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只是市场有些不景气。不过，在反对裹脚方面，它比繁华的香港要进步得多。澳门与香港的最大不同就是，几个世纪以来，葡萄牙人不仅在这儿定居下来，还与当地的中国人通婚了。有人说，在维新派的一个领袖和一名医生的努力下，澳门妇女的双脚才得到了解放。澳门总督府在一个小小的海湾里，对面是一个很浪漫的公园。夜幕降临的时候，葡萄牙人就在公园里奏起柔美的音乐，而那些母亲则带着孩子，年轻的女孩子们领着女佣，伴着海浪的拍打声慢慢走着。旁边有几座欧式建筑，它们是澳门最好的房子，里面住的都是中国人。在一座阳台栏杆都镀金的房子里，我惊喜地发现，他们家所有的女孩子都没有裹脚。
为我安排这次演讲的，是当地华人领袖何水廷先生。演讲结束之后，我还有幸被他请到家里做客。他对我说，保证不会让小女儿缠足了，还会把她的裹脚布扔掉。我们来到他家，发现屋里的装饰极为讲究，不仅摆放着很多艺术品，还摆了个台球桌。不过，我也看到，他大女儿的脚依然裹着。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位华人领袖跟维新派人物还是不同的，他的思想里还存在着保守的成分。
在一次小型的基督徒集会上，每个人都非常高兴，显得异常兴奋，我身边的翻译更是兴高采烈。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这个翻译的妻子。她裹着小脚，但是很积极地加入了天足会，一边捐钱一边笑：“给你吧，连同我不再裹脚的誓言。”葡萄牙人俱乐部主席还组织了一次集会，是专门为懂英语的人举办的。而澳门总督加哈德先生，为这次集会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他刚刚出席完复活节的狂欢，就赶忙来参加我们的集会了。
眼前看到的一切，不禁让人产生了置身欧洲的恍惚感：风景秀丽，阳光灿烂，橘红色的喇叭花，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还有街上的一切，浪漫的公园……澳门对中国来说真是独一无二的去处，一定要在这里率先破除裹脚的陋习。天主教的修女们也在极力推行反对裹脚的运动，不过，她们拒绝与新教的传教士合作。
我不仅得到招商局的特许，可以免费乘坐他们的汽船，而且港粤澳分局公司和道格拉斯·拉普雷克公司也愿意大力支持我。轮船公司的慷慨大方，让我产生错觉，以为也可以免费入住旅馆的。谁知，愿意免费招待我的，只有广东和澳门那些支持反对裹脚的人。去别的地方，依然要支付住宿费。
接下来，我们去了通商口岸汕头。汕头妇女与其他地方不同，她们裹脚的方法很特别。通常，裹脚的目的是让女孩子的脚越短越好，这个过程痛苦得很。汕头人家的孩子是要干活的，所以总是等到女孩子十二三岁时，才裹脚。此时她们的脚已经发育得比较大，如果想把脚弄小，只好把四个脚指头往脚底绑，留下大拇指。之后，让她们穿上很高的高跟鞋，把脚斜着放，以便显得更小一些。她们的鞋尖部分都有洞，所以大拇指总是露出来。不过，用这种方法裹的脚，一旦放开，痛苦会小一些。
从汕头坐了四个小时汽船，到达揭阳。这里的很多中国妇女没有裹脚，让我感到很欣慰。我总是跟这里的妇女谈论脚指头的问题，因为我怀疑她们的脚指头是否还能直起来。结果正如我所料，她们松开裹脚布之后，硬是用绳子把脚趾拉直了。其中一位8岁开始裹脚的女士，21岁的时候扔掉了裹脚布。现在三年过去了，她的脚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她感到很自豪，总是很满足地说，自己的脚跟普通人一样了。还有一位女士告诉我们，她的脚趾由于弯曲过度，已经坏死了两个。
这就意味着，她的脚再也没有恢复的可能了。另外一个女士则气愤地说，恨不得剁掉一个脚指头。
以前这里根本没有传教士，更没有反对裹脚的组织，她们完全是出于自愿反对裹脚的。现在这里的传教士们也说，他们刚刚来到揭阳时，就发现这里的妇女已经不再裹脚了。不过，广东省康有为的维新运动，肯定在扔掉裹脚布的问题上起到了推动作用。1898年，康有为的组织里已经有3000名成员，可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慈禧命令这个组织立刻解散。
当年揭阳的科举考试中，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成绩都很好，不仅全部考上了秀才，其中一个还是当时的第一名。他们家的大儿子，还中了举。如今，中了头名秀才的那个儿子，被请去皇宫里做老师了。他家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杂志，上面印着我的照片。我心里很感动，因为这表明我在这家人心里是有一定地位的。尽管在欧洲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事，在中国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虽然汕头的裹脚问题并不严重，可很多妇女还是被放弃裹脚的念头鼓舞。夜里，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位妇女愁苦的面庞来。
