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脚踏实地铸辉煌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全民振奋。

    “文革”后，张光斗主审初步设计的水利工程包括葛洲坝、小浪底、二滩、三峡工程等。他参加设计的工程主要有龙滩、溪落渡、向家坝、小湾、水布垭等。逐渐步入晚年的张光斗仍然坚持不断学习，研究思考，希望积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更好地为水利水电建设服务。

    1977年4月，刘达同志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推倒“两个凡是”，积极贯彻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方针政策。次年春，清华大学校内进行“讲清楚”运动，张光斗做了“讲清楚”报告，他重申解放前后自己的真实情况，然后强调了“文革”中广大教师受到的不公待遇。他的声音清澈响亮，言语真诚恳切，表达了“文革”中广大受迫害知识分子的心声，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刘校长看了他的讲稿之后，也坚定地说：“颠倒的黑白，必须弄清”。张光斗心想，等待已久的黎明时刻终于来到了！

    1978年3月，张光斗被推选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坚持“教育为本”。此次大会重申了技术科学和科技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基础科学是根，技术科学是干，工程技术是枝叶花果，应该重视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大会领导鼓励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为科技教育和国家建设多作贡献，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科技教育人员的精神和信心。可以说，此次大会预示着科学技术迎来了新的春天。会后不久，张光斗被任命为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负责该院在“文革”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不久，他又几乎同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水利系主任和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他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水利泰斗张光斗传第七章重沐春风由于“文革”期间全国大部分科研单位都忙于搞运动，实际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大批的科技工作者成为被批判被迫害的对象，因此，“文革”后迫切需要重新组建和招纳贤才，百废待兴的清华水利系也不例外。张光斗积极招揽各路人才，为重组水利系四处奔走，很多“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教授和工程师在他的热心联络之下走进了清华园。比如，原中科院学部委员钱宁同志和水科院的黄文熙同志。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是由中国科学院和水电部合办的科研单位，主要从事水利水电方面的基础研究。下设8个研究所，另设计算中心和机械工厂及管理科室。当时的水科院和清华水利系一样尚处在复建阶段，工作难度较大，事务较多，而张光斗面临的最大任务也是人员的重组。

    1977年，中美恢复邦交，两国间的科技学术交流也得到了恢复。恢复邦交之初，学术访问交流颇受重视。暑假期间，张光斗应明尼苏达大学斯蒂芬教授的邀请，参加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在旧金山召开的水力学会议。后来，机缘巧合，他又随清华大学“中国访美友好代表团”访问美国各大学、机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过，也有不和谐音的出现，比如，在他们在访问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城时，当地市长特别设宴欢迎中国代表团。当地的一些民间团体假装在饭店门口迎接，当中国代表团进入饭店时，他们竟大呼“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中国代表团”、“打倒王炳南”（代表团团长）的口号，还冲进饭店试图捣乱。虽然这些人的卑劣行径没有造成什么恶果，但也足见当时的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复杂。

    1978年下半年开学后，张光斗被高等教育部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分管教学。与张光斗合作的是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何东昌同志。在这个时期，张光斗的教育思想逐渐完善。他觉得，大学工科教育要以培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程师为目标。在工业不发达的中国，学校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既重视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学习，又重视基础的专业工程技术的学习，同时进行设计和生产实习，还要适当补充一些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相关知识。对于当时刚刚开始的研究生教育，张光斗认为，工科硕士大多数应是工程型的，而不应是科学型的。但是，不少教师对他的观点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像美国那样，工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应该是科学型的。而这实际上是背离了“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的特色，也背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发展需求。对于当时很多工科学校盲目改建为综合性大学的状况，张光斗认为既没有必要把清华的文科硬生生地调到其他高校，也没有必要觉得纯工科大学就办不好，而非得重新办成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应该说，张光斗对高等工程教育的考虑是充分的全面的，意见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他的这些理论在今天仍有很强的适用性，可在当时却没有完全得到认可。

    1982年，张光斗为墨西哥的几座大坝工程提出咨询意见，解决了复杂的技术问题，被墨西哥工程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

