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

    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把脚放进海水里感受到的冰冷吗？我现在的心情正是如此。因为，我将要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脚了。那里对我来说非常陌生，而裹脚又是中国最为古老，并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一种风俗。

    尽管我是一个人到南方宣传反对裹足，但天足会名誉会长给了我很大支持。她给中国招商局写信，告诉他们我是代表天足会走这一趟的。于是，我可以免费乘坐招商局的汽船，游遍整个中国。所以，我决定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不能辜负别人对我的优待。另外，他们还说要介绍一些中国南部的欧洲人给我，因为我在那里几乎没什么朋友。

    在中国西部我倒是有很多朋友，因为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比较长。

    到达汉口的时候，我们把维多利亚剧院租下来。我可以在这里登台演讲，宣传反对裹脚的思想。这次演讲，请来商会会长帮助安排座位，并邀请了中国政府官员来旁听。当中国官员依次走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身后跟着随从，头用力昂得很高，一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见他们这么大的架子，我的心都凉了。领事先生先向大家简单说了说我的情况，然后我就站到前面去了。

    真正站在台上，看着下面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外国妇女与中国官员讨论妇女的脚，这个话题太敏感了，在他们看来大概会感到十分难以理解。那位中国翻译面对观众时，太紧张，不敢上台了。

    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他被中国官员的气势给吓住了，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幸亏有个中文很好的传教士来帮忙，他说出来的话很有分量。看着眼前的一幕，我差点笑起来，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我看来，我说的那些东西，只是这些中国观众饭后的谈资，甚至是笑柄罢了。反对裹脚的小册子倒是发了不少，光会场上就发放了2000份。那些官员临走的时候，还来跟我要呢。

    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与另外两个镇之间隔着汉江与长江。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是张之洞，据说他文采极好，几乎无人能比。他的官邸就在汉口对岸的武昌。在会场里，我们就把张之洞关于反对裹脚的文章用红纸贴在墙上。张之洞的古文简直洋洋洒洒，运笔如神。文中他把为什么反对裹足解释得不能再清楚了，谁想再补充什么也几乎不可能。当然，张之洞是写文章的专家，那些“愚昧的百姓”无法理解如此深奥的文章。一位军官似乎专为研究张之洞的文章而来，对我的演讲根本没兴趣。不过，最后他还是加入了天足会。

    三个镇子中，汉阳是最小的一个。它与汉口都在长江一边，但中间隔着汉江。演讲的过程中，汉阳知县说他们家的女眷全都没有裹脚，这话当场就引起很大反响。张之洞大人极力反对裹脚，汉阳知县的家里已经允许女性不裹脚，面对这种情形，大家都在思考：汉口作为一个商业城市，是不是有些落后了？于是，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上前来，跟我要宣传单和小册子。他们都看到过家里女眷裹脚的痛苦样子，现在可以摆脱它，谁能不乐意呢？

    开会之前，我的翻译还正常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们，他小女儿的脚曾经被他放开过两次，结果都让他妻子发现，重新裹上了。母亲们觉得这是为了女儿好，裹脚之后，将来才能让男人喜欢，能找到一个有权势的丈夫。一些年纪大些的男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都认为裹脚是野蛮的事，坚决反对裹脚。在欧洲，人们曾经对妇女戴耳环、束腰和穿高跟鞋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指责。可是，一些地位较高的年轻男子却钟情于纤纤玉足，认为越小越好；而有的女人则认为裹脚能让自己更有魅力，可以拴住男人的心。

    继汉口演讲之后，我们在汉阳又举办了一次，不过参加的人仅限于妇女。所有来会场的女性，一致同意我的观点——废除裹脚。我们还请这些甩掉裹脚布的妇女站起来让大家看，一开始她们有些不好意思，但最终还是慢慢站了起来。我们为她们细致地讲解了裹脚的坏处，这些湖北女子们听了，脸上泛起了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本来她们已经坐下，听完我们的话立刻又站了起来。

    在武昌演讲之前，我们专门给上层社会的年轻小伙子举办了一次集会。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女人是不是因为喜欢才把脚裹起来的呢？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大概觉得我很无知。

