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哭与诗中默默对抗
德佑元年（1275年）三月，蒙古军在伯颜率领下进逼南宋都城建康，南宋已是天昏地暗，马上就要土崩瓦解了。但朝中的汉人们仍旧在或明或暗地争吵，他们把行动上的无力回天化作嘴巴上的睚眦必报。略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干了，从政郎林景熙就是其中一个。这一年，林景熙33岁。
林景熙离开朝廷后，就隐居于平阳县城白石巷。林景熙的仕途完全符合南宋末年知识分子的晋升之路。宋咸淳七年（1271年）中进士，授福建泉州教授，两年后迁礼部架阁，进阶从政郎。
他离开朝廷的第三年，也就是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南宋朝廷的最后一位皇帝趴在士大夫陆秀夫的后背跳海。南宋宣布灭亡。
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时，林景熙与友人大哭不止，并且为这位小皇帝和他的祖国举行了哭祭仪式。
哭其实是一种感情的发泄，但倘若许多人围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哭时，就成了精神力量。宋朝遗民，尤其是南宋正面遗民的哭曾经惊天动地，使得元朝政府无可奈何。
作为一个文人，尤其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林景熙不能投笔从戎，他只能把许多对祖国的怀念寄托在哭与诗中。
氛围往往能影响人，如果不是南宋遗民的大批量哭人的出现，林景熙的心情恐怕不至于那么糟糕。当他见到陆秀夫所流传下来的广陵牡丹诗卷时，更是无限感慨，无限泪流，曾在诗卷上提诗道：“南海英魂叫不醒，旧题重展墨香凝。当时京洛花无主，犹有春风寄广陵。”
不过，这种死人对生人的影响，虽然震撼无比，倘若经常遇到死人的诗集，感情就不会那么充盈了。南宋的灭亡以及陪着这个政权死掉那些正直朝官的死当然能使林景熙悲痛万分，但真正让他惋惜与不平的却是另一件事。
有一次，他在一山乡人家借宿。晚上点灯读书，在烛光的映照下，他突然发现这山乡人家的窗户纸上有字。他凑进去看，才读了几行，就鼓掌叫好。原来，这是一封军事建议书，建议书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让林景熙惊讶不已。倘若，南宋政府真的能按这一军事建议书上的建议来与蒙古人对峙，南宋政府不可能灭亡得这么快。
他看完时，天已大亮，但丝毫没有困意，又从头看了一遍。当他沉静下来思考时，突然就哽咽了。
南宋后期的朝政与南宋皇帝最合格的无能，根本接受不了来自朝堂之外的任何建议。这才是林景熙要哭要流泪更要叹息不已的地方。
于是，他写下一首《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该诗有句道：“何人一纸防秋疏，却与山窗障北风”之叹。
不过，我疑心《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全诗中所叹息的内容恐怕都是林景熙的一相情愿。南宋末年，面对即将到来的亡国，多少知识分子献计献策，其中不乏有可以让南宋政府为之惊讶欣喜的真知灼见。但是，一个腐败与无能的政府，即使得到天蓬元帅的相助，也不过是延缓它的灭亡，绝不可能根治。况且，这样一个无能政府面对的是强大而又生龙活虎的蒙古帝国呢。
林景熙的伤心与为南宋政府惋惜，不过是作为遗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特质。成功者创造历史，失败者制造传说。这就是林景熙与诸多南宋遗民每每论及南宋末年的形势，往往不平的原因所在。
在不平的同时，江山已经不在。如林景熙这样的读书人所能做的还有痛苦的回忆，这些回忆也被他们寄托在诗歌中，当他应着名的遗民王英孙邀请到越中时，两人叹息时，林景熙就写下了“一曲危栏人独倚，江山浑在梦中看”的诗句。他们在一起，无非是饮酒赋诗，跑到大山上长叹痛哭，倘若说，这是反元情绪的一种发泄。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们不想真刀实枪的反抗，所能采取的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大仇深模样的人，他们不想被世人关注，当然，更不想被元朝政府关注。他们似乎天生就具备了“自虐”心理，用元人根本不当成一回事的事情来反反复复地折磨自己，直到精疲力竭。
不能以武力来反抗的遗民，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既要表露自己的价值判断，可是，又又要在一个为自己抵制的社会里生活下去，那么，他们不敢做狂人，也不能以中庸之道处世。只能以“狷”——有所不为——来作为他们的行事规则。
