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到底是每年给这些不会说中文的人200英镑的年薪，还是让四个人平分这些钱呢？这个问题饱受争议。传教士们在中国可以不用自己出钱租房，但须自己支付吃穿、坐车、看病以及中国助手的工资才行。据豪斯波夫先生说，在中国他每个月需要10个大洋的生活费（一个大洋合2先令）。可是，为我们做事的中国雇工却说，他们每个月仅吃饭一项就需要4个大洋650文钱。这么说来，豪斯波夫只用5个大洋350文钱就可以解决吃饭之外的一切了。
不过，把一个平日身处英格兰优越生活中的绅士与中国的劳工相比，似乎不大合适，他们的生活费也该不尽相同吧？夏日的时候，我们去过好几个位于中国西部的传教地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些天主教的传教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传教士的思想深度和素质都比自己国家和中华内陆会的传教士强。当然，这些传教士对我们更是热情友好了。
旅行者总是对某地的风土人情非常感兴趣，可是在中国，如果你想从当地人那儿了解这些，肯定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尤其你还是个外国人，而教士们倒是可以详细地为你介绍一番教堂周围的情况。中国的传教团体很多，如果要说出这些传教士中哪个更好些，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换句话说：假如天主教的传教士中真的有圣徒，那么他们肯定是我们遇到的中国传教士中的一两个。用新的教义将中国人唤醒，应该是传教士们的任务，不过，似乎也有一些传教士并不适合这份工作。
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时间是最长的。我们最早探访的一个村子，150年前就已经开始信天主教了。只是这里没有牧师常住，因为村里没有教堂，只有村民自己出钱盖起来的一座大房子，里面的堂屋是用来迎接牧师的礼拜室。村里有三个女子学堂，没听说男子学堂如何，不过想来应该是有的。其中一个女子学堂的老师是位老太太，在一个农家大院的小屋子里讲课。学生们总有不来上课的，她们太腼腆，老太太又因为年龄的缘故，有些耳背，所以双方交流得不大顺利。其他两个学堂倒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女孩子们唱歌、读书，只是算术有些费劲。她们都长得眉清目秀，脸庞红扑扑的，眼睛里透着股机灵劲儿。
同中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这个村子的卫生状况要好得多；再看看附近的那些村子，它这个特点就更加突出了。其他村里的人总冒出这样的话：“我是信奉三大宗教的，不会加入基督教。”估计他口里的三大宗教，就是儒、道、佛吧？一个长得很不起眼的小男孩，就曾这样说过。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假如一个村子看起来肮脏不堪、乱七八糟，那么村里人肯定是信奉中国宗教，而不是天主教的。距离这个天主教村不远的一个村子，我们都没敢在里面吃饭，因为那些村民全都脏兮兮的，看起来目光涣散、精神疲惫。和我们一起赶路的男子是个教徒，衣着大方得体，他说自己家就是经营旅馆的。于是，我们顾不上旅途劳顿，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
这个人经营的旅馆，房间干净极了，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最整洁的地方。店主人说，他妻子的弟弟还在那个天主教村里开了一家旅馆。
他们全都热衷于传播教义，每个人都发展了六十多个教徒。原来，信教的村子那么干净整洁，并不完全是宗教信仰的功劳，而要归功于这个积极向上、和谐、品质纯正的团体。鼓励村里的中国人都信教，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开办学堂，定期派牧师去那里传教——这种传教方式大概是最适合他们的。
往洪庙场的牧师驻地赶的时候，我们在山坡上看到一个小村庄，村民都信教。山坡上的民房随处散落着，成群的牛在其间走来走去。
从这里到洪庙场，还得走二十多里山路。牧师住的地方外表庄严肃穆，实际上是三个普通的中国院子和一个小有规模的花园。旁边的教堂并不华丽，装点得简单大方。女子学堂就坐落在教堂的拐角处，与牧师的住所之间谨慎地隔着男孩子的寄宿学校。
我们是在星期天早晨到达那里的，人们刚刚做完弥撒，慢慢离开。