    第二天早晨，在武汉的大街上，跑来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问我宣传用的小册子还有没有，准备再要一些带回家。

    总之，汉阳的演讲是成功的，其标志就是：摆脱裹脚布的女性，全都当场站了起来。之后我就回到了上海，准备继续南下，为废除裹脚进行宣传。

    为了帮助中国人废除裹脚制度，很多欧洲人在默默付出着，他们为此而花费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说清楚的。不过，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与热情接待。对于英国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中国人怎么看裹脚。拜访李鸿章总督的时候，我听到了这种观点。

    起初，我请求英国驻华总领事帮我一把，或者可以直接让我去见李鸿章，把我介绍给他。领事说，中国总督怎么会见我这么个女人？这种失礼的事他不会帮忙，甚至连提都不会提的。

    幸运的是，我认识一位意大利的总领事，他居住在香港。他答应帮助我，并给李鸿章的养子写了封信，请对方帮忙把我介绍给李鸿章。

    同时，我也给那位大人写了封信，信中阐述了李鸿章大人对废除裹脚运动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并说，如果李总督周日有时间的话，请他帮忙安排一下见面的事情。到时候，会有一位有名的美国女医生一同前往，时间最好不要往后拖，因为到时候我就要去南方了。

    李鸿章的养子——李大人很快回复了我，并确定了日期与具体时间。可是，那时我已经跟人约好，去参加中国妇女组织的一个集会。

    之前，我还去了长老会教堂，参加另一个集会。会上，玛丽·富尔顿太太，为两位中国医科女学生颁发了毕业证书。这两位女学生与她们的朋友，都穿着亮丽、活泼的衣服。教堂里完全布置成了中国风格的会场，有很多绿色的树枝，人们手上都拿着一张印着赞美诗的红纸。

    每当人们翻动红纸的时候，教堂里就像飞动着很多红色的鸟儿，增添了几分节日的喜庆气氛。

    科尔大夫是驻华传教士里最年长的，他把所有的年华与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亲手创建的两所医院里。颁奖典礼的时候，他也来了，还用一个故事阐述了自己对医疗技术的深刻思索。他说，20多年前，一位中国妇女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他，请他救治自己的腿。这位妇女的脚是裹着的，已经坏死。她听说外国医生总能创造奇迹，所以请求帮她恢复双腿的功能。

    假如真的有奇迹该多好！那样很多中国妇女都会远离痛苦。可即使医疗技术能将外在的伤痛恢复，她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又如何恢复呢？很多国家的年轻人都喜欢追时髦，他们哪里知道，这也能给人带来痛苦啊！

    我的翻译是一位中国舰长，他毛遂自荐想要帮我。从听众专注的眼神与阵阵笑声可以看出，他的翻译肯定很准确、生动。有两次，这位威武的舰长在翻译的过程中停了一下，眼睛向教堂屏风后面看去。

    原来，那里坐着他的妻子，她是广东家资最殷实的人，同时也是脚裹得最紧的女人。尽管这样，舰长还是勇敢地把我说的话完整地翻译了出来。在我所参加过的集会中，广东听众的气氛最热烈、最活跃，不时传来朗朗笑声。对中国人来说，送给你的笑声就是最高评价。

    集会结束的时候，男人们全都围过来交钱，领走一张纸，上面的文字证明他们是天足会成员；妇女们却被挤在一边，只能观望。舰长的妻子看准时机也领了一张纸，并告诉人家说她的脚已经放开了。一个70多岁的老妇人说，她这把年纪没人敢劝她不裹脚，可她还是扔掉了裹脚布。她希望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尽管一开始很痛苦，可她忍住了，现在已经没事了。看她走路的样子，一点也不像70多岁，脚步非常轻快。

    第二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集会，是专门针对裹脚妇女的。这一天恰好也是李鸿章大人约见我的日子。雨下得太大了，只来了九位妇女。

