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传统士人“学得文武艺”后，“货卖帝王家”就是他的理想。可当正统所谓的帝王已不存在家，那么，他是敝帚自珍，还是卖给另一位帝王呢？这当然谈不上是两难，对于生活在金人统治区内，早已经没有了帝王家的党怀英而言，选择前一者是对自己与人类的不负责，选择后者则是正道。我谈党怀英，真正的目的不是想写他的亡国岁月，而是想告诉人们，金代文学在拥有党怀英这样的大家的前提下，都没有所成就，其原因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那样。看来，崇拜如果过于盲目，真的不是好事。

    太受重用，也是对文化的犯罪

    这是党怀英简单而又直接的简历，生于公元1134，死于1211年，字世杰，奉符（今山东泰安）人。祖籍冯翊（今陕西大荔）。着名文学家、书法家。其父党纯睦曾经担任过泰安军录事参军，党怀英随父宦居，遂为奉符人。金人南侵后，党怀英并没有南下投奔祖国，而是留事金国。大定初年，党怀英隐居徂徕山，筑竹溪庵，读书吟诗。

    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中进士，历任城阳军事判官、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学士承旨等对文化贡献相当大的文职。

    据说，他和辛弃疾曾拜当时着名的学者刘瞻为师。有一次，刘瞻问他们两人的理想。辛弃疾的理想是：“要用词写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而党怀英的回答则是：“读书为了做官，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我一定要到朝廷里去做大官；如果做不了官，就回家隐居。”

    如我们所知，辛弃疾后来去了南宋，郁郁而终，没能实现他全部理想，党怀英却留在金国，并最终被历史定义为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

    今天，我们来看，到底谁的贡献大一些。站在大民族的立场来讲，党怀英一定超过辛弃疾。可无论如何，我都不忍心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评价辛弃疾，我只能用大民族立场来证明党怀英的选择是对的，有利于历史发展的。他给金国带去了精神上的希望，可归于底，还是金国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让他有了这样一个被历史认定的机会。

    对于金国的文化，学者吴梅曾这样说：“夷考金有中夏，代历十纪，享国百二十年。其间文人学士，何虑数百。”这倒是切中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金国在海陵王完颜亮、章宗完颜瞡等帝王，完颜乌野、完颜璟等皇族的支持下，文坛精英倍出，他们自己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自金国灭掉北宋南侵后，中国的文化中心就开始南移。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因为太多的文化精英都随着那个赵构逃到了长江以南。要知道，文化以及思想，永远都是文化精英的事，与老百姓无关。这些精英到达南方后，自然会带动南方的文化。

    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是金人的统治区的北方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逃跑而陷于文化沙漠状态。还是有一批人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北方，我们前面提到的宇文虚中、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文人吴激、张斛(德容)、高士谈这样的原南宋旧臣都留在了金国。

    尤其是如党怀英这样地道的北方汉人，始终就没有南下的意思。他们为金代文学注入了活力。正因为如此，整个北中国的文化并未随着北宋的灭亡而一落千丈，相反，经过金国统治者与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努力，北方的文化居然会维持在一个基本的水准上。

    中原儒家文化之所以会受到历代统治者和进入中原的外族喜爱，一个关键原因是，儒家可以把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训练成温顺如女人。“不反抗、逆来顺受”是这一学说的特点。我真的是不能理解，独遵儒术的汉武帝那么霸道，却用这种术训练出了日后那么多常常是坐以待毙，愚蠢之忠的顺民。

    女真人进入中原后，对于这种于他们很有利的学说当然也是喜爱有加，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崇拜一种学说，就会崇拜他的传播者。党怀英多次被金国皇帝接见，谈论儒家文化与中土文学就是一证明。

    金国对拥有着传播“儒学”的人是抱着相当大的热情的。这种热情是以他们对中土传统文化的无限仰慕作为基础的。虽然许多时候，他们会用武力解决一些麻烦，但是，在武力解决后，他们对汉人称他们为“蛮夷”的事情总是感到自卑。

    完颜亮还是海陵王时，就曾对汉人官员蔡松年谈起读《论语》体会，他对“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这句话就很厌恶。其实透过他的表现，直达他的心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其根源还在于仰慕汉法却不被先进文化接受的心理失衡。

    这种失衡并非可以用武力来解决的，那么，一件事情既然不能解决，倒不如顺着来来。所以，自金一朝，其大部分统治者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尊孔崇儒倾向。

    金熙宗完颜蚮首先倡导尊位，他在上京立孔庙，亲自去拜祭，又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后来的世宗皇帝完颜雍更是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用他们民族的文字翻译汉文儒学经典，并给孔子修墓，立“宣圣庙碑”。章宗即位不久，就下旨大修曲阜及京师孔庙，并下诏各州县建孔庙。

