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友鄞

    听老辈人讲，早年的小学，只有两间课堂，分甲、乙班。甲班是初小，学《论语》、《孟子》和数学；乙班是高小，学国文、算术。

    报到那天，校园内车马不少，闹哄哄像大车店。送孩子的家长，是清一色爷们儿，女人不出头。大人们在人堆里四处串，乡里乡亲，熟头熟脑，彼此打拱作揖道：“来了，来了。”

    学生里，女孩没几个，秃小子多。新生们排队站在门外，先生点名，叫一个，进去一个。讲台上摆盏香炉，学生插上自带的香烛，点燃，供奉在孔子像前。学生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向先生行一跪三叩礼。家长们站在窗外看热闹。我太爷送我爷爷来读书，见叫一个又一个，学生差不多进光了，有点急——这也太没面子了。太爷抓住爷爷的手，往教室里扯，爷爷朝后挣，涨红脸道：“没叫我呢。”

    “进去。听黄鼠狼叫唤，还不养小鸡了！”

    先生喊：“谢文卿——”

    爷爷稚声嫩气，大声道：“来了！”

    爷爷扑跌进教室，插上香，面对正面墙上的孔子像，跪下，双手撑地，屁股撅起，把九个头磕得砰砰响。爷爷站起来，一个旋身，面向讲台上的先生，又扑通跪下，“咚、咚、咚”，三个头磕得更响。爷爷眼冒金花，眼睛发黑，摸到自己的课桌前坐下。学友们朝他做鬼脸，笑。爷爷摸一下脑门儿，看见太爷在窗户外朝他比画，食指和拇指乱搓，好像点票子。爷爷站起来，冲出课桌，被桌角撞一下，疼得龇牙咧嘴，捂住肚子，踉踉跄跄奔向讲台。先生一愣，这小子没打报告，一声不响，就上来了。

    爷爷从怀兜内抽出红纸包，举过头顶，恭恭敬敬地放在讲台上。每学期收学杂费五斗米，按市价折合成钱，送到先生案头，这是规矩。但都是期末给，叫收仓。

    先生说：“咋，你家上打租？”

    “是。我爸说，要把先生当成地主对待。”

    先生很高兴，说：“很好！谢文卿，你当值日长。”

    进入冬学后，教室里冷，先生准许学生戴帽子。学生们戴棉帽、毡帽、狗皮帽，一个个像小车豁子，像卖狗皮膏药的老板。先生昂然步上讲台，咳嗽一声，说：“帽耳朵耷拉下来的，给我系上去。呼扇呼扇，帽翅呀！你后头的还看不看黑板？”

    学生们纷纷摘下棉帽子，将帽耳朵折上去，系紧。先生说：“不写字时，准许抄手，但腰板必须挺直。”

    学生们纷纷把手缩进袖筒，挺直上身。这么一弄，肩膀不由自主地耸起来，脖子往回缩，后脖梗发硬，老像要咳嗽。

    外面冷得邪乎。铁炉架在教室中间，炉壁裂了，用铁线箍上三圈。煤炭金贵，烧得太旺，不行；火生蔫了，阴面土墙有缝隙，北风渗进来，冻得伸不出手，写不成字，也不行。爷爷撅起屁股添煤，用火钩捅炉子，火舌黄黄地舔巴，炉筒不凉，又不烫手，暖嘟嘟的。先生很满意，坐在炉前，一只手抚住炉筒，一只手捏住《孟子》，念：“王日叟——国王说，你这个老头子呀！”

    学生们哄堂大笑。原来，太爷又在外面扒窗户瞅，鼻子被玻璃粘住了。天寒地冻，紧贴学堂玻璃，流下两行浑浊的老泪。

    这是辽西边区，最早的国学校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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