    看来，中国人比英国人还畏惧雨天。为了赶去见李鸿章总督，我只简单说了几句话，赶紧满怀歉意地告辞了。这些妇女受到我的邀请，本可以不来的；如今人家来了，我却又急忙走了。不过还好，在其他欧洲女士的劝说下，这几个中国妇女也加入了天足会，还立刻扔掉了裹脚布。这比我演说几百次的效果还要好！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宣传废除裹脚制度的工具，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我与玛丽·富尔顿大夫坐在漏雨的轿子里，往李鸿章大人的衙门赶去。由于下雨，路上一片泥泞，我们在拐来拐去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到。住在中国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官员的宅邸。

    衣服差不多湿透了，贴在身上很不舒服，再加上马上要见到李鸿章大人，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在路上，富尔顿就猜测说，衙门里肯定破破烂烂地，非常脏乱。以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被她说中了。不过我心里想，假如是晴天，大门深处肯定一派雍容气势。

    后来，有人领我们去厢房。我的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克大夫正在里面等我们。路上，我们经过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官员正躺在床上发抖，身上还盖着毛皮被子。

    很快，李鸿章大人就派人请我们过去了。我们走在长长的走廊上，两边都是宽敞的庭院。右手边有个马棚，很多马拴在里面。长廊的尽头就是李鸿章大人的接待室，他正站在门口迎接。只见他身高将近六英尺，魁梧而挺拔；镶着貂皮的长袍直达脚面；头上是黑色貂皮的帽子，上面还镶着钻石；手上戴着大大的钻戒。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钻戒和貂皮，是那位美国传教士朋友——富尔顿大夫后来告诉我的。看来，美国人对这些的确很敏感。我所关注的，只是李鸿章大人锐利的目光，以及他像欧洲人那般高大的身材。他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语气非常和气，还请我们去他屋里的圆桌旁就座。里面的一把扶手椅是这位老人的专座，上面铺着垫子，有个人在旁边专门服侍他起坐。李大人在李鸿章对面坐着，我和富尔顿太太坐在左边，马克大夫则坐在李鸿章大人右手边靠后些的椅子上。墙边立着一排男仆，他们就是中国街头巷尾那些小道消息的源头，很多非常重要的国家机密也是他们走漏风声的。要不然，怎么那么重要的消息，街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居然比外交官知道得还快呢？

    李鸿章大人可能从来没有接见过像我这样对他做过的事情怀有偏见的人，我也很想把偏见丢掉，可一时很难做到。谁知，短短几分钟之后，我就被他的言谈举止折服，完全丢掉了之前的戒备。不过，他总是避开我的主要目的——裹脚问题。没进入正题的时候，他先问起我丈夫，说曾经与我丈夫见过面，还把他们交谈的内容说给我听，并微笑着问我对那次谈话的结果有什么印象。他说，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肯定很危险，因为长江的水太湍急。我鼓了半天勇气才说，我丈夫已经把汽船开到重庆了，我是船上唯一的欧洲乘客。

    李鸿章大人听了我的话，说道：“勇气不小。”我回答：“来拜见总督大人，需要的勇气更多。”接着，我跟他说明了来意，打断了他的话题。这个和气的总督小声说道：“是啊，我不愿听到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大哭。”接着他又说道：“不过，我从没听到她们哭过啊。”我对他说，他兄弟的家人，还有他的很多亲戚，都已经不裹脚了。他不大相信，于是，我又壮着胆子说起他母亲。他连忙说：“哦，我母亲年纪大了，已经不再裹脚了。我想，李家的女人都是裹过脚的。”听了他的话，我受了点打击。不能再和他纠缠这些家事了，一定要让他明白：年轻人绝对不能再裹脚。

    这时，李大人插进来说道：“您看，我的小女儿没有裹过脚，将来我也不会让她裹的。”李鸿章大人大概觉得最好假装没听到他说什么，所以继续着自己的话题：“你打算让我下令，禁止全国的女人裹脚吗？这可不行，我的权力可没有那么大。能让全国的女人穿上同一双鞋？这绝对不可能。不然你是打算让我像张之洞似的，给你写点东西？没问题，我是该写篇文章了！”他笑了下，又小声说道：“不过，我老了，写不好文章，写不动了。”突然，我脑子里转出一个念头来——或许可以让李鸿章大人给我的扇子题个字，同样可以算作对废除裹脚制度的支持。终于，这个善良的老人接受了这个提议。不过，他真的老了，如果没人帮他，已经很难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两个仆人扶着他来到书桌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就这样给我写了题词。