    1984年4月20日，四川二滩设计总工程师殷开忠同志陪同张光斗赴二滩现场查勘库区金龙山的勘探竖井。当他们驱车到达二滩坝区时，突然有一块石头从侧面的悬崖陡壁上飞滚而下，打破了汽车玻璃，砸进车内，虽然张光斗幸免于难，但一旁的殷总工程师却被飞石击中肝部，不幸遇难。张光斗为殷开忠同志的牺牲悲痛不已，专程去看望了他的家属。从此，他对二滩水电站的设计和建设更加倾注心血，时刻关心，悉心指导，以表对殷开忠总工程师的深切怀念。这也可见，张光斗常年在外勘察充满着危险，虽然不是每次都会发生严重的事故，但是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对人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这样的艰苦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但张光斗却干了一辈子！

    1984年春，张光斗任期已满，从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年事已高的他终于稍稍有了自己的时间，于是便开始专注于学术研究，包括重新撰写《水工建筑物》。

    前文说过，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光斗就意识到水利理论教学内容的贫乏，便自己钻研、摸索出了一套教学大纲，率先在我国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到了60年代，他继续搜集国内外资料，结合实践经验，花费了大量精力写成专著《水工建筑物》，然而未及出版，“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辛辛苦苦写就的几百万字的书稿竟被无知者烧毁！重写该书成为他的夙愿。如今，他卸下副校长的行政职务，终于有机会重新完成书稿了。

    首先，他要确定全书框架。该书专供设计工程师使用，也可作为教学参考书，因此主要内容是科研开发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具体包括建筑原始材料、建筑物的负荷度、设计的指导思想、计算方法和水工建筑物的类型等。年过古稀的张光斗每日伏案，相继于1992、1994、1999年出版了《水工建筑物》上、下册和《专门水工建筑物》。

    毫无疑问，这三部专著是张光斗几十载专业探索的成果，也是他留给水利水电工作者的宝贵材料。另外，他还在国内一级学报上发表了20余篇论文，其中《地质力学模型试验技术及其在坝工建设的应用》获荣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值得强调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光斗先生的学术眼光逐渐转向中国的水资源问题。

    据有文字可查的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1092次水灾，平均每两年一次。相信许多中国人对上个世纪90年代频频爆发的特大洪水还记忆犹新，比如1998年6—8月间，长江、嫩江、松花江同时发难，损失惨重！毫无疑问，江河不治，水利不兴，无以安邦引自。。

    张光斗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与水斗争的历史。目前中国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洪涝灾害严重，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很多水不能用。没有水，谁也活不了。人不吃饭，10天死不了，但不喝水，三天就会死。”“不是水在我生命中占什么位置，而是水在老百姓、在国家中占有什么位置！”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水资源紧缺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洪涝灾害也在增加，张老为此四处奔走呼吁。1988年，身兼全国政协常委和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光斗与水利水电科研院的陈志恺同志联名上书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递交“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和解决的对策”的书信。信中恳切陈辞：我国水资源紧缺情况，每年有3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干旱，全国有三百余座城市缺水。而水污染严重，更减少了可用水资源。在另一方面，工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又极其浪费。我国洪涝灾害十分严重，每年受灾面积达三四亿亩，大江大河大湖防洪标准较低，有大洪水威胁。解决的对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开源节流，首先是节约用水，办成节水型社会。农业灌溉是用水大户，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衬砌、管道输水、平整土地、田间工程、地下管道灌溉、喷灌、滴灌、微灌、渗灌等。要利用地下水，使地面水和地下水联合调度利用。工业要用节水生产流程，多次重复用水。城市生活也要节约用水。在开发方面，要广修水库、水塘、水池，回灌地下水，必要时进行跨流域调水，如南水北调、利用海水、人工降雨等。要进行污水处理，使污水水资源化，既增加可用水量，又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要加强防治洪涝灾害，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整治，修建防洪水库，整治河道，加固堤防，设分洪区和行洪区，设排涝闸和抽涝站，提高防洪防涝标准。要进行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地，减少入河泥沙，有利于河道整治，并改善生态环境。要理顺水利经济，防洪除涝等除害建设是公益事业，应由政府无偿投资，受益户投资投劳。灌溉、供水、发电、航运、旅游等兴利建设是产业，可由多渠道有偿投资，水价、电价、服务价，要能偿还投资本息或折旧费、大修费、运行费、管理费、税金、赢利或红利等。灌溉水价由于农产品价低，政府给予补贴。张光斗：《我的人生之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84页，2002年。张光斗和陈志恺的这封信内容丰富，情辞恳切，意义重大。它指出了我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希望政府尽早采取有效对策，建立水资源建设的良性运行机制，其内容不仅涉及水利事业自身的发展，还着重探讨了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关系。水利是国家的基础建设，而我国水资源紧缺，洪涝灾害严重。因此，合理开发利用仅有的水利资源对我国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张光斗说：“我总觉得，老百姓还要过下去，子孙后代还要过下去……”这封书信为我国当前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诸多宝贵翔实的意见，反映了两位科学家的深谋远虑和爱国忧民之情。

