完成许多重体力劳动,甚至开夜车……但是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所有清华师生仍然情绪高涨,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努力克服工程设计及施工中的一道道难题,在各方面的积极协助和配合下,完成了一年拦洪、二年建成的艰巨任务。”
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张光斗的设计助手吕应三从工地打电话到张家里,说有学生提出要抽掉廊道内的钢筋以节省投资。一听此言,张光斗急匆匆地赶往密云水库设计组,急忙找到那位学生进行询问。那学生说,是总指挥部的老总讲白河大坝第二年汛前可以建成,因此廊道不需要渡汛泄洪,汛前可以堵塞,钢筋可以抽掉。但见多识广的张光斗认为那样做是极不安全的,因为虽然第二年汛前大坝已可拦洪,但依旧未完工,仍需要廊道泄洪,而廊道在水压和大坝的重荷下,需要钢筋加固。一旦去掉廊道内的钢筋,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可那学生觉得自己有人撑腰,始终固执己见。在施工过程中,他们居然瞒着张光斗,不仅偷偷地抽掉了廊道钢筋,而且还把水塔也去掉了。
12月,张光斗从外地考察回来,发现水塔没有了,廊道钢筋也被抽掉了!作为总工程师的他大吃一惊,忧虑万分!因为没有钢筋的廊道将给泄洪带来极大的危险,而险情一旦发生,则水库下游几千万人民的生命难保!那样的事故一旦发生,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怎么对得起一直关心密云水库的周总理?接连两天,张光斗寝食难安,在河边来回踱步,设计助理吕应三担心他一时想不开会跳河自杀,只好一直跟着他。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张光斗决定先调查清楚情况再向总指挥部报告。于是,他紧急召集设计组的何慧贞、刘天雄,在和他们商量后,决定让吕应三、谷兆祺等人先弄清情况,然后大家讨论解决方案。可是,党支部却认为张光斗在搞专家路线,还组织教师开会批判他。张光斗顾不上为自己进行辩解,而是日思夜想如何加固廊道。这时,工程总指挥王宪同志得知了此事,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承认抽掉钢筋的做法是不对的,并同意补建水塔。于是,他们请来苏联专家共同商量,但还是没有商量出可行的好办法。张光斗提议,先设法补建水塔,并在流量小时请工人在水中锚固锚固(anchoring),工程建设中的一种固定方法,就是在岩石或土壤钻孔或挖井后灌入混凝土,或者在底部用高压灌浆的固定方法。锚固后,被锚固体的承载力将决定周边的剪力和锚底的阻抗力。槽混凝土,以使来年的水位不超过水库的水位。
1959年1月,周总理第三次视察水库工作,知晓了抽掉钢筋的事,很是不安。为了排除张光斗在工作上的干扰,周总理特别对钱正英副部长和王宪同志下达了三点指示:
1 今后张光斗不准离开工地;
2 图纸必须有张光斗签字;
3 技术上要相信张光斗,不能勉强他同意他认为不对的意见。
获此消息,张光斗十分感激总理的知遇之恩。显然,周总理的这三条指示为工程质量提供了政策保证。汛期来临之前,潮河和白河的水量出奇的大,张光斗建议把走马庄已建成的4号副坝挖掉,立即修建排洪道。虽然工程浩大,但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补救办法,虽然有争议,大家最后还是同意了。
汛期来临时,白河大坝上游的围堰还没有及时完成,由于施工土料过细,造成围堰缺口。洪水到来,水位骤升,导流廊道流速很大,出口冲刷严重,民工日夜抢险。在汛期的一个月里,张光斗一直坚守在第一线,晚上参加抢险指挥会议直到清晨,白天到设计代表组讨论技术问题和审查设计,还要到施工现场查看工程情况,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而周总理哪怕身在千里之外的庐山,每天也会让秘书打电话来询问白河水库的安全情况。张光斗感动之余,工作更努力了。汛期过后,密云水库平安渡过危险期,张光斗却病倒了。
密云水库一年拦洪,安全渡汛,在当时是伟大的胜利,各大报纸竞相报道。
9月7日,周总理第七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看到潮河大坝和白河大坝的修建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在听取了水库继续施工的设计和施工计划后,总理表示满意,指示务必保质保量,干净利落地完成,决不留尾巴。
后来,总理还先后请张光斗和王宪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作客,听取他俩关于密云水库进展情况的汇报。他们向总理汇报了水库的后期工程情况,并讨论了北京市的水利建设情况。汇报结束后,总理招待他们吃午饭,每人一块烤白薯、一个馒头、一个窝头,大家共用一个火锅、四碟小菜,吃得很愉快。
