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冠盖之区

    一地之美，在其忧伤。1913年，章太炎来到北京城，看到的是一座忧伤的城市。自8月起，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共和党总部，10月9日的家书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局势的：

    京师冠盖之区，暗如幽谷，惟有终日杜门，自娱文史而已。……大抵北京当事者，皆二三无赖下流，内阁虽修饰名誉，而匡救之力甚少。近则军警又宣告两院九大罪，且欲逼迫宪法草案，延总统任期至七年，且许连任矣。议员已全无力量，恐不能不受其威胁。共和党名为中流砥柱，人数既少，亦不能济此横流也[343]。

    据家书所记，章太炎于1913年8月11日抵京，住在前门内化石桥共和党总部。最初几日，他为共和党的壮大而怀着欣喜的心情，“连日议员入党者，已增三十人矣”。9月14日家书便对时局生出了悲观情绪：

    此间警备犹严，一切政论，无由发舒。选举宪法诸大端，无非在军人掌握中耳。此虽由武夫桀骜，亦由议员太无骨干也。近又有人欲以孔教为国教，其名似顺，其心乃别有主张，吾甚非之[344]。

    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1913年，在北京城，一个孤独、深情的老人，躲在屋子里面，为万般世事呜咽。这一年，章太炎在忧愤中为弟子口述玄理，名《菿汉微言》，共一百六十七则。他在书后的附记中说：“是册作于忧愤之中，口授弟子司法佥事吴承仕，令其笔述，虽多言玄理，亦有讽时之言。身在幽囚，不可直遂，以为览者自能知之也。”这些文字多数是阐发印度哲学与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亦有对宋明理学的评议。当时有北京铅字排印本，后来收入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该书的最后一则自述学术思想变迁而最为重要，凭借此文，章太炎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到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三界之外的精神家园：

    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自余闳眇之旨，未暇深察；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卒未窥其究竟。

    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

    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邬波尼沙陀及吠檀多哲学者，言不能详，因从印度学士咨问。梵土大乘已亡，胜论、数论传习亦少，唯吠檀多哲学，今所盛行，其所称述，多在常闻之外。以是数者，格以大乘，霍然察其利病，识其流变。

    （中略）

    却后为诸生说《庄子》，间以郭义敷释，多不惬心，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所谓摩尼见光，随见异色，因陀帝网，摄入无碍，独有庄生明之，而今始探其妙。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以为仲尼之功，贤于尧、舜，其玄远终不敢望老、庄矣。

    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在于生生，生道济生，而生终不可济。饮食兴讼，旋复无穷。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之谈。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阶位卓绝，诚非功济生民而已。至于程、朱、陆、王诸儒，终未足以厌望。

    （中略）

    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程、朱、陆、王之俦，盖与王弼、蔡谟、孙绰、李充伯仲。今若窥其内心，通其名相（宋儒言天理性命，诚有未谛，寻诸名言，要以表其所见，未可执箸。且此土玄谈，多用假名，立破所持，或非一实，即《老》、《易》诸书，尚当以此会之，所谓非常名也），虽不见全象，而谓其所见之非象，则过矣[345]。

    《菿汉微言》中一种章太炎式的嘲讽弥漫着整篇文字的所有事件、言语和思考，弥漫成一种强烈的效果，一种迷人的坦率，虽然最后的观点依然模糊，令人费解，却直指事物的核心。

    学问之道，唯亲与敬，革命之学问亦当如此。章太炎敏感地觉察到革命的变异后果。有时，革命是一种敌意的凝结，憎恨的烙印。它来去匆匆，却总有续集，酝酿着令人生畏的权力战局。革命撕裂了他的国家，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继承传统的方式。幸运的是，章太炎懂得如何捍卫那些最受威胁的价值观念，他不是在浇水，而是给革命之花浇蜜。

    龙泉寺

    1914年2月20日，章太炎被转至京郊龙泉寺继续软禁，除了自言生死，也曾“不食七八日”，终于6月16日被送进医院。7月24日，章移居钱粮胡同，“气宇高爽”，高朋满座。前朝遗老、师门弟子相继来访，只是离京之日仍遥遥无期：“审观情事，非三五年后不能出京。”冬日里，章太炎再次绝食，甚至亲手书写了自己的墓碑铭文。

    关于此次绝食，章太炎自己并没有过多的记述，只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提到编订《检论》一事：“余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处困而亨，渐知《易》矣。”章太炎一直以为《訄书》十分粗糙，“未能惬意，今欲重加磨琢”。此次修改有颇多改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把《訄书》中许多革命性的文字删除了。高田淳的一番考证道出其中机窍：