厦门这座城市非常美丽。20年前，麦克戈文先生就来到这里，开展废除裹脚的运动，如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女基督徒们早就扔掉裹脚布，穿上了轻便的鞋子。广东那些不裹脚的妇女穿的是种船鞋——一种像船底一样的鞋，走起路来，前后很好找到平衡。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从广东得到的，而广东的渔家女和农妇全都不裹脚，所以他们就误认为中国的劳动妇女是不裹脚的。中国西部那些妇女，不仅要拉纤，还得提水，可她们的脚也裹得像动物的蹄子那么小。中国北方的劳动妇女，总是跪在黑色的土地里劳动，因为她们的脚根本站不稳。
实际上，对于广东的妇女来说，裹脚只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对于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来说，裹脚则代表一种品行。在广东和香港，那些有名气的女性是反对裹脚的，她们穿着一种木屐，像满族妇女穿的那样，鞋底有块厚厚的木头。而厦门妇女的鞋子，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已经都是方便轻巧类型的了。
汕头没有政府官员，而厦门有，所以我到达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那些人。语言在中国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南方，这种语言上的障碍体现得最突出。我不得不请了两个翻译，一个负责把我的话翻译成中国官话，另一个则负责将官话再翻译成奇特的厦门话。我的用人是宁波人，会说些官话，所以在广东和澳门都能与人交谈，可是在汕头他已经觉得交流起来很困难，到厦门就完全听不懂了。他对我说，在厦门他唯一能与之交流的人就是我，面对着厦门人感觉似乎来到了国外，他完全无法交流。福州还好些，领事馆里有个外地来的用人，他们倒是能说上话。在我的中国之行中，只有在厦门同时用过两个翻译。由于没有在福州举办正式集会，所以没机会与福州人更多地交流，否则大概也得要两个翻译才行。
满族妇女是不裹脚的，而厦门道台就是满族人，他按时出席了我们在俱乐部剧场举行的集会。在会上，他不仅表达了对裹脚妇女的深深同情，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称赞。出席这次集会的，还有英国总领事请来的其他中国官员，和一些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签名加入了天足会，而且答应配合我们的工作，并当场捐赠了很多钱。道台甚至说，很乐意帮我们在全城都贴上张之洞那些反对裹脚的话。
那场为妇女举行的集会，就没那么令人愉快了。集会是在一座与大陆隔开的小岛上举行的，周围都是海水，岛上有很多外国人的别墅与花园。中国人本来就不爱出门，又要到海中小岛上的外国别墅里去，而且时局动荡，气候多变，这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是通过海路去往福州的，这一路的艰难让我毕生难忘。不过，到了福州才知道，真正的苦日子在这里。厦门所有的学校和教区，都被军队征用了，那里的妇女都不裹脚。所以，我们唯一可以为她们做的，就是表示祝贺，并鼓励她们坚持下去。福州则不同，这里是教育中心。
厦门岛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大花园，非常小，福州岛要比它大得多。在福州的那些日子里，大雨一直下个不停。三山是这里的名胜之一，由于下雨，根本看不清它们的样子。路又湿又滑，我只能一直坐在轿子里，在泥泞的街上来回溜达。
美国人在福州建了一所非常大的学校，这里的男学生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授课的是美国女教师，这是学校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个英国人，我总感觉这所学校并不好，可毕竟对中国青年的启蒙与鼓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身边的几个汉学家是很挑剔的人，当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给我做翻译时，他们竟一致称赞这个学生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翻译。
