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民的亡朝岁月-郑思肖:用灵魂抒写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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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国画中的民族意识》中,曾赞颂一位宋元之际的读书人是“民族意识浓烈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郑思肖,郭沫若没有说谎,郑思肖在宋末元初的确是一位具备了非常浓烈的民族意识的遗民。但直到明朝末年,他的这一民族意识才被人发见,因为他的着作《心史》才被人发现。他一直坚守着“大宋子民”的阵地,用灵魂写就了一段民族意识的心史。

    井中奇书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冬天,苏州城缺水严重,在承天寺里,老和尚僧达正指派几个小和尚挖一口枯井,希望能挖出点水来烧饭。但从枯井中只打上来许多硬泥,不过,略让和尚们欣慰的是,随着枯泥上来的还有一个铁匣子。铁匣子四尺见方,盖口用桐油石灰泥封,很严实。老和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打开,打开一看,有点傻眼,里面又是一铁盒子。老和尚想了一想,就高兴起来,但凡是天书秘籍之类的东西都是大圈套小圈的,他以为打开第二个盒子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

    可是没有。

    第二个盒子打开后,里面躺着一本手抄的稿子,封面上写着“大宋铁函经”五个字,扉页上题有“大宋孤臣郑思肖再拜书”十字。老和尚不知道郑思肖是什么人,但看稿子的样式与文字,不像是什么天书秘籍,就找到了老方丈。老方丈的见识很高,只翻了几页,立即判定,这手稿是南宋末年爱国遗民,也是大画家郑思肖的作品。

    当时,正值满清与明帝国撕杀之时,方丈认为,这样的作品很可能有激励人心的作用,赶紧把它献给了官府。

    于是,这部书名《心史》和郑思肖的大名就此传开了。

    郑思肖的确是南宋遗民,作为南宋遗民优良的那一支,他是非常合格的。我们知道,当南宋灭亡后,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们,或身陷元营、坚贞不屈而慷慨就义;或悲愤隐居、终身不仕而发愤着书立说,前者以文天祥为代表,后者则以郑思肖为楷模。文天祥式的遗民壮烈殉国、浩气长存;郑思肖式的遗民则以另一种斗争方式继续反抗元朝民族压迫政策。期间让人泪水横流的事太多太多,以至于让我们读到这些人的事迹时总有一种被人压迫胸口的感觉。郑思肖及其所着的《心史》一书就是这一具备了悲剧色彩的典型代表。

    《心史》一稿,是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写下的一部诗文总集,也是这位才华横溢,且具备了犀利文笔的才子唯一流传下来的着作。《心史》共分上下两卷,由《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以及《杂文》四十篇组成,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系各体诗文,《杂文》四十篇则是他关于时局所闻所见的记载。该稿完成后,一直被郑思肖封缄于铁函之中,正是个原因,《心史》又称《铁函心史》。

    南宋文人大都在写诗上有所造诣,郑思肖的诗名早被人所知。南宋未亡之前,他的诗中偶尔还有轻松之篇。自南宋灭亡后,他的诗文基调就成沉郁悲凉了。

    所以在《心史》中的诗篇,大都以抗元卫国、坚持斗争为主要内容。比较着名的《德二年岁旦》一诗,就颇具慷慨悲歌之风:“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在这首感念时事的诗中,他先是痛心自己无力报国,接着是表达渴望有人能收复失地、坚持抗敌的伟大愿望。

    据说,在该稿定稿时,郑思肖感于“心之所以为心者,万万乎生死祸福亦莫能及之”,而且“天地万化,悉自此心出,纵大于天地,亦莫能违乎此心”,所以题名为《心史》。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国可亡,然志终不可为之屈”的坚贞气节。

    写完《心史》,郑思肖并非是写着自我意淫,他是想把自己做遗民的灵魂轨迹展现给世人。但当时,这种想法等于痴人说梦。元人对南宋遗民和他们文章诗歌的压迫,相当残酷。况且,郑思肖的字里行间都在骂着元人。这种稿子,一旦被元人发现,定要焚毁。他最终决定,将这一灵魂轨迹留给后人,让后人知道,身为南宋遗民在元朝的挣扎过程。

    但是如何将稿件完整地保存、流传后世,是件很难的事。纸张不是秤砣,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几百年不烂。经过一番苦苦斟酌,他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用“外铁函”、“函内石灰”、“灰内锡匣”、“匣内生漆”、“书折成卷”加以牢固地保藏起来,外署“大宋铁函经”,内题“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在一个深夜,他把这个铁函沉于苏州承天寺那个深井内。