    章在前一年便预感到自己有可能遭遇不测，他写下了概述一生的学术经历以传给后人的《自述学术次第》，在其中流露出因未能编定《检论》而留下的遗憾，此次终寻得机会而遂行。《訄书》通常是分别指由1900年7月前所作的五十篇构成的旧《訄书》和自1900年7月的断发至1903年止所作的六十三篇文章结成的新《訄书》。而此次则是由新、旧《訄书》中选出六十七篇，重新编成九卷本的《检论》。假如说旧《訄书》是戊戌至庚子间变革论性质的学术政论集，那么可以说这部《检论》是从身处北京“幽闭”这种“困”的环境中宣扬辛亥革命精神的立场出发而编写的[346]。

    与康有为不同，章太炎继承了章学诚的史观，视孔子为史家。孔子既不是政治上的素王，也不是宗教上的先知，而是把学问与公共事务分离出来的私人记述者，从而开创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这种分离意义非凡，历史由此而成为区别于政治、伦理的知识之源。相应地，章太炎也认为文化生活本身拥有一个隔绝自主的领地，视学术为终身职志，而投身革命、参与政治不过是学术的“衬景[347]”。

    在汉语中，革命被当作一种学问，而章太炎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却并不满足于革命的三亩薄田。据说章氏自认“以医学为第一，革命算不上学问”，他是宁为良医，不为良相，晚年甚至删掉《章氏丛书》中与革命有关的政论文章，理由是这些文字过于“血泪淋漓”[348]。的确，即使是天才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容纳许多令人生厌的缺陷。天才的一生，是无数次的死亡、自我否定与无数次的复活，章太炎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曲折糊涂，不过到底是有世界性意义的。

    天才于世事也并非全然糊涂，他只是于世俗有另外一番慷慨。对于汤夫人北上团聚一事，章太炎在信中曾明示：“来书劝以慎默，危行言孙，固当如是，但明知慎默不足以解其疑，故落得慷慨耳。君果能来，当以己意行之，不可因人成事，盖何人送君北上，即何人可以讨好于政府也。”（1915年1月20日家书）4月初，汤夫人误信传言，以为章太炎很快便可自由离京南下。在4月6日的一封长信中，章太炎严厉地呵斥了汤夫人的“政治幼稚病”：

    嗟乎！观人察事，亦何容易，岂报章浮泛之论，市井一哄之见，而可以知其真相耶。来书以曲赦党人之事，谓仆必不见忌。不知政府为此，但以敷衍门面，而真心疾痛未忘也。彼所赦者，皆乌合驰说之徒，此辈见利即趣，遇败即散，原不为政府所深忌。仆与此辈，政府本不一概视之。盖袁本武人，所畏不在军人流氓，而在学者。前岁党狱所治，亦不在二次革命之人，而在首倡光复之人。……上海、苏、杭一带，率多浮浪，武昌起义以后，乃哄然称革命党，前此十载经营，皆非彼辈所晓。彼视莫伯衡之归国，以为政府遇仆，与莫相同，则真可谓盲人之道黑白矣。君虽未知前事，于此不应轻信人言也。仆观近势，政府暴戾恣睢之气虽渐次归平，而彼所隐忧方大，己既无能，则忌人之心自不能已。譬如惊鸡甫定，惟有与之相忘，则彼亦渐能忘我；稍一惊动，又鼓翅而起耳。迟一二年，容可作南归之计；今若骤与之言，是鸡甫定而又惊扰之也。要之仆所怀者，惟有一死，次则出家为沙门也。今岁以出家告政府，彼仍不允，仅将警卒撤去。夫出家尚不可望，而况于归家乎？何君所与往来言论者，皆知表面，而不知底里也[349]。

    “袁本武人，所畏不在军人流氓，而在学者。”太炎此语并非虚言，却也留下诸多疑问：袁世凯到底怕的是什么？章太炎为何念念不忘中国之“国性”？在信息传递缓慢的时代，章太炎对文人阶层的影响如何传递给民众？进化之论与尚武之风盛行，法之尊严如何证成，又如何维护？各派势力中都不乏“见利即趣，遇败即散”之徒，他们的乱世投机心、市井自保心，如何能酝酿出政党政治的各执己见？时代变化如《易经》，政治、法律、人物皆是多种多形，姿态各异，我们该如何记住太炎先生，才不会模糊了他的形象？