    这封信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很快得到了回复。江泽民主席批示：“要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要求在“八五”规划和年度计划中对水利建设做好安排。李鹏总理批示：“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就这样，经过张光斗及众多水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水利建设终于和能源、交通、信息放在一起，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的重点。

    1997年，85岁高龄的张光斗联合中科院向中国工程院提出建议，设立“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利资源研究”咨询项目。这项建议意义深远，很快得到了两院的同意，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钱正英院士和张光斗组织了34位两院院士和近300位专家辛苦工作一年半，提出了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报告内容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现状评价和供需发展趋势、农业需水和节水高效农业、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江河湖海防污减灾、北方地区水资源配置和南水北调、西北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西南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保护利用。这些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张光斗凭借一生的经验和敏锐的职业眼光，在第一时间内为我国的水资源问题敲响警钟，为我国未来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调查研究的平台。国务院将这份综合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各地区、各部门，而水利部把温家宝副总理的讲话和综合报告一起发给直属单位和各省市水利厅局以供学习。

    有目共睹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很多水利工程的开发，比如南水北调、引黄济青等大型工程，而每一项都少不了张光斗为之出谋划策。在生活中，如果看到哪个学生用完水后水龙头没关好，张光斗就会跑过去，边关龙头边大声训斥：“你们这些小年轻的，早晚有一天会尝到没水喝的滋味。”

    2005年，90多岁的张光斗告诉《光明日报》记者，近来他最为关心的是两件事是：防洪与水资源利用。他说，在防洪问题上，我们现在到了转变观念的时候了。过去，人们认为人定胜天，认为什么洪水都可以控制。事实上，我们只能抵御一般洪水，对特大洪水无能为力。因此，我们要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制订出新的防洪标准。在水资源利用问题上，他竭力呼吁制定《水权法》和《节水法》。他说，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水资源成了当务之急，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水资源应当如何分配，怎样节约，必须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他的这些意见，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

    当话题转到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张光斗说，我国有4.4亿千瓦水力资源，但现在只开发了1亿千瓦，潜力还非常大，应当加紧开发才是。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水利工程会影响环境，因而不主张建设水利工程。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记者又问道。

    老年张光斗“那是受了美国人的蛊惑。”张老肯定地回答，“美国建了很多水利工程，既不缺水，也不缺电，因此反过来大谈环境问题，那是很自然的。我们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能跟着他们转。”张老还解释说，建大坝、修水库当然会有一定的淹没损失，对环境造成一些影响，还可能威胁到某种鱼类的生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水库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一种鱼类消亡，也可能伴随着新的鱼类诞生，形成新的生态平衡。

    接着，张老讲述了这么一件往事：有一次，他到美国洛杉矶访问，与加州理工大学一位环境学者交谈，那位学者就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反对建设水利工程。张老听了，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您所在的洛杉矶是一个干旱地区，很缺水，可是您现在却有水有电，生活得很舒适。水从哪里来？还不是通过水利工程从科罗拉多引来的吗？如果没有水利工程，没有大坝和水库，您现在的日子就不可想象了。而您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居然反对建设水利工程，令人难以理解。实际上，没有水就没有环境，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一席话，说得那位学者无言以对。