等于说，他什么都可以做，但其政治态度绝对不能过于激烈。遗民有不合作的消极自由，但绝不能把这种不合作的姿态放到桌面上来，让新主难堪。
这或许不仅仅是宋遗民的可悲可笑之处，朝代更替间，所有不能用武力接证明自己的遗民都是采取了这种做法。
但是，林景熙的这种行事规则却被一件事违反了。
一个叫杨链真伽的和尚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让林景熙不能在哭与诗中痛苦下去，他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
待从头，收拾剩骨残骸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总统江南佛教的杨链真伽听说南宋皇陵中有许多珍宝，就把把在会稽的徽钦二帝以下的历代帝王后妃的陵墓全部发掘，把剩骨残骸抛弃在草莽中，惨状目不忍睹，可没有一个宋人敢去收拾，更何况是制止了。
杨琏真伽无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将葬于永穆陵的宋理宗赵昀的头颅骨锯开，当成了饮酒容器。在汉人看来，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春秋末期，赵国的赵简子把仇人智伯的头颅当成尿壶，引起了智伯门客的愤怒，于是有了三次刺杀事件。虽然没有成功，但至少给后人一个提醒，拿别人的头颅当容器是一件丧尽天良的事。
但在外族人看来，这种做法很正常。或者说，拿别人的头颅当容器，不是一种羞辱，而是一种习惯。
匈奴就有以敌人头颅为饮器的习惯，蒙古人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从风俗习惯上来讲，他们对尸体的处理与汉人不同。
按蒙古人风俗，人死后葬于平地，令马群奔践，使之不见痕迹，现在我们都知道，元朝诸帝陵前无麦饭之祭，恐怕就是这个原因。成吉思汗陵墓始终找不到，也许，根本就没有埋入地下，到哪里找呢。
杨琏真伽的这种做法没有被元朝统治者制止就是一个证明。在这些蒙古人看来，杨琏真伽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民族风俗替汉人把身后之事又重新料理了一回而已。
不过，杨琏真伽敢于这么明目张胆，或许跟他的背景有关。他本是佛教徒，而佛教在蒙元宗教信仰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元朝近一百年的历史，对佛教以及教徒的礼遇可谓“无所不用其至”。以至于许多佛教徒不去读经，却为害人间。杨琏真伽在没有挖掘南宋皇帝的陵墓前，就已经被江南人民恨得欲食其肉，饮其血。
不过，宋人没有智伯门客的那种勇气，他们不敢去刺杀杨琏真伽。当许多人得知杨琏真伽把各位先皇的骨头扔得满山遍野时，所能做的也只是咒骂与哭泣。
用脏话做武器，历来是宋人的专利。但在屡试不灵之下，他们仍旧一如既往地相信诅咒能使人丧命的鬼话。林景熙恐怕要比这些人略高一筹，漫山遍野的骨头让他在痛哭之时，想到应该做点什么。
当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想要做点什么非常难时，他的心情一落千丈。
有一种说法是，杨链真伽并非是异族，而是汉族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激起宋人的反抗，然后找到理由将这些人收拾掉。
杨链真伽在江南虽然物质生活很丰富，又不怕懦弱的汉人对他刺杀。但他总觉得前后左右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看，如芒刺在背。
他知道汉人对先辈的骨头的重视程度不下于他们自己的身体。于是，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损招，想让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现身。
也就是说，林景熙倘若怒气冲冲地跑到漫山遍野的骨头旁边，收拾骨头。那他就等于给自己收尸。
林景熙恐怕不是怕死之徒，但他的目的很明确，只是想为自己的皇帝做一点点事。倘若自己真的死掉了，自己的骨头谁来收？
在经过慎重考虑后，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乞丐，背一竹篮，拿一木夹，为了迷惑对方，他遇到可以收拾的东西，就用木夹子夹到背后的篮里。慢慢地就靠近了那些骨头的山前，看到有和尚在那里守卫。他又凑钱铸了许多银牌，在与看守的和尚“偶然”的一次聊天中，林乞丐眼里放出光，给了看守的和尚，说，山上的破铜烂铁，我不敢奢望。我只需要收拾几块骨头就可以。
看守的和尚看着眼前这乞丐，觉得不可理解。但银牌货真价实，于是，几个和尚就随便找了几块骨头，给了林景熙。