中国的同乡组织比中世纪时的欧洲还要复杂得多。中国人举行聚会、宴会或者听戏，全都在同乡会馆——这往往是一座城市中最醒目、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同庙宇比起来，同乡会馆即使不是更强，也可以与之媲美了。我一直渴望在一家同乡会馆里演讲，说说反对裹脚的运动。如今，这个心愿在福州实现了。挑选会馆的时候，我们犹豫再三，因为它们都很出色。时间已经到了，听众们也越来越多，我们就赶紧定了一家会馆。
这是一家半露天的会馆，所以，许多女士要在夕阳下站着。有顶棚的一端是贵宾席，我们就坐在那里。大厅当中有两排椅子，是留给重要客人的，大部分听众都站着。这些听众似乎相互之间也有所选择：年轻的维新派和面容忧郁的知识分子，在右边站立；把裹脚看作野蛮风俗的外国人，和面带笑容的买办、财运亨通的大商人，则站在左边。
当我请同意废除裹脚制度的人举手时，女士们全都高高举起了自己的手。这时，太阳下山了，夜幕正慢慢降临，会场上突然变得寂然无声，气氛非常压抑。看看人们的表情，全都显得非常愁苦、郁闷，并且谁也不打算出声。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冷酷的慈禧太后下令处死了戊戌六君子，那位年轻的领袖人物林旭就是福州的维新派。当年他领导的反对裹脚运动，声势那般浩大，他自己却突然惨遭杀害。此时这些就是曾与他站在一起的人啊！商人们的心情都很沉痛，女士们则非常悲伤，他们都在心里默默地怀念着他，却不忍再提起他的名字。
一个商人说，想请我们去劝劝他妻子，因为她执意要给他们的小女儿裹脚。他还说，本来有几个女士要和我们一同去解劝的，结果却没有来。我们一看到商人的妻子和女儿，就发现她们沉浸在痛苦之中。
小姑娘很漂亮，可是非常瘦，眼圈是黑色的，神情愁苦。我们面对这个可怜的孩子时，心情非常沉重。我们知道，假如继续给她裹脚，不仅双脚会坏死，连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就算现在给她放开双足，恐怕都已经有点晚了。
她的母亲说，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孩子这么痛苦，正打算给她拆掉裹脚布。我使劲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问道：“现在不就可以拆掉吗？我能荣幸地做这件事吗？”见她的母亲没有反对，我便伸手想把小姑娘的裹脚布弄松一些，打算先让她舒服点。因为，谁也不敢一下子将裹脚布全部拆除。可是，小姑娘根本不让人碰她的脚，一个劲儿地扯紧自己的裹脚布。我的手刚伸过去，她就哭了。一个孩子的脸上居然呈现出如此的绝望与痛苦，我不忍再看。
中国人很少直视别人的眼睛，可这个女孩就那么直直地盯着我，神情中充满幽幽的恨意，仿佛在说：“我没法忍受，我知道无法阻拦你，可没有了这块布，我会更痛苦。”这张苍白的脸上显现出来的怒气、怨恨、痛苦与无助，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令我永远也忘不掉。看到的这一切，更坚定了我早日破除这个恶习的决心。裹脚的痛苦是孩子无法承受的，那么小的心灵就要浸泡在苦痛与绝望中。可以说，世界已经将她们逼进了绝路，抛弃了她们，尽管她们还没有离开人世。
这个可怜的孩子，眼光中透露的怒火与执拗，令人感到难以形容的凄惨。
我心想，她母亲真的会帮她拆掉裹脚布吗？就算拆掉，还来得及挽救吗？就算是没晚，又能如何呢？仅仅是为了满足那些心态不正常的男人，父母就让小姑娘们承受裹脚的痛苦，用一双扭曲变形的脚走入这个世界。有成千上万，或者说成百万的小女孩，已经或者正在忍受着和这个女孩一样的痛苦。假如这种制度不被彻底铲除，会有更多的女孩步入这个痛苦的行列。
在中国，我见过很多教育机构，只有卫理公会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好。这个学校的小伙子们激动地大声宣告说，他们厌恶裹脚这件事。美国人在福州城里的外国人居住区开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寄宿学校，里面的年轻人跟卫理公会学校的小伙子一样，也非常真诚地宣称对裹脚充满憎恶。英国教会使团的女士们，邀请很多中国女士参加一个大型晚会。谁知，这些中国女士没有一个不是裹着脚的，让人看了感觉很痛心。因为我非常清楚，有的女孩就是因为裹脚，最终失去了双脚。
我每次演讲的时候，都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个弱不禁风的福州女士，迈着颤颤巍巍的小脚，在女仆的搀扶下来了，又走了。而她们的女佣，很像亚马逊人，大大的耳环，发髻像剑似的贴在头上。她们比裹脚的女主人要高一头，宽一个肩膀。站在那里时，双手抱在胸前，仿佛被施了魔法的巨人，受命于旁边的矮人。