    1988年10月，张光斗代表中科院参加国际工程和技术科学院理事会举办的第十届大会。

    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Council of Academies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Sciences，简称CAETS）是国际工程科技界最重要的学术组织，由瑞典、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工程科学院（或类似性质的机构）于1978年发起并在美国成立。其宗旨是有效地促进世界各地区的技术进步并为工程技术开辟广阔的前景而作不懈努力。

    那次与张光斗同去的，还有国家教委的蒋景华同志。这是公差，他俩本来可以自己找旅馆住的。说来也巧，张光斗当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有个老同学叫顾俭德，后来去台湾开办了羊毛公司，生意做得相当好。他俩关系一直很好，早年顾俭德曾劝说张光斗去台湾发展，但是人各有志，张光斗却决定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设水利事业。这丝毫不影响彼此的友谊，几十年下来，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取得不错的成绩。顾俭德的羊毛生意经营得相当有规模，直接有部门驻扎在世界羊毛大国澳大利亚。那次，顾俭德刚好去了美国，临行吩咐手下的冯经理负责接待。冯经理为张光斗他们订了悉尼五星级酒店的两间套房。张光斗觉得太贵了，坚持不去，他说因公出差应该自己付住宿费的，不能花顾董事长的钱。冯经理说，董事长吩咐的，房费由本公司支付。但张光斗一再坚持不接受老同学的好意，冯先生拗不过他，只好改送他们到一家三星级酒店去。而且，张光斗和蒋景华还合住一个房间，为国家再节约下一个房间的费用。老科学家的朴实古风，由此可见一斑。

    大会会期三天，讨论非常激烈。在会上，张光斗注意到了在国际科技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发达国家口口声声说出口自己的技术和设备给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以此来获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当被问及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学到技术时，他们竟以知识产权保密或者国际技术交流是对等的等借口来搪塞。可见，发展中国家需自主研究，进行技术开发，将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同时注意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和生产力。当时，中国科学院还未加入工程和科学理事会。美国工程院的怀脱院长是张光斗的旧友，他透露法国科学院刚刚入会，问中科院是否要考虑入会。张光斗立即表示中科院会考虑这个建议，于是怀脱就去找了理事会的秘书阿纳斯脱兴。但阿纳斯脱兴说可以考虑，会后只是将大会章程和空白申请说明寄给了张光斗，而没有更积极的表示。

    这次会议的紧张气氛影响了张光斗他们的情绪，好在冯先生的热情招待让他们的心情愉快了不少。会议期间，冯先生每天都派自己的女婿接送他们，并请他们享用丰盛的晚餐。会后送他们去游览悉尼歌剧院、海湾大桥，还送他们去堪培拉游玩，参观国会山等。离开悉尼时，冯经理还给他们准备了丰厚的礼品。张光斗坚决推辞，只收下了一些羊毛织品作纪念。

    送他俩回国登机前，冯先生不禁感慨，大陆人如都能像这两位，则祖国前途无量。

    这之后的每个春节，张光斗都会收到从大洋洲寄来的澳大利亚邮册。

    国际工程和技术科学院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次年，张光斗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八届大会时得知，理事会并没有通过中国科学院作为理事国成员入会，却没有说明原因。一直到1992年，国际工程和技术科学院理事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会秘书阿纳斯脱兴明显转变了对中科院入会的态度。而实际上，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转变了对华政策，阿纳斯脱兴也就跟着走了。对此，张光斗甚是感慨——科技组织也脱离不了政治的影响啊，看来，只有国家真正强大了，中国的科学家和科技组织在国际上会真正扬眉吐气。

    2 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和促建中国工程院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科学技术从大的概念上分为三个部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这三者并无高低之分。