很多人还在结伴聊天，或者跟牧师谈着什么。牧师很年轻，来自法国中部的山区。他特意让我们看了看他书桌旁边新装的几块玻璃，似乎很为此自豪。中国的窗户大多是糊着纸的，屋里光线很暗，工作不方便，而这位牧师却可以在屋里办公。他的屋里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只有三把椅子和简易书架上摆放的、从法国带来的几本书，连桌子都没有。
这位牧师平时根本没有饮料可以喝，只有做弥撒时用的葡萄酒。
他身上穿着中式衣服，戴着当地的斗笠，去巡视教民的时候，骑的是高大的骡子。在这里，他没有亲人、朋友，只有自己。距离他最近的欧洲人，离这里也有一天的路程，再远些的，走好几十天都未必能见到人。他有一本带插图的旅游册子，上面有他在法国山区的家。我们注意到，他让我们看的时候，视线一直不敢接触上面的图画，即使瞟都不敢瞟。原来，他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了。法国人感情都很丰富，那些画有家乡风景的插图会勾起他思乡的愁绪。
他说自己没有报纸看，连信都很少收到。我们问：“在漫长的冬夜，你是如何度过的呢？”他说熬过最痛苦的第一个冬季后，就慢慢习惯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在传教士中的地位并不高。假如再来一个牧师，就可以有个欧洲人跟他作伴了，思乡的愁绪也能被冲淡些，信教的那些村子也可以变得更好。因为，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独自教化中国人的任务的。
花了整整一周，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传教士活动的地区。这里的传教士多些，有三个。打箭炉镇子外面矗立着庄严肃穆的教堂，像个堡垒似的，守护着广阔的田野。教堂的礼拜室非常小，却布置得很是得体。女子学校被中国修女管理得井井有条，尽管只有八个藏族女学生，还很爱脸红，可她们把课文读得非常流畅，歌声高亢而美好。我们给她们出了一些算术题，结果她们全都能够流利地说出答案。
这三个传教士为了来中国传教，准备了很多年。他们不仅自己筹钱置办了骡子、马匹、侍从，还用了很多年劝人们相信基督教义。这样一来，那八个女孩才能在教徒的资助下得到非常好的教育。尽管这些穿着中国服装的神父们在生活上已经很节俭了，可是传教的费用实在太高。不过，他们说，一切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这几个神父倒是有些社交活动，却同前面那个神父一样，没有报纸看。这个问题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说中国的邮政系统存在问题。
教堂的花园开满了鲜花，那里建了一个很大的鸟舍，满是小鸟。
接待室的墙上挂着画和很多地图，中国式的庄严肃穆充斥在房间里。
实际上，只有这间屋子给人这样的感觉，其他房间并不是这样。我们的来访，让这儿的神父感到很荣幸，这一点跟英国的传教士不一样。
他不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我们，而且对政治问题也不避讳。
他问我们：“今年英国大选的结果怎样？你们知道吗？”同时将各个党派参选的人数，详细地跟我们一一报来。他还问我们接到过来自家乡的信没有，并告诉我们，最近那里死了很多人，是霍乱导致的。
另外，他还极有耐心地为我们讲述了，来过这里的大人物都有谁，那些人游览过哪里，有哪些经历，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些显赫人物来到这里的时间是以年计算的，而不是月。二十年来，这个地区跟外界仅有的几次联系，就是那些了。
离开的时候，他还热切地跟我们说：“你们会永远记住这里的一切，绝对不会有遗憾的！”他眼睛湿润着，又说：“尽管你们该走了，可是我心里会永远保留这段有你们陪伴的记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一年，可他说过的那些经历似乎都发生在他的昨天。我们心里不禁暗想，传教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后来我们回到乐山，在那里第一次观赏了新教的活动。两个中华内陆会的传教士，和豪斯波夫先生创办的圣公会的一个传教士，住在这个可爱的城市中一座普通的中国房子里。这所房子没有花园，视野也不好，更没有传教必不可少的临街礼拜堂。对于我们的到来，传教士们显得很高兴，不仅向我们表示诚挚的欢迎，还热情地招待我们一番。一般来说，只有英国传教士才会有这样的礼仪。他们的房子不能说很好，可是比起那些肮脏凌乱、异味扑鼻的中国旅店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休息场所了。况且，这里也没有人群来围观我们。