    这些是硬件，在软件方面，金国统治者更是煞费苦心。为了找到更多的儒家门徒为自己服务，他们经常扣留宋朝使臣。

    ——这大概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放徽、钦二帝，总让宋朝使臣来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种抢劫式的手段不是长久之计，除了这一点，金国统治者还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选拔人才。金太宗时，金国政府确立科举制，分辞赋、经义两科，以罗致汉人文士。在攻下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创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称“南北选”。

    海陵王完颜亮登基后，为便于普通文士，下诏废除南北选制，不以地域差异定尊卑。此后科举制度更得到进一步完善，文人亦普遍受到重视。

    一项统计说，金代科考取士15000人，状元61名，位至三品以上的11名。这个数目当然不能和宋朝比，但我们要知道，金人刚刚从奴隶制艰难地走过来，能有这样的成绩，已是相当不错的了。

    用外来力量来给自己树丰碑，其实并不是好主意。在用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金统治者还对尽快提高女真人的文化素质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鼓励女真贵族子弟习儒，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和汉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

    金世宗时期，政府规定，女真贵族如不能读女真字经书，即不准承袭猛安、谋克。章宗时期又下令，35岁以下女真亲军，必须学读《孝经》和《论语》。

    那么，党怀英的成绩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思想之于金人恐怕还是阳春白雪，即使汉族知识分子真的想把汉人的思想传输给他们，短时间内，他们也不可能全部接收。

    党怀英以及一些在金国的汉族知识分子的贡献就在于，将高深的汉人思想化诗文创作，由此提升了金人的欣赏水平与加速了金人的“汉化”进程。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盲目的生搬硬套，使得金代诗文永远也不能与两宋相比。党怀英所效仿的是北宋时期的苏轼六家的诗文，他的这一做法，却使得金人从王羲之到宋徽宗赵佶的书法绘画全都进行了模仿。海陵王完颜亮、章宗完颜瞡以及豫王允成(世宗幼子)成了醉心于汉文化的典范，他们有很多用汉文写作的作品传世。虽然质量不怎样，可毕竟是真心实意地东施效颦。金章宗还依据宋朝《崇文总目》，下诏访求遗书，编纂《金纂修杂录》、《大金礼仪》等典籍。即使是到后来金国的国势衰落，但金国文人的创作却呈蓬勃发展之势，出现了赵秉文、杨云翼这样以“学苏(轼)”相标榜的文坛盟主。等到哀宗之时，元好问更以吕明博大之才，标举苏氏之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代宗师，执文坛牛耳者近二十年。

    可是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东施永远也比不上西施，反而会落得个被人耻笑的下场。许多如党怀英一样的汉族知识分子将金人带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让他们越走越远，而自己也渐渐地跟在了这些人的背后。

    学术观点上来讲，任何一种文学，倘若要使它有价值，其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在于思想的解放，如果思想上存在着自我封闭和不思进取的问日，那么，僵化就会趁虚而入，成为文学创新的大敌。

    其实可以具体来谈，在中土，以诗词古文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至唐宋时代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范本”。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不可能改变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攀过颠峰。

    那么，只能模仿。统治这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模仿，上有好焉，下必从之。与此相呼应，整个金国文人阶层也将目光指向了中土，学习和模仿形成了风气。也正因为如此，诸如北宋时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在北地有增无减。甚至有金人将其与理学在南宋的地位相提并论，金国社会上层对中土文化的渴求和汲纳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形成学习和模仿的文学风气。他们已经不敢创新，甚至是想不到创新了。

    我们现在知道，对前代和传统进行学习是必要的，但盲目崇拜以至极力摹仿却只能导致文学创作走向反面。

    在当时，金国人是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的，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也弄不明白，从诗经及汉乐府到唐宋边塞诗词，有关这方面题材在汉族文学中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完美的表现，几乎没有给他们留有任何余地，即使是后来元好问这样有才华的名作家也难以改变这种现状。他们一直在北宋文学的圈子里左转右转，直到转得不知道北，然后坐下来写上点文字，他们以为这种文字是最好的，其实是古人嚼剩下的甘蔗。

    刺激，终是无奈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句西方谚语，它道出了一个真谛：文人境遇恶劣很有可能刺激文学创作的爆发力，从而客观上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我们所知道的司马迁被弄成太监，才有《史记》的诞生，屈原的《离骚》也是对身处环境的不满才牢骚出来的。按这种规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金人对汉人压迫，必能产生出优秀作品来？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即使如党怀英这样的优秀文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拿出一件可以超越前人的作品。的确，他的境遇很好，物质条件优厚，精神生活也非常让他知足。可是，我一直认为生活在异邦，眼见自己的同胞受到屈辱时，会表现出一副狼心狗肺的样子来。