    后来的集会上，我总是把他的题词摆出来展示，每次都有很强的感召力。

    李大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对我说，他父亲年纪大了，工作又很繁重，假如不是这样，肯定愿意多给我写一些的。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明白是告辞的时候了。可是，总督大人让我们再等等，他让仆人拿来100块大洋，说送给富尔顿大夫的医院，让她一定要收下，不能推辞。他趁仆人去拿钱的时候，详细地询问了富尔顿大夫医院的情况，并仔细看了她的捐助名单。之后，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妇女的双脚解放后就会变得强壮起来，男人已经是强壮的了，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会对朝廷造成威胁的。”直到后来，我反思自己如何抛开对他的偏见时，还经常想起他说的这句话。

    李鸿章大人在这样大的年纪，依然能保持敏锐的思维，的确不容易。因为，能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在哪个民族中都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何况他还是个中国人？他极力避免一些敏感的问题，可只要提到，肯定是令人吃惊的坦诚。拉·布赫叶说过，面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时，这种坦诚是最正确且最明智的选择。中国人喜欢舌战，这个特点在李鸿章大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他总是能抓住时机跟我开玩笑，给人一种风趣的感觉，相信每一个跟他谈过话的人都会被他说的话感染。

    我暗暗想道，慈禧肯定很遗憾失去了这位能干的助手。听说是因为他们意见相左，所以彼此间有了嫌隙。慈禧大概正为此扼腕叹息吧？

    一个外表威严、内在有个性的人，肯定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李鸿章大人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他，慈禧就放心了吧？

    后来担任香港执行副检察长的波洛柯先生，帮助我安排了香港的集会。当时，香港总督夫人布莱克女士也来参加了，所以集会异常顺利。很多上流社会的人物都出席了集会，在市政府大厅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由于语言不通，很多人不能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还是受到我们的影响，积极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香港在一年前成立了华人俱乐部，与欧洲人俱乐部差不多。这场集会的主要承办者，就是华人俱乐部。集会还没开始的时候，俱乐部委员会的几个委员，便以欧洲人的礼节接待了我们，并且邀请我们去包厢就座。包厢里面的中国贵妇们见我们进去，全都起立，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另外，被称为香港首富的何东先生，也出席了这次集会。

    俱乐部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尽兴地听演讲，还专门请来了一个著名的华人律师做翻译，因为他们担心有人听不懂英语。可事实情况是，翻译还没来得及说话，听众就开始有反应了。这说明很多人能听懂我说的话，并且没有什么误解。

    大概你会奇怪，我怎么总提到笑声，因为集会上的话题多少还是有些沉重的，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实际上，在我看来，人们笑着接受这些，或许可以促使他们更快地放弃裹脚。中国人认为把悲伤表现出来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这点与日本人是一样的。就算真的伤心，他们也不会直接表露出来。即使被宣判死刑，他们也会笑的。我们路过宁波修女驻地的时候，看到五个年轻的女孩，其中三个还是小孩，另外两个顶多20岁。她们只能用手和膝盖走路，因为她们的脚都烂了，是裹脚导致的。面对如此悲惨的境地，她们居然还在咯咯地笑着；假如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肯定会惋惜得落泪的。

    这次香港集会一结束，华人俱乐部的委员就把我们邀请到楼上。

    那里摆放着精致的广东木雕、大理石盆景、欧式的扶手椅，还挂着欧式窗帘，很是漂亮。屋子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各种糕点。两位中国维新派人物跟我们交谈的时候，天足会的前任会长对我们说，对于提倡解放双脚的问题别太乐观。他说，据他了解，那些鼓掌赞同扔掉裹脚布的家庭中，肯定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家里的女人依然把脚裹得很结实。

    我在香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撒谎。那些在这里定居很多年的居民，竟然告诉我说，他们这里的女人大部分不裹脚。如果不是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差点就不打算演讲了。有一次，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做客，主人是位广东人。刚听到我的名字，这家的主人和另一个来自香港的白胡子老人，就立刻请求我千万别去他们女人的房间。后来，主人的儿子陪我们在院里到处闲逛的时候，从一间屋里走出个女仆，她请我们进房间说话。