    在解放以前，全国只有18所工科院校，毕业生只有32000人。到1978年底，全国工科院校有184所，设专业396个，培养了本科生、专科生共107万人，研究生数千人。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生产、科研和教育等部门的科学技术骨干。解放前，我国派到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程技术的重要性愈益突出，可是，我们这方面的高等教育还很落后，国家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也不够。自1979年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对这个问题就深有体会。1983年，他任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协委员，有了直接向国务院反映教育、科技、水利建设等方面意见的机会。从那时起，他就一方面继续钻研教学、科研，在清华培养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为了深入高等工程教育的研究，他先后多次对国内的高等工科大学进行调查，又和国内的一些教育工作者、科学家一起访问英国、荷兰、美国，了解各发达国家高等工程教育的培养模式、学制特点、经费问题等，两相比较，发现先进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各有各的优势，但具备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教育必须满足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中国工程师的培养方式与国外比起来太单一了，很多地方需要积极改进。为此，他们写成考察报告呈送国家教委。

    毫无疑问，高等工程教育主要是培养工程师的，应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科研，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接轨。因此，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要根据我国国情寻找合适的模式。我们应该大力培养工程学士，要求他们既要学习基础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又要学习基础工程技术，掌握设计和生产实习的技能。可是，由于当时国内的大环境相对保守，张光斗提出的这些建议并未受到重视，收效甚微。

    1988年，国家教委直属工科大学教育研究会协作组决定在1990年召开“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讨论会”，地点设在浙江大学。张光斗担任大会筹委会主任，浙大校长路甬祥任副主任。当时，由于“六四事件”的影响，美国政府宣布对我国实行制裁，致使美国部分专家学者宣布拒绝参加此次会议。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筹委会的工作热情。浙江大学作为主办方，将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1990上半年，“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讨论会”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近百位大陆代表，还有来自台湾、香港、阿联酋、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近20位代表。作为大会主持人，张光斗首先发言，他强调了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必要性。然后，路甬祥校长做主题报告，指出高等工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用的工程人才，多出工程科技成绩。工程教育不仅要适合国情，更要实现现代化，应该拓宽专业设置和学科内容，教学过程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科学理论基础和工程技术基础的掌握，注重设计和生产实习的锻炼，要培养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工程教育也应多层次、多规格，重视发展工程继续教育事业。虽然有不少专家因“六四事件”而缺席，但与会代表都踊跃做报告，积极讨论，这次开得很成功。因此，阿联酋代表提议第二年到他们国家召开国际工程教育研讨会，继续讨论工程教育的未尽事宜。

    1991年夏，张光斗先后参加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国际工程教育研讨会和在伊力诺依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召开的国际工程教育会议。两次大会都讨论了当前工程教育的改革问题以及国际交流合作事宜。与会代表认为，工程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适合工业需要、有创新能力的工程师。因此，要不断拓宽学习的知识面，加强与工业企业的结合，注重基础理论和生产实践的接轨。鉴于国际工程教育的培养模式各不相同，例如，欧洲培养工程型的应用人才，美国培养科学型的研究人才，故需要互相学习，实现互补。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宣读论文，与大会成员分享自己的经验。

    1993年，李鹏总理提出要在21世纪初办成100所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

    张光斗深感“211工程”对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于是写了题为《我对211工程的认识》的书信呈递国家教委。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国际交流体会，认为“211工程”学校应该适合本国国情，满足国家需要；综合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都应该重视；要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该书信得到了中央和教委的认可，后来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

    总之，张光斗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在教学科研中注重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他一直强调：“高等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重视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要注意与工程单位的密切结合和合作。”

    他坚信，高等工程教育要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要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为经济发展培养所需人才；经济建设则需依靠高等工程教育，并用好这些人才。高校要多做创新的科技成果，使之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企业在引进技术、设备、生产线时必须及时消化、吸收、创新，而且可以吸引高校力量的参与。工科专业和学科设置要拓宽平台，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要扎实，专业课、设计实习要注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本科、硕士教育主要培养工程师，博士生教育主要培养科学家。当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还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不够密切、创新能力得不到重视、不重视培养工程师的等等问题，与国际一流教育还有相当的差距，需要继续进行改革。