假如整个中国都跟福建似的，得坏死多少双脚啊？更何况，每十个中国姑娘，就会有一个死于伤寒、湿疹或者别的什么病。汉口有一所700多名学生的学校，由一位在这里生活了30年的意大利修女做主管。临死之前，她对我说，她觉得中国女子的死亡数字是不准确的，光是她所在的地区的实际数字，就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的人数。汉口这个学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有魅力十足的建筑、盛开的鲜花，还有时髦的欧洲校服。尽管这所学校是英国教会开办的，可是并没有对中国原有的建筑进行改造，也没有建造英国特色的娱乐场所、房舍与教堂，而是直接把中国房子当了教室。
中华民族的确很伟大，我们在美学上就受到其很大影响。中国的建筑往往很注意细节，就算是最不起眼的小房子，他们也会加上装饰图案，使它拥有自己的魅力。一开始我不喜欢英国教会管理的这个学校，因为它太难看；可是到了福州，看到美国人的学校，我才知道居然还有更难看的。比较起来，还是汉口的学校让人心里舒服些，干净，有秩序。此时，我想起宁波的一所妇女医院，是英国教会建造的，风格简约，很像中国大部分的建筑，看起来让人感觉很舒服。对于中国病人来说，英国建筑风格的医院，怎么也比不上中国建筑风格的医院舒适吧？
福州是中国公认的最美的港口，这座城市风光旖旎，既可以泛舟江心，又可以登山远眺。不过，因为下雨的缘故，我并没有欣赏到它所有的美。作为教育中心，福州影响力非常大。教师们对教育都很有热情，尽管思维、风格迥异，但全都很有专业素养。对英国和美国来说，他们无法想象这些教师在做什么，更无法体会他们的事业有多伟大。在传教士的教育下，姑娘和小伙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中，根本没时间与我们交谈。如今的中国大地伤痕累累，腐败的清朝政府正被欧洲各国争相劫掠。假如中国还存在希望的话，那就是这些勤恳的青年了。
福州总督年纪很大了。当时，他正因为欧洲各国海军的种种要求而忙得一塌糊涂，所以，尽管我到了福州也没能见到他。道台倒是邀请我们去了外务衙门，它就设在一座很华丽的中国建筑里。道台和盐政司、财政司、知府等共八位高级官员，一起接待了我们，我们享用了他们准备的欧式宴会和精致的点心。由于华北刚刚发生戊戌政变，六君子蒙难，所以这些人都比较沉默，不过都表示支持反对裹脚的运动。六君子的事情，他们应该了解得很清楚，其内幕是我们这些外国人不得而知的。
忽然，道台看着我说：“你很像观音菩萨！以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有一个观音菩萨，现在你也是，所以有两个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最高的评价。可是，当我问到他小女儿的裹脚问题时，他开始吞吞吐吐，眼角还不自然地跳了一下，说：“哦，没，没裹。”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立刻转向另一个官员。那个官员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说自己的女儿们都裹脚了。坐在我对面的财政司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家的女性从不裹脚，200年来一直如此。”原来，他虽然是汉族人，但是已经入旗，跟满族人一起居住。所以，他们家里的女性与满族妇女一样，从不裹脚。道台听了这话，赶紧跟年轻的领事先生说，他刚才没敢说，实际上他女儿才三岁，不到裹脚的年龄。我真心期望那个小姑娘能永远拥有一双健康的脚。
告别福州，我们一路乘船回到上海。稍作休整之后，又往苏杭去了。杭州与苏州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城市，同时也是最繁华的地方。杭州不仅是宁波所在省的首府，而且曾经做过中国的首都；苏州则是上海所在省的首府。每天都有从上海去杭州的小汽船，而我住的地方出门就能坐船。河流两岸没什么可看的，乡村萧条而无趣，石桥和牌坊倒是不少，可一晃就过去了。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来到杭州——中国最有名的城市之一。杭州道台在外务衙门里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个外务衙门比福州那个更精致、漂亮，坐落在一个满是假山和长廊的花园里，这里垂着条条紫藤，还有石桥，很像上海的茶园。由于当时在下雨，所以，我们进来后直接到大厅去了。
道台、两位高级官员和几位低级官员，一起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按照西方习俗，请我和领事夫人坐在首席，并端上了特意准备的西式糕点。道台对我们说，他的妻子和家里其他女眷，全都扔掉裹脚布了。