    屋里光线昏暗，但仍可以看到一群女仆中间坐着一位容貌与服饰都雍容华贵的年轻姑娘。我们恭敬地向她行礼，可她并没有起身的意思。后来，还是女仆打破尴尬，掀起她裙子的一角，让我们看那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这该多么痛苦啊！她看到我们闯进来，表现得很惊讶，并且有些不高兴。我便向后退了几步，而她则别过脸，弯着腰，踢打起我的同伴来。同时，她的嘴也没闲着，不停地嘟哝着，似乎是些表达对我们嫌恶的话。仆人们肯定注意到了我们惊讶的表情，便解释说，这个姑娘第一次与外国人接触，大概不习惯。

    这时，女孩的姐姐进来了。可以看得出来，她还没来得及梳洗打扮。

    一看到我们这些人，她马上躲到了屋子角落里，还用胳膊把眼睛挡住。

    大概是不想看到妹妹那双可怜的小脚，又或者想遮挡住我们的目光。

    我赶紧退出门外，对主人的儿子说，请他代我们向那两个年轻女士表示歉意，并告诉她们：我们擅自进入她们的房间，给她们造成不愉快，内心感到很不安；如果事先知道不受欢迎，我们是肯定不会进去的。

    主人的儿子倒觉得没什么，还说根本不用放在心上。他说，刚才的两个姑娘是两姐妹，后来的那位是他妻子，屋里那个白胡子老人是他的岳父。在香港，他岳父拥有的中国房子是最多的。那两个年轻姑娘，从小到大还没有见过外国女人。这就是说，香港的中国姑娘生活得也很封闭。而生活在香港的欧洲人，假如不注意，根本无法了解这些中国姑娘过着怎样的生活。后来，一个汽船船长也对我说，假如中国姑娘要坐船，都得由男仆扛上船，像扛麻袋似的。

    可见，之前有人说香港的女人不裹脚，绝对是撒谎。实际上，有人告诉我，刚刚参加集会的那些人，过的都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他们的女眷没有一个不裹脚的。

    布莱克女士说道：“那么，我们应该为上流社会的女士专门举行一次集会。”之后，她就开始准备起来。由于香港这些官员的女眷都是裹脚的，所以布莱克女士专门发请柬邀请了官员们。这样，他们就能带着女眷参加集会了。之前，女王学院院长帮我主持了一场集会，是专门针对男学生的，题目也是反对裹脚。英国政府在香港建立的女王学院，对中国来说，简直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如今活跃在中国各个省市的很多杰出青年，都曾在这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维多利亚大主教带来的自己教区的一些男学生，也来参加集会了。伦敦教会的佩尔斯先生，在会上担任翻译。

    一想到有500多个小伙子出席这次集会，我就有些担心。赶去参加这次集会的时候，轿夫走错了路，而我又没办法说清楚自己去哪里。

    后来一个懂英语的过路人来帮忙，轿夫终于明白我要去哪里，却不认识路。我没办法，只好任由他们抬着我左转右转。一想到那些主教、翻译、听众都在等着我，心里更着急了。最后终于找对地方，我满脸羞惭地走进去，却不好意思对大家表示歉意。

    在向大家说明此次集会的目的时，我心里充满不安。而台下的小伙子们，也因为等的时间太长，显得有些不耐烦，笑声越来越高，而且不停地鼓掌，使我几乎没法再讲下去。没办法，我再次拿出李鸿章为我题词的扇子，并且免费发了一些照片和小册子。照片上是中国妇女脚部X光透视的样子，有裹脚的，也有不裹脚的。这下子把那些年轻人的兴趣勾起来了，他们一拥而上，挤倒栏杆，把手册和照片全抢跑了。当时我还没有吃饭，可这样的精神食粮已经让我很满足了。对于女王学院的这些人来说，这个下午肯定是非常难忘的。