    张光斗还高度重视德育，曾发表文章谈工科大学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再三强调工科大学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就要重视德育。清华水利系每年的开学和毕业典礼他都亲自参加并做报告，每每从国家需求讲起，十分感人。许多学生听了他的演讲后，坚定了投身祖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张光斗也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给几代水利系教师以悉心教导和帮助。他告诫青年教师少务虚，多务实，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开展科学研究。青年教师从他身上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更学到了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水利系教授王光谦回忆说，自己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社会活动增多了，张先生就多次请别人传话给他，告诫他别瞎跑，别荒废了专业。王光谦表示自己谨记先生的教诲，每年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到水利水电一线去。

    张光斗对学生最大的期望就是好好学习，爱祖国，爱人民，懂奉献，多为祖国和人民做实事。尽管他自己有着很深的西学背景，但从未因为留过洋而自矜自傲。这位从贫弱的旧中国走过来的老工程师深深爱着祖国，也深深眷恋着祖国的语言和文化。在张光斗看来，理工科的学生同样需要一定的人文知识，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传统，熟悉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中是有许多优良的东西需要我们来继承的。比如孔子，他的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去借鉴。当然传统中也有糟粕，不过我们可以把那些好的发扬光大，不好的就抛弃。”张光斗的话朴实无华却富有辩证色彩。针对目前大学生大多使用电脑写文章的现状，他说：“有好多学生已经不会用手写字了，不了解自己的文字了”，言谈中充满了忧虑——在清华任教这么多年，张先生自己一直坚持用手写字，直到最后无法握笔为止。

    他，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元老；他，创建了我国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他，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光斗为高等工程教育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成果斐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重科学轻技术的倾向，工程师的地位远不如科学家。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技术发展的基础；而工程技术是改造自然的力量，进行工程建设能为基础研究提供技术例证。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是国家工业发展、技术创新的动力支持。

    1982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年会在长春召开，讨论学部工作，并做学术报告。在会上，张光斗代表自己和吴仲华、师昌绪、罗沛霖四人小组作了题为《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的报告，阐述了成立工程院的意义和必要性。四人小组认为，成立中国工程院可以提高工程师的地位，有利于促进工程科技的发展，并加强与国际工程科技界的交流与合作，等等。虽然，当时会议上的大部分学部委员对此提议的反应并不积极，但张光斗心里明白要成立中国工程院绝非一次会议能够解决问题的，因而他并未灰心。他知道，中国科学界向来重视科学轻技术，因此促建工程院一定要加强宣传力度。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概念的深入人心，加上经济建设对工程科技的需求，全社会对工程科技重要性的认识大大得到了加强。张光斗只要参加国际工程和技术科学院理事大会，都写论文做报告，宣传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初，他又与王大珩、师昌绪、侯祥麟、罗沛霖、张维等六人联名上书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成立工程院。

    他们的信——《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刊登在了《综合与摘要》杂志上。江泽民同志看了之后，于1992年5月11日批示道：“家宝同志，此事已提过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请酌。”随后，温家宝、宋健、罗干分别做了批示，并由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牵头准备。

    1993年3月，张光斗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批示成立中国工程院筹备组，决定推选90人为首批院士。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原中国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一直记得，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的时候，差点闹了个笑话——6月3日，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葛能全早早到了会场，一眼望去，居然发现横幅上的“工程院”居然被写成了“工程学院”，真是啼笑皆非，只好赶紧让人去改。显然，当时的这个大“笑话”缘于很多人对工程院的不了解，以为它是大学一类的科技机构，甚至还有人认为工程院就是管理各项重大工程的机构。而实际上，工程院是工程技术界的一个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

    工程院的任务是为国家、政府的重大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决策以及技术经济问题提供权威性的咨询、论证和评议，对特别重大的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成果做鉴定。其成员应是经过挑选的属于国家水平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对工程技术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工作者。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工程院章程，并选举朱光亚同志为首届院长，朱高峰、师昌绪、潘家铮、卢良恕任副院长。还成立了六个学部和主席团。张光斗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1997年，中国工程院加入国际国家工程院理事会。

    中国工程院的建立和发展充满着艰辛和等待，是包括张光斗在内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家工程事业的发展而积极奔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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