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他还表示，非常愿意把总督张之洞那篇反对裹脚的文章张贴在杭州城里。实际上，张之洞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受梁启超之托，文中还两次提到梁启超的名字。梁曾经担任过《时务报》主编，古文功底深厚，他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中国的读书人。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给他判了死刑，并悬赏要他的人头。如今，梁启超跑去逃难了。作为道台，怎能把写着梁启超名字的文章张贴出来呢？
所以，这件事后来也就没有再提。我们是无法改动这篇文章的，中国古文就像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即使改一个字都是犯罪。当然，我们还想继续使用这篇文章，所以只好请张之洞总督亲自修改。他答应有时间了肯定改。当时是5月底，6月份太后就下旨驱逐在华的外国人，还派兵包围了北京各国公使馆。因此，李鸿章便没时间给我们写文章，而张之洞也没有闲暇为我们改动文章了。
一天下午，我们去参加一个杭州妇女的集会。与会的女士们都穿着鲜红的绸缎衣服，在黑色的头发上别着绿玉首饰，这些颜色交杂在一起，感觉很奇怪。估计这些女士们只注意到自己鲜艳的衣服，而忽视了头上的首饰——它们不仅把头发压趴下，还与红色的衣服相冲，造成了奇怪的效果。其中一个19岁左右、打扮得很漂亮的姑娘说，她就算裹着脚，也是想跑就跑，想跳就跳。她边说边拉住我们的手，做了几个大幅度的跳跃动作。我心想，她的脚肯定很疼。可从她脸上看不出一点痛苦的样子，她说自己一点也不累。
一双小得可怜的畸形脚，能完成如此剧烈的跳跃动作，真是令人不敢相信。可以看出这姑娘是个有活力的人，却也压抑到如此地步，竟然需要如此的方式来发泄，想来令人胆寒。也许自行车能帮她释放过多的精力，就算摔倒也没什么。不过，谁也没说裹脚的姑娘不可以骑自行车，况且她又生在有钱人家。
苏州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并没有受到官方接待，因为苏州所有的官员都要离开了。和去宁波时一样，官员们没时间接待我们，都在忙着迎接新上任的官员。我接到一位美国医生的邀请，去给他的学生们讲解一下裹脚的危害。终于，我可以不用翻译，直接用英语跟别人交流了。不过，我不能保证自己说的他们都能听懂。因为我的词汇跟他们常用的医学用语有很大区别，而且我说的是英式英语，而他们的是美式英语。可是，当我问到谁能举例说说裹脚有什么好处时，有两个小伙子立刻勇敢而肯定地回答：“好看！”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两个小伙子都定亲了，女孩都是裹着脚的。
我一下子有些难过，肯定是我的问题让他们产生了误解。我应该问他们，是鞋子漂亮，还是鞋子里的脚漂亮。他们说的漂亮，肯定指的是鞋子，因为他们肯定没有见过女孩子的脚。我是见过的，每一双小脚都奇丑无比。或许每一个中国男人摸着新娘的小脚时，脑子里都在幻想它与缎面绣花的小鞋一样，美丽而小巧玲珑吧？别的学生跟这两个人不同，他们很想立刻亲自组织一个反裹脚协会。
第二天我们举行了一次专门为中国男人开的集会，会后立刻有听众自己开起小会来，决定成立一个反裹脚协会，并把地点设在苏州附近一个盛产丝绸的小镇。他们还决定，随时在报纸上刊登工作进展的情况。医院的小教堂是开月例会的好地方，于是，他们立刻派人去询问能不能借用，否则就赶紧另外选址。不过，他们觉得小教堂是最理想的场所。
在被称为中国巴黎的苏州，能看到如此有热情的人，真是非常难得的事。因为有人曾经警告我，说苏州人只关心服装和时尚，其他的什么都不关注。首先验证这一点的是女士们的集会，她们都穿着高雅的服装，面带微笑地相互点头问候——真是美极了。我在中国生活了15年，第一次见到如此美丽的中国女人，是那种艳丽而不显妖媚的美。
奇怪的是，这些女士穿的全是浅蓝色的衣服。款式与杭州女士的一样，贴身剪裁，类似于英国的紧身服装，比中国西部妇女的衣服合体得多。袖子紧贴肩膊，露出小臂，而不像一般的中国服装那样，袖子一直垂到手腕那里。可以看出，苏杭女士们的服装剪裁合体，非常漂亮，是当今中国最时尚的式样。她们所有人的衣着都非常合适，而且端庄大方，不拘谨。这是我们的服装无法达到的，我们西方女士的服装通常是这样的：头上斜戴着大帽子，身上披着宽大的假袖子，穿小裙子时，衣不蔽体，穿大裙子时必须用手提着裙摆，否则没法走路。
再看苏州女士的旗袍和缎子上衣，又漂亮，又方便舒适。对于英国女士模仿苏州女士的旗袍和裤子，我表示支持；如果苏州女士模仿英国女士的衣服，我一定要反对。
这是最拥挤的一次集会，即使打开所有的窗户，待在小教堂里也还是觉得无法呼吸。听众们把小教堂挤得无处下脚，窗户被堵得密不透风。集会还没开始，就有四位女士晕倒，被抬出去了。我的演说似乎并没有打动杭州的女士们，她们穿着时尚的衣服在我眼前拥来挤去，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凑在一起。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可是她们的悠闲自在告诉我，她们自我感觉非常好。我想，如果要和她们探讨裹脚的问题，只有直入主题了。直接告诉她们，在我看来裹脚是多么可怕，会造成怎样不良的后果。中国的广大女性都是裹脚的受害者，这些女士肯定比我更清楚裹脚有怎样的危害。