    小伙子的集会结束后，马上就要着手安排女士们的了。之前，我们都很担心那些女士们不来。集会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英国海军上将的妻子，拍着自己放在凳子上的脚说：“不参加也没事。”港督夫人说道：“天哪，她们肯定来。假如来的只有那么几个人的话，我们就把舞厅关上，请她们去客厅。”

    我与港督女儿布莱克小姐——她已经同意担任香港天足会名誉主席——一起走回来。往舞厅去的路上，棕榈树和小树丛已经被园丁安放好，一路都很漂亮。离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了，女士们还没来。我真想说她们没有勇气来，因为就算她们此时来到大门口，也未必敢往里进——警卫戒备太森严了。谁知，她们竟然来了！这些女眷们把轿子停在门外，一路摇晃着走了进来。远看她们摇摇摆摆的样子，还真是壮观。

    舞厅里已经人满为患，所有的椅子都被占住了。有两三个中国女士在旁边小声议论着，意思是说，主人在的时候，仆人是不该就座的。

    有人听到了这话，于是，所有的女佣全都起身，站到墙边去了。一下子有70至80个位子被空了出来。不过，小女孩只能坐在地板上——中国人对此表示很惊讶，英国人却觉得很正常，没什么可奇怪的。有人说要把那些女孩子送回去，因为她们太小了。可是，最后还是被留了下来。令人惊喜的是，集会结束的时候，这些小女孩也签名加入天足会，并捐钱了。我看到其中几个女孩子已经裹脚，心想，她们肯定知道自己在反抗什么。

    站在台上的时候，我发现，前排最边上有两个脚裹得非常小的女人，很引人注目。而这次给我当翻译的那位澳大利亚女士，也注意到了她们。于是，刚翻译完我的开场白与布莱克女士的致辞，她就赶紧走到小脚的主人跟前去了。估计她对那小脚实在无法忍受，所以跑到它们主人近旁，这样就看不到了。听众们看到翻译这么做，有些不满。

    听众里的两位英国女士，多少感到不解，甚至是愤怒，最后用标准的南方话指责起来。这样一来，吸引了很多观众回头去看她们。

    而那两位中国女士居然始终面不改色，冷静异常。其中稍微年长的女士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了，即使扔掉裹脚布也恢复不了。可那个年轻的为什么也不扔掉裹脚布呢？我不得而知。集会结束的时候，在女仆们的搀扶下，这些裹着小脚的女人们又颤颤悠悠地上了轿子。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很不舒服。

    参加这次集会的女士中，有47位加入了天足会。其中一位，还给大家介绍了拆裹脚布的方法。一位在当地华文报馆工作的小伙子见到我，居然鞠了一躬，说道：“我妻子和姐妹都不再裹脚了。”一位中国医生曾经说，香港女人的脚裹得是最结实的，所以裹脚在那里是废除不了的。如今，事实摆在眼前，证明医生的话根本立不住脚。一个中国作家在书里说：“婴儿一般都会在床上躺着，尤其是出生后第一年。不到万不得已，父母是不会把他们抱下床的。”

    一次，在上海妇女集会上，有位女士当场给大家表演怎么裹脚。

    她一看就是壮实有力的人，由于用力过猛裹得太紧，以至如果解开裹脚布，就会带下皮肉来，于是，只好连着裹脚布一起泡到温水里，慢慢往下拆。以前就有人见过类似的事情。福州的集会上，很多女士一起证实说，真的有个女孩因为裹脚而失去了双足，她们全都见过。一个中国海军军官的妻子也说道：“这样的女孩不止一两个，我见过的更多。”一双本是健康的脚，先是坏死，之后脱落，这中间的痛苦简直难以想象。

    有位女士问道：“看看这屋里的中国妇女，是不是比英国的女士更出色？她们打扮得多么雍容华贵啊！”我们在穿衣打扮上，总是请教英国海军上将的夫人，因为她在这方面比较有心得。她听了那位女士的问话，说道：“我倒不这么看，我们是穿着平常的衣服来的，而她们却是仔细打扮过的。如果我们也穿戴好礼服和珠宝，怎么会不如她们呢？”说完，她又继续赞叹起中国刺绣的精细与美妙了。实际上，同苏杭的刺绣比起来，香港的刺绣只能算是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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