    和他有所不同的是，金人统治下的汉族文人，虽然被授予高官，可终究是在异邦，况且，这些人与南宋政府和南宋人不是没有往来，他们的精神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然而，没有整个金代，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前代的作品媲美。我觉得，应该为那个金朝感到悲哀。至少从文学上来讲，他们输得太惨了。

    任何一个王朝的文学成就之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统治范围广狭、拥有文士多寡，和敢于打破传统积极创新与否。可是，最为关键的仍旧是打破传统积极创新这一条。我们知道，南唐面积很小，但出了李煜那样着名的词人。可是几乎统治了中国北方的金国，却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人。当我们今天翻开中国文学史的金朝一页，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文人，写下了无数的文字，乏善可陈。

    原因很简单，当整个社会沉闷压抑，思想禁锢时，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文人群体来讲，他们注定要默默无闻，包括他们自己。如果一个社会对前代已经取得的成就只会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怀疑，即使读书人的地位再优越，作家作品再多，也不会导致文学的繁荣。只不过所谓的垃圾作品数量多一点而已。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到了元朝时，会有元曲的出现呢？

    是什么刺激了中国汉族文人的敏感神经，使得他们打破了唐诗宋词的垄断，创新出元曲来的呢。

    归根结底，蒙古人并没有对中土文学表现出无限敬仰和向往，而是始终把中土文学与之境内其他思想文化并列，没有给予独尊的地位。对于那些一直“厚古薄今”的汉族文人既利用又防范，最终取消了他们“学而优则仕”和治国平天下的当然资格。

    这些被“流放”出文化专属领域的文人，没有了晋身渠道，就没有了对文化的发言权，他们最终要走上的一条路就是，放下自己的身段，去重新找一条路来走。

    由于没有了中规中矩的马路，他们就转向了小道，或者说是偏门。

    倘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就该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让许多士大夫高兴的是，儒家向来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那么，遵从传统文化，诗歌散文为文学创作则被看作是最高境界。但是有一点必须要知道，中国古代诗歌独具的短篇抒情性质和以言志抒情为目的的文艺理论，不但不利于以叙事长篇为主要特征的戏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反而还是一个阻碍。

    在中国传统士大夫心里，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是他们的人生规范，更是将具有创作才能的文人和演唱艺术完全割裂开来的一把刀。

    可是，在唐诗、宋词以及唐宋散文出现之后，诗文领域已经到头了。没有人有那个能力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创辉煌，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转过头来，或者是俯下身去，把之前的高峰放过，从高峰旁边另起一座。

    元朝的读书人有这个条件。首先是科举的废除到后来的名不副实，原来的汉族文化精英一下子由“白衣卿相”降到了同娼妓、乞丐为伍的地步（八娼九儒十丐），作诗填词和具有“经天纬地”功能的散文现在已不是那么神圣和高不可攀，等于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成了累赘或是杂草了。

    没有人愿意继续留在这堆杂草旁边，因为草不能当饭吃。生计所迫，读书人对于从前不屑一顾的讲唱和表演艺术慢慢地看重了，不但看重，这仿佛是手不能抬，肩不能扛的知识分子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富有创作才能的汉族文人士大夫和表演艺术之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元曲出现了。作为继唐诗、宋词之后文学一代新高峰的元曲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即由此前短篇抒情的诗歌散文占优势，转变为长篇叙事的戏曲小说占了主流地位。

    元朝统治者对中原正统文化的漠视，客观上造成了全社会文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而在完全推尊汉人文化传统的金代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仿佛是由高山到低谷，我们今天读元曲，很难读出隽永的意味来，就是因为书生们放下了身段，把本不应该烦琐的东西塌实地简化了。

    唐诗中规中矩，宋词开始转变，到了元曲，我们就看到了略识字的人都能读懂的“民间文学”了。

    真的很难想象，倘若不是蒙古人的进入中原，宋词之后会是什么，或者是什么都没有。

    正是这种刺激，才让知识分子开辟出了另一条路，这条路在他们看来，虽然非常艰难，可对于中国文学，他们立了大功。

    从党怀英身上，我们知道到了金国的读书人为什么一无所成，也让我们看到了元曲出现的根本原因。

    当一个传统士人“学得文武艺”后，“货卖帝王家”就是他的理想。可当正统所谓的帝王已不存在家，那么，他是敝帚自珍，还是卖给另一位帝王呢？这当然谈不上是两难，对于生活在金人统治区内，早已经没有了帝王家的党怀英而言，选择前一者是对自己与人类的不负责，选择后者则是正道。我谈党怀英，真正的目的不是想写他的亡国岁月，而是想告诉人们，金代文学在拥有党怀英这样的大家的前提下，都没有所成就，其原因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那样。看来，崇拜如果过于盲目，真的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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