这次的翻译是个有美国国籍的女士，尽管从生下来就在中国生活，可她并没有失掉美国人的热情。对于中国妇女的裹脚问题，她同样很关注。由于屋里太热，不得不时常停下演说，休息一下。一位坐在前排的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想，她大概是当地最有地位的女士。
她说的话都很短，每说一句就会稍作停顿：“我希望别再有人提我的脚，讨厌讨论裹脚的问题！我要加入天足会，解放自己的脚！”听到这里，坐在她后面第三排的一位女士喊道：“不！我要先来！”
之前有人对我说过，这位女士是苏州文化修养最高的一位，会写古文，她的丈夫很为拥有这样的妻子而骄傲。盐政司的妻子家里有五个女眷，她不仅领了自己的会员证，还把她们的也领走了。集会结束的时候，几个年轻女士伤感而又很体面地说：“我自己做不了主，需要征求家里的意见。”结果，除去这几个人，到会的所有女士都参加了天足会。很多人还说，要为废除裹脚制度尽一点绵薄之力。
离开苏州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希望。苏州的女性又优雅又前卫，假如双脚的束缚被放开，肯定会有力地推动废除裹脚的运动。没过多久，华北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下旨驱除所有在华的外国人。
苏州局势也开始动荡起来，我很担心由于时机不对，苏州的女士们不敢站在维新派一边，不再放开双脚。不过，也许她们的双脚已经解放了。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良知，以及为了保护良知而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无畏。很多外国人受到中国官员，以及穷苦人的保护，而且绝大部分向外国人伸出援手的是那些自身难保的穷苦人。虽然他们知道，这样或许会让自己丢掉性命，但他们依然那样去做了。中国的百姓厌恶战争，也不善战，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勇气。
因此我想，那些优雅时髦的苏州女士，大概已经解放双足，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中国开展反对裹脚的运动时，我们努力节约开销，可依然受到八国联军的巨大影响。面对疯狂的义和团团民和猖狂的俄国、法国士兵，那些裹脚的妇女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裹脚促使她们离开了人世，这对那些保住性命的男性亲属来说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很多裹脚的女人不是被屠杀，就是集体自杀，当时的情景非常惨烈。直到现在，妇女们想起来依然心里很害怕。还敢继续裹脚吗？凡是亲历太平天国起义的中国男人都发誓说，再也不会让他们的女人裹脚了。对于直隶、山东和山西，也可以采用这种可怕的战争方式帮助废除裹脚吧？到时候肯定会有恐惧与惊慌，可那样一来，这种折磨妇女的人间惨剧就不会再上演了。战争很快会过去，可是，中国妇女受到裹脚的折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中国西部的妇女全都是裹脚的，八国联军并没有影响到她们，所以她们看不到裹脚的惨痛教训。真心希望那里的反裹脚组织能对她们进行劝说，从而解放她们的双脚。当时发生在中国北方的这场暴行，官方不许报道；欧洲的新闻界，对这件事也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
可是，那些战地记者却吓得魂不附体地哀号道：“地狱之门打开了！这里就是地狱！”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在华北做了什么。
假如妇女们真的因此而彻底解放双足，那么这种种暴行反倒成为功德了。中国妇女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当然也是另一半人口的母亲。
如果母亲无知、体弱、肢体残缺，那么她们生养的后代肯定也逃离不了软弱的命运。细细想来，有哪个受到万民称颂与爱戴的男子汉，是在裹脚盛行之后出生的呢？人们发出心底的呐喊：“他在哪儿？”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救世主的诞生都对历史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可如今，尽管中国人认为救世主降临的时机已过，却依然在振臂高呼：“他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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