    章太炎的优势在于从未获得一个所谓的“官身”，在革命阵营里不好排座次，在新的共和体制中亦无由施展。袁世凯对他的礼遇与限制都是三分好意，七分无奈。他是革命的浪漫符号，被千万众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除了袁世凯。与章太炎相比，袁世凯显得有点“粗枝大叶”，缺少细腻感，更缺少神性感。在朝廷那里的一切成功经验都被章太炎轻松点破，袁世凯第一次碰到了一个不易征服的书生。

    通常一个思想过度的人，文字上就不那么诚恳，行动上也会软、会弱。章太炎却是每写一行字都是阳刚的，都有自己的本色。他是用最浓烈的色彩来与那个时代互相渲染着，一字一句的反省，世人才渐渐明白哪些是本色，哪些是戾气、浮气、意气、客气。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期间，章太炎数次上书“大总统”，奉劝他恪守“宪典”。理由并不是宪典应该遵守，而是袁世凯如果不恪守宪典，就会成为像朱全忠、石敬瑭那样的“奸雄”：

    前上一书，未见答复。迩者宪兵虽解，据副司令陆建章言，公以人才阙乏，必欲强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议公者，岂惟一人？舆论纵不振于中土，若外人之烦言何！炳麟本以共和党独立来相辅助，亦傥至而相行耳，而大总统羁之不舍，既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岂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伦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窃闻史迁、陈寿之能谤议，而后世乐于览观者，以述汉、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虽以欧阳公之叹息，欲何观焉！

    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近有武汉人士，招往讲学，北方亦有一二人耸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气光融，尚在江汉合流之地，不欲羁滞幽燕也。必欲蔑弃约法，制人迁居，知大总统恪其宪法，必不为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与朋辈优游谑浪，炳麟亦不为也。苟图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则私心所祈向者，独考文苑一事，经纬国常，著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迩者方言国音、字典文例、文学史、哲学史等，皆未编成，而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识，国华日消，民不知本，实愿有以拯济之。同苑须四十人（仿法国成法），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数十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若絷维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所甘心也！书此达意，请于三日内见复[350]。

    除了自杀，章太炎尝试过一切。他以各种方式抛弃自己的身份，却在不知不觉中化身为传统的幽灵，那个孕育他又折磨他的、古老国度的幽灵。它们分散在有明显标记的历史语言中，形成一种非凡的意识，纯净、确信，令人着魔。

    对于立宪政体，任何人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不过在章太炎被困京城这一事件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奸雄拘禁贤士”的舆论颇具古典味道，除去剑拔弩张的气氛，还有一个宪法论争的时代背景。袁世凯基本上无视自由主义者们的高谈阔论，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主义高效政权。袁讲权谋，重行动主义，在官场久经历练。而章太炎则是名扬文苑的学者，动辄引经据典，满满的义士气概。章太炎的文字本身就是一支政治力量，也足以影响天下舆论，这正是袁世凯所忌惮的。

    在秀才与兵的叙述逻辑中，秀才向来占着优势。袁世凯的知难而退很合乎逻辑，后果也很惊人，他的盛极而衰重新点燃了文人阶层的烽火台。从清廷的霸气到新政府的戾气，一而再、再而三地撕扯着文人的权力幻想。在章太炎的作品中，这些幻想被涂抹上了一层奇异的悲哀。所谓奇异，乃在于这份悲哀是孤独地生长，又孤独地凋零的。

    1914年5月23日，困居京城的章太炎致书汤国梨，这封家书可以视为遗书了。他自言生死，而且态度认真。他嘱咐汤夫人处理身后事，还寄去了所谓遗物：“今寄故衣，以为记志，观之亦如对我耳。……吾虽陨毙，魂魄当在斯衣也。”对死亡，章太炎有双重认识，流露出另外一种哀悼：

    吾生二十三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研精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祸难，辛苦亦已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已后，中夏文化亦亡矣[351]。

    但凡作文作画，一流于放诞，便会愈写愈坏，愈画愈坏了。当时亦有人批评章太炎狂悖放诞，把他归入有才却不足观之类的文人。其实他的文气正大，有可爱的稚气，演成自大的形象后，仍然只是童真的赌气。他是一味的跌宕自喜，而一脸正经的自大则不好。

    章太炎生于民国世界，民国世界也全赖于章太炎成全。对于太炎先生的高调，人们以为疯癫。其实他这个人，并非故意要在世人面前摆个姿态，而是真正的一片赤子之心：“天下之人，亦欲得先生一言，以舒其郁垩不平之气，盖二十余年如一日也[352]。”1935年，鲁迅曾写下“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的诗句，题赠给许寿裳。民国是一派肃杀之气，他是用一枝笔来点画春风。读书人都知道诗以言志的道理，鲁迅这个“敢”字恐怕还有另外的意思：如果民国需要春风，除了自己的那枝笔，谁还敢当？这份果敢，这份赤诚，难道不是太炎先生的传心之作？