    就这样,《心史》才被老和尚打捞上来。和尚将稿子交给政府后,明朝的一些士大夫见其内容很符合当时的情况——满清(异族)正在与大明为敌——所以,就大量刊刻,希望大家都学习郑思肖的不屈精神与笑骂手段来对付满洲人。这样,《心史》才广泛流传开来,直到现在。

    “不忠不孝”郑思肖

    南宋灭亡的第39个年头,也就是元延佑五年(1318年),身患重病,已是77岁高龄的郑思肖躺在苏州觉报寺中,艰难地对守在床边的好友说道:“思肖死矣,烦为书一牌位,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完,缓缓地闭上眼,与世长辞。

    他的好友含泪将其掩埋,而关于朋友的临终嘱托,他却没有办。因为他和天下人都知道,郑思肖并非是不忠不孝,而是一个无论从中国传统的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尽忠尽孝之人。

    郑思肖本名不得而知,是福州连江(今福建连江县)人,南宋理宗时的太学生。

    他的父亲叫郑起(初名震),字叔起,号菊山,在南宋末年,因为看不惯官场上的污秽,所以不走仕途,一生都从事教师生涯。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奸相史嵩的同党想让在野的史嵩回朝,郑起知道后,挺身而出反对。淳佑七年(1247年),当他知道另一奸臣郑清之将要再次出任丞相时,不禁痛哭流涕,竟跑去郑家门口,历数郑清之误国的罪行,大骂“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耶!”

    郑清之被骂得先是一愣,接着就大怒,叫人将他连同他一家的男性全部投进监狱。郑思肖的母亲楼氏,辛勤操持家务,全力支持丈夫的正义行为。

    郑思肖就是在这样一个父亲的熏陶下长大的,他自幼就跟随父亲读书,十四岁考中秀才,开始游学四方。后来又考取太学生,应博学宏词科。父亲对他的教育可谓身体力行,遇到危及国家之事,他父亲就挺身而出,在北元频频的攻击下,南宋江山渐渐不保,他的父亲就教育他,要有忠君爱国之心。

    可惜的是,这位伟大的父亲在郑思肖二十二岁那年就一病不起。他的母亲虽然读书不多,但却知道老公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是正确的。这位同样伟大的母亲经常说的两句话就是:要学你爸爸!(唯学父为法)、你不按照你爸爸说的做,你不如去死!(汝不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

    从现代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讲,他母亲的教育方法很有问题。但正是这种有问题的家教培养出了郑思肖后来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

    咸淳之际,南宋国势已危如累卵。咸淳三年(1267年)元军南下攻宋,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失守。南宋大军撤回南方。而此时,宋度宗和奸臣贾似道仍然听歌赏舞,花天酒地。郑思肖不顾违反新的禁令大胆上疏坚决主战。这一次上疏,朝廷虽然没有太难为他,可没有照他的话去做。可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对他的行为很是钦佩,都想要看他一样。

    郑思肖眼见国家已无药可救,只能将悲愤情绪寄于文章中。在《逢陈宜之》诗中,他写道:“山静鬼行月,宵凉人梦秋。近闻边事急,吠亩得无忧?”写山中之静,秋夜之凉,静得只有鬼在月下行走,凉得可以酣然入睡,但又不能睡着。原因是“近闻边事急”,那么,老百姓能不忧愁吗?

    百姓的忧愁正是元军的欢乐,元军攻下襄阳后,势如破竹,直取浙江。当时,郑思肖亲眼目睹元朝统治者的暴行与宋朝廷丧权辱国的情景,对此,他将这一腔悲愤流诸笔端,《重题多景楼》就写于这个时期。“无力可为用,登楼欲断魂。望西忧逆贼,指北说中原。运粮供淮饷,军行戍汉屯。何年遂所志,一统正乾坤。”到了“国破山河在”的时候,他的诗作就更悲愤深沉了,他说:“每一有作,倍怀哀痛,直若锋刃之加于心,苦语流出肺间。”《德佑二年岁旦二首》中正是这种思想的最深切流露:“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下泉》是《诗经×曹风》中的一篇,反映春秋时期曹国人民在国家混乱、生灵涂炭的情况下希望太平的思想。郑思肖借《下泉》诗,将自己的哀伤与千古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

    他不但用笔写,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于国之心和对元军的愤恨。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宋军在崖山之战中全军覆没,大臣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殉国,南宋宣告灭亡。