中国内陆传教会的教士，已经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四年。他们说，当地人现在不仅喜欢而且尊敬他们，而刚来的时候，阻力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连房子都找不到。为教士们煮饭、整理内务的用人只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负责传教的福音传教士。傍晚时分，酷热的感觉刚刚退去，他们就开始习惯性地做起自己的事情来。一个负责家里的事，一个要去乡下，为第二天发放福音书做准备。去乡下那位，主要是去劝说人们记得领取，尽管不能以此引领他们入教，却也能改变传教士在当地人心中的形象，从而减少偏见。
非常明显，尽管这些传教士的生活简朴得很，却愿意花更多的钱用在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上。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曾经想过，对领取小册子的人收取些费用，可那些舍不得花钱的人不就看不到上面的教义了吗？”他们用来给自己买奢侈用品的钱少之又少，况且一年才40至50英镑的收入，够买什么呢？他们过的简直是流放一般的生活，可他们不仅没抱怨钱少，也并没有喊苦。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中国人是最可爱的，这个镇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这是英国传教士的另一个优点——对中国人有好感。法国的传教士则相反，他们说喜欢中国人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在表达对中国人的厌恶。英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这种真诚与挚爱，让我确信一点，那就是：他们真的是在无私地付出着。同那些和他们本性与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是需要一种自我牺牲精神的，他们就是这种情愿牺牲一切的人。
去峨眉山的时候，路上我们遇到连续几天的暴雨。雅岱河水涨势凶猛，无法行船，耽误了我们三天行程。整整一夜，我们都听着屋外的倾盆大雨。天气稍有好转，我们马上派人去打探消息，回来的人说渡口被封了。再后来，我们就看到有房顶和狗的尸体在江面上漂着。
当地人说，要是雨一直这么下，就会有知县的公文下令禁止杀生，猪或者别的什么动物都不可以杀了。因为他们认为上天是要惩罚地上的百姓，所以下起了暴雨，为了请求上天的原谅，必须禁止杀生。我们很想在禁令开始生效之前离开这里。不仅温度计外皮在这种闷湿环境中长了霉斑，一路陪伴我们的小狗也不舒服，不住地狂叫，它身上长了几乎一个兵团的虱子大军。尽管我们住的是旅馆的高级包房，可还是想快点离开，因为房间已经开始出现臭味。真想赶紧去峨眉山，呼吸一下干净清新的空气。
这里的景色真是太美了！城墙里面到处是苍翠茂密的树木和绿色的花园，外面则有雕刻在悬崖上的巨大佛像、古老的高塔、小巧的亭子。
在三条河交汇的地方，周围都是巍峨的红色砂石山，唯独江心有一座葱郁的小岛。这里也有山洞，其中有两个我们去探访了一番。一个有两层，另一个很深，据说达到380英尺。有的山洞是在天然石壁上开凿出来的，高6英尺左右，凹进去的地方可以让人睡觉休息，还有搁架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从洞口精心雕凿的样子看，以前肯定有门用来透气，不过，应该是从里面才能打开。岁月的痕迹到处可见，却无法得知它具体的年代。
中华内陆会在这里的一个传教基地，是唯一能显示此地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不过，它是隶属于圣公会的，大概在经济上可以得到支持吧？据知情人透露，一年40英镑就可以在此地生存。豪斯波夫先生与他的同伴，每年只需要40英镑的生活费，平均每人就只有20英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总有人认为传教士来中国是有某种企图的，所以有人说，应该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到这里过一个夏天，感受一下其中的艰辛。这儿的肉食只有鸡肉和猪肉，吃的盐发蓝绿色，吃的糖要先洗洗，另外还有些乱七八糟的小吃，加起来每年共40英镑的开销。
如果你觉得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旅游和探险，那你知道吗？从上海到这里的运费比从英格兰到上海要贵两倍。不仅如此，在中国任何一个你熟悉的城市一连住上四年，那样的感觉你明白吗？这两个年轻的传教士四年前就来到这里，如今还没打算离开。
大概东山街上从没出现过穿欧式服装的女性，居然有人故意为难我们，他们在台阶上画了个十字架，觉得这样就可以阻止我们走过去。