    洪宪元年

    191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既是民国五年，同时也是“洪宪元年”。当时的报纸称中国为中华帝国，上海的报纸则把“洪宪元年”印成小字。蔡锷与唐继尧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帝制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月，3月22日即告取消，章太炎于战争中持续不断地发声，再一次给共和民国以当头棒喝。3月23日，章太炎致书许寿裳，意欲赴印度寻释迦。据《自定年谱》记载，章太炎对这场战争抱着怀疑且悲观的立场：

    护国军事闻，世凯始恐。然以陈宦在四川，倚以镇慑，谓西南可无事，江上列戍；亦自谓慎固也。余虽被禁止，数闻北军败耗。时有欲迎黎公赴广西者，余闻，密书授人致黎公，劝决策。未几，广西独立，世凯自褫帝号。……六月六日，日将昏，朱逖先入告曰：“公署学校处处皆下旗，袁世凯必死矣，且秘之。”……初，孙公好尚与克强异，厌薄军官，而憙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为大总统不能悛。……及克强卒，其徒亦集同盟会新附者谷钟秀、张耀曾等称政学会，皆宗云阶，与孙公角。余颇任调和，衅已深，不能合也。其后政学会日益披昌，众怒归之，而中华革命党转衰，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爵者矣[353]。

    4月6日，章太炎在家书中记述了北方的一派混乱：

    盖北京必有兵变，彼时食物必贵，故不得不预备资粮耳。今由正金银行汇上中国银币五百元，即望检取。家中用度不得不谋节省，此五百元想可用三月，过三月后，时局必已变更。如再穷乏，上海存款不得不取矣[354]。

    5月22日，陈宦在四川宣布独立，这位颇得袁世凯信任的将军举起了反叛的大旗。6月6日，袁世凯的死讯公布。6月7日，黎元洪继任总统。在此期间，还未恢复自由身的章太炎曾给肇庆军政府发出电文：

    义师云合，独夫殒命，非独天祚中华，固由人谋之力。念往昔戮力之艰难，思今兹陨敌之已易。俯仰悲喜，何以为情？黎公于七日正位，人情顺应，而国［事］多艰，殷忧犹在，叛人未戮，仆亦尚在羁囚，昏制未除……

    章太炎有个人的考量，但对于辛亥理念的执着与守护可见一斑。

    章太炎称黎元洪为黎公，一直是敬重多于倚赖。6月21日，他专门拜访了黎元洪。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记载：“黎公亦道京师危状。……余曰：‘……今所望者，南方不屈，则公亦安’。”这一句真是绵里藏针，别有一番心意。1914年2月2日，章太炎曾在家书中流露出对黎公的惺惺相惜之情：

    人生至此，亦焉得不求死地，使彼能以白刃相加，所欣慕也。彼意乃欲絷维之，挫折之，而不令一死，以召谤议，此其可恨者耳。收拾房屋，乃黎公主意。黎公本煦煦为仁，性如老妪。最得意者，乃为家庭之乐，不欲人室家仳离，其中亦有诚意存焉。但今之黎公，亦笼中物耳。其意半出至诚，半受运动，吾固不能听其指挥，亦不能不虚与委蛇也。所以刚柔迭用者，正以是故，幸而得出，欲令从俗浮沉，优游卒岁，自度有所未能。若借君以为要挟，吾侪志已坚定，亦自有所不受耳（原注：“偕老之愿难知，同死之心犹在，幸勿见弃也[355]。”）。

    6月26日午后，章太炎终于告别四年的软禁生涯，乘火车离京回浙。7月1日，《顺天时报》刊登了章太炎与日本人村田的一番谈话，他对共和制与旧约法仍是信心满满：

    袁氏已死，黎氏继任。眼下正致力于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尊重民意以革除政弊。所有国民都应支持宽厚温良的总统收拾时局，继而领导一个完整无缺的中华民国。现某亲王，正以宗社党之名谋划复辟清室，此种举动谬误尤甚。帝制早已不适于中国，大多数中国人仍希望共和政体。今日若再昌言复辟，是自求其祸，吾人绝对排斥之[356]。