    亡国噩耗传来,郑思肖痛不欲生,隐居苏州承天寺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重新给自己取名字: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意思是思念赵宋,繁体的“赵”字是从“走”从“肖”,寓意是义不忘赵。字忆翁,表示他时时不忘宋朝。号所南,表示他心向南方,决不北面事异族。

    每年岁末腊日,他总是一身素服去城外,望向南方大哭而磕头。

    平日里,他坐着时脸必向南方;平时,从不与北方人(蒙古人)来往;在朋友家只要一听到有人是北方(蒙古)口音,他就捂起耳朵急忙逃走。现在,我们不能控诉他搞民族歧视,因为当时北人(蒙古人)的确把南人搞得很惨。

    郑思肖的居室有一匾,上题四个字:本穴世界,他以“本”字的“十”加在“穴”字当中,就是“大宋”二字。冬去春来,郑思肖在“本穴世界”或作诗,或丹青,把对故国之爱、敌国之恨,泼洒在字里画间。

    这样的人想要尽忠,皇帝不给他机会;想要尽孝,他的父亲去世又早。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从这一点来讲,郑思肖是至孝了。而他的忠心就是他的种种作为,用自己灵魂为南宋朝廷书写的一部宋人遗民史。

    在百花中黑白分明

    恐怕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画家比郑思肖所画的花高明。

    郑思肖画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随便勾勒出一朵花,然后很随便地将其烧掉。保留下来的关于菊花的作品只有一副叫《菊》的画作,在萧瑟秋风中,花丛外另有一枝昂首怒放篱笆旁,下题《画菊》诗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这可以看作是郑思肖作为遗民生涯的真实写照。

    郑思肖又善于画兰花,但从不画土。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土?他睁着眼睛看那人道:“地都被番人夺去了,还哪里有土?!”

    幸好问的人读过书,知道地就是土,就是河山。他本是取意文天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之意。他有一首诗为这副画做了一眉批:“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千言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

    一次,在元朝做官的一位颇负盛名的汉人大书法家来找他,再三请求,郑思肖坚决不见。这位书法家来了几次,郑思肖都以各种理由搪塞,始终没有接见此人。

    还有一次,一个元朝小官请他为自己画一副墨兰,他坚决不给画。这个小官见他如此不识识务,就威逼他道:“听说你有十亩田,你要是不给我画。我就让你多掏税钱。”

    郑思肖来了脾气:“头可以砍!但是兰花绝对地不画。”

    小官员见他横眉怒目,居然被吓得退走了。

    从这一点来看,郑思肖是个黑白分明的人。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为元朝效力,你就是我要声讨的人。凡是元朝的,他就反对,凡是让元朝出丑的,他就鼓掌。这就是郑思肖。

    当忽必烈为了笼络人心缓和蒙汉矛盾,征召宋朝遗臣出来做官,郑思肖的名字也在其中。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冷笑,然后给忽必烈的使者写了一句诗: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轻受别人恩。

    忽必烈看到这两句诗后,倒没有生气,因为这样的人太多,想杀也杀不完。况且,他此时正要笼络汉人的心,能不杀就不杀。

    不过,紧接着的一件事就让忽必烈怒发冲冠了。那就是他第二次东征日本的失败。当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后,手舞足蹈,作了《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然后就是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如此羞辱政府的军事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元朝政府下令缉拿郑思肖。郑思肖只好跑出苏州寺院,回到家乡福建。元政府哪里肯放过他,继续到福建拿人,郑思肖在国内是混不下去了,只好从泉州出国,搭了大帆船前往印尼,在爪哇岛西北岸登陆。到达印尼之后,郑思肖孤独一人,几无立锥之地。后来,他看到这个地方的园林很多,就想得到一块来以求生计。但那里的土地均属当地土酋所有,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松得到的。

    郑思肖开始打听这个酋长的爱好,最终得知酋长很喜欢品饮中国的茶叶。恰好他逃跑时,随身携带着,就使用8个瓷罐装满茶叶作为见面礼去见酋长。酋长一见是茶叶,大喜过望,当下生火泡饮,口感极佳,大加赞赏。在聊天过程中,酋长得知郑思肖乃中土很有名气,就答应了郑思肖要土地的要求。酋长很好说话,就在属地划出纵横一英里的土地给郑思肖。