1960年,密云水库基本建成。设计组大队人马返回学校,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作为总设计工程师的张光斗考虑到密云水库是大跃进中设计的产物,生怕有疏漏,于是吩咐几位教师继续留在工地,把所有设计重新核对一遍,凡有不妥之处,一定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弥补,以确保不留后患。在三年自然灾害、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青年教师们忠实地执行了张先生的指示,整整用了三年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一旦发现问题,张光斗总会仔细斟酌汇报内容,与大家一起商讨补救措施,确定哪些地方确实需要补救,然后向工地指挥部及上级报告。他不隐瞒、不推诿,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先后对十来项工作做了补救,消除了隐患,保证了水库安全正常的运行。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这些关键部位从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密云水库运行安全,向北京源源不断地供应优质水源。
在密云水库的整个修建过程中,张光斗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大胆创新,但不冒进;重任在肩,殚精竭虑;谨慎负责,以百姓为重。正是这样的努力和刻苦,才铸就了密云水库的巨大成功。
密云水库建成后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湖,不但其直接经济效益显著,也成了旅游度假的胜地。登临坝顶,豁然开朗,烟波浩淼,天水茫茫的湖面,渔船点点,一望无际,水库旁的各式建筑隐现在青山绿水之中。假若沿着环湖公路绕行,整个密云水库便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扑入眼帘。周总理曾多次陪同外国首脑到密云水库参观,他自豪地向他们介绍说这是华北最大的水库资料链接:密云水库建成后,从根本上消除了潮、白河的水害,使其下游600多万亩良田免遭水灾,400万亩旱地变成水浇田,并新辟河滩荒地100万亩。该水库担负着供应北京、天津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工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任务,成为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两座发电站装机容量为9.64万千瓦,年发电量1.15亿度左右。库内年产淡水鱼300万公斤。密云水库具有防洪、灌溉、供水、发电、养殖、旅游等综合效益。1964年成立密云水库管理处,设潮河、白河、园林管理所及职工医院等,共有职工670人,负责水库的维护管理和调度运用……如今的密云水库,水面辽阔,水质优良,山水相映,林木葱郁,风光绮丽。1960年后,为方便游人观光,修建了110余公里的环湖公路,沿岸楼阁座座,果园飘香,被誉为“燕山明珠”。 。
1960年7月,毛主席视察密云水库。清晨,得知毛主席要来,大家都激动万分,列队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王宪、张光斗和冯寅三人陪同主席观看水库模型,汇报水库情况。主席问了一些水库效益和移民安置的问题,然后上船视察水库。张光斗坐在船上认真地听主席讲话。毛主席遥指长城说,过去封建社会造长城祸害黎民,现在新社会修建水库造福百姓。毛主席还即兴讲起了很多历史典故和古代诗词,简直如数家珍。理工科出身的张光斗感到很好奇,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为什么能记得那么多的历史掌故和诗词呢?主席笑着说,作为中国人都该知道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你们这些工程脑瓜也该学些历史和文化。
毛主席的这句话深深地刻进了张光斗的心里,对他日后的高等工程教育文理并重观念的产生具有相当的影响。午饭后,毛主席在潮河水库里游泳,矫健自如,于是,张光斗更加敬慕这位人民领袖了。当晚,张光斗搭乘主席的专列回北京,一路又激动又得意。
张光斗曾说过:“在旧中国,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虽有爱国之心,但无救国之方。幸而共产党、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全中国。”
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都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满怀希望,而新一代领导的器重和厚爱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多作贡献,为民造福的信念。抱着这样的理念,在解放后张光斗一如既往地讲真话、办实事,数十年如一日,钻坑道、爬陡崖、下江滩,掌握现场资料,解决各种难题,从密云水库到三峡工程,从黄河的三门峡小浪底到长江的葛洲坝,从雅砻江的二滩、洪水河的龙滩到南水北调工程,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那一条条奔腾的江河旁和巍然矗立的大坝上都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赤子丹心天地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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