    7月3日，由京凯旋的章太炎参加了浙江省在沪国会议员主办的欢迎会，章就时局发表演说，他以为“今日中国，尤不宜有政党”，如今能做的就是“痛念前尘”，竟至失声痛哭：

    现在袁氏既亡，黎总统已有明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此后民国基础当可巩固。唯鄙人尚有私忧窃虑者，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今日以一命令复之，犹且艰难若此，则其他大政之待施行者，必不能尽如人意，已可预期。……召集国会，固今日之根本大端，然即召集而国会仍不可恃。非国会不可恃也，无以为之后援也。吾国国会与外国不同，吾国议员虽曰由民间选举，其实军府指挥于上，政党操纵于下，民间选人，不过为其机械已耳。夫以政治思想素不发达之国人，其漠视国会，亦固其所。国民既漠视国会，则必不能为之后援；国会既不得国民为之后援，复无军队为其保障，则八百之议员虽日日开会，日日议决，其能强政府以必从耶？且官僚帝孽盘踞京师，其数之众多，又非议员所能比拟，然则国会之不可恃，固人人意中事矣。今日中国，尤不宜有政党，盖党会偶一发生，官僚即羼之而入也。中国从前本无政党名目，辛亥以后，所谓国民、进步、共和诸党，皆由同盟会和君主立宪党两部分人递嬗而来，其初为在野诸人组织，自官僚羼入，渐为其把持盘踞，于是国人多诟病矣。此次讨逆，除少数附乱者外，几于全国一致，固无所谓党见。唯中国人有一极坏性质，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是也。当危难之际，彼此尚能同德同心，及至事稍有成，于是萌攘夺权利之念，而互相嫉视，或其人劳苦，又必思所以挫抑之，凡此皆取败之道也。辛亥以来，与吾人以经验者至众。诸君多身处局中，必有能痛念前尘者矣。言至此，先生忽失声哭，座中诸人亦有泣下者，词遂中止[357]。

    袁世凯死后，各省纷纷取消独立。章太炎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致电黎元洪，对广东龙济光、李烈钧之争提出批评，主张以约法为先，勿委权以豪贵：

    况今之人事，尚有过于约法、国会者，以公肇建维新，而先摧残大义，使曩日凶顽余孽，得以假托教令，逞其阴谋，想公本旨必不然也。迩来饕功偷事之徒，日以取消独立、拥护中央为口柄，不知民意寄于独立，国蠹本在中央，国蠹未除，先违民意，则虽约法、国会之彰彰者，亦适为奸回利用矣[358]。

    8月13日，章太炎再次想到了死亡，想到了辛亥以来的抗争者与背叛者之死。他撰写《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彼讼言帝制者，乱人也；阴佐帝制而阳称疾不视事者，又乱人也；以其野心与帝制异议，而欲保介袁氏余业以桡大法，而为罪人托命之主者，复乱人也。三乱不除，则袁氏未死，国会犹朝露，元首若赘旒。然而二三躁竞之士，饕窃天功，以为己力，欲弭兵以修文政，他日复诒后生之忧，其罪将弥甚于某等也[359]。”四年无望无助的煎熬令章太炎再无北上之心，他南下肇庆投奔岑春煊，与李根源、章士钊“同居军幕”。岂料这个南国的反袁根据地也是革命性全无，岑春煊与龙济光混战，丝毫不以“国事为重”。

    据9月15日《顺天时报》称，总统黎元洪曾致书章太炎，邀请他来京担任政治顾问，就宪法问题征询意见，但被章拒绝。10月7日，岑春煊与李根源等回了广西，反袁司令部也宣告撤销。章太炎“见南方无可与谋者，遂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他游历了新加坡、南洋、马来诸岛，向华侨“演述宗国安危情势，以坚侨人内向之志[360]”。以魏晋之笔，写出纵横家的言语，偌大个民国世界，从未有人如章太炎般荡人心志，也从未有人如他那般如生如死：

    在此期间，四十三岁的黄兴病逝于上海，年轻的蔡锷（三十五岁）也在日本福冈的医院中去世。包括在袁世凯死前不久的五月十八日，被袁的特务暗杀的陈其美在内，为辛亥民国尽瘁的志士们一个接一个地离世而去。至此，辛亥在“名”、“实”上都宣告终结了。与此同时，中国又开始酝酿着新的萌动。9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它如同《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发表）所显示的对袁世凯的批判那样，由于超越了辛亥的“死”才开始具有另一种新的价值。而在辛亥前曾被称为“明朝遗民”而对抗清廷的章炳麟，在那以后却只能作为“民国遗民”而生存了。章炳麟就这样“生”在辛亥，而又“死”于民国[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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