    从此,郑思肖把这块土地辟为园林,精耕细作,逐渐成为华侨的聚居地。

    不过,他还是怀念故土,几年后,当元政府已经不记得此事了,郑思肖回到了中土,依旧到苏州的寺院里居住。

    《心史》给了我们什么

    最终,我们仍不得不回到郑思肖的那本奇书《心史》上来。这本无论是从史料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甚至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看,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本书。

    当近代学者梁启超读到“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过徐子方书塾》);“泪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八励》)的诗句时说:“如在慷慨激越,足征忠肝义胆……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为此,这位学者“穷日夜之力读《心史》,每尽一篇辄热血“腾跃一度”。

    作为史料,《心史》的价值非常珍贵,在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几种南宋遗民的野史笔记中,由于书稿写好后一直沉放于井底,未受元人窜改,所以保持了原稿面貌,尤其是所记皆作者亲见亲闻,史实尤为可信。

    比如元朝官修的《宋史》有一个特点是“北详南略”,错谬遗漏百出,宋理宗以后三朝史实尤其简略,“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

    另外,最让人惋惜的是,《宋史》对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坚持四年的抗元斗争以及元军在江南地区如占领常州、桂林等地的大肆屠杀行径更是少有记载。但是《心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样的不足。在这一点上,比较有名的《宋遗民录》、《宋季三朝政要》等书就相形见拙了。因为这些书都被元人窜改过。

    南宋末年,宋蒙之间进行了许多重大战役。如常州保卫战、山海战等,这些在正史上或是一笔带过,或是轻描淡写的战役都被郑思肖记录了下来。

    我们要知道,这些战役虽然失败者居多,但毕竟证明了一件事:宋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的确在奋起抵抗侵略,在这些战役中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人物都是我们民族值得自豪的事情。在《心史》下卷中,他就以相当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李庭芝、张珏、李芾、王安节等抗元英雄们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斗争事迹,这是研究南宋抗元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郑思肖不仅对一些重大战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且还对这些战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还是颇有见地的。在评价宋元最后一战——山海战中宋军覆亡的原因时,郑思肖为总指挥张世杰翻案。他说:“尝闻山陷虏,忠义之士咸议张少保(张世杰曾被封为少保、越国公)失在此,不趁时进攻。殊莫晓当时意也。独我臆度张少保恐贼舟埋伏,先驱轻兵相挠,疲我兵力,然后驱重兵相压为虑。”竭力维护一生戎马辛劳、最后壮烈殉国的张世杰的声誉:“张少保……始终一成不变不屈,岂可执此议其非!”

    或许,正是因为郑思肖,文天祥的事迹才得以流传,而文天祥的精神也被郑思肖用笔记录了下来。对于与自己是同时代的人,郑思肖对文天祥的描述恐怕是最真实最直接的。

    在敬仰推崇之心的作用下,郑思肖特意为文天祥写了《文丞相叙》一文,详细记载了文天祥自赣州募兵勤王到大都柴市慷慨就义的八年战斗经历。在《赞文山忠烈》一赋中,郑思肖热烈赞颂文天祥“忠烈之气,上属于天。日月晶明,天地无愆”,表达了对这位着名民族英雄的深切怀念与崇敬。这就是英雄惜英雄的最好注解。

    另外,《心史》对元初社会风俗以及一些社会等级现象也有所记载,如关于元朝有名的“九儒十丐”之说,就见于此书:“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这一记载让我们知道了元朝对读书人的态度,可知,读书人经过了北宋三百多年的享福后,几乎坠入了万劫不复之境地。元朝后期虽然有所改善,但读书人地位永远也无法回到宋时。

    这就是南宋遗民为什么对元朝恨之入骨的根本原因。

    当然,《心史》留给我们的,不仅如此。我们应该知道,在山河破碎之际,无数读书人成为孤儿,又眼看着强盗进入自己家园,抢劫杀人。他们以前的自尊和身份,顷刻之间灰飞湮灭。一种突然从天上到地狱的感觉顿时将他们击倒在地,他们爬起来后的反抗该有多么强烈,人人都该明白。

    作为这类人的典型代表,郑思肖的反抗就是用灵魂来为那个时代抒写历史,用灵魂来为自己抒写心史。

    他不但记下了在残山剩水间的英雄脸谱与英雄的灵魂,还记下了自己的灵魂,心中的历史,当他死时,他非但不埋怨祖国曾经的颓废而造成的国破山河在,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当皇帝远去,当江山如花落去,身为臣民的他,只剩下了自责与无奈。这就是《心史》留给我们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无能为力拯救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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