林景熙得了骨头，飞奔下山，也不分谁是谁的骨头了，就分别装在两个盒子里，归葬于东嘉。
许多人知道了林景熙的行为后，都激动不已。林景熙痛哭作了《梦中作》十首。其一绝曰：“一抔未筑筑宫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栗堆起暮鸦。水到兰亭更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又曰：桥山弓剑末成灰，玉匣珠襦一夜开，犹记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骑捧香来。”
不过，他做了另外的诗都忘了。在礼葬完毕后，写了《冬青花》诗：“冬青花，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隔江风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阵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宗山竹裂。”
又一首有曰：君不记羊之年、马之月，辟历一声山石裂。
不过，林景熙始终为自己不能把理宗的头骨从杨链真伽的嘴巴上拿开而痛恨不已。宋理宗的颅骨直到元亡后，才被朱元璋访求得到，终葬于南京。
不过，这个时候的这个头骨是否是理宗皇帝的，谁也不能肯定。明朝诗人高启得知理宗的头骨重归泥土后，写下了《穆陵行》。诗曰：“玉颅深注酡酥酒，误比戎王月支首。百年帝魄泣穹庐，醉骨饮冤愁不朽”。
林景熙的收拾先皇骸骨，可能是那个时代宋遗民中流传最广的事情之一。这种最为无奈的骄傲，就是亡国奴经常运用的聊以自慰治疗亡国之痛的方法。
挣扎的遗民
林景熙在收拾了先皇的骸骨后，知名度大起。许多遗民以与他交往为傲。
或许正是这种“高义”行为使得林景熙认为自己还有用，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就义八周年忌日时，他的好友谢翱登富春山西台哭祭，写了《西台恸哭记》，又寄诗给他，林景熙立即写了《酬谢皋父见寄》：“入山采芝薇，豺虎据我丘；入海寻蓬莱，鲸鲵掀我舟。山海两有碍，独立凝远愁。”
他的这首诗似乎跟文天祥没有多大关系，首先他说，古人不得志，则隐居山林，或遁迹江海，可是我们面临的这种情状，居然是国亡。让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一方净土呢？然后他才提到文天祥：
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风尘九溟竭，
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
龙庭戈铤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
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
苦寒尚握苏武并，垂尽犹存杲卿舌。
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
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有人将这首诗与文天祥的《正气歌》相提并论，倒不是吹嘘。论诗的质量，南宋遗民要远高于北宋遗民。
这或许是缘于北宋遗民在成为遗民后，还有一个江南朝廷可以做精神寄托。他们的悲哀还没有到崩溃的临界点。可南宋遗民却完全不是这样，放眼望去，尽是蒙古人的旗帜，飘荡在他们眼前。
文天祥无疑是那个时代做遗民的一个寄托哀思的物体，他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了。甚至有许多人并没有见过文天祥的面，每当文天祥的祭日，他们都会如丧父母般的悲伤。
压抑的生活往往使人提不起太多兴趣来生活，尤其是精神上的压抑，更会让人觉得生不如死。许多遗民在悲愤中过完一生，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贫穷，大多因素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太富裕，使得左思右想，于是，不能摆脱掉“遗民”二字的束缚。
林景熙并没有安静地呆着，因为他知道这样与事无补。他应该做一个流浪者，流浪远方，将那些烦恼事抛在行走过的路上。
旅游原本是好事，可到了遗民这里却成了一种行走式的煎熬。
1300年左右，林景熙开始了他的漫游。他的足迹马上在杭州、华亭、苏州、无锡、镇江、湖州以及严陵等地被人发现。他的行走模式主要以些诗为主，以游览为辅。在这期间，寄托爱国之情的纪游诗成为主旋律。同时，与各地遗民相处，使他的心情并没有一直处于低靡状态。当他行走到建康之地时，见江山易主，景物全非，遂写出了“王气销南渡，僧坊聚北宗。烟深凝碧树，草没景阳钟”的感叹之词。