听说最初有传教士来到这里时，当地人觉得他们不是好人，认为基督徒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或许会把孩子偷走，于是，做父母的为了使孩子逃过基督徒的恶行，都在孩子身上画上了十字架。罗马天主教也在这里设立了传教基地。有个神父来四川已经28年了，他说，刚来时吸食鸦片的人很少，只有1%，最多也超不过3%去；如今大概有25%的人在吸了。这个数字在我们听来已经很保守，实际的情况只能比它更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在吸食鸦片，他们正在快速走向自我灭亡。
我用了11天从重庆走到乐山，期间全是陆路。在路上，我发现这里的人与别处不同，全都显得非常虚弱。村里人和我想象的也不一样，我以为他们会背着东西赶路，或者散着步，可是，在那些肥沃的土地旁边生活着的，是面色苍白的村民。这些男人全都躬着身子，似乎不光身体空了，连肋骨都被掏走了。他们手里大多拿着一个小盒子，最初我还以为那盒里是新型的柯达胶卷，后来才发现它比平常的胶卷盒小点，但很结实——这是专门用来吸食鸦片的。
这儿的孩子们倒是很健康，地里生长的庄稼比日本静冈和名古屋之间的还要多。附近有大片的盐场，那里被开采出来的盐井和搭起的井架得有成千上万座。为盐场照明和煮盐的是天然气，也是当地开发出来的。这儿还有一尊高大的佛像，简直令人赞叹——它是用一座山雕成的，草和灌木做成了佛像的眉毛，看起来没有乐山大佛历史悠久，或许是最近有人修整过的缘故。总之，景色宜人的乐山一带，的确是休闲的好去处，双福场是中华内陆会的一个基地，距离乐山有一天的路程。有两个传教士作为豪斯波夫先生的助手，在基地里研究中国文化。其中一个传教士不仅在这里娶了妻子，还有了个小婴儿。他说当地人挺友好的，就是不愿意听从上帝的教诲。就在前一天，当地人还把他分发的印有基督名字的宣传画撕毁了。尽管他来这里不到一年，可住的是中国最好的房子，不仅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室，还有教室。
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上课都很认真。一座小礼拜堂坐落在街边，后面是个大厅，一到周日就会挤满来做礼拜的人。据说整栋建筑是由两个商店改造的。
另一个中华内陆会把一座官邸作为基地，当然官员早搬走了，只有传教士住在里面。从双福场到那里，用不了一天的路程。屋外有个大花园，还有一大片一直连到山根的空地，屋里有些暗。这里的传教士来中国十年，一直没有与妻子办理结婚证，却已经有了五个孩子。
豪斯波夫先生的另外一些手下，也住在这里，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在那场刚刚过去的瘟疫中，传教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短短两年内，已经有十个人先后在这个基地做了洗礼。还有很多人对上帝产生好奇，前来进行了咨询和了解。每到这种时候，这些传教士就会趁机布道。每个中国人都要听上一年布道，才能入教。在我们去探访那里之前，这种传教的工作已经进行得很顺利，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他们都说，中国人愿意聆听上帝的旨意，待人友好。
在去年夏天的霍乱中，八名传教士失去了生命。我们问这些健在的传教士，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连饭都吃不饱，他们只是微微笑了笑。尽管他们的居住条件不错，可每年16英镑的工资中，还要扣掉学校和教堂的房租。不过，同前面那些传教士比起来，这两个基地在吃饭、穿衣和居住条件方面，看起来都要体面些。在英国，中华内陆会的一些成员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当然，其中不乏自身努力的结果。这些人到了中国并加入中华内陆会之后，拿着很低的工资努力工作，很快就累倒了。可是，没有钱治病，只好向别的国家的传教士去借。
实际上，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建立些培养中国传教士的机构，让他们自己去引导同胞听从上帝旨意。中国人过的是简单、朴素的生活，性情和善，比欧洲人脾气好。几百年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传教，他们早就不用外国传教士了。从劝道的角度来说，中国传教士更适合于自己的同胞，外国传教士做教义指导，组织一些传教活动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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