在奸臣贾似道死掉的葛岭，他望着那块地方，久久愤恨不已。并且大骂这位奸臣是万古不易的误国之言。
不过，时间到了1300年左右时，元朝统治者也在纠正自己当年的过失。他们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希望能在中原这块土地上，用汉人治汉人。
在他们召唤的知识分子中，有的到朝廷做官，而有的誓死不从。这些誓死不从的人被遗民们称之为“义士”。当着名遗民谢妨得不与元朝合作，绝食而死，林景熙得知后，写下了“何人续迁《史》，表为节义雄”的诗句。当他听到被扣押多年的遗民家铉翁放归，写诗说：“衣冠万里风尘老，各节干年日月意。”把他比作苏武，表示无限景仰。
总之，所有能勾起林景熙对前朝怀念的情结的事物，他都要抒发情感一番。遗民陆游临终时吩咐儿孙，大宋何时可以收复失地，祭奠时你们别忘了告诉我。林景熙却说：“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是的！
如今，天下是一统了。可却是外人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样的事情如何告诉先辈？而且，许多人已经到元朝为官，他们还有脸告诉先辈，天下已经一统了吗？
宋朝遗民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爱国不爱天下。这从他们出仕元朝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有的遗民以为自己不出任元朝的官，就是真的对得起天下苍生。但是，反过来想，他们既然那么正直，那么有骨气，对天下苍生被元朝统治者迫害，愤愤不平，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而保护天下苍生呢？
也许，他们爱的永远都是皇帝和皇帝曾经统治下的“宋”这个虚名。
林景熙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虽然没有资料显示，元人请他出来为官。但根据他在宋亡后的态度，可以肯定他也绝不会为官。可他又与其他不问世事，总把自己搞得要死要活的遗民有所不同。
五十八岁时，林景熙的腿脚已经不好，他就在在马鞍山住了下来。教授生徒，过着清贫的生活，以颜回草食瓢钦、乐在其中来自我解嘲。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他为判官王秉仁写了《平阳县治记》使人们知道平阳建县的历史。大德五年（1301年），州守孙筠贴出大榜，征治制良策。林景熙立即写了《公溥堂记》，希望他能为老百姓做些好事。
大德十年（1306年），州判皮元修了阴均陡门，他认为着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就欣然为其作记。
从这一点来看，在无奈与愤恨中，林景熙内心深处已经认可了元朝的统治。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作为南宋遗民，他不可能掩耳盗铃。知识分子的“忧天下”思想开始起作用，在许多时候，他都希望自己能为天下百姓出一份力。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遗民的挣扎，这种挣扎并非是心理上的，而是行为上的。他们不想出来当元朝的官，但却时刻为元朝的官着想，因为这些官掌握着老百姓的生与死。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百姓。
林景熙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突然离开马鞍山，北上杭州，不久即生病回到马鞍山。两年后，林景熙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九岁。
临死前，他对自己诗集中许多具有爱国情感的诗歌很是满意，等于说，最终，他和许多被我们后人称之为优秀的遗民一样，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并且没有忘记自己是爱国的，爱着那个已经消逝了很久的国家。
但历史记住他的，可能就是他装作乞丐到山上去收拾先皇骸骨的事情。正如同我们永远记得文天祥是爱国者，而他的战略家的身份永远都不会被人刻意去注目一样。
这恰好证明，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最优秀的事，林景熙做的这件最优秀的事，就是替先皇们把骸骨收了起来，虽然只是几块，但这种行为